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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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试读:
梦得池塘生春草
—— 古华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
古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其书名,是我们《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从古华自己开列的十几个书名中选定的,芙蓉镇隐含了权力和欲望的双重无意识:一个是交错着权力的芙蓉镇,处三省交界,是商旅豪杰交集,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一个是涌动着各种欲望的芙蓉镇,芙蓉满镇,河水泱泱,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是烟花繁华、温柔富贵之乡。《芙蓉镇》,通过一个偏僻山区古镇的变化,呈现出一幅南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画卷。正所谓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古镇生活变迁。《芙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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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年初,发表在《当代》第一期。1我与古华相识,是在1980年夏。一次,我与王愿坚去全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参加一个座谈会。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已经发表过《快乐菩萨》《美丽的崖豆杉》等小说的湖南作家古华。他有些腼腆。他对王愿坚说,6月初,他曾一个人径直闯到朝内大街一百六十六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小说南组自报家门,谈了他要创作一个“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古镇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有两位编辑听后,很热情地鼓励他去写。
到了9月中旬,我听说:7月,文学讲习所创作实习时,古华重返家乡,埋头创作,8月中旬再返北京时,已拿回十多万字的《遥远的山镇》草稿。他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抄写,9月初将只完成四分之三的稿子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南组,三位编辑只用十天时间,即做出让他到社招待所修改的决定。
我社招待所,不过是位于南楼二层的几间小屋,一桌,一椅,一床,极为简陋,但当时刚刚翘楚文坛的蒋子龙、冯骥才、张锲等人,都曾住在这里改稿,被誉为虎踞龙盘的宝地。《当代》编辑部与招待所同在二楼,只需右拐,仅十步之遥。于是有了近水楼台之便。我得空时就往那里钻,与作家们谈文学,或扯闲篇儿。特别是下班之后,我拉着他们到社里的食堂,吃在当时来说让人眼花缭乱、味道不错的饭菜。爱喝酒的,弄瓶二锅头,花费不多,吃喝尽兴。9月的一天,天气奇热,我因审读稿件,晚饭就在食堂吃。我远远见一人打了饭菜,默然找一张桌子坐下,埋头吃饭。我定睛细看,那人中等身材,微胖,竟是古华。
我端了饭菜到他的桌上,他有些吃惊,想了片刻,忙问:“巧,你也在这里改稿吗?”我开玩笑说,那天你在讲习所,只顾和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谈话了,没来得及和我这个小编辑打招呼。他很尴尬,满脸通红。
到了他的房间,热气袭人。我忙跑到我的办公室,脱了衣服,光着膀子,提着电风扇,返回古华住的小屋。他竟衣冠整齐地站在那里,把刚刚沏好的一杯茶推给我,略胖的脸上淌着汗,绽着憨厚的笑。那夜,我们谈了很久。后来,一有空我们就凑到一起,谈的话题开始偏重文学。
古华,自称“乡下人”,原名罗鸿玉,出生于湖南嘉禾县,湘江支流舂陵河畔的小镇。他在种田、砍竹、挑炭、打草鞋中度过童年。1961年,他从郴州地区农业学校肄业,在桥口农业研究所当农业工人十四年。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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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十岁时,他发表小说《杏妹》。1975年,他调到郴州地区歌舞团,从事歌词创作。1978年,他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莽川歌》。囿于时代局限和自身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前,古华的作品并非完全源于他熟悉的现实生活,忽视如画的农村、苍莽的树木、古朴的民风、各色人物的命运遭际、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生活,而是模仿别人,多为应时趋景之作。用古华自己的话说:“完整的生活被肢解,复杂的心理被简化,真实的矛盾被掩盖—— 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有生活实感,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到了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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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古华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创作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抨击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妇女身心的摧残和精神禁锢,为妇女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解放而不倦地呐喊,让人对古华刮目相看了。在作家们纷纷集中精力将批判锋芒指向极左思潮的时候,古华却把他的社会批判火力转向对准了封建意识形态,更让人多了几分惊喜。这是看了《爬满青藤的木屋》草稿后,我对古华说的话。早于《爬满青藤的木屋》动笔的《芙蓉镇》,同样是一部风俗画色彩很浓的小说。古华说,“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芙蓉镇〉后记》)。
创作《芙蓉镇》,滥觞于古华家乡一个年轻寡妇的真实故事。他由此扩展、生发,塑造成《芙蓉镇》里的“芙蓉仙子”胡玉音形象。胡玉音像所有农村劳动妇女一样,善良、勤劳、忍让、富有同情心,而且具有美丽得让世人怜爱的花容月貌。她靠磨米豆腐,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但她的性格中交织着新与旧两种成分,因袭的精神负担也很重。她相信命运,混杂着无力认识现实的畸形的、自欺自慰的心理状态。小说的一切矛盾都围绕着她展开,构成了小说浓重的悲剧色彩。小说的成功,在于表现了她的不认“罪”,自怜而不自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从谷燕生与李国香、王秋赦的对立中,她逐渐认识到世事和人生的复杂。她与秦书田的发生在“罪人”间的爱情,是她对“政治身份”的反叛,是对不公正待遇的公开挑战。胡玉音终于由忍辱走上勇敢抗争。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胡玉音,如同一簇烈火在暗夜中闪光。
古华十分钟爱胡玉音这一文学形象。在闷热的北京9月,一天傍晚,暴雨倾盆,我索性住在办公室,有了与古华秉烛长谈的一晚。古华和我都赤着膀子,喝着古华从家乡带来的苦茶,大汗淋漓。古华用手抹了把脸,把目光投向电闪雷鸣的夜空,讲述了他在家乡五里林区同样是7月的夜晚。
那夜没有雨,望出去是清幽幽月光下蓝莽莽的林海,深邃而神秘。古华的《芙蓉镇》的创作已接近尾声,自己完全沉浸在创作的亢奋之中,他随着胡玉音的命运跌宕时而哭,时而笑。他手中的笔,犹有神助,文衢通达,情思如涌,小说的细节纷至沓来,人物形象也鬼使神差般立在眼前,有说有笑。仅仅用了十八天,他就把“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的风云际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的人情世态,浓缩进《芙蓉镇》里。当他给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他冲出藏身于茫茫林海静谧的小木屋,忍不住号啕大哭……
古华是面向夜空,讲述这段让他自己都震惊的创作经历的,等他转身端起茶杯时,我看到他满脸泪痕。我们默默相对,长久沉寂。2
在《当代》,最早审读《芙蓉镇》初稿的,是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龙士辉。他见证了《芙蓉镇》从胚胎状态到定稿的全过程。他对我说,乍看到《芙蓉镇》的初稿,“一下子把我看愣了!一个小小的芙蓉镇,几个小人物的命运,使你激动,使你同情,使你流泪,使你叹息,更使你深思……为我们唱出了一首严峻的乡村牧歌”。
龙士辉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物单薄等问题,于是心领神会的古华,加了王秋赦这一人物,使黎满庚也丰满和鲜活了。
古华说,老龙真是有水平的老编辑。他指出原作品中正直、真挚的黎满庚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出卖灵魂的小丑,没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性。我就把黎干的坏事都移植给新人物王秋赦,黎满庚果然得救了,王秋赦丰满了。
老编辑龙士辉,也是《芙蓉镇》发表后,最早发表书评的人,认为其是反映农村生活长篇小说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新的标志”。《林海雪原》《将军吟》《代价》都凝聚了龙士辉的心血。我对古华说,你是幸运的。
1982年12月,《芙蓉镇》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我们应该感谢古华,他的《芙蓉镇》在反思话语的悲壮性的洞烛之下,让乡土作为一个被重新赋予阐释的所在,呈现给当时的新时期文学殿堂。可惜的是,古华并没有让乡土从模式化的叙述中突击出来。《芙蓉镇》故事设置的结构依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进行,一边是坚持错误和荒谬路线、极端教条化的王秋赦们,一边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生活却备受磨难的胡玉音们,顶多加上好党员谷燕山和苦中作乐的秦书田。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将有些人物类型化和丑角化,也是《芙蓉镇》渐被冷落的原因。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古华说:“我要做的是从农民苦难中获取一份反省精神来映衬着那个错乱荒诞的时代。”
我无言以对。或许,你的确不能对一部文学作品奢求太多。
古华到北京来领茅盾文学奖时,北京已是寒冬,意气风发的他,到《当代》编辑部时,表示要答谢《当代》一干人。众人以为古华要宴请,不料,他别出心裁,请大家看了一场电影,并给我们的孩子,每人一个棒棒糖。早就听说古华很小气,出手总是抠门儿吝啬,果然让大家领教了。想来,在穷困小村过惯了艰难的日子,让古华不忍奢华,于情理也算说得过去。
临离京前,古华找到我道别,说一定要请龙士辉、冯立三和我吃饺子。龙士辉是他的责编,曾给过他独特的帮助,是他的恩人。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时在《光明日报》的冯立三,曾在1982年5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芙蓉镇〉人物谈》,高度评价了他的小说。冯立三因故未能出席,我、龙士辉和古华在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一家小店里,吃了顿饺子。古华和老龙把我带去的一瓶五粮液喝得差不多时,都有些醉意。古华突然拉住我的手,问:“你喜欢胡玉音不?”我点点头:“那是个值得尊重的‘芙蓉仙子’。”古华却哧哧地痴笑:“哥哥耶,那可是个豆腐似的美人哩。”他的眼闪着特殊的光亮。
古华称我为哥,因为我大他两岁,他是1942年生人。当《芙蓉镇》被搬上银幕,姜文和刘晓庆出彩的表演让世人都沉浸在《芙蓉镇》的狂欢气氛中,古华也名噪文坛时,我去湖南开会,见到了已经当了中国作协理事、湖南作协副主席的古华。他似乎胖了,也白净了些,衣着也不再土气。他陪我到天子山玩了一趟,话语中流露出家庭不睦的信息。
回到北京,我又参加《啄木鸟》在黄山举办的笔会,与王朔、马未都等诸友游山玩水间,得到古华与该刊一我熟识的女编辑走得很近的传闻。不久,古华悄然远渡重洋,定居在加拿大。3
古华离开故土之后,国内有人重新评价《芙蓉镇》,称其为“简化的‘文化大革命’”,认为《芙蓉镇》特定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其“文学性”的意义,批评《芙蓉镇》就是“少数坏人(如李国香、王秋赦)迫害多数好人(豆腐西施、秦书田、粮管所长等)的过程”,“将……种种复杂到令人头痛、令人害怕的问题用伦理尺度分解得一清二楚、黑白分明”,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用《芙蓉镇》式的方式来反思‘文化大革命’,那中国真是不幸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约多是年轻人。产生《芙蓉镇》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宣告结束。刚刚从饱经种种精神磨难乃至肉体摧残的记忆中解脱出来的古华,首要的叙事,是呈现和反思极左思潮给共和国、给民族造成的苦难,以及春天骤然到来的喜悦和希望,确有“为人生、为社会”,“文以济世”的传统文学观念。
改革开放之初,其文学观念的偏狭性,在新时期文学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当政治反思的文学浪潮一过,古华、莫应丰等相当多知名作家,依然缺乏对文学的自觉性,其作品粗糙、直露的弱点也显现出来。除了有史料价值,缺乏艺术魅力是那时作品共有的缺陷,非独古华一人。完全否定古华,实际上就是否定整个反思文学。
20世纪80年代,政治宽松,文学正向人学回归,作家获得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何必苛求彼时的古华?时代造就了《芙蓉镇》,那个时代注定产生不了文学经典。1986年,莫言发表了《红高粱》系列小说,是文学之幸,也是莫言之幸。
大约过了两年,国内流传着一本写伟人与女人们的乱七八糟的书,是从国外非法舶来,又经非法偷印、非法传销的印刷品。坊间传说是古华撰写,用来贴补在国外的拮据生活的。在书摊偶然见到,草草一看,文字完全不像古华凝练而富有文学韵味的睿智又含有哲理的语言。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曾请也在加拿大定居的几位文坛老友,设法拜会一下老朋友古华,问个究竟。没别的意思,只想知道古华是否仍是恪守文化人格的作家。可惜,至今也无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一别多年,天涯远梦,正有“浓淡难与君说”的梦别之感,人虽远去,风流余韵却依然留在他的作品之间……
天恐文章浑断绝
—— 莫应丰冒死写出《将军吟》
与《芙蓉镇》同时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还有莫应丰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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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年第三期《当代》上的《将军吟》。《将军吟》送到《当代》时,原名“将军梦”。主编秦兆阳建议改名“沉思”或“将军的沉思”。莫应丰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希望改名为“将军吟”。女作家韦君宜采纳了莫应丰的意见。《将军吟》完稿于1976年春夏之交。作品展现解放军某部空军高层指挥机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惊涛骇浪中的浮沉,塑造了司令员彭其等刚直不阿,敢于顶逆风、抗恶流的人物形象。彭其智勇双全,在极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地处理突发事件,保护部下,稳定局面。如最精彩的十四章“老人心”—— 彭其略施小计,将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玩弄于股掌之上,又以大将风度和赤子情怀规劝失足者,表现出其成熟的政治经验和慈祥的心胸。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即将到来前,第一部大规模描写“文化大革命”罪恶、控诉极左思潮的长篇力作。11976年,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最疯狂的岁月。那年从3月4日到6月26日,莫应丰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以及对国运民瘼的关切,躲进文家市公社院内的小楼之上,吃着每月十五元的清淡寡油的伙食,吸着友人肖振国等人送的劣质香烟,秘密地搞起足以杀头的“反动文学”。
夜晚,月明星稀之时,小楼有微弱灯光的窗口里,常飘出《国际歌》的声音,那是莫应丰写到兴奋处,不自觉吟出的旋律,有时也有断断续续的抽泣声,飘向寂寥的夜空,那是莫应丰为他笔下的人物而动情。
莫应丰获茅盾文学奖后的一年春天,我陪莫应丰到秦兆阳位于南池子的居所。我们坐在兆阳先生的书房、画室兼卧室里,听到莫应丰讲《将军吟》创作的传奇故事。莫应丰说,四十七万字的《将军吟》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草成时,他有一种解脱感、成功感。如果说,笔走龙蛇地日夜兼程创作过程中,他曾恐惧过,那也并非担心被抓去坐牢或杀头,而是怕这部小说夭折。一旦足可给历史留下形象证词的作品完成,他何惧死亡。他给我们吟了小说脱稿时即兴赋的一首诗:“含辛茹苦愤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应丰说,他在创作《将军吟》时,赶上那年清明节,北京数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同志,并愤怒地声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场面,让他仰天长啸,长夜无眠。他加快了创作速度。完稿后,他用木板制成木盒,将草稿装入,再用塑料袋裹好,埋在了地下。等待着春天到来,发芽、开花、结果。2
莫应丰较之古华,似乎个性更强,对自己的《将军吟》,如同珍爱自己羽毛般坚持己见。按出版常规,一部小说要经过责任编辑、主任、主编或总编辑三审制,思想观念不同,审美情趣差异,再加上政治环境的变化,都可能左右一部小说的命运。在共和国文学春天尚未到来之前,“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的政治幽灵还在天空徘徊的时候,《将军吟》遇到麻烦,很好理解。尽管女作家又是老革命的韦君宜,力排众议,敢于担当,力推《将军吟》的发表,但作品要进行某些修改也是必须的。出版社将莫应丰邀到北京,住进二楼的招待所。但他离京后,编辑发现,莫应丰并没有接受修改的意见。
韦君宜再次站出来,以对小说艺术的真知灼见,默许了莫应丰的坚持己见,还把《当代》同人审稿时删去的大段大段的文字,重新恢复,保住了《将军吟》的精神风貌。
比起莫应丰,古华性情随和率真,在表达上更自由。他的《芙蓉镇》是经过几次修改的。他的小说爱纤细而不追求阔大,爱朴实而不刻意雕琢,爱隽趣而不腻滞,时有放肆而不失风神。可惜的是,对一些原生态的活泼文字,他忍痛遵命动了“手术”。作品干净了,却大失神采。世间有种种文字,原来就有新旧、雅俗,可悲的是,文坛历来不仅有“语言牢房”,还有编辑的无情刀斧。呜呼,可怜的古华。
过了多年,一次,与韦君宜社长一起出差。在火车上,谈到她毅然拍板决定刊发莫应丰的《将军吟》的胆识和气魄,让我们做晚辈的很是敬佩时,她却很赞赏莫应丰那时敢于坚持己见,拒不修改《将军吟》的风骨。她说:“文学创新难,作家坚守文学的道义更难,莫应丰坚决不同意修改《将军吟》,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正是他对自己作品灵魂捍卫的精神,深深地打动我,我才有勇气坚持了自己的决定。想起来,我还得感谢莫应丰呢!”
当然,有的修改,也出于编辑和作家的无奈。比如,韦君宜也曾让《沉重的翅膀》的作者张洁,对小说中太过尖锐的地方修改。对此,张洁在1981年10月31日的日记上写道:“照我的脾气就不改,但现在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会影响一大批人,甚至我尊敬的一些领导,为了大我,只好放弃小我。”
韦君宜曾对我说,张洁极具个性,是个敢于坚持己见的作家,我告诉她让她修改“是可以堵住他们(持极左思潮的人)的嘴……这让中央替我们说话时,也好出来说话,不要使他们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为了大局,韦君宜注重了策略,同样为了大局,张洁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3
韦君宜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1939年到延安。她做过《中国青年》《文艺学习》总编辑,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集》,几乎与《将军吟》同时出版。其表现老干部生活的小说《洗礼》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其《露莎的路》《母与子》等长篇小说,为一位伟大的母亲立传,反映作者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她主政人民文学出版社期间,亲自参与并推出的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就有《芙蓉镇》《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等多部。王蒙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及《活动变人形》也是在她的亲自关怀下出版的。韦君宜还扶植了蒋子龙、冯骥才、叶辛等大批青年作家。
就我所知,韦君宜从人格上如此褒奖莫应丰,是不多见的。后来,莫应丰来京开第四次文代会,住在京西宾馆,我住的房间离他不远。当秦兆阳和韦君宜高票当选作协新领导班子那天,莫应丰到我房间闲聊,谈到韦君宜时,他说:“若不是韦社长以惊人的魄力推出《将军吟》,没准儿我还在湖南电影制片厂混呢。”我把韦社长对他的评价告诉他,他突然变得特别严肃,说:“我只是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愿它被人磨去锋芒。而韦老师力排众议推出《将军吟》,则表现了一种道义和担当,她是我文学之路上遇到的贵人,是我的福星。”
好像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在韦君宜的房间,莫应丰与韦君宜有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长谈。莫应丰后来告诉我,韦君宜建议应该把创作重心转到湖南乡土风情的镂刻上,揭示农村生活的保守僵化和扼杀人性等方面。莫应丰接受韦君宜的建议,开始把目光投向偏僻闭塞的山乡农村,在表现农民的苦难的同时,又发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发现在那片充满凄苦的土地上,同样充盈着静与美、质朴与纯洁、单纯与诚意。他写出了《竹叶子》《美神》《桃源梦》等优秀小说。只可惜,莫应丰于1989年2月,不幸英年早逝,年仅五十一岁。
多年过去,遥想湖南作家的曾经辉煌,仿如昨日。随着古华的远去,莫应丰的辞世,叶蔚林的沉默,韩少功的隐退,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大潮中最汹涌澎湃的湘军,只留下落寂苍凉的背影,真让人唏嘘叹惋。
纵横正有凌云笔
—— 李国文和他的反思小说《冬天里的春天》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担负起对中国社会进行回顾和总结的重任。一个长期沉浸、反复咀嚼苦难而没有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作家原本就不缺乏思考,只是他们思考的权利总是以种种借口被剥夺。改革开放,他们重获话语权的时候,便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四人帮”的极左政治,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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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年发表小说《改选》而被错划为“右派”的李国文,重登文坛后,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把社会的视角和人生的视角相统一、深沉的思想蕴含和浓郁的情感色彩相映衬的艺术追求。他发表了历史内容厚重、结构形式新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等作品,奏出了时代反思的强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国文的创作由强烈的社会性主题,转向对社会形态和心态的揭示,立意变得含蓄而又博大,其小说进入了出神入化的新境界,李国文也成为小说大家。1
李国文大我十岁,我在称他为老师的同时,更习惯叫他老哥。
他的《冬天里的春天》,在《当代》发表二十多年前,我就知道其大名并读了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干预生活、反对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有意思的是,二十几年之后,在未与李国文老哥谋面前,我又读到了他的也是写选举的短篇小说《秋后热》。《秋后热》中,围绕着工厂选党代表,展开了“文化大革命”中正义与邪恶间的斗争。最终,在极左的“阶级斗争”的喧嚣下,乘恶风而扶摇直上的“革命”新贵成了工厂的主宰,群众的基本利益、要求,被冠冕堂皇地漠视和剥夺。而与之斗争的退休锅炉工刘喜福,让我想起《改选》中的老郝。从《改选》的峻急愤慨,到《秋后热》的冷峭沉郁,这种呼应,意味深长。
1962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二年级时,王蒙突然穿着西装,走进校园,成了中文系研究鲁迅的学者王景山先生的助教,辅导我们现代文学。
王蒙谈到李国文和他的小说《改选》时,评价是积极的,话语间流露出惺惺相惜的味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国文的《改选》都发表在同期的《人民文学》上,同时获得极高赞誉而翘楚文坛,又一起不幸落难,连同推出这两篇小说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于1957年同被错划成“右派”。更荒诞的是,1957年,时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的姚文元,在《中国青年报》著文批判过李国文的《改选》,后竟成了李国文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罪该万死的公诉书!
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秦兆阳从被流放多年的广西回到北京,当了《当代》主编不久,就力推脱离东北劳改苦海的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从初涉文坛到重返文坛,李国文整整耗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其间的苦难,殊非言语能道断。
我初见李国文老哥时,“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他童颜鹤发,面有佛相,岁月漫掩,几度劫痕却依然如流水一湾,似疏林晚钟,让人惊为天人。其气象神韵,有不可言说的渊默。后来,1998年的圣诞日,我在给他的信中,引用了苏轼的诗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来表达我对老兄的景慕之情。国文老哥立即回信:“兆骞兄,谢谢你的褒誉之词,不敢,不敢。”
国文老哥嗜茶,书房有一大冰箱,专藏各类名茶,尤爱武夷岩茶。他不惜花重金购得以自品或待友。一次,他到茶庄买上千元之上品肉桂,伙计见其一朴素老者,以为听错,问了几遍,方称了茶,诧异地望着客人。每到国文老哥家,自然有好茶可喝。喝茶自然聊天,有一次,他见我不如往日快活,问我究竟。我便一吐心中块垒。我胸无城府,秉性心直口快,不善处理与领导、下属的关系,常使我不得开心颜。国文老哥几次自告奋勇,要找我社领导为我诉苦。尽管我不敢劳烦国文老哥,但他那份情谊,总让我感动不已。国文老哥出任《小说选刊》主编之后,调我大学同学冯立三做副手,我的品性,立三素有好评,他们有了深交之后,我与国文老哥也成了“人间有味是清欢”式的君子之交。《冬天里的春天》,一如他的处女作《改选》,把社会的视角与人生的视角相统一,深沉的思想蕴意与浓郁的情感色彩相融合,既有强烈的社会性主题,又注重艺术形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冬天里的春天》中,作者以大幅度的时空跨越和大容量的心理笔墨,将四五十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和云谲波诡的政治生活,浓缩在主人公于而龙回到石湖的两天时间里。历史与现实对照,人物的意识流动,内心独白与梦境幻化,融化其中,使作品摇曳变化、姿彩纷呈。厚重的历史内容,耳目一新的艺术形式,让《冬天里的春天》成为反思小说中的优秀成果,让我一辈子记住了其中“春天始终在人民心中”那句极富哲理的话。
在太过注重苦难和伤痕叙事的反思小说中,故事往往淹没和削弱了鲜活的人物,成为历史发生后的文字记载。《冬天里的春天》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历史记载,以人物的命运丰富地重现和超越了历史,并使得不同人参与到对苦难的集体性体验之中。
当然,《冬天里的春天》中,虽重视了人物性格发展逻辑,但有时略显单薄,小说有时过于注重戏剧冲突,有“作”的痕迹。2
到了写《危楼记事》时,国文老哥又有了新的艺术追求。围绕着有象征性的“危楼”,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写了一件件光怪陆离的事件,开掘人物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对整个暴虐、血腥、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做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反思。我把它视为《冬天里的春天》的姊妹篇。
偶尔与国文老哥谈到文学批评,他十分反感动辄把“传世”“不朽”的桂冠,加冕于自己喜欢或巴结,或可以攀附的作家头上。他主张作品能否传世,得由后代人来评定。他说:“正如现在我们大谈《红楼梦》的不朽,但与这位大师同时的脂砚斋,并没有宣布芹溪不朽。”他还说:“老实讲,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80年代中叶的文学试验,是现在这些驰骋文坛的年轻人推动起来的。现在探讨它的成功或者是失败,作结论还为时过早。”国文老哥对自己的作品,极为清醒,他认为《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仅仅与《芙蓉镇》《将军吟》一起影响文学潮流,为促进新文学发展添了把薪火而已。
一次,国文老哥得知我正编一部与他同时代人的长篇小说,他开玩笑说,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论是一代文宗,还是词墨领袖,都不过是滚滚流逝长河里的匆匆过客罢了,我等三脚猫式的作品,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而已,总写,总重复自己,有啥意思?“江山代有才人出”,把版面留给年轻人吧。端是极有见识。
国文老哥,真的不再写小说了,我表示非常惋惜。他说,没有李白,唐诗凄凉,没有我,文坛依旧。
复出后的李国文,竟以惊世骇俗的笔墨,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毅然搁下个人写小说之笔,专意去梳理旧籍,写他的文史随笔。他是急流勇进复急流勇退,进退之间,显示了多面手的潇洒”(邵燕祥语)。我和后来成为《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的谢欣在《当代》特意为他开辟了一个散文随笔专栏。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为他出版了《中国文人的活法》和《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等散文随笔集,一时洛阳纸贵。
20世纪5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几乎成了革命的对立面。从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可见端倪。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落马,跌入苦难的深渊。“文化大革命”开始,更是在劫难逃,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声。真实全面再现这段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历程的,当数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而真正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景况的,不是小说,而是李国文的散文。他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让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士”的风骨和德行,看到他们的道义和担当,他们的血性和良知,还有他们的无耻和丑陋。其中“附录”的“功能”系列,用墨不多,就让我们看透当代文人韦君宜、郭沫若、周扬、吴晗、姚文元等人的灵魂。
我退休后,应新华出版社之邀,为该社主编了一套包括刘心武、张抗抗、蒋子龙等十五人的十五卷“金蔷薇散文名家新作文库”,其中就有国文老哥的一本《唐朝天空》。后我又给中国文史出版社主编名作家随笔丛书,因国文老哥身体不适,未能与莫言、陈忠实等老友再聚丛书中,这成了此丛书的遗憾。
戊戌年伊始,国文老哥又推出《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一书,其深蓝色的封面,望之如夜空,浩瀚、幽深。文人皆知《酉阳杂俎》堪称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酉阳杂俎》有三十卷之多,内容杂驳,举凡唐代流行的异事,从皇帝到书生及贩夫走卒各色人等,皆有所记,涉及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奇人逸事、文人掌故,林林总总,记叙繁杂,堪称唐人笔记之典型。过去《酉阳杂俎》多在文人书斋中,作为学术研读,现在由小说随笔大家国文老哥点化,便有了生命延续的传奇。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序中说,《酉阳杂俎》“每篇各有题目,亦殊隐僻”。国文老哥却说:“因为隐僻,所以费解,所以好奇。”国文老哥的评注,以通俗话语,谈古论今,犀利透彻地赋予其“隐僻”丰富的想象和描绘,使其呈现出有趣、瑰丽和宏大的气象,令人沉思回味。
散文似茶,随笔如酒,读之如听清泉伴着松涛,能得天然韵味。但读国文老哥的散文随笔,不仅有白云苍狗、镜花水月、山南海北、大千世界一番无垠的天地,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有金刚怒目,有怒发冲冠。从他的文字中,你会读出对国运民瘼的关切的、博大的忧患意识,在犀利的背后,还有一颗宽厚仁和的心。
国文老哥的散文随笔,有真性情、真人格支撑的胆与识,有侠肝义胆和人格力量。有了灵魂的深度,他的散文才有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国文老哥在《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之《导言》里,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将志异体文学打入十八层地狱,而白话文的新文学,九十多年来,只有正,而无异,只有实,而无虚,始终处于一种不完全、不完善、不完备,因而也就不完美的跛足状态之中。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至今无法成为一种强势文学,不能不为之遗憾。而20世纪中叶,拉美文学得以瞬间崛起,一是正和异的契合,二是虚与实的交结,三是今与古的混同,四是新与旧的碰撞,这种复合多元的文学,远比我们近几十年平面而且片面的新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来得浑厚深邃、丰富多彩,从而产生爆炸性的文学魅力,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纵观我们的文学界,何曾有过如此振聋发聩的议论?已逾米寿之年的国文老哥,是否有“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李白《赠薛校书》)之慨叹,不得而知。
李国文,1930年生于上海,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被错划过“右派”,在东北服过苦役,以小说《改选》落难,又以小说《月食》重返文坛,然后以《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轰动文坛,成为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进退持律,智圆德方,始终是他为人的本色。他的人生就是丰富多彩的小说,就是如茶似酒的散文、随笔。
有了李国文的文坛,不会寂寥无趣。
欲问孤鸿向何处
—— 张炜与命运多蹇的《古船》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由于其书写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宏大的叙述能力。《古船》是那一时期重要的关于家族故事与土地神话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部深邃厚重的书写农民苦难和变迁的重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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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协始有小说评奖。我曾参加过几次由作协举办的中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大约是1981年,张炜的《声音》入围,经讨论,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另一篇《一潭清水》又获此奖。那时我想,张炜应该很年轻,他的小说写的是农村少男少女在美丽景色下的真诚美好的爱情。小说有田园牧歌般的诗韵。等到1985年,在南京举行第七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颁奖活动时,我所责编的《麦客》与张炜同获该届(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为获奖的责任编辑,我也受邀参加了颁奖会。这才有了与张炜相见相识的机会。
是了,如我所料,那时的张炜很年轻,面庞清秀而俊朗,略带腼腆,谈吐大方,有儒雅之气。那次活动,由王蒙、葛洛等老朋友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编辑,云集一堂,意气风发。大家一起参加座谈,一起饱览金陵古城和秦淮河,又游了苏州园林,吃了五色包子。有机会多次与张炜交谈,我们成了朋友。
南京分手不久,5月7日,张炜给我写了一封信:
兆骞兄:
近好!匆匆分手,不觉半月已过,甚念。我们谈的《雪》及评论已搞好,寄上。评论者于清才是省里新出现的、最有希望的评论新秀。他也读过你的文章,满口赞誉,说他的短文请你斧正。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盼你来济时到我家里,我们畅叙。祝
愉快!
张炜1985年5月7日上午
没有精力到利禄场中逐鹿,忙里偷闲,片刻闭目,在信上相知晤对,发些痴呆、思古或思远的幽情,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张炜写给我的,纯粹是书生的干净的文字,有对老友的怀念,有对同道的扶植、提掖。读之,似看远山苍茫,心里宁静极了。
借开会之便,我曾到济南去看望过张炜。他即便到威海挂职当书记,其为人和作品都守住了和谐、宁静、干净的精神家园。2
继《红麻》《秋天的愤怒》在《当代》发表,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秋天的愤怒》小说集之后,1986年底,他的长篇小说《古船》又在《当代》发表。在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古船》也开启了它艰难多蹇的旅程。
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由于其书写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宏大的叙述能力。《古船》是80年代重要的关于家族故事与土地神话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部深邃厚重的书写农民苦难和变迁的重要小说。《古船》悲悯地洞烛着一个小镇两个家族在权力之争中的沉浮,表现了斗败的隋家背负的苦难,又在非理性的报复和野蛮斗争虐杀里寓示着赵多多们的人性的丑陋,以及展示了在这如同古船的小镇里谁都无法逃脱自己命运的人生画卷。
当然,《古船》里有张炜对现代性的向往和焦虑,在结尾处,隋抱朴的觉醒、希冀,都寓示着纠结着沉重传统的古船、古磨、古镇开始迈着蹒跚的步履,艰苦向前。在艺术上,《古船》也有不足,节奏迟缓,在处理历史、道德与审美关系上有些失当,使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被拘囿在单一的评价尺度上。《古船》初稿送到《当代》,主编、副主编都参与了审稿。有人指出,《古船》十七章、十八章写到土改扩大化的错杀错打情节,必须修改。张炜接受了意见,加入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千多字的内容。1986年,《当代》第五期全文发表《古船》,并在“编者的话”中做了推介。一直参与审稿和与张炜研究修改的副主编之一何启治,写了“编者的话”,有这样一段:“……《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情况做了全景式的描写……”“编者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准确地评价《古船》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只是说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套话。但这明显是何启治的无奈之举。如果点到《古船》把关于历史变革时期的权力关系的思考拓展到更广阔的时空范围里,进行深入思考,怕会招来麻烦。
鉴于《古船》问世后,在社会特别是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山东作协等五个单位,于当年11月17日在济南召开了《古船》讨论会。何启治和责编王建国与《上海文学》《文艺报》同事及不少评论家到会。是年年底,《当代》编辑部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落成的东中街宿舍会议室,召开了《古船》研讨会。我当时是编辑部副主任,受命帮着筹备了这次会议。那天,京城大雪弥天,被邀的评论家、作家、兄弟期刊的同人四十余人到会,发言热烈,争论激烈。热情的肯定,理性的批评,殷切的希望,成为研讨会的主旋律。
查阅那天我的记录和日记,多数人对《古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古船》是新时期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有人甚至说《古船》具有史诗品格。而争论则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古船》用《共产党宣言》作为人物性格突破的依据,显得过于生硬,而且违背了《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的精髓。二是作品对于土改的血腥斗争表现有余,对其主流则表现不够。三是没写出如鲁迅所说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对诸人的发言,张炜平静地听着,记着。轮到他发言时,刚刚三十岁的他既真诚又冷静。端茶打卯,说句闲话。看到他当时的情状,我怀疑起他的年龄,但细看,那张秀气的脸上确实有年轻人人格浣洗的直率。
那次研讨会之后,1987年第二期《当代》刊发了“本刊记者”的相关报道。在这之前,张炜曾对质疑做过公开的辩解。针对不能写土改的过火行为,张炜辩曰:“土改运动中‘左’的政策,已在当时就批判了—— 当时批判了的,现在反而不能批判了吗?最后问一句,我仅仅是在写土改吗?”而对所谓“否定土改”论,张炜的回答是:“谁否定了?我否定的只是党和人民一贯否定的东西,即否定极左和愚昧,否定流氓无产者的行径。歌颂土改及土地政策,最好就是写一写在火热斗争中党的领导者的形象。王书记是土改的负责人,他怎么样……”
张炜用了几个反问,回答了批评家的质问。须知,当时的文学批评并非完全走出病态政治学、庸俗社会学的泥淖,他们中很多人仍坚持以文艺批评的方式,从事政治性批判。这是张炜的不幸,更是批评家的悲哀。
当时张炜并不知道,在《古船》广受好评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迫于压力不再公开报道《古船》的研讨会。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孟伟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当代》同人开会时群起反对,并群策群力,想办法力争出版。最后,何启治以编辑部和个人名义,写了愿为《古船》单行本出版承担责任的书面保证。在社内社外舆论的压力下,《古船》终于出版。3《古船》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是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熟悉的评委分别告诉我,经他们无记名投票,《古船》以高票入围,且排在前面。让人感到惊诧的是,最后公布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目中,偏偏没有《古船》,而从未听评委提过,我很熟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却位列其中。
在具体的评奖中,既不能不顾及文学规律,又不能不顾及政治形势,这是历届评奖的尴尬。就在《古船》因政治压力,受到打压和冷落,几乎重又沉于芦青河时,前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陈荒煤于1989年2月7日,春节期间,发表了《〈古船〉我想—— 致张炜》。
信中,一句以“不想辩解为什么读到你的大作快一年了,到今天才给你写信”,道出了围绕《古船》背后的纷纷扰扰。老人说,“我这封信只是向你表示一下祝贺”,对“《古船》所揭示的过去几十年来农村中种种运动的愚昧、残酷、悲惨的现象”,“对比今天现实的改革、开放,不能不感到这种历史的沉重”,“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深刻、真实地揭示这种矛盾的作品”,“我1946年在冀南搞了一年多平分土地运动。回忆当时一些情况,我对你书中某些描写有深刻的感受”。他还说,“小说证实了我在作协理事会讲话中,谈到的现在我们作家有面向改革的更广大的自由,同时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见解还是对的”,“遵循‘文学是人学’这个规律,写好人的命运、性格。这是你作品现实主义魅力的根本所在”云云。
陈荒煤老人全面肯定了《古船》,正面回击了种种对《古船》的非难。
到此,《古船》应该可以乘风破浪了,但且慢,1996年,《古船》面世整整十年的当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莫名地被要求出版社“全面系统地汇报《古船》从组稿、发表出书到评奖的全部情况”。
呵,苦难的《古船》,张炜的老乡,李清照有词句曰,“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古船》所承载的何止是愁。
而张炜似乎并不在意《古船》的遭遇,因为他有强大的自信力。在《古船》陷入一种宿命之后,他又拾起精神,重新面对了他的时代。其1987年底动笔、定稿于1991年春的作品《九月寓言》,又交到了《当代》。从《九月寓言》中,我看到了张炜的叙述策略和对现代性观念的态度变化。他从对现代性的期待,退守到对现代性的质疑,从对外部事物的关注,退守到宁静田野,对灵魂的留守。张炜从史诗般沉重的《古船》,走进《九月寓言》里充满想象、激情和哲学意味的乡村诗情。张炜由诗人变成了哲学家。《九月寓言》由我们几个人认真编好之后,准备发在《当代》1991年第五期时,却遭到退稿的变故。我专门写了一篇《兆阳先生与〈九月寓言〉》,交代了退稿始末。如今,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实至名归,值得祝贺,但围绕着《古船》的毁誉短长及种种怪诞,似乎还在继续……
附:兆阳先生与《九月寓言》
大凡历代杰出人物之能垂范于后世者,概由于他们具有中国人的正气与骨气。
秦兆阳先生是生于忧患、经历坎坷、死于忧患的作家,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的渊博学识,平和淡泊的为人处世,他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道德风骨,值得人们怀念。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转年又奉调到秦兆阳先生任主编的《当代》当编辑,到先生辞世,凡十五年,先生耳提面命,让我受益匪浅。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兆阳先生身体不好,常有小疾,我便向社里要车陪他去看病,又经常到先生家里汇报工作,便自然熟稔起来。但后来因《九月寓言》,我便疏远了兆阳先生。关于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退稿事件,多年来不仅外界不知其详,便是编辑部内部也多不甚了了。
1991年,一天,兆阳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去他家。时节是夏秋之交,坐落在北池子的兆阳先生家,菊花开得正艳,先生在四合院深处的书房前散步。进得书房,先生开门见山地说:“已与朱盛昌、何启治两位副主编商议过,我决定将张炜的《九月寓言》撤下来。你与张炜是好朋友,由你亲自跑一趟龙口,将文稿退给张炜。”
我有些不解,因为《九月寓言》是编辑部约稿,经审定通过,决定在1991年第五期《当代》上全文发表,并且已分别进行了加工,我负责“首领之家”等部分。在审读过程中,大家认为张炜继《古船》之后的这部《九月寓言》,是一部独特、厚重之作。小说以山东胶东小平原一个村庄的生活为背景,“表现了朴实的土地之子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文明进化所形成的矛盾冲突”,“讴歌了神圣的劳动和坚忍顽强的甚至是原始的生命力”,是一部好作品。
兆阳先生做出退稿决定后,沉默了,面有凝重之色。
我有些任性和率直,毫不掩饰地表示不赞同先生的决定。我说,违背承诺,单方毁约,《当代》的诚信何在?《九月寓言》与《古船》相比,早已收敛了对现代性向往和焦虑的锋芒,从写洼狸镇家族争斗、苦难和变迁,退守到对偏僻穷困的小村生存状态的观照,表达了张炜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对人性诗意的坚守,这构不成叛逆和冲击,政治上是安全的。
我还对兆阳先生说,张炜曾对我说过,能够一贯坚持地固守一种精神,即使是陈旧的,至少看上去很陈旧,是并不容易的事。从道义上讲,我们应该支持张炜对这种精神的坚守。
兆阳先生听得很有耐心,但偶尔从他那慈祥而深邃的目光中,我读出了智者对浅薄者的宽容。于是我继续说,《九月寓言》是对物质化现实的绝望后,寻求精神的栖息地。当外界的纷纷扰扰的欲望,终于消融在9月散发着丰收庄稼的芬芳之中,张炜守护住了一个和谐的精神家园。《当代》如能继《古船》之后,再次推出《九月寓言》,或可成就一桩文坛的辉煌。
兆阳先生听完我有些激动的陈述,说:“持有你这样观点的人,编辑部还有些。明天,我到编辑部去谈我的看法,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动身去见张炜。”
第二天,兆阳先生到编辑部做了一个很长的讲话。在最后,兆阳先生说,我知道有些同志对退《九月寓言》仍不理解,但在非常时期,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也出于无奈,其是非曲直,就不必争论了,责任由我承担。
那会开得很沉闷,最后宣布由我来执行退稿任务。
我送兆阳先生回家,有些为难地对先生说,对于《九月寓言》的处理,我尚且想不通,何以说服张炜,先生是否修书一封,免得我交代不清,有辱使命。先生很爽快地点头,让我晚上去取。
第二天,我登车上路,到了济南,又换乘由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朋友准备的汽车,一路游山玩水,到了张炜挂职市委副书记的龙口。
老友见面,先叙友情,又看了龙口的好风光,吃了龙口自产的丰盛海鲜,甚是欢愉。到了晚间,张炜带我到他的住处,一边吃西瓜,一边海阔天空地聊,我怎么也不好意思提《九月寓言》。张炜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就从我游移的眼神中看出端倪,他用浓重的胶东口音说:“大哥,你有话要说,尽管直说吧。”
我把兆阳先生的信函递给他,然后从提包里取出他的文稿。那是用三合板夹着的沉重整洁的手稿,如同一件艺术品。这巨著起稿于1987年11月,完稿时是1989年6月,最后改定于1991年4月,整整四年时光,凝聚了张炜多少心血,熬尽了张炜多少精、气、神,以致作品完成之后,他就大病一场,住进了医院。
张炜看罢兆阳先生的信,站起身,走到面海的窗前,窗外是一轮明月。他突然问我:“大哥怎么看?”我不能违拗兆阳先生的意见,直接评论《九月寓言》,却顺口说了一句萧伯纳的名言—— 一切伟大的真理,最初都被当作亵渎。张炜笑了,我惊讶于他那脸庞是那么清秀,笑起来充满了自信。他把书稿放在书柜顶上,笑曰:“无法藏之名山,只能束之高阁了。”
回家之后,我向兆阳先生复命,并带回张炜对先生的问候,我还杜撰了一句,说张炜非常理解先生的苦心。先生竟然微笑点头。说实话,我对先生退稿之举,是想不通的。想当初,张炜的《古船》在《当代》发表之后,有些人对张炜对赵四爷、赵多多等农民革命家的野蛮、残忍的质疑,颇不以为然,认为歪曲了历史。兆阳先生却对张炜说,如果思想再解放一些,《古船》会更深刻,这无疑是对张炜的有力支持。那么,《九月寓言》已从《古船》退避三舍,缘何要以寓言的多义性为由退稿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兆阳先生思想保守了。是的,兆阳先生因一篇批判文学教条主义的檄文《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而获罪,二十多年的坎坷经历,毕竟并不遥远,况且,便是真勇士,也有荷戟独彷徨的时候,有时我又似乎理解了兆阳先生。
1992年,上海《收获》全文发表了《九月寓言》,又一次震动文坛。
那年秋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我在《当代》摊位上当班,兆阳先生应邀而来,在给读者签售之后,已近黄昏,我陪先生在公园散步。兆阳先生竟重提《九月寓言》,他说,当初眼疾甚重,无法全读,看了一部分,主要听汇报。最近他又让家人读了一遍。他说,《九月寓言》里的精神固守,包蕴着大地的苦难和诗意的栖息,小说已进入了诗性和哲学的层面。此外,兆阳先生仍坚持他对《九月寓言》的批评:处理历史、道德与审美关系上的失当。
我惊惶于先生的“虚己而乐闻”,“不以先进略后生”的精神,改变看法,对《九月寓言》重新做出准确精妙的评价。更让我感动的是,兆阳先生虚怀若谷,说对《九月寓言》的错误判断,过多考虑刊物的安全,是初衷,但多虑而失察,酿成判断失误。这是一个老编辑的失职,对张炜不公,对《当代》也是一大损失。
先生说完这番话,似乎得到一种解脱。
夕阳下,兆阳先生凝重的脸庞上,添了些许轻松,眼镜后的目光沉着而悠远。“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先生的人品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其灵魂朗如日月,清如水镜。在文坛厮混三十多年,我很瞧不起那帮无聊文人。沽名钓誉,蝇营狗苟,而兆阳先生却是“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引一句范仲淹的话,便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流年似水,转瞬就年近古稀,青灯古卷听雨声,半是儒家半释家,我早已心静如水,看淡云卷云舒。寂寥时,客厅里常换挂作家字画,邵燕祥、文怀沙、陈忠实诸师友的丹青墨宝,滋润着我快要结茧的灵魂。有时,也挂秦兆阳先生赠我的几幅竹荷,借以怀念师长。凝视先生的竹荷,我早读出先生借竹荷的风骨吐胸中的块垒。那占去半幅素纸的苍劲墨荷下,是一群游弋的小鱼,挺拔的荷梗支撑的苍老荷叶,为小鱼遮挡着风雨。哦,那分明是兆阳先生对文学、对后辈的关爱和庇护,尽管他的双肩是那么羸弱……
阳春召我以烟景
—— 张贤亮与引起争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另一种生活
新时期文学,有一支力量不能小觑,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怀着对革命的赤诚,面对现实,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揭示社会生活矛盾和表现爱情生活作品,而被含冤整肃的一大批“右派”作家。
当时,年轻的作家陆文夫、李国文、邓友梅、从维熙、王蒙、张贤亮等,只有二十多岁,他们以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和理想主义,开始注意在歌颂的美丽光环的遮掩下的现实问题。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可喜成绩的同时,也表现了难以避免的困惑,并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成果,交给党和人民,如同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写《改选》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一大批作家被扣上“右派”帽子,受尽了凌辱与折磨。
新时期文学发轫,这批“右派”作家,依旧怀着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再一次勇敢地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毅然拿起笔,从不同角度反思共和国的坎坷历史,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
这批作家的作品,主要涉足知识分子形象,即“右派”生活题材。
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陆文夫的《清高》《井》,邓友梅的《凉山月》,从维熙的“大墙文学”系列,特别是他们中年纪最小、受苦最深的张贤亮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最具代表性。或可说,在新时期关于知识分子叙事中,算是个异数。他的小说没有一味谴责知识分子的苦难,反而主要表现他们在蹉跎岁月中灵魂的升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重建了知识分子的权威。比如从《灵与肉》中,我们可窥探到,改革之初,重建知识分子主体性与合法性的诸种方案,并可把握到此时期知识分子的多维度。回顾《灵与肉》的历史语境,对照当下知识分子深陷学院化、专业化、边缘化、失位化的现实,我们重读张贤亮的“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的小说,很有必要,“有助于我们反思曾经塑造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条件是如何消失的,那曾经赋予知识分子的历史重任的20世纪80年代是如何终结的”(石岸书《知识分子如何“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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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张贤亮刚刚二十一岁,因发表长篇抒情诗《大风歌》而被划成“右派”,开始了整整二十二年屈辱痛苦的阶下囚人生旅程: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众专政、一次关监。单单这些遭遇,就是一部厚厚的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
张贤亮1954年高中毕业,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到黄河岸边务农。过了一年,他被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张贤亮感到“新时代的来临”,于是真诚地写出发表于1957年7月《延河》的长诗《大风歌》。就在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斥大风歌》文章,他被打成“右派”。
改革开放后,与张贤亮闲聊,提到《大风歌》时,他说,“今天再读这首诗,只看看《大风歌》的副标题‘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你就不能不说我张贤亮有超前意识”。当然,他又说,《大风歌》诗中“任那戈壁滩上的烈日将我折磨,忍受深山莽林里的饥渴”,简直是谶语。
张贤亮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主要作品跳不出被改造的生活经验。但他的作品与一般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小说不同,他不单单是一种被迫害过程的再现,而是撕开曾被扭曲、曾被摧残过的灵魂,以揭示“人的过程”,并为读者展现那种富有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悲怆壮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