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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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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并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实，“中国梦”强调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更关注的是精神文明的进步、国民素质、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以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明确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生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由此可以认为，仔细研读梅奥的经典著作，对于解决当下的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领导者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发展的平衡、稳定与和谐？管理者如何通过人文关怀来提升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效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以激发员工更强烈的幸福感、价值感和归属感？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管理难题，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势在必行，任何刻板、静止且形而上学的管理思维都会泯灭人的创造力以及主观能动性，降低企业乃至国家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因此，重读梅奥的这部经典著作，有助于深刻理解“人际关系理论”在当下的特殊现实意义。

此外，我反复琢磨梅奥在前言中所提到的三个限制工业文明的条件分析，也获益匪浅。限制条件一：管理中笼统强调整齐划一的工艺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通用标准。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不能因为统一标准、规定、最后决定权，试图剥夺工人的参与权。这是因为，一个适应性社会必须只能由具有适应性的人来控制，这是因为，常规训练只能满足一个“稳定的”社会的需求，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由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需求，这一观点与《中国制造2025》关注创新人才的自主性和新颖组合，具有异曲同工的效能。限制条件二：在物质生活水平差异显著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并不能为社会福祉做出令大众满意的政绩。这里所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组织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显然，在当今贫富差异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身份和经济状况，甚至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充足保障是十分关键的。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带来的持续影响，困难企业正在过冬天，但是，无论如何，企业管理者必须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限制条件三：梅奥提示大家，在一个被群际敌对和群际仇恨分裂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无法有效运行的，他认为，民主工业领袖如果对行政管理方法全然无知，也将导致日益渐长的合作无能，这是极其危险的。此外，他建议，一个明智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使所在团体的所有成员充分表达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社会必须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参与和协同合作，才能不断进步。

最后，需要指出，《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与我正在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155）的研究主题关系密切，特别是与我们所倡导的企业开展健康型组织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近，我们在广东东莞刚刚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健康型组织论坛上，提出了“员工关爱、心智开发和变革创新”的大会主题。同时，我作为本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将《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作为全国范围的联合示范基地的指定参考书籍。这里，我也将此书推荐给对于新常态下健康型组织建设感兴趣的高校教师、从事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同仁们。

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翻译工作主要由我的课题组团队完成。其中，李想负责推荐序、前言、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内容的翻译；刘子旻负责第一章和第六章的翻译；周海明负责第二章的翻译；朱厚强负责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翻译；郭鹏举和葛怡负责第五章的翻译。特别感谢李想对于全书的初步统稿工作，最后由我完成全书审校工作。本书翻译的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指出，以便再版时修正。2016年1月24日于北京市奥林匹克花园译者简介

时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目前，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社会心理学调研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教育部等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已正式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专著20余部，获得多项国家部委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奖，时勘是中国心理学会认定的心理学家。本书的编译工作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155）的支持。前言亲爱的多纳姆：

这是本你要求我在解除职务之前写的书。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并不是对这份研究的最终解答，因为你和我——那时你是管理研究院的院长——当时都认为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个研究，如果没有先验假设，除了那些能被生物学或者人类临床医学验证的假设，我们认为，将会比直接研究劳资关系更加有效。距离我们上次在纽约的谈话已有20年，而我们的合作也从谈话后的第二年（1926年年中）在哈佛的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以及后来的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启动了。几乎在研究启动的同时，来自疲劳问题研究室的劳伦斯·哈德森、阿列V. 博克（Arlie V. Bock）以及D. B. 迪尔（D. B. Dill）也加入进来。在1927年，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开始了他基于哈佛大学生而开展的进展困难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目前其研究成果还未正式出版。在这本书里想要囊括他的这项研究和西方电气公司的研究以及疲劳问题研究室的许多成果（一些仍旧是军事机密）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沿着一条单轨道去追踪我们各项研究的单一而复杂的启示的发展趋势。我将尽我所能，阐明我的信念，即掌握这些启示对于被战争蹂躏的世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自从我们在1925年第一次探讨了这件事之后，局面已经发生了悲剧性的改变。那时，美国或者自认为是美国领袖的人们相信：大体上的繁荣水平已经建立起来了，并相信周期性复发的经济衰退问题也被克服了。许多人相信，或者至少希望，日内瓦国际联盟开始认真而谦恭地工作，用和平与智慧代替战争和民族自负。工业继发问题看来并不意味着对合法改革存在隐蔽的威胁，当然，也不出意外地存在着对于文明基础的野蛮袭击。简单地说，无论是这里还是其他地方，社会对于发生在历史转折点1929年之后的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现在，经历过大萧条以及人类所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战争，我们面对着一个经历了可悲改变的世界——在欧洲，城市沦为一堆瓦砾，社会秩序混乱；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觉醒的和游离不定的群众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艰巨责任。在东欧，和中国一样，农民彻底地从默默无闻和表面上的自满中觉醒，逐渐开始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同时，农民相信自己所要求的一定会实现，只要要求的声浪足够浩大。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来自于不断地重新创造和努力争取，他们无法理解这一点。如果需求得不到实现，他们会很容易认为这是某些人（美国人、民主寡头或者资本家）有意地阻碍他们获得物质财富。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广播评论员）由于他们对民主的诚挚之心，似乎认为在代议制政体各种形式中的一些人能够发挥如同护身符般的作用——帮助一些无论文化程度多低的人成功且系统地整理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不幸的是对于这个理论假设，至少有三个条件限制着其在民主政体中的适用。

第一，工艺技术和文化水平必须有一个全面的通用标准。也许，这个条件并非完全适用，比如英国历史上一些时期，文学和学术等级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时代，僧侣拥有的政治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实际上拥有权利和技术成就的阶级，虽然可能比平民更有行政经验，但通常并不是最有文化的阶级。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最后的决定权，如果其是合理且进步的，就必须交给拥有技术和社会知识的群体执行。当然，这个要求并没有从任何意义上试图剥夺工人及其代表的参与权，尽管这个要求可能将其从法律界某些部门的活动中排除——这些部门还沉溺于腐旧且口头上的主权论。事实上，强调建立技术和文化的标准，只是说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个适应性的社会必须且只能被具有适应性的人控制。同时，这也包含着一种需求，即对大幅度提升教育培训的理论及其相应技术的需求。个人的适应能力只有通过经验和教育才能获得。常规训练只能满足一个“稳定的”社会的需求，而无法满足由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新世界的需求。

第二，在一个群体间物质生活水平差异显著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并非能为社会福祉做出令大众满意的政绩。尤其是，当较低的社会阶层十分努力地工作而只能勉强换得不足以满足其基本生理和社会需求的报酬时，这一事实极为明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18世纪后期的法国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智力，作为民主体制的一个先决条件，要求充足且高标准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如，英国在战时保证每个儿童，无论他的社会身份和经济状况，在生活必需品上都有充足的供应。

第三，在一个被群际敌对和群际仇恨分裂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是无法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工业领袖如果对行政管理方法全然无知将导致日益渐长的合作无能，这是极其危险的。斯坦利·凯逊（Stanley Casson）指出郁积停滞，即具有社会职能的群际之间无法合作以及继而引发的相互敌视，都曾是伟大文明的破坏者。

在短短的15年中，苏联曾努力把生活在东欧和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原始居民的文化水平提升到一个具有专门技能和能写能读的水平上，而这仅通过很多代所谓的民主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当和平的艺术刚要获得成就的时候，它受到了野蛮的德国侵略者的进攻，以至于这些成就被无情地破坏了。在美国和英国大量的物资救助之下，苏联挽回了危局，并将侵略者驱逐了出去，并且在盟国的军事协助下，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将德国人击败在了德国的国土上——这个希特勒自诩的在任何强国的联合下也从来没有屈服过的国家。显而易见，苏联的胜利来自于各方群体的自发且全力的合作。而这个结果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国家的危机，即便当时的危机的确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很自然，对随便乱讲“民主方法”表示不安的是苏联，对上述三点限制条件的重要性理解得最深刻的也是苏联人。旧金山会议上的分歧是出于对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的观察。在英国和美国，专业技能和一般文化水平是很高的，这基于其将近200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一个世纪以来普通居民都能粗略阅读的缘故。而在苏联并非如此，它所掌握的技术和文化能力在它看来还是十分幼稚的。苏联在发展和平艺术的同时是否能够同步发展民主以及公共管理能力，到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引发盎格鲁–撒克逊人无休止争论的“民主”这个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英语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其他形式的政体之间的差异是意义重大且意味深远的。所有其他的政体是单面性的，只有民主政体是多面性的。其他形式的政体，从罗马帝国到墨索里尼的那个低劣的法西斯主义，可以用一张工程蓝图来表示——权威集中在顶部，以下各级权威只能由顶部的权威批准或授权。“霍布斯的伟大利维坦、圣典学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神秘的权威、奥斯丁的国家主权，这些都是同一样东西的不同名称，即为了国家或教会的统一而产生的立法者不受限制的无上权力。至于这里所说的到底是国家还是教会，已无关紧要。”

在民主政体中并不存在中央集权；理论上讲权力中心的轨迹会根据情景的需求不断转变。民主政体比君主政体等其他政体更为优越。民主政体大体上非常接近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经济萧条、战争、瘟疫、洪水、饥荒，中央当局必须暂时集中权力。但是，度过危机之后，中央的控制就放宽，权威的中心仍旧归到周围的许多组织中。因为正处在权力的舞台上或其他地方的非正式组织才是自发性合作的起点。中央和周围的权力就是这样互补的——逻辑性的以及目的性的权力来自上部的控制，自发性的以及合作性的权力主要来自下部的掌控。从历史角度讲，伟大的民主国家所探求的是明智的控制而非权威，它试图依据情景的需求，将应对各种困难的决定中心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因此一个明智的行政管理人员就应如此规划他的行政政策，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们也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使所涉及的团体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相当于一个强逻辑性和目的性的工作计划对于专业技能人员的重要意义。因为，除了谋求技术发展之外，一个社会必须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参与协同合作。

因此，有效合作是我们在20世纪中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里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回答“自发性参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被完全忽略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安下心来脚踏实地地解答。在权力控制点随着智慧和理解力所指引的方向移动的社会里，民主政权的定期选举制度只是这个社会最原始、最粗放的办法。在这些事件上，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及科学领袖的做法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必须重新尝试。

这本书并没有深入讨论政治领导，尽管第二章“乌合之众假说和它的推论国家绝对论”，指明我们的政治思想与我们的经济思想里共同存在的缺点，然而，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出版一本关于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的书。

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情景研究中，在其能够将工业临床研究的结果记录在案之前，还需要初步探讨。第一章，“进步的阴暗面”提议关注系统研究的不平衡性——对技术和物质的过分强调，而忽略人和社会领域（医学除外），将其抛给那些愚蠢的“主义”以及偶然的猜测。

如果必要，原子弹将在这个时候出来提醒我们既要注意成就，也要注意失败。我们知道如何在一瞬间之内毁灭万千的生命，却不知道如何系统地设置任务引导各个组织以及民族在文明建设的任务中互相合作。

并不是原子弹要毁灭文明，而是文明化的社会能够毁灭它自己——无疑地，最终要用到炸弹——如果它无法理智地理解并且控制这些促进或阻碍合作的因素。

多纳姆为了更负责任地生活而进行的关于教育的讨论，指明了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道路。乔治·埃尔顿·梅奥1945年10月1日第一部分科学与社会第一章进步的阴暗面一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非常肯定自己在物质和德行方面的进步。19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本与时代同名的市井小书，书中作者满含自豪之情地叙述了人类对抗环境打赢的一场又一场胜仗，暗示人类最终将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然而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是：50年后，人类因自己的一点小成就而沾沾自喜，狂妄自大，终至诸神共愤——一场规模空前的希腊式悲剧。人类的美好计划、宏伟蓝图，30年后却使其身陷窘境，人类的宏图华构也已化为残垣断壁。这一切都是人类作茧自缚，科学进步本应为人类带来幸福圆满，而如今却是满目疮痍。

同时代也有人看到了这种进步背后的阴影。在众多被忽略的反对声中，最强有力的声讨来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Mr. H. G. Wells）。在1910年的著作《新马基雅维利》中，他以英国肯特郡布朗利市为示范，描写了这样一幅进步带来的黯淡图景：

在我的记忆中，一年以前的布朗利市里，人们碌碌无为，生活总也不见起色。哪儿都是死气沉沉的，没修完的铁路被搁置在荒芜的田野间任其斑驳；各行各业都陷入一种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情况只会更糟，全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华丽的别墅紧挨着破败的贫民窟，刷锅洗碗的脏水通过管子被排往铁路边，褴褛肮脏的衣衫没洗干净也就那么被晾在院子里。每次我经过铁路两旁都会发现新挂起的广告牌。这些花花绿绿的广告兜售着药片、腌菜、补药、香料……可看着就让人没有食欲。

宜人的乡村沦落为脏乱的贫民窟就是这么个过程，他描写道：

我猜人们还曾这样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是蓬勃的新秩序取代陈腐旧秩序的过渡。但是在我眼里，这一切显然毫无秩序可言。所谓发展不过是一系列盲目的扩张。人们一次次尝试新的开始，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这种鲁莽的发展具有席卷一切的力量，但同时也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在这样的发展之中，人们甚至不知将何去何从。

假如一个人要坐火车去匹兹堡或费城，途经绿茵茵的旷野和连绵的莽原时，一定会更容易陷入扼腕叹息的深思。若是再在车厢里看见那些嘴叼香烟、满口铜臭、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人，那这厌恶感一定会更加深刻。在艺术家的眼中，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中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扭曲了，且这种扭曲一直被延续到了今天。这种扭曲就好像是人们本身并不期望什么进步，但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却带来了物价的骚动，社会的动乱以及人类的自相残杀。

英国的首相几乎对未来预言道：

……欧洲人大谈特谈的进步伴随的是艺术的消亡和人心的堕落。应用科技让我们学会了投机取巧，最终人类竟然将贪图享乐错当成了文明！

纵观历史，几乎每隔上个20年，就会出现那么一位犀利的观察家，来警告我们对认识自身的失败，引导我们思考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双重影响。可惜这些有如卡桑德拉的警告竟无人理会，只有因此带来的灾难才能使我们意识到现实。

例如，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是19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工程师，因工作之故有机会游历欧洲各地。早在1829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技术和工业的迅猛发展是否真的对欧洲有利无弊。25年间，他带着心中的疑虑细心考察和记录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于1855～1879年间将这些记录结果汇集成六册出版。然而这部巨著至今未被翻译成英文，可能只有少数埋首故纸堆的社会学者才略读过一二，可惜就连这些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书的现实意义。

勒普莱发现，在以农业、渔业等初级活动为主的简单社群中，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且这种社会秩序抑制了工业中心式的发展。在这类社群中，每个人都能充分了解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职能，并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家庭关系像一种纽带将个人与社会联结起来，使社会合作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种高效联结并非源于社会对人的强加控制，相反源于社会规范与个人愿望的契合——每个人都参与社会活动，因为每个人的主要愿望即是如此。

据勒普莱的观察，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恰恰完全相反。在这类社会中弥漫着大量缺乏组织、杂乱无章的情况，比如社会道德规范被忽视，家庭纽带松散，和平稳定不复存在。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不快乐的。人们对新鲜刺激的追求变得愈发狂热，而这导致了进一步的社会混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畅通，协同合作也因此失去效率。这就是一位精良的工程师对世界的观察，可是他发出的警告却被包括其母国法国在内的所有人置若罔闻。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做过相似论断。在他于1897年发表的关于自杀的研究中指出，危险的社会分化同时发生在法国那些技术工业发展迅速的地方，这大大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作的可能性。现代工业技术中心和那些单纯有序的社群之间的差距是，在小社群中，个人利益服从于团体利益，且这种服从是源于个人热忱的愿望。在这种朴素的社会里，每名成员在孩提和青少年时期就能清楚地知道他长大后将在社群里担任什么职务。这种期待主导了他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和活动，使他在成熟后如期接受了相应社会岗位后能够获得一种安定的满足感。他知道他的工作为社会所需要，同时也是维持自身生活的必需。他的一生都与整个社群休戚与共。

19世纪，科技和工业的迅猛发展打断了个人与其所在社群的这种联结认同，以及人对自身工作的满意感。涂尔干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述：个人与社群的人和事物已经不再有那种休戚相关的情谊。为了进学校接受教育，他必须离开家乡，家庭的纽带作用被削弱。他要找到新的群体融入其中，但往往找不到新的归属。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是一件值得称赞的成就，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个人与社群关系的淡薄。这种牺牲是否值得也实在值得商榷。

涂尔干同时指出，常发生的另一种情况是个人为找工作被迫离开他从小生活的社群，工作未必能找到，但旧有的社群关系却进一步被瓦解。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那些失去了社群关系和责任感的人开始变得抑郁、自杀、犯罪，就像是“一匹游荡在社会草原的孤独的狼”。即便是那些找到了新组织的人——所幸这种人在社会还是占大多数，尽管数目正在减少——由于缺乏直接经验，也很难理解社会关系的本质。他们找到的新组织与原来的旧社群相比，在目标感、责任感和团结感水平上都明显低得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工业社会瓦解的两个症候。

第一，不快乐的人增多了。没有了直接真实的社会责任，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每个人都沉浸于自己，成为孤独的现代文明的俘虏。很早以前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就曾说过：“……一个人尽可以自爱自私，但这样做只能令他变得可悲。”

第二，现代工业社会的组织水平还远低于我前面所讲到的简单社群。这种不幸的特点即是，当各式各样的组织形成之后，组织间并未形成真诚的合作，相反，它们经常互相戒备，彼此敌视。这就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停滞状态——组织间相互碾压，集团间混乱竞争。这就如斯坦利·卡森所说，是灾难临近的先兆。

涂尔干在书的后半部分承认，较小的经济单位不断合并成较大的经济单位确实能够带给社会成员更高的物质享受。但他同意勒普莱的观点——付出的代价太高。随着经济一步步向前，大部分社群成员活着的个人意义也一步步遭到毁灭。“事实上，发展破坏了我们原先建立起来的社会脉络；在这股发展的潮流中，人们要经历的先是岁月的高利盘剥，紧接着也许是暴力革命。我们深受其苦却也别无选择。”这就是对所谓的文明世界所面临问题的清晰描述，极速的工业化、机械化、物理化的进步，其速度之快足以破坏从前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并未发展出任何平衡性组织，甚至连对现实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研究也没有，这使得我们难以镇定面对社会急速的变动。涂尔干认为，法国大革命把“社会次层组织”的最后遗留也给破坏了。社会次层组织是指历史性的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日常的有效合作。这种合作甚至比任何政治机构所维持的还要深入。他指出法国社会在破坏中唯一遗留下来的集体组织因素就是政权国家。他说，事物的本质即是这样，既然社会生活本身必须要有组织，那么国家就表现出一种倾向，即把一切具有社会性特征的组织和活动全部吸纳进自身庞大的系统。但是国家并不能有效地去组织公民细密的日常生活。国家政权和大多数公民在地理距离上相隔很远，它的活动必须局限于具有一般规律性的事物，其他的就鞭长莫及。人和人之间积极亲密的合作永远处于政治掌控之外。现代工业社会因此总是朝着低效政权的方向发展，其面对的尽是“一盘散沙似的个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二章中还会谈到。

让我再说一遍，勒普莱的六册巨著和涂尔干的《自杀论》（Le Suicide）至今都未被翻译成英文。他们发出的警告无人理会。然而，如果我们能回顾一下1939年以来建立起的所谓文明世界，便能发现这种忽视是多么的不明智。早期的作品很自然地缅怀着曾经单纯的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坚持重返过去的模式才是唯一出路这样的结论。然而，历史是一条单行道，对我们来说早已没有重返单纯社会的退路了。

这种返璞归真的暗示并不减损勒普莱和涂尔干观察研究的价值。其研究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明白地揭示了，工业社会中的合作并不能听命于机会；不论是政治团体还是经济组织，放任和忽视只能引起社会瓦解的灾难。从历史传统上来讲，我们的祖先曾经积极寻求合作的方式并成功形成了合力，其他原始社会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至少在这个科学和物质不断取得惊人进步的一个世纪里，放弃了寻求合作的努力。由此我们现在也在自食苦果。

任何社会团体，不论是处于哪种文化阶层，都必须面临两种管理问题。它必须使其成员：

·在物质和经济上的需求得到满足

·保证整个组织的自发协作

我们的行政管理方法指向的都是保证物质的有效供给，却没有在维系协作的问题上下功夫。大量发迹于战争年代的技术成就表示我们的工程师确实知道如何通过组织获得物质利用的最高效。但是缺勤、劳工周转、非法罢工等问题的存在都表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样获得自发的合作。确实，如果不是战争的紧急状况威胁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技术人员们能否取得可观的科研成就都还是两说。现在社会环境是好转了，然而继续合作的前景却不容乐观。没有一个称职的社会管理者不担心，也许和平的到来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混乱。

合作，便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主题。尤其在工业社会，合作的问题比在以往任何原始社会都更难解决。可以肯定地说，置若罔闻绝对不是解决工业社会合作问题的正确方法。在简单的原始社会，每年，甚至世纪与世纪之间的变化都是较小的。传统的合作方法因此可以达到高度的成熟并渗透每一名社会成员的一生之中。但是对这类简单社会的研究对解决今天的合作问题却少有帮助。在这个快速且持续发展的年代，关于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的含义都该被重新定义。在这个问题上，激进主义也并不明智，回到被淘汰的旧社会模式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二

近年来有两位作者在著作中着重指出，从工业或者更大层面上来讲，整个社会其实是一个合作体系。其中一本是讨论组织的专著；另一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份关于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实验的通俗报告。两本书都清醒地意识到，从小城镇型社会经济到城市化工业中心这一变化已经发生，但还并未引起明智的管理者的注意。对这一基本且重大变化的忽视导致的结果就是，村庄虽外表繁华实质上却年复一年变得更脏更乱，并且人与人之间热络合作的愿望和能力也趋于低落。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因此进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当代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曾评价道：

随着现代机械化文明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相应管理水平的组织也越发被需要，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这种组织不可能仅局限于复杂的物质要素，它不可避免地要延伸到整个社会，并通过社会深入个人道德和心理层面。因此历史的趋势已经从政治学转向社会学方面。在一个世纪以前被认为是纯粹政治性的问题，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变成了经济问题，而到了20世纪变成了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但是公众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社会本身也在发展着适应新情况的机制，我们当下的紧张与不安大多因为发现了我们承袭的旧方法已经不能解决新的问题；我们急于将旧的教条生搬硬套到新的局面，但是它们，从很大程度上讲，已经对现代的局势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了。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加之25年来对现代工业的观察简单重述如下：关于社会组织两个不同原则之间的区别，还有人没有认识到：一是已经定型的社会，一是适应变动的社会。对已经定型的社会组织我们非常熟悉，它几乎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和骨髓——这个过程用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的话说就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本能”。定型社会的例子，较低程度的有澳大利亚土著成套的刻板仪式，见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库拉（季节性岛民间物品交换）制度和安达曼岛民的生活。较高程度的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美国新英格兰的早期工业或19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城市。定型社会的好处很多，我们这个时代里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运动甚至是革命，都源于想从目前不安定的局面回复到定型社会的一种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实际上是与时代精神相违背的。在60年前的小镇里，年轻人面临的职业选择很少，他可以子承父业做个铁匠或木匠，也可以比父辈向前一步，做个银行职员、教师或者牧师。何去何从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定好了，或者说被定好了。从此他的一生都可按部就班地度过。

即使是那些进入工厂或商业的人——用现代的眼光衡量当然都是小规模商业组织，在19世纪都快速地发展成熟——他们的状况如下：一个孩子在他选择的终生职业里从当学徒开始学习手艺，同时学习如何与业内同行相处。一般情形下，他所在的团体在他还处于学徒时期的时候是很少发生变动的。因此他能够顺利地运用他所学到的技艺和沟通技巧。这种稳定的学习和应用对形成他一生的成就至关重要。皮埃尔医生经过50年耐心严谨的临床研究指出，健全的心理是修养的结果。这种修养包括个人在技术性能力和人际性能力方面的平衡。技术性能力即运用物体服务人类目的的能力，人际性能力即与人交往，并对他人态度做出反应达成合作的能力。依靠这种学徒制，定型社会为个人发展技术性能力和人际性能力提供了机会。因社会规范匮乏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似乎也更少出现在定型社会中。近来，教育过分地偏向于培养技术性能力以及这些能力所根植的基础科学。若不是大学在培养人际性能力上太过欠缺，重视和发展技术性能力必将是极好的。但是学生们接受的教育只教会了他们怎样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表达，并未教会他们如何有效地沟通交流，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人际性能力未必遵从逻辑性的原则，但却能极大地服务于更有效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旧有定型社会里的东西很少能遗留到现代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快速的变化和对变化快速灵活的适应。事实上，那种依赖既定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就能维持沟通合作的社会组织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变化是由物理化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在工业社会里，任何一种工艺技术都不可能保持长期不变。相反地，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寻求变化，不但生产方法要变，就连所用的原料也要改变，而战争更刺激了快速变化的需求。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定型社会里，工业生产过程有着足够的持续性，学徒制也因此成为学习手艺和理熟人际关系的最好方式。而在当今工业社会中，工艺技术正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即以更多科学和工程知识为依托的技术；另一方面，对机器进行实际操作的技能要求却日益简化了，工人更像是机器的仆人，而非技工。我们暂不讨论前一种趋势是多么可喜，后一种趋势又是否合乎人们的愿望。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提高人际性能力这方面，我们并未做出足够的努力以跟上技术爆炸式的发展。

我们已经说过，在学徒制中，个人所学的本领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技术性能力，另一方面是人际性能力。并且这两种本领可以在变化的形式中相辅相成，维持平衡。在定型社会里学习技术，技术工人并不需要面对频繁的人事变动，技术的稳定传承和人事关系的稳定维持是同时存在的。

说得通俗一点，学徒们既能学会一手本领，又能学会怎样与伙计们相处。跟伙计们和谐相处这一点也被认为是其所受训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许多俗语形容的也是这种现象，例如“getting the edges rubbed off”（磨平棱角）、“learning to take the fences”（学会融入），等等，都是承认这些学徒经验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家常譬喻。不幸的是，这种重要的社会课程却从来没有被特别提出来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其结果当然就是，当技术更新进入加速发展之际，竟没有人注意到人际性能力的落后发展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可怕的影响。在大学里，理工科教育都有着明确的指导，我们的课程里恰恰缺少了学徒制中对学生人际性能力的培养。有人认为个人会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人际交往和合作，这样的想法显然不切实际。现实情况很可能是，伴随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事变动也尤为频繁，一个人很难有机会仔细了解他的工作伙伴并与之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得到人际关系方面的锻炼。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涂尔干发现了那些心情沮丧、悲观消沉甚至已经对社会绝望的人们。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勒普莱看到了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团体生活的衰退以及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的欠缺。

但是补救的办法不可能是退回到简单的学徒制和原始定型社会。可以肯定地说，从定型社会发展到适应变动的社会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们必须掌握时代的风帆并勇往直前。我们已经使曾经匮乏的经济变得丰裕，落后的技术变得先进。我们已经身处变化的浪潮，必须学会激发自身高度的适应能力，尽管这种适应能力是过去的人类社会所未曾要求过的。技术与人文失衡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当前的社会混乱，未来局面能否得以扭转还未可知。任何变化都是系统的变化。当一个人具备了上述能力，他包括神经系统在内的整体技能都将得到调整。他得知道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自如，这不是喊喊口号就能达成的。三

技能和常识是不一样的。技能是从运用物、应付人，或处理两者一起所构成的复杂情况的经验中得来的操作技巧。一门学问，如果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应用就不能算作一门科学。学习物理、化学和医学的学生最初真正重要的训练是在实验室或者诊所里。正是在这些地方他才能同他的学科培养出直觉上的亲密感，才能熟练运用知识技能。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他才能建立起系统的学科体系，从而真正掌握一门学科。一个化学家必须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物资材料；一名医生也必须能够评估病患的健康状况。

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所做的简单区分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有意义的。詹姆斯发现，除了英语，几乎在所有文明语言中都存在两个关于“Knowledge”的词，即“know”（知道）和“understand”（理解）。譬如法语中的“connaitre”（一般的认识、到过）和“savoir”（会、懂得、能够，是根据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前者是从直接体验中得来的知识，后者是深思熟虑和实践后获得的更为深入的知识。前者是不易传授的，而后者往往可以用符号（文字、表格、图画等）来表达。这就等于是告诉我们，有些知识可以很轻易地通过语言来传授，有些经验式的知识传授起来就尤为困难。这就使得学校教育更偏重或者只能着重对前一种知识的传授。因此实验室的存在就非常必要了，学生在这里将其感受到的知识转换成表演式的操作，由此检验他们是否真的学会了某项技能。詹姆斯对这两种知识的区分表明，一个健全的人既该在技术层面掌握处理事物的能力，又该在社会层面掌握处理人事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可以从理解性的知识中得来。此外，人还应该具有应用性的知识，使他能够活学活用、掌握全局。

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在产生实际应用价值之时才算是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一些掌握技术的人，试图通过思考把技术本身表达出来，这便是逻辑分析和实验操作相结合的开端。同时我们还应指出，科学虽然抽象，但并不是由胡思乱想而得，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是深深植根于现实技术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引用我的一位同事，已故著名化学家劳伦斯·哈德森在其演讲中说过的一段话：

……复杂的生活事务也犹如医学一样，理论和实践都是获得真知的必要条件。希波克拉底对此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具有广泛实用价值的。这个方法的第一要义是实践出真知。医生在图书馆中勤奋、持久地学习是必要的，但他更应该在病房里学习，他不仅应该在智力上适应知识，更应该适应医务环境和具体的医学任务。第二要义在于通过对事物细致的观察、筛选并结合由经验累积的判断，对知识加以分类和循序渐进地推究。第三要义在于构建知识体系，这种体系指的不是哲学理论、空泛幻想或是宗教教条，而是将知识融于生活实例后形成的务实体系，就像一根拐杖可以帮助我们走路。……这一切总结来说即是，第一，一个医生必须习惯性地、亲密地运用直觉熟悉事物；第二，对事物形成系统的认识；第三，对事物进行有效的思考。

科学植根于实际生产技术，也只有在技术臻于成熟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以经验为基础的系统化发展。因此说，成功的科学都是默默发端于平庸的日常，由最初的低级粗陋扩展到后来的庞大逻辑的。某一门科学，不可能一开始就发源于包罗万象的完美体系，然后才进行研究。相反，科学总是沿袭着踏实谨慎的作风一步步向前得到探究、巩固和完善。

因此，科学方法包括两部分，以医学为例即临床法和实验法。这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临床法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现象耐心细致的观察，因为前所未料的重大发现可能就潜伏于这个过程；实验法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进行实验和逻辑推理。19世纪时，临床法也被称为观察法，具有相当的必要性。近几年来则更强调由实验所得的数理逻辑构建。如不是因为人们常常忘记在实验前加以选择，这一偏向还是比较可取的。并不是所有的实验室实验再加上数理分析都能推动科学前进。近年来最著名的发现有雷达和盘尼西林。这二者都是由认真工作的人员从当时和他工作无直接关系的某一现象中观察到的——一个是海上无线电操作员，另一个是实验室里的生物学家。在这两例中，观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其成果也福泽整个人类文明。对学生而言，注重系统性的实验设计和逻辑推理也许是明智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科学的起源总是来自第一手的观察。先观察再实验能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观察、技能、实验和逻辑推理，被认为是推进科学的三个阶段。前两阶段是单调乏味的，但却对最后一个阶段至关重要。“学术界炒冷饭是学术庸俗化的秘密所在……培根最重要的影响也许不在于其独特的归纳法和理论，而在于他的造反精神，他对炒冷饭的不屑。”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沉淀，科学已经通过这套缓慢但稳健的方式建立起一座恢宏的知识大厦，这些知识在每一个节点上都连接着相应的技术。科学研究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行政管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妄想科学全能般地解决一切问题。例如，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化学家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能提供一个改革政府、工业和社会的方案。他们被要求去解决的应该是改进制革技术、研制人造橡皮这类问题。他们甚至不会被要求去考虑一项化学发明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术业有专攻，化学家本身作为一个人，可以怀揣改造社会的巨大梦想，但是他知道他的专业技术未必能直接实现宏愿，甚至有时候他必须抛除野心专心致志于纯粹的研究，才有可能有一天改变世界。多年以前，昆士兰一个工党首相曾在谈话中说道，当一个工人有了“阶级意识”，这一觉醒可能会使他的技能衰退并丧失对技能的兴趣。四

当我们从已有成就的学科——化学、物理学、生理学——转到那些成就甚小的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我们很容易能察觉到后者没有前者那么能体现直接的实用性，也没有使学生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掌握了一门技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能够完全精通并熟练运用他们的知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不能说完全不讲技能，但是他们所传授的技能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附会物质科学，而非出自对其学科真正热忱的研究愿望和决心。确实，有一份报纸曾经引用一位知名心理学家的话，他说他对人的认识可能还不及一个饭店服务员。如果真是如此——事实上应该不是真的——这可真算是一次丢脸的招供。但是我有一位同事对此发表的看法还是很中肯的，他说，在处理人事的职业领域，那些真正的执行者与那些研究人员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鸿沟。虽然美国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职业技术能力检测技术，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心理学的研究压力。在有限的范围内已有的技术是有效的，甚至运行得不错。但是其结果一般只聚焦于技术问题，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问题。这样的忽略毫无疑问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所谓的社会科学鼓励学生无休止地讨论所谓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教给学生处理一般人际问题的社会技能。社会学发展迅速，但其仅是学者追求学位的附属物。教学生怎样写书去讨论别人的书，而很少谈及教人正常适应环境的心理学；而对于促进实际生活状况的社会学以及帮助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社会学，则几乎没有涉及。诚然，有关社会人的研究日显重要，而学生却一直没有机会直接且持续地接触这些问题。学生学习书本知识，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他们重复思考古老的公式，并不受持续发展的实验技能的影响；临床以及实验室研究的等价物还有待探寻。

凡是有成就的科学都是出生卑微的，都是从简单的技能中发展而来的。经过几百年艰苦和不懈的劳动才使化学和物理学成为雄伟壮观的知识系统。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无论前景怎样迷茫，它们都不曾误入歧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羡慕这样的成就，但不幸的是社会科学过分鼓舞人们做表面功夫，以至于在社会学领域搭建了太多的空中楼阁。而从简单可靠的技术着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发展精神，早已被虚妄的学术氛围吞噬掉了。仁慈一点的话，也只能说，这些表面的空中楼阁可能只是幌子，在幌子之下或许还是有实质的工作正在进行。

结果是这样的，那些名列前茅的优秀毕业生并没有学到管理混乱社会的技能。他们才华出众，但是关于实际生活中的人事问题却经验匮乏。他们脱离现实社会，高居于某种想象的社会中——高高在上、聪慧且全身心地汇聚于高逻辑性的思索中。他们能够处理复杂的逻辑问题，却无法处理复杂的社会性事务。鼓励这样一个研究型的学生去发展深奥的社会哲学，而忽视他对于处理简单人事能力的需求。这些学生宁愿做散漫且不加控制的思考，而不愿意去观察。而耐心的观察才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观察为六神无主的准备状态提供了逻辑思维工具。

在大学里，通过参加运动、社团或者其他活动发展出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与学生们所学习的课程并没有密切的联系。这两者反而常被看成是对立的：一者的成就会损害到另一者。因此，许多学校高层领导对于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这一点，至少在私下里是不赞成的。这种社交限制有损学生之间在以教育为目的的情境下发展全心全意的友谊关系。（学生社团和学生没有了的全身心参与校园活动的经验，其人际技能的水平甚至比以往学徒在其行业里习得的人际技能还低）。人际技能的匮乏也只会使学生在社会组织中遭受排斥和歧视。这种人为的且狭隘的经验将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被证伪，因为个人成熟需要社会技能持续且更高水平的发展。这样看来，规模较小的大学比规模大的大学在社会环境上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帮助。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研究找到一套提升人际能力水平的训练方法以满足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需求。

现在，我相信社会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正在进行的研究总有一天会被证明是十分有用的，但是以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些学科之间的研究似乎并不相关，也没有任何共同的纲领和命题。我认为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学科想同希腊智慧女神一样，直接以完美形态示人，而避免必经的幼年和成长期。无疑，这种企图也使它们忽略了在处理人际问题的研究中，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至此，也许有人会要求举例说明人际能力是能够学习的，并证明人际能力的发展能促进学生的洞察力和操作能力及相关能力的成长。我相信，社会研究应当以对与交流相关的事物的认真观察为研究起点，即个体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能力，群体之间有效且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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