《贞观政要》的领导智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龚学刚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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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的领导智慧试读：

前言

吴兢一反传统的纪传体和编年体记史手法，对古老的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创作出独具一格的《贞观政要》。书中总结了唐太宗为政治国的经验和思想，以告诫后人为目的，将君臣之间的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分类编排，主要内容包括为君之道、任用贤才、虚心纳谏、君臣鉴戒、教诫太子等方面。全书内容广泛，细致生动地勾勒出唐太宗与众大臣为政治国的全景图。《贞观政要》对为政治国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和价值，被唐代以后历朝帝王奉为治世经典。他们纷纷效仿唐太宗的作为，并将此书列为太子诸王的必读书籍。只要在政治上稍微有所建树的帝王，无不醉心于此书。此外，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史学家司马光都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元代儒臣戈直在为《贞观政要》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盖两汉之时世已远，贞观之去今犹近。迁、固之文，高古尔雅，而所记之事略；吴氏之文，质朴赅瞻，而所记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

对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来说，《贞观政要》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不会就此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当时统治者深入探讨、苦心摸索而得出的一些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依然可资借鉴。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涤荡人的心灵，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提高工作和管理能力。

基于此，编者从原著中筛选重要章节，打破原著的编排方式，重新划分章节，力求更加简明。在全书架构上，编者设置了“原文”“贞观概要”“历史镜鉴”“注释”四个部分，对原著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其中，“贞观概要”部分在遵照原文的基础上，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其大意；“历史镜鉴”部分通过对唐太宗治国、用人等方面的思想进行全面分析，力图用现代人的视角与思维，为当下的领导干部、公务员以及企事业单位职员提炼、总结出可供学习与借鉴的工作要领；“注释”则对原文中的生涩字词作了解释，希望能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原文。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金跃军、李丽、李鑫、刘作越、宋华、吴丹、马海峰、陶也等人参与了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希望此书能给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鉴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第一章 为君之道 仁心仁政

为君之道，先存百姓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与侍臣们谈论为君之道时，他先下了个结论：“做国君的准则，必须先要让百姓能够生存。”围绕这个结论，唐太宗接着补充说明：百姓是君王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己，就好比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肚子是饱了，但自己却因此丢了性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唐太宗指出国君首先要端正自身行为，其次是节制自己的欲望，避免骄奢淫逸，国家才能安宁，百姓才不会产生怨叛之心。

魏徵十分赞同唐太宗的说法，并以詹何告诉楚王修身就是治国的诀窍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君王必须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历史镜鉴】唐太宗提出“先存百姓”的治国思想并非偶然。隋炀帝荒淫无道，导致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强大的隋朝很快分崩离析，不复存在。曾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唐太宗为了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从中吸取教训，确立了“先存百姓”的治国思想。他深知百姓是国家的兴亡之本，只有让百姓生活安定、富足，国家才能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这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询问魏徵明君和昏君的区别。魏徵先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为了让唐太宗能够透彻地理解兼听与偏信二者之间的差异，魏徵举了几个例子作说明。其中提到唐尧、虞舜治理天下，招贤纳士，广开言路，无所不知。这是从正面来说的。历史上的昏君却不是如此，如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隔绝贤臣，偏信赵高、朱异、虞世基，导致天下大乱，到各路义军攻城略地时，还浑然不觉。魏徵通过这些史实说明，君主只有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做到“下情必得上通”，才能避免权臣蒙上蔽下。

唐太宗恍然大悟，十分赞赏魏徵的这番话。【历史镜鉴】古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没有哪个领导者是完美的，再精明强干的领导者也会有考虑不周、出现失误的时候。领导者只有广泛听取他人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做出正确的决策，顺利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一味偏听偏信，就会受到表象的蒙蔽，失去判断力，使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创业艰难，守成不易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向侍臣们提了一个问题：“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认为，天下混乱的时候，各地群雄豪杰并起，胜者拥有天下，而败者则沦为阶下之囚，所以创业最难。”魏徵却不同意房玄龄的这一看法。他认为，帝王是推翻昏庸无道的旧主而兴起，百姓也乐于拥戴，这正是天授人与，所以创业不是最艰难的；然而夺取天下后，帝王容易滋生骄奢淫逸的情绪，徭役无休无止，百姓生产凋敝、生活困苦，国家的衰亡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守业是最艰难的。

听了两人的辩论，唐太宗没有下定论，而是要求房玄龄和魏徵着眼于未来：“如今草创之难已经过去，守业之难才是需要我与大家共同慎重考虑的问题。”【历史镜鉴】俗话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创业之难在于领导者必须拥有气吞山河的魄力，能长期艰苦奋斗，不畏惧困难；守成之难在于继承者必须牢牢扣住时代的脉搏，顺应时势，在巩固现有功业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对于帝王来说，平定天下并不意味着艰难困苦的结束，而是经历守成艰难的开始。所以，不论是在创业阶段还是守成阶段，想要维持国家的安定，必须要做好面临困难的准备。

治国立身，唯在德行

贞观十一年（637年），邓隆上奏请求将唐太宗的文章编为文集，唐太宗毫不犹豫地否决了。他认为自己作为君主，“事文章”非职责所在。若制定的政策、下达的诏令有益于世人，史书加以记载，足以流传不朽；反之，若政策诏令危害国家百姓，虽然文章辞藻华丽，终究还是要被后人嘲笑。梁武帝父子和陈后主、隋炀帝也有文集传世，但国家并不能因此长久，反而因为行为不符合法度而很快灭亡了。唐太宗引此为戒，没有同意邓隆的奏请。【历史镜鉴】唐太宗以亡国之君的例子告诫自己，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处理好国家政务才是为君的第一要务。历史是公正的，自己所创立下的功劳，自然会有所记录；如果自己暴虐无道，即使用再多辞藻华丽的文章来伪装，也会留下千古笑柄，为后人所不齿。领导者应该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尽快落实有益团队和社会的想法，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荣誉而做一些面子上的工作。

记录言行，用作借鉴

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同时负责起居注的撰写工作。有一次，唐太宗主动提出要看看起居注，但被褚遂良拒绝了。理由是：起居注专门记载帝王的言行，而且善恶必书，以期望帝王不做那些非法之事，而且从来没有帝王观看起居注的惯例。唐太宗又问，如果他有不对的事情，是否也会被记下来。褚遂良说，史官的职责就是进行记录，怎么会不记录下来呢？

这时，刘洎在旁插话说：“君王有过失，就好比月食、日食一样，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即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百姓也都会记下来。”【历史镜鉴】记录帝王的言行举止，主要目的是要作为一种借鉴，好的品德要继续发扬，不好的东西要以此为鉴。这个记录的最大意义是对帝王自身的影响。天下百姓不用看帝王的行为记录，也能看到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现代领导者要能规范自己的言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做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要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勇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自我克制，以保克终

贞观十六年（642年），鉴于古代帝王有传帝位至十代的，也有传位一两代的，也有自己取得又自己丢失的，唐太宗为此“常怀忧惧”，唯恐自己不能安抚好百姓，喜怒过度而不能自知，所以他要求魏徵经常提醒和进谏。

魏徵勉励唐太宗说：“陛下深谋远虑，居安思危。希望陛下能够经常自我克制，以保全善始善终的美德，那么千秋万代的基业就有了保障。”【历史镜鉴】凡事都应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理性节制，这也正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含义。古语云：“过犹不及。”在中庸思想中，“过”即超过了事物发展度量的界限，必然会引起质的变化；“不及”是低于事物发展度量的界限，而导致相反方向的质的变化。因此，只有中庸才能保证事物的稳定发展及变化。所以，叩其两端而折中是最为合理的处理事务的方法。对于人来说，中庸思想要求任何思想言行都要适中、适度。只有把握得恰到好处，才能避免思想言行不偏落。作为领导者，应该学习中庸之道，秉承其精髓，在处理问题时都要做到适度有节，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

一言乖理，影响深远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每天上朝的时候，在说一句话之前，都要想想这句话对百姓有无益处，所以不敢随便乱说话。”

杜正伦进奏说：“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情理，则千年以后也会牵连到您圣明的德行，不仅仅是损害百姓的利益。希望陛下能谨慎言之。”

唐太宗十分高兴，赏赐杜正伦彩绸一百段。【历史镜鉴】唐太宗的“不敢多言”含义颇深，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不敢多言是指在说话之前要三思。古代帝王说出的话属于金口玉言，说出来容易，收回去难，故而要慎言。其次，不敢多言是要顾及身份，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多说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说假大空之类的话，这样的话越多，就越会降低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再次，不敢多言并不意味着不说话、少说话，而是多说有利于百姓的话。只有心里装着百姓，说出的话才有价值。领导者讲话时，要尽可能简明扼要，不脱离主体，不让多余的话冲淡主题，使讲话失去分量。

一言不善，亏损至大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向侍臣们讲述了隋炀帝随意出言之事。隋炀帝初次驾临甘泉宫时，对泉水和石头比较满意，但责怪没有萤火虫，于是下令捉一些萤火虫放到宫中照明。“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唐太宗说，言语是君子德行的关键，谈何容易？唐太宗由此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说出欠妥的话，因为它造成的损害很大。

魏徵对此深表赞同。【历史镜鉴】普通人说错话，得罪的可能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而君王说错话，则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祸。因此，唐太宗不断警示自己不可出言有失，体现了他治国谨慎的态度。作为领导者，切不可随意对下属许诺，说出没有把握的话，说出缺乏道德修养的话。

仁义治国，国运长久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看到古代帝王凡是以仁义治理国家的，国运都能长久；用刑法虽然能革除一时之弊，国运却不能长久。因此，他提出了“专以仁义诚信为治”的治国理念。王珪提出“天下凋丧日久”，要想弘扬正道，移风易俗，必须招揽贤才。唐太宗说自己在梦中都不曾忘记思慕贤才。

杜正伦进言说：“世上肯定有贤才，随时可供任用。怎么能等到睡梦中遇到傅说、吕尚，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唐太宗非常赞同他说的话。【历史镜鉴】唐太宗认为，用仁义治国，国运才能长久，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这一观点，至今都有借鉴意义。“忎”为“仁”的古字，从字形上看，其含义十分明了：一个人不仅要心装自我，还要心装千千万万的百姓，要有为大众谋利、谋福之心。“义”（義）的意思直白地告诉人们：想要让别人拥护自己当他们的王，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義”。由此可见，小到做人做事，大到为政治国，仁义是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施以仁义，改变风俗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在与臣下谈论社会风气时，对仁政产生的效用十分欣喜。他说在国家乱离之后，不良风俗很难改变，但近来看到“百姓渐知廉耻，官人奉法，盗贼日稀”。由此看来，只要施政得当，没有改变不了的习俗。唐太宗将他的施政内容归结为三条：一是“抚之以仁义”，二是“示之以威信”，三是“去其苛刻，不作异端”，同时勉励大臣共同努力做好这件事情。【历史镜鉴】唐太宗总结的三条治国之道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对治国安民有很大作用。同理，唐太宗的治国也可以运用到现代管理中。领导者用仁爱之心对待下属的同时，还要树立一种权威和诚信，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幽闭可悯，释放宫女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考虑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便下令从后宫和掖庭放出宫女三千多人。他对侍臣们说，自己不会效仿也不赞同隋炀帝无休止地选美女入宫。唐太宗表示释放闲置宫女出宫，一是为了节省开支，另外还有“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的目的。【历史镜鉴】在古代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帝王掌握着臣子的生死大权，尤其要有仁爱之心，这样才能体恤民间疾苦，为百姓排忧解难。唐太宗以隋亡为鉴，考虑到宫女也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于是放宫女出宫，让她们自由生活，表现出了宽厚仁慈之心。领导者不仅要有非凡的胸襟气度，也应该具有仁慈的胸怀，多包容、体谅下属的难处，才能赢得下属的信任。

哀悼公谨，不避辰日

贞观七年（633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去世。唐太宗得知后哀伤不已，要出宫吊丧。有关部门的官员上奏，说辰日不宜哭泣，意在劝阻唐太宗。这是唐初流行的社会风俗，遇辰日连父母重丧也不能哭。但唐太宗认为，“君臣之义，同于父子，”自己哀悼张公谨是真情流露，于是不顾辰日的忌讳而痛哭起来。【历史镜鉴】唐太宗有仁爱之心，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王侯将相都能切身感受得到。在执政期间，唐太宗始终爱臣民如子，以仁悯之心待民施政，深得百姓的爱戴。领导者如果能以一颗仁爱之心关心下属，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以及生活上的困难，就一定能赢得下属的尊敬和支持。

国遇灾害，太宗自责

贞观二年（628年），关中干旱，爆发了大饥荒，有人卖子为生。唐太宗得知后，十分自责地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于是派杜淹前去巡视灾区，拿皇家府库的钱财赎回那些被卖的子女，还给他们的父母。【历史镜鉴】干旱、饥荒本来就是天灾，而唐太宗却把这个责任归咎于自己德行不好，看起来是有些“作秀”的成分。但读过之后，不仅觉得言辞恳切，且合情合理。在封建时代里，有一种君权神授的政治理论，认为帝王的权力是神给的，是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如今天降大灾，帝王当然难辞其咎。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只有帝王失德才会招致天灾。正因如此，唐太宗才会愧疚自己失德。可见，领导者总结失败原因时，首先应该反省自身，而不是一味地找客观原因。这不仅能体现出领导者高尚的品德，也告诉下属即便遇到天灾，也应该从人为方面找原因，然后积极解决。

百姓富足，堪称祥瑞

贞观六年（632年），大臣以天显祥瑞为美事，频频上表称贺。唐太宗却下令说：“从今以后，各州有关祥瑞之事，一律不用申奏。”他说：“我真实的想法是，只要天下太平，家家户户能自给自足，即使没有什么吉祥的征兆，也可以和尧舜比功德。如果百姓生活不富足，外族侵扰中原，即使街道上长满了灵芝，凤凰在苑囿筑巢，这和桀、纣有什么分别呢？”在唐太宗看来，“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才是真正的大祥瑞。【历史镜鉴】自古以来，人们把自然界的美好事物当作吉祥的征兆，是为了表达一种美好的期盼而主观断定的东西，没有客观依据。所以，唐太宗不会为所谓的吉祥征兆而欢欣鼓舞。在他看来，身为国君应该广施仁义，做顺应民心的事情，让百姓能安居乐业。

积累仁德，灾祸自消

贞观八年（634年），陇右地区发生山崩，经常有大蛇出没，山东以及江淮一带多发大水。唐太宗问侍臣怎么回事。

虞世南听后，先是给唐太宗讲了古代类似的事情：春秋时，晋国名山梁山崩塌，晋国国君采纳大臣伯宗的建议，不奏乐、不穿华贵的衣服，乘坐无彩饰的马车，用钱币拜祭梁山。果然，以后不再发生灾害。汉元帝元年，齐、楚两地二十九座山同一天崩塌，洪水泛滥，汉文帝下令“郡国无来献，施惠于天下”，从此也没有发生灾害。由此，虞世南认为，“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意思是说，邪恶战胜不了道德，只要修养德行就可以消除灾害。

唐太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派使者到灾区赈济灾民，重新审理冤案，赦免了很多囚犯。【历史镜鉴】面对自然灾害，虞世南以古喻今，认为只要广修德义，就能消除灾害。此言更深层的含义就是，只要体恤百姓，民心自然归附，即便真的发生重大灾害，只要上下齐心，就能顺利度过危机。作为领导者，要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表现出乐观、积极的态度，带动、鼓励下属一起应对。

第二章 诚心求谏 从谏如流

希冀谏诤，以明得失

唐太宗仪表庄重，面容严肃，以至于百官朝见他时，往往紧张得手足无措。得知这种情况后，唐太宗每次在官员来奏事时，“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告诫公卿大臣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如果大臣不去纠正国君的过失，要想国家不覆灭，怎么可能呢？假如国君失去了国，做臣子的也不可能保全自己的家。隋炀帝残暴荒淫，致使臣子都不敢进谏，最终落得国破人亡，虞世基等人也被诛杀。”因此，唐太宗要求大臣们以此为鉴，“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历史镜鉴】唐太宗这次的指示，给了臣下敢于直言诤谏的勇气，使得初唐诤谏蔚然成风。后来吴兢编撰《贞观政要》，便把这段话收录到“求谏”第一条。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和缺点，就必须学会鼓励别人匡正自己的过失和缺点。唐太宗的诚心求谏，值得后人反思和效仿。

虚心纳谏，改正过失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正直的君王任用了奸臣就无法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王也无法治理好国家。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王珪说：“木工有了准绳，干的活就不会歪；帝王能够听从诤谏，才能成为圣君。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

唐太宗称赞他说得好，并诏令以后宰相处理国事，必须让谏官随行，听听如何处理，有话敞开说，自己一定虚心采纳。【历史镜鉴】在唐太宗看来，圣君任用奸佞和忠臣侍奉昏君都无法治理好国家，只有君臣相处融洽，密切配合，才有实现国家大治的可能。由此看来，求谏的功用不仅仅是为了听取批评意见，更是为了下情上达。它具有综合性的政治功能，是君王广集谋略、调整政策的重要手段。

为人君者，须得谏臣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与大臣们围绕隋末遗臣是否该为隋朝的灭亡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唐太宗认为，隋炀帝喜欢自我夸耀、护短拒谏的个性导致了大臣们不敢进谏，使得大臣虞世基不敢对他说真话。所以，以虞世基为代表的隋臣对隋末的乱世不应该负太大的责任。商朝的箕子为了在昏君面前保全自己而装疯卖傻，孔子还称他为仁义之士。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不应该同他一起死。杜如晦并不赞同唐太宗的看法。他说：“国家危急不去扶持，倾覆而不去匡救，那还用大臣干什么呢？虞世基身居高位，负责进谏是他应尽的责任，可他竟然没有向君王进谏一句话，属于严重失职，所以他真是该死。”

听了杜如晦的一番话后，唐太宗感慨地说：“你说得很对。君王必须有忠直大臣来辅佐，才能身心安宁、国家太平。隋炀帝身边难道没有忠臣吗？只因为他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致使小过积累成大错，小祸酿成大祸，灭亡也就随之来临了。如果君王的行为有过失，大臣又不进谏匡正，只是阿谀顺从、事事称好，这样的君王则是昏君，臣是谀臣。君昏臣谀，国家灭亡也就不远了。我现在希望君臣上下，一心为公，共同协商，实现天下大治。你们各位务必要竭诚尽忠，直言进谏，匡正我的过失，我绝不会因为直言进谏而责备大家。”【历史镜鉴】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君臣之间的关系。杜如晦指出，身为臣子都应该尽职尽责，如果帝王贤明，君臣就能同心，天下太平；如果帝王昏庸，也不至于落到亡国的下场。因此，唐太宗也意识到诤臣辅佐的重要性，鼓励大家直言进谏。领导者如果能听取别人的劝谏，就能够杜绝小恶成大恶，避免小祸酿成大祸。领导者身边不能缺少敢于诤谏的人来及时匡正自己的过失，领导者也不应该因为诤谏者的直言规劝而心存不悦，让诤谏者下不来台，从而阻塞了诤言之路。

己能受谏，方能谏人

自古帝王多由着自己的性子或喜或怒，高兴时滥加奖赏，发怒时就滥杀无辜。天下大乱，莫不是由此引起的。正是考虑到这些，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常常希望你们能够尽情直谏，而你们也必须接受他人的劝谏。如果你们自己都不能接受别人的谏言，又怎能去劝谏别人呢？”【历史镜鉴】古语云：“伴君如伴虎。”臣子的命运时刻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倘若遇到一个全凭自己好恶来治国的无道之君，滥赏滥罚，恣意妄为，必然会落个亡国的下场。唐太宗经常思考这个问题，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提醒自己控制情绪，用理性为政治国。同时，唐太宗还要求臣下要做到虚心接纳别人的谏言。可见，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仅冷静、理智，能以身作则接受别人监督自己的言行，同时还会很诚恳地提醒他人也要善于接纳别人的建议。

大宴群臣，鼓励进谏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奏之事颇符合自己的心意，十分高兴，并“设宴为乐”。畅饮之际，唐太宗先是讲了关龙逄、比干一心为国却最终落了个身遭屠戮、诛及子孙的悲惨下场，因而总结出“为君不易，为臣极难”的道理。然后，他进一步鼓励大臣要直言进谏，不必惧怕触犯龙颜，而且照例赐给每人数量不等的绢。【历史镜鉴】唐太宗不仅拥有出色的政治才干，而且善于笼络人心。他设宴招待群臣，一是为了增进与群臣的情感交流；二是对群臣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进一步鼓励群臣继续直言进谏，并暗示群臣，自己绝对不会做纣王那样的残暴之君，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领导者要想让下属敞开心扉直言进谏，必须自己先放下架子，鼓励下属进谏。

韦挺上书，太宗欣慰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陈述朝政得失，唐太宗极其高兴，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

在信的开头，唐太宗首先肯定了韦挺奏言中肯。接着，借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宽恕仇敌管仲和勃鞮，管仲等尽忠回报的历史事实，勉励韦挺要始终如一保全这种节操，名留青史，为后代树立榜样。在信的结尾，唐太宗还为别人指出他的过失而感到十分欣喜，并表达了对韦挺忠诚进言的感谢。【历史镜鉴】唐太宗为韦挺直言指出自己的过失而感到高兴，并回复了一封言辞诚恳的信。韦挺读过之后，一定会为自己能遇到这样的明君而感到庆幸，日后必定会更加努力地诤谏。这给现代领导者的启示是：对于下属提出的正确建议，不仅要采纳，而且要对下属给予鼓励；如建议中有不妥之处，也不能直接否定，而应该委婉指出，让他有机会改进。这样做不仅在下属心中树立了崇高、英明的形象，同时也给了下属进步的空间，岂不是两全其美？

忠言逆耳，不可责备

唐太宗每有闲暇，必会静心端坐，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他常担心“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因而希望有正直之士来匡谏自己，以便能了解到更多人的意见，使他们没有积怨。但是一些前来奏事的人，却多数因为恐惧而受拘束，说话语无伦次。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向侍臣们表态说：“寻常奏事尚且如此，何况想直言劝谏的，一定会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当有人进谏，即使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他触犯了我。假如立即责怪，恐怕人人心怀恐惧，下次怎么肯再进谏言！”【历史镜鉴】唐太宗时常自我反省为政治国的得失。基于此，他诚心向臣下求谏，希望可以得到有利于治国的谏言。所以，即便是进谏者的谏言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他也不会加以责备。因为自古以来，很多帝王不明白求谏的重要性，为了尊严往往阻塞了进谏之路，亡国也就成了必然之事。唐太宗以古为戒，及时摆正了求谏与治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勇敢地承认自身的缺点和过错，显示了他求谏的诚意，从而使进谏蔚然成风，最终实现了国家大治。由此可见，领导者在倾听下属意见时，应该多听一些逆耳之言并能反省自身。

敞开胸怀，接纳谏言

贞观十五年（641年），见朝臣都不议论政事，唐太宗十分奇怪，便询问魏徵原因。

魏徵说：“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懦弱之人虽然心怀忠直却说不出来，被疏远的人因担心得不到信任而没有机会进言，贪恋禄位的人担心对自己不利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全都沉默不言，应付着过日子。”

唐太宗说：“我常想，臣下想要进谏，却害怕有杀身之祸，这和那些赴油锅、刀剑加身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忠贞之臣不是不想为国家竭尽忠诚，而是因为太难做到。夏禹听到善言就拜谢，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现在要敞开胸怀，接纳诤谏之言，你们不要心怀恐惧而不敢尽情讲话。”【历史镜鉴】虽然唐太宗偶尔有拒绝纳谏的行为，但从大体上看，他的虚心求谏始终贯彻一致。为了能让群臣大胆进谏，首先要破除他们心里的恐惧感。因此，唐太宗一再向群臣作这种类似心理治疗的讲话和保证，希望取得群臣的信赖与合作。也就是说，领导者要想取得下属的信赖，可以在工作之余以轻松的方式和下属作沟通，这样便能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下属也能说出一些领导者想听到的意见或建议。

人不自知，须得诤谏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人谈论了人应该有自知之明的道理。在这段话中，唐太宗认为自知之明说起来容易，可要做到却很难。他以属文之士、技巧之徒喜欢夸耀自己的文采和技术为例，指出他们一旦遇上水平高超的文士、工匠，其中的繁芜之词和拙劣的技艺就会一一败露。从这一件小事中，唐太宗感悟到，为人君王需要有谏臣辅佐，才能发现自己的过错。他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已经去世的魏徵，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历史镜鉴】人之所以很难做到自知之明，是因为他们往往会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意识。既然难以做到自知之明，那就需要有人来提醒自高自大者。职位的高低不同是领导者与下级唯一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者就不会犯错误。所以，优秀的领导者应该肯定自己的能力，但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想有自知之明，必须通过亲朋好友以及同事和下属的提醒和鞭策。如果难以接受别人的意见，则会变得更加狂妄无知。

事有不当，必谏其渐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制作祭器，当时劝阻的有十几个人。制造一些日常用的饮食器皿，何必苦谏呢？”褚遂良围绕“诤臣必谏其渐”，向唐太宗讲述了以小事进谏是为了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危害。

听了褚遂良的一番话，唐太宗联想到，以前有的帝王听了臣下的进谏，总是一副模棱两可的态度，始终没有改正错误。这样下去，国家很快会覆灭。所以，唐太宗正色说：“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不妥的地方，不论是开始，还是将做完，你们都应当进谏。”【历史镜鉴】谏官的重大责任是洞察目前的小事必然会引发大的危机，因而及时向帝王进谏，实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作为领导者，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以敏锐的洞察力看清当前不起眼事物的本质，断定它必然会引发其他结果，然后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知恶去恶，知善扬善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曾与黄门侍郎王珪在酒宴上谈话。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原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妾，李瑗叛乱兵败后，她就被收入宫中。唐太宗指着美人对王珪说：“庐江王实在是大逆不道，杀害了她原来的丈夫还将她强行霸占。”针对此事，王珪对唐太宗讲了郭国国君的故事。郭国国君喜欢善良的人却不能重用他们，而讨厌邪恶的人也不能摒弃他们，最终导致亡国。通过这个故事，王珪指出这个美人还侍奉在陛下左右，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的做法是错的，那就是所谓明知邪恶而不愿意摒弃。

听了王珪的一番话，唐太宗立马明白他是在暗示自己，如果将美人继续留在身边，就是明知道恶而不能去恶，于是马上下令将美人送还给她的族人。【历史镜鉴】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唐太宗明知别人杀夫夺妻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却还是将美人留在了自己身边。王珪就此事含蓄地讲了一个故事，使唐太宗幡然醒悟，最后送美人返家。可见，知恶并不难，难的是知恶而去之。因为领导者的善恶观念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如果领导者表面一套，背后又一套，则会败坏社会风气。所以，领导者不仅要知善恶，更要能够扬善去恶，这样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价值，于公于私都是好事。

玄素上书，力阻建宫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为了满足自己的巡幸需求，下诏征发士卒重修洛阳乾元殿。看到唐太宗的这个错误决定，给事中张玄素当即上书劝阻。

在这则奏章中，张玄素运用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论证了这项决策的不合理性。他指出：国家刚刚统一，处于凋敝的境地，百废待兴，陛下应该率先作出表率。巡幸东都的日期尚未确定，陛下就下令修葺宫殿。而且，各位藩王都即将到封地就职，也要营建宫邸。这样大兴土木，哪里是疲惫不堪的百姓所期望的？这是不能重修乾元殿的理由之一。陛下当初平定洛阳，面对隋朝遗留下来的高楼豪宅，曾下令将其拆除，当时天下一致响应，百姓对陛下更是同心敬仰。哪能当初讨厌洛阳宫殿的奢靡，今天又去承袭它的华丽呢？这是不能重修乾元殿的理由之二。多次听说陛下要去洛阳，但最终未能成行，可见此事并非当务之急，那么修建乾元殿就是浪费人力和财力。现在，国家连两年的储备都还没有，却为何要同时拥有东西两都呢？劳役过度，就会激起民怨。这是不能重修乾元殿的理由之三。立国初期，百姓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困苦不堪，财力损耗殆尽，需要休养生息，短期之内很难恢复。当今之计，不应该加重百姓的劳役。这是不能重修乾元殿的理由之四。陛下统一天下时间不长，目前急需做的是教化衰弱疲惫的百姓，改造肤浅轻薄的世风。现在付出的努力仍然不够，民风尚未明显改观。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以巡幸东游呢？这是不能重修乾元殿的理由之五。

对于这项不合理的工程，张玄素在作了定性分析后，又进行了定量分析，大概估算了一下此项工程对百姓造成的负担和劳苦程度。他说：“臣曾经见过隋朝初建乾元殿的情形。殿堂的楹柱十分粗大，大木料近处没有，大多是从豫章采伐运来。两千人拉一根大柱，柱下面安置的轮子都是用生铁铸造的。因为如果使用木轮，滚动起来会摩擦起火。粗略估计，一根柱子需要花费数十万钱。至于其他的费用，又远远超过了柱子的费用。”接着话锋一转，他提出了如何接受历史教训的问题。他说：“阿房宫建成，秦人离散；章华台筑成，楚国众叛亲离；乾元殿竣工，隋朝百姓解体。陛下继承隋末的凋敝残败之后，役使困顿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重蹈历代帝王的弊端。这么说来，陛下的过失恐怕要超过隋炀帝了。”

看了张玄素的奏章后，唐太宗心有不甘地问：“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我与夏桀、商纣相比怎样？”张玄素回答说：“如果这个宫殿修成，陛下就会像桀、纣一样了。”唐太宗大吃一惊，最终采纳了张玄素的意见，下令停办建造宫殿的各项事宜。

事后，魏徵感叹说：“张公真有回天之力。可以说，仁人的话能给国家带来很大利益呀！”【历史镜鉴】历代帝王即位后，总免不了大兴土木、广造宫殿，一是满足自身享受的欲望，二是为了彰显帝王之家的气势。唐太宗修建宫殿，虽然是用作巡游之用，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举还是会对勤俭简朴的生活作风有所影响。时间长了，一些王公大臣也会承袭奢靡之风。到头来，受苦受累的还是百姓。现在很多领导者在事业有成之后，往往很难解决创业之初轻易认识到的问题。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何难以解决的程度如此之大呢？其实问题本身没有任何变化，是领导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问题的性质便会随之改变。所以，在成功面前要始终保持理性，才能将胜利长久地保持下去。

思廉进言，规戒巡游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打算去九成宫巡游，姚思廉进言劝阻。在姚思廉看来，唐太宗此次外出巡游作乐，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尧、舜、禹、汤这些圣明之君做的事情。所以，他诚恳地请求唐太宗要“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

唐太宗听后，解释说自己出游的原因是为了缓解气喘病，并向姚思廉表达了谢意。【历史镜鉴】从姚思廉劝阻唐太宗巡游的态度来看，他很可能对唐太宗患有气喘病不知情。倘若遇到一个脾气暴躁的君王，听了姚思廉的这番劝谏之词，一定会勃然大怒，难免会责罚他。而唐太宗十分明白姚思廉的苦心，知道他为国着想，即便是心中有所委屈也会因此而烟消云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心平气和地作出解释，澄清事实，体现出广阔的胸怀和气度。可见，领导者要善于接纳他人的好意，不因别人的误解而迁怒，应当利用适当的机会作出解释。

惠及四海，不求自至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返回来，唐太宗又派人去西域购买马匹。魏徵觉得唐太宗此举欠妥，便进言为唐太宗指出两条弊端。一，在可汗尚未封立之时就派人去西域买马，这会让突厥人怀疑我们的诚心。因此，即使可汗受封了，也不会心怀感恩；如果受封不成的话，还会产生仇怨。二，西域各国知道这件事情后，也会轻视我大唐。当年魏文帝打算到西域买珍珠，而苏则从旁劝谏说：“如果陛下的恩泽遍布四海，这些东西不用去强求，自然就会有人送上门来。强求得来的东西，反而就不珍贵了。”通过这个故事，魏徵希望唐太宗能从苏则的正直言论中吸取教训。

唐太宗听后，凛然一惊，立即下令停止了买马计划。【历史镜鉴】魏徵劝阻唐太宗买马，以古人为榜样，义理深刻，其中“不求自至”具有深刻的内涵。从字面看来，“不求自至”是一种“清净无为”之举，实则是想以此树立唐太宗的崇高形象，使别的国家心悦诚服地归顺，这就是道家“无为无不为”的哲学内涵。同时，魏徵也意在告诉唐太宗，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另外，“不求自至”不是盲目地等待，而是积极主动地去创造实现“自至”的条件。因此，作为领导者想要做到“不求自至”，应该提高自身的亲和力，加强道德修养，凡事以身作则，这样便能逐步赢得下属的尊重和爱戴。

药石之言，当面勿责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要求大臣逐一说出他的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认为唐太宗做得很好，没有什么过失。唯独黄门侍郎刘洎说：“陛下艰苦创业，功绩永垂千古。但是，前不久陛下却对进谏者当面责问，恐怕不是奖励进言的办法。”

唐太宗闻此言，马上表示以后将改正。【历史镜鉴】古代帝王当面诘问谏官的事情屡见不鲜，一方面是因为帝王也非圣人，遇到逆鳞之谏也难以控制住情绪；另一方面，也在于谏官的进言有疏漏不妥之处。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次数多了，必然会打击谏官进谏的积极性。更有甚者，为了明哲保身，不惜大进谄媚之言，以博取帝王的欢心。如此一来，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又从何谈起呢？而唐太宗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于别人指出的错误从不掩饰，反而勇于承认并在群臣面前保证以后会改正。这对于当今过分看重面子的领导者来说，应该引起深思。

耳濡目染，太子进谏

掌管苑西监的大臣穆裕因惹恼了唐太宗，唐太宗盛怒之下，命人将其斩首。太子李治犯言直谏，唐太宗这才下令免穆裕一死。在一旁的司徒长孙无忌感慨地说：“自古太子进谏，都是寻找皇帝有空闲的时候。今天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竟然诤谏，这真是千古少有的事情呀！”唐太宗欣慰地说：“自我即位以来，虚心纳谏，大臣们争相诤谏。皇太子自幼在我身边，耳濡目染，因而习染成性，所以才有今日之谏。”【历史镜鉴】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唐太宗不仅自己做到了纳谏如流，而且希望太子也能做到像他一样虚心纳谏。所以，每当有人进谏时，唐太宗总会把太子带在身边，意在让他耳濡目染以“染以成性”，养成敢于进谏也善于纳谏的习惯。唐太宗此举不外乎是希望子承父业，确保大唐江山千秋万代，永远繁荣富强。在古代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唐太宗此举有着浓厚的封建世袭的思想。但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唐太宗这样做显然符合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基本道德要求，并且十分有益。领导层如果能互相协作，共同进取，就可以使下属“染以成性”，有利于团队精神风貌的塑造，同时还能促进团队团结协作的精神。

太宗纳谏，拒绝纳妃

贞观二年（628年），前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有绝世容颜，当时无人能及。文德皇后访得后，请唐太宗纳为嫔妃。唐太宗同意了，诏书已颁发，但使者尚未出发。

魏徵得知此事后，急忙进谏劝阻，原因是郑家女儿已经许配给了陆氏。魏徵的劝阻理由是：自古有德行的君王，都能想百姓之所想。陛下身为万民的父母，就应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如今郑氏之女早已许配给了陆氏，陛下毫不考虑就要让她进宫，如果这个消息传遍天下，陛下就有违百姓父母之道。唐太宗听后，大吃一惊，深感自责，准备下令让使者停止行动，让这个女子回到原定丈夫的身边。

当时，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等人也在场。他们认为大礼已经行过，不能中途停止。而这时陆氏也上奏，说家父在世与郑家虽有来往，但并无婚姻之约。一见这种情况，大臣们又极力劝说，唐太宗一时也没有了主意，便颇感疑惑地问魏徵：“大臣们或许有意顺从我的意思，可陆氏为何极力分辨呢？”

魏徵说：“当年太上皇得到了辛处俭的妻子，并将辛处俭调任外地为官。辛处俭为此心怀恐惧，担心会保不住性命。现在陆氏和辛处俭的心理是一样的，也担心陛下会暗中加罪于他，所以才反复说明。”唐太宗释然一笑说：“郑氏之女已有婚约在先，我前几天发诏书时没有仔细审查，这是我的过错，有关部门也有过错。纳妃子的事情马上停办。”当时人们知道这件事情后，无不交口称赞。【历史镜鉴】唐太宗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就准备纳已有婚约的郑氏之女为妃，后在魏徵的劝阻下马上收回诏令。贵为一国之主的唐太宗在魏徵的进谏下，能以天下父母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欲望，实属难得。主动关心下属，这是领导者的责任。除了关心下属，领导者还应该与下属一起分享快乐，才能与下属打成一片，才能真正融入整个团队。

魏徵上奏，弹劾佞臣

贞观五年（631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和侍御史李仁发以告密、攻击别人来谋取名利。得到唐太宗的亲自接见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君罔上，任意弹劾、影射别人。就连房玄龄、张亮这样的大臣，也无法为自己申辩。朝中百官虽然知晓其中曲直，但迫于他们的淫威，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检举他们的罪行。只有给事中魏徵上书指出，如果再姑息重用小人，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奸佞之徒，不识大体，凡是被他们弹劾过的人都没有罪。而陛下却相信了他们的谗言，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做更多坏事。二是如果让小人得志，会在心理上给那些忠臣造成打击，使他们心灰意冷，从而导致君臣离心。魏徵说自己“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也不能让唐太宗蒙受“进奸而自损”的罪名。

听了魏徵的这番话，唐太宗才醒悟过来，采纳了魏徵的谏言，又赏赐他绢帛五百匹。后来，权万纪的恶行逐渐暴露，被贬为连州司马，李仁发也被革职罢官。得知这个消息后，大臣们都互相庆贺。【历史镜鉴】在面对权万纪、李仁发二人的种种恶行却没有人敢检举的情况下，魏徵挺身而出，一针见血地指出信任小人的种种不良后果，终于使唐太宗痛下决心贬斥小人。面对下属之间互相不认同，互相指责、埋怨时，领导者切不可蛮横地批评他们或偏信一面之词，而要主动全面地了解情况，将真相调查清楚，然后再作决断。

君王臣子，同心同德

贞观六年（632年），有人告发尚书右丞魏徵，说他袒护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调查此事，结果发现是告发人诬蔑魏徵。虽然魏徵并没有袒护亲戚，但唐太宗认为他仍有可责备的地方，便让人转告他说：“以后你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魏徵认为“此言大不是”。他说：“我听说君臣之间从道义上是一个整体，没有听说过不心存公道，只去检点举止言行。如果君臣都遵循第二条路，那么国家的兴旺衰败就难以预料了。所以，我愿意做良臣而不是忠臣。忠臣往往没有好下场，‘身受诛夷，君陷大恶’；良臣则不同，‘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可见，做忠臣的往往是两败俱伤，做良臣的则能双赢。唐太宗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表示：“你只要不违背你今天说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国家大计。”【历史镜鉴】魏徵通过受诬一事，认为臣子能与君王同心同德才称得上忠良，而非拘泥于言行举止，因为言行举止可以为了取悦帝王而刻意假装。能想君王所想，忧君王所忧，能及时解决君王面临的难题，此谓同心；不论何时何地，做臣子的都要心存公道，绝不能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此谓同德。因此，领导者考核下属时，一定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评估，切不能只根据下属的言行举止而随意作出定论，并以此作为奖惩的标准。

全国初定，不可铺张

贞观六年（632年），突厥已平定，四夷入贡，吉祥的征兆频频传来，年年五谷丰登。封疆大吏们屡次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群臣又歌功颂德，认为机不可失，天意不可违背，必须尽快举行封禅大典。只有魏徵一人坚决反对。他以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不能负担太多东西打比方，告诉唐太宗：“陛下功高德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布四海；全国虽然安定了，但各级官吏还未能尽职尽责；四夷仰慕大唐，但尚无足够的物资供应他们；吉祥的征兆虽然不断出现，但律法还不太严密；虽然连年丰收，但粮仓还没有充实，尤其是有些地区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过来。从伊水、洛水向东，直抵东海、泰山，草木丛生，遍地沼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沿路萧条冷落，进退维艰。难道陛下想让远来的藩国君臣看到我们的虚弱之状吗？”

魏徵的这番话让唐太宗认清了国家当时的现状，于是停止了封禅之举。【历史镜鉴】唐太宗平定匈奴后威名大震，四方异族纷纷前来朝贡。再加上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群臣盛赞唐太宗的功德，纷纷请求举行封禅大典。唐太宗也有此意。然而魏徵却认也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百姓疲敝不堪，现在国家虽然渐渐兴旺发达，但仍然很难承受举行封禅大典的费用。这给予我们以启示，对于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不论做出多大的成绩，都应该力行节俭，不应铺张浪费，凡事均需量力而行。

皇亲国戚，严加禁御

贞观七年（633年），蜀王李愔妃子的父亲杨誉在宫中追逐婢女，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并加以审问。杨誉的儿子向唐太宗告状。唐太宗大怒，下令免除薛仁方的官职。

魏徵知道这件事情后，进谏说：“自古以来，皇亲国戚就难以管束。能抑制外戚骄横跋扈的，只有陛下一人。怎能在河水尚未泛滥的时候，就先自毁堤防呢？薛仁方能为国执法，怎能对他枉加刑法而成全外戚的私欲呢？如果这个先例一开，以后各种事端就会争相而起，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私下认为，陛下的这种做法不对。”

听了魏徵的意见，唐太宗下令打了薛仁方二十棍子后就赦免了他。【历史镜鉴】唐太宗为偏袒犯了错误的皇亲杨誉，免去了薛仁方的官职。魏徵针对此事劝谏唐太宗。他认为这个先例一开，会形成不良的风气，对人对己都极其不利，总有一天要自食恶果。这给我们以启示，领导者面对下属的错误，应该做到区别对待，即对知法犯法者一律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对于无心之过者，则应该多宽容和谅解。【注释】

大臣职责，股肱耳目

贞观八年（634年），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便问他近来北门营建什么工程。窦德素把此事报告给了唐太宗。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下令建造宫殿，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房玄龄等人慌忙下跪谢罪。

魏徵知道这件事情后，十分不理解，便向唐太宗进谏。他认为，大臣是皇帝的手足耳目，既然有营建之事，对于国君要做的好事，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完成；对于国君的不妥之举，应该冒死进谏。这是君臣之间都应该遵守的原则。房玄龄等人过问营建之事本无过错，而皇帝却加以责备；房玄龄等人不清楚自己的职守，只知叩拜谢罪。这都是让他无法理解的。

唐太宗听后深感惭愧。【历史镜鉴】魏徵认为大臣是皇帝的手足耳目，既然有营建之事，他们就应该知道。而房玄龄过问营建之事，本身没有过错，却因为畏惧唐太宗的责备就盲目谢罪。这就打破了君臣之间的原则，将会直接导致臣子日后畏手畏脚，失去进谏的勇气。在工作方面，领导者无需对下级隐瞒什么，如果领导者觉得某些事情不应该让下级知道，那么就应该反思此举是出于为公考虑，还是为自己谋取私利。

魏徵劝谏，节制狩猎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驾临同州沙苑，亲自格杀猛兽，经常清晨出去深夜才归来。对于唐太宗的这种行为，魏徵提出了两个反对意见：一是出于唐太宗的安全考虑。在奏书中，魏徵举了前朝几位帝王的例子来规劝。其中提到，汉文帝想驾车驰下陡坡，袁盎拉住缰绳劝阻说：“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意思是说天子的性命不是天子一人之事，若心存侥幸去冒险，则是对先祖和天下百姓的不负责任。汉武帝也喜欢亲自格杀猛兽，司马相如劝阻说：“人类中杰出的有乌获、庆忌者，野兽中也有异常凶猛的。如果人在打猎过程中遇到异常凶猛的野兽，必将陷入危险境地。即使万无一失而没有危险，这也本来就不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情。”二是出于对百姓的考虑。汉元帝曾借外出祭祀留下来打猎，薛广德进谏说：“关东一带的百姓正遭受灾难，生活困苦，而且将士和随行官员也都劳累不堪。如果陛下想要安定国家社稷，就要以凭河暴虎的行为作为警戒。”魏徵总结说，这几位帝王不是没有自己的喜好，而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能够克制自己的喜好，而且不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到唐太宗晨出夜归、与猛兽格斗的行为，指出作为一国之君应该舍弃个人喜爱的娱乐，多为社稷和百姓着想。

唐太宗说：“昨天一时糊涂才做出那样的事。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引以为戒。”【历史镜鉴】魏徵劝谏唐太宗节制狩猎，通过引古论今、循循善诱，意在提醒唐太宗作为一国之君，身系天下安危，如果经常出猎，一旦出现差池，必然会引起天下惶恐，甚至会引发出祸乱。另外，狩猎不过是一种放松的方式，要适可而止，不能一味沉浸其中，以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作为领导者不论做什么事情，不仅要三思而后行，而且要考虑到后果，切不可莽撞行事。

为臣上奏，讲究策略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去了一趟怀州，就遭到大臣上书批评，说他不仅征调民夫在宫苑内营建工程，还到处游猎，如今又来怀州打猎，真是骄逸之主啊！对此，唐太宗也多有抱怨。他认为，像这样诋毁，简直就像诅咒一样。

侍中魏徵闻言，解释说，正因为“国家开直言之路”，“ 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一些侥幸之士便会胡言乱语。臣谏其君，确实要婉转折中，从容讽谏。以前，汉元帝去祭祀宗庙，由便门而出，要坐楼船渡河。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御驾，免冠而谏说：“陛下应当从桥上过。如果陛下不采纳臣的意见，臣就自尽，用血溅污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宗庙了。”汉元帝十分不悦。而光禄卿张猛在旁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确实存在危险，走桥才安全。陛下应该听从广德的话。”汉元帝听后，便从桥上走了。魏徵由此总结说：“张猛才算得上直言进谏的大臣。”

唐太宗听后十分高兴。【历史镜鉴】因外出游猎，唐太宗被臣子指责是“骄逸之主”，他为此十分不满和委屈。他认为“四时搜田”本是“帝王常礼”，更何况他的出行已避开农时，甚至“秋毫不干于百姓”，如此责难实在没有道理。对于唐太宗的委屈，魏徵看得十分清楚。他从容不迫地讲了张猛仅凭一句话就使汉元帝改变主意的故事，以此道出“主圣臣直”的道理，从而使唐太宗被指“骄逸之主”的怨气顿时消解。由此可见，懂得说话艺术的人不仅能力挽狂澜，而且还能从容达到使对方接受劝谏的目的。

第三章 任人唯贤 甄选官吏

玄龄辅政，殚精竭虑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最初在隋朝担任隰城县尉，后来投到唐太宗帐下担任行军记室参军。

房玄龄善谋略的关键在于收罗人才。每次平定敌人后，大家都忙着搜求财宝，“玄龄独先收人物”送到幕府。唐高祖武德九年，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一起策定了六月四日“玄武门兵变”的计划并成功实施。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又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并命他监修国史，封为梁国公。

房玄龄在担任宰相后，日夜恭敬诚心，尽心竭力，坚持操守，不愿让一事不妥，而且每当听到别人有好的品行，就好像自己得到赞誉一样高兴。他通晓政务，又富有才学，审定的各项法令宽容公平，用人时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而是根据才能纳用，不排斥疏贱。因此，人们都称他为良相。

贞观十六年（642年），房玄龄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监修国史。期间，房玄龄曾上奏请求辞去官职，唐太宗坚决不同意。后来，唐太宗想到当年创立帝业的艰辛，以及辅佐自己立下功劳的良臣，于是写了一篇《威凤赋》来比喻自己，并将这篇赋赐给了房玄龄。【历史镜鉴】房玄龄一生精心辅佐唐太宗治国，使唐朝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贞观之治”。他目光长远，懂得广纳贤才。唐太宗正是在他们这些人的竭力辅佐下，才得以夺权登基，为日后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房玄龄会选人、会用人，唐太宗在这方面同样如此，他重用房玄龄这样自身就会用人的人，终成大业，可见管理治世、任人唯贤的重要。

如晦善断，国之栋梁

杜如晦，祖籍陕西万年。高祖武德初年，在秦王府担任兵曹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人才济济，但被调出去的人很多，房玄龄以“乃聪明识达，王佐才也”力举杜如晦不应该外调。于是，唐太宗奏请高祖，让杜如晦做自己的属官，并视其为心腹。

杜如晦“剖断如流”，聪明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在挫败太子李建成的阴谋活动中，杜如晦、房玄龄功居第一。杜如晦被提拔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获封蔡国公。

贞观二年（628年），杜如晦又以兵部尚书兼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629年），他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仍然与房玄龄共掌朝政。朝廷中枢机构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他们商议决定。他们也受到了世人的赞誉，被并称为“房杜”。【历史镜鉴】杜如晦善于决断，为唐太宗开创大唐盛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杜如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一是离不开房玄龄的大力推荐，他才有机会辅佐唐太宗；二是他剖断如流的能力是在唐太宗信任和欣赏的基础上才得以展现。杜如晦的“剖断如流”并非盲目决断，更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长期学习的厚积薄发。因此，现代领导者平时也应该注重学习，积累各方面的知识，以备作决策时参考。

以人为镜，照见得失

武德末年，魏徵担任太子李建成的太子洗马，他发觉唐太宗和太子“阴相倾夺”后，便劝太子要早日谋划。玄武门事件后，唐太宗召见魏徵并责备他，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他却慷慨自若地说：“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唐太宗被他这种深谋远虑的经国之才和无所畏惧的抗直性格所折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嘉其忠诚：“你前后直谏二百多件事，都很符合我的心意。如果你不是忠诚为国，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贞观三年（629年），魏徵升任为秘书监，参与朝政，为治理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唐太宗嘉其贡献，对他的任用超过了齐桓公任用管仲。他对魏徵说：“近代君臣相得，难道还有比得上我和你这样的吗？”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驾临九成宫与大臣们一起宴饮。在宴席上，长孙无忌感慨说：“昔日侍奉过李建成的魏徵和王珪，当时臣视他们为仇人，没想到今天却和他们出现在同一个宴会上。”唐太宗说：“魏徵每次都能犯颜直谏，不许我犯错误，这是我重用他的原因。”魏徵向唐太宗拜了两下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唐太宗听了十分高兴，于是赐给魏徵和长孙无忌各十五万钱。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取代王珪担任侍中，多次加官进爵，被封为郑国公。不久，他以生病为由上表辞职，请求改任为有名无实的散官。唐太宗坚决不同意，魏徵只好作罢。后来，魏徵又坚决请求辞官，唐太宗只好免去他的侍中职务，改授他为特进，但仍然主持门下省事务。

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喜得皇孙，于是大宴群臣。唐太宗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的人中，房玄龄功劳最大。贞观以后，使我拥有今日功业的人，就只有魏徵一人。即使是古代的名臣，也无法超越他们。”而且，他还亲手解下佩刀，赐给魏徵和房玄龄。后来被废为庶人的李承乾在东宫时不修养德行，而魏王李泰日益受到唐太宗的宠爱，这让官员们怀疑唐太宗要另立太子。唐太宗听说后便派魏徵辅佐皇太子，以断绝天下人多余的想法。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仍然兼管门下省事务。不久，魏徵身患重病去世。唐太宗亲临灵堂致祭，追封他为司空，谥号“文贞”，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书写在石碑上。【历史镜鉴】唐太宗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一时谏诤如流，涌现出诸如魏徵等大批有名的谏臣。唐太宗之所以能以魏徵为镜，照见治政得失，是因为对于魏徵等人提出的建议，他能做到虚心采纳。而魏徵等人提出的意见，也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为政得失要害。尽管他们的谏言有时令唐太宗感到不悦，但唐太宗知道忠言逆耳的道理，依然坚决采纳，并更加器重魏徵等人。领导者不仅要清楚自身的缺点，还要找到一面可以照见这些缺点的“镜子”，要将镜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做到闻过则喜、知错则改。

寻访贤才，匡正错误

王珪是太原祁县人，于武德年间担任太子中允，深受李建成的重用，后因李建成阴谋作乱一事的牵连，被流放到嶲州。李建成被诛杀后，唐太宗即位，召王珪为谏议大夫。王珪常常以至诚之心做事，提出了许多建议。他曾多次上书劝谏，唐太宗对他说：“你所谈论的，都切中了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君王不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然而总是不能如愿，这都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或者是听到了也不能改正。现在我有过失，你能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我也能知错就改，这还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吗？”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要王珪对房玄龄等人做个评价。王珪娓娓道来：“孜孜不倦地为国效忠，凡是知道的无不尽心尽力而为，臣在这方面比不上房玄龄；每次都敢直言诤谏，以陛下不及尧舜为耻，臣在这方面比不上魏徵；文武兼备，既能带兵又能治国，臣在这方面比不上李靖；上书论事，详细明了，传达圣旨、禀报下情，坚持公允，臣在这方面比不上温彦博；将纷繁复杂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万无一失，臣在这方面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污、表扬清廉，痛恨邪恶、好善喜德，臣在这方面与各位相比略有所长。”【历史镜鉴】通过对贞观重臣的点评，不难看出，王珪不仅能够清楚、准确地点明他人的长处，而且对自身的优缺点也了然于胸。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唐太宗能根据不同大臣的为人、学识、才能等加以信任和重用，可谓知人善任。领导者在任用人才时，必须对其素质进行综合考虑，才能扬长避短，做到人尽其才。

李靖英勇，文武双全

李靖，陕西三原人，隋炀帝末年时担任马邑郡丞。当时，唐高祖担任太原留守，李靖察觉高祖有夺取天下的大志，便去江都向隋炀帝告发高祖，但走到长安因为道路堵塞而停了下来。高祖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并准备杀死他。李靖高呼：“您举兵起义，不就是为了成就大事吗？为什么还要因为私人恩怨杀死壮士呢？”唐太宗也极力劝阻高祖，加以营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

武德年间，李靖因平定萧铣、辅公祏有功，升迁至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唐太宗即位后，他又被召回京城，出任刑部尚书。贞观二年（628年），他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兼任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李靖转任兵部尚书，担任代州行军总管，不久就收复被突厥占领的定襄城，生擒了隋朝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萧皇后。而且，突厥的突利可汗主动归降，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唐太宗对李靖说：“以前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与匈奴人作战，最终免不了兵败投降，即便如此，也能名留青史。而你凭着三千骑兵，深入突厥腹地，收复定襄城，威震北方夷狄，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亘古未有。”于是进封李靖为代国公。

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退守铁山，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请求全国归降，作为唐朝的臣民。唐太宗同意了颉利可汗的请求，并派使者前去安抚。李靖的看法与唐太宗不同，他认为颉利表面请求归附，实则是在争取喘息的时间，以后一定还是祸患，不如彻底征服他们。于是，他决定不顾使者与颉利正在和谈，率领精兵前进。行至阴山时，俘虏了突厥的侦察兵一千余人。接着趁大雾向铁山急进，结果大获全胜，生擒了颉利。

李靖因灭突厥之功，被提升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实封食邑五百户。之后，他又出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军攻破吐谷浑，灭掉了这个国家。李靖去世后，唐太宗下诏，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的规格建造，坟墓周围筑起土丘，使它们像突厥境内的燕然山、吐谷浑境内的碛石山，以此表彰他卓越的功绩。【历史镜鉴】李靖因告发高祖而将被处死，后来在唐太宗的请求下，高祖才饶了李靖一命，并授予他官职。从此，李靖征战沙场，屡建奇功，深得唐太宗的厚爱。不得不说，唐太宗不仅求贤若渴，而且慧眼识才，发现了一代骁将。也正是如此，他手下聚集了大量贤臣勇将，为唐朝的强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世南博学，才冠五绝

虞世南，浙江余姚人。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待他为上宾。这时，唐太宗开设文学馆，虞世南被推为文学之首。唐太宗让他担任记室一职，与房玄龄共同掌管公文信札。虞世南记忆力惊人，有一次唐太宗让他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因没有底本，虞世南只好默写，竟然一字不差。

虞世南志向高远，为人正直、直言敢谏，唐太宗每有闲暇，总会和他一起谈论经史。每次谈及古代帝王治政得失，虞世南一定要寄寓劝谏，这对唐太宗有很大的裨益。唐太宗曾盛赞虞世南有“五绝”： 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笔，五是书法。高祖驾崩后，唐太宗服丧超过了当时礼节的规定，容貌憔悴，长期废弃朝政，群臣不知该如何是好。虞世南就常常入宫进谏，唐太宗十分赞赏并接受了他的规劝，因而更加亲近和器重他了。

虞世南去世时，唐太宗悲痛万分，哭得十分伤心，下旨赐东园秘器，追赠为礼部尚书，赠谥号“文懿”。不久，唐太宗还写了一首诗，追思古代治理乱世之道，继而叹道：“钟子期死后，伯牙就不再弹琴。我的这首诗，还拿给谁看呢？”他让起居郎禇遂良到虞世南的灵帐前，将这首诗读完后烧掉。【历史镜鉴】虞世南德行端正、忠诚耿直，而且学识渊博，时常对唐太宗寄寓劝谏。唐太宗也十分敬重他，待他为上宾。能保持这种亦师亦友的君臣关系，除了唐太宗之外，历史上还有几个帝王能做到呢？虞世南去世时，唐太宗悲伤不已，为此感慨赋诗，而且读毕焚烧，感情真挚，令人为之动容。

马周处事，谨慎敏锐

马周，山东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631年），他来到京城长安，寄宿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命令百官上奏论说朝政得失，常何所陈二十多件事，每一条都符合唐太宗的意旨。万分惊奇的唐太宗在询问之下，才知道奏章是住在常何家里的食客马周写的。于是，唐太宗当天就召马周进宫。见面交谈之后，唐太宗感到马周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让他在门下省任职，担任监察御史，后来又升迁为中书舍人。马周机智善辩，擅长撰写奏章，富有洞察力，所以他每次上奏，都能切中问题所在。

贞观十八年（644年），马周经历多次升迁后，担任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唐太宗曾夸赞他说：“马周判断事情敏捷迅速，而且性格谨慎，敢于直道而言。他所推荐的人才，大多符合我的心意。我确实可以借助他共同治理朝政，使国家国泰民安。”【历史镜鉴】古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唐太宗拥有识别“千里马”的能力，他对手下臣属的特长、能力、学识了如指掌，所以一眼就看出了常何的奏章绝非出自他本人。追问之下，常何如实相告，唐太宗由此又得到了马周这个英才。当下社会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伯乐的眼力，才能将更多的人才招揽到自己麾下，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精简官员，用人得当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致治之本，在于审量人才而授以官职，务必要精简官员。所以，《书经》说：‘任官惟贤才。’又说：‘官员不必齐备，只要任人得当。’如果得到了适当的人选，虽少也足够了。那些不适当的人，纵然很多，但是会有什么作为？古人也认为没有选到适当的人才，如同画饼充饥，无济于事。”为此，唐太宗指示房玄龄“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

房玄龄等人因此设置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员，唐太宗同意了这一方案。【历史镜鉴】如何选拔、任用官吏，是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如果用人不当，就会无法履行其职责，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因此，唐太宗对选人用人有自己的一套独到见解。唐太宗任用官吏的原则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追求人“不在多而在精。”他通过斥退不合格的官员，将贤能之士提拔上来，委以重任。通过这个举措，不仅减少了国家俸禄的开支，也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这也是贞观元年天下大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善于识人，更要将其安排到恰当的职位上。

定位清晰，用人所长

贞观二年（628年），房玄龄和杜如晦担任仆射，唐太宗认为他们的责任在于“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但是二人却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案件，根本没有时间来寻访贤才，以至于没有担负起求贤大任。唐太宗对此颇为不满，便诏令尚书省将权力下放，一般事务都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被延误的冤案，才交给仆射来处理。【历史镜鉴】在唐太宗看来，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人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应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寻访贤才的工作上。这相比处理诉讼案件来说，显然前者会产生更大的价值。由此可见，唐太宗善于根据臣下的能力特长，给他们一个清晰的工作定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华。由此可见，优秀领导者应懂得给下属一个定位，让他们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都督刺史，兴衰关键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考虑到都督、刺史作为地方的长官，是国家的兴衰的关键，所以他对侍臣们说：“我居住深宫之中，所见所闻都十分有限，能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人了。”唐太宗唯恐他们不能“堪养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录他们的姓名，以便随时看到。他们做了什么好事，唐太宗就随时记录在他们的名字下面，以便量才升迁、论功行赏。【历史镜鉴】国家的治乱兴衰依靠的是官员对国家政策的执行，百姓生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官员的言行举止。可以说，国家用什么样的人，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而这也正是唐太宗所担忧的，时常考虑都督、刺史是否能尽职尽责。治国无小事，一件事情处理不好，往往会酿成大的祸端；一个人疏忽大意，可能会造成整件事情的前功尽弃。所以，在选用人才时一定要慎重。任用谨慎、深识事端的人处理政务，可以减少纰漏。

任贤举能，取在当代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认为国家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适当的人才。所以，唐太宗因右仆射封德彝没有为他举荐贤才而加以责备。封德彝辩解说不是他不尽力，是因为确实没有发现有才能的人。

听了封德彝的话，唐太宗更加不满意，驳斥他说：“用人贵在用其所长，治理国家不是非要等找到殷周时的傅说、吕尚那样完美的人才能任用！每个朝代都会有贤才，只怕是被遗漏而没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一脸羞愧，讪讪而退。【历史镜鉴】在唐太宗看来，不论在什么时代，只要随时留心，从新人甚至从敌人那里都可以得到许多文武奇才。由此可见，唐太宗的用人观念确实值得后人借鉴。领导者不仅要有发现贤人的眼光，而且还要有任用贤人的魄力。

选用官吏，品行为重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就如何挑选出德才兼备的贤才与杜如晦展开了讨论。

唐太宗认为根据考试成绩选拔官吏，往往只取口才文笔而不了解其德行，以至于数年之后，他的劣行才得以暴露，百姓已经深受其害。杜如晦向唐太宗提出建议，借鉴两汉取士的方法来完善唐朝选官制度，即把德才兼备的人由下而上地推荐上来，由朝廷选用。唐太宗采纳了杜如晦的意见，打算依照汉朝选拔官吏的办法，令各州推举人才，但正好遇上在功臣中推行世袭封爵，这件事情便停了下来。【历史镜鉴】在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择官标准更多是文章水平的优劣、语言辞令的高低，而非道德品行。这样的标准无疑有很大的片面性，使一些品行低下却有文采的人刻意隐藏自己的缺点。毫无疑问，他们在最初表现得确实非常优秀，但在蒙蔽负责选拔的官吏、如愿谋取到一官半职之后，其恶劣的本性才逐渐暴露，由此给国家和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唐太宗对官吏选拔中弊端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因此，现代领导者在选用人才时，不能只看重学历，更要注重品行，用足够的耐性去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决定是否留用。

错用一人，遗患无穷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和魏徵讨论如何用人的问题。唐太宗认为用人必须慎之又慎，就像奖赏要与功绩相当，没有功绩的人就会自动退避；惩罚要与罪过相称，作恶的人就会有所戒惧。用人和奖罚是一个道理，任用了正直的人，做好事的人就会得到劝勉；任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人就会竞相钻营。魏徵也十分赞同唐太宗的观点，他认为，乱世中用人只求才能，顾不上他的品行；而天下天平时，必须是德才兼备的贤才方可任用。所以在选用人才时，必须从多个方面、用多种方法来进行考察。如果了解到其品行好，然后才可以任用，即便他才能稍有欠缺，也不会造成太大危害；如果误用了坏人，即使他富有才能，但带来的危害却很大。【历史镜鉴】唐太宗从古代的用人之道总结出经验和教训，认为“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其意思是选拔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根据职位来挑选人才。这样做，一是可以减少选拔人才过程中的盲目性；二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官员的品行，而非仓促任命。因为任用有德之人，可以勉励天下所有的有德之士；反之，误用坏人，则会导致有更多的坏人投身官场。当下的企业或事业单位，经常有突然提拔的情况发生，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做法的合理之处，但唐太宗“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的用人思想还是可以借鉴的。

地方官员，慎重选拔

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针对朝廷重视朝内大臣却轻视地方官的制度上书提出了批评。马周认为刺史和县令都是地方长官，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必须让贤良有德的人来担任刺史和县令。如果全天下的刺史和县令都能称职称意，陛下就可以拱手端坐在朝廷上，百姓也不用担心不能安居乐业了。

马周的进言引起了唐太宗的高度重视，他对侍臣们说：“刺史我要亲自挑选，县令应当由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位。”【历史镜鉴】刺史和县令是与百姓接触最多的官员，所以要想实现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之景，就必须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和培养。因为刺史和县令在官僚机构中处于最底层，所以人数比较多，这样就容易出现选拔任用的混乱。如此一来，基层官员的选拔出现问题，那么自下而上提升的官员也必然存在问题。长此以往，整个朝廷机构也会出现更多、更大的问题。国家如此，一家企业或事业单位也同样如此。因此，领导者要重视基层管理者的选拔，只有拥有稳定的基层管理层，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尚书二丞，精心挑选

贞观十一年（637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上书请求精选尚书省的左、右两丞和左、右郎中。在奏章中，刘洎将现在尚书省的工作情况与贞观元年作了对比，二者差别很大。

贞观元年（627年），戴胄担任尚书左丞，魏徵担任尚书右丞，这二人才能卓著、性格耿直，凡是应该弹劾检举的事情从来不回避，从而很好地整肃了朝纲，各个部门也不敢懈怠。到杜正伦继任右丞的时候，也能严格要求下面。然而到了贞观中期，开始纲维不举。原因是功臣国戚在位，他们才能不足，功勋势力相当，谁也不服谁。而下面的官员不能遵循公道，想奋发图强做点实事却害怕遭到诋毁和诽谤。所以郎中不敢决定的事情，只有奏报给尚书；尚书也犹豫不决，只能故意拖延。因此，公文上下往返往往要拖上一年半载。有的为了迎合上面的意旨而不惜违背实际情况，有的为了避嫌而不伸张正义。办案官员以案件了结为目的而不究其是非，他们互相姑息，互相包庇。

最后，刘洎认为任官的原则应该是选用贤能之士，对于皇亲国戚和国家元勋，只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就够了，而那些年老或者积病智昏的人，既无益于时，就应该让他们闲逸退休。所以要想挽救此弊，首先应该精选担任尚书省二丞及左右郎中的人员。如果用人得当，自然就能纲维备举，弊病矫正。

奏章呈上不久后，唐太宗就任命刘洎为尚书左丞。【历史镜鉴】如果一个人不再适合担任要职，或者能力跟不上，工作就难以处理好。如果问题一拖再拖，悬而未决，必然耽误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继续任用，应该给能胜任的人以机会。而任用合适的人办事，自然就能纲举目张，提高工作效率。

六正六邪，择才标准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上奏，围绕理想治政和人才的关系以及求才之法，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在奏章中，魏徵大篇幅引用汉代刘向所撰的《说苑·臣术》中的话，并承袭其“六正六邪”的荣辱观，以为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两类。

何谓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就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从而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子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在国家混乱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

何谓六邪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以助长君主的逸乐，却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而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而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以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以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

魏徵主张的“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不仅仅体现在“事君”上，也有告诫群臣之意。他说，“进忠良，退不肖”已经提倡了十几年，但效果却不好，其原因是言行不一致。因此，他希望唐太宗在选拔官吏时要做到“循名以求其实”，在官吏考核上要做到赏罚分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如此一来，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泾渭分明。【历史镜鉴】魏徵以“六正六邪”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是极其有道理的。臣子若是能按照“六正”的原则行事，坚决摒弃“六邪”，那么不仅自身能得到荣耀，国家也能兴旺发达。即使到了现在，领导者也应该多选择一些具备“六正”的人才，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用人不疑，各司其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让萧瑀评价一下隋文帝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萧瑀认为隋文帝能够克己复礼、勤政爱民，总的来说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王。唐太宗却不赞同萧瑀的观点。他说：“隋文帝生性多疑，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断，致使没有人敢直接进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好顺从他的旨意。”说到这里，唐太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天下这么大，事情千头万绪，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日理万机，全由他一个人决断，必然会有所疏漏。长久以往，错误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不如广泛地任用贤良，君主居高临下，严明法令，还有谁敢胡作非为呢？”因此，唐太宗下诏，凡事要委托各部官员商量好，在交给宰相审议谋划后，方可上奏实行；如果诏令颁布后发现有不妥之处，一定要提出异议，不得为顺从旨意而盲目地施行，一定要尽到臣下的责任。【历史镜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自古以来为人称道的一条选用人才的原则。作为君王，应该具备非凡的洞察力，能够快速分辨出哪些是可信之人，值得托以重任；哪些人是可疑之人，不可重用。与唐太宗相比，隋文帝在这方面就显得十分逊色，而这也正是唐太宗手下有很多恪尽职守的谋臣武将的原因。因此，领导者要广泛寻访贤才，给予下属足够的信任和鼓励，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才能博采众长，做到各司其职。

公卿大臣，博学通经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向侍臣们总结了他的治国心得，“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十分赞同唐太宗看法，并举例佐证：汉昭帝时，大臣隽不疑以春秋时期卫国蒯聩的事例，果断断定有人冒充太子，从而解除了很多人的疑惑。此事说明，公卿大臣应该由通晓经义的人来担任。

唐太宗十分赞同王珪的看法。【历史镜鉴】精通历史、学识渊博的人，其应变之能自然会比普通人高出一筹，处理问题也能得心应手。由此看来，学问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而这也是唐太宗在用人标准上，坚持人才的学识、德行考察的原因。现代领导者选用人才时，也应该遵循“以德行、学识为本”的标准，但在两者无法兼得的情况下，也可以折中任用，发挥其特长，遏制其不足。

第四章 君臣鉴戒 辩论兴亡

君臣齐心，共度安危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向侍臣们提及隋炀帝残暴荒淫，臣子都闭口不言，结果导致自己身亡国破，虞世基等人也被诛杀。通过此事，唐太宗意在告诫臣下，“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如果君主失去了江山，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历史镜鉴】上级与下属之间是共患难、同享福的共同体，正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作为下级，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配合上级完成工作。而作为上级，应该调动下级的工作积极性，适当的时候注意放权，让下级有更多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互相成全，切不可互相拆台。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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