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约翰·鲍尔比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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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三部曲：依恋(第一卷)试读：
前言
1956年， 我刚刚开始这项工作， 那时候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情还毫无概念。我那时候的目标还仅限于观察在母亲暂时离开时年幼孩子的反应，进行一些理论上的讨论。这些观察研究的材料来自我的同事，詹姆斯·罗伯逊，当时我们正准备共同发表它们。对这些现象做出理论上的讨论显然是很值得的，这形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
然而事情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我逐渐意识到当初我随意开始进入的是一片并不亚于弗洛伊德在六十年前开始耕耘的领域，其中蕴含着所有他曾遭遇并努力克服的相似的崎岖和艰险——爱与恨，焦虑与防御，依恋与丧失。而我之所以被蒙蔽，是因为我的疑问的出发点与弗洛伊德当时进入并被后来的分析师追随的角度完全不同。一片熟悉的风景如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看起来就会相去甚远。我不仅在一开始被蒙蔽，后来的进展也是相当缓慢。而且，我感到同行们也常常很难理解我想要做什么。因此，如果把我的想法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或许会有点帮助。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我针对孤儿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一些建议。这项任务为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得以结识儿童养育和儿童精神病学领域的领导性人物并阅读了不少文献。正如我在最终报告的前言中写到的那样，其中，最令我感到冲击的是，“儿童心理健康领域中的基本原则和实践中的保护性措施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我呈现了证据并呈现了这个原则：“人们认为对心理健康来说最基本的要素是婴幼儿体验到与母亲（或者稳定的母亲替代者）之间拥有温暖、亲密和持续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双方都感到满意和享受。”根据这一原则，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也强调了，对于这些与家庭分离的儿童的心理健康来说，被保护是必要的。
这份报告的出现是相当适时的。它帮助人们看到了现存的问题，促进了养育方法上的改善，并且引发了讨论和研究。但是，正如当时的一位审稿人指出的那样，这个报告至少有一个重大的局限。基于研究证据，报告中呈现了很多母亲被剥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可以用来预防或者缓解这些负面影响的实践方法，但是却几乎没有阐述这些负面影响是如何形成的。在母亲被剥夺这一大前提下，所包含的各个事件是如何导致各种精神病性紊乱的？其形成机制如何？为何会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其他会影响到结果的变量有哪些？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都是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或者极少涉及的问题。
沉默背后的原因是无知——我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这是在撰写报告的几个月时间里无法改变的现实。我希望，这一鸿沟总有一天能够被填补，尽管我尚不清楚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
在这一思维框架下，我开始认真地关注我的同事詹姆斯·罗伯逊所做观察研究的结果。在哈雷·斯图尔特信托基金一小笔信托基金的资助下，他在1948年加入了我的研究项目，旨在系统地探索儿童早期与母亲的分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当时这一领域总体上来说仍是处女地，他在一项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对大量幼儿在离开家之前、期间以及之后进行了观察，这些儿童大部分都是两到三岁，他们不仅离开了母亲，而且，他们在医院或者全托保育园里生活的几周到几个月不等的时间段中，没有一个稳定的母亲替代者。在这项工作中，他所看到的孩子们离开家后强烈的悲伤和痛苦以及他们回到家之后出现问题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阅读过他的报告或者观看过他拍摄的一个小女孩的录像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然而，当时人们对这些现象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和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有些人对这些观察的效度有所质疑；有些人认可这些行为反应的出现，但将它们归因于母亲人物丧失之外的几乎任何因素；还有一些人认可丧失是一个相关的变量，但是认为要降低它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困难，也就是说丧失引发的后果和病理症状并不如我们假设的那样严 重。
我和我的同事则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对观察所得的效度很有信心，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母亲人物的丧失是一个主导变量，即使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表明即使其他环境因素是有利的，这一因素所引起的痛苦和紊乱也比通常人们看到的要多。实际上，我们认为，当一个超过6个月大的孩子与母亲分离并被陌生人照顾时，造成他反抗、绝望以及疏离等典型反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个高度依赖高度脆弱的发展阶段丧失了母亲的照顾”。从经验性的观察来看，我们认为幼儿对母亲的爱和存在的渴望与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相当，也因此，母亲不在场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强有力的丧失和愤怒感。我们对孩子在离开一段时间后回到家中时与母亲关系的巨大变化尤其关注。我们发现，一方面，孩子会出现“对母亲强烈的依赖，可能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孩子“对母亲作为一个爱的客体的拒绝，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后面一种状态，我们后来称之为疏离，我们认为这是儿童压抑对母亲的感受的结果。
因此，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作为唯一因素还是与其他未证实的变量共同作用，母亲人物的丧失都会引发对心理病理症状的产生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反应和过程。不仅如此，我们认为，那些仍然被生命早期所经历的丧失所困扰的成年人身上出现的，也正是这些反应和过程。反应过程中形成的障碍，一方面表现为对他人提出过高的需求，在无法被满足时感到焦虑和愤怒，例如在拥有依赖型和歇斯底里型人格的人身上所见的那样；另一方面表现为无法与人建立深层次的关系，例如在冷漠型和精神病型人格中所见的那样。换句话说，当我们去观察儿童在离开母亲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过程以及之后的反应时，我们所见证的这些反应以及防御过程，可以与之后可能发生的人格功能上的障碍联系起来。
这些从经验性数据中自然发展出的推论促使我们在调整研究策略上做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要理解这些病理过程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那么就要把有关幼儿在与母亲分离后以及再次回到母亲身边时的反应的细节的录像资料作为我们最主要的数据来进行研究。我们相信，这些数据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而且可以作为传统的从成年病人那收集来的治疗数据的必要补充。有关这些决定的思考以及一些原始的数据发表在1952年到1954年间的论文中，同一时(1)期还公布过一个影片。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的数年间，我和我的同事花费大量的时间仔细分析已经收集到的数据，收集并分析新的数据，将这些数据与其他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并且审视它们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这些工作成果已经发表的是《短暂的分离》，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夫·海尼克和伊尔泽·韦斯特海默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对儿童在短暂分离期间以及之后的反应的研究。这个研究使用了比早期研究更加系统的方法对这些反应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并且还将这些经历分离的儿童的行为与一组与之匹配的居住在家中没有经历分离的儿童的行为进行了统计上的分析比较。尽管这个研究有其局限性，但验证了詹姆斯·罗伯逊不够系统但却具有广泛性的研究发现，并且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扩展。
在我1958年到1963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对这些观察所带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做了讨论。目前的这三卷书涵盖了同一领域，但理论上会更加严密，而且也增加了新的材料。
第一卷专注于这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中提出的问题——儿童与母亲联结的本质。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呈现理论的推进，也就是第三和第四部分所做的工作，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本能行为这个问题做一个整体的讨论并找到最佳的方式将之概念化。本卷的第二部分对此做了一个相当长的讨论。第一部分有两个章节：第一章系统性地提出了我在一开始做出的一些假设并将之与弗洛伊德的工作进行了比较；第二章回顾了我所引用的经验性的观察数据并对它们作了概括。第一和第二部分所有章节的目的是澄清并明确我正在研究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比较陌生，容易让想要了解此项工作的临床工作者感到困惑。
第二卷讨论的是最早在这一系列论文的第二篇《分离焦虑》和第三篇《分离焦虑：一项重要的文献综述》中提出的问 题。
第三卷讨论的是最早在后续论文《婴幼儿时期的哀伤和哀悼》《哀悼的过程》以及《病理性的哀悼和儿童期的哀悼》中提出的问题。
在这一探寻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精神分析的框架。这样做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我在这个主题上最早的思考是受到精神分析工作的启发——包括我自己的和其他人的。其次，尽管有其局限性，但精神分析仍然是当今心理病理学领域中最可用也是最常用的理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所有我的模型中的核心概念——客体关系、分离焦虑、哀悼、防御、创伤、早期敏感阶段——在精神分析领域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其他行为学科中，直到现在才刚刚获得一些关注，但这些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在弗洛伊德的探索过程中，他曾考察过，来自不同角度的很多思考，也尽可能地尝试各种理论构架。他去世之后留下的理论上矛盾和模糊之处引起了人们的困惑，也促使人们尝试将之梳理清楚：他的某些理论被选中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还有一些被搁置和忽视。由于我的一些观点与已有的传统理论相悖，因此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所以当我在陈述这些无疑与弗洛伊德的所思所写相反的理论时，内心也体验到一些痛苦的感觉。但是，正如我希望表达清楚的那样，我的模型中的大量核心概念都可以从弗洛伊德的工作中直接明了地找 到。
(1)a 文中引用的论文如下：Robertson和Bowlby（1952）；Bowlby，Robertson和Rosenbluth（1952）；Bowlby（1953）；Robertson(1953)；Ainsworth和Bowlby（1954）。录像来自Robertson（1952）。第二版序言
为这本书进行改版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生物学家在对人类之外其他物种的社会行为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进展迫使我们必须要在第二部分的一些地方做出较大的改动，主要是在第三章的最后两节，第八章利他行为以及第九章开始的一段中。
另外一个原因是，自第一版出版之后，有关依恋的主题成了很多理论研讨的中心，同时也为大量对此感兴趣的经验性研究提供了指导。因此，也是时候增加两个章节来澄清一些理论问题并对一些更重要的理论发现进行描述。为了留出更多的空间，删除了原先附录部分有关儿童与母亲先天联结的早期文献综述部分。
第三部分的改动比较少，只在第十一章非人类灵长动物的部分加入了近期的研究发现。
第四部分需要做的细节性修改比较多，这是由于近几年来研究者对人类生命早年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第十八章我们对这些新的研究发现有更细致的讨 论。
与文章有关的很多新发表的论文已经编辑到参考文献的部分。第一部分任务第一章观点
由于所有因素在产生作用的过程中都具有高度复杂性，我们用一种方式呈现给大家。首先必须选择从其中的一个观点开始，只要能够产出成果就遵循这个观点，直到我们需要下一个观点。(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在近五十年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弗洛伊德从一个观点开始不断地进行探寻。梦、神经症病人的症状、原始人的行为的多样数据几乎都被他研究过。但是，尽管在他探寻解释的过程中，每一个案例都通向童年早期的事件，但他自己却很少通过直接观察儿童来工作。这就导致精神分析中大部分有关儿童早期的概念都来源于对年长人群数据的历史性重构。即使在儿童分析中情况也是如此：对事件和过程的推论都来源于已经过去的一段生活史。
但是这个项目的起始点与之截然不同。基于前言中已经描述过的原因，我们相信，观察母亲在或者不在时（尤其是不在时）年幼的孩子对母亲行为的反应，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格的发展。通常，当年幼的孩子被陌生人从母亲身边带走的时候，他们会出现非常强烈的反应；当他们重新回到母亲身边时，他们往往不是表现出高度的分离焦虑，就是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感。这两种类型的表现频繁地出现在受到心理神经症或其他形式的情绪障碍困扰的人群中，因此，选择这些现象作为观察的起点，并采用“只要能够产生成果就遵循这个观点，直到下一个观点出现”的方式去工作，看起来似乎大有可为。
由于这个出发点与精神分析师们所熟悉的角度相去甚远，因此，更加准确地对此进行说明并详细阐述采用这个观点的原因可能会有帮助。
精神分析理论尝试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解释人格健康的功能和病理性的功能。为了创建这一理论体系，弗洛伊德及其几乎所有的后继者都是回溯式地进行工作。基础的数据来源于分析性的设置。在这样的设置中，人格或多或少有所发展而且或多或少已经实现一定的功能。从这些数据出发，精神分析师们尝试去重构当前人格状态在先前的发展过程。
从很多角度来看，我们在此所做的尝试与之恰恰相反。我们将观察到的幼儿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反应作为初始数据，尝试去描述人格功能的某些早期阶段，并以此展开推演。更具体地说，我们的目标在于描述儿童早期经常出现的某些反应模式，并追踪其在后来发展出的人格功能中是否存在类似的反应模式。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视角上的变化，需要我们将一个可能对人格发展具有病理性影响的事件或是体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已经出现问题的单一症状或症候群。
几乎所有当代的精神分析理论都源于一种临床症候群或是一些单一的症状，例如偷窃、抑郁或者精神分裂症，并由此出发去假设哪些事件和过程会对它的发展有所影响。但我们在这儿所采用的视角，则是以一些连续事件——在婴儿时期或者儿童早期失去母亲形象——为出发点，来追踪其通常可能导致的心理和心理病理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创伤性体验出发去对未来心理发展做出预判。
在精神病学领域，这样一个研究方向上的转变是不同寻常的。但是，这种情况在生理医学领域存在已久，因此，从生理医学领域来引用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视角。现在，当人们想要对某种肺部的慢性感染进行病理学研究的时候，已经不大会采用那种先去找一组出现慢性肺部感染的病例然后尝试去探索其感染源的方法了。人们更可能采用的方式是从某种特定来源开始，可能是某种结节、细菌或者一些新发现的病毒，来研究其所带来生理病理的过程。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可能会发现很多并不与慢性肺部感染直接相关的东西。他有可能会更清晰地阐明特定的急性感染亚临床症状，但更为确定的是，他几乎总是能够发现他所选择研究的这一病原体所造成的肺部以外的其他器官的感染情况。他的研究焦点不再是某个特定的临床症候群，而是某种特定致病原所引发的一系列结果。
我们所要讨论的致病原是“在六个月至六岁之间丧失母亲形象”这一情况。在开始对我们所使用的基础数据进行考察之前，我们仍有必要更全面地描述这种方法与传统方法之间的区别，并且就这种方法所受到的批评进行讨论。当前方法的一些特点
区别之一在前文已经被提及。这种方法的数据来自研究者在真实生活场景下对幼儿的观察，而不是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人们有时认为这些数据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次要的。一些评论认为，对行为的直接观察从其本质上来说只能提供一些表面化的信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对心理功能的观察所获得的几乎是最直接的了解。这种观点导致人们只对与从病人的治疗中所得到的结论一致的直接观察数据感兴趣，而忽视了指向其他方向的数据的重要性。
不过，我现在认为，这一态度其实来源于一些不合理的假设。首先，我们不能高估从分析性治疗中所获得的数据的价值。在这些数据中，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包括自由联想、对过往事件的报告、对当前情形的评论以及病人的行为，这些并非心理过程的直接反映。为了理解这些千差万别的临床表现，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我们所偏好的图式进行筛选和整理，而且当我们试图推测其背后隐藏的心理过程时，又会不可避免地远离观察层面而进入理论层面。尽管咨询室中出现的心理过程的临床表现异常丰富，但我们仍无法对心理过程进行直接的观察。
事实上，反其道而行之可能更加接近真理。哲学家们认为，对于一个个体的生活来说，其婴儿时期可见的“行为模式”才是“其真实心理状态发展的原始基础”，并且成为之后所谓的“内在”，一种情绪，一种影响或想象，其实就是当所有形式与之相联的行为削减殆尽之后的“残留物”（Hampshire，1962）。由于对相联行为的限制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因此，很明显，被试的年龄越小，他的行为表现和心理状态越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观察本身是有技巧且细节化的，那么对年幼儿童行为的记录可以作为他们当前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索引。
第二，那些对通过直接观察行为所得的数据抱有疑问的人习惯性地低估了这些数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当在能够引发焦虑和痛苦的环境中观察儿童的时候，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可以清晰地与我们领域中的许多核心概念相联系——爱、恨、矛盾的情感，安全、焦虑、哀伤，移置、分裂、压抑。实际上，我们之后会论证，在一个孩子离开母亲到陌生环境中生活的几周时间里，我们观察到的疏离行为的出现就很像在观察真实的压抑一样。
事实上，从本质上讲，没有哪一类数据一定优于其他数据。每一类数据都与精神分析师们所关注的问题相关，而且，当把一组数据的贡献与其他数据联系起来看的时候，这种贡献就有可能被放大。
这一方法与传统精神分析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这种方法注重对其他物种在母亲存在或缺席的类似情境中表现出的行为的观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利用那些动物行为学家对这些行为的解释，作为更广泛的新概念。
如此重视动物行为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更广泛的新概念供我们进行理论探索。其中有很多涉及亲社会联结的形成——例如子代对亲代、亲代对子代以及不同性别的成员之间（有时是同一性别之间）。还有一些涉及冲突行为和“置换活动”，另有一些涉及病理性固着的发展，包括不适应行为或者指向不合适客体的行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冲突和病理性行为并非人类独有。一只金丝雀在初次筑巢的时候如果没有合适的材料，那么它不仅会发展出病理性的筑巢行为，即使在后来合适的材料已经足够的情况下也会保持这种行为。鹅会对一个狗窝求爱，如果狗窝倒塌它还会出现哀伤的表现。因此，动物行为学的数据和概念所涉及的现象与我们分析师想要理解的人类现象之间至少是有可比性的。
不过，在我们在人类行为领域内对这些动物行为学概念进行测试之前，我们不应该对它们的有用性做任何预设。每个动物行为学家都知道，无论已有的一个相关物种的知识对于观察另一个新物种提供了多么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可以直接从一个物种推论到另一个。人类并不是猴子，也不是白鼠，更不用说金丝雀或是热带鱼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拥有其自身能力以及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所以，也可能任何来源于更低等物种的观点都与人类毫不相关。不过，这似乎也不太可能。在婴儿喂养、繁殖以及排泄等方面，我们与更低等的物种拥有某些共通的生理特征，所以如果说人类的任何行为特征都与这些物种不同，那会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此外，我们希望能够在儿童早期，尤其是前语言期发现这些特征，在这个阶段行为是最少被修正过的。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至少某些源自儿童早期的神经症倾向和人格偏离是由于这些生物心理过程的紊乱所造成的？无论答案如何，去探索这种可能性本身是很自然的事情。弗洛伊德的立场
至此，我们对所采取观点的四个特征都已经做了描述——前瞻性的角度、聚焦于致病原因及其后果、对幼儿的直接观察以及对动物数据的利用，也说明了我们倾向这些数据的原因。然而，由于很少有精神分析师采取这一角度，有些人会担心从这个角度开始工作是一种打破传统而且危险的方式，所以，我们很感兴趣弗洛伊德对此会有什么样的观点。
弗洛伊德在他1920年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回溯法的一系列局限性。他这样写 道：
当我们从最后的结果回溯其发展过程的时候，事件发生的链条看上去是连续的，我们会感觉我们的思考所得是完全令人满意甚至是出乎预期的。但是如果用相反的方式去工作，如果从来自分析的假设开始，尝试遵循它们来推导最终的结果，我们就不会感觉自己获得了事件非此不可的结果。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可能存在其他的结果，而且似乎也能够很好地理解和解释这些结果。演绎推理的结果似乎并不如精神分析的工作让人满意，或者说，从一个既定的前提出发，我们无法预期一个必然的结果。
弗洛伊德指出，造成这一局限性的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各种病理学因素的相对影响力。他告诫我们：
即使假设我们完全了解决定一个既定结果的所有病理学因素……我们仍然无法预知这些决定性因素孰强孰弱。我们只能说最后成功的那个是最强的。也因此，如果我们遵循分析的线索，那么总会得到一个确定的因果链，但是要沿着演绎推理的路线去预测一个结果却是不可能的。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弗洛伊德无疑是了解传统探寻方法的局限所在的。尽管回溯法提供了许多有助于确定病理学因素的证据，但它无法识别出所有的因素，而且更不可能评估其所识别出的因素之间的相对影响力。在精神分析领域回溯法和前瞻性研究之间的角色互补，实际上只是其他知识领域中历史比较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互补关系的一个特殊表现。
尽管在所有的历史比较法研究中都能够找到回溯法的位置，而且它也做出了很多非常伟大的贡献，但这一方法无法确定不同因素在因果关系中的相对位置这一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比较法的弱点恰恰是自然科学法的强项。我们都知道，科学方法要求我们在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形成一个或者多个我们所感兴趣的可能是事件原因的假设，然后用一些方法从这些假设中演绎出可以被检验的预期结果。从这些结果的准确度来判断假设正确与否。
如果精神分析要成为一种纯粹的行为科学，那么无疑要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已被验证的自然科学方法。在咨询室中，历史比较法一定是最主要的方法（正如它在所有医学分支领域中持续扮演的角色一样），但从研究的目的来看，假设、演绎推理结果以及检验方法都可以并应该加入其中。本书的材料可以被看作应用这种方法的初步尝试。总的来说，目的是聚焦于儿童生活中的事件及其造成的影响，并且形成一些能够推理出可检验结果的理论。形成更加细致的预测模型并且对其中一些进行检验会是未来工作的方向。
里克曼和爱兹列尔（Rickman & Ezriel，1951）都曾说过，如果我们愿意，对结果的预测以及检验可以用在对病人的治疗当中，但这一方式无法检验有关早期发展的假设。因此，为了检验精神分析的发展理论，基于对婴幼儿的直接观察形成对结果的预期并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检验，是不可或缺的过程。
要采取这一方法，就必须先选择一个可能的病理学因素来看看所有的结果或者部分的结果是否能够归因于它。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一方法的第二个特征——对特定致病因素及其结果的研究。
如果提到弗洛伊德对此的看法，那么我们有必要区分他对致病因素的一般性观点和本研究中所选择的这个特定因素的观点。我们从他的一般性观点开 始。
当我们考察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相关紊乱症状成因的观点时，我们发现他总是聚焦在“创伤”这个概念上。我们可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是在他最终形成的结论中还是更早期的观点里其实都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在他后期的两部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以及《精神分析引论》（1940）中，他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创伤的性质、个体较为脆弱的年龄阶段、可能具有创伤特质的事件以及它们可能对心理发展产生的影响。
其中，弗洛伊德的核心论点在于对创伤特质的讨论。他得出的结论与很多人相同，两方面因素与之相关——事件本身以及个体体验事件的过程，也就是说，创伤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体验之所以会唤起异乎寻常的病理性反应，是由于它对人格有极大的需求。他进一步推测，这一过程，即是将人格暴露在超出其应对能力的刺激中。
在过程因素上，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对这些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具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创伤的刺激对于另外一个个体就可能没有相同的效果”（SE 23）。但同时他也坚持认为，存在一个特定的生命阶段，也就是一开始的五到六年之间，每个人可能都是非常脆弱的。其原因在于在这个年龄“自我是无力的……不成熟的，没有能力抵抗”。其结果就是自我“无法处理在以后看来是极其容易的一些任务”，只能诉诸压抑或分裂。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神经症只会在儿童早期形成”的原因所在（SE 23）。
当弗洛伊德提到“儿童早期”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所说的是包括几个年龄段在内的一段时间，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指前五年，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的是前六年。在这个范围内，他认为“两岁到四岁可能是最为重要的”（SE 23）。更早期的年龄并没有受到他的特别关注，他也表示对这段时间的重要性不能十分确定：“出生之后多久这一接受性的阶段才会开始并不能够十分肯定。”（SE 23）
以上就是弗洛伊德在病理学方面的一般性理论，而我们在这儿所发展的理论与之相当一致。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定义范围内，与母亲分离可能是创伤性的，尤其是孩子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陌生的人在一起。此外，数据显示的造成创伤的年龄段也与弗洛伊德所推测的极度脆弱的儿童时期相当一致。接下来，我们会简要地介绍从与母亲分离这一事件所发展出来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创伤概念之间是如何吻合的，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介绍本书核心论点的机会。
弗洛伊德是用因果条件和心理结果这两个角度对创伤进行定义的。早年与母亲的分离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都符合这一定义。在因果条件方面，分离并进入一个陌生的场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引发强烈的痛苦。用弗洛伊德的假设来说，当心理受到过度刺激时会导致创伤。在结果方面，分离所带来的长期痛苦通常会继发心理变化，表现为压抑、分裂和否认，而这些显然精确地符合弗洛伊德所推测的创伤带来的防御性过程，并且这实际上也就是弗洛伊德发展他的创伤理论时所依据的心理过程。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研究中所选取的致病原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所设想的创伤性事件中的一个特殊例子。所以，这里所详细阐述的神经症理论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创伤理论的一个变体。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尽管与母亲的分离十分符合弗洛伊德有关神经症的一般理论，而且，分离焦虑、丧失以及哀伤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却极少明确地将一个早期的分离或丧失事件作为创伤的来源。当他谈论哪些事件属于创伤的时候，弗洛伊德显得相当谨慎，实际上，他所用的都是相当概括和抽象的形容词，以至于我们不总是能确定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例如，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他只是说：“他们给人有关性和攻击的印象，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与自我受到的早期伤害有关（自恋性的羞愧感）。”（SE 23）早期分离是一个公认的对自我的伤害，但是，即使早期分离确实会伤害自我，这是否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却不得而知。所以，即便早期与母亲的分离完全符合弗洛伊德对创伤事件的定义，但他从未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创伤事件予以认真的关注。
这一方法的第三个特点是利用直接的行为观察数据，并且，与前两个特点一样，这一特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也是十分一致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弗洛伊德几乎不使用直接观察所得的数据，但他曾使用这些数据的个别情况都是相当重要的。例如他在《超越快乐原则》（SE 18）中对于棉线轴事件的讨论，以及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中重新对焦虑理论所做的艰难的思考。当时，他面对有关焦虑的复杂且相互矛盾的结论。在对年幼儿童独自一人身处黑暗或与陌生人在一起时的行为表现进行观察的过程中，他探索并发现了“大陆”（terra fi rma，SE 20），作为他整个新框架所依赖的基础。
其次，很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之前，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中，弗洛伊德曾明确地对将直接观察儿童作为精神分析法研究的补充这一想法做出了评论：
精神分析研究，从后续的时间回溯到童年时期，结合对当代儿童的行为观察……对儿童进行直接观察的缺点在于这些数据很容易被误读；精神分析的困难之处在于它所得到的数据和结论都是十分间接的。但是，当这两种方法共同作用的时候，就有可能获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确定发现。
本研究方法的第四个特点是采用了动物研究的数据。如果有人对动物行为研究的结果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这种怀疑肯定无法获得弗洛伊德的支持。我们都知道，他不仅曾对《人类心理进化》（1888）做过细致的研究，花费了不少精力回顾动物数据，而且在他的遗作《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弗洛伊德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心理的一般性图式应当可以应用到更高级别的在心理上与人类类似的动物身上。”并且，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丝遗憾：“动物心理学尚未对这里所呈现的有趣问题进行研究。”
不可否认，动物行为研究要涉及弗洛伊德所思考的过程和结构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自弗洛伊德撰写《精神分析引论》之后的这些年以来，动物行为学中的杰出研究及其所发展出来的崭新概念一定会吸引他的关注，并引发他的兴趣。动机理论
有关本书所采用研究方法的四个特点我们已经做了讨论。即使本书采用的这些方法对很多精神分析师来说并不熟悉，同时也是一个未经探索的领域，但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说，要理解这一方法应当没有什么困难。不过，这一方法还有其他一些特点确实与弗洛伊德不同。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动机理论。由于弗洛伊德提出的有关驱力和本能的理论在精神分析领域元心理学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因此每当有分析师脱离这些理论时，就容易引起混乱甚至惶恐。在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我想引领读者们明确一下我们的立足点，拉帕波尔和吉尔（Rapaport & Gill，1959）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点。
在“尝试清晰而系统化地阐明组成精神分析领域元心理学的主体假设”的过程中，拉帕波尔和吉尔根据维度的不同对这些假设进行了归类，并确定了五个维度。当我们需要对一个心理现象做出任何精神分析性阐释的时候，必须包含对每一个维度的议题的讨论。这五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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