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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2 1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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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师永刚, 方旭编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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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后传

蒋介石后传试读:

序章

从1949年以62岁的年纪,黯然落脚台湾,蒋介石长达26年的时间,长留孤岛,没有再离开这36000平方千米土地一步,编织着“反攻大陆”的美梦,至死方休,未再踏上大陆故土。

只是这一路行馆轨迹,象征“两蒋”父子俩在台湾留下的足迹,宛如展现他们在台岁月缩影的舞台,幕起幕落,细数着过往风风雨雨、波涛汹涌,俱成往事。“两蒋”功过已交给历史,只是过往荣光,映衬着如今蒋家在台的淡出与锋芒蜕尽,不但反映出蒋氏王朝日渐落寞的命运,也让人看到岁月无情,任凭英雄如许,总也逃不过历史洪流的淘洗。 前传蒋介石台湾政治地理62岁,转进台湾。26年生涯,34处行馆

1949年岁末,刚过了耳顺之年的蒋介石丢掉了大好天下,以“亡国待罪之身”,与长子蒋经国来到台湾这个孤岛。“国”之将亡、仓皇辞庙,蒋介石在岁暮“国”破之际,看似一派轻松,面临的却是隔海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还要应付美国的逼退压力,看着一切不确定的未来,气氛颇为凄凉。

早于1948年即赴美争取美援未归的宋美龄,对下野后避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极为担心当地安全,多次去电要求蒋介石离开,甚至希望蒋经国能从旁劝说。蒋介石幕僚周宏涛在个人自传中曾记载,虽然蒋介石与马歇尔不合,但宋美龄却与马歇尔颇为交好,周宏涛转述蒋介石另一名幕僚董显光的说法,宋美龄曾告知,马歇尔答应她,在最危险的时候到美国去!另有一说,宋美龄在1949年风雨飘摇之际,曾建议蒋介石流亡欧洲。不过蒋介石对这些要求始终没有松口,而是不断去函催促宋美龄返国。蒋介石日后也说,当时未选择出国考察,实在是“没脸见人”,“宁愿待在国内待罪”。

但据事后考证,蒋经国当时已在安排预案,如果情势恶化,或是从宜兰外海再流亡他国,或是运台黄金是否要再转到菲律宾储备。但其时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家,都已向美国直言拒绝蒋介石流亡的可能性。

是年12月23日,平安夜前夕,留在内地转战西南地区的原在中国远征军中出名的抗战将军李弥再次被击败,曲靖被解放,西南战况失利,国民党在大陆军事至此完全失败,眼看国民党大军“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蒋介石只有承认,“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而绝望矣”。“为人唾弃,为世讥讽,耻辱悲惨,于兹为甚”,这是蒋介石在1949年5蒋介石台湾政治地理给自己下的评语。寝食难安的蒋介石当时甚至在日记中如此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这时,蒋介石带着蒋经国来到日月潭边风景秀丽的涵碧楼,与儿孙共度圣诞,回想1946年到台视察光复周年的风光,与宋美龄在涵碧楼的顾盼自雄,还因此主动延后返回台北的行程,这次故地重游,虽有布置圣诞树、孙辈嬉戏、交换礼物的喜悦,父子共游潭水涟漪、环山幽翠的日月潭,步林道,观日出,甚至在船上网到一条近两米长的大鱼,却是夕阳无限好,丝毫化解不了蒋介石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在1949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称,“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但也说,“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蒋经国也在同日日记载,“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作何事?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

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挽救了蒋家。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涵碧楼又成了他处理党务到政务、“国际外交”、两岸互动,甚至个人反省检讨的地方。甚至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之际,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的蒋介石也在涵碧楼停留50多天,思考“国”与家的未来。由此可知,作为蒋介石头号行馆的涵碧楼,一如其他行馆,并非单纯的度假散心之地,或是蒋介石独占欲发作之地。全台一座座行馆,其实如同蒋介石各地应变机要之地,既可保有军事反击应变机动性,又能充当临时指挥所,让蒋介石得以运筹帷幄。

这些行馆,有高山之巅的达观亭、松雪楼,有台湾地区最南端的垦丁宾馆,有在北横老林深处的栖兰行馆,有外岛的澎湖、金门,足迹几乎踏遍台湾每个角落。加上环境清幽、隐蔽性强,还能避开扰人的官场,让喜爱派头的蒋介石伉俪能有私人空间与高宾深谈,既特殊,又不显得僵化呆板,也因此才留下众多历史记忆供后人凭吊。

蒋家行馆在台湾多达34处,且非“总统”专用。

行馆,也称“行辕”“行台”,如果用到封建时代的皇帝、君主身上,即为行宫、离宫;相对于官邸是公家发给官员的住所,行辕、行台都是指封疆大吏出行时的驻所。所谓蒋介石行馆,也就意指着蒋介石在台各地出行、视察、度假的住所。

到底台湾有多少“两蒋”行馆?还真的没人搞得清。民进党立委曾提出质询,质疑蒋介石行馆共有47处,相关纪录片称蒋介石行馆有27个,也有学者研究,蒋介石专属行馆仅有19个;但依台湾相关府部资料显示,这些行馆共34处,且非蒋介石专用。

蒋介石行馆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一方面是他的行馆几乎遍布全台风景绝胜之地,或饱览青山翠绿,或眺望湖光山色,都一定位于景致最佳的地点;再加上这批行馆在戒严时期,军事管制严密,寻常人不得其门而入,如同封建时代行宫、离宫般难以亲近,自然众说纷纭,把行馆当成了蒋家私产,想象其中势必富丽堂皇,是特权的象征。

但蒋介石自奉俭朴,颇有以天下为家的想法,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私人地产;同时各地行馆虽然管制严密,但相当比例来自接收当年日本政要的房舍,使用前仅略加翻修,内部大致只算是简单大方,多半强调环境宁谧与隐秘,并非装潢讲究,除了园林步道等设施,房舍大致只算得上中上水准。蒋经国的住所与行馆,以及金门、马祖等地为因应“两蒋”军事巡视需求而辟建在军事基地四周的行馆,就更加简便。

尤其蒋介石身后,通过蒋经国推动,大部分行馆几乎均改为公众使用,因此以行馆豪奢为“两蒋”入罪,实在有些牵强。反倒不少景区拜蒋介石光临所赐,口耳相传,成为广为人知的名胜。行馆文化,怀璧其罪“两蒋”行馆广义而言大致可分为四类,不过有时虽归类为行馆,但蒋介石或蒋经国可能只会用到其中几间厅舍,或经过时沉思休憩的地方,未必会因此把整栋建筑彻底封闭,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类是蒋介石父子长期定居的官邸,如士林官邸、草山行馆、中兴宾馆、慈湖宾馆、七海官邸等。这些驻所虽是官邸,但对比“两蒋”胸怀,把这些在台寓所视为行馆并不过分。由于“两蒋”都习惯在官邸接见访宾,商议大事,因此这类寓所不但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周围戒备与岗哨也异常森严。

第二类是专为蒋介石巡行、避暑而兴建、改建的处所,像日月潭涵碧楼、澄清湖澄清楼、角板山贵宾馆、福寿山达观亭、澎湖第一宾馆等。风光明媚、散居各地是这类行馆的特色,大多数这类行馆也都是沿袭自日据时代权贵所遗留的皇族住所。但由于两岸情势紧张,因此蒋介石也特地选择几处行馆加强各类应变规划与避难设施,甚至设有临时指挥所,以应付突袭或轰炸等紧急事故。

第三类是蒋介石巡行时,地方政府或相关单位提供的临时休憩处,这也是“两蒋”行馆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像八卦山行馆、嘉义农场行馆、栖兰行馆,或是中横沿线许多处所,蒋介石可能只到过当地一两次,甚至从未涉足,但地方人士或政府官员都打着“总统行馆”的招牌,希望增加影响力,甚至因此禁止公众使用或窥探。

第四类则是蒋介石平日重要办公处所周边暂时休憩地点,此类处所虽有行馆性质,但因涉及蒋介石行程规划安排与戒护需要,因此较为隐秘而不为人知,相较之下,他却比较常在此逗留。

例如,阳明山中山楼作为“国民政府”重要的接待外宾地点,又是“国民大会”会场,外围就有不少据点让蒋介石开会前暂时休憩,甚至泡个温泉舒缓身心。木栅“革命实践研究院”(中兴山庄)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场所,据说山庄内也有一处给蒋介石暂歇的行馆,名为“木栅别馆”或“草庐”;草庐东边有座漂亮的“萃湖”,一说蒋介石与宋美龄还曾在此泛舟。

又如“总统府”旁、目前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所在地的“博爱宾馆”,据闻当年是蒋介石或宋美龄午间休憩场所,同时由于当时圆山饭店并未改建,因此包括顾维钧、蒋廷黻、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抵台,都曾在此短暂居住,也是蒋介石定期召开主持“宣外小组”会议的地点。当年日据时期的皇家建筑均改建为蒋介石行馆

环境清幽、隐蔽性强,足以应变突发状况,是蒋介石选择行馆的共同特点。

但蒋介石行馆虽多,究其根源,几处最具代表性的住所,还是要追溯到日据时期,为迎接日本皇太子裕仁11天的“行启”行程而兴建的代表性建筑。

当时日据“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积极鼓吹天皇赴台“行幸”,提前数年准备,花尽人力与物力,盛大准备迎接工作,并在景区兴建多座行馆,共花费100万日元,相当现今新台币10亿元,但未料大正天皇因病无法成行,乃由摄政皇太子裕仁代行。22岁的裕仁因此于1923年4月16日在基隆登陆,成为唯一到过台湾地区的日本天皇。

田健治郎为方便裕仁休憩而修建的皇家建筑,不但精致豪华、用料讲究,造型多依当时日本流行的日洋混合风格设计。例如草山御宾馆、草山行馆;日月潭边涵碧楼扩建了8间贵宾馆作为太子行馆;阿里山祝山林道旁也修建了贵宾馆。裕仁离台后,这批贵宾馆成为日本皇族或政要到台旅游时的落脚据点。

直到台湾光复,这批平日贵宾馆连同其他各类事业单位招待所,改由国民政府驻台各单位所用,也成为日后蒋介石行馆与台湾各类景区高级招待所的主体。

至于最早一批蒋介石行馆,是在陈诚于1949年1月接任台湾省主席后,经请示蒋介石才开始准备的,共8处地点,包括澎湖两处,以及台湾本岛的台北、草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6个定点。由于蒋介石生活朴素,因此行馆均维持俭朴摆设,格局承接日式风格,却又有扶疏花木、绿地可供散心休憩,大致上各个行馆的内部摆设与布局颇为一致。较多的改建往往是因为宋美龄习惯西化居住、卫浴条件,所以必须稍作调整。因蒋宋作息习惯不同,通常两夫妇起居分开;也常有礼拜堂,方便笃信基督教的两人做礼拜。

从顺序来看,澎湖第一宾馆是蒋介石1949年在台海间观望,乃至决定抵台长驻的第一个据点,本是日本海军招待所。之后蒋介石从南台湾上岸,在同样接收自日本海军招待所的西子湾宾馆驻留,思考战略布局。6月间,蒋介石离开高雄北上,先后住过大溪行馆与台北草山行馆;前者是日据时期桃园公会堂,后者也是日据时期即有的贵宾馆。

一方面,从1949年到1950年中期,蒋介石四处奔波,徒劳无功,自不会有心情大兴土木。另一方面,当时蒋介石更想着能否借机会打回大陆,大力倡导“三年反攻”论点,号召来台外省军民无须置产、买地,也没心思在台湾盖新房或另辟行馆,因此沿用日据时代皇族招待所作为休憩密商场合,绝对其来有自。1950年中,蒋介石定居士林官邸,其前身也是日据时期的士林园艺试验分所。

尤其当时解放军咄咄逼人,随时有跨海一战的可能,美国人已展开撤侨行动,彻底看衰蒋介石的掌控力,台湾政局动荡,蒋介石主要利用在行馆休息或沉思时间与幕僚或重臣商议大政,做出不少重要决定,涵碧楼等地因此成为两岸与台湾历史的重要舞台。

换言之,在心态上,蒋介石还是明显的过客,虽然狼狈,他还在期望政局有奇迹出现,即便入住草山或士林官邸,不过是他在台暂居的场所,是临时为接待来访政要而兴辟的招待设施,并非想就此在台湾落地生根,也还没有出现直把他乡当故乡的无奈。

只是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动荡,靠着朝鲜战争爆发重新与美国接上线,蒋介石在台湾局面稳定下来,偏安局面已成,流亡海外的想法似乎已成明日黄花,蒋介石与亲人在各地行馆团聚共享天伦的场面,似乎越来越成为生活的重心。相较之下,各单位为招待蒋介石巡视而设的行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慢慢浮现,希望让蒋介石公忙之余,借散心抚慰郁闷。

如角板山、大溪等地,之所以能让蒋介石流连忘返,主要因为当地风光颇似奉化溪口,等于禁锢在台湾这座孤岛的蒋介石,借此宣怀思乡之情。虽然为因应大陆方面原子弹试爆成功,多处重点行馆都加装了反核爆装备与战时紧急指挥设施,但在美国杯葛之下,“反攻大陆”渐成口号已是不争事实,蒋介石心知肚明,只是没有说破而已。

与蒋介石根源最深的慈湖行馆,便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当年蒋介石路经慈湖,深觉地灵人杰,风光颇似溪口,因此主动提供图样与设计想法,仿效奉化祖屋,在桃园乡间盖起了这栋以居家为核心理念的四合院式行馆,其型式也是全台独一。或许,慈湖行馆只是反映了蒋介石内心最深的无奈,他此生再也无从重回故里,因此他才要在异乡孤岛重建故乡点滴记忆。只是没想到蒋介石去世后,此处竟成他灵柩暂厝之地。

相较于蒋介石的排场,蒋经国作风更为随和,几乎无处不可住,除鲜少为休假入住行馆,且不敢擅住蒋介石用过的房舍外,几乎没什么禁忌。例如他除代表蒋介石定期问候在台政要耆老,也受命四处巡视军队,蒋经国多半选择住现成部队营舍,不但安全防务紧密,行踪隐蔽,也无须做太多特别安排,只是各部队时常会把招待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房舍空置下来,以备未来“两蒋”视察不时之需,也因此台湾各营区目前仍有不少“总统行馆”可供凭吊。中横开拓工程创造蒋经国新局

蒋经国晚年以苦干实干闻名,在台湾政坛拥有相当好的名声。但是来台初期,蒋经国以“太子”身份穿梭台湾政坛,加上执掌情治单位,给人特务头子的神秘形象,因此有不少风流韵事在民间流传。许多公家单位较为隐秘的招待所,据说都是蒋经国消磨夜间时光,或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私密去处。不过蒋经国行事作风机密,强调不惹人注目,消息一经走漏就立刻更换据点,却也因此显得更为难测。

在政治上,“蒋太子”虽有蒋介石庇佑,刻意培养他执掌“党政军特”与“青年”工作大权,但他的接班路却非一帆风顺。陈诚等旧臣宿将虎视眈眈,与宋美龄亲族间派系矛盾,都让蒋经国腹背受敌。加上蒋经国偏好民粹色彩的政治运动,更与宋美龄的美式作风差异甚大,摩擦连连。尤其1957年台湾因“刘自然命案”爆发大规模反美示威,蒋经国更被美方直指是幕后黑手,导致最后被迫卸下“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职务,改任“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长达6年。只是没想到蒋经国虽离开权力核心,却用基层苦干形象,为蒋经国时代奠定坚实基础。

当时国民党迁台已近十年,大批跟着蒋介石渡海,却又眼见反攻无望的官兵陆续退伍,如何安置这批战力即成了大问题。没想到蒋经国通过个人影响力,发动退除役官兵投入大型公共建设以解决退伍后工作问题,同时加速台湾基础建设,作出一番成绩。在崇山峻岭中与天争地的中横公路便是蒋经国的代表作。[全程约348.1千米的中部横贯公路是蒋经国接手政务后的第一项重大民生建设,辟路前他甚至亲自前往荒山野岭探勘路线。中横主线是以梨山为中心,自太鲁阁穿越中央山脉,连接天祥、文山、西宝、洛韶、慈恩溪、合欢山、福寿山、梨山、青山、谷关、东势至中兴新村,长194.6千米。宜兰支线则是东北行环山、胜光、思原垭口、突棱、四季、土场,再连接宜兰的栖兰与武陵农场;另一条支线由立雾溪与大甲溪的东西分水岭合欢垭口向西南岔出,经樱峰到南投雾社。国民党原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计划兴辟中横,但由于经费与测量需求等问题,直到1956年获得美援支持后才正式动工,动员近万人投入工程,经费高达新台币42500多万元。]

之所以要建中横,除平衡区域发展考量外,军事上,1949年后,面对解放军进逼压力,如何快速迁移本岛部队应变,成为蒋介石考量的重要问题,因此兴辟足以通行大型车辆的横贯公路成为不容延缓的事。

因此自1951年开始,台湾当局多次入山探勘,决定以日据时期合欢越岭道路为基础,展开起码要符合军援军用需求的辟路工程。

中横全线都兴辟在断崖深谷间,初期连测量地图都只能用日据时代军用地图应急,光是行道就格外惊险,遑论开路!尤其当时台湾工程技术落后,机具不足,只有陆军开山机、雷管堪用,加上山势险峻,只能动用人力顶着台风、地震、暴雨等天灾威胁,以原始手工方法开凿,或不断以四五十米长绳子,把人从山顶垂吊在悬崖上装填炸药爆炸开路,再用人力以铁锹开道除石辟路。

美国顾问原本评估光是在大理石山体打通隧道起码要3年时间,但在蒋经国号召下,施工单位硬调出1000人,编25人为一队,规定一天50米,各队同时开工,不到一年就打通隧道,也靠着这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于1960年5月7日迅速打通呈十字形、横断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前后历时仅短短的3年9个月18天。

为达使命,蒋经国投注十分精神,先后两次在深山中探勘预定路线,长达19天。他拿着手杖翻山越岭,跟着工作人员同寝共食,走出原始山路。修筑工程中,他更来回视察大小工地21次。在恶劣环境中,蒋经国与这批备役部队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他不但称这批退除役官兵为“荣民”,更不断宣传荣民的毅力、克难精神。这批与蒋经国上山下海的老兵,也成为他毕生最忠贞的支持群众。蒋经国以岛为家,对行馆的要求大略着重在便利、隐秘

虽然付出殉难员工211人的代价,中横通车后,并没有在军事上展现出必要性,反而因为打通台湾东西部交通,大幅改变经济生态,拉近台湾全岛距离,“退辅会”也趁着中横通车机会,沿线兴辟多处专供退除役官兵耕作的高山农场,让这批完成修路工程的退役部队转而务农营生。

其实早在1954年,蒋梦麟执掌的“农复会”就寄希望于中央山脉高山地带发展温带农业,结果从谷关、梨山,到青山、福山、武陵、清境,乃至宜花支线的栖兰、明池,这批遍及原本人烟罕至的中央山脉农场,不但植栽出高经济价值作物,更因为宜人气候与田野环境,迅速成为人气景区,同时盖起兼顾视察与休憩双重功能的贵宾楼,或设有专属“两蒋”的厅舍,成为蒋介石消磨时间最爱的休憩地点之一。

但相较蒋介石借山光水色陶冶性情,蒋经国之所以热衷在高山农场招待所入住,主要是借此视察农场、林场、水库、山区道路等运作情形,并了解退除役官兵生活。因此蒋经国行馆虽为数不少,却都位居各新辟重要工程四周,算是蒋经国的前进指挥所。因此外人即使看到行馆,不过一般办公厅舍、平房,不但简陋,且极易毁于天灾,即便至今尚存也都经过一番改建,与当初原味不可同日而语。[由于蒋经国刻意树立“亲民爱民”、俭约朴实形象,因此他在衣食住行标准上都与有一定品位的蒋介石大相径庭。如他的服装大多是凉爽,可少开空调的简单夹克、中山装;饮食不同于蒋介石坚持黄泥螺、腌笋等江浙口味,蒋经国巡视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表现出强烈的平民化习惯。]

蒋经国对行馆的要求大略着重在便利、隐秘,常常来无影、去无踪,住宿条件上,蒋经国也毫不要求,甚至还刻意要以节约作为诉求,也极少听到他与蒋方良一同度假。但因为蒋经国忙于公务,导致身体不佳,长期失眠,加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蒋介石相当忧心,多次命令他下乡休养,强迫休假,还特地在日月潭德化社附近兴建了一栋斜屋顶、四面落地滨欧式小别墅。

只是蒋经国始终放不下繁复的政务,因此身体与严重失眠等问题,一直没有改善。更因为蒋经国对事、对人皆不能放宽一步着想,才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蒋介石担忧之余,在日记直指蒋经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身体不知保养,用力太过,以致多病”,加上“精神时生悲伤,忧郁过度,以致负荷沉重,不知宽缓,自得乐道顺天”。

果如蒋介石的预测,蒋经国并没有采纳他多修养身体的建议,甚至在出任“总统”后,便指示归还多处蒋介石行馆,更将涵碧楼旁的私人别墅改为正式的“总统行馆”,并兼作贵宾接待室,他也从此未再到此处下塌。这栋行馆最后毁于“九二一”大地震,至今已不见痕迹。风华褪去,无限凄凉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海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这是草书大家、国民党大佬于右任[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早年为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职务,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精书法,尤擅草书。]在临终前手书的诗句。1949年,于右任随着蒋介石来到了海角一隅,从此远离故土,并于1964年病逝台北。11年后,蒋介石也在异乡台北画上了人生的句点。

从1949年以62岁的年纪,黯然落脚台湾,蒋介石长达26年的时间,长留在如许蕞尔小岛,没有再离开这36000平方千米土地一步,毕生编织着“反攻大陆”的美梦,至死方休,未再踏上大陆故土。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即指示各行馆应都归还原来单位自行运用,仅保留角板山新宾馆作为正式的“总统宾馆”,也是当时全台唯一一处正式的“总统行馆”。所以各地蒋介石行馆纷纷取消原先军事戒备森严的限制;只是即便蒋经国作此宣示,但蒋家威势仍在,大多数行馆主管单位还是不敢贸然开放,直到李登辉执政后,这种情形都没有完全改变。所以除了角板山宾馆等少数案例,能在蒋经国指示下,交给“救国团”等团体开放民间住宿与青年度假使用外,多数行馆仍改成蒋介石的纪念厅舍,或是宁可让空间与设施闲置,以避免争议,住进“总统”套房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待遇。至于蒋介石一手促成的慈湖宾馆,更成为蒋介石灵柩暂厝的地点,只是内部摆设略做调整成今日的局面。

此外,蒋经国正式当家后,宋美龄避居美国,为了表现对宋美龄的尊崇与礼遇,蒋经国还是长期保留士林官邸不做任何改变,同时编拨预算修缮,作为宋美龄的在台住所;但士林官邸的确已不复当年风华,渐渐消逝在政治舞台之上。蒋经国居住的七海官邸,随着他的健康日薄西山,也成为蒋方良孤单向晚的所在。

同时随着时光流逝,不少蒋介石昔日行馆,因是山间简单建筑,加上台湾山区多野火、强风、暴雨侵蚀,均难以久存,或不堪使用,如草山行馆、合欢山松雪楼都一度荒废,或如桃园角板山的复兴宾馆、中横的青山别馆与大雪山宾馆则均遭火焚毁。

20世纪80年代后期,打着反蒋、反国民党招牌的民进党人士跃上台面,“两蒋”行馆也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例如彰化八卦山行馆,就被民进党地方政府以已达使用年限为由决议拆除,是蒋介石行馆一连串悲惨命运的开始。2000年政党轮替,民进党“去蒋化”攻势更甚,即使能躲过天灾侵袭,蒋介石行馆依旧命运各异,或如草山行馆遭人焚毁,或因少人闻问而荒废在山林之间;遭遇较佳者,改建为贵宾别墅提供游客住宿,或作为历史文化展示空间、美术展场,各有一本难念的经。

其实蒋介石以岛为家,台湾又有何处不归他所有、归他所管?既然尽归我有,又何须汲汲于私产?不过话说回来,那些蒋介石再次造访概率微乎其微的行馆,即使关闭密封,同样也要长年专人专款维护,虽无行馆之名,却有行馆之实,账自然还是要算到蒋介石身上。

只是这一路行馆轨迹,象征“两蒋”在台湾留下的足迹,宛如展现他们在台岁月缩影的舞台,幕起幕落,细数着过往风风雨雨、波涛汹涌,俱成往事。“两蒋”功过已交给历史,只是过往荣光,映衬着如今蒋家在台的淡出与锋芒褪尽,不但反映出蒋氏王朝日渐落寞的命运,也让人看到岁月无情,任凭英雄如许,总也逃不过历史洪流的淘洗。 第一卷澎湖贵宾馆蒋介石转进台湾落足处

◆ 澎湖第一宾馆侧面

第一宾馆之外墙以咾咕石砌成,屋内以木柱支撑屋顶木桁架,内部隔间墙多为木板或萆仔壁。屋顶原为黑瓦,目前多改为文化瓦。灰色与白色两相对比,无浓重色彩,屋顶带有日据时期“唐博风”式的构造,门拱则是洋式门拱,两相搭配,别具一格。

自古以来,扼守中国东南海通道的澎湖群岛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明郑王朝纵横台湾与东南海域数十年,就是因为在恶战中失去澎湖群岛屏障,让清朝战船顺利越过台湾海峡而长驱直入,终于失败。

1949年政局纷乱,徐蚌会战惨败后通电下野的蒋介石,早已时不我与,失去大半江山,蒋介石的幕僚也开始为他转进台湾做最后准备。当年年中,蒋介石首度来澎湖视察,计划以台湾、澎湖作为落脚反攻之地;当时他下榻于澎湖贵宾馆,并以此为战事指挥所。

前有解放军进逼,后有美国掣肘,蒋介石落入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虽然台湾早已进驻陈诚[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有“小委员长”之称。陈诚领导的派系则有“土木系”之称,1935年第五次“围剿”红军时,任前敌总指挥;西安事变后负责改编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抗战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参与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国共内战期间,陈诚为打通北宁路,于1948年发起公主屯战役,导致新五军被歼灭,彻底改变东北战局,陈诚并遭蒋介石免职。同年2月,陈诚在上海进行胃部手术,并于10月与妻子一同到台北阳明山养病,但也在为蒋介石展开转进布局工作,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于1949年1月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前夕,迅速接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职掌全台大政,为“国府”迁台进行最后准备。同年8月15日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坐镇台北,指挥东南区战事。1949年后,陈诚长期出任蒋介石副手,并曾兼任“行政院院长”,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去世。]等来台先遣干部与部队,但这批人是否依旧效忠,似乎也是大问题。另一方面,东南战局正酣,蒋介石也在苦思如何挡住解放军席卷攻势,甚至靠西南版图军队徐图反击。一时之间,他停留在澎湖这座方寸之地长达数日,足见当时的彷徨。

等到金门炮战,情势虽危,却绝非1949年的仓皇可比。当时为支援大小金门,澎湖成为国民党前线指挥所,蒋介石多次到澎湖听取军情简报并下令指挥,他依旧以贵宾馆为行馆。至于行踪隐秘的蒋经国,凡赴澎湖也一律下榻因严密军事管制而人迹稀少的贵宾馆。因此澎湖贵宾馆相较于其他行馆,在军事防御功能上更为突出,也显得格外神秘。地势险要,澎湖成为国民党前线指挥所

澎湖群岛位于台湾海峡上,东距台湾本岛约50千米,西离中国大陆约140千米,总面积约为128平方千米,向来是扼守中国东南海上通道的重镇,早在唐朝末年就有许多渔民世代居于岛上,中国最晚在南宋时期已派兵在澎湖驻守[楼钥《攻愧集》卷88泉州知府《汪大猷行状》记载:乾道七年(1171)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郡实临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即澎湖的最早官方记录。文章中并记录汪大猷为保护在平湖的汉人不被毗舍耶人(台湾少数民族)劫掠,在平湖造屋200间遣将驻守。]。16世纪,葡萄牙人航行到此,称澎湖为“渔翁岛”,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度企图在澎湖建立贸易根据地,但遭明朝驱离。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光复台湾后,也在澎湖设置安抚司,清代则改设巡检司。

甲午战争后,澎湖随台湾割让给日本,离开中国版图。日据时期,殖民政府看重澎湖群岛与马公港的军事特性,设置澎湖岛厅,并于1897年改称“澎湖厅”。之后在港口制高点建造一座要塞型建筑,1937年,日本在马公城北墙(现民福路以东)险要之地修筑一座供海军将领与贵族落脚的贵宾馆,取代原先位于马公港畔,较为喧闹的松岛纪念馆。

不过由于地势瓦解、险要尽失,日据政府澎湖厅总务课于1940年改在今日马公市西侧介寿路观音亭附近眺望极佳之地,设计兴建日式木造的第一宾馆;适逢对日抗战爆发,建筑材料采购和运输困难重重,直到1943年2月才竣工,主要作为招待日本皇族及高级军官处所。事实上,当地本是一片墓地,甚至近日还发现清朝同治年间古墓,之所以这么急着改建,主要还是因为地势足以监控马公港与吼门海道,战略意义重大。由于战事吃紧,日本皇族也根本未曾前来贵宾馆落脚。台湾光复后,贵宾馆由国民政府接管,并于1946年改称“第一宾馆”,并修复木制地板,未大幅更动格局,以方便要员入住。只是没想到,就在这段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刻,澎湖第一宾馆意外登上政治舞台。

◆地下作战指挥室入口

1958年“八二三”炮战期间,蒋中正及蒋经国进驻澎湖第一宾馆,并兴建地下指挥中心,借以指挥前线战事,这也是蒋介石众多行馆中唯一一个具有战略设施且“参与”实际战争任务的行馆。指挥中心建于宾馆西侧,入口隐蔽,墙壁厚实,此扇铁门具有军舰门的相同规格,并配备防弹及抽风设备,似有刀枪不入、毒气不侵的能力。蒋介石曾坐镇其中,执行“闪电”“鸿运”“轰雷”计划。(上图)

◆通往地下指挥室的通道

进入地下指挥中心的入口,还有一段长长的通道,顺着阶梯而下,才又到达下一个铁门,可见设计之用心,防备之谨慎。现如今澎湖第一宾馆已向公众开放,地下指挥中心也不再担任作战的指挥场所。狭长的通道与昏黄的灯光,还有重重铁门,让人身处其中就感受到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下图)

◆宾馆内部设计

日据时期的诸多建筑风格都采用洋和混合的式样,第一宾馆亦不例外。宾馆内部的空间格局分为待客之用的“洋风空间”和“和风宅邸”两部分,洋风空间有“表玄关(正门玄关、广间)”“应接室(洋式接待室)”和寝室。和风宅邸则有“内玄关(侧门玄关)”和两组“座敷(日式起居室)和次间(座敷续间)”所组成。座敷与次间的隔间拉门是典型的日式拉门,上方设计有木栅窗,采用桧木板镂空雕刻富士山景色的特殊工法,只是年代久远,几经维修之后如今游客已无福欣赏。1956年澎湖县政府修建时,更改了局部的内部结构,寝室内的榻榻米也被拆除。进退犹疑,澎湖曾是蒋介石转进台湾跳板

当时局势颇为诡异,随着中共势力日益强大,蒋介石通电下野,隐居溪口,国政在名义上由代总统李宗仁接手与中共展开和谈,但当时早已做好各项准备与人事布局的蒋介石,其实还是国民政府幕后的操纵者,并已悄然为转进台湾等地布局。

蒋介石究竟为何决定转进台湾,众说纷纭。其实,早在1948年,东北、华北战事陆续失利后,蒋介石就有改以江浙闽台等沿海口岸作为根据堡垒的构想,不再以西北、西南作为根据地;蒋介石也陆续安排他所信赖的人选接任沿海各省防务、政务。当年年底,蒋介石也与蒋经国提到,要以“缩小范围”的方式,选择“单纯环境”来做彻底根本改造,以挽救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此时,国民党部分部队与陆军大学已展开迁台计划,蒋介石也致函吴敬恒等大佬,劝他们到台湾休养。

◆餐厅

澎湖有关部门历时4年、花费新台币3700 万元修整的澎湖第一宾馆,再次对游客开放。有趣的是,在餐厅中除保留了当年餐厅的场景和陈设外,还展示了澎湖出产的海鲜美味,可谓是古迹保护和推广旅游的新方式。餐厅的窗户上悬挂着一张蒋经国下榻第一宾馆时宴请宾客的照片,据说蒋经国饮酒豪爽,常在席间推杯换盏。

到了1949年,情势更加严峻,政坛流传,蒋介石原本还在转战西南或东渡台湾之间举棋不定,但最后接受了张其昀[张其昀(1901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为知名历史地理学者,蒋介石幕僚之一。1949年到台后,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又创办了“中华学术院”和“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邀请钱穆、杨家骆、黎东方、梁嘉彬、蒋复璁、陈立夫、高明、宋晞、曾虚白、谢然之等知名学者任教,名重一时。]的建议,放弃转往大西部的设想,而是把兵力集中在有海峡天堑之险,又兼有农粮工业能力的台湾。同时根据张其昀或陶希圣的看法,蒋介石认为台湾岛扼守太平洋西航道,一旦有事,以海权为主的美军不可能坐视不救。

1949年1月中旬,虽然蒋介石下野前对民社党、青年党高层强调自己“绝不会如外界所揣测,避到台湾去”,而是要在大陆建立阵营与中共进行殊死战,但事实上,蒋介石暗中已展开将海、空军总部移到台湾的转进计划。蒋介石也在1949年初当年大事中拟订6月来台督导军事,7月完成台湾防务预备;至于对外称病并在台湾休养的陈诚,也在蒋介石催促下,迅速接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为“国府”迁台预做准备,蒋介石并同时发布由蒋经国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

陈诚压阵,是蒋介石的重要后路,尤其台湾刚发生过“二二八”事变,因此蒋介石在发给陈诚的手令中,特别要他“多方利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工作”,“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同时还叮嘱陈诚处事务必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操切、个人主观。另外,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蒋介石在陈诚就任后,赶在1949年1月10日下野前,命中央银行将约80万两储备黄金移往台湾、厦门,由蒋经国、亲信周宏涛督运。2月10日左右,上海仅余留20万两黄金。陈诚1949年底在台实施币制改革,正是以这批黄金作为改制基金。[其实早在1948年12月1日,中央银行第一批储备黄金260万两就已经从上海转运台湾。蒋介石接下来又密令联勤总部以预定密约方式,将中央银行余下黄金分两批转运来台。再加上1949年5月由汤恩伯经手的第四批黄金,前后约700万两。]

四五月间,蒋介石在蒋经国陪同下,搭乘“太康”舰自溪口抵达上海,见情势不佳,再搭乘“江静轮”驶往舟山群岛南下巡弋。5月5日,离开上海前,他除带着蒋经国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坟墓,也没忘了去东平路“爱庐”看最后一眼。想起当年爱庐在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时的风光,蒋介石也落寞地承认,如今“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

当时,美军已无意继续增援蒋介石或让国共双方在上海决战,反而建议蒋介石尽早撤退;负责上海防务的汤恩伯更直接向蒋介石暗示,对上海的固守已然没有把握。加上陈诚在4月底即拍发电报促蒋介石尽早来台,因此5月7日,蒋介石乘“江静轮”离沪,赴舟山群岛视察机场等各项防务设施,但事实上,他在途中船上的日记已写明,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亦即锁定此行目的地即为台湾。[1949年3月间,蒋介石已打算以三年生聚、三年教训的勾践精神,把中央党部与中央机构搬到台湾另起炉灶。因此蒋介石在澎湖停留期间,开始规划包括海防与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实验区,以及具体的在台三年发展与财政计划。至于蒋介石高度重视的舟山岛定海机场,之后也发挥接应汤恩伯撤退部队来台等功能。]

不过根据蒋介石规划,倒没有悲观到除了台湾便无死所的地步,他还是期待能建立双重战场,一方面通过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奠定西部基地基础,同时通过控制东南各省与沿海岛屿作为第一线,建立前线训练干部基地,兼而建设台湾成为后方屏障,图谋“反攻大陆”。例如,当年大陈岛就陆续聚集5万多人准备反攻;之前并无军队驻防的金门,也由上海建筑包商兴建海岸班防卫岗哨、碉堡20余处。同时为加强对上海、南京等地的攻势与轰炸封锁,蒋介石与蒋经国也特别关切舟山群岛机场设施修建进度,多次亲往视察,希望以舟山群岛牵制封锁沿海,窒息经济,并待国际情势变化后伺机反攻长江下游。

据陶启圣回忆,澎湖是继鼓浪屿之外,蒋介石认为较适宜发展成训练干部前线基地所在,所以蒋介石随后自定海搭乘专机飞福州,并于1949年5月17日自定海转赴澎湖马公视察,蒋经国随侍在侧。当时为安排蒋介石落脚,一部分侍卫早于几天前到澎湖摸清楚附近环境,其余先赴台湾花莲驻守。据跟随蒋介石来台的侍卫回忆,曾向蒋介石报告行馆本来是一片墓地,蒋介石却说,“墓地风水地理才好”。是否赴台蒋介石观望

◆第一宾馆内的蒋中正塑像

开放的第一宾馆内陈列有纪念蒋中正的铜像和他亲笔书写的对联,让展出内容更加丰富。对联上书“重建民国的基地,匡复中华的起点”,是因当年蒋介石眼看“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决计前往台湾“重振革命大业”。(上图)

◆第一宾馆内陈列的照片

第一宾馆的修缮和重新开放,得到了众多热心人士的关注和无私奉献,许多珍贵的老照片由众人提供,使得第一宾馆的重新开放能够得以风华再现。循着蒋介石和蒋经国留下的历史影像的指引,仿佛又寻得蒋氏离开大陆,“驻跸”台湾的点点踪迹。(下图)

蒋介石于17日下午4点50分降落澎湖,落脚后进驻城外的贵宾馆,据蒋经国记载,蒋介石到了澎湖后,眼看“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才下定了决心去台“重振革命大业”,在澎湖也只逗留约一周时间,策划江南作战,与上海、华南两战场指挥事宜。其实由于海风太大、盐分过高,马公的建筑及生活资源均不适于建立所谓训练基地。事实上,陈诚之前早派人到此勘察,发觉交通通信颇为不便,因此早在4月29日电报中即建议蒋介石痛下决心,尽早长期“驻跸”台湾,以作为“革命复兴最后根据地”,无须有其他顾虑。

眼见为凭,待蒋介石到了澎湖,东南海上基地构想不攻自破,甚至发现澎湖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蒋介石还气愤地在日记中称“遁迹绝世了此一生”。不过在澎湖岛上,虽然情势紧张,气候又相当热,蒋介石却不改雅兴,在蒋经国陪伴下,前往原名“文石书院”的孔庙出游,并游览岛上东街、潭边、镇海、赤崁、后寮、通梁等地。

包括陈诚以及负责督运黄金来台的央行总裁俞鸿钧[俞鸿钧(1898年1月4日-1960年6月1日),广东省新会县荷塘镇塘坦村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财经专家。抗战时期担任财政部长,胜利后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受命主持上海央行黄金储备运往台湾。国民政府迁台后先后出任“央行总裁”、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因拒绝“监察院”约询遭弹劾。辞职后复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病逝于台北。]等人,特地于5月21日飞来马公探访。至于陈诚此来,运抵台湾的黄金则是一大关键。原来李宗仁此时眼看军政遭蒋介石抵制,长江防线又被解放军击溃,南京失守,上海、杭州岌岌可危,因此早飞往广西桂林与桂系将领商议应变之道,但国民党却打算转到广州另起炉灶。

当时国民党由居正[居正(1876年-1951年),字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为武昌起义策动人之一,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政部次长并兼所有部务。1925年,发起西山会议。1932年任命为司法院长,任期至1947年。1948年被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联署提名第一届“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不过以悬殊票数落败于蒋介石。1949年避难至台湾,旋即被任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直到去世。]、阎锡山[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7月22日),字百川、伯川,山西五台河边村人。1904年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率部起义,任山西都督。之后曾支持袁世凯称帝。北伐期间通电拥护三民主义,改悬青天白日旗,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因与蒋意见相左,中原大战时遭蒋大败。九一八事变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任第二战区司令官,指挥太原会战等大小战斗。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5月间原拟以居正替代请辞的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但因立法院差一票未通过,不得不由亲蒋的阎锡山于1949年6月在广州任行政院长,之后并兼任国防部长,负责1949年“国府”迁台过程主要政务。由于李宗仁自行赴美,阎锡山曾于11月20日以“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12月8日率“行政院”自成都飞台湾,短暂代理“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军政。1950年3月蒋介石复行视事,阎锡山自行辞职,并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60年病逝于台北。]、白崇禧等人飞往桂林协调,希望劝回李宗仁。李宗仁则委由居正交给蒋介石六点备忘录,即所谓的《谈话纪录》,作为加入广州国民政府的条件,这六点备忘录中,要求完整的军事、人事权,将移往台湾的黄金与军械运回,并请蒋介石出国后,李宗仁方肯回到广州主持大计,否则他将“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

蒋介石看到何应钦转来的《谈话纪录》后,在日记中痛批李宗仁“愚拙荒唐”,“为任何无耻军阀所不及”,更“展现蛮横、恫吓、要挟、争权夺利,最卑劣无赖之型态”,蒋介石更指李宗仁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他出国。

蒋介石最后复函李宗仁,除坚持绝不出国外,以虚与委蛇的态度回应其他五项要求,特别在运台黄金方面,蒋介石更称当初是为避免国家财富遭劫持,所以下令转移到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眼看蒋介石无意就范,李宗仁仍转赴广州参与政务,并宣布由行政院在广州召集财政粮食会议,邀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出席。

陈诚此行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加上台湾与澎湖电报不通,蒋介石也无从制止,直到会议结束后陈诚直飞马公请示,才让蒋介石稍微安心。他并于5月21日日记中写道:“辞修不问利害与结果如何,贸然前往参加,如果桂系李、白向其要求运出台湾存金,而彼因应不宜,其可为其所害!白崇禧之卑劣毒谋无所不为之往事,毫不介意,甚为其危。乃为之设法脱身,未知其果能领悟否。”

这段时间里,蒋经国为传递蒋介石号令,搭机穿梭在马公、福州间,商量兴建碉堡事宜;也曾飞往台北和陈诚、彭孟缉商量如何安置涌进台湾的大批难民。原定蒋经国还打算飞上海视察,但因机械故障,转降台湾嘉义,当再度起飞并抵达上海上空时,机场已炮声大作,无法降落,蒋经国只能折返嘉义降落。

由于中国台湾地区被列为美国与中国香港地区之外“国府”人士避难的第三选择,大批党政人士与家眷陆续逃往台湾,松山机场几乎“银翼蔽空”,每天来台人数高达5000人之多,旅馆订房天天客满不说,市场秩序与物价均遭波动,黑市外币交易横行,黄金价格猛涨,从大陆迁台的大量物资、军品与政府单位更让基隆与高雄两个港口天天爆满。由于各种不利因素陆续恶化,迫使穷于应付的陈诚早在蒋介石抵达澎湖前,就以台湾人口激增、负担奇重,“财政经济,濒于最后关头”为由,于5月11日急电蒋介石,盼即刻飞台,安定人心[为避免台湾情势被大陆变局拖垮,陈诚也于5月20日起宣布台湾全岛戒严,实施严格的户口检查,并将没有入台许可或证明的人遣返大陆。];他甚至希望蒋介石可以公开抵台视察的信息,同时“无须保密,以示自由”。

5月15日,还是没看到蒋介石动身迹象的陈诚,再度电催蒋介石尽快到台湾巡视,他并指出,看到《谈话纪录》,深感李宗仁只知利害与力量,决不能以理喻与情动;同时“领袖受辱,干部之耻也”,因此希望蒋介石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

至于蒋介石之所以游移海上,并从17日开始停留澎湖,据官方说法,是希望混淆解放军研判,不让台湾这张底牌提早被摸清,以防解放军集结兵力提早攻台。不过坊间也有说法称,蒋介石系因出发前与陈诚联络不上,临行前也未接到欢迎来台的电报,担忧意外才徘徊不前。毕竟当时陈诚除掌管迁台物资分配,包括党、政、经、军、情都是大权在握,一人身兼台湾省主席、国民党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委、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台湾省党部主委等要职,极为关键。例如,对蒋介石已没有任何期待的美国,即私下再度探询陈诚“驱蒋自立”的可能性[其实美国驻台单位早在1948年秋就曾评估蒋介石迁台将会把中国的混乱带到台湾,主张应就如何撤离美方在台人员预做准备。美方驻台总领事克伦兹并尝试接触当时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希望通过提供巨额贷款,让台湾“自治”,或说服蒋介石不要来台。不过蒋介石随即指派陈诚接手台湾政军经济全局,克伦兹虽认为陈诚并非能配合美国、拒绝蒋介石来台的人选,但仍继续探询陈诚配合的可能性,因陈诚表态拒绝,美国才放弃和陈诚接头合作事宜。当时美方希望国民党军的自由派能出面接管,避免让蒋介石来台,因陈诚不配合,克伦兹甚至建议直接换掉陈诚,改由在南部练兵的孙立人接手省主席。相关建议也曾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转达给代总统李宗仁,不过李宗仁把问题推了回去,表示只有蒋介石才能决定此任命案。]。虽然陈诚虚与委蛇,希望骗到美援,但美国人还是研判陈诚并无背叛蒋介石的可能,政变方案胎死腹中,甚至陈诚还向蒋介石陈报美方要求,表达他个人的绝对效忠。

相较之下,当时陈诚与蒋经国间关系更值得玩味,台湾政坛传言,当时蒋经国虽出任台湾省党部主委,但在台特务单位却曾对蒋经国在台住处与行止进行24小时秘密监视。蒋经国更早在3月间去函蒋介石与宋美龄,批评陈诚“在台湾亦不能持久”。加上蒋介石此来对外一切保密,对安全与行止格外慎重,因此才在澎湖停留长达约10天时间。

蒋介石直到5月26日才搭机来台,不过也并没有直接搭机飞往台北与陈诚会面,而是先抵达高雄冈山机场,再转赴凤山要塞登岸,此要塞系由孙立人在台训练的新军驻守。据孙立人旧部、已故联勤总司令温哈熊的说法,蒋介石一到港口并视察部队时还问孙立人,“你觉得安不安全”?孙立人不但打包票宣示部队坚决效忠,安全无虞,同时回答,“总统,有我在,绝对安全”,蒋介石才安心登岸。

抵达台湾后,蒋介石驱车转抵高雄西子湾行馆停留,开始擘画布局保卫东南防线。只是未料这番肝胆相照不久,孙立人竟遭蒋介石以涉嫌军事政变为由,软禁数10年。金门炮战前进指所:记录炮战全过程

朝鲜战争爆发,孤居的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关系迅速改善。台湾1950年初的窘状已是明日黄花,澎湖一举成为两岸海域安全枢纽。尤其从蒋介石一直提防大陆方面倾全力解放台湾,因此与蒋经国不时从本岛或澎湖搭机前往金门视察。

由于蒋介石与宋美龄只要巡视澎湖,便会下榻贵宾馆,是以早在1951年,台湾军方就在贵宾馆西侧兴建地下指挥中心,厚实墙壁搭配军舰舱门规格的铁门,地下防御工事形同战堡,并有手摇式毒气抽风设备、防弹避难设施,据称能抵挡原子弹与毒气攻击。特别为加强澎湖防务,蒋介石还委由昔日黄埔一期爱将胡宗南[胡宗南(1896年4月4日-1962年2月14日),宁波镇海人,原名琴斋,字寿山,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蒋介石四大心腹爱将之一。抗战期间担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国共内战,一败涂地,胡宗南于1950年3月西昌战败后前往台北,并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虽遭“监察委员”联名弹劾,但因蒋介石庇护而失败。1951年,胡宗南复职指挥沿海游击队。1955年,胡宗南再赴澎湖任澎湖要塞司令部指挥官,并参与金门炮战。1962年病逝于台北,葬于阳明山。]率兵镇守澎湖。

1958年,台海爆发“八二三”炮战,澎湖贵宾馆又意外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大陆方面炮火猛烈,美国国防部隔日即将第七舰队布防台湾海峡,并协助国民党海军补给金门[随着紧张情势升高,美军除与国民党军队举行防空两栖作战联合演习,也派驻F-104A“星”式战斗机及“胜利女神”飞弹营至台湾,同时成立作战指挥中心;尤其将地对空飞弹“胜利女神”飞弹营进驻台北郊外,以加强台湾本岛防空力量。这时台湾海峡附近已集结了美国海军半数的7艘航空母舰、40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1个潜艇集群和20多艘后勤补给船只。],甚至通过第三方表示,可能在战役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由于澎湖是金马前线重要后勤补给区,蒋介石前进指挥中心正设在澎湖贵宾馆,他并多次自台赴澎湖督阵。至于在第一波炮击攻势中负伤回台的俞大猷,更立即与美方海军联系,就近自琉球要来蒋介石多年争取未果的新型M115式八寸口径自动推进榴弹炮,增强前线火力。

八寸炮为美军“二战”时先进武器,炮管长为口径的25倍,有效威力半径达87米,最大射程16800米,普通弹丸91千克重,因射程远,甚至可发射核子弹头,因此兼具战斗与战略吓阻效果。因此蒋介石于9月12日与俞大猷同赴澎湖视察后,即与美军协防司令史慕德协议,优先运送八寸榴炮,全力压制大陆方面炮火。

由于金门海域已遭封锁,如何让这批武器运抵前线成为一大难题。蒋介石当年便是在澎湖贵宾馆临时指挥所坐镇指挥执行“轰雷计划”,监督登陆运输车营自马公运送八寸榴弹炮增援金门任务。蒋介石不但连日行止随重炮来去台澎而转移,并亲临澎湖士里海滩滩头察看运送装卸及抢滩演习,等到各炮妥装完竣并搭载于船坞后才离开澎湖。

第一批八寸炮临行前,蒋介石回到澎湖主持航前会议,并讨论金门海上补给办法;之后虽飞返高雄,但八寸炮于18日出发后,蒋介石又突然飞抵马公,视察船坞舰绕道澎湖海峡北驶转道而行,直到确定新武器装上运输船出海后,才又飞返冈山回西子湾。甚至第二梯次“轰雷计划”发航时,蒋介石依旧莅临澎湖督导,足见对此的重视。

八寸巨炮于9月19日零时50分运抵金门,一向早睡的蒋介石,竟然撑到蒋经国向他报告相关信息仍未就寝。金门部队随即展开为期八天的装备与操作训练,于9月26日下午以重炮还击;相较国民党部队先前使用的155毫米口径六寸炮,这批八寸炮不但射程更远,也更有火力压制性,连炮手的手表表面都被震碎,甚至因炮火落击后真空,造成范围内人员死伤,一度让人误以为国民党使用原子武器。

在这场战役中,金门守将胡琏在炮战爆发前夕擢升38岁的郝柏村[郝柏村(1919年8月8日-),字伯春,江苏盐城人,“陆军官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抗战期间曾随孙立人率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赴缅甸作战。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在金门担任第九师师长,奉命率部戍守小金门有功,获颁“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并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之后深获蒋经国器重,调升“参谋总长”。1988年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升任郝为“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但因与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看法不同,1992年宣布辞职,任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退党,与林洋港搭配参选“总统”。2005年2月6日国民党主动恢复党籍,并聘任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代理小金门师长,在他的死守下,22万发炮弹并未让烈屿失守。其决心与斗志深受蒋介石赏识,战后蒋介石擢升郝柏村出任“总统府侍卫长”的命令,正是在澎湖贵宾馆内批示的。现今贵宾馆内指挥中心办公室里,还保存着蒋介石当年使用的桌椅、床铺及手摇式电话;同时,主建筑后方也可循着当年仅容一人通行的几百米地下通道直通屋外;通道旁也有几间战备用防空避难室,足以见证当年战事紧张。

至于驻防金门的八寸榴弹炮,之后则配属在金防部炮兵指挥部,阵地也已经要塞化,成为国民党军队长期倚重的重炮主力。只是据说当年美国怕火力射程过远,担心八寸炮被国民党拿来自主使用,或配合登陆艇抢滩,因此早已故意锯短了炮身,以缩短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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