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水照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苏轼传稿试读：

我與蘇軾研究結緣，起因於那特殊年代的幾次特殊機遇。1958年暑假，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同學響應當年“大躍進”的號召，決定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挾持“學術大批判”的狂飆，聲言要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領域。其時課堂教學中，還剛剛學完唐代文學，我却被編入宋元文學寫作組，開始接觸蘇軾作品。在那個對古人粗暴批判、對老師批判粗暴的風潮中，寫成的兩卷本“紅皮”文學史却獲得巨大的聲譽，同學們頗有自豪感。然而次年政策調整，糾正“大批判”中的過“左”傾向，於是我們又作全面修改，出版了四卷本的“黄皮”文學史，向正常的學術書寫稍作回歸。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又參加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再次承擔了蘇軾一章的寫作。三次修“史”標誌着我蘇軾研究的起步，甚至也可以説是問學之途的發軔。

然而，這一“起步”却充滿惶惑、遺憾乃至悔恨，其教訓比經驗更多、更深刻，給我以長遠的影響。特別是“紅皮”文學史的寫作，使我們處於既熱情亢奮又思想僵化、馴化的矛盾交集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也逐漸體會到堅守主體意識的重要。蘇軾那首《水龍吟·次韵章質夫楊花詞》中的“楊花”，被作者的生花妙筆，賦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她漫天飛舞，姿態變幻，自以爲充滿活力和情思，殊不知全是受外力之“風”驅遣的結果。我讀楊花詞就每每有種身不由己的悲哀。由此提醒自己：爲時裹挾，望風落筆是學人的大忌，初步認識到獨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學術創新的根本。當然，這一“起步”也並非都是負面的。尤其是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那段編寫文學史經歷，應該説受到了頗爲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學術規範、良好學風的自律教育。開始懂得文獻資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礎和前提，而作家的創作文本更是研究某位作家最重要、最核心的材料。正是閲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文章及其他背景材料，才對蘇軾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并養成了强烈的讀蘇興趣，爲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引導我繼續走向“蘇海”。

對歷史人物進行個案研究，通常採用專題論析、作品解讀、人物傳記、作家年譜等著述體裁，以期從多種角度、不同層面來展示歷史人物的真實全貌。這是一種有效的、便於操作的方法。朱東潤先生研究宋代梅堯臣、陸游，分別貢獻了三部著作，即《梅堯臣傳》、《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梅堯臣詩選》和《陸游傳》、《陸游研究》、《陸游選集》，并能彼此互闡，相得益彰，在方法論上有示範意義。這裏匯集我的有關蘇軾著述四種，即《蘇軾研究》、《蘇軾選集》、《蘇軾傳稿》、《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也不外乎上述的著述體裁範圍，編成叢書，似略示系統性。其實，這原不是預先有意的策劃和設計，而是自然形成的。或出於出版社的約稿，或受新資料發現的啟發與推動。現將四種著述情況向讀者作個簡單的交代。《蘇軾研究》是一部論文集，除作爲“代序”的《走近“蘇海”》外，共收文二十三篇，分作“綜論篇”、“思想篇”、“品評篇”、“影響篇”、“譜學篇”五個專題，而對研究對象蘇軾而言，則經歷了從政治家蘇軾到文學家蘇軾再到作爲士大夫精英型範蘇軾的演化過程，這與我國國内蘇軾研究的動向幾乎同步，也可説是與時俱進吧。學術工作者不論秉持何種立場和主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影響，但“與時俱進”與“爲時裹挾”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即在於能否堅持自我意識與獨立思考。這些論文都寫作於1978年“新時期”以後，表達的是個人認真研究後的一些心得，錯誤則自然難免，期待讀者教正。《蘇軾選集》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叢書之一，是對蘇軾創作文本的解讀。這套叢書給予選註者以較大的編寫自由，允許在一般選本的字句訓釋、典故介紹等之外，自行設計欄目，我就按需要添置“評箋”、“附錄”等類（這套叢書中後出的選本多循此例），似能擴大文獻面，增强學術性，成爲一般讀者和蘇學專家都可參閲的讀本。但仍存在不少缺失，此次重印，儘量作了彌補與修訂。《蘇軾傳稿》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之一，屬於普及性讀物。全書篇幅不大，以蘇軾一生的文學道路爲敘述的中心線索，重點較爲突出。我曾與兩位門人分別合作過《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8年再版）和《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兩部傳記，前者展示蘇軾豐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努力於學術性與大眾閲讀的結合；後者對蘇軾的文化創造和歷史功績進行全面論析和深入闡釋，較富學術内藴。此兩部傳記主要是合作者的勞績，不宜收入本叢刊，讀者如有興趣，當可參閲。本書有日文、韓文兩種譯本，曾引起日、韓兩國報刊的關注。2013年9月，韓文版修訂重印，據韓譯者的統計，共有十六家韓國媒體作過報導，實出乎我的意料。“蘇子文章海外聞”（高麗朝權適詩）、“文章傳世帶方州”（蘇頌詩，漢江古名帶水），説明蘇軾的文學魅力几百年來至今不衰。《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的編輯，乃是緣於我在日本講學期間發現兩種稀見的宋人所撰蘇譜，即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這兩部書不僅編撰時間早，而且保留不少珍貴的蘇軾背景資料。因與其他三種宋人所撰者合刊一集，以見今存全部宋人蘇譜，當有裨於蘇軾研究。何、施兩種年譜國内久佚，重新引進中土，爲國内學術界所矚目，“讀蘇者爲之驚喜不已”（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自序》）。

以上四種拙著以叢書形式再版，算是我個人治蘇道路的小結。事實上，“蘇海”的博大，遠非這幾種著述形式可以涵蓋，倘若天假以年，我仍有興趣在此領域繼續耕耘。王水照2014年10月一、引言

蘇軾是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在叙述他的生平和創作之前，先講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上傳爲美談的故事。宋仁宗趙禎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歲的蘇軾在汴京（今河南開封）應試，就以他光彩奪目的才華爲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所激賞。歐陽修讀了他的文章後説：“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與梅聖俞》）後並預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又見《曲洧舊聞》卷八），未來的文壇將屬於蘇軾。這個故事表現了歐陽修奬掖後進的熱忱和發現人才的識力。他的熱忱贏得了包括蘇軾在内的後人的長久懷念；而他的識力更難能可貴，爲世稱道。

蘇軾没有辜負老前輩的矚望，他果然成爲北宋繼歐陽修之後的文壇巨擘。他建樹了多方面的文學業績：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詩歌與黄庭堅並稱“蘇黄”，開有宋一代詩歌的新面貌；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是豪放詞派的創始人。他是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在書畫藝術方面他也是名家：書法與黄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四大家”；繪畫是以文同爲首的“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他涉獵的領域如此之廣，而在各個領域中又能同時取得突出的成績，這在我國文學藝術史上是極爲罕見的。

歐陽修的推重使蘇軾文名大噪，譽滿京師，但叙述他的生活經歷和文學道路却必須從他的童年講起。二、家庭和早年生活

蘇軾，字子瞻，初字和仲，四川眉山縣城内紗縠行人。他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照公曆推算，是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

他出身於一個富有文學氣氛的傳統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蘇洵，字明允，因屢試落第，憤而燒燬自己的文章，再度悉心攻讀，終於成爲著名的古文家。哥哥景先，早卒。弟弟蘇轍，字子由，初字同叔，是蘇軾一生政治上和文學上的同道。蘇轍説蘇軾對他是“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東坡先生墓誌銘》）；蘇軾説蘇轍對他“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初别子由》）。由於父子三人的文學成就，並稱“三蘇”，又分别稱爲“老蘇”、“大蘇”、“小蘇”。蘇洵曾自稱“布衣”，“墮在草野泥涂之中”（《上歐陽内翰第一書》），蘇軾也説“生於草茅塵土之中”（《應制舉上兩制書》），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説他“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都反映出一個並非富有的讀書人家的境況。

蘇軾八歲時入鄉校讀書。老師是天慶觀道士張易簡，他在近百個學生中獨獨賞識蘇軾。蘇軾對這位教了他三年的啓蒙老師，直至晚年謫居海南島時還夢見他。十歲時，改由母親程氏講授。十二歲時，蘇洵從外地求宦游學返家，蘇軾和九歲的蘇轍便由父親教授。一次，蘇洵命他倆作《夏侯太初論》。夏侯玄（字太初）是三國時魏國的重臣。當時司馬師繼其父司馬懿之後專權篡政，任大將軍。夏侯玄參與了推翻司馬師的密謀，事泄被捕。他臨斬時，顔色不變，舉動自若。據説他平日即處事鎮静，一次“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世説新語·雅量》）。蘇軾藉以評論説：“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1]蠆”，極力形容人們在有思想準備和無思想準備時表現的不同，推崇夏侯玄臨危不懼的精神。這兩句話，初次顯露出蘇軾隨機生發、翻空出奇的雄辯才情，受到蘇洵的稱贊。蘇軾成年後還把它用在他的《黠鼠賦》和《顔樂亭詩序》中。

幼年的蘇軾不僅受到深厚的祖國傳統文化的熏陶，而且也接受正統的儒家經世濟時的政治理想的教育。他八歲開蒙的那年，即慶曆三年（1043），宋仁宗正鋭意改革弊政，撤换吕夷簡、夏竦等保守派大臣，起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物，政局有所刷新。國子監直講（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的官員）石介寫《慶曆聖德頌》詩加以頌揚。這首詩傳到了四川，蘇軾誦習之餘，對韓、范、富、歐陽四位“人杰”十分仰慕。他的母親程氏是一位有政治見解的婦女，有次她給蘇軾講《後漢書·范滂傳》。東漢名士范滂反對宦官專權誤國，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大逮黨人，他鎮静自若地前去投案，其[2]母和他訣别説：“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程氏講到這裏，激動不已。蘇軾問：“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程氏堅定地答道：“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蘇軾十分感動，“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誌銘》）。

蘇軾正是懷着這樣的政治抱負離蜀赴京，找尋出路的。[1]蠆：蝎子一類的毒蟲。[2]李、杜：李膺、杜密，當時名士集團的領袖人物。三、初入仕途

嘉祐元年（1056）三月，蘇軾兄弟隨父離家，從陸路自閬中（今四川閬中）、出褒斜（今陝西勉縣北）、度秦嶺、經關中，最後於五月到達汴京。八月，蘇軾與蘇轍在開封府考進士，同時獲選。按照宋朝的規定，府試以後還要經過中央禮部（負責禮儀、祭享、貢舉等事）的考試和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兄弟倆住在興國寺準備應考，蘇洵則投書歐陽修、富弼、韓琦等人，受到他們的重視。第二年正月，歐陽修以禮部侍郎（禮部的最高副長官）、翰林侍讀學士（給皇帝講書的侍從官）知貢舉。他對當時流行的奇詭艱澀的文風深爲不滿，把平易流暢的文風作爲取士的標準。蘇軾的考卷《刑賞忠厚之至論》得到他的特别贊賞，其具體情況就是本書開頭講的那個故事。又[1]經過仁宗的“御試”，蘇軾賜進士及第，蘇轍賜同進士及第。宋仁宗高興地對他的皇后説：我爲子孫得了兩個宰相。不料程氏在家病逝，蘇洵父子只好回蜀奔喪。在封建時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孫輩必須謝絶人事應酬，如果是做官的人，還需解除職務，在家守孝二十七個月，叫做守制或丁憂。蘇軾便丁憂家居。

嘉祐四年（1059）十月，父子三人再度赴京。這次是走水路。他們經現在四川境内的嘉州（治所在今樂山）、瀘州、渝州（治所在今重慶）、涪州（治所在今涪陵）、忠州（治所在今忠縣）、夔州（治所在今奉節），出三峽，到了江陵（今湖北江陵），已是歲末。一路上，碧波滔滔的長江，秀麗多姿的巫山，忠州的屈原塔，夔州的八陣圖，其他如神女廟、昭君村、黄牛廟、蝦蟆碚等山川文物、名勝古跡，處處震蕩着他們的襟懷，激發起他們的才思，他們寫下了不少作品。江陵以後的路程，將改由陸路北上。爲了紀念這次舟行，他們就把三人途中所作詩文一百首，編爲《南行集》。其中有蘇軾詩四十多[2]首，這是現存蘇詩中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他詩歌創作的起點。

這些作品初步顯示了蘇軾的政治抱負和詩歌才能。在《屈原塔》一詩的短序中，他指出屈原的生平事蹟實與忠州無關，“原不當有碑塔於此”，但“後人追思”才作此塔。詩中歌頌“屈原古壯士，就死[3]意甚烈”的獻身精神，並推論説：“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4]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一個人貴在名節，富貴不過是過眼雲煙，切勿熱中；屈原之所以自沉汨羅江，正是堅持節操的結果。這些作品大都以五言古詩見長，如《入峽》、《巫山》等長篇，或結構嚴謹，或用詞凝煉，表現出年青詩人刻意鎚[5]煉的工力。他寫水——“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6]黔波緑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入峽》）百川歸江，水勢浩渺，但奔騰入峽後，地勢迂回逼蹙，猶如進入水潭。他寫山——“蒼崖忽相[7]逼，絶壁凛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顥氣。晃蕩天宇高，奔騰江水沸。孤超兀不讓，直拔勇無畏。”（《巫山》）巫山十二峰，山勢陡峭，令人心悸。常被白霧遮掩，只能見到八九山峰。江水如沸，山水光摇影動，天空顯得格外高曠。巫山奇峰突起，像個無畏挺立的勇士。他的七言古詩，却寫得生動流走，如《江上看山》：[8][9]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 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沓如驚奔。 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 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詩寫江邊山峰形如群馬：有的像體貌不一的馬群，變化多端；有的像

又擠又亂的馬群，狀若驚奔。山上小路，迂回盤旋；上有行人，

影影綽綽。詩又借觀山寫出水流之速：群山倏忽而過，船像鳥兒

南飛，透露出飛速航行的歡快心情和對祖國山水的傾倒。

這些早期作品還反映出蘇軾對詩歌創作的自覺磨煉。如他一次寫《江上值雪》，就采用以前歐陽修的寫法，“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以避俗套，寫出“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這類形象化比喻的句子。他寫《神女廟》，對楚襄王與神女幽會的老故事，也不襲用玉色美顔乃至望帷披帳一類艷詞，而是寫出“茫茫夜潭静，皎皎秋月彎。還應摇玉佩，來聽水潺潺”這樣對神女活動的想象，意境恍惚幽遠，頗饒詩味。當然，這些詩中也有“喜且售”、“樂且久”（《夜泊牛口》）等爲了凑韻而生造的詞語，表現了詩人早期作品的不成熟之處。

蘇軾還爲《南行集》寫了一篇序（又名《江行唱和集叙》），其中説：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就是説，文學來源於生活，優秀的文學作品並不是“能爲之”造成的，

而是“不能不爲之”的産物。這就要求作家只有深入生活，在生

活中有所認識、感動，然後才能進行創作。而那種“勉强所爲之

文”是寫不好的。蘇軾的這一重要文學思想受教於他的父親蘇洵，

爲他後來的創作確立了正確的方向。

蘇軾的這篇序言是在江陵驛站中寫的。在江陵，他還寫了一組五律《荆州》十首，最後一首説：[10]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 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緑芒。 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 楚境横天下，懷王信弱王！前四句寫初春景象。後四句説，這裏曾是戰國時楚國的故地，北至許

州、鄧州，南到衡山、湘江；楚懷王擁有這樣廣袤的疆域，却因

疏遠屈原，寵信皇后鄭袖，又被秦國謀士張儀所欺騙，最後竟困

死於秦國，他真是個孱弱無能的國君！這使人很容易聯想到，現

在宋朝疆域更廣，難道不應有所行爲、奮發自强嗎？詩句透露出

蘇軾在政治上的勃勃雄心。

嘉祐五年（1060）二月，蘇軾到達汴京。禮部授予他以河南府福昌縣（今河南宜陽縣西）主簿的官職，辦理文書等事務。但他並没有去赴任，而是與蘇轍一起準備“制科”的考試。原來唐宋時除了“進士”、“明經”一類“常舉”以外，還有一種皇帝特别下詔舉行的考試，叫做“制科”。嘉祐六年（1061）八月，蘇軾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入第三等（爲“上考”），這是極大的榮譽。從宋初以來，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他兩人（整個北宋只有四人，另兩人是范百禄、孔文仲）。考試畢，他被授予大理評事、鳳翔府（治所在[11]今陝西鳳翔）簽判的官職。蘇轍考入第四等，被任爲商州（治所在今陝西商縣）推官（州的屬官，掌管審案）；但因蘇洵奉命在京修禮書，他奏請留京侍奉父親。他送哥哥赴任，到鄭州分手。蘇軾有詩説：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辛丑（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别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兄弟倆第一次離别，情緒不免感傷。唐代韋應物在《示全真元常》一

詩中有“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的名句，意思説，今夜雨雪

對床暢談，極愜人意，以後哪一天復能如此？蘇軾回憶往昔兄弟

倆同讀此詩，感觸很深，曾約定日後一起退隱，縱情山水。想到

這裏，覺得高官厚禄並不值得追逐。

但是，北宋初年積貧積弱的社會局勢唤起他平素懷抱的濟世之志，逼着他睁開眼睛正視現實。宋朝是比以往幾個統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權的朝代，它把軍權、政權、財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這對鞏固宋朝的統一、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禦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存在着消極因素，而且越到後來越嚴重。在軍權集中方面，宋王朝爲了防範武人跋扈割據，把軍隊交由文臣統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經常輪换駐防，終年來往道路，致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就造成軍隊訓練不良，戰鬥力薄弱；在政權集中方面，宋王朝規定地方長官由中央官吏兼攝，又加强對地方的各種監視，但又優待官吏，所謂“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在財權集中方面，規定地方財賦絶大多數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層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揮霍享樂，到宋仁宗時，國庫空虚，“惟存空簿”。這使固有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鋭，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開國不過三十多年，宋太宗時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的農民起義，人數達數十萬，就是突出的例證。宋朝又是我國歷史上統一朝代中最缺乏抵禦外來侵擾能力的軟弱王朝。在宋初，它就處在契丹族的遼政權、黨項族的西夏政權的侵擾和威脅之中（以後又有女真族的金政權、蒙古族的元政權，直至宋亡）。宋朝每年向遼、夏輸納大量“歲幣”（銀、絹），又給財政造成沉重負擔。

正是在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尖鋭的情況下，上層統治集團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來主張“變法”，要求革除弊政，緩和危機，形成了變法運動。

慶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爲參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韓琦爲樞密副使（全國軍事機關的副長官），要他們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就提出“明黜陟”（官員升職要按實際表現，不要按資歷）、“厚農桑”（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修武備”（召募士兵，捍衛朝廷）等“十事”。宋仁宗采納了他的意見，並頒行全國，號爲“慶曆新政”。但事隔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對而失敗，范、富罷職，韓琦被迫出赴外任。“慶曆新政”的失敗更促使社會矛盾的急劇發展。士大夫中仍然醖釀着新的改革浪潮，一些局部性質的改革活動也在漸次展開。這是王安石變法前的醖釀期。蘇軾這時的基本政治傾向是要求變法。他寫了不少政論文，從要求革新的政治思想出發，繼承漢代賈誼、唐代陸贄的政論精神，結合歷史經驗教訓，分析當前形勢，研究治國之策。代表作就是考“制科”時所寫的《進策》（包括總論性質的《策略》五篇、講具體改革措施的《策别》十七篇、講遼和西夏問題的《策斷》三篇）和嘉祐八年（1063）在鳳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論》。

在這些文章中，他首先指出當時掩蓋在承平景象下的嚴重的社會危機：“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策略》一），並説：“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指西夏、遼），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爲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策斷》上），頗爲深刻地認識到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主次地位和相互影響的關係，甚至比三年前王安石所作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顧内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的議論更爲透闢，也更爲明確地指明變法的根本目的在於對付兩大矛盾，鞏固皇權統治。他還針對“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思治論》）的三種積弊，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在這四大項下又各有子目，共十七項（《策别叙例》）。這些方案中包含不少裁抑豪强貴族勢力的内容：如主張“夫唯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肯定商鞅、韓非“用法始於貴戚大臣”是符合“舜誅四兇”之“術”的（《策别》第一）；又如指責“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有兼併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主張“均賦税”，矛頭所向自然是豪强兼併地主（《策别》第十）。他大聲疾呼要“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萬物皆動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勇於改革（《策略》一）。這些觀點，無疑使他列入當時的變法派之中。

這些政論文在文風上深受戰國時代縱横家的影響。它的特色是汪洋恣肆，辯才無礙。宋人李塗《文章精義》指出，蘇軾上述《策略》等“論利害”的政論，學之於《戰國策》，並説，“蘇門文字，到底脱不得縱横氣習”，是正確的。它常被舊時代的舉子們奉爲楷式。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曾記當時俗語説：“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蘇軾這類文章的影響。

這一時期是蘇軾詩歌創作的初步活躍時期。和政治上主張改革相一致，他的作品中也以關心國事、反映民生疾苦爲重要主題。他從辭歲時“富人”和“貧者”的兩種不同的饋贈禮品，看出兩種不同的生活地位。“富人”是“置盤巨鯉横，發籠雙兔卧”，“富人事華靡，采綉光翻坐”，而貧苦人家只能弄點自己舂磨的餅、糕等物，充作饋歲[12]之物：“貧者愧不能，微摯出舂磨。”（《歲晚三首·饋歲》）他經常作這種貧富懸殊的對比：“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游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閑時尚以蠶爲市，恐忘辛苦逐欣歡。”（《和子由蠶市》）同是“蜀人”，苦樂如此不均。這個對比正説明作者對當時社會中貧富對立的現象有着較深的感受。

天寒降雪，他嘆道：“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他感慨有成就的詩人照例窮愁潦倒，好詩佳句往往出於寒餓之身，那麽，嘗嘗雪中捱凍的滋味吧，就能寫出啼飢號寒的好詩來，趕得上唐代詩人孟郊、李賀的成就。蘇軾正是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推己及人，對於大雪中勞動人民的窘況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一首七律寫道：南溪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 獨自披榛雪履跡，最先犯曉過朱橋。 誰憐屋破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囂。 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前四句寫詩人到南谿探雪，作爲最先到達的游客，雅興不淺。後四句

却跌入悲涼境界。村人屋破無處可睡，有誰憐惜他們？村中語聲

悄然，那是村人飢餓無力的緣故。周圍這樣寂静，烏鴉驀地驚飛，

使雪花從樹上紛紛落下，只有它髣髴懂得詩人的來意啊！前四句

探雪之歡，更顯出後面村人飢寒之悲。“誰憐”兩句，用了兩個

典故。上句用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床頭屋漏無乾處，

雨脚如麻未斷絶。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下句用

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澤闊鳥來遲，村飢人語

早。”上句正用其事，又以反問句表達出來；下句是反用其意。

借用前人詩句以構成自己詩境，是古典詩歌常用的手法。重要的

是用得活，用得貼切。蘇軾在這裏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實例。

面對苦難的現實，衰弱的國勢，蘇軾的報國之心又勃然而發。也是一個早雪的天氣，他抒寫道：[13]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 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 愁腸别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 近買貂裘堪出塞，忽[14]思乘傳問西琛。——《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之一這首詩作於嘉祐七年（1062），蘇軾任鳳翔簽判的次年。這年天氣冷

得早，九月已下初雪，髣髴歲暮景象。自己閒居官衙，無所事事；

白髮漸生，只能借酒消愁。難道就這樣消沉下去麽？不，我已買

就皮裘準備出塞，願意接受王命，使西夏前來歸附！立功塞外的

報國之志，躍然紙上。

他還寫了一些指斥時弊的詩。如詠史詩《郿塢》，借古喻今，語多譏刺：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 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這首詩是嘲駡漢末董卓的。董卓是個姦相，怕人行刺，在衣内加了厚

甲，自以爲可以確保生命安全；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盤據的

郿塢，揚言“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然而，他後

來失敗了，被暴屍長安，時遇酷暑，肥胖的軀體流脂滿地，人們

對他恨之入骨，就在他的肚臍眼裝上燈蕊，像點燈似的燒了幾天。

詩的後兩句説，照明不須燈，真算個“英雄”！嬉笑怒駡，鞭撻

有力。這對當時瘋狂地聚斂民財的官僚貴族，無疑是個嚴重的警

告。陳師道曾説“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後山詩話》），

是不錯的。

蘇軾這時期的詩在藝術上也趨於成熟。組詩《鳳翔八觀》八首就代表他當時五七言古詩的成就。鳳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15]的“石鼓”，秦碑“詛楚文”，王維、吴道子畫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楊惠之所塑的維摩像，東湖，真興寺閣，李氏園，秦穆公墓，被稱爲“鳳翔八觀”，蘇軾都一一加以吟誦。尤如《石鼓歌》，從“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開始，寫他嘉祐六年（1061）冬，初到鳳翔任，即去孔廟謁聖，見到石鼓；然後詳細描寫石鼓的文字和經歷，最後以“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生安得如汝壽”作結，感嘆歷史興替，富貴殆盡，只有這巋然石鼓却是永恒的存在，成爲我國傳世的寶物（今存北京）。全詩六十句，用詞典雅而摹寫入微，結構嚴謹而時起波瀾，刻意鍛煉，慘淡經營。這之前韓愈也寫過《石鼓歌》，蘇軾此詩有意和他争勝，終於成爲吟誦石鼓的兩篇名作。

他的近體詩却是另一副面目，俊逸，流動，富有情韻。如《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16]人困蹇驢嘶。這首詩寫於嘉祐六年（1061）。嘉祐元年，作者和蘇轍第一次赴京途

中曾在澠池（今河南澠池縣西）寺舍寄宿。舊地重過，寺中的老

僧已死，骨灰藏於新塔；墻壁頽壞，往日的題詩已不可見。人之

於世，詩之於壁，都像鴻鳥踏雪，偶留痕跡罷了。這首詩雖有消

極意味，但在藝術上却很有特色：圓轉流動，一氣呵成，律詩在

聲律、對仗等方面的嚴格要求對他似乎毫無拘束；“雪泥鴻爪”

也以其形象新穎而成爲流傳至今的有名比喻了。又如《題寶鷄縣

斯飛閣》七律：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 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17]雲霄。 昏昏水氣浮山麓，泛泛春風弄麥苗。 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此詩結構整飭，與前首不同：首尾兩句前後呼應，點出懷鄉思歸而不

得的主題，中四句寫眺望所見。“野闊”兩句説，因爲“野闊”，

才使牛羊顯得與雁鶩一般大小；由於“天長”，遠處的草木好像

跟雲天連在一起，抓住了登高望遠的特點，使人産生身臨其境的

感受。

蘇軾在鳳翔任職三年多，於宋英宗趙曙治平二年（1065）正月[18][19]還朝，以殿中丞差判登聞鼓院，又經過學士院的考試，授官直史館（編修國史機關的官員）。這時，他的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妻子王弗卒於京師；接着父親蘇洵又病故，他就和蘇轍一起扶柩從水路回蜀，並爲父親守喪家居。[1]宋初進士分爲“及第”、“同出身”兩等，後改爲“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等。[2]現存蘇軾的最早兩首詩，是作於嘉祐四年（1059）的《詠怪石詩》、《送宋君用游輦下詩》，時作者丁憂居蜀。但一般的蘇詩編年集子都以《南行集》爲開端。[3]考折：即壽殀，長壽或短命。[4]大夫：指屈原，他曾做過楚國的三閭大夫。[5]合水：指長江上游許多合流入江的支流，如强水、涪水等。[6]黔波：黔江，即烏江，長江支流之一。藍：藍草，可製靛青。[7]顥氣：白霧。[8]槎牙：歧出不齊的樣子。[9]雜沓：也作“雜遝”，又多又亂的樣子。[10]柳門：荆州城門之一。[11]宋代官制分爲“官”、“職”（殿閣職稱，如某某殿學士）、“差遣”三種，前兩種是虚位，不任實職，只有差遣才是實際職務。這裏的“大理評事”（司法機關大理寺的屬官）是“官”，“簽判”是“差遣”。簽判，“簽書判官廳公事”的簡稱，知州的助理官。[12]摯：同“贄”，禮品。[13]岐陽：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城東北）之南，這裏即指鳳翔（鳳翔在岐山西南）。[14]傳：傳車。琛：珍寶。西琛：西方産寶之地。這裏指西夏等。[15]石鼓成於何時，究屬何物，歷代説法不同。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定爲秦襄公時所製。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有《石鼓爲秦刻石考》一文，定爲秦獻公以前、襄公以後之物；並認爲“石鼓”之名不妥當：“此正刻石之製，非石鼓也”，“特爲正其名曰‘秦刻石’”。[16]此句蘇軾自注説：“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往歲”，指嘉祐元年作者兄弟俩第一次赴京之時。[17]去國：離開故鄉。[18]管理宫廷事務的殿中省的官員。[19]受理官民建議或申訴的機構。四、在汴京

宋神宗趙頊熙寧二年（1069），蘇軾守喪期滿，又從陸路度秦嶺、經關中，第三次來到京師（以後他就没有再返故鄉）。他改任殿中丞、[1]直史館和差判官誥院。這一次，等待他的是一場上層統治集團内部新舊兩黨的激烈鬥争。

這年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副宰相），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變法運動。王安石是位有志於改革的政治家，在此以前他曾在鄞縣（治所在今浙江寧波）、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潛山）、常州（治所在今江蘇常州）等地擔任地方官，試行了若干改革措施，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變法理論和方案。嘉祐三年（1058）他寫的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就是代表作。到了這時，他受命執政，立即[2]建立起一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爲主持新法的新機構。

王安石新法的具體内容可分爲理財和整軍兩類。屬於理財的有青[3][4][5][6][7]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農田水利[8][9][10][11]法等；屬於整軍的有減兵並營、將兵法、保馬法、保甲法[12]等。以外，王安石又改革科舉制度，以便爲推行新法提供人才。

理財是爲了“富國”，整軍是爲了“强兵”，最終目的是爲了緩和階級矛盾，對付社會危機，鞏固趙宋王朝的封建統治。但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豪强、貴族、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抗。變法開始後，韓琦、歐陽修、富弼等元老重臣紛紛出來反對，他們從慶曆、嘉祐時代的主張改革變成了攻擊改革的中堅人物。不久，一批守舊的封建士大夫就聯合起來，形成了以司馬光爲首的變法反對派。他們隨後又得到仁宗妻曹后（太皇太后）、英宗妻高后（皇太后）和神宗妻向后的支持，勢力更爲强大。

蘇軾這時期的政治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熙寧二年（1069）五月，他寫《議學校貢舉狀》，反對王安石對考試制度的改革，即由詩賦取士改爲以經義論策取士。熙寧四年（1071）冬，他被改任權開封府推官（開封府代理推官）。同年十二月和次年二月，他兩次上書，即《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又題《再論時政書》），更集中地表明他反對新法的主張。他把新法比作“毒藥”，説“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他要求神宗“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不要“求治太速，進人太鋭，聽言太廣”，也就是反對所謂操之過急，要求“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反對“多開驟進之門”，大量提拔任用主張新法的人，反對神宗采納變法派的意見。他還對新法的主要項目，逐一加以論難。這説明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方面已經惡性膨脹，使他追隨守舊派走得很遠了。但是，他也並非反對一切新政。他説“臣非敢歷詆新政，苟[13]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指宗室授官只限宋宣祖、太祖、太宗的子孫，其餘應通過科舉）、刊定任子條式（修改后妃、公主和官僚的“蔭補”辦法）、修完器械、閲習鼓旗”等限制貴族特權和加强軍事的措施，他都表示贊同。

激烈的變法和反變法的政治鬥争又夾雜着封建派系間的傾軋。王安石的亲戚、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是御史臺的官員，“雜事”是負責監察御史臺内部事務的官）謝景温藉口蘇軾在丁憂期間販賣私鹽等事加以彈劾。雖然查無實據，並未問罪，但蘇軾已感到情勢艱險，不宜在朝久留，就要求外任。

激烈動蕩的黨争生活造成蘇軾創作上的歉收。上面引述的那些政論文，在蘇軾自己確也下過一番着力經營的工夫；然而，政治態度的保守使這些文章失去理論説服力，審情度勢不免浮誇，出謀獻策大都空泛。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中説到蘇軾一派文風，“大抵馳騁其詞，以空辯相矜，而言不軌則”，用以評論蘇軾這時的政論文，是頗爲合適的。再從詩歌來看，這二三年間所作不足二十首。這是蘇軾編年詩的最低數字。（如在鳳翔任職的三年内，寫詩共一百三十多首。）這些少量詩篇又大都是應酬送行之作，平平不足道。其《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一詩，有“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兩句，能把自己讀書心得告誡後學，還受人重視；但安惇後來成爲排擯陷害反變法派的爪牙，蘇軾又被人譏爲没有知人之明。值得一提的倒是《石蒼舒醉墨堂》詩。石蒼舒是位擅長行草的書法家，對蘇軾的書法也極爲推重。他家有“醉墨堂”，蘇軾爲之題詩。詩的開頭用調侃戲笑的口吻説，“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麤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恍令人愁”。儘管這樣説，詩人和石蒼舒却對草書愛之成癖，在書法中追求“至樂”、“適意”。接着，蘇軾提出了著名的書法理論：“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這裏的“意造無法”是指擺脱傳統束縛，意之所至，戛戛獨創；“信手點畫”則是對書法規律高度掌握後的藝術自由。其實蘇軾並不是排斥傳統，他的行書、楷書，取法於李邕、徐浩、顔真卿、楊凝式等處甚多，但可貴的是能自創新意，因而才能成爲“宋書法四大家”之首。他的墨跡今尚存《答謝民師論文帖》、《祭黄幾道文》、《前赤壁賦》、《黄州寒食詩帖》等，用筆跌宕多姿，自然奔放，是他書法理論的最好説明。今存《黄州寒食詩帖》後有黄庭堅所寫跋文説：“此書兼顔魯公（顔真卿）、楊少師（楊凝式）、李西臺（李建中）筆意，試東坡復爲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爲什麽作者自己“復爲之，未必及此”？因爲真正的藝術作品不能也不會簡單重複，正是創作時“意造無法”、“信手點畫”的結果。蘇軾的這一書法理論是深得藝術奥秘的。[1]殿中丞、直史館：“殿中丞”为苏軾官名，从五品上，“直史館”爲苏軾“职名”，是史館中地位较高的官职，从六品。官誥院：即官告院，頒發官吏“告身”（授官憑證）的機構。[2]“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户部（掌管户口、賦税和榷酒等事）、度支（掌管財政收支和糧食漕運等事）、鹽鐵（掌管工商收入和兵器製造等事）三司條例的政府機關。[3]青苗法：爲了免除農民在青黄不接時受到高利貸的盤剥，由官府向他們貸款，每年兩次，利息二分；在夏、秋時隨兩税還納（實際上年息四分）。[4]免役法：宋朝原來實行差役法，官府各類繁重差役，由民户自己服役，常使當役人傾家蕩産。免役法改爲向官府交錢，由官府雇人充役；民户按户等的不同交納不同數量的役錢。[5]均輸法：當時税收制度有個嚴重流弊，各地區上供財賦，不管年成豐歉，産地遠近，都是同一定額，富商大賈便乘機倒賣取利。均輸法規定設發運使官，根據各地財賦情況和京城庫存數量，統一處置，“徙貴就賤，用近移遠”，對各地供辦的物品有變易調整之權。[6]市易法：設立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場，控制物價，並向商人貸款或賒售貨物，取年息二分。[7]方田均税法：爲防止大地主隱瞞田産，賦税不均，決定丈量田地，按土質肥瘠規定税額。[8]農田水利法：奬勵興修水利，必要時用官府貸款加以資助。[9]減兵並營：裁減五十歲以上的老弱兵士，進行全國軍隊的整編。[10]將兵法：置將練兵，使各地將官自專軍隊事務，改變過去“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情況。[11]保馬法：奬勵民間代官府養馬。[12]保甲法：以十户爲保，五十户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加强地方行政的控制，建立地主武裝，以防止農民的反抗。[13]宋宣祖：宋太祖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五、從杭州到湖州

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蘇軾離開了黨争漩渦的汴京，到達杭州，任通判（知州的助理官）。這也就結束了他創作上的危機。此後他又相繼在密州（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三地任知州。

在朝兩年多的政治生涯表明蘇軾算不上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但在近八年的地方官任上却顯示出他不愧爲一位關心民瘼、有所建樹的良吏，同時也使他的文學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帶來了創作上的第一個豐收時期。

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在杭州。知州陳襄修復錢塘六井，解決了人民的飲水困難，蘇軾作《錢塘六井記》加以表彰。在文章結尾處他特别提醒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有備方能無患，對執政者發出了諄諄告誡。常州、潤州（今江蘇鎮江）發生災荒，他前去“賑濟”，除夕之夜還野宿城外，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第一首説：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 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荒郊外，孤舟中，或吟誦或哭泣，都充滿了悲哀之意。村火、星光，

又是如此闇淡。長夜不卧不是爲了守歲而是由於眼病，周圍聽不

到鄉音更使人想回故鄉。幾床被子仍擋不住脚冷，才知霜重，剛

洗頭頓覺頭輕，原來是頭髮越秃越少。氣氛這樣冷寂，只有一炷

殘燈陪我度過長宵。個人心緒是這樣的低沉抑鬱，但他對“賑濟”

公事，仍能勤於職守，這就難能可貴了。

蘇軾不僅到常州、潤州“賑濟”，還曾到臨安、於潛監督捕蝗，這就擴大了他的生活視野。農村中的新鮮事物和别具風格的人物引起了詩人的濃厚興趣，使他寫下不少好詩。前者如《無錫道中賦水車》，後者如《於潛女》。前一首熱情地吟詠了當時的新式農具龍骨車：[1]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確確蜕骨蛇。 分疇翠浪走雲陣，刺水緑鍼[2]插稻芽。 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中如打衙。 天公不見老翁泣，[3]唤取阿香推雷車。前兩句寫水車動、静時的不同情狀。三、四句寫水車的功效。後半首

筆鋒一轉，説正是大旱之年，水車終不及天上能行雨的雷車。詩

中表現出作者對旱災中農民的同情和對農業生産的關心。像這樣

描寫農具的詩，在我國詩史中也是不多見的（蘇軾後來又有《秧

馬歌》吟詠另一新式農具插秧機）。《於潛女》寫道：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沙鬢髮絲穿柠，蓬沓障前[4][5]走風雨。 老濞宫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 苕溪楊柳初飛[6]絮，照溪畫眉渡溪去。 逢郎樵歸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一個農婦形象呼之欲出：黑裙，白衫，一雙白晳的光脚；古色古香的

髮飾；夫妻間純樸的愛情。最後説，人間哪有什麽姬姜美女！這

裏表現了蘇軾的美學理想：質樸真率的勞動婦女比雍容華貴的貴

婦要美，純樸的農村生活和愛情勝過齊魯貴族的聲色排場！蘇軾

以這樣一個令人難忘的農婦形象豐富了我國詩歌的人物畫廊。“游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送鄭户曹》）杭州西湖山水、錢塘江潮爲蘇軾提供了豐富的詩材。《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望海樓晚景五絶》、《有美堂暴雨》、《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絶》等，都是負譽海内的名作。如：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之一游人脚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 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7]江來。 十分瀲灧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 唤起謫仙泉灑面，倒[8]傾鮫室瀉瓊瑰。——《有美堂暴雨》兩詩都寫杭州雨景，前者寫在望湖樓看西湖，時間是夏天；後者寫在

吴山有美堂看錢塘江，時間是初秋。前詩寫由雲成雨，忽又轉晴，

雨來得快也收得迅速，雨後湖上水天一色，分外清新，十分準確

地寫出南方夏天陣雨的特點。後詩則是秋天暴雨：烏雲密佈，把

江水吹得“立”起來的大風，在人們的感覺上似乎也是黑色的；

風挾雨至，過江而來。江水洶湧，如同斟滿的酒凸過了杯面；雨

聲震天，又如千錘急下敲擊着羯鼓。這雨，是天帝用來灑醒沉醉

中的李白，叫他傾瀉出像瓊瑰一樣的好詩來。全詩雄奇駿發，氣

勢逼人，與前詩各異其趣。

蘇軾描寫西湖的詩作常常成爲家喻户曉的名句。他善於從動態中去捕捉景物的特點。如“天欲雪，雲滿湖，樓台明滅山有無。水清石[9]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自呼。”（《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寫出冬天將雪未雪時的湖上景象：樓台忽明忽闇，山峰若有似無。“朝見吴山横，暮見吴山縱。吴山故多態，轉折爲君容。”（《法惠寺横翠閣》）寫吴山變幻多端的狀態：早晨看吴山清晰，横亘如帶，傍晚隱約，高聳成堆，多姿多彩，供你觀賞。在描寫西湖的詩中，流傳最廣的還要數《飲湖上初晴後雨》這首七絶：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以西施濃妝比西湖晴景，以淡妝比雨景，不論是晴是雨，西湖總以她[10]

的旖旎風光令人心曠神怡。這個新穎、貼切的比喻，被認爲

是所有詠唱西湖的篇什中最爲確當的評語，以至於從此“西子

湖”成了西湖的别名。難怪後來的詩人爲之擱筆：“除却淡粧濃

抹句，更將何語比西湖？”（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11]

今存蘇軾詞集表明，他從通判杭州時才開始填詞。這是他這時期文學創作的新内容、新特點。在他以前的北宋詞壇上，婉約派占統治地位，内容大都寫男歡女愛、離愁别恨、流連光景，風格婉曲纏綿，未能跳出詞爲“艷科”即專寫男女之情的樊籬。但像范仲淹《蘇幕遮》（“碧雲天”）、《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歐陽修《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漁家傲》（“十二月嚴凝天地閉”）等，開拓題材，大筆振迅，寄慨遥深，已開豪放詞派的先聲。蘇軾這時期的詞作，雖然還未形成豪放詞風，但已有明顯的“以詩爲詞”的[12]傾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詩莊詞媚”的傳統界限。記游的《行香子》（“一葉舟輕”）寫浙江桐廬七里瀨“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的景色，觀潮的《瑞鷓鴣》（“碧山影裏小紅旗”）寫錢塘弄潮兒搏擊江潮的習俗，抒寫鄉情的《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感慨身世的《南歌子》（“苒苒中秋過”），蘇軾都用詩歌的意境和語言來填詞。每首詞的詞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説明題材或主題的副題，這也是婉約派詞很少有的作法。杭州知州陳襄是位有政績的官吏，蘇軾和他相處很好，有不少詞作寫到兩人的友誼：[13]

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彌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裏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静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

回首亂山横，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　　臨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南鄉子·送述古》前首爲陳襄離杭前宴别時而作，後首寫的是在杭州東北臨平船中的送

别。前首説，有美堂的湖光山色，在東南各州中確屬首屈一指，

然而，您太守何時再來共賞？惜别之恨使人狂飲痛醉。附近沙河

塘的歌樓舞榭裏傳來《水調歌頭》聲，夜深散席歸去，錢塘江上

水月交輝，宛如一江碧色的玻璃。這歌聲，這江水，處處在增添

離人的愁緒啊！後首説，送君送到臨平，離杭州漸行漸遠；臨平

山上亭亭聳立的古塔，像在滿懷深情地送往迎來。我料想您今夜

難以入睡，孤燈照着淚水，晶瑩閃光，而您的淚水一直不止。寫

對方懷念自己，其實是更深一層地抒寫自己懷念對方。傳統婉約

詞寫離恨，常常是設色濃艷，抒情纖細，且大都是倚紅偎翠、淺

斟低唱一類男女别情；蘇詞也寫得情深意長，回腸蕩氣，但語言

明浄，意境鮮明，突出友情的誠摯，透露出與婉約詞不同的傾向。

他當時寫的其他幾首送陳襄的詞，如《行香子》（“攜手江

村”）、《訴衷情》（“錢塘風景古今奇”）、《江城子》（“翠蛾羞黛

怯人看”）、《菩薩蠻》（“秋風湖上蕭蕭雨”）、《清平樂》（“清淮

濁汴”）等都具有這個特色。

熙寧七年（1074）十一月至熙寧九年（1076），在密州。蘇軾一到任，遇到一場好雪，高興地寫下“今年好風雪，會見麥千堆”（《出城送客不及步至谿上》）的詩句，盼望豐收。然而，不久嚴重的蝗災發生，他要求朝廷蠲免秋税。他虔誠地齋戒吃素，爲民祈福，寫詩説：“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惜花》）由於連年饑饉，“民多棄子”，他就設法召人收養，由官府每月補助糧米六斗，這樣救活了幾千人。（《與朱鄂州書》）他親自沿城撿回棄孩，痛楚地寫下“灑涕循城拾棄孩”的詩句；還説，在密州雖然公務繁忙，生活也甚爲清苦，但比起在汴京的黨争生活來，却要好得多：“爲郡鮮歡[14]君莫嘆，猶勝塵土走章臺。”（《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之二）尤其可貴的是，人民生活的痛苦使他深感内疚，自嘆飽學儒家經典竟救不了災荒：“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這對舊時奉爲神聖的儒家經典不啻是一個辛辣的諷刺！

蘇軾雖已離杭來到密州，但對杭州仍然懷着親切的感情。晁端彦（字美叔）是他同科考中的“同年”，這時在杭州任兩浙提點刑獄，蘇軾寫了幾首詩給他。在《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説：“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作者却“獨專山水樂”，在“三百六十寺”中，“幽尋遂窮年”，深深地體會到它的妙處，“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詩的首句“西湖天下景”已經題在今天杭州孤山的中山公園一座亭子的匾額上，人們贊賞着蘇軾對西湖的品評。後來晁端彦因事罷職受審，蘇軾在《和晁同年九日見寄》中勸慰他説：“遣子窮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詩。”這是繼承了我國古典文藝理論中“不平則鳴”（韓愈《送孟東野序》）的見解，也是前面所引蘇軾自己所説“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的繼續發揮，説明在封建社會中，只有遭受壓抑排擠的人，才能通過切身感受寫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蘇軾的詞在密州時期有重大發展，初步形成了豪放詞風。《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就是代表作品。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黄，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15]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16]狼。——《江城子·密州出獵》這首詞作於熙寧八年（1075）冬，時作者四十歲。詞的前半闋以三

國時孫權自況，極言出獵的壯觀。後半闋又以漢文帝時魏尚自比（一説以馮唐自比），希望能被朝廷重用去守衛邊疆，狠狠打擊

侵擾國家的敵人。蘇軾説這首詞曾“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

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與鮮于子駿書》）。以前雖有個

别詞作接觸到邊塞題材（如范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

異”等），但像這樣昂揚樂觀、充滿敵愾情緒的作品，在詞中還

是第一次出現。蘇軾在《與鮮于子駿書》又説：“近却頗作小詞，

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説明他有意識地要在婉

約派代表詞人柳永之外“自是一家”，他對開宗立派是頗爲自豪

的。

次年中秋，皓月當空，銀光瀉地，蘇軾想起分别七年的蘇轍，如今在濟南不能前來團聚，不禁心潮起伏，寫了另一首名作《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宫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户，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别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全詞以問天、問月來探索人生的哲理，抒發兄弟的手足情誼。前半闋

的“明月幾時有”、“今夕是何年”兩句，是痴問也是探求，這

是對現實生活極度苦悶、心頭鬱結的迸發；接寫由不滿現實而企

圖追求天上的純潔，然而終究離不開人間，則又表現出他對人生

的眷戀。後半闋“何事長向别時圓”一句，也是痴問和探求，原

來人生的離合，正如明月的盈虧，是永遠不能改變、永遠無法彌

補的缺憾。但詩人並不從這裏消沉下去，而是以樂觀曠達的祝願

作結：只要人長在，縱然千里阻隔也能共賞同一明月，這不是很

可安慰的麽！全詞籠罩一層迷惘、惆悵的氣氛，但詞的境界廓大

明朗，這在一些婉約派作家所寫的秋詞中是罕見的。胡仔曾説：“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苕谿漁隱叢

話·後集》卷三九）從詞的開創性來説，這話並不過分。

蘇軾在密州時期的詞作，標志着豪放詞風的初步成熟，爲詞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

熙寧十年至元豐二年（1079），在徐州。蘇軾到任不到三個月，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清豐西）曹村的黄河大堤決口，水淹四十五個州縣，三十萬頃良田。徐州城下也水漲高達二丈八尺。蘇軾後來有詩描寫當時危急的景況説：“黄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奔流渾。夜聞沙岸鳴瓮盎，曉看雪浪浮鵬鯤。”又説：“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大水滚滚而來，已浸入市，漢代東郡太守王尊力拒黄河水患，願以身填堤，堅守大堤，作者作爲一州之長，也應像他那樣。蘇軾積極組織軍民築堤搶險，“廬於城上，過家不入”，表示與城共存亡的決心：“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東坡先生墓誌銘》）奮戰兩個多月，才保全一城的生命財産。水退後，他又準備親自參加增修城[17]墻的勞動，“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以備河水復來；還想象農民已無憂無慮，豐碩的秋莊稼像雲堆似的布滿郊外：[18]“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答吕梁仲屯田》）蘇軾寫了不少詩來記述這次治水的經過，尤其像《河復》、《九日黄樓作》等，着重抒寫解除水患後的歡快心情：“去年重陽不可説，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黄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襪。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黄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殺。”（《九日黄樓作》）水患已除，黄樓新築，時逢重陽佳節。雖然酒宴簡陋，但比之去年今日的狼狽忙亂，豈不可樂！詩的節奏也是歡快的。後來他離任時，州民“洗盞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鱉化兒童”（《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之二）。人們的感激之情和作者的欣慰之意躍然紙上。此外，他還派人在徐州附近查得石炭産地，並組織開發，以解除人民的嚴寒威脅。他作《石炭》詩記其事説：[19]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 濕薪半束抱衾裯，[20]日暮敲門無處换。 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萬車炭。 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 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