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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2 15: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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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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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工程建设(下)

军事工程建设(下)试读:

前言

中国的科学技术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成就辉煌,举世瞩目,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一、石器时代的科技萌芽

工具的制造是原始技术启始的标志。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因而,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萌芽和发展非常缓慢。工具的制造与火的使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起源,原始医药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和居所的建造等都是科学知识与技术萌芽的表现,都给自然界打上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烙印。这是人类理性曙光的初现,它昭示了那大放异彩的科技发展的未来。

二、青铜时代的科技幼苗

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有了巨大进步,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青铜器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物。夏、商、西周的科技进步,促进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成就了青铜文化的辉煌,为此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铁器时代的科技奠基

春秋战国是中国科技知识进一步积累与奠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秦汉及其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壮大成型中的秦汉科技

秦汉科技最显著的特点是科学建制完整、技术体系统一。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冶炼、纺织、土木建筑、造纸、船舶制造等主要技术体系及风格也大体确立,从而为此后近两千年的中国科技发展确定了大方向。

五、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科学技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曲折中进步着,有些学科甚至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农业、机械、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化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六、隋唐科技

综观随唐科技,可谓是全面推进,重点突出。这一时期既是对先前的诸多科技领域的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又开创了多方面的世界之最。中国科技在随唐时期获得了蓬勃发展,而且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强,科技成就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世界文明的进展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七、鼎盛的宋元科技

这一时期虽说一直战火纷飞,社会也动荡不安,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取得了一系列极其辉煌的成就,其中包括许多堪称是划时代的创造发明,这些都使宋元科技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传统科技的成熟和集成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明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趋于成熟,中国在大部分科技领域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各方面的成果得到总结,出现了一批集大成式的著作。

明末清初,中国的科学技术却裹足不前,开始落伍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滚滚洪流。

九、西学东渐与国人回应

自明末万历年间开始,西方科技知识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这股“西学东渐”的潮流前后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国人逐渐由被动到主动地走进了西方人的认识视野,开始接触新的科学知识。

十、近代科技的引进和传播

近代中国的落后与贫弱促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的富强之路,开眼看世界一时间成为时代的潮流。而这股看世界的风气则肇始于林则徐和魏源二人。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则展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十一、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开创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科技教育体制开始建立。继来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启蒙。同时,大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科学家纷纷在中国建立科学社团,以及设立高等院校中的理、工、农、医等学科和院系,使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

十二、新中国的科技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也开始书写科学技术的新篇章。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的拍打锻炼,如今中国的科技事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更多的科技新成就,必将汇聚成一盏盏明灯,发出更加耀眼的光!《中国科技史话》以全景式眼光,生动地勾画出了中国科技成长壮大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描绘出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造福华夏的奋斗经历,以及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所作出的回应和为追赶世界科技潮流所进行的不懈追求过程。《中国科技史话》全书共分48册,它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图文并茂,体系完整,有助于读者开阔视野,深化对于中华文明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优化知识结构,激发创造激情;也有助于培养博大的学术胸怀,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从而更好地适应新世纪对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

因时间和水平所限,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书中的疏漏、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

三、宋元军事工程

堡寨政策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疆域在极盛时期曾东抵黄河,西至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临肖关(今宁夏同心县城南),北及大漠(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境土方二万余里。唐末五代时,就据有夏(今陕西靖边县境)、绥(今陕西绥德县)、银(今陕西米脂西),宥(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四州。北宋建国后,曾称臣降服于宋,后以内部意见不一,又臣服于辽。北宋虽决心消灭西夏,但屡经征战,没有效果。西夏反由战争而渐趋强大,企图与宋、辽鼎足而三,因而对宋“练习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经过多次交战,北宋军胜少败多。原因是,宋军采取单纯防御,置数十万大军于几千里防线上,而西夏军常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往往在战役上形成优势。如庆历二年(1042),西夏第三次大举入侵宋边,直指渭州(甘肃平凉),诱宋军至定川堡(今宁夏固原县西北),然后以重兵包围,当宋军突围时截击。宋军大败,于是采用范仲淹的“堡寨政策”以图谋西夏。当时,在陕西近边,城镇堡寨都是防戍据点。但因地广人稀,堡寨甚少,无法相互支援,故常为西夏军所乘。范仲淹的“堡寨政策”,是以加强防御能力为目标,在边境线上,增筑堡寨,以屏障旧有重要城、镇,使边境防守更为巩固;还主张以攻为守,伺机即攻取边界和要害之地,大筑堡寨,加以坚守,敌人若来,即派斥候,召援兵,并坚壁清野以困敌军,敌军人少,则扼险设伏以待,这样一步步地进取。史载置堡屯之法是:“每五百人置一堡……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以武艺,以备战斗”;又“置屯之法,百人为屯,受田于旁寨堡,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仗。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治平四年(1067),宋夏战争又起,宋神宗派韩绛宣抚陕西,在绥州以西筑罗兀城,并增修沿边堡寨,目的在以居高临下之势,进取横山(今陕北西北部山脉)地区,该地区西夏也视为它的要塞地区,在险要地段也修筑不少堡寨,并发动全力攻宋军,宋军攻势遭受挫顿。此后,作战各有胜负,但北宋终未达到消灭西夏的目的。绍圣三年(1096),宋曾在石门峡江口好水河北岸,构筑了平夏城(今宁夏固源北黄铎堡乡)、灵平砦(平夏城之南)两座城寨。这里是西夏军出入要道。当构筑时,夏军10万对平夏城猛烈进攻,被宋军所击退,说明这种进筑和反进筑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既而宋军在沿边诸路进筑的50多个堡寨,逐步完成对西夏步步紧迫形势,迫使西夏派使求和,取得暂时和平。公元1114年,宋夏战争复起,宋朝派童贯总领六路军事,采取出寨筑堡的战役指导,六路进军,广筑堡寨,并以主力进逼横山,进而攻占横山地区,西夏失去屏障,才不得不认真地向宋请和。

西夏军以骑兵大兵团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绵亘不断的城镇堡寨限制了它的活动,所以北宋军得以运用“堡寨政策”,基本上守卫住边境。同时,进一步利用在西夏境内广泛建筑的堡寨逐步攻取,也体现了堡寨在进攻中的作用。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符二年(1099)林希奏状中说河东路情况:“自前年复葭芦,去年筑神泉,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横山之腴,尽复汉土;斥堠所及,深入不毛。秦晋士马,更为声援,自此岚、石,遂为次边,麟、府不为孤绝”。可见进筑堡寨战术,曾取得一定实效。边防城镇堡塞戍卒用亦兵亦农的办法,继承了历代边戍屯田办法而又有所发展,对明代军制的卫、所制,是有所启发的。

山城防御体系

南宋末年,蒙古军大举入蜀,南宋新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余,采纳冉王进、冉璞兄弟建议,以钓鱼山筑城掩护重庆。冉王进、冉璞向余建议:“蜀口形势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这一建议,具有战略眼光。因蜀地山峦重叠,原不利于蒙古大军骑兵的行动,但当时南宋国势已困危,兵力上居于劣势地位,如赖一般山地和平地城池,不仅不足以阻挡蒙军前进,且难以持久,必须利用险要地形,屯兵积粮,才能作长远抗敌之计。冉氏弟兄的建议,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钓鱼山在合川嘉陵江、涪江、渠江的汇合处,山势高陡,三面环水,地形极为险要。余连筑钓鱼、青居、大获、天生、云顶等城。钓鱼城为核心,合川郡治移入该城,其外围的青居城在嘉陵江东岸,为其屏障,大获城在苍溪县境掩护蜀口,其他各城也和钓鱼城形成掎角之势,借以抗拒蒙军进犯。各城筑成后,都将附近郡治迁入,派得力将士主持,屯兵积粮,作必守之计。同时,余率军不仅多次打击入侵的蒙军,还不时亲自率宋军戍守实边,进攻蒙军占领的兴元(陕西汉中),致使南宋抗击蒙军的形势一时呈现好转。这些要塞式的城池构筑特点是:

全在环山相围而有峭壁悬崖,拔地而起的特高山顶上;

山顶上有较宽敞的平地,有利筑城,有利屯兵积粮,有利军民教养生息;

通路少而险,敌方无法攀越。如四川万县天生城,仅有一条通路,陡直、曲折、窄小,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

各城都在其附近山顶上,设有子城(寨),以求稳定,并分散敌进攻兵力;

各城多扼山带水,相互成掎角之势,棋布星分,如臂使指地相互策应。

因有以上特点,钓鱼等城及其附近各城塞,能抗击蒙军长达16年之久。这些发展成为要塞形式的城寨,主要是依靠山形陡峻,依山傍水,在构筑上远比一般城池简单。一般在高山所筑城寨,以石为主,并不太高。在城墙上设观察、射击设备,准备大批石弹、石块作为兵器。对主要通路则层层设防,因无法同时通过大部队,故防守极易。另在山下以石块构筑外城,主要为警戒和掩护群众耕种之需,限于山地地形,城脚下无法设护城河,但在主要方向上(敌军可能通过之地),也有广设壕沟的。

钓鱼城及各山城相继筑成后,形成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以抗击蒙军沿嘉陵江方向向南的进攻。它是以重庆作为中枢指挥部,以合州钓鱼城作为支柱,借助长江天堑作为依托,以大江南岸作为纵深。

在前沿阵地带上,有得汉(通江东北)、小宁(巴中东)、平梁(巴中西)、大获(苍溪东南)、苦竹(剑阁北)等城。

主要防御地带以合州的钓鱼城为支柱,有赤牛(梁山西)、运山(蓬安东南)、青居(南充南)、钓鱼、蓬溪(遂宁境)、铁峰(安岳北)、云顶(成都东淮口镇附近)等城,其中以号称“巴蜀要津”的钓鱼城作为防御要点,以控制三江(渠江、嘉陵江、涪江)而屏障重庆。

后方阵地带以指挥中枢和预备队控制地域的重庆为中心,东起夔门(白帝),西至嘉定(乐山),横贯长江沿线的瞿塘(奉节东)、白帝(奉节东)、天生(万县西)、重庆、多功(重庆北)、神臂(泸州东南)、紫云(犍为东南)、凌云(乐山东)等城。其中,“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作为依托。

在三条防线之间,有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与长江组成的交通网络,联结各要点与指挥中枢——重庆,结构紧密,从而结成一个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这是在中国古代兵垒史上的防御性质的军事体系的一大创举,很值得后人赞扬和研究。

宝五年(1257),蒙古可汗蒙哥(宪宗)亲率蒙军4万,号称10万,分兵三道入蜀。开庆元年(1259),蒙军经过艰苦作战和招降,蜀地大部险要被占领,但钓鱼城岿然不动,抗拒蒙军的招降。当年夏,大败攻城的蒙军。蒙古可汗蒙哥命蒙军在涪州造浮桥,以切断南宋对合川的援军,并亲自率主力攻城。合川军民在守将王坚的率领下,多次打退蒙军进攻。钓鱼城守军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奋勇抗战。蒙哥在一次攻城作战中被炮石击伤,不得不承认攻击钓鱼城失败,仅留兵3000续围钓鱼城,主力转而攻取重庆。但蒙古可汗终因伤重,死于钓鱼城下的西温汤峡(今重庆市北温泉),蒙军才不得不放弃攻合川、重庆的企图,撤围北归。

金五京

金朝是女真族于金收国元年(1115)建立起来的政权。它起源于按出虎水(黑龙江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湖一带)。最初这一带称为内地。金太宗时,就在按出虎水附近会宁(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子)建都,升为会宁府。天眷元年(1138)改称上京。

金朝灭辽之后,基本上沿袭了辽的五京,名称未变,但将原辽的上京改称北京,改辽的南京称为燕京。金灭北宋以后,北宋的原来都城仍称汴京。所以金朝前期也就是熙宗时,金朝共有7京,即:上京会宁府,北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燕京析津府,汴京开封府。其后,因上京距中原过远,不便统治,正式迁都到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作为政治中心。从此,北京开始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

金朝迁都中都后,遂废去上京称号,在此之前,又废去北京临潢府,因此也形成了五京,即:中都大兴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开封府。金代五京维持了近20年,大定十八年(1178),又恢复上京会宁府称号,实际成为六京。

南宋初年,金为统治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金主完颜亮在天德四年(1153)辽、金五京对照示意图从上京迁都燕京,改称中都。金的中都,仿照宋都汴梁的规制,加以改建,也分大城、皇城、宫城三重。大城除北部未动外,都较辽代扩展了,大城围18.5公里,呈方形,位于今北京西南郊。大城设12门,南为端礼、丰宜、景风三门;北为会城、通玄、崇智三门;东为施仁、宣曜、阳春三门;西为彰义、颢华、丽泽三门,今白云观西面会城村即会城门旧址,丰宜门南面有郊台,称丰台,即今丰台的由来。卢沟桥也是金末所修建。公元1214年,蒙古军在成吉思汗率领下,进攻中都,金宣宗屈服,以大量金银、童男女、御马作代价,取得妥协。金为远离蒙古的威胁,迁都南京。

贞三年(1215),金北京、中都、东京相继被蒙古军攻占,不久又升河南府(洛阳)为中京金昌府,但为时不久,金就被蒙军攻灭了。

金代界壕

修筑的起源和规模

金在灭辽以后,为北方兴起的较强大少数民族政权,在公元1126年攻陷开封,结束了北宋的统治,迫使宋高宗退守江南临安府,建立南宋政权。这样,金朝就雄踞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和南宋、西夏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它不断积蓄力量,企图灭掉南宋和西夏,以统一全国。但为巩固后方,防止蒙古族的袭击,在全国的北部边防开始了军事设防。天眷元年(1138)之后,先在重要隘口构筑一些边堡和边城,初时各堡城的位置多偏重于便于生活、便于游牧的地方。因此,参差不齐,疏密不均,不便于作战的协同和对边防的守备,构不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往往给入侵者造成可乘之隙。在明昌五年(1194)以后,金朝在北方边境开始大规模地构筑连亘不断的以壕、墙(有的称堤)为主体,与边堡、边城相结合的线式防御工程。

金代的壕、墙、边堡、边城的边防工程建筑规模很大,其范围包括有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在东北路就构筑有两道筑垒防线。一道防线起于根河南岸,向西至额尔古纳河东岸而南,经满洲里之北,穿越俄、蒙境内一段再至肯特山东南麓。另一道是金章宗时所构筑,由今内蒙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起,经甘南县、科尔沁右翼前旗到右翼中旗的霍勒河与临潢路构筑的壕、墙相接,这就是《金史·地理志》所记的“东北路泰州婆鲁火所浚界壕”。临潢路所构筑的设防工程,东起科尔沁旗的霍勒河,经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到多伦县的闪电河流域,与西北路的壕、墙相接。西北路和西南路的设防工程,由多伦县的闪电河西岸起,经阴山山脉的东端、化德县的西北境,到达包头市北边的阴山,形成比较完整的工程体系。这个设防工程的大体轮廓是由嫩江的中游起,沿兴安岭山脉东南转向西南,然后与阴山山脉相连而西向,直达黄河河套东部。

总之,金的界壕选择在它的外面不是山地就是高原,或者是广阔无垠的沙漠,所谓“濛莽黄沙,一望无际”,正是游牧部族的分布区域。而界壕的里面,河川纵横,土地肥沃,雨量和气温都适应农业耕作。所以城市、村庄星罗棋布,人口比较稠密。从军事观点来看,界壕是防守这些地区的天然防线,从政治上和地理条件上看,不仅保障着边境,而且对拱卫上京和中都的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代界壕(长城)的组成和结构

界壕由壕沟、主墙(堤)、副墙(堤)、边堡、壕堡组成。以壕和主墙为防御战斗的主体,城堡和边堡是防守士兵屯住的地方。

壕沟和主墙(堤),是界壕的主要部分。在主墙外面有长方形深沟,主墙的宽度为8~10米,高度为6~8米。它的顶部平坦,向敌的一方筑有女墙,主墙用黄土夯筑起来,但在沙地、山谷和石头多的地方,则用石块包砌,以增大厚度。

壕沟的深度约为4~5米,由壕沟底部到壕主壁顶部就有11~12米,相当于一般城墙的高度。壕沟是防止骑兵的主要障碍。

在主墙上构筑有女墙、马面、瓮门等战斗设备。

马面(敌台),在主墙上每隔130~150米即构筑一个马面,它比主墙稍高,突出部分的宽度为10~12米,长度约为12~15米。在马面顶上盖有板屋,是守卫人员休息的地方。马面的作用是增强主墙的稳定性,并能居高临下掩护主堤,使敌不易接近。

瓮门设在接近壕堡的主墙旁,在壕主墙上留一门,外面筑有拐尺形土台,左侧留出仅能容一人通行的小门。从外表看,它与马面形状完全一样,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会发现有瓮门。这门平时供打柴和修理壕壁人员出入;在战时利用副墙作战的守兵撤回,就迅速闭塞起来。

副墙(堤)。副墙是在主墙和壕沟外两个马面之间与壕的主墙成平行而构筑的。副墙的宽度约5米,高度约1米多。副墙也挖有壕沟,但比主墙前的壕沟较浅。副墙的作用,一是利用它进行战斗,可提高主墙的防御力,因为这种副墙并不妨碍主墙的射击,同时它比主墙上射击更能低伸些而不使敌人接近主墙;一种是防护作用,防止风沙积雪淹没主壕沟。

壕堡。壕堡是设置在主墙内侧的方形城堡。中央设有门,还筑有瓮城。在靠近主墙的堡墙两侧各开一个小门,以便迅速登城。堡墙周长约100米,高度和宽度与主墙相同。堡内筑有营房屯住守兵。壕堡的位置多在谷口或重要道路附近,堡与堡的距离远近不等,随着地势的险要而变迁,大约近的壕堡间相距约3~7公里,远的约有7~11公里。这样,接近的壕堡在发生情况时,就便于策应和支援。边堡。是离开界壕的小型壕堡构筑情况示意图城堡,控制主要的道路干线。如内蒙古林东县庞家湾的边堡,每边长约220米,墙高3米多,墙厚约5米多。墙外有壕沟,堡内有营房。堡墙上构筑有女墙。

综上所述,金的界壕(长城)和边堡,是我国中世纪时伟大的国境筑垒设施之一。界壕(长城)的大体位置由嫩江中流起,沿兴安岭山脉的东南转向西南,然后和阴山山脉相连往西,直达河套的西面。从地理上讲,界壕是构筑在海洋河川和内陆河川的分水岭上面,在人文上,是农业和畜牧两族活动的接触线。从战略上看,界壕的构筑是当时蒙古族与女真族之间民族矛盾与民族战争的结果,同时与金的国势也相适应,它是对西北采取守势,对南采取攻势,而界壕正是当时金代在西北部国境的防守所必需。

界壕是由主壕、主墙、副墙、壕沟、壕堡、边堡以及马面、瓮门、女墙等组成。为了适应塞外环境,多做了一道副墙,形成两道壕两层墙。这比一般城墙更有利于防御战斗。副墙既可作战,又能起障碍作用。此外,界壕上筑的壕堡是壕墙的支撑点,界壕内的边堡构成了防御的纵深,更能增大防御的强韧性。

所有属于金代界壕(长城)的构建没有用砖,也少用石,多是以土垒或版筑。一般外壕宽5~6米,内壕宽10米乃至50~60米;副墙宽2.5~6米,主墙5~15米。在主墙或单线墙外附筑马面和烽燧台,伸出墙外4~5米,宽6~8米,高度一般超出主墙。马面多设在险要地段和城堡附近,其间距为60~150米之间不庞家湾边堡构筑情形示意图等。烽燧台间距更远,由250~2500米都有,多筑于河口、谷口,面向山冈或界壕转弯处。金代界壕(长城)有纵深,壕、墙并列,更增加了防御韧性。施工时,掘壕筑墙,就地取材,毕二役于一,有事半功倍之效,为前代不及,而为明代所沿袭。边堡的位置,没有发现筑于山顶之上的,一般在山下缓坡平台地上,这和“因边山险,以河为塞”的原则,迥然不同,除了自然地理本身的因素外,与当时战争攻、防手段以及交战双方的民族习性有关。金界壕虽称界壕,但并非金疆域的边界线,和长城一样,是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在具有敌人威胁方向上构筑的防御性军事工程。金的胡里改路、蒲与路、临潢府路和西京路等,均有大片土地在界壕之外。仅以东北路招讨使所辖的蒲与路为例,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它北部边境的火鲁火疃谋克,距其路治(今黑龙江克东县)三千里,即今外兴安岭南麓、俄罗斯的博姆纳克一带。金代界壕(长城)形势示意图

元代军事工程

新兴的蒙古贵族在攻占金朝中都,迫使其迁都南京后,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企图征服金国,在原来军事基础上,征汉人为兵,称为“汉军”。又把征服西夏、金所俘虏来的能工巧匠集中起来,令他们制造金属兵器和火器,使它的武器装备从落后状态发展到当时较先进的水平。再加上强大骑兵的远战和袭击能力,军事力量强大无比。在13世纪中,蒙古骑兵几乎踏遍欧亚广大地区。由于大骑兵的流动性,不太重视筑垒,但在攻坚和攻城以及野战作战中,也自有一些蒙军独特的战术。

元代城池构筑和攻城作战(一)元大都的兴建

宋开禧二年(1206),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黑龙江上游支流)畔即汗(蒙古族最高统治者称谓)位,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任汗位于滦水之北,名其地为开平府(内蒙古正蓝旗东)称为上都。中统五年(1264),忽必烈定燕京为中都,作为他的陪都。至元八年(1271),蒙古统治者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决定改中都为大都,从上都迁都于此,从而燕京(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治中心。它不仅利于元朝统驭全国,而且利于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

大都,蒙古语叫“汗八里”,意思是汗的城。它不是利用旧城改建,而是完全新建。燕京在金末曾遇到蒙古军的重大破坏。据《元史》记载“发侍卫兵万人完都城”,从至元四年(1267)开始,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才完成城墙的建筑,内部陆续兴建。元朝定都大都后,即为它的统治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除城垣坚厚,防御设施完备外,突出的是以此为基地设水陆驿站,与全国紧密联系,军事上意义甚大。此种驿站,均为当地民户任之,也叫“站赤”,它的户籍独立编制,归兵部统领。

新建的大都,在原燕京城东北郊,分为大城和皇城。大城为方形,周围长约30公里。东、西城相当于北京内城东、西城的旧址,南城位于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北城在今德胜门、永定门外,那里至今尚存有元大都遗址。大城系以土夯筑,因周围长,故工程巨大。大城内为皇城,皇城以万岁山、太液池为中心,池东有周长九里的宫城,是帝后居住的所谓大内。起初无城墙,仅为军士环列守卫,后来以砖石修了一道长10公里的围墙,名肖墙,俗称红门阑马墙,就是皇城。大城有11座城门,南为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北为健德门、安贞门;东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为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城门外都筑有瓮城和吊桥。

大都城内,皇宫和官署在前,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背后为市场,是按照先秦文献《考工纪》“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帝王都城而设计的。城中有居住区50坊,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整齐规整,犹如棋盘。大都的修筑,军事上的着眼,和历代城垣设计大体相似,无特异之点。惟建立后,元统治者将全国制兵器、制火药、制船的工匠集中到大都落户,成为军事工业和造船业中心;并开凿通惠河,导昌平自浮泉水汇入瓮山泊,经高梁河通入城内积水潭,然后穿城而出,沿闸河旧道,在通州张家湾注入白河。因大都地势高出通州20米,又在沿河设闸坝或斗门调节水位。通惠河的开凿,不仅有军事意义,而且对于南粮北运,供应大都需要,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元大都形势示意图

大都建成后,没有经过大的作战,只是至元十九年(1282),因军民反对元统治者残酷统治,一个叫王著的千户(军官),联合80余人,趁忽必烈暂住上都,从健德门突入大城,计诱宰相阿合马并击杀了他,一时大都城内民心大快。元末,爆发全国性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兵临大都城下,元顺帝不战而逃,放弃大都,大都遂为明军攻占。(二)元代攻城作战和对城池的加筑

元代攻城作战,依仗其大骑兵的迅捷优势,不硬攻,不强攻,而是调动敌军,乘虚袭取。如金正大八年(1231),窝阔台遵照成吉思汗遗策,攻取汴京,就是避险迂回,调动敌军,乘疲攻破的。成吉思汗临终前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窝阔台就是这样率军绕过潼关,取道汉中,经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直抵金之汴梁(开封)。元军围城后,在城的四角安置炮百余座,昼夜不停,反复更换,轮番轰击,金军也以“震天雷”、“飞火枪”还击,双方伤亡都很大。两年后,金军士气、物资经不起元军的围攻,汴梁被元军攻破,元军乘胜连下洛阳,又围金哀宗于蔡州(河南汝南),在南宋军协助下,又破蔡州,金宣告灭亡。

元代凡占领的城池,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固,以利防守。如元代在统治广西桂林的80余年中,曾两次加筑桂林城垣,把城墙加高加固,内外三重,全部用大石垒砌,以糯米石灰嵌缝,加筑的城高两丈多,城墙上宽3丈多,可以驰马。

蒙(元)军在长城的作战

长城的修建和加强,为历代防北方少数民族袭扰的需要,蒙古族兴起于北方,长于骑射,故终元一代,对长城没有搞过什么工程,惟在和金、宋作战中,多次进出长城。他们攻取长城作战的手段,一是利用降将开关,一是袭取关口,然后保障大军入关。如金崇庆二年(1213),成吉思汗率军再次进攻金的中都,连克德兴、怀来、延庆诸地,进逼居庸关。居庸关有南、北两口,北称北口,即今之居庸关,南称南口,即今南口。两口相距20公里,两山夹峙,中为深涧,悬崖绝壁,堪称天险,素有“铁门”之称。金军依此要隘,把关门用冶铁封固,并布铁蒺藜百余里,作为障碍。元军至怀来,无法前进,适有部将多次入使金朝,知有小路可容一骑通行,如果秘密前去,当日可到南口。成吉思汗于是留下一部兵力在北口和金军对峙,自己率大军西行,绕过紫荆关,从间道奔袭南口,紫荆关金军发现后,元军已越过,迎战不利,元军遂占南口,两面夹击,一举夺占居庸天险。

蒙(元)军对江、河地区的作战筑城

元军以骑兵见长,不利于江河、湖泊地区的行动,但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他们也不断采取了一些和筑城有关的攻城手段。如公元1234年,宋军收复汴京,不久又攻入洛阳,蒙军见汴、洛失陷,迅即南下攻洛阳,守军被迫撤退,蒙军继续进攻汴京,决黄河以灌城,宋军民死伤惨重,溃败南逃。又如宋端平二年(1235),元(蒙)军攻宋之郢州(湖北钟祥)。郢州位于汉水下游和大洪山之间,城池坚固,战船密集,元(蒙)军屡攻不下,其将塔思曾造木筏攻城。江淮平原河网稠密,湖泊纵横,很不利于蒙(元)军行动。如宋嘉熙二年(1238),蒙将察罕统兵号称80万,进围庐州,蒙军筑坝高于城楼,奋力攻城。宋军以油灌草,焚烧蒙军,并发炮击坝,乘胜出击,蒙军败走,宋军又以舟师控扼淮水,蒙军被迫后撤。

元军围困襄、樊作战的筑城

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由于蒙军在四川战场上的失败,逐步把战略重心移向襄、樊战场。

宋景定二年(1261),宋骁将刘整以泸州(今四川泸州市)降蒙,向忽必烈建议取襄阳之策,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但襄阳城高池深,与樊城相依,汉水环绕,不利于蒙军行动。且襄阳还可得江陵支援,如强攻襄阳,必不能得心应手。忽必烈决定用围困战略,派诸将围襄阳而不攻,目的待其弊而自败。1263年,忽必烈利用刘整重贿襄阳守将吕文德,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进行互市。此后,蒙军借口安丰(今安徽寿县南)榷场为盗所掠,要求对襄阳榷场筑土墙自保,得到应允,遂筑土城于鹿门山(襄阳南15公里)。继又筑堡于白鹤山(襄阳南5公里),派兵戍守,目的在割断宋军南北联系,并不时派出游骑,在襄阳城外四处抄掠。榷场筑墙筑堡,遂成为围攻襄阳的起点。元至元四年(1267),蒙军又进一步在襄阳东面白河口(白河入汉水处)、西面的万山(城西5公里)等处,开始修筑堡垒。至元六年(1269)初,蒙古又派重臣史天泽至襄阳,令民兵两万在襄阳城外筑起长围,构成对外正面,以阻南宋援军。复在近城的岘山、虎头山构筑城寨,并联之以旧有堡寨,形成对内正面,紧逼襄阳。是年终,蒙军又在汉水西岸筑新城,和鹿门山城遥遥相对,成为蒙军控制汉水通道的主要据点。同时在汉水中筑台,和夹江堡相呼应。又在汉水中树木栅,遮断南北水路。至此,蒙军对宋军长期围困的筑垒工程全部完成。元军围困南宋襄、樊形势示意图

当蒙军进行围困筑垒的同时,驻襄阳宋军曾多次向蒙军出击,但均以失败告终。南宋见仅靠襄阳守军,无法打破蒙军包围,曾多次派援军进攻,也多未奏效。至元九年(1272),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在房州造轻舟百艘,募民兵3000,由民兵部辖张顺、张贵率领,轻流入江,斩断蒙军水中铁链,转战60公里,进抵襄阳。张顺战死,张贵派兵泅水入襄阳,约定郢州发兵来夹攻,至期张贵率民兵突破蒙元军防线,但援军不至,以众寡悬殊,全部牺牲。

蒙元军在长期围攻襄阳作战中,知道“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守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以为固。”于是,决定先攻樊城,至元十年(1273)初,蒙元军派水军排除水中障碍,乘风纵火,烧宋军船只百余,断其与襄阳联系,分兵五路攻城,运土填城脚,竖云梯,以回回炮击毁城之角楼,并焚毁外栅,突入城内,攻取了樊城。蒙元军在攻破樊城后,移回回炮于襄阳城东南隅,炮石重75公斤,击发,声如雷鸣,一炮击中襄阳谯楼,城中军民惊慌失措,宋军守将遂以城降元。

襄樊之战,攻守双方都曾采用各种筑垒手段,说明因火器、火药的发展,筑垒相应地有了较大发展。

四、明清军事工程

明代的边防

明代,朱元璋的灭元战争,仅以收复元大都(今北京市)、元帝退回蒙古而宣告结束。但元朝的势力并未肃清,北元持续了相当时间,以后蒙古族的瓦剌部和鞑靼部又相继崛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边疆。到明末,后金又在东北兴起,而且发展迅猛,所以明一代对于北部边防一直极为重视。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火器用于战争,所以明代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来全面修复、改建和大大改进万里长城,达到长城修筑史上的最高峰,今天保留下来较为完整的长城,就是明代的长城。

北部边患和战略

元顺帝退往蒙古后,明洪武三年(1370)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在明军不断打击下,退据和林(蒙古杭爱省哈拉和林),史称“北元”。洪武二十年(1387),明将冯胜等出击,粉碎了蒙古贵族势力的金山根据地,纳哈出降明。次年,明将兰玉等又大破北元主于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北元主仅以身免,远走北方,从此北元日趋衰落。明建文四年(1402),鬼力赤杀死北元主坤帖木耳,废元朝国号,改称鞑靼,最后结束了北元的统治。以后,鞑靼又分裂为鞑靼、瓦剌两部,互相攻杀。他们都伺机袭扰明北部辖境,严重威胁着明北部边防的安全。

明永乐十五年(1417)以后,瓦剌崛起,统一了瓦剌、鞑靼两部。明正统年间,瓦剌大举入侵,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大破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经兵部尚书于谦等统率军民奋力保卫北京,和勤王兵的陆续到达,才击退瓦剌的进攻。以后瓦剌内部互争,势力日衰,鞑靼又逐渐兴起。明天顺五年(1461),鞑靼部侵入河套,从此陕西、山西均受到极大威胁。明嘉靖初年,鞑靼部俺答崛起,多次袭扰陕西、山西、直隶边境。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率军由蓟州入塞,大掠京畿达8日之久。明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任首辅,北部边防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后金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兼并女真各部,发展迅猛,屡败明军,很快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朱元璋(太祖)、朱棣(成祖,父子都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封建帝王。他们根据国内经济尚未恢复、部分地区尚未平定的情况,把北部边防作为国防重点,并采取了战略防御的方针。朱元璋以长城为依托,在长城的前方建立了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两大前进据点,和河套东部的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控制了北元南下的进路。在东北设立兀良哈泰宁(今吉林洮南东北)、朵颜(今内蒙古乌兰浩特东北)、福余(今黑龙江泰来西北)三卫,以保障自己的右翼。朱棣时,进一步深入女真,建立了管辖南自鸭绿江、北至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奴儿干都司。在西方建立了哈密卫,以掩蔽自己的左翼,以加强正面,保障翼侧和加大防御纵深,并为以攻为守保留地步。朱元璋又命诸子:燕王朱棣、宁王朱权、谷王朱穗、代王朱桂、晋王朱桐各统重兵镇守北平、大宁、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太原等边防重镇。

朱棣即位后,先后五次实施以长城为依托,深入漠北的大规模出击,以打击、削弱蒙古贵族势力,确保北部边防的安全。

到明正统以后,宦官专权,政治日趋混乱、黑暗,国力下降。而瓦剌统一瓦剌、鞑靼两部后,势力日益增大,入边的兵力和规模不断扩大。朱棣在位时,也有一次重大战略失误。“靖难之役”,朱棣袭击宁王朱权于大宁时,曾得到过兀良哈三卫的协助,因而信任他们。永乐元年(1403),朱棣把大宁都司的防区划给兀良哈,同时调整北部边防,把大宁都司内迁到河北保定,把开平卫内迁至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口),把东胜左、右卫,分别内迁到永平(今河北卢龙)和遵化。于是中央直辖军在塞外据点全部放弃,长城变为明北部边防的前沿阵地。且由于国内军政渐次腐朽,对北方的积极防御也逐渐演变为消极防御。直到隆庆、万历时,张居正为首辅,先后任三边总督和宣、大总督的王崇古、蓟镇总兵官戚继光和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皆一时名将。“时王崇古镇西边,总兵李成梁守辽东,数以兵邀击于塞外,敌知有备,入寇稍稀”,才扭转了长期陷于消极防御的局面。同时,抓住有利时机,使鞑靼首领俺答接受封贡,双方开展互市,在西线出现了数十年和平相处的局面。

九边防御部署和以长城为主体的筑城体系“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今陕西榆林)四镇,继设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甘肃(今甘肃张掖)、蓟州(今河北迁西)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今山西偏关),三边制府驻固原(今宁夏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代前后修建长城18次,峻垣深壕,筑垒建隘,历时200余年,役夫不计其数,使长城筑城体系日趋完善。明代将6300余公里的边防分为9个防区,历史上称为九边,即九镇。其中以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四镇为重点。为加强重点防区的守备,还在长城的中段前方,设立了大宁、开平和东胜三个前进据点(卫)。整个北部边防,以拱卫京师(今北京)为目的,采取以地形为基础,以战略、战术为前提,构筑以长城为主体的筑城体系,迫使鞑靼、瓦剌军,舍骑长,用步短,展开正面的攻击,分散兵力,暴露弱点,以便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而制胜。

各镇的长城构筑,由于所处的地势有异,各具特色。蓟州直接拱卫京师,首当其冲。燕山山脉自西而东,横贯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窄,采取以关隘为重点,墩台为前哨,城堡作掩护,长城作依托,构成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的筑城体系。通常采取扼住咽喉,控制峡谷,占领高地,凸出两翼,掩护关口的方法,进行各种筑城设施的配置。就是在蓟州所辖防区内,各地段的筑城强度和密度也因地而异。对军事锁钥的古北口,因大、小金山的山势低缓,处于易攻难守的形势,在重要地段上筑三道城垣,百米一台,形成纵深配系。

在蓟镇左侧的大同镇和宣府镇均系丘陵地区,地形复杂,防守较难,又在长城后方增筑内长城(即内边),设置宁武、雁门、北楼、平型诸关,形成重叠多道大纵深的筑城体系,并向东北延伸,设倒马关、紫荆关和居庸关,合称三关,以直接保卫京师左翼。

九边是明代北部边防重镇,每镇都管辖若干担任边防的卫所,并防守辖区的一段长城。它是边防的指挥中心和补给基地,也是长城纵深内的坚固支撑点(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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