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宜厚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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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师赵炳南手记试读：
前言
公元2013年12月，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电告：该社欲组织编辑一套介绍现代名老中医大家的丛书——《跟师手记》，皮外科领域初定有赵炳南、朱仁康、张赞臣等，委托我主持赵老文稿的编写。
我虽然年过七旬，但抱着一颗敬仰与感恩的心情，利用春节休息时间，将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周冬梅、张广中两位同仁提供的珍贵资料重新进行编纂，分为“生平简介”“传薪手稿”“学术思想”“学验传承”“方药经纬”“缅怀恩师”六个部分，书名为《跟师赵炳南手记》。
全书凸显四个亮点。
亮点一：客观而详尽地介绍赵老刻苦学习、悬壶济世的艰辛历程。
亮点二：赵老早年在中央皮研所授业解惑的珍贵回忆。
亮点三：后学对赵老的学术思想与独特疗法的继承、发扬与梳理。
亮点四：缅怀赵老的文稿中，透露出许多感人而又鲜为人知的轶事。
与此同时，我邀请了国家级名老中医陈彤云教授担任主审；赵恩道、邓丙戌两位学兄担任副主编，更是为书稿增辉。
我们愿与各位同仁在纪念赵老115周年诞辰之际，献上这份薄礼！徐宜厚 拜撰2014年2月10日生平简介悬壶生涯六十年
我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今年八十三岁，经历过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行医生涯一甲子。可以说，人间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备历；人生道路的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尝。但是我新的生命却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我不能忘本，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赵炳南的今天。一、老妈妈大全
我学名德明，改称炳南是以后的事了。听老人讲，祖父是饭馆掌灶的，很早故去。父亲很小便独立谋生。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零碎做点外活勉为生计。
我自幼身体羸弱，经常生病。记得五岁那年，我出天花，高烧昏迷，好几天睁不开眼。疹子出全，可谓漫无行蚁，体无完肤。那时，家里根本无钱就医，只听别人说：“别瞧这么厉害，要是出得顺，七浆、八落、九回头。”在万般无奈之时，只好请一墙之隔的老邻居王二大妈诊视。提起王二大妈，本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老人家虽不识文墨，但粗晓医理，多知多会，大家尊称她“老妈妈大全”。我的病经王二大妈指点，慈母上街买些化毒丹之类的小药，服后很快好转，落下一身小疤，出街门，乡亲看见，都叫我“麻孩”。
六岁那年，我闹一场红白痢疾，每天拉肚子，一病就是一年。家里穷得连手纸也买不起，只好把破旧衣服撕成片当手纸，使脏了，用石灰水洗完晾干，以后再用。还是王二大妈出了个偏方，用无花果加蜜蒸熟，每天服数枚，才把我的病治好。
七岁那年，我患了场疟疾，一闹也是接近一年，家乡泊岸边有块长条石，发烧时，我就躺到条石上冰身子，发冷了就去晒太阳。不少人出偏方没治好。家母央求王二大妈说：“您别瞧着孩子受罪了，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吧。”王二大妈说：“有个单方试试看，好了就好，不好就了。”她找了块绿豆大小的信石，布包砸碎，白开水送服。服药后，我觉得全身发热，如同登云驾雾，恍惚之中，仿佛有个天梯，爬呀爬呀，一不留神，撒手摔下来，吓得出身冷汗，病也就逐渐好了。
三年的大病，使我失去了启蒙就读的大好时光，但也培养了我对中医中药的浓厚兴趣。记得以后念私塾，老师常讲：“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想，凭我家的条件，哪还希望当什么良相、良医呢？要是能像王二大妈那样，骑个毛驴，拎个包袱，能给人瞧病，也就知足了。放了学，别的孩子走东串西，我就喜欢到王二大妈那儿去玩。看她熬膏药、配方子，给她打下手，听她谈天说地讲故事。有时老人家外出采药，遇到爬坡上坎的地方，我就爬上去帮助采集。
在和王二大妈接触中，耳濡目染，我也学到了一点极为简单的验方小药，如马舌子焙干压面能治“羊角风”，鱼骨盆外敷能止血等。记得八九岁时，正遇邻居办红白事，杀鸡宰鸭，热闹非凡。本家外甥金荣前往帮忙，不留神，摔倒在石头角上，头上磕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旁人拿点细灰尘土用手堵住，我听王二大妈讲，鱼骨盆止血好，我找点药给他敷上，很快好了。
回想起我多病的童年生活，毋庸置疑，王二大妈以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学医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学徒期满，业已行医，治好了一位盲人患者，他出于感激，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只见他掐了掐手指头，叹息地说：“好刚强的八字啊，就是五行缺火，改个名字可以补救。”常言道：“南方丙丁火”。赵炳南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其实，我幼年多病，哪里是什么五行缺火，是旧中国给我们穷人带来的贫困和饥饿啊！二、皮球的风波
要是讲学历，不怕您见笑，我既非书香门第，也无家学真传，只间断地念过六年私塾。八岁那年，我才开始上学，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就读之处不是庙宇，就是清真寺，老师常因经费不足辞去不干，或被富豪家另聘教专馆。六年之中，我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
我懂得单凭家庭接济，根本无力供我完学。所以每在放学之余，常帮人捎带买东西，挣上一二个铜板，零星添置点笔墨纸砚。有一次，好不容易攒足了十三个铜板，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有皮球，心里很羡慕，就一个人到城里洋货店买个小皮球拍着玩。第二天，家母看见皮球，问我是哪来的，没等我说清了原委，家母急切地说：“咱们家哪能玩这个，你也不瞧瞧，鞋袜还都破着呢！”回到家，母亲把皮球刷洗干净，用净纸包好，带我进城。到了洋货店，家母向掌柜先生连连道歉，说我不懂事，错买了皮球，恳请退换。掌柜先生拿起皮球，看看完整无损，勉强同意换了双鞋面，由母亲给我做了双新鞋。这段往事常常勾起我童年生活的辛酸回忆，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看看现在的学生，一个个生龙活虎，无忧无虑，他们生活上甜如蜜，学习上有人教，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简直是手捧金饭碗，生活在天堂！我那时过得是什么日子啊！三、小沙弥子
十四岁那年，我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一次偶然机会，德善医室的老师丁庆三出诊到药房歇脚，顺便谈起正在他那儿学徒的陈某，想到其舅父伯贤氏开办的药房学徒。于是两人商议互换徒弟，我就换到德善医室，投师丁庆三，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活。
提起德善医室，上岁数的“老北京”可能有些印象。我的老师丁庆三，起初开羊肉铺。遇有病家买肉，常常施舍肉铺自制的膏药。膏药很灵，患疮疡疖肿者，一贴就好。常言道：“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越来越多，以后干脆弃商从医，又收了几个徒弟，开设医室，给人治病。
我学徒那会儿，中医外科的水平低，人数少，只占中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谈不上用麻药、止痛药，更没有抗生素。有了病，吃点中药，贴点膏药，再就是上白降丹，痛厉害了，让病人到大烟馆抽上一二口大烟。当时有“外科不用读书，只要心狠就成”和“会打白降红升（丹），吃遍南北二京”之说。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呢？记得有一次我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我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师兄，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侍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无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撒在上面。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利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俩人分用。
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外科名隐集》《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四、设馆行医
1920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我虽然考取了，但所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13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旧社会，作为一个中医，不管你有多高技术，多大名气，也只能是个医士。就连蜚声遐迩的四大名医也绝无例外。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张用满汉两族文字书写，加盖官印的老执照，作为旧社会歧视中医的一个铁证。
就在我学徒的第4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我又和诸师侄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了3年。经过几年的钻研，我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尽了徒弟之劳。一次河南省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我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师侄怀疑我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当时我没有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到处奔波，求亲告贷，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了落脚之处。3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我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有“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大四合院，如此又干了3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设了西交民巷医馆。五、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
旧社会，皮外科患者多为勤劳辛苦的穷人，一旦得了“腰痈、搭背、砍头疮”，往往“腿息工，牙挂对”。非但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还要花费一笔钱治病。我来自底层人民，深知穷苦人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者，我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
一次几个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织炎）的患者。我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义务出诊，每次带上四五磅药，隔五六天去一趟。用药后，坏死组织很快脱落，新鲜疮面大小如盘，其深洞见筋骨。经我细心诊疗，亲自上药，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我送了块木制的义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直抬到医馆。在我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唯独这块义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请我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我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业务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我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我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我竭力资助。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六、御医与换帖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间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遂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孔“白刃疔”（唇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服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栓出脓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瘢痕。康德年间，我又给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80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嗦。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生，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未成。
旧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七、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钟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一个新挂钟。
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日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庄严地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中医事业获得了新生，宝贵的中医学遗产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北平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我中医师证书，我的工作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1951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我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烈军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我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半日参加集体工作。在皮研所，我和西医同道商定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其为癣，不大合适。我说：“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也不相同。”我认为，牛皮癣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白”相吻合。“”字从其字形结构看，是病字头上加一个匕首的匕，如同匕首刺入皮肤，以示病程的缠绵日久。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我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医院是德国人办的。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属请我去医院诊病。但那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因此，我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不胜感慨，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才能真正摒除门户之见，取长补短，坐在一起，自由地交流学术思想。
1955年，经卫生部傅连璋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其间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八、经验不带走
1956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间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天地之别，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医药事业，给我们中医指出了光明大道。这时尽管我的工作空前繁忙，但我越干劲头越足，越活越有奔头。
我知道，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很差，对人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政治上的鼓励。我曾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务。尤使我难忘的是曾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资料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映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方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狼疮、白塞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他们的共性和每个病例的特殊性。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1975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本《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51个，病例137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机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机，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哪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沙成塔。
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绝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给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九、几点希望
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于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证，多实践。我年轻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二）导师认能，博采众方
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比如熏药疗法是我在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又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三）千年的字会说话
要善于保存、总结临床资料，日积月累，相当可观。不要忽视只言片纸，有了新的思路，要及时记录在案。俗话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字比记忆更可靠。至今，我还存有一些二十年代的资料，闲暇时翻阅一下当时治好病人的感谢证明书，对回忆病例颇为有益。（四）慢走强过站
古语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不怕慢，就怕站。停止不前，满足于现成的经验，必将一事无成。我常给青年人讲龟兔竞走的故事，勉励他们不断长足，有所进步。（五）宁可会而不用，不可用而不会
俗话讲，“艺不压身”。凡有用的知识，都要用心学，现在不用，以后可能有它的用场。希望青年人珍惜大好时光，多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多掌握一些操作技巧。十、为四化贡献晚年
1980年底，我大病一场，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在院、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医护人员精心医护下，我很快好转出院，目前小休一段，待体健复原，争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知道，年岁大了，身体的各部件也不那么灵活了。就身体的健康而言，六十岁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岁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对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我内心感到十分平静。所感欣慰的是，我的记忆力还不错，腿脚还算灵便。我愿意在耄耋之年，抓紧有限时间，扎扎实实地做点经验整理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我的晚年。（赵炳南口述 张志礼 孙在原 邓丙戌 陈 凯整理）赵炳南教授生平简介
著名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教授，公元1899年农历7月出生于河北宛平县三里河村，回族，经名伊德雷斯，是我国中医界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
新中国成立后，赵炳南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皮科学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北京医院、整形医院中医顾问，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曾被选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二、三、四、五、七届人大代表，第七届市人大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他自1920年经北洋政府考核发给允许行医执照以来，在平凡的医学岗位上悬壶生涯六十余载，晚年虽年逾耆耄，又染疾抱病，但仍然坚持工作，从不脱离临床第一线。
他数十年如一日，对病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心，对医学怀有强烈的事业心，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祖国的中医药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漫长的行医实践中，赵炳南以他纯熟而精湛的医技，高尚而正派的医德，救治了不少顽癣痼疾、疑难重症患者，在不少老北京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关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国内报刊以及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均有报道，一些外国报纸也有转载，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一、髻龄萌芽，弱冠学成
赵炳南学名赵德明，祖籍山东德州，幼年时家境十分贫困，全家老少七口，仅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零星做点外活勉为生计。
旧中国瘟疫成灾，百病猖獗。贫穷和疾病犹如二条毒蛇，无情地吞噬着赵炳南孱弱的身躯。五岁出天花，六岁患痢疾，七岁打摆子，这就是留在他脑海中最早的记忆。连年患病，使赵炳南失去启蒙就读的大好时光，但也萌发了他学医治病的幼嫩胚芽。
论起赵炳南的学历，从八岁上学算起，只有六年私塾。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六年之中，他就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生活逼迫，催人早熟。童年时期的赵炳南已经懂得：单凭家庭接济，根本无力完学，所以每在放学之余，常常帮人捎带买东西，挣上一二个铜板，零星添置点笔、墨、纸、砚。十四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他人辗转介绍，“换徒”到北京德善医室，投师丁德恩，号庆三，开始了学徒生活。
民国初年，西方医学刚刚传入我国，整个医学水平之低，不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手把手耐心地教呢？记得有一次，赵炳南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他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别人，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摊膏药、打丹、帮下手……无冬无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十几、二十几个小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觉。其中，学徒重要的内容之一还有熬膏药。有一次赵炳南摊膏药，一面摊，一面打瞌睡，突然右手伸进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扒掉一层，疼得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撒在上面。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他渴望学医的强烈愿望。每当夜深人静，众人熟睡之时，他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没有纸和笔，对门纸店相熟的小徒弟常取出店里残缺不能售出的笔、纸二人分用；右手一度烫伤，就用左手干活写字。直到晚年，赵老大夫写字、干活还能左右开弓，运用自如。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十分娴熟。谈起这段学徒的艰辛，赵炳南颇有感触地说：“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生龙活虎，无忧无虑，他们生活上甜如‘蜜’，学习上有人教，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简直是手捧金饭碗，生活在天堂﹗而我那时过得是什么日子啊﹗”
一九二零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他虽然考取了，但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十三名，他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了。
就在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他又和诸师兄师侄共同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三年。经过几年的钻研，他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尽了徒弟之劳。一次，河南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他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师侄怀疑他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他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当时赵炳南并无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四处奔波，求亲告贷，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个落脚之处。三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他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大四合院，如此苦干三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设了老北京熟知的西交民巷医馆。
在抗生素尚未在临床应用的20世纪20年代，赵炳南能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治疗一些皮外科疾病，确有其独到之处。从此，他的名声很快随着他高明的医术传扬开来。二、医德高尚，不愧己心
多年行医后，赵炳南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席之地。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他医馆诊疗。但赵炳南来自底层人民，深知劳苦大众的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的穷人，他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一次，几位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织炎）的患者。他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免费出诊。经他细心诊疗，亲自上药，坏死组织很快脱落，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他送了块木制的义匾。在他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但唯独这块义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炳南把治病看作救命，把救人看作救火，反对那种见钱眼开、不顾病人的医疗作风。他常讲，旧社会有人把大夫比作“神仙·老虎·狗”。意思是：瞧好病，称大夫是神仙，歌功颂德，加倍酬谢；瞧不好，骂得大夫狗血喷头，名声扫地，一文不值；要想赚钱，就得预支保金，狠狠捞一笔，先当老虎。可在当时，赵炳南却一反俗例，遇有病家就医，先治病要紧，不言明诊金。治好病，随病家酬谢，各尽各心；不能治的，声明看不了，请另就高明，但从不讲是不治之症；有的病人病入膏肓，难以救治，虽舍医赔药，也心甘情愿。有感于当时“庸医杀人不用刀”、“不伤于病，而伤于药者多也”的医弊，赵炳南诊病时总是详询病情，细察脉色，辨证认真，处方周密，医嘱详尽，态度谦和，一时认不清的病，宁可不看，也决不敷衍。
当然，请他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他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他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他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他竭力资助；开办普济施诊所，他义务应诊。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
赵炳南蔑视那种意逐荣势，企踵权豪，而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混世者。他常说：“现在社会上的某些不正之风，在旧社会是正大光明。那时候，一个人有了名气，想滑下坡或攀富贵都很容易。”
一九二五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曾由溥的老师陈定琛、朱益藩二人介绍赵炳南前往诊病。溥仪患的是“白刃疔”（唇疖），有破相之忧。赵炳南采取外用提疔办法，内服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栓出脓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瘢痕。通过接触，溥仪对他颇有印象，提出要聘他为“御医”。赵炳南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婉言拒绝了招聘。
旧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赵炳南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他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北平沦陷前，赵炳南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钟拨快一小时。他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吗？他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赵炳南就又重新买了一个，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一次，他再次买了个新挂钟。
当时，眼看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赵炳南的心情非常郁闷。他盼呀盼，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日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他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三、春风化雨，撒满心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中医药事业获得了新生，宝贵的祖国医药学遗产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北京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赵炳南中医师证书，他的工作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赵炳南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军烈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他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整形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定期会诊，帮助筹建中医皮外科诊室，半日参加了集体的工作。在皮研所，赵炳南和西医同道商定了共同抗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为“癣”，不大合适。赵炳南认为，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是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亦不相同。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中西医之间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该病表现为红斑基础上覆盖多层银白色鳞屑的特点，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赵炳南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位病人的家属请他去医院诊病，当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看病，他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赵炳南不胜感慨，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才能真正摒除门户之见，取长补短，坐在一起，自由地交流学术思想。一九五五年，赵炳南经卫生部傅连璋同志介绍，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他握手，嘱咐他，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他感到激动、鼓舞；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他勇往直前的力量。赵炳南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他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他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间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他200元奖金。
建院初期，中医医院名医济济，荟萃一堂。大家热情高，劲头足，确实作出一定成绩，但也显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大夫自卑感重，觉得处处不如西医；有的因门户之见，对合作共事没有信心；有的身在医院心在家。面对这种情况，赵炳南在院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主动和大家一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处处以身作则，注意消除中西医之间、中医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门户之见，主动把自己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和盘托出，帮助建立健全皮外科室，做到了技术见面，团结合作，爱院如家。从第一天参加医院集体工作起，赵炳南就在家门口贴出告示，声明自己参加集体工作，今后在家概不应诊。数十年来，即使是自己的至亲好友、侄男外女，也让他们到医院看病，这是院内外有目共睹的事实。
参加医院工作后，通过下基层及农村巡回医疗，使他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他觉得自己的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这时，尽管赵炳南的工作空前繁忙，但他越干劲头越足，越活越有奔头。他的“岂能尽遂人愿，但求无愧我心”的信念，从此增加了新的内容。这就是：要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中医药事业。四、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赵炳南通晓中医经典著作，精读中医外科医籍，擅治外科痈疽恶疮、皮肤疮疡、痰核瘰疬、术后瘘管以及全身感染等急慢性病证。对于中医皮外科理论及内用外用药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并多有创新。他的成功是和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
赵炳南常说：“勤能补拙。”勤奋是他的一大特点。
从早年行医起，赵炳南就精力过人。他上午门诊，下午制作膏药，晚上睡在医馆，一生别无特殊嗜好，也无过多应酬交际。新中国成立后，赵炳南先后担负着二十余项的社会工作，但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临床，终年奔波劳碌，扑在门诊第一线，为患者解除病痛。即使晚年，体弱多病，也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
长期的实践，使他见症多，认症准，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而对疑难大症能做到胸中有数，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他认为，书不可不读，对于中医的一些精典医籍，有的不但要读，甚至还要会背，但并不意味着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这是激励他深入临床的古训。
勤，还表现在他勤于思考。
赵炳南从不满足已有的经验，敢于否定自己，开拓新的思路。如早年学徒期间，他观察说书人休息时，嚼黑豆而不觉口渴，朗若洪钟而毫无倦意。从中悟出：黑豆色黑，入肾经，有强筋壮骨、滋阴益肾之功效。又如，他听老人讲，挖井见水，边淘水，边砌砖的道理，联想到治疗瘘管，窄道要内服托里生肌，外用化腐提毒的药物。像这种勤于思考、推陈出新的例子，在赵炳南一生的行医生涯中是屡见不鲜的。
对于传统的疗法，赵炳南有很厚的根基，就他的学术成果而言，某些虽源于古训，但超过古人。他常说：“十精不如一熟。”熟能出专，熟能生巧，这正是他学习的方法。他能从熟悉的传统疗法中，取其精华，融合自己的经验，形成别具风格的变法。如他认为，白塞病相当于古代文献记载的“狐惑”，但不能按《金匮要略》中清热、化湿解毒的甘草泻心汤主治，而应该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抓住本病肝肾阴虚、湿热蕴毒的本质辨证施治。
赵炳南的善于学习，还表现在认能为师方面。他不仅向老师学，向书本学，还向病人学，向民间学。在他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如熏药疗法是在他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疾（神经性皮炎）引起注意，以后查阅古代文献，也有类似记载。于是加以改进，配成回阳熏药、三方熏药、子油熏药等多种配方，治疗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又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赵炳南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他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
学习时，赵炳南注意记住传授者的姓名，在介绍经验或著书立说时，特意说明某个方子是学来的。学他人之长，但绝不据为己有。新中国成立后，赵炳南在和西医同道以及助手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到：中医也要进步，西医也有很多长处，他虚心学习西医有关病因病理及化验检验方面的知识，并能熟练地说出常见皮外科病种的西医诊断。对于一些古代文献并无记载的病种，如红斑狼疮等少见病、危重病，也敢于摸索，探讨中医辨证施治的新路子。
赵炳南的记忆力好，但他从不满足于此。善于保存资料是他的一大长处。有些资料虽说是只言片语，也舍不得丢掉。他常说“千年的字会说话”。
在给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成立的贺词中，他语重心长地亲笔写下了：“学习贵在专，师古更创新。取长补己短，持恒至耄耋。宁要会不用，不要用不会。”的题词，这或许是他治学的座右铭。五、桑榆虽晚，红霞满天
记得华罗庚教授有句名言；“人老易松，树老易空，科学之道，戒松戒空。”赵老大夫虽年迈体弱，但对自己的学术创新和治学态度丝毫没有一点放松。他知道，自己的年岁大了，身体的各部位器件也不那么灵活了，就身体的健康而言，六十岁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岁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对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他内心感到十分平静。但所感欣慰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记忆力还不错，腿脚还算灵便，愿意在有限的时间，扎扎实实地做点经验整理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晚年。
他常想，自己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来源于人民，理应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总结经验，绝不是为个人著书立说，而是为发展中医药事业添砖加瓦。旧社会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他把保留多年的所有资料和手稿全部拿出来，把点滴的心得体会全都说出来。对院内外进修、学习的同仁更是热心传授，毫无保留。
自1974年以来，在院领导和大家的支持帮助下，赵炳南开始整理有关资料，着手编写临床经验集。在总结经验过程中，他和同志们一起，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他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他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由他再逐一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他们的共性和每个病例的特殊性。
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论述，他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他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本《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51个，病例137例，介绍了3种独特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该书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映了皮肤病难达速疾，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他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自1973年以来，他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狼疮、白塞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晚年，赵炳南身体欠安，领导给他创造了良好条件，安排助手帮他总结学术经验。他抓紧有限的时间，仅1979～1981年3年就整理了行医生涯、学术思想、治疗经验、饮食疗法等文字资料17篇，计7万字，其中向有关杂志发稿刊出7篇。写出湿疹等10个皮科常见病种的电子计算机中医诊疗程序文字资料约三万字。录音整理临床经验累积约20小时。与此同时，还完成了审阅稿件、院内外会诊等项工作及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赵炳南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在解释这两句话的含义时，他说：“虽然我已经84岁，行医62年，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绝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毫不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给下一代，绝不带进坟墓。”赵炳南以他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自己的诺言。
1982年7月，北京市卫生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祝贺赵炳南从医65周年座谈会。邓颖超送了贺信和花篮。
在赵炳南涉身医林，回顾往事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可以说，我的一生，人间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备历；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尝。但我新的生命却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我不能忘本，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赵炳南的今天。”
1984年7月6日晚20时，这位毕生为发展祖国中医药事业作出无私奉献和卓越贡献的一代名医赵炳南永远合上了他的双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 陈 凯）传薪手稿赵炳南老师在中央皮研所传薪纪要
在纪念赵炳南老师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过去随赵老师学习的岁月，一直难以忘怀。l954年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当时正值批判轻视、歧视中医错误思想的历史时刻，毛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皮研所适时组织全所医师学习中医，聘请赵炳南老大夫每周一次来所讲课并会诊病人，所领导指定我随赵老学习，这就是我从师赵炳南的开始。第一堂课由皮研所所长、我国当代首屈一指的西医皮肤科泰斗胡传揆教授主持，介绍赵老和大家见面。所内医师对赵老原汁原味的中医讲述很好奇，听得很感兴趣。我听课时一字一句做了记录，所里给印成讲义，人手一份。一、赵炳南对皮肤病的论述
赵老师开宗明义，首先讲的是“皮肤病统称风湿疡”，用“风湿疡”三个字解释皮肤病发病的因果关系。虽然一般中医都认识到风和湿与皮肤病发病关系密切，但多归之为“风湿合邪”或“湿热夹风”，将两者仅视为相互兼夹的关系。赵老明确提出：“外受不洁之风与体内湿热之气相搏，则生风湿疡”，说明外风激发体内湿热，形成因果关系链。赵老强调：“风字从虫，可能有类似病原体之意义。”风作为流动的空气，不仅是气象因素、物理因素，而且其中漂浮着微生物、花粉、真菌、尘螨、颗粒污染物，似可归入“不洁之风”的范畴。体内存在湿热之气的人形成一种体质因素，当受到不洁之风的侵袭，相搏的结果，使湿热由蕴藏状态转变为激化状态，湿热之火点燃，产生剧烈反应，而无此种体质倾向的人不发生此种反应。一般中医仅认为湿热蕴藏于脏腑，而赵老指出：“皮之下肌之外蕴藏有湿热、湿气，外遭风侵袭，即可得皮肤病。”在皮之下肌之外相搏，于是在皮肤激起反应。
赵老称急性湿疹为湿热性湿疡，慢性湿疹为湿气性湿疡，其中特别顽固、长期不愈者特称顽湿疡，此阶段皮肤增厚、粗糙、脱屑、干裂，表面看已无湿的见证，有些中医认为已转入血虚风燥，湿已不是主要矛盾，顶多只是余湿未尽。对此赵老提出具有特色的“顽湿学说”，认为“患病日久夺气血”，湿邪乘虚由浅层侵入深层，更加黏滞胶结，更难清除。由于顽湿阻滞经络，障碍气血运行，肤表失养，故表现出血虚风燥的假象，赵老有针对性地用全虫方搜剔通透经络及深层胶着之顽湿而生效。
中医有认为结节性痒疹符合《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马疥，赵老则命名为“顽湿聚结”，此名虽无中医文献根据，但却能体现其顽湿学说的特点。此病多有感受虫毒史，初发常为水，疱湿疡（丘疹性荨麻疹），日久不愈，水疱湿疡之湿与虫毒之毒湿毒共聚为结节。一般中医常按气血瘀滞结聚论治，不太重视湿的因素的重要性。赵老则按湿毒痹顽结聚论治，从《赵炳南临床经验集》中收载的验案来看后一治法疗效更佳。
对顽湿类皮损的演变，赵老主张辨别其深浅与聚散，由浅入深，由散而聚为加重，由深转浅，由聚转散为减轻。其中由聚转散的现象，赵老形容为“化整为零，”包括原大片皮损残留的多数小块，中央消退边缘残存等都认为是向好的表现。
皮肤病的瘙痒，一般中医常区分为风痒、湿痒、虫痒、燥痒、虚痒等。赵老并未如此表述，而注意之间的共性，必有共同的致痒病机。“痒为痛之渐”，既有“不通则痛”“不荣则痛”“久痛入络”之说，亦可说“不通则痒”“不荣则痒”“久痒入络”。顽湿疡即为久痒入络，表现为深痒。赵老说有些病人服全虫方后逐渐由深痒转为浅痒。每当患者就诊时叙述自己服药后的体会与赵老深痒转浅痒之说符合时，赵老即提示大家注意此现象。
赵老认为生于手背、足背、耳轮等多皮、多筋、多骨、少肉部位的局限性湿疹最难治愈，多形成顽湿。最典型者为耳轮顽湿，俗称“糖耳朵”，长期流水浸渍。此类呈亚急性湿疹状态，与前述慢性湿疹形成顽湿疡的发生机制不同，主要是发病部位的不利因素起作用，此为赵老顽湿学说的另一个方面。
赵老说中医内科辨证讲求精详，中医外科（包括皮外科）辨证则讲求重点突出。中医外科书籍普遍以阴阳辨证为总纲，如《洞天奥旨·疮疡阴阳论》谓：“疮疡最要分辨阴阳，阴阳不明，动手即错。”阴阳在八纲中概括其他六纲，也应是其他各种辨证的总纲。阴阳为纲，其他为目，辨明阴阳，纲举目张。赵老对皮肤病主张首辨阴阳，l963年在皮肤科学会做了一次“皮科辨别阴阳”的讲座，重点讲皮肤病阴证的辨证特点，并讲述20多个阴证病种，多属湿气性皮肤病，赵老说的皮肤病阳证也多属湿热性皮肤病。1954年皮研所讲课，讲义中谓：“中医诊皮肤病须辨其为湿热性抑（或）湿气性”，分别讲了湿热性和湿气性皮肤病的辨证要点，可见赵老对皮肤病首辨阴阳即以辨湿热性与湿气性为重点。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样辨证过于简略，不太全面，其实这样才符合中医外科传统，能免于繁琐，有其实用性及针对性。而在皮肤病辨证中将八纲、脏腑、气血、经络、六经、卫气营血辨证依次排开，相互平列的安排，虽有比较详细全面的优点，但是这种将纲和目平行并列，不突出总纲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医外科的传统和赵老的主张。由于赵老很少有著作，加之被一些间接说法所混淆，赵老原生态的论述内容反而不太为人知晓。
要说不全面，其实是“有所偏”。古代中医各家流派均有所偏，李东垣偏于补土，朱丹溪偏于养阴，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偏于治阴证，创著名方剂阳和汤，学术观点也有其偏执的一面。正因为有所偏，才在其偏爱的一面研究比较深入，形成特色。赵老的学术观点，在皮肤病发病方面有“风湿疡学说”，在慢性顽固性皮肤病方面有“顽湿学说”，都是具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在皮外科首辨阴阳方面，以辨湿热性及湿气性皮肤病为重点。他在临床上最常用的三个方剂，龙胆泻肝汤为湿热性皮肤病主方，除湿胃苓汤为湿气性皮肤病主方，全虫方为顽湿疡主方。预防及护理方面所拟“湿疡禁忌单”，亦针对与湿有关的皮肤病。把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赵炳南学说思想特色是否可以说是偏重在皮肤病辨湿治湿方面，有待研讨。二、虚怀若谷海纳百川
20世纪50年代《中医杂志》发表了长春边延龄大夫用白驳丸、黄灵粉治疗白癜风有效的文章，赵老向皮研所提出要引进此药。当时分管中医工作的李全城副所长专程去长春把边老请到所里，赵老与边老见面后向他请教治白癜风的选药。边老说白驳丸可通用，另有一小辛丸用于阳虚偏寒者，辨证选药适当，比白驳丸效果好。根据赵老意见，皮研所即同时制出了这两种药。黄灵粉炼丹法有些特殊，边老做了示教，赵老一边陪同，一边请教。
赵老博采民间处方，熏药即来自民间，黑布药膏为民间祖传秘方，原治痈疽，赵老改制为主要治疗瘢痕疙瘩的药物，还有一段为梅兰芳治病的故事。1963年，赵老学会讲课中推荐的炒焦糖法，来自《皮科杂志》的一篇审稿，赵老亲自实践后推荐给病人做辅助食疗，有几位病人反映有效。
赵老嘱咐弟子们要认真学习《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认为此书对皮肤病论述精当，方剂精选而实用。赵老钟爱此书方剂，灵活加以运用。龙胆泻肝汤与除湿胃苓汤在《金鉴》原为治疗缠腰火丹的两个方剂，赵老别具慧眼，将其分别提升为治疗各种湿热性、湿气性皮肤病的主方。书中治疗风癣的疏风清热饮，赵老敏锐地发现其中为首三味药即全虫、皂刺、猪牙皂角有较强搜剔通透作用，乃用以治疗顽湿疡，此后，因其药味有所调整，又将其改名为全虫方，赵老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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