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仑往事（第三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道轩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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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往事（第三册）试读：

第一册

第二部分（第三册）是北仑的中、老年乡土作家们撰写的散文，反映北仑父老乡亲在物质匮乏年代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真善美。这些散文按在北仑新区时刊上的刊登日期顺序编排。

为了保留原汁原味的北仑方言，本书使用了一部分借音字，如“塌蛋”、“塌青麻糍”、“红毛番薯（土豆）塌塌”中的“塌”字，“番薯笠”中的“笠”字，“筛谷寨”中的“寨”字，“田螺延在田里”中的“延”字，“水塔糕”中的“塔”字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北仑这块土地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们从未停止过艰苦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活动。许多事情，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不仅推进了当时北仑的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还为如今北仑的开发建设打下了基础，留下了精神财富。譬如，没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塔峙公社模具产业的发端和兴起，很可能就没有如今蔚成大观的北仑现代模具、汽配产业集群；一代名师胡明德与少年大学生施展的师生情缘，三十多年来一直激励着北仑学子去追寻心中的理想；暂且不说做大塘、造水库，即便是柴桥农民和瑞岩寺林场工人1958年至1965年栽植的金钱松林，如今也已成为九峰山景区山顶上的特色景观。诸如此类有意义的人和事，由于当时镇海县和北仑地区没有报社，没有文字记者，未能在纸面上进行系统翔实的记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除亲身参与者外，当时的社会大众也只是看到、听说个大概，并不知其详情。如今，一些当事人正逐渐老去，说得清楚来龙去脉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不使这些人和事在岁月流逝中湮没，给今人、后人留下遗憾，有必要进行抢救性的采访报道，为老一辈干部群众树碑立传。

由宁波日报·开发导刊编辑部承办的北仑新区时刊，创办于北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新管理体制之后的2003年初，当时只有几名记者，一周出版一期；2007年下半年扩成周三报后，有了十几名记者、编辑；2010年扩成周五报，记者、编辑也增加到二十几名。从2008年开始，编辑部在做好“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同时，抽出一小部分人手开展“往事”的采访报道工作。

北仑新区时刊的“80后”记者们，对挖掘这些老底子事情充满了热情和韧劲，在通讯员和热心人的帮助下，辗转寻访老一辈当事人，有的到镇海寻找退休老干部，有的迂回劝说心有顾虑的当事人接受采访，他们还设法查考档案资料，搜集老照片，到原貌早已荡然无存的现场还原当时的场景。几位只会讲普通话的外省籍年轻记者，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写出了几十年前原汁原味的“北仑土话”。

随着越来越多的往事报道和怀旧类散文在《北仑新区时刊》刊登，越来越多的人建议我们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据我们所知，已经有不少读者将这些牵动自己情感的文章剪下来保存。

本书记载的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和事，需要说明的是，记述国营、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曾经取得的成功和业绩，并不意味着我们留恋当时的经济体制。依我们理解，当时能取得这些成功和业绩的原因：一是党政组织审时度势，正确决策；二是干部群众敢作敢为，顽强拼搏；三是在短缺经济的大环境下，只要做出合格优质产品，就基本不愁销路。事实上，曾经有过鼎盛期的国有、集体企业，在后期已经明显表现出活力不足、竞争力下降的情况。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相信，农业天然地适合家庭经营，国有、集体企业应当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应当管企业和个人不会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旧体制的弊端，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十年间各个领域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成功历程，在我们于2009年编辑出版的《北仑脚步——北仑新区时刊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报道集》一书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全面的记载。

本书收录的往事报道，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工业企业的。这些报道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仑农村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到上世纪70年代，各个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些社办企业，许多生产大队也已经有了数家队办企业，甚至有的生产队也尝试着办起小工厂；上世纪80年代，在放开搞活的形势下，北仑的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加速发展。有一些工厂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民间手工作坊基础上整合发展起来的；有一些地方国营工厂、大集体企业是原镇海县根据群众生产生活的迫切需求，派遣得力干部，多方组织资金、技术、人才、物资、设备等生产要素，千方百计办起来的。与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的农村相比，北仑农村能够较早、较快地工业化，也得益于与工业中心上海的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以及地处工业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这些优势，这在社（乡镇）、队（村）办企业和后来的家庭工厂、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北仑人往往在去上海出差、与上海人交流时萌生办厂念头，通过“关系”从上海等地接来业务，从上海等地请来老师傅、技术员作指导，或派职工过去学习培训，开展以零部件配套为主的专业化协作，研制生产终端产品，使得北仑的工业基础逐步厚实起来。一些掌握生产技术、供销渠道的人跳出去“单飞”办新厂，“人看人样”，老厂周边出现更多生产同类产品的新厂，块状经济逐步形成。在乡镇企业和块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霞南童装厂厂长张敏元那样的“办厂能人”功不可没。兴办企业的成功，不但带来经济上的效益，而且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带有共性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后生”如果在一家好的企业工作，就会被亲友邻居认为“有出息”，找对象也会变得很“吃香”。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记者喜欢将北仑写成“在滩涂上崛起的现代化新城”、“在荒滩上建成的国家级开发区”，这大概是为了增加文采。其实，即便是在物质匮乏年代，拥有肥沃海积平原、交通便利的北仑也算得上是长三角南翼的一片工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富庶之地。开发开放之前的北仑，并不适合被比喻为“一片滩涂”。

本书也试图为人们理解、看待北仑发生的有关事情提供新的视角。譬如对于一度兴盛的郭巨灯具业的衰落、外迁，大家议论较多。《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郭巨人灯具业的前世今生》一文，提出不如把“郭巨的灯具业”理解为“郭巨人的灯具业”，郭巨人在广东中山市古镇、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干得好，就是为郭巨灯具业续写辉煌。郭巨灯具业发端、兴盛和外迁的过程，是郭巨人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更大成功的过程。该文还指出，优势块状经济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产业配套条件、生产经营成本等方面考量，把在中山市古镇开厂的郭巨人再请回郭巨，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给辛苦过、奋斗过、贡献过的老一辈干部群众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让他们知道，在北仑区域开发开放热火朝天，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今天，中青年一代并没有忘记从前的事情，依旧珍视老一辈在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所做的点点滴滴和创下的大小功业。同时，也希望本书能给北仑土生土长的青年人和新北仑人了解北仑的历史、区情和民俗带来便利。

感谢贺友直老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宁波晚报》的林绍灵为部分散文作品配图。

感谢为一系列采访报道提供协助的众多热心人，他们中间比较突出的有柴桥街道方志办的孙兆钧、霞浦工办原副主任贺永根和《小港街道志》编辑陈性立。【作者系北仑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宁波日报·开发导刊（北仑新区时刊、北仑新闻网）编辑部主编】2013年11月18日第一册

医者父母心——记北仑老中医丁良翰

在柴桥街道方家桥，有一位86岁的老中医，他叫丁良翰。他的名字和医术，在北仑可谓家喻户晓。“丁良翰，地方名医呀！他治疮毒可厉害了。”“我小时候生病，都是去找丁医生的。”“丁老医术很高明，什么疑难杂症都难不倒他的。”在采访中，记者总能听到这样的话。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周舜辉说：“丁良翰的医术在柴桥乃至全北仑都很有口碑。他的一个徒弟还在我们医院上班呢。我们平时遇到棘手的疑难杂症还是会去请教他。”

辍学回家拜名医

1923年，丁良翰出生于春晓三山海口村的一个大家族。

家里四世同堂。作为长房长孙，家里一直对丁良翰寄予厚望，要求也特别严格。丁良翰没有让家里失望，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澄衷初级中学，期间还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良翰不得不辍学回到三山海口村老家。丁良翰的父亲也因战争的爆发从上海失业回家了。

父亲的失业，使这个家境原本还算宽裕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拮据。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开了一家杂货店，靠卖些小东西维持生计。丁良翰则跟着村里的一位前清举人学习古文。没多久，父亲被村里一户人家雇请去帮忙管账，管理杂货店的任务就落到了丁良翰的身上。

年轻的丁良翰对经商一点兴趣都没有，于是萌发了要出去找工作的念头。当时由于战争爆发，条件艰苦，很多人生病了没钱去医院而一直拖着。丁良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爷爷便提议他去学医。不久，外婆因肺结核去世了，丁良翰学医的念头更加坚定了。图为丁良翰老先生在翻看自己写的行医手札（记者 彭玲/摄）

1940年，18岁的丁良翰拜到当时鄞县中医外科名医黄国兴门下，开始了他的学医生涯。学医的第四年，丁良翰就能替老师出诊医治病人了。同年，22岁的他在老家三山海口村开了一家诊所，开始独立行医。与此同时，他还每周一次，徒步到鄞县东吴坐堂门诊。

诸多门类都通晓

在行医过程中，丁良翰发现西医的麻醉药剂、消炎药、消毒剂等的功效是中医很多药不能比的。丁良翰说：“既然当了医生，我就要让病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最好的治疗，尽量缩短病人痛苦的时间。”在行医之余，丁良翰开始自学起西医来。医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为了在治病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丁良翰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在诊所开门前看两小时的医书，诊所的桌子上也放着医书，没有病人时他就捧着医书研读。

1952年，三山海口村成立了三山联合诊所，丁良翰成了诊所的主要医生。他为当地百姓解疮毒之苦，被穿山半岛的患者称为治疮毒“神手”。除了治疮毒，对治疗慢性骨髓炎、栓塞性脉管炎和多年不愈合的化脓性窦道、漏管等难症，丁良翰也都有着独特的临床经验。“那时不管是外科、内科、儿科、骨科，诊所里几乎每个科室都有我的病人。”丁翰良笑着说，做医生，就是要把病人看作自己的父母、孩子，对痛苦感同身受。做乡村医生的，要掌握各种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内科、儿科、外科、妇科……几乎所有的门类都要通晓。

时光荏苒，从1944年至今，丁良翰已经行医60余年了。“我父亲从18岁开始学医，到现在看过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人次了。我们家最多的就是医书。他跟病人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们在一起的多得多。”丁良翰的儿子丁培义说。

学医为解百姓苦

上世纪50年代有一段时间，丁良翰被下放到山里，每天到田间地头劳动。没想到，病人竟然跑到山里找他看病。“我是医生，我不能拒绝病人。”虽然每天要劳动，但只要有病人来，不管自己多累，丁良翰还是坚持给病人治病。

由于病人实在太多了，加上当时丁良翰每天要干活，经常来不及看。三山联合诊所只能派学徒上山帮忙。丁良翰又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当时只要是丁良翰坐诊，每天的病人都超过100号。工作之余，丁良翰经常到原镇海县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班讲课，当时他带的学徒就有50多个。

随着年龄的增长，丁良翰开始有点力不从心了。1985年，丁良翰虽然从医院退休，但还是继续临诊，为病人服务。1988年，丁良翰从每天坐诊改为每星期抽出两天到当时的三山医院义务坐诊，还把所得挂号费全捐助给当时的三山小学。

丁良翰说：“我爷爷在我学医的时候就告诉我，学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给老百姓解除痛苦。”从医60余年来，丁良翰一心用自己的医术为病人减轻痛苦。他认为，医生要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应当用自己的良心给病人治病，要以治好病人为己任。他也一直以此告诫自己和后人。在他的影响下，五个子女中两个走上了行医之路。如今，他的孙子也已经行医18年了。

耄耋之年仍行医

81岁那年，丁良翰正式对外宣布不再行医。可是，还是有很多病人上门求医。丁良翰只好同意每星期抽出两天时间，每天只接待15个病人。“每逢那两天，凌晨3点就有人到医院排队挂号了。”丁培义回忆道。就这样，三年的时间，光患疑难杂症的病人，丁良翰就医治了1500多个。柴桥后所村有位男子，得了一种怪病，平时一点症状都没有，但是一旦发作起来，整个人就是软绵绵的，连路都走不了，四处求医也不见好。在丁良翰的医治下，他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如今，86岁高龄的丁良翰老先生因为视力下降，很少接待病人，平时在家就看看医书，练练书法。“虽然如此，但还是会有病人上门来求医的。前不久，大榭岛的一个病人因病手术住院了74天，到市里大医院看了两次，可是伤口就是不能‘收口’，最后来求助我父亲。我父亲用中药给他调理，前几天他的伤口已经愈合，能下地了。他打电话来说等完全康复了要登门致谢。”丁培义告诉记者，区里一些大小医院一旦遇到棘手的疑难杂症还是会上门去请丁老会诊。“等过段时间，我的白内障手术结束，视力恢复，我准备把这些年行医的经验和心得写下来，再把这些年碰到的疑难杂症整理出来，留给后人参考。”丁良翰边说边拿出自己以前写的两本手札给记者看。（2008年5月7日3版）

他曾为无数人解除病痛——子女学生患者缅怀北仑一代名医丁良翰

2009年3月11日11时58分，北仑一代名医丁良翰与世长辞，享年87岁。

3月15日，丁良翰灵柩下葬。早上8点，灵车从丁良翰老家春晓三山海口村出发。前来送行的村民有上至90多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小孩，一直送到了海口桥。灵车开到柴桥紫石村时，很多村民已等在路边，一直把丁良翰送到山上。平时住在山上的一些村民，那天也特地赶下山来为他送行。当天，为丁良翰送行的有300多人，花圈有200多个。

丁老医生从医68年来，一直秉着“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原则，医治患者达100多万人次。“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是丁医生的人生准则

丁良翰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不多拿病人一分钱。

其子丁培义回忆，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晚上出诊回来，都会先把手电筒里的电池拿出来，重新换上两节。“我当时很好奇，就问他，里面的电池还能继续用，为什么还要换。”丁良翰告诉他，出诊时手电筒里的电池是医院的公共财产，只能用在工作上。“还有一次，我从医院给父亲带了两只口罩，父亲也一定要让我把4元钱交上。”

丁良翰在三山卫生院坐诊期间，每位病人只收取1元钱挂号费。年底结账时，丁良翰直接把钱捐给了三山小学。

丁良翰63岁退休后，一直有病人上门来求诊。一开始，他不收一分钱。很多病人过意不去，经常会买些水果之类的东西。为了不让病人多花钱买东西，丁良翰决定，每人收取2元钱挂号费。“有时候，病人给钱就不让父亲找零，父亲就会用他的小办法把钱找还给病人。”丁培义说，每次碰到不肯要零钱的病人，父亲就会用“方子还有点问题，你先给我看看”这招，把病人的药方先“骗”回来，“威胁”病人不给方子。“大家都拗不过他，只能把多余的钱拿回去。”郭巨有位病人，在宁波、上海等大医院治疗未果后，来到丁良翰处就医，治愈后硬要送上2000元现金，被拒收。图为上世纪90年代，丁良翰（左一）为疔疮患者诊治（资料照片）

退休后，丁良翰开始着手整理以前碰到的疑难杂症，共整理出3大箱资料，里面收集了300多个病例。2008年12月底，丁良翰准备把3箱资料收起来，在搬第三箱资料时，他不小心摔倒，之后就一病不起。一天深夜，丁良翰忽然醒来，告诉丁培义说，他忽然想起来还有点医药提纲没写，想回家一趟。“我当时就跟他说，等病稍微好点了再说。没想到，这就成了他最后的遗言”。“老师是我一生的学习榜样”

家住洪岙村的沃富祥告诉记者，1970年他跟随丁良翰学习中医外科，虽然只有短短的40多天，但受益匪浅。“学医期间，老师每天要接待100多个病人，最多的一天，病人多达200多人。每一个病人老师都要亲自过目，有的还要开刀除掉异物，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中午从不休息，周末照常接待病人。”沃富祥说，丁良翰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2008年12月底，他带着一个疑难病人去找丁良翰会诊。会诊后，由于视力不佳，药方是由沃富祥代为记录的。“作为医生，要对病人负责。”最后在丁良翰的要求下，沃富祥也在药方上签下了字。沃富祥告诉记者，丁良翰生病住院期间，他去医院探望，老师总是会跟他提起整理疑难病例汇编的事。

家住郭巨大涂塘村的戴方立，1978年跟随丁良翰学医半年。“老师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可以说是影响我一辈子。”戴方立告诉记者，碰到疑难杂症，他都会去向丁良翰请教。“老师去世时，恰逢我儿子要举办婚礼，没能亲自去送。”戴方立说，按照北仑本地习俗，办喜事不能进殓房。为了能送送老师，在出殡当天，他早早地把花圈送到三山海口村，远远地开车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

曾经的患者都记着他“我母亲15岁时，就找过丁老医生看病了。”区第二医院副院长张增康告诉记者，57年前，他母亲脚上长疮，非常严重，找到了当时在三山联合诊所坐诊的丁良翰。“那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母亲老家在霞浦，诊所也没有住院的条件，只能住在联合诊所的一位医生家中。天冷了，不便赶回家拿衣服，丁医生就从家里拿来衣服给母亲穿。丁医生家里要是有什么好吃的，也总会给我母亲送一份过来。”张增康告诉记者，前后一年时间，丁良翰为他母亲开了五六次刀，脚最终痊愈了。张增康说，自小母亲就经常和他讲丁老医生，使医生这个职业在他心目中变得十分神圣，最终他自己也走上从医之路。“前几年，我母亲中风，躺在床上不能动。多亏了丁良翰老医生，现在老人精神可好了。”家住柴桥街道四合村的张一忠告诉记者，两年前，他母亲因为脑血管疾病引起中风，许多医院都劝他们放弃治疗。丁良翰知道情况后，主动上门替他母亲治病。“前后一年多时间，他来我们家几十次，没有收取一分钱。”

家住新碶的吴先生说：“丁医生的医术非常高明！”1991年，他患上了神经系统疾病，全身肌肉像刀割一样疼。他去了不少大医院求诊，都查不出病因。吴先生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找到了丁良翰。丁良翰根据诊断，开方子煎药给他试服。第三付方子服下后，就见效了。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他痊愈了。

在“新北仑”和“北仑热线”论坛里，网友们纷纷追思丁良翰。网友“阿家”说：“虽然不记得他的模样，但在我小时候，他给我的两个膝盖都做过手术，印象深刻，两个刀疤至今还留存着。”网友“秋天的菠菜”说：“我两岁时，脖子上长了一个‘滑’，已经发高烧好几天了，听妈妈说当时我的情况很严重，有点离死不远的感觉了。妈妈在邻居的劝说下，向生产队借了10元钱，翻山越岭把我送到丁良翰那里。他轻轻一刀，我重获生命，而且脖子上的疤不抬头根本看不出。他不但医术高，还能顾及到女孩子以后的美观，真是难得的好医生！”（2009年4月1日1版）

芦江河畔走出来的名师胡明德

小学四年级辍学后他跟父亲种田，做行贩，靠着自学，达到并超过大学本科毕业生水平；1956年，他从柴桥小学调到镇海中学担任数学教师；1959年7月，他教授的镇海中学第一届近百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数学成绩名列全省第二；1979年，他光荣地成为省级劳动模范和浙江省首批特级教师；2007年11月29日辞世，享年83岁。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就是从北仑芦江河畔走出来的镇海中学原副校长、数学教师胡明德。

早年在柴桥做行贩时，他的心算快而准，新中国成立初他因此而成为陈胜村小学老师“那时候，买东西都是16两一斤的。买水产，经常要几斤几两地算，都难不倒他。我小时候经常听家里人说，这个小鬼真聪明啊。”家住柴桥街道陈胜村的胡永和回忆，由于家里生活条件不好，胡明德连高小都未读完，就跟着父亲做行贩，卖水产。那个时候，胡明德的心算天赋已经表现得很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协助征粮时，能手里称量，脑里算账，谷箩放下，账也出口。经他手里的账，没有一笔算错的。”胡永和告诉记者。

1951年，土改刚结束，柴桥陈胜村办起了村完小。因为请不到老师，学校就把村里读过高小的五个人都找了来，胡明德也是其中之一。在分配课程时，大家都被五年级算术吓坏了。大家都说：“这只有胡先生能行。”

凭刻苦的自学钻研，他先后踏上柴桥小学、镇海中学讲台，省委组织部曾委托大学教授对他的自学成果进行“鉴定”

胡明德虽然接下了算术课，但是那时的他连课本中的“分数”是怎么一回事也全无头绪。他决心自学，借来一本《初中入学指南》，凭着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不出10天，把全书的内容都掌握了。接下来，他买来初中《代数》《平面几何》。每天上完课，改完作业，别的老师都回家了，他埋头做起自己的功课。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胡明德迈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第一步。一百多个不眠之夜，把上下四册的初中《代数》、《几何》全部学通，做完上千道习题。

1951年9月，村完小并入乡中心小学，只有胡明德被定为正式教师。这一年他27岁。胡明德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自学数学的步伐，他开始自学高中课程。

高中数学难度明显增大，他一节一节细细啃，不漏过一道习题。同时，他开始自学《物理》。他把所有课余时间和节约下来的钱用于自学，而且把自学得到的知识应用到教学上，用酒精灯熔制玻璃球，用作显微镜的凸透镜，让学生从中看到了显微世界；自制手摇发电机、电报机、图为1979年，胡明德被授予浙江省首批特电话机，让农村孩子破天荒玩起级教师称号时的留影（记者 彭玲/翻拍）打电话的游戏……教室轰动了，学校轰动了，也惊动了当时区文教助理。1953年秋，连高小文凭都没有的胡明德被选拔到柴桥区中心小学，担任高年级的算术和常识课程的教学。

与此同时，胡明德在完成高中的数学、物理课程和大学一部分基础学科内容后，开始向更高深的大学专业课程进军。整整四年的苦读，他终于啃完了大学本科的数学和物理的全部课程。除了教学之外，他还把自学得来的知识用到生活中：柴桥米厂发电机坏了，没人会修，他主动帮他们修复；某单位日光灯因电压低不会亮，他又手工绕出自耦变压器，灯又亮了……

1956年夏，全县小学升初中考试的2000份数学试卷中，得满分的89份，竟然有60多份是来自胡老师任教的柴桥小学两个班。胡明德的名字随之传遍镇海。同年，恰逢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胡明德作为先进典型，上县里参加会议。不久，县文教局要他到新建立的镇海中学报到。

随后，宁波地委宣传部又来通知，让他上省委组织部走一趟。于是，胡明德又匆匆赶往杭城。8月上旬的一天，他被引荐给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女教授徐瑞芸。这位曾经留学德国的徐教授，详细询问他自学的过程，并就数学上某些高深问题进行探询。这是一次对胡明德自学成绩的权威甄别，结论是：他的数学水平达到大学本科毕业要求，在计算能力方面，超过一般大学毕业生。

当天晚上，省里一位领导要他留在浙江师范学院工作，胡明德却选择回到了镇海中学。不久，《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登了他自学成才的长篇报道。这一年，他才三十出头。

独特的教学方法，出色的教学成绩，使他成为浙江省第一批特级教师

1956年9月，胡老师走上刚刚升为完全中学的镇海中学讲台，担负第一届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他的教学很生活化，学生都能听懂。”镇海中学退休教师朱道初告诉记者，胡明德自学成才，与其他科班出身的老师不同，他有一个自学自悟的过程。学习数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他都是自己碰到，自己解决的。在教学过程中，他结合自己自学时的体验，从不按照教案照本宣科。

胡明德在备课时，研究了一套套诱发学生对枯燥教学产生兴趣和热情的办法。教“复数加减法”时，他先让学生计算人们行路时风的速度和方向问题，使学生趣味盎然；学习“概率”时，又提出饶有兴趣的问题，让学生计算班上同学在正月出生的概率，学生思考的积极性被调动了，学习渐入佳境；改编了热水瓶冲满100摄氏度的开水后，求温度逐渐降低的散热系数题目，继而讲解常用对数的应用……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平面几何》的水平测量和《三角》的经纬仪，都可以删去不学。但胡明德认为，这是联系实际、提高能力的最好内容。他挤出时间，自己动手制作测量仪器，带领学生测量操场、校旁山地、江面、农村渠道等，同学们兴趣高极了。胡明德还创办了《数与形》的数学墙报，亲自撰写配合教学、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文章，出了一道道启发思考、要动一番脑筋的有趣“征解题”。墙报一贴出，学生们都抢着把问题抄走征解。“我儿子的数学课就是胡老师教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胡老师讲课时教室特别安静，胡老师布置的作业特别少。”朱道初告诉记者，胡明德上课很精练，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他讲课时教室里是不允许有声音的。当时的学生说，就连一枚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他给学生留的作业也都是他自学时自己碰到的，很有代表性，几乎没有重复。“1956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到镇中读高中，胡老师就成了我的数学老师。”镇海中学老师许克用告诉记者，那时，胡明德老师天天下班为学生释疑解惑。每天夜自习，同学们只要闻到劣质香烟的气味，就知道胡老师来了。“当时参考资料很少，题目大多数是他自己出的。由于他是自学出来的，因此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得很好，上课生动活泼，效果自然特别好。”

1959年7月，镇海中学第一届近百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数学成绩名列全省第二，多人满分，没有一人不及格。镇海中学火了，胡明德也火了。出名后的胡老师没浮起来，反而更深地往教学里扎。

那时，胡明德一人教两班高三和一班附设师专的数学，又担任高中三年级六个班的物理，一周30多节课，加一个班的班主任，繁重的工作，他默默地顶过来。接着，他成为高三毕业班的数学“把关”教师，从别人手中接来班，在一年中进行全面复习，硬是一章一节地查漏补缺。他教的学生，继续取得好成绩。60、61、62三届，数学成绩都在省内名列前茅，62届还夺得数学平均成绩全省第一。“胡老师的教学方法对我影响真的很大。他最大的特色就是跟学生打成一片，及时把学生提出的问题用到教学上。”许克用告诉记者，自己执教这么多年，一直以胡老师为榜样。许克用曾经教65届数学。受胡老师的影响，他几乎天天晚上工作到12点后才休息。毕业考时，全年级数学成绩都及格。殊不知，当时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高中毕业成绩，必须有个别差生不及格。为此，领导怀疑成绩有假，派组长重新秘密命题、秘密重考，但结果还是全部及格，于是又要求当时任数学教研组组长的胡明德老师将分数最低的一位改为不及格。胡明德不答应，还为此与当事人发生争执。“这件事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的。当时，我问胡老师为什么这样仗义执言，他淡淡地说，他并不全是为了维护我而是为了尊重事实。他的话让我肃然起敬。”许克用说。

上世纪60年代，宁波市举行了首届数学竞赛。在胡老师的指导下，镇海中学派出的参赛学生几乎囊括了一、二、三等奖。1977年恢复高考后，宁波市数学高考复习材料编写工作首选他担当。

1979年，胡明德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同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浙江省第一批特级教师命名大会上，胡明德被评为“浙江省首批特级教师”。当年全省教育系统获此殊荣的不过7人。那一年，他正好55岁。“我是1979年进的镇海中学，那时候胡老师正好教我们班的数学。胡老师的口算能力特别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蔡明伦教授告诉记者，那时班上有两个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家长给他们从上海买了计算器。大家经常用计算器跟胡老师比3位数的乘法，结果每次都是计算器还没按完，胡老师就已经把结果给报出来了。

蔡明伦说，为了把深奥的知识通俗化，胡老师还经常去校办工厂做教学模型。“有一次我们上到异面直线旋转这一课，内容很抽象，大家都理解不了。胡老师就自己做了一个模型，一转动，曲面就出来了。学双曲线的时候，胡老师就用钢板做了个截面。”蔡明伦说，那些模型，书本上都是没有的，全是胡老师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很多模型，镇海中学一直沿用下去了。

他与镇海中学其他老师一起，悉心培育了原籍北仑郭巨的少年大学生施展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施展与胡明德的师生故事被传为佳话。“少年天才”施展，11岁小学毕业后越过初中，被镇海中学破格录取为高一新生；13岁时以465分镇海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19岁时以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公费赴法国留学的机会；在各国留法学生集中培训结业考试时，再次以总分并列第一的成绩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四年奖学金；21岁时发表《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论文，破解了这道自1962年提出的国际数学难题；28岁时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法国巴黎居里大学数学教授。

把施展从小学毕业直接选入镇海中学培养，正是“伯乐”胡明德老师。1978年暑假，胡明德老师听郭巨的一位刘老师说，有一名叫施展的小学毕业生数学特别好，就提出能否请他来见见面。当时面试施展的是镇海中学的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何性善和胡明德老师。胡明德老师出了好多难度很高的小学数学题，都没难倒施展，最后拿出当年高考的一道数学题。11岁的施展用了近20分钟就完成了。尽管施展在数学上很有天赋，但从小学直接跳到高中，由原来的只学语数两门课到现在一下子要学六七门，他不仅要学新内容，还要补上不少初中课程，为此，胡老师特别用心栽培他，不仅布置自学任务给他，还在课后提纲挈领地为他辅导。

朱道初老师曾在施展刚到镇海中学的那个暑假给他补过语文。他回忆着对施展的印象，“他不仅聪明，还和胡老师一样特别有毅力。那是刚来的时候，班上几个调皮的男同学看到一个‘红领巾’坐在教室最前排，上课就用纸团扔向施展的脑袋。小施展照常听课，连头都不回一下。”

2004年4月，施展在回到白峰镇峙头中宅村老家时，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哺育和老师的教诲，我最感激的是当年宁波镇海中学的胡明德老师。胡老师的学识和人品对我影响至深，每次回国我都要去看望胡老师。”

高塘村村民都亲切地喊他“老胡”

1968年“文革”期间，胡明德被列为镇海中学头号“反动学术权威”。他被“下伸”到高塘公社小学，与另几位教师一起筹建初中班。就是后来的高塘中学。“我197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高塘中学。胡老师一看到我就开心地说，小李你来得正是时候。我这么大年纪还在教唱歌，可只会唱《我是一个兵》，每次上课都教学生唱这个歌。现在你来了，我可以不用再兼音乐课了。”退休老师李耀官告诉记者，虽然被“下伸”到高塘中学，但是胡老师很乐观。图为胡明德老师在讲课“那时大家都住校，条件很艰苦。胡老师的宿舍也是学校的杂物间，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办公用的八仙桌外，里面堆满了杂物，一到夏天蚊子特别多。”李耀官告诉记者，胡老师每天都要办公到晚上12点，没有蚊香，就找来两只酒坛，里面装满水，然后把脚伸进酒坛里。“胡老师一点架子都没有，村民都亲切地喊他老胡。”李耀官告诉记者，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中央文件有很多，学校派胡老师去村里宣讲文件。每到一个村子，胡老师都能跟村民打成一片。他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农民搞水利建设，帮农民丈量土地，划好水渠的线路，农民扛着锄头跟在后面挖就行了。村里一有什么事，村民都会来学校找胡老师。学校旁边的油石厂，温度控制不好，油石老是烧不出来，胡老师就叫上学校的物理老师一起，用一根铁棒放在炉子里导热，铁棒上再绑一根很细的铁丝，传到温度计上，计算温度。一星期后，油石厂就可以正常运作了。有家工厂要用铁索吊东西，胡老师就帮忙计算铁索要多长，能承担多少重量。

课余时间和暑假，胡明德还经常去田里帮生产队割水稻。“我那时只有25岁，胡老师近50岁了，我跟他一起割稻子，还割不过他。”李耀官说，那时水稻一垄有好几十米长，胡老师可以一直割到头，中途从不站起来休息。“我是吃不消，割一会儿就要站起来休息一下。等我第五次站起来休息的时候，他已经割完了，正坐在田头抽着烟等我。”

除了上课、干农活之外，胡明德还经常搞些小研究。根据光从窗户投射进来的影子，算出春分后，白天时间以每天1.36秒的速度变长；与当时的物理老师和化学老师。一起研发920生发剂；根据当时需要，他因陋就简办起教具厂，设计出了既能用于教学，又能应用于农活的简易水准仪……

1972年夏，胡明德回到镇海中学。后来，他又花了100多个日夜，把简易水准仪改为全胶木结构、质量和实用性大大提高的游标经纬仪，经国家教育部鉴定，确定为全国教育仪器定点产品，赢得了大批订单，为镇海中学校办工厂赢得了可观的利润。（2009年9月11日3版）

流传了34年的佳话——记名师胡明德与旅法学者施展的师生缘

从郭巨中宅村走出来的“少年天才”施展，11岁从中宅小学毕业后就被镇海中学破格录取为高一新生；13岁时以镇海县总分第一名——465分的高分，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19岁时以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公费赴法国留学的机会；在各国留法学生集中培训结业考试时，再次以总分并列第一的成绩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四年奖学金；21岁时发表《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论文，破解了这道自1962年提出的国际数学难题；28岁时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法国巴黎居里大学数学教授。

数学天才施展的经历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他与镇海中学特级教师胡明德的师生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小施展两次写信向胡明德自荐“施展从小就很有数学天赋，小学五年级起，开始自学代数、几何。在自学中，经常碰到难题，一开始我们还能解答。渐渐地，他所提出的问题，连当时公社的初中老师也解答不了了。”施展的父亲施文虎告诉记者，当时郭巨中学有位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刘承达，在当地颇有名气。五年级下学期，每个周日，施文虎就用自行车带着施展到11公里以外的郭巨中学，向刘老师请教施展一周以来所遇到的数学难题。“胡老师，我想考镇海中学。”五年级下学期，11岁的施展给胡明德写了一封自荐信。施展在信里向胡明德表达了自己对数学的喜爱和想上镇海中学的愿望，并随信寄去了自己平时在数学上遇到的难题。当时恰逢胡老师在病中，一看是一个小学生写的信，没有太上心，也没有给施展回信。

然而，小施展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两个月后，施展再次写信给胡明德老师。这次施展在信中提出的数学问题已经达到了高中生的水平，这引起了胡明德的注意。恰逢那个时候，各个中学的数学老师经常在一起交流。一次聊天中，刘承达向胡明德推荐了施展。1978年7月21日，胡明德给施展家所在的公社打去电话，让施展近两天去趟镇海中学。“7月21日那天，碰巧他妈妈生小弟弟。加上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也没有汽车，出行要靠自行车，当天就没有去。”7月22日，施文虎用自行车带着施展去了镇海中学。当时，父子俩怎么也没想到，这次与胡明德老师的碰面，会影响施展的一生。

胡明德慧眼识珠，11岁的施展跳过初中阶段，直接上了高中

施展父子到镇海中学时，胡明德已经在镇海中学门口等他们了。一见到施展父子，胡明德便把他们带到他在镇海中学校办工厂的办公室。

当时，镇海中学给初中、高中每个年级都出过四道数学题，全县各所中学都复印了镇海中学的题目，对学生进行测试。施展告诉胡明德，镇海中学出的题图为施展（左）回国时看望胡明德老师（施文虎提供）目，初一、初二的他都会做，高一、高二的部分题目他无法解答。

简单的交流后，胡明德拿出了当年高考的一道数学题测试施展。20分钟后，施展正确演算出了这道数学题。胡明德看后，十分满意，当即拍板：“初中不要念了，直接上高中。”见施展父子还有些犹豫，胡明德鼓励施展：“你不用害怕，我们这刚好有个假期补习班，都是高一的大哥哥大姐姐，别看他们年纪比你大，很多人数学还不如你呢。”就这样，7月22日当天，施展就留在了镇海中学，与高一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暑期补习班。

暑期班期间，胡老师又找来学校的其他七位老师，再次对施展进行测试。“当时测试不是给整张的卷子，而是施展做完一题，老师再给一题，难度逐步加深。”施文虎告诉记者，经过测试，施展当时的几何已经达到了初中的水平，代数已达高一水平。老师们一致认为，根据施展学习的实际水平，可以跳过初中阶段，直接升入高中。

9月1日，镇海中学开学。开学后不久，《浙江日报》就刊登了施展这位11岁孩子上高中的消息，还配发了照片。这虽然是好事，但是给施展和学校都带来了压力。因为经常有人打听：这学生学习怎样了？成绩跟得上吗？父母这边也有人问。“所有人都知道镇海中学没有通过正规的升学考试，特招了一名11岁小学生进高中，胡明德老师也是顶着一定压力。”施文虎告诉记者，当时家里就写信嘱咐施展好好学习，不要给学校和胡老师脸上抹黑。

入学后，镇海中学对学生重新进行了摸底考试。考试结果，施展没有让胡老师失望，数学考出了99分的高分，并列全校第一。但是由于施展没有上过初中，语文只考了36分，化学只有10分。化学和语文的低分，让小施展十分伤心。胡明德便鼓励他说；“没关系的，你没上过初中，语文只有小学的水平，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化学，能考这么多已经很好了，而且你数学还是

全校第一呢，其他科补补课一样能跟上的。”

很快，学校买来了初中的课本，各科老师对施展进行了突击补课。胡老师特别用心栽培他，不仅布置自学任务给他，还在课后提纲挈领地为他辅导。高一第图为镇海中学原校长王师荣（后排左四），一学期期末考试，除了数学依然原副校长何性善（后排左三）、胡明德（后名列前茅外，施展的全科成绩也排左二）等欢送施展（后排左五）去上大学（施文虎提供）达到了全校中等水平。到了高二，施展的全科成绩已处在全校上游。“我很幸运，碰到了胡老师”

尽管施展在数学上很有天赋，但读高中后，施展一下子从小学只学语文数学两门课，变为一下子要念六七门。他不仅要学新内容，还要补上不少初中课程。施展感到压力大，就偷偷地写信给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提出少学几门课程的设想。没想到苏步青教授竟然给施展写了回信，鼓励他要全面发展，还写给他“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赠言。这封信，施展至今还保存着。

1980年5月，13岁的施展再过不到两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学校老师对施展的成绩还是有点不放心。恰逢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来宁波招生，镇海县教育局向中科大推荐了施展。中科大的老师来镇海中学，找施展谈话。施展与老师商量后决定，如果高考考不进，就上中科大的少年班。

临近高考，镇海县举行了全县的高考模拟考。施展考了全县第一，老师们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7月上旬，高考结束。施展以465分的高分名列镇海县第一，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当时中科大数学系在浙江只有两个招生名额，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嘉兴，宁波并没有预留名额。为了施展，中科大数学系特批了一个名额。”施文虎告诉记者。

就这样，11岁的施展，到离家80里之外的镇海中学上高中；13岁的施展，去了千里之外的安徽合肥念中国科技大学。谁也没想到，以后的他越走越远，一路走到了欧亚大陆的另一边。“能碰到胡老师，我很幸运。那年刚刚恢复高考，胡老师从高塘中学回到镇海中学，就教了两年的高中数学。两年后，胡老师就没再教学生了。要是晚一年去，我与胡老师的师生缘就没有了。”施展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当时图为施展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讲课（施文虎提供）图为施展（前排中）在加拿大参加学术交流会时与各国数学家合影（施文虎提供）

年纪还小，第一次一个人离开家，对胡老师自然而然就有了依赖，感觉他就像自己的爸爸一样，每天下课都跟着胡老师进出校办工厂，宿舍也就在胡老师宿舍的隔壁。胡明德老师对施展的数学学习十分上心。生活上，胡明德对施展也照顾得无微不至。由于当时胡明德是镇海中学的副校长，还得负责校办工厂，分身乏术，怕照顾不好施展，胡明德就把施展的生活起居托付给了当时的一名生活老师张老师。“我们全家也十分感激张老师。当时张老师也把施展当成自己的小儿子一样，每周帮他洗澡洗衣服，每天早上也要去宿舍看施展一次。”施文虎说，遗憾的是自从施展从镇海中学毕业后，每次回镇海中学，都没有再碰到张老师，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再谢谢张老师。“如果当年不是胡老师拍板说让施展跳级上高中，我们是想都没想过施展能在13岁就去上大学。”施文虎告诉记者。如果说施展是“千里马”，那么胡明德老师就是“伯乐”。“要像胡老师一样，发现更多热爱数学的孩子”

中科大是全国尖子生集中的学校，施展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领先地位。5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并荣登全国榜首，在复试时又以97分的成绩争得公费去法国留学的机会。最后，经过他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了法国巴黎居里大学数学教授。

2008年，清华大学与法国居里大学作学术交流，法国那边派了三位教授到清华授课，施展就是其中一位。“那是我第一次来国内讲课。明年年初，我还会回清华讲课。”施展告诉记者，在清华为期一个月的讲课结束后，自己从清华带了一名学生去法国。“国外很多人对中国学生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学生考试能力超强，但是研究能力不一定强。”施展说，自己带过去的学生并没有让大家失望，经过在法国短短几年的学习，今年上半年，取得了全校第一的好成绩。“现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办的同事经常问我，中国还有没有这么优秀的学生，让我多带几位出来。”“如果没有胡老师对我的影响，刚考进中科大那会儿，我可能不会选择数学系。”施展说。原来，当年施展刚去中科大报到时，一下车，中科大老师就来“抢”施展。“当时少年班的老师告诉施展，说少年班有专门的保姆照顾，每天都有牛奶喝，每天吃的是副教授的食堂。数学系的一位老师一听也急了，马上说‘去我们数学系，我们也给你订牛奶，少年班一个班两个保姆，我让我夫人专门照顾你。’”施文虎笑着说，学校老师都抢着要施展，除了少年班，当时中科大有位宁波籍的教授在天体物理系任教，也赶来希望施展选择天体物理系。最终，施展还是坚持了自己一开始的选择——数学系。“对胡明德老师，我一直都充满了感激。胡老师的学识和人品对我影响至深。胡老师还在世时，每次回国我都要去看望他，跟他说说我的近况。”施展深有感触地说，自己现在也是老师，也在带学生，希望自己能跟胡老师一样，发现更多真正热爱数学的孩子，带领他们走进数学的王国。胡老师去世后，施展回国，打听到胡老师的墓地，在胡老师的墓前静静地站了半个多小时。“从胡老师墓地回来，施展告诉我们，让我们以后把墓地修在胡老师墓地的附近，这样他以后就可以一起来看我们。”施文虎告诉记者。（2011年10月10日3版）

轻舟低篷 百年渔歌——记晚清以来陆续移居北仑的绍兴渔民后裔

天渐渐冷了，在大碶岩河上捕鱼的“绍兴船家”，又备好了过冬的毡帽。他们习惯凌晨2点出去捕鱼，天亮拿到菜市场上叫卖。这个季节，对淡水鱼捕捞来说，收成马马虎虎。白天，偶尔能看到一条狭窄的小船在水面上穿梭，人坐在船尾，用脚划大桨，双手划小桨。这便是绍兴渔民的后裔们。

自晚清始，部分绍兴渔民陆续迁往北仑，在下邵、邬隘、湖塘、柴桥等地形成渔民聚居点。如今，在小港、柴桥、大碶还存在着由绍兴籍渔民组成的渔业队，他们与本地居民世代融合，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北仑人了。

过去的100多年里，几支“绍兴船家”历经迁移，最终在北仑定居下来。乌篷船、乌毡帽从此成为水上流动的风景

绍兴渔民迁入前，淡水渔业在北仑一直是副业。

枫林渔业队负责人高青海告诉记者，他的祖籍是绍兴上虞，80多年前父亲离家到外谋生，去过五乡、东钱湖。在绍兴捕鱼是主业，几乎家家都有船。由于水少人多，收成不稳定，父辈们带着一家老小出门寻找生计，哪里有水，就去哪里捕鱼，生活异常清苦。

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小支绍兴渔民辗转来到小港。他们发现下邵一带水多鱼肥，从事捕捞的人却很少，于是在这里居住下来，靠捕捉野生鲤鱼、鲫鱼为生。渔民们没有房屋，在船上烧饭、居住，很少与外界交流。偶尔也有本地人招呼这些乌篷船靠岸，购买一尾新鲜的河鱼。

与此同时，另外两支绍兴渔民陆续迁到柴桥、大碶两地，芦江河、岩河、泰河上出现了“绍兴船家”忙碌的身影。茫茫大荡，一叶扁舟漾于水中，乌毡帽船家坐于船尾。这便是人们对绍兴渔民最初的印象。图为大碶渔业队祖籍绍兴的唐红良正在“脚划船”上（记者 孙红军/摄）

起初，只有少数渔民找到了这些水面，后来他们又带来了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举家迁到北仑，“绍兴船家”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我们的父辈有十几户从绍兴迁过来，都来自一个叫则水牌的地方。”大碶渔业队负责人傅裕根说，如今老人大多不在了，还健在的也有七八十岁。

刚迁到北仑时，逢年过节，渔民们都会回老家与亲人团聚。家乡父母离世后，家里只剩下堂兄弟们，渔民们便慢慢和故乡“疏远”了。“我们这一代生在北仑，长在北仑，对故乡的印象已经没那么清晰了。”大碶渔业队的文书说。老一辈渔民家里还藏着过去的网具、毡帽，他们的本地话中夹杂着绍兴腔。由于生活清苦，他们很少留下过去的照片。

大碶渔业队队员高水云告诉记者，队里每家每户都有一只小船，是请绍兴师傅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么地道。高水云已经换了机器船，那一手“脚划桨”的绝技可没丢。多年来，与各地渔民的捕鱼风俗相融合，很多工具、技巧已经同化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的船。绍兴渔船长6.5米左右，宽1.1米，船体设头舱、水舱和后舱，载重约0.5吨。人坐在船尾，以脚划大桨双手划小桨，

船速飞快。

从捕捞为主到养捕结合，从丝网到鱼网，绍兴渔民的生产方式悄然变化

迁到北仑的绍兴渔民很快发现，只捕不养，资源很快出现了匮乏。1953年，柴桥渔业队开始尝试大荡养鱼。1954年，大碶渔民协会发展外荡养鱼。1955年，下邵龙丰渔业社、霞浦九峰高级社和白峰水利会相继放养鱼苗。1957年，国营县农场在大碶外荡养鱼，采取壮苗早放、合理搭配品种、苏打浸种等方式，并在沿河岸用牛粪堆肥培育浮游生物，增加鳙、鲢等饵料。当年县农场350亩外荡总产量403担，平均亩产115斤。大荡养殖的增产经验，使渔民认识到“有收无收在于放，多收少收在于管”的道理，改变了“白水养鱼靠天收”的低产状况。

1960年，下邵渔业队采取冬季放养“老口”鱼种（条重3两以上，长4寸以上的大规格鱼种）的方式，合理搭配青、草、鲢、鳙鱼苗，用牛粪堆肥培育浮游生物，定时、定量、定位投放青草、螺蛳等饵料。当年全荡1850亩水面，总产鱼2400担，平均亩产130斤，创全市外荡养鱼亩产第一。“渔业队自身没有育苗的条件，鱼苗都是从长江流域买来的。买完苗乘轮船一晚上就能到宁波，再坐汽车运到北仑。”柴桥渔业队党支部书记钟正昂说，每年冬天一次放苗，等鱼长到一两公斤的时候再捕上来。最早养殖的淡水鱼以四大家鱼为主，后来增至鲤鱼、鲫鱼、鳊鱼等，部分渔民还养殖河鳗、甲鱼、河蟹、水貂等珍贵水产品。

随着大荡养殖品种的增多，科学养鱼得到推广。以往，渔民多将渔箔建在河狭水浅处，泄洪时常箔倒鱼逃。后来他们把渔箔改建在河阔水深处，并改一字形箔为八字形，有利于排涝。箔门是船只的通道，初建时固定箔门，不能升降，船行受阻；后改成上下两扇，下扇固定，上扇浮动，可升降，便于船只通行。箔门边搭了草舍，供管理人员食宿。

在大碶渔业队所在的东街，昔日热闹的水产行如今已是平整的马路。过去，渔业队捕上来的鱼就是在这里出售的，淡水行挨着海水行，各种风味的水产在这里汇集。“国家收购的品种有限，每公斤收购价只有几毛钱。”傅裕根说，虾、蟹都算作杂鱼，只能卖给附近的居民。

如今，在大碶、柴桥、下邵渔业队，仍然延续着这种养捕结合的生产方式。渔民的生产工具也从游丝网、撬网、打网到弹弓不断更迭着。凌晨2点，撑一只小船到河中，借助船头的灯光将固定在水中的网具捞起来，把游到网里的鱼虾一股脑儿倒出来，再将小龙虾、河虾、鲫鱼分类，分别放在不同的舱中。“一次要捞60多个网。”高水云说。

部分渔业队把水面分给渔民，有的仍由集体统一经营，经济合作社负责管理日常事务

三个渔业队都有党支部和经济合作社。社员的户口有的在队里，有的在居住的村和社区里，党组织关系多在渔业队里。

柴桥渔业队现有2000亩水面，主要集中在芦江河上。由于台风等灾害天气较多，防汛任务重，河面一直没有分到户，由集体统一经营。近些年，渔民陆续转行，队里从事渔业的人已经不多，水面由12户渔民承包。其余渔民有的做生意，有的办厂，有的去工厂打工，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渔民了。西至育王岭、东至霞浦、北至新碶、南至新路水库的内河水网都是大碶渔业队的经营范围。1983年，这片水面被分到5个组，再分到户，和分田相似，高产水面少分点，低产水面多分点。渔民拥有水面的使用权，所有权仍属于国家。

对“绍兴船家”来说，早期过的是居无定所的日子，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初到北仑，有的一家几口挤在船上，有的租本地居民的房子住，一直没有归属感。1953年土改后，部分渔民分到了土地，开始融入本地生活。珍珠养殖兴起后，高青海等养珠大户率先在村里盖了小楼房，买了摩托车。

在大碶渔业队，先富起来的渔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建了房子，部分渔民无力建房，由队里统一出资建房。年月久了，当年集体建的房子已成为危房。“明年我们打算把房子修一下，让社员住得舒适点。”傅裕根说，现在淡水鱼的价格比较高，渔民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有的在城里买了商品房。（2009年11月13日2版）

一叶扁舟风雨中——记白峰镇双岙村张网的女人们

9月18日早上5点多，双岙村海边，一轮红日正从海里钻出来。我们坐上了双岙村胡素贞家的小船，跟着他们夫妻去体验张网生活。

小船行驶了10多分钟，便来到他们的“领地”。10来张网布在海边，用毛竹作支撑。毛竹浮起来了，说明已经退潮了。男人用拉锚拉起海里的网绳，女人也帮着拉。网拉上来了，解开网底的绳子，把货倒在船舱里。新鲜的小鱼小蟹在舱面上活蹦乱跳。女人开始把鱼分类，男人则把沉网的石头放回网里，仍用绳子绑住网底，然后把网抛进海里。接着小船挪一个地方，去起另一张网。

起一张网最多七八分钟，最快的4分钟就能解决问题，男主人告诉记者。10来顶网，花了一个多小时。因是小潮水，货不是太多。但也有精品，比如收获了一个海蜇。等我们返航的时候，别的人家也陆续出海去，大多是夫妻搭档。

在白峰镇双岙村，就有这样一个不简单的群体，她们跟着男人风里来雨里去，在海里收获着小海鲜。她们就是张网的女人们。

她们跟着丈夫出门，不仅仅是搭一把手，更重要的是给丈夫做一个伴

双岙村张网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还是人民公社时期。当时的双岙大队人多田少，田里的收获仅能勉强糊口。大队从舟山等地请来了师傅，教村民张网捕鱼。尽管这一行很辛苦，但海里的收获远远超出田里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最多的时候整个双岙大队有47条船。朝霞伴我去出海（记者 孙红军/摄）

慢慢地，有人跳出来自己做，交给队里一些抵工分。先是父子、兄弟、朋友一起拼船做，后来兄弟们各自成家，便开始单干。男人又撑船又拉网的，女人很是心疼，于是也跟着去。你去，我也去，渐渐地，女人们都习惯了和男人一起出海，夫唱妇随，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现在还在海上作业的女人多是40多岁，也有几个已是50岁出头。张网要看潮水，每天出海的时间不一样。一般是5月、6月份一天出海两次，冬春时期每天一次。一般出一趟海，来回要两个多小时。

第一次出海时，吐得昏天黑地，48岁的胡素贞说。她嫁过来的时候，丈夫张网已有多年，是和朋友合拼一只船。她生下女儿后，就跟着丈夫出海。那是一个夏天，天蒙蒙亮，人还没睡醒，就下了船。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其实暗流涌动。船才驶出一段路，胡素贞就吐了起来，把隔夜饭都吐了出来。她本来是给丈夫帮手的，结果却是坐在小船上，看着丈夫起网、倒货，她连动一动手的力气都没有。

尽管如此，她第二天还是跟着去，依然是头昏脑涨。昏昏沉沉中，她试着把张网货分类。这样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她慢慢地不吐了，慢慢地可以驶船了，慢慢地在丈夫收网时也搭上手了。十多年过去，胡素贞已成为张网的行家里手。她说，其实男人在出海时，也希望女人在身边，不仅仅是搭一把手，更要紧的是做个伴，在海上作业时胆子就大了。

47岁的吴杏仁说，第一次出海是在20年前夏天的半夜里，人还没睡醒，就上了船，船在动，她的腿也在发抖。公公原来也是张网的，一生劳累给儿子们造好了房子，也把张网的技术传给了儿子。嫁过来后的日子要自己过，当丈夫担起家庭重担时，吴杏仁没有理由不为丈夫分担一些责任。

张网干的是力气活，男人起网时帮着拉一把。以前船要摇橹，摇橹既要有力气也要有技术。网货上了岸，要搬上自行车（后来是摩托车），又得靠力气。“那时候，我们手臂的劲很大。如果去参加拔河比赛，我们‘双岙女子队’肯定赢。”胡素贞笑着说。

附近的一片海域，张网人家都放了网，距离有远有近。放了网，就要每天出海去收货。不收的话，网里的鱼就会臭掉。起网时，速度要快，因为潮水不等人。起网的空隙间，女人们就把货分类。上岸后直奔菜场，因为货越新鲜，卖得越快，价格也越高。

但并不是每次出海都很顺利。有一对夫妻出海时，方向盘掉到海里了，随风漂开了。买一个方向盘要不少钱。丈夫就把绳系在腰上，另一头由妻子拉着。丈夫游到水里，硬是把方向盘捞了回来。有时网也会被潮水冲走，女人们就很心疼。

好在张网人出海的时间都差不多，如果一户人家的机器发生了故障，其他的船都会齐心协力把故障船拉回来。

除了张网，她们还要补网、做家务，和丈夫共同担起家庭的责任“没想到张网是那样的苦！”吴杏仁对记者说这话的时候，手没闲着，她要补网。张网，张网，网是很重要的。在劳作的过程中，网难免会破损。找人补，每天的工钱是100元。这几天又涨了，要120元，吴杏仁说。现在一让我也来推一把（记者 孙红军/摄）夫妻协力把网拉（记者 孙红军/摄）顶机器织的网要1000多元，手工的更贵，要2000元出头。女人们心疼来之不易的辛苦钱。不舍得出钱，那只好自己补。张网人家一般有10来顶网放在海里，家里还有几顶备用。每天出海、卖货，等家务做完后，男人可以出去聊聊天，女人则要补网，吴杏仁说。整整20年，丈夫出海时，吴杏仁都跟着。习惯成自然，很多日子是半夜出海，是最想睡的时候，但都会自然醒来，也不用闹钟。张网归来补鱼网（记者 杜文博/摄）“虽说张网很辛苦，但除了做这个，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胡静芝说。她刚40出头，但下海已有18年。她还会拉锚，能准确地判断网绳的位置，把网起出来，这让许多女人都很佩服。出海特别怕风、怕雾，最怕台风，她说。张网人看潮水作业，时间不定。幸亏家中有老爹帮着烧饭，夫妻俩回家能吃上热饭菜。

张网人一般很少能准时吃饭。卖货回来夫妻俩就一个洗菜一个烧饭，还要管着孩子的温饱。如果家有老人帮着烧烧饭，就能省不少心。有些家庭往往是兄弟几个都从事这行业，老人也忙不过来，所以大家都很体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因为不能准时吃饭，一些女人的胃也不是太好。虽然也想过出去打工，也想过开个灯具店，但最后还是去张网。苦归苦，这个行业收入还是不错的，也自由，胡静芝说。

这些女人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如果不干这个，去企业打工，按现在的行情，夫妻俩月收入最多只有3000多元。孩子要读书，家中要开销，收入自然是高一点好，胡素贞说。

她说，孩子教育费是大头。现在村小都已撤销，读小学就要到郭巨小学，只能让孩子来回坐车。有时赶不上公交车，就包三轮车，一个月的路费就要两三百元。上初中也一样。如果高中进的是民办学校，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上大学的费用也很大。

出海时穿着雨衣雨裤，特别是夏天的太阳晒下来，闷热无比，身上常常生痱子。一般的感冒伤风都不休息。因为弯腰低头太用力，她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腰椎颈椎劳损。晚上睡觉时用被子垫着腰部，缓解一下疼痛，47岁的俞秀珍说。她的孩子在上大学，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张网的收入除了能维持家庭的开销，还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

随着居民生活的提高，买张网货的人越来越多，张网人的生活也在好起来

尽管辛苦，但付出就有回报。夫妻齐心协力，张网人的生活也在好起来。以前，丈夫想喝啤酒，可能要考虑考虑，舍不得喝，现在想喝就喝，43岁的朱春维说。

朱春维的婆家是张网的。1982年，丈夫三兄弟和公公跳出来单干，一父三子必须每年交给队里400元，即每人100元。男人在海里打拼，朱春维的婆婆则做好后勤。年终一结算，除去交给队里的，净赚了26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而那时一个正劳力在队里干农活一天只有8角。

朱春维的娘家也是张网的，父兄们的辛苦她都看在眼里。她过门后，也学着去出海。她家的网下得比较远，货也多一些。她的公公上岸后，丈夫的两个兄弟也陆续转了行，她丈夫就和她弟弟拼着做，这一做又是10多年。

朱春维的丈夫今年46岁，由于长年的海上作业，他的皮肤显得黝黑但很健康，头发也已经花白了。这都是太辛苦，朱春维的婆婆说。

采访朱春维时，她的公婆也在，老一辈的张网人现在已安享晚年了。说起张网，他们有很多的话讲。老婆婆虽没下过海，但做过的事一点也不少。除了管好父子四人的吃饭、洗衣外，还要把鱼分类，大的去卖掉，小的腌好，第二天拿出来晒。所以双岙村一些村民家的“道地”都很大，且浇上了水泥，都是为了晒鱼。碰到自己家不够晒的，看到别人家有空地，就晒了上来，也不用打招呼，因为大家都这样。

有时候晚上腌好了，碰到第二天下雨，腌好的东西一下子又吃不完，只好都扔掉，朱春维说。婆婆做过的事，朱春维大多也做过。

以前是小鱼小虾没人要，晒干了，奉化那边会有人来收，去做鱼粉。现在生活好了，爱吃鲜货的人多了。货一到菜场，很多人就围了上来，一会儿就没了。有时来不及卖掉，螃蟹之类的还可以用海水养着。近年来，尽管张网货少了，但价格普遍高了，比如新鲜的海蜇能卖到30多元一斤。鲜货卖得多了，钱就多了，生活也好起来了。

张网让这些女人成了正劳力。她们辛勤劳作，有了钱就更新设备。机器船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而起网机的运用还是近10年的事。以前卖鱼货是手提肩挑，后来用自行车装，现在是摩托车。有的人家摩托车已用坏了好几辆。设备的更新大大减轻了她们的劳累。

第一批张网的女人已经上了岸，现在还在劳作的女人都说，再苦几年也选择离开

说起张网女人，不能不提一下赵月文，她可以说是双岙女子张网第一人。赵月文今年59岁。5年前，她上了岸，一是年龄偏大了，二是曾在船里跌倒过，伤了脊椎。

赵月文有着其他张网女人没有的优势，就是天生不会疰浪（晕船）。别人一下船，船还没动，就晕乎起来，甚至呕吐，而她一点事也没有。赵月文说，那时候农村女子都会农活。出嫁后也没闲着，她能挑起200斤的稻担，在队里挣的工分是6分。这在当时同年龄的女子中是很少的。众人抢购张网鱼（记者 孙红军/摄）

28岁那年，她向队里要求去张网。想法很简单，虽然种田、张网挣的都是6分，但去田里一天要干10来个小时，而张网只要4个多小时，图的就是自由。这一去不打紧，她无意中成了带头者，于是去张网的女人渐渐多了起来。

赵月文自从上了船，这一辈子便与海打起了交道。那一年，她的两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才4岁。35岁那年，国家鼓励包干到户，赵月文夫妇花了2000元，买了一条船，在5里远的海里布下了网，每天出海去收获小海鲜。虽然那时候货多，小梅鱼、小蟹、小虾等等都能捕到，但卖价不高，小梅鱼只有3角一斤，海蛰5分一斤，一天能挣上10元钱就很不错了。

张网很辛苦，好在家中有婆婆照应着，夫妻俩一门心思赚钱。夫家兄弟多，赵月文夫妻虽然只分到半间房，但他们很满足。夫妻俩起早贪黑，一分一分积攒着来之不易的钱。慢慢地，造起了两间平房，后来旁边再搭一间；再过几年，盖起楼房，孩子也慢慢长大了。现在她和老伴在镇海照看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两人都有土保。

57岁的赵瑞仙也是第一批张网的女人之一。最早的时候丈夫和人家拼着做，后来单干了，她就跟着出海。那一年，她30岁。一年又一年，从她家的房子可以看出生活的变化：原先是三间平房，后来变成了楼房，但没有像样的门窗；后来装上门窗，又过几年造好了大门，接着平整了“道地”。造房工程建建停停，大功告成时，赵瑞仙松了一口气。她是3年前上岸的，现有土保。

因为太辛苦，陆陆续续有人转行。现在双岙村还有22条船，张网的女人多为40多岁。

再苦几年，等孩子出道了，也就不做了，朱春维说。

她们的孩子有的已上大学，有的还在上高中。和她们的长辈一样，等儿女成亲，分家单过了，她们的担子才算放下一大半。上一辈省吃俭用造起房子，为的是让孩子们少吃点苦。她们这一辈也一样，除了把祖上的房子翻修成楼房外，还给儿子在新碶或柴桥等地买了商品房。“大学毕业收入可能并不高，一套房子几十万元。没有父母帮衬，他们买得起吗？”胡素贞说出了许多父母的心里话。

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她们就这样忙碌着。

这是一个可能消失的行业，对于未来，女人们有许多话说

随着年纪变大，总有一天她们会告别这个为她们带来财富的行业，而她们的后代没有一个继承她们的技能。

不想孩子们也干这个，这几乎是所有张网女人的心声。尽管生意好的时候，一天的收入上千元，但她们更希望孩子书读得好一点，将来找个好工作。从上个世纪60年代算起，双岙村的张网已有50多年的历史。孩子们不接手，这个行业有可能消失。张网可以说是双岙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胡素贞说。

胡素贞性格开朗，她很能接受新事物，比如镇里举办电脑培训，她马上报了名。她爱看书，有时也上上网，看看新闻。她还参加了高中学历的学习，明年就能拿到文凭。她现是双岙村党支部委员，对张网行业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

胡素贞说：“双岙村的张网远近闻名，趁我们还做得动，弄一些渔家乐项目，及时转型。作为一种特色旅游，估计会有很多人感兴趣。”

靠海吃海，女人们对带给她们财富的大海充满了敬畏。如果真的要离开这个行业，她们也有许多的不舍。双岙村相对偏僻些，过往的车辆也不多，发展渔家乐需要一个过程。但如果真的规划为旅游区，女人们还是有事可做。“宁波市区有些人经常去舟山等地海钓，费用很大，双岙村也可以发展。”“来玩的人多了，我们还可以卖纪念品，也可以卖些小鱼干等等。”“开个小饭馆，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吃双岙的小海鲜。”……

农村的房子本来就宽敞，装修几间，让城里的人来度周末。男人撑船送客人们去海钓，钓来的海货由女人们来煮熟，不求大鱼大肉，只求原汁原味。还有几分地种上蔬菜，随炒随取，自然无公害，俞秀珍说。“如果这里发展起来了，说不定我们的孩子也就会回来创业。”胡素贞说。

女人们都说胡素贞的话说到点子上了。（2010年9月25日4版）

“赤脚医生”今与昔

以前，他们常常两脚泥，一身粗布衣，身背药箱，头戴草帽，与农民同吃住，共劳动。他们是农民，也是医生。现在，他们仍旧没有穿上白大褂，靠的最多的依然是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用的还是最为朴素实用的治疗手段，却满足了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他们就是村民口中的“赤脚医生”。

时过境迁，“赤脚医生”如今有了新的称呼——乡村医生。但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他们始终是农村卫生工作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据统计，目前全区共有村卫生室187家，在册乡村医生190人，其中已经有6人进入社区卫生服务站执业。

上世纪60年代，“赤脚医生”出现在农村“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名词。建国初期，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严重向城市倾斜，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恶劣，各种疾病肆意流行，“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普遍。1965年，毛主席作出了“六二六”指示，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深入千家万户、田间地头为农民看病。很多医学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还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培养出了一大批“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们半农半医，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曾一度被认为是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并称的我国农村医疗服务的“三大法宝”。

在那个年代，社员每人每年需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赤脚医生”的日常工作开支，这样社员一家就能在村保健站、卫生室的“赤脚医生”处免费享受个人疾病治疗及疫苗注射、免疫药物发放等公共卫生服务。“赤脚医生”则边看病、边务农，根据所做的工作计工分，由生产大队支付相应的薪酬。这就是当时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1969年，镇海县各公社普遍举办了“赤脚医生”训练班，全县共培养了727名“赤脚医生”，每个大队都有1至2名。上世纪70年代，大榭公社“赤脚医生”为农村孩子看病（区方志办提供）

上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的称呼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医生”这一称呼。但是，“赤脚医生”已经深入农民群众的心，正如梅山乡75岁老太洪玉仙所言，“我们就叫他们‘赤脚医生’，叫其他不习惯，感觉特别拗口、别扭。”

他们多是“赤脚人”出身

据了解，我区乡村医生的学历普遍不高，全区现在册的190名乡医中，初中及以下学历29人，占总人数的15.26%；参加过两年培训达到相当于中专学历的有145人，占总人数的76.32%；而拥有高中学历的才16人，只占到总人数的8.42%。事实上，目前在册的大多数乡村医生当年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来源多样，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有些祖辈就是从医的，有些是刚从学校出来放下书包的青年，但更多的是文化程度不高却多少懂点医术的农民。

春晓镇林慈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负责人林和平，当时也是一位“赤脚医生”。13岁那年，他高小毕业，在生产队里当了3年农民，直到1969年被其所在的慈峰大队推荐到三山公社“赤脚医生”学习班参加培训，回来后在大队里当起了“赤脚医生”。

已故的小港街道陈山社区老中医顾孝才是邻人口中的“神仙阿爸”。据其家人介绍，顾老精通数百种中草药药用价值，声名远扬，连上海等外省市的病人也上门来询药。小时候的顾孝才因为家里贫困，小学还没毕业，就扛起锄头下地了。和其他农民不同，他对中草药有着一份独有的热情，因为他有一位先天患疾的弟弟，见到弟弟疾病缠身痛苦的样子，他就十分希望能够找寻到一种药治好弟弟的病。少年顾孝才千方百计托人找来中医中药方面的书本，在忙完农活后，对照着书本，背着竹篓，手握锄头，上山采挖草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顾孝才“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和为弟弟找药的初衷，让他熟悉了许多中草药。虽然弟弟的顽疾无法得到医治，但是，他丰富的中药知识和实际处方治病能力让他成为一名村里村外受人敬重的赤脚医生。

他们半医半农，一干就是三四十年“‘赤脚医生’就是半医半农，除了和农民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要为社员治病。按那时的规定，我们上半天当医生，下半天当农民。”现为梅山乡梅港村南汇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贺国藏，曾经也是一名“赤脚医生”。他告诉记者，事实上他们的时间安排根本不是按规定实行的，他们提供的其实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有时在地里干活，锄头还没有握热，就有人喊我去给人看病。”他说，“不管是割伤划伤还是伤风感冒，只要有社员来找，就得放下手中的活，立马给人看病送药去。晚上也是一样，根本不敢深睡，有人来叫就得穿衣出门给人去看。即使在新婚之夜也不例外。”

洪玉仙老人回忆说，那个年代，不管大人小孩，感冒发烧哪有像现在这样有“泰诺”“白加黑”“康泰克”等见效快的西药可以吃，也没有条件打针、挂盐水，“赤脚医生”用得最多的是针灸、拔火罐和自制的草药。

据了解，现在的乡村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既懂中医又懂西医。但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治病防病的重任多得依靠廉价的中草药，因此，几乎所有的“赤脚医生”学会了采挖、自制草药的方法。“赤脚医生”常年生活在社员之中，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掌握病人的病情资料或家族病史，因此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度很高。“‘赤脚医生’就是我们农民的私人医生。”洪玉仙说。

据有关数据显示，全区在册的190名乡村医生，现平均年龄是56.7岁，60岁及以上占到了43.16%。他们平均工作了36.55年，已经工作30年以上的占了87.37%。极大一部分是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走过来的乡村医生，在村卫生室一干就是三四十年，现多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

林和平，从1969年开始就一直待在村里当赤脚医生。那年，他是16岁的毛头小伙；如今，他已近花甲，膝下有儿孙。这一晃就是41年。梅山的贺国藏于1960年在原宁波市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学习了一年，从那毕业后就开始在大队里当起了卫生员。1965年，他正式担任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经历45年的世事变迁，卫生室地址也变动了几次，今年66岁的他仍旧当着梅山乡梅港村南汇卫生室唯一的乡村医生。同是1965年挑起“赤脚医生”重责的李香定老人今年已是70岁高龄了，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仍坐在梅山乡外墩村卫生室。“在家里也没有事情，还能动，就为大家提供点基础简单的医疗服务。”他和贺国藏一样，像一头老牛，不知疲倦地在乡村医生这块土地上耕耘了45年。

那时他们连接生也要管，现在处理的多是小毛病

乡村医生的工作在农村第一线，除了基层医疗工作，还要担负辖区内的预防保健任务。据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是初级合作医疗的执行者，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在除害灭病、两管五改、地方病普查、天花等疾病普查普治的活动中也总有他们的身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室开始由乡村医生私人承包，他们自负盈亏。那个时候，乡村医生主要负责公共卫生宣教、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治，还要负责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等方面的工作。图为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以农村“赤脚医生”为主角的电影《红雨》的剧照（网络资料）“那时候，女的‘赤脚医生’还会帮忙接生。”据洪玉仙回忆，六七十年代，尽管保健站、卫生室的医疗条件落后，但因为交通不便，那时农村的婴儿一般都是通过“赤脚医生”的手接生的，只有遇到产妇难产或其他特殊情况才会拉送到附近的卫生院或上一级医院进行生产。

林和平告诉记者，即使是对付小毛病，他也不敢放松。对没有把握治得好的病，他会推荐在这方面内行的专家医生给病人。因为当时很多人没有出过远门，有些人想出去看病却不识字不认路，林和平二话不说，亲自领着病人去。

现在，不管是农村的医疗环境、设施等硬件条件，还是乡医的医术这块“软件”，都远比那个年代强了，但是，选择在农村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图为近日梅山乡梅港村乡村医生贺国藏在帮洪婆婆挑刺（记者 余芬／摄）“农村的交通条件好了，私家小汽车多了起来，即使是坐公交车去医院也很方便。”贺国藏表示，除了像伤风、感冒、咳嗽之类较常见的小病，得了其他稍重的疾病一般都是急匆匆往医院赶。而且现在的病人比从前“金贵”多了，特别是一些小孩，由爷爷奶奶带着娇惯着，一旦发现孩子有身体不适的迹象，就立马抱到医院。“他们不放心到我们卫生室看，其实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的水平有限，怕给孩子看坏喽。”贺国藏的话道出了所有乡村医生的心声。记者从区卫生局了解到，我区乡村医生基本上能独立开展常见病的诊治，农民得了常见病、慢性病也会首先选择到村卫生室就诊。但由于乡村医生学历低、年龄大，医疗技术更新相对慢，设备条件也不好，农民遇到急性病往往会选择去上一级医院就诊。而近几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后，为方便医疗费用报销，农民群众到村卫生室就诊的情况也少了。

农民依赖他们，农村还需要他们

现在的乡村医生基本还是靠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等设备诊治疾病，无法与大医院的先进医疗设备相比，但是，一旦村民患急病遇到恶劣天气或在晚间，“赤脚医生”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晚上生病爬不起来，他总是随叫随到的。”记者在林慈社区卫生服务站采访林和平时，刚好有一位姓柯的阿姨找他量血压。她告诉记者，就在上个月的一天，她晚上发高烧，头昏脑涨，家人打了个电话给林和平，没过多久，他就背着医疗箱赶来了，“多亏有他，打完吊针，下半夜烧就退了。”

慈岙村村委办公室一名姓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里有几个老人常年抱病，腿脚不便，林和平就经常上门走动，只要老人们有需要他总会尽力帮忙；有些村民在大医院看完病后，配了一些需要注射的药水，就找他来注射；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他就每天按时上门服务。除了慈峰和慈东两社，他还要负责民丰村村民的日常保健。每天下午，他骑着电瓶车赶几里路到民丰村给人治病。乡村医生的存在，为农民看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另外，在治疗费用上面，卫生室或卫生服务站比大医院便宜很多。“去医院看个伤风感冒的小毛病，动不动就要两三百元，即使报销下来，还是贵的。在卫生室看就不一样了，十几元的药就能搞定。”贺国藏卫生室的药柜里放着的多数是便宜又有效的药，一板感冒药才一元多，有些老人来看病只要两粒，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无法想象。“每次看完病，医生就会问家里的药是否够服用了，如果够的话，他就不配给你了，不叫你多花冤枉钱。”虽然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也能报销不少，但是一些老人的家里会备着常用药，为避免浪费，林和平总会先询问，后开药。“老年人平时省吃俭用，存点钱不容易，能省就帮他们省点。”林和平说。“当‘赤脚医生’辛苦是辛苦，但哪个行业不辛苦呢？特别是那个年代。干了这么久，没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出去，大家基本上都很尊敬我。”李香定表示，45年来，他深知作为一名乡村医生的责任，“责任大，压力自然也大。”（2010年11月11日3版）

数十寒暑等闲过——访浃水大闸第一代守碶人

40多年前，在小浃江的尽头，曾经有这样一个浩大的水利工程：花费20万工时，历时近两年，劈山凿石，筑起了浃水大闸。此后，6个意气风发的青壮年，陆陆续续来到了碶闸边上，开始了或20年或40年的坚守。如今，他们有的早已去世，有的退休安享晚年，最年轻的也即将退休。

近日，笔者有幸寻访到曾参与建设浃水大闸的小港水利站前任站长，以及两位已至耄耋之年的守碶人，听他们讲述那一段渐渐远去的故事。

各公社分摊劳动力，劈山凿石，浃水大闸取代老旧的义成碶，成为鄞东南地区拒潮泄洪的第一道防线

1966年夏，连续三天半台风大作，继而淫雨连绵。长山区（此时隶属于镇海县），4万多亩田地成为一片汪洋。镇海县10余个乡镇村庄水深过膝，小港大水齐胸，群众用船代步。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义成碶，强撑着破败的身躯，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渐渐漫过田野，无力挽回。

1966年6月，长山区贫下中农协会召开代表大会，提出要对义成碶进行改造，修建浃水大闸。同年10月，长山区成立浃水大闸指挥部，11月筹建开工，决定在小浃江的尽头，利用大山和笠山之间的有利地形开凿闸基。工程总投资13.22万元，其中国家补助8万元，县地方经费3万元，其余由长山区群众自筹解决。

回忆起当时修建浃水大闸的经历，张益帆用人民公社时期惯用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来形容，直言建设过程的艰苦与不图为修葺一新的小港浃水大闸（记者 孙红军/摄）图为闸口停泊的船只（张丽丽/摄）

易。张益帆，原小港公社组织宣传干事、小港水利站前任站长。1966年10月，这个当时仅20岁的年轻人，作为小港公社的干部来到浃水大闸指挥部，从此在水利战线上一干就是40年。

据介绍，当时浃水大闸这一片是没有人烟的海滩，附近是江口李家破败的瓦片滩，工人和指挥部成员住的都是草棚棚。从海滩上找来比人高的芦苇秆，与毛竹夹在一起就成了围墙，在上面盖上毛竹铺上稻草就成了屋顶。

工地上有一个食堂，供应的顿顿是盐水大白菜，没有一点油水。小浃江入海口海风很大，加上伙食没有油水，工人的嘴唇都开裂了。有一次，指挥部一个成员从家里带了一罐猪油，用来拌菜吃，结果有人写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那时恰逢指挥部的茅草屋被吹倒，他就卷起铺盖回家不再回来。“当时实在是太苦了！特别是到了1967年，社会上很混乱，民工出工困难。指挥部就想办法，以大队为单位，一天一天轮流做，以便尽快完工。”张益帆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连连感叹。

水利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机械设备。当时工地上没有电，开不了机器，夜晚只能用一种在宁波称为“桅灯”的煤油灯照明。

没有机械设备，那就只能用劳动力来弥补。长山区下辖的小港、江南、枫林、下邵四个公社，每个公社按田亩数量分摊劳动力；其中棉花地四亩算作一亩，每个公社组成一个民工连，由公社派一名干部负责。另外，再由退伍军人和部分党员组成一个炮排，负责放雷管开山。前后共有500多人参与建设，两年共出工两万多工时。工人一开始脚上穿着布袜子、草鞋，一天劳作下来都磨穿了底，需要天天更换，后来用车胎做鞋子才有改善。图为笠山山顶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气象站旧址（张丽丽/摄）

1966年底，工程刚开始的时候，炮排使用的是纸雷管，需要用火点燃。1967年，镇海县批给浃水大闸3000个雷管。张益帆和另一位指挥员骑着自行车赶到鄞县去运雷管。回来的时候，两人想吃点东西。沿路的店家看到他们自行车后座上的高危物品，连连摇头，表示恕不接待。两人只好饿着肚子赶回工地。

回到工地，两人才发现这一批雷管是铜雷管，需要用电启动。“为此，工地上买了一个8匹的柴油机和10千瓦的发电机，晚上终于可以用上电灯了。”张益帆说。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使用最原始的技术和设备，炮排开出了2万方的石头，使浃水大闸的闸基能够屹立于基岩之上。

1968年4月，在炸掉笠山龟鼻处的山石之后，指挥部决定用水泥浇筑碶底，东岗碶大队费时三天三夜加班加点，才完成了此项工程。

据《宁波府志简要志》载：“小浃江，昔海舶由此入 山。”自此，小浃江航道的尽头，一座新的碶闸取代年迈的义成碶，成为了鄞东南地区拒潮泄洪的第一道防线。竣工后的浃水大闸，闸门出水口距甬江主航道60米，每孔净径2.5米，闸底高程0.29米，排洪流量143立方米/秒，担负鄞县鄞东南水系和镇海长山区共35万亩农田排涝任务。

浃水大闸担负着鄞东南小浃江水系35万亩农田的排涝任务，几十年来

不曾出现过海水倒灌、农田被淹等问题“1968年4月1日，我到浃水大闸上班。”浃水大闸第一代守碶人叶如彪说。今年82岁的叶如彪是三门人。小时候没有上过学，连名字都是后来在夜校学会写的，可对于机械，叶如彪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而浃水大闸正好缺这样的技术人才。叶如彪清晰地记得，从这一天，他开始了20多年的守碶生涯。

还有一位守碶人名叫郭兴华，比叶如彪小2岁，原山下大队大队长。“水管会开会，说长山区要出一个人。因为我在江南乡也一直搞水利工作，水管会主任对我印象很好，就推荐我过去。”于是，1972年，40岁的郭兴华也来到了浃水大闸。

守碶人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如果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么碶闸就是水利的命脉。当时的浃水大闸与长山区水利管理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既要负责碶闸的放水、蓄水和挡潮工作，又要承担长山区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包括水库测量、造小碶闸、修海塘等工作。虽然是6个人的编制，但干的活非常琐碎，忙的时候人手总是不够用，郭兴华说。“浃水大闸担负着鄞东南小浃江水系35万亩农田的排涝任务，马虎不得。海水倒灌、农田被淹这种问题，几十年来都不曾在我们浃水大闸出现过。”这是郭兴华非常自豪的一点。图为郭兴华（左）和叶如彪（右）在樟树下叙说当年的故事（记者 孙红军/摄）

1968年大闸建成后，使用两台10吨以上的电动葫芦行车启闭。1972年改为螺旋杆机械启闭。每次碶闸启闭，都是由叶如彪操作机器，其他守碶人协助收起碶门板。有一次行车突然失灵，叶如彪几天几夜没睡觉，一次次试验，终于琢磨出修理的办法。“神仙老虎狗，天晴好去走。”小港水利站站长叶宏康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守碶门这项工作。守碶闸的关键工作就是洪水来临时放水排涝，干旱的时候防止海水倒灌。天气晴好的时候，碶闸上的工作量不大，守碶人对每天潮涨潮落的时间都心里有数，可以轮流休息。但一遇到刮风下雨，6个守碶人都自觉到达工作岗位。即使本来在外地休假的，观察到下雨也会立刻赶回碶闸。台风天气，6人彻夜值班守着碶闸，时刻关注水位线，这一过程有时长达十天半个月。

选择了守碶，也就选择了寂寞。守碶人总是乐观地对待生活，善于在简单的生活中创造乐趣

守碶人的生活是寂寞的。选择了守碶，也就选择远离城镇的喧嚣，与这僻静山间的碶闸为伴。在浃水大闸附近泊船、捕鱼近四十年的林师傅，亲眼见证了守碶人工作的酸甜苦辣。对于在同一片水域和谐共处近30年的几位老朋友，林师傅感慨良多：“那时候，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工作很辛苦。这里人少，也就我们几个捕鱼的回来还能和他们聊个天，说说话，解解寂寞。”“吃水利饭的人，待的地方往往是最枯燥、最单调、最艰苦的环境，碶闸旁边是没有人家的，往往就在山角落里。”叶如彪一语道出了当时守碶人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几千个日日夜夜，静静地守在碶闸边上，根据每天潮水涨落的不同时间，及时启闭碶闸，日复一日地重复固定的动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这样的日子，平淡如水，孤独简单。

荒凉的山脚边上，建造着6间小平房，这就是守碶人的家。每人一个小煤油炉，一只小锅，这就是他们烧饭的家伙。“小煤油炉”这个物件频繁出现在老人的叙述中。叶如彪告诉笔者：“不要小瞧了这个小煤油炉，当时称为‘小经济炉’，是70年代的时兴玩意，出嫁的姑娘也常拿它当作嫁妆。”由于浃水大闸地处风口，周围也没有什么遮挡，台风天气做饭得格外小心，不然风一吹脸就被煤油炉熏成黑脸了。

上世纪70年代，笠山顶上建起了小小的气象站，守碶人终于多了一点生活乐趣。每当想看电视了，他们就跑到山顶的气象站，与气象站的两个工作人员一起围着9寸的黑白电视机，收看中央台和浙江台。

守碶人总是乐观地对待生活，善于在简单的生活中创造乐趣。据叶如彪回忆，单位里有块不大的自留地，正是这块贫瘠的土地，给守碶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这块地是瓦片地，放到平常地方，人家可能都不爱收拾。我们则在上面种了各种树木和蔬菜，种得最多的就是梨树了。”

郭兴华也回忆起了这一片梨树，只是他记得的是故事的另一个侧面。山脚附近还住着棉花队和盐场的工人，他们也都惦记着这一片梨树林，梨子一成熟就顺着香味过来品尝。“我们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一起分享劳动果实，大家都很快乐。”郭兴华说，“生活虽然艰苦，但空闲时打理打理果树，再去捕些小鱼小虾，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捕鱼捕虾，对守碶人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静谧的夜晚，他们在碶边用网兜一捞，或多或少总有点收获。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放在锅里，就放点水加点盐，煮熟后作为“下饭”小菜，味道很是鲜美。

到了冬天，更是丰收的季节，下一次网捕个几十斤毛蟹、鳗鱼完全不成问题。河鳗生长的特性是海里繁殖淡水中生长，以前的碶闸都有细小的缝隙，所以这些小鱼苗进出非常自由。到了冬天，它们要冲出碶闸游向大海的时候，每网必有收获；而且风越大，天气越冷，捕获的河鳗数量越多。叶如彪清楚地记得，1981年的冬天，6个守碶人一晚上网到了1000多斤的鳗鱼。

潮涨潮落，是碶门开闭的节奏，也是守碶人生活的韵律。上一代守碶人的苦乐年华已成为历史。新一代的守碶人接过前辈的责任，在同一片土地上默默坚守。修葺一新的浃水大闸，墙面装饰着宝蓝色的马赛克，管理房内部配备了彩电、冰箱、空调等现代化设施，物质条件已大大改善，远远看去就像是青山绿水中的一片世外桃源。（2012年1月13日6版）

年年压金线 刺绣南窗下——小港昔日绣花女的故事

宁波刺绣，历史悠久，是本地的传统工艺品。长期以来，宁波民间有“家家织席，户户刺绣”的传统，明清两代出现了不少民间刺绣艺人，绣品销路也日益增大。

据史料记载，在1932年，宁波刺绣品销售15000多件，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地，与苏绣、湘绣、蜀绣竞相争辉，各具特色。当地艺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吸收国外绣花针法和样品，使宁波绣衣别开生面，绚丽多彩，美不胜收，被称为“外国绷”。

这些宁波刺绣都是绣女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绣女们大多十五六岁开始学习刺绣，挣钱补贴家用，在花绷子旁度过几十年的岁月，做出了各种精美的绣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几乎家家的姑娘都会绣花，有的一家子母女和外婆都是绣花女。

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脑绣花一统天下，手工刺绣越来越难见到了，绣花女更是越来越少了……

当年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人在下邵绣花厂拿活做

小港街道下邵片区，以前叫下邵公社，后来又叫下邵乡，人口有一万多，靠近鄞州区五乡，是北仑发展工艺绣品工业较早的地区之一。上世纪60年代中期便有了绣花社，后相继扩大为绣花厂和绣服加工厂。下邵绣花厂的原址就在今天的姚墅村岙口，厂长是丁赛勇。当年这个有十余间平房、十几个女性管理人员的绣花厂，是周围十几个大队唯一的绣花加工收发点，接的都是宁波绣品厂、绣服厂的绣品，最多的时候附近有几千人在这里拿花做。绣花女年龄从十几岁到六七十岁之间。图为江桥头村几位一直没有离开过花绷子的阿姨在绣花（记者孙红军/摄）

今年70岁的丁美琪是当年绣花厂的负责人之一，也是一名优秀的验花师傅。她告诉记者，她是十几岁的时候跟着师傅学习绣花的。那个时候工厂少，女孩子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后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靠绣花来挣点钱。绣花工作没有时间限制，勤奋一点挣得比在工厂做工要来得多。几乎家家的女孩子都会绣花，不光是在下邵，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女孩子一毕业便请绣花师傅来教绣花，有的是跟着自己的妈妈、姐姐学，学个把月。厂里的验花师傅看到作品觉得满意后，会说“你可以上绷了”，不满意就得一直学下去。可以“上绷”说明你可以接活挣钱了，很多女孩子听到这句话会高兴好几天。“绣花的手艺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40多岁的妇女大多以前上过绷绣过花，40岁以下的会绣的人就不多了。”丁美琪说。

据了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或因为有了另外的谋生方法，或因为年纪大了眼睛吃不消等，绣花的人开始减少，到现在还在靠手工刺绣挣钱的则更少了。

现在还在绣花的人不多了，按她们的话说，挣点小钱的同时也解解心焦

当记者找到陈锦芳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原来现在真的还有人在绣花啊！用80后、90后的语言，那简直是“古墓派”了。陈锦芳今年62岁，住在小港江桥头村。这个村子曾经也是下邵公社下的一个大队。

陈锦芳现在做的是加工收发，行内叫“发花”，就是把绣品从宁波绣品厂拿来，然后发给下面的人，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来交上去，一般挣10%左右的利润。以前陈锦芳是跟着姐姐一起发，1985年时她就独立出来了。

陈锦芳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绣花还是很盛行的，附近像她这样的加工收发点有好几家，自己家里绣花女也是络绎不绝。如今就剩下她一家了，来拿花的人也越来越少，大多是外地人，只有十几个人零零散散来她这里拿点活。来不及的时候，她自己也得加班加点绣花。自15岁学习绣花以来，陈锦芳的生活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花绷子。

陈锦芳发的绣品是日本和服，行内叫“大花”（中国绣品叫做“小花”），原先日本绣品不多，从上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日本绣品较中国花绣复杂、麻烦，光是各色线就有几十种。虽说都是一针上一针下，但“花头”很多：盘针、罩花、平绣、套边、打籽、别梗、抽丝等，都是细活。最麻烦的还是抽丝，最费眼神，没耐心没底子的人绝对上不了日本绣的花绷子。图为“花阿姨”董月秀珍藏着的绣女们的手工绣品（记者 孙红军/摄）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陈锦芳和两个老姐妹在家拉开了花绷子绣花。记者也有幸看到了现在并不多见的手工刺绣。先是上绷前的准备工作，仔细点的得花近一个钟头。将一米多的绸缎仔细地固定在花绷子上，然后用钉子将花绷子固定在花架子上，接着用线把绸缎两边固定好，刚刚不紧不松。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几位阿姨开始上绷绣花了，飞针走线，发出“嘣嘣嘣”的轻声，一招一式都是那么娴熟、优雅，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绸缎上的花样也依稀亮丽了起来。记者不禁感叹：“真美啊！”

绣花的阿姨告诉记者，年轻的时候绣起来还要快还要好，“手翻”也好。绣花的时候最忌心浮气躁、心静不下来。阿姨还说，现在眼睛不好了，绣花的时间不能太长。现在绣花也不是纯粹为了挣钱，就是没事的时候问锦芳拿点绣品来解解心焦。

冬天是绣花女最难熬的季节，手生冻疮不说，眼睛也坏得厉害

绣花苦，那是很多绣花女的心声。看看那些绣花女的手你就明白了，她们的手大多会长冻疮，因为冬天绣花的缘故，她们的手都冻坏了；她们的眼睛因为年轻时候过度劳累，现在年纪大了老花得很厉害；还有她们的指甲，有的被针刺得变了形；绣花女年纪大了患颈椎病的很多……

那个时候姑娘嫁人也得看你绣花绣得如何，十几岁的姑娘早早地就得开始学习绣花。绣得不好，师傅一把扔掉，当场让你下不了台，姑娘面子薄，眼泪唰唰往下掉；绣花手艺不好，花都轮不到你拿，拿不到花就挣不到钱，回家还要挨父母骂；就算绣品拿到了，还得连日连夜地赶工期；有的年纪轻的姑娘都做得哭了，可没办法，还是得硬着头皮做。

现在，很多曾经的绣女会梦到自己在紧张地赶工期，醒来时已吓出一身冷汗；交花的时候更是胆战心惊——当时绣女的作品都要经过验花师傅评等级，等级高，钱拿得也多。等级分为甲、乙上、乙、丙、丁，甲级最好，很少有人可以达到，丁最差，需要返工重做了。每个人有个红本，每次的成绩都记在上面。很多绣花女回忆，看师傅评级时非常紧张，心一直跳，生怕师傅说“怎么做得这么难看”。绣花挣的钱也没个准，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收入高低差很多。

姚碧云今年42岁，属于绣花女中的最小辈了。她娘家在下邵公社的湖芳村。她刚长到和绣花绷子一样高的年纪的时候，就天天跑到人家绣花女的旁边去看。姚碧云从小就对绣花有兴趣，后来跟着妈妈、姐姐学习，15岁就开始绣花挣钱了。她说：“一次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绣了一件和服，用了六七十种线。整整半年，我都没怎么出门，就是一天到晚坐在花绷子旁，不停地绣啊绣啊。还要担心做出来的花是否平整，丝线是否亮丽，不然厂里是不收的。”这件和服给她带来了1500元的收入。

冬天是绣花女最难熬的季节，生冻疮的手戴只半截手套，脚下放火熜，花绷子旁放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清苦枯燥。难怪曾经的绣花女感慨：“绣花钱挣得真真最难了。”“花阿姨”带出许多绣花女，她希望绣花这个手艺不要断了“花阿姨”董月秀今年73岁，在下邵一带名气很大。她聪慧，刺绣手艺好，19岁便出道做了绣花师傅，二十几岁就被人叫作“花阿姨”了，在下邵片区有很高的威信，很多绣花女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她也见证了从绣花社到绣花厂再到绣品厂一步步的发展，到最后的倒闭，后来自己也开过来料加工家庭作坊。很多绣花女谈起“花阿姨”还是又敬又爱，她当年可是掌握着大家绣品的生死大权啊！“花阿姨”现住在渡头董村的老年房里，平时接点公司的绣品加工，再养养小狗。她很乐观开朗，是当年绣花厂的管理人员之一，负责从宁波绣服厂接货和验花。“花阿姨”说，当时宁波航船把绣品运到附近的七眼桥头靠岸。船一到，姑娘们都争相来到河边，探问这次来了多少货，估量着自己能拿到多少。然后宁波的师傅把装有绣品的几个大箱子抬到厂里。拿货的时候，厂里就被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时候绣品是凌晨到的，大家就连夜排队去抢。绣品少的时候就只能给那些持有“红卡”（一个考核本，只有绣花水平高的姑娘才有）的姑娘了。图为下邵绣花厂部分管理人员合影，前排右二就是“花阿姨”董月秀（董月秀提供）“花阿姨”对姑娘们的绣品把关很严，有时候不好的绣品她会当着姑娘的面扔掉，一点情面也不讲。“绣花很辛苦，很心疼那些姑娘，那是没办法，一定要对她们严格些，也是为她们好，为厂里好。”“花阿姨”说，下邵绣花厂名气大，高塘、舟山一带都有人来求师，厂里也派人去外地学习交流。这么多年，下邵绣花厂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绣花女。

当时，女孩子绣花也是家里很大的一笔收入来源，很多父母希望女孩子早早绣花挣钱，在不少父母眼中绣花比读书重要得多。有一个叫小君的女孩子很聪明，花样子别的姑娘都要抄下来回去慢慢研究，她一看便能记住，线配得也丝毫不差。小君想继续读书，可父母一定要让她挣钱。“花阿姨”知道后就去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她父母才同意让她继续读书。后来小君考上了大学，对“花阿姨”一直念念不忘。大家说，“花阿姨”总能发现她们的优点，谁字写得好，就安排给大家计分；谁花绣得好，就为她们去宁波争取奖金。“花阿姨”现在还收着姑娘们的一些绣品，有的还是裱好的。她还拿出来向记者介绍，这是中国绣，这个针法叫做扒洞眼，那个叫做菠萝眼，那个是老式抽丝。学这些大约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是要用心学，勤劳绣。“花阿姨”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更多的姑娘学会绣花，不要让这个手艺断了。

绣花虽辛苦，但当年的点点滴滴如今已成美好记忆

当年年轻的绣花女如今都已经步入中年了，回忆起当年绣花的点点滴滴，她们还是能找到很多的乐趣。刚开始学习绣花的时候，对各种绣法都感兴趣，都觉得新奇，如乌龟套等针法，整天拿着圆绷子（一种专门给新人学习的花绷）绣个不停。等到可以绣花挣钱了，很多姑娘会把绣花挣的一部分钱偷偷地攒下来当私房钱。家里当然是不允许的，她们就想尽办法藏，各种稀罕的地方都想到了，连相框都没有放过，这里藏几元，那里藏几元。

休息的时候，几个姑娘一起骑自行车去五乡逛街，买零食。一个人绣花比较无聊，几个好姐妹就把花绷子搭在一起，一起聊着天，听收音机学新歌，一边绣花，在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有时候要赶工来不及了，晚上点着煤油灯，全家一起帮忙，妈妈、姐姐帮着穿针引线，还帮着送饭、梳头、打水。花做得不好要拆了的时候，心里真是难受啊，抹抹眼泪，重新做，待到绣品合格了又开心不已，顿时觉得天也蓝了不少。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给自己绣嫁妆了。女孩子出嫁前，会自己动手绣一对鸳鸯枕头带到婆家，绣一针心热一阵，脸要红很久的。

女子们结婚以后大多还是绣花的。绣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照顾到家里。今年26岁的贺小姐现做导游，她说自己是在妈妈的花绷子下面长大的。还是婴儿的时候，她躺在摇篮里，哭闹了，妈妈就一边绣花，一边用脚轻轻地踏动摇篮，还会哼着歌，让她进入梦乡。稍微大了些，妈妈就在花绷子下铺张席子，让她玩，她玩累了就在席子上睡着了。“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爱读书的，因为家里要她绣花她就没读书，她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她一边绣花，一边教我数学，会出题让我心算。我最喜欢的就是坐在花绷子下面心算妈妈出的数学题了。每次妈妈一出完题，我就快速报出答案，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后来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非常好，我觉得都是妈妈的功劳。”贺小姐说。后来贺小姐一家搬到了宁波海曙，妈妈的花绷子也弄丢了。这让贺小姐很遗憾，原本还想请妈妈教她绣花的。

董红方今年46岁，绣花也有30个年头了。她告诉记者，绣花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多绣花女现在回忆起来还是苦中有乐的。天气冷的时候，都伸不出手，但家人给你递一个热水袋，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晚上赶工加班时，父母总是在隔壁房间说，早点睡觉早点睡觉。和姐妹们有说有笑的日子多好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四五十岁的绣花女总是感慨，现在年轻人会绣花的越来越少了，年纪大的人也因为身体不好而不绣花了。她们担心，这个手艺不能传承了，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2012年3月19日3版）

相关链接金银绣也称宁绣、仿古绣，始于唐宋。金银绣，顾名思义就是广泛运用金银线作为基材、辅以各种色线的绣品。明清以来，宁绣的技艺逐步提高，销路扩大，曾与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并驾齐驱。绣品选用真丝、绸缎为原料，用金银线绣在彩色平绣图案的周围，或将金银线紧密排列，布满图案的空间，使盘金与色绣融为一体，典雅古朴，色泽悦目。据记载，金银绣在古代叫“盘金”或“盘银”，是采用纯金、纯银搓丝绣制的作品。“盘金”绣始于汉而盛于唐。唐代鉴真和尚曾居住在宁波阿育王寺，东渡日本时带去了我国的木雕、漆器、彩塑佛像及金银绣千手佛等艺术品。金银绣千手佛至今仍被日本奉为国宝。明代戴缙夫妇墓地还出土过多件金银绣衣裙。

做做老板 睡睡地板——城湾村人到上海城隍庙做生意的故事

最近，宁波商帮传奇大戏《向东是大海》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剧中以周汉良为代表的甬商到上海创业的故事一时间成为市民谈论的焦点。近日，大碶街道九峰山社区一位姓陈的女士给编辑部打来热线电话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碶城湾村同样上演了一幕村民到上海创业的故事。

白天，一块木板，一把凳子，摆上一些日用小百货，他们就开始叫卖生意；晚上，一个枕头，一张席子，盖上被子，他们就在五六平方米的阁楼地板上进入梦乡。过去时，他们身上仅有千把元；回来时，大多数人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家中盖起了楼房，买进了汽车。陈女士说，他们的创业故事虽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惊心动魄，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城湾村人勤劳致富的顽强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叶德宝兄弟、陈满章等人率先走出山坳，拉开了城湾村人闯荡大上海的序幕“二十里城湾不出岙”，大碶城湾村党支部原副书记叶虎靖告诉记者，这是当时人们对城湾村形象的描述。那时村民都比较穷，山上柴都砍得光秃秃的了。穷则思变，想致富的愿望使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致富的机会。

1984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城湾村人叶信宝到上海办事，路过城隍庙一带的小商品市场时，发现那里的客流量非常大，听当地人讲，许多到上海出差、旅游的人都会到那里买东西。细心的叶信宝很快发现了蕴藏其中的无限商机。一回到北仑，他就找哥哥叶德宝商量去上海做生意的事。图为上世纪90年代叶盈良在他的摊位前做生意（记者 俞慧娜/摄）“当时城湾村周边洋泡泡（气球）厂有3家，袜子厂又有很多，货源基本不成问题，加上我老婆的舅舅家离城隍庙很近，走路也就10分钟。”叶德宝说，与上海那边亲戚联系好住宿问题后，兄弟俩各带上500元钱就到上海“淘金”去了。

大碶工商所原副所长王文龙回忆说，同年，城湾村人陈满章也到上海城隍庙一带小商品市场摆摊做生意。叶德宝、叶信宝兄弟、陈满章等三四人率先走出山坳，从而拉开了城湾村人到上海创业的序幕。

上海城隍庙一带“生意好做有钱赚”的消息在村里传开，村民陆续到上海“淘金”“刚过去那会儿生意真的很好做，500双袜子，不到2小时就卖光了。”回想起当时做生意的情景，叶德宝的爱人孙桂英记忆犹新。她说，当时一个营业执照只能经营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只有一米长。但那时做生意的人少，东西比较好卖，钱也比较好赚。去上海前，500元本钱都是东拼西凑的，春节回来时，口袋里就有2000元了。

2000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工人工资一个月才三四十元，务农的话，一个月最多也就20元。”叶德宝说，在当时2000元可以买很多东西了，大彩电可以买两台了；加上千把块，房屋也可以建起两间了。“村里头一个劳动力一年到头只能赚200多元，但到上海做生意，一年少说也有两三千元。”叶虎靖回忆说，叶德宝兄弟、陈满章等人闯上海致富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叶盈良、陈国存等人怀揣着勤劳致富的梦想，带着辛苦攒下来的千把元积蓄陆续到上海做生意。

1989年夏天，到上海城隍庙做买卖的创业者之一、现任城湾村老年协会会长的叶盈良在北仑办了营业执照后，就带着1700元钱到上海去了。当时，去上海要赶到目前宁波汽车东站附近的宁波轮船码头坐船，路上要花20多个小时。他到上海后，没申请到摊位，就在城隍庙一带的福佑门小商品市场门外搭了张小桌子卖东西，主要卖气球，大约两三个月后，增加了袜子生意。

1990年，当时才20岁出头的陈国存带着500多元就到上海做生意了。“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嘛。”陈国存说，那时候听说去上海做生意的人一年能带不少钱回家，于是他也跟着去上海了。图为陈国存正在接受记者采访（记者 俞慧娜/摄）“做做老板，睡睡地板”，虽说钱好赚，但很辛苦“做做老板，睡睡地板”，叶盈良这样形容当年在上海做生意时的艰辛。当时，他和爱人来到上海时，住的是阁楼，面积只有六七平方米，因为高度不够，床也放不进，只能睡在地板上。而这一睡就是五六年。吃的呢？要不从房东那搭伙，要不就“咸齑菜过过”吃点米饭了事。在他看来，吃得了苦的人才能在外面待图为叶信宝正在接受记者采访（记者 俞慧下去。娜/摄）

目前，叶信宝在福佑门小商品市场内已买下了摊位，经营各类百货用品。说起当时做生意的艰辛，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男人坦率地说：“那时候，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根本不管辛苦不辛苦。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当初去上海，举目无亲啊！”目前经营五金件，在福佑门小商品市场内已有6.3平方米摊位的陈国存向记者感叹道，“睡的是地板，而且每天五六点钟起床摆摊，天黑才收摊。”那时候摊位是露天的，下雨天就搭一个棚子，漏雨了宁可自己淋了也舍不得让货淋湿了。

在陈国存印象中，最辛苦的是进货。比如去义乌进货，他一般是晚上10点从上海出发，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到义乌，眯上两三个小时就到市场进货了，进完货马上往火车站赶，中饭根本没时间吃，要是带饼干了，还能啃点饼干，要是走得急忘带了，就得饿肚子。拿着货到火车站后，还有一道关要过，那就是按时、顺利赶上火车。他一般是迅速找准一节车厢后，以最快的速度将一袋袋货物从车窗扔进去，然后，他再迅速从车窗爬进去。“那时候火车上人很多，动作稍微慢点就有可能赶不上火车。”陈国存说，那时资金也少，每次不能进太多货，因此，隔三岔五就要出去进货，有时候可能两天两夜都睡不上一个好觉。

在创业者艰苦奋斗的同时，政府部门给予了及时有效的帮扶

在创业者们艰苦奋斗的同时，区工商部门也积极开展帮扶工作，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大碶工商所原副所长王文龙介绍说，在当时，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摊位首先要满足有上海户口的经营者，多出部分才会安排给外地人，因此，外地人申请摊位很难。为鼓励和引导村民外出经营、解决部分经营户租用摊位难的问题，1987年春节前夕，区工商局委派王文龙、姚幼妹带队看望慰问那里的个体经营户，并与当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协商沟通，希望当地工商部门和城隍庙市场管理所能适当照顾北仑的个体工商户。“那一次走访交流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将叶盈良、叶信宝等30多人和当地市场管理部门的人请到一起，交流了一次，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更进了一层。”王文龙说。叶德宝夫妇在家门口的合影（陈维娜/摄）

在费用的收取上，工商部门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按照规定，叶盈良他们除了在上海当地缴纳摊位费、市场管理费之外，还需向区工商部门缴纳个体户管理费。1985年，为减轻他们的负担，在请示并获得区工商局同意的情况下，大碶工商所对外出经营的个体户减半征收个体户管理费；1987年又采取定额收费的方式降至每月10元。

在那时候，营业执照都是区工商局核发的，因此，按照规定，一年一次的验照换照需由个体经营户持营业执照等证件到区工商局办理。当时，就有人提出，回北仑验照换照比较影响生意，但如果不及时，当地的市场管理部门就要查处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大碶工商所就派出工作人员，到上海去为他们办理验照换照。此后，大碶工商所连续3年都派工作人员到上海现场验照，直至他们可以在上海当地申请营业执照。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湾村外出创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

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1985年春节前，叶信宝带回了万把元，成为村里令人羡慕的“万元户”。1989年春节前，到上海仅仅半年时间，叶盈良就带回了五六千元。第二年春节回家，叶盈良带回了1万多元，也成了“万元户”。没多久，叶盈良家盖起了占地100多平方米3层楼高的小洋房；叶信宝家的楼房也建起来了。

看到去上海创业的村里人赚到了钱，盖起楼房，一时间，城湾和周边的城联、城东、共同等七八个村的村民到上海创业的热情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村民涌向上海。

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上海城隍庙一带做生意的村民有130多户。这些出去做生意的人，赚到钱后又都纷纷回乡盖起了漂亮的楼房。叶虎靖（左二）、叶盈良（左一）、叶信宝（右二）、陈国存（右一）在城湾村村委会办公室里的合影（记者 俞慧娜/摄）

一位已经60多岁的村民叶阿姨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放眼望去，城湾村还是一排排的平房，进入90年代后，一栋栋漂亮的楼房已拔地而起，村容村貌有了很大的改善。

不仅如此，随着外出做生意的村民逐渐增多，当地一些社办厂、村办厂也发展起来。王文龙说，那时候，大碶一带的气球厂、袜厂等工厂的产品也被源源不断地销往上海，企业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周边的城东村气球厂、霞浦陈华气球厂的不少产品是城湾村人带到上海销售掉的。

做生意，关键在做好进货和销售

虽然从上海回来已经有8年了，但一说起做生意的心得，叶盈良依然十分激动。他说，要做好生意，两头很关键，一是进货，二是销售。产品的市场价一般差不多，利润的多少主要看进货价格的高低。一开始，叶盈良是到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袜子的。一看产品标签，发现是上海产的，有些是上海袜子一厂，有些是上海袜子二厂的；而且，标签上厂址也写得明明白白，比如，一厂就在上海吴太路。“当时我就想，袜子厂就在上海，如果能直接从厂里拿货，价格肯定比外面便宜。”叶盈良说。于是，他想方设法从工厂直接拿到了袜子。“那时候一双袜子卖1.8元，一般进货价格是1.5元，我直接从厂里进是1.3元，前后利润就相差很大了。”叶盈良说。

此外，错点进货也很关键。叶盈良说，贺卡的销售旺季一般在圣诞、元旦、春节期间，多数生意人选择在那个时期进货，进货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叶盈良做贺卡生意的第一年也是那个时候进货的，第二年就尝试在七八月份进货了，叶盈良发现那时进货价格低不少。“我用头一年卖贺卡赚的五六万元，拉了一货车贺卡回来。”叶盈良说，“但放了好几个月没卖出去，我老婆都急哭了，说‘这些积压的贺卡，生煤球炉子都不好用’。”后来，圣诞节过后，贺卡销售慢慢热起来，到春节前夕，全部卖光，赚了10多万元。

那么，在销售上，叶盈良又有什么心得呢？在他看来，做买卖首先要了解市场行情。市场上同类产品多少价位要做到心中有数。叶盈良说，他对自己的产品比较了解，同类产品价格也不比别人高，当有些客户说“某某产品价格比你低”时，他不会轻易降低价格，久而久之，客户反而比较信任他的产品，回头客也比较多。相反，他老婆对客户态度非常好，客户还价，她也一再作出让步，但做成的生意比他要少很多。

除了了解市场行情外，叶盈良说，发展、带动自己的客户，对于做批发生意来说也很重要。那时候，买贺卡的以学生为主，因此，进货前，他总会先少量进些货，给几个学生看看，他们觉得好的，他就多进点货。事实证明，被学生“肯定”的贺卡确实特别好卖。“学生自然最了解学生市场的需求。”叶盈良说，那时，他就萌发了与学生合作销售贺卡的想法。后来，他留意到，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开有门市，对学生市场很了解，但他缺资金，无法批量进货。于是，他找到这位学生，双方商定：叶盈良负责进货，大学生负责销售，叶盈良先赊账供货给大学生，销售完后，双方再结账。通过这种方式，叶盈良成功打开了校园市场。

另一件事情也让叶盈良印象深刻。他说，有一个上海本地的客户，一开始他总是很谨慎，每次去叶盈良那儿进货总是只进几百双袜子，然后三天两头去进货。“于是，我就跟他说‘我的袜子市场很受欢迎的，你尽管拿去，如果销不掉，你再退给我，我每双贴你0.1元’。”叶盈良说，后来这个客户就一下子买了一货车几万双袜子。事实证明，叶盈良判断得没错，对方很快就将袜子卖光了。（2012年3月22日4版）

难忘养珠岁月

80多年前，高青海的父辈们从绍兴上虞迁到北仑，在小港一带以捕鱼为生。他们撑着小船，穿梭在大大小小的河流水域之间，靠捕捞野生淡水鱼类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他们在这里落下脚来，渐渐融入当地。

上个世纪50年代，这些渔民开始养殖四大家鱼，养捕结合；60年代末他们又引进了珠蚌养殖，成为浙江省最早养殖珍珠的一批人。珍珠给渔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1985年，高青海所在的下邵渔业队每位10级劳力年均分配收入达到1.2万元，超过当地农民收入4到5倍，队员们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打破龙蛇才能产珠的神话，在全县率先开始人工育珠

1955年，下邵（含枫林）渔业队成立。渔民以养鱼、捕鱼为生，生活清苦，遇到旱涝灾害，生活更加没有保障。1972年以前，下邵渔业队共有40多户居民，104人，每工收入不到1元，集体负债3万多元。有的渔民在船上居住，有的租房子住，还有的只能住在草棚子里。1967年到1971年北仑大旱，小浃江全部干涸，河里养殖的鱼被抢，渔民无法生活，只能靠装石头、运黄沙、做小工度日。一部分渔民到上海青浦朱家角、淀山湖等地捕鱼度日。

1966年，有个队员到苏州走亲戚，无意间发现那里有渔民在养殖河蚌。河蚌里长出一颗颗黄豆大小的珍珠，光滑圆润，色泽鲜亮。他回到队里一说，大家都很感兴趣，也想引进一批。有的队员持反对意见，认为只有龙蛇才能产珍珠，河蚌产珠是无稽之谈，更何况苏州能养，北仑未必也能。捞了两只本地产的河蚌，把其中的一只撬开，将肉作为切片，用铁丝植入另一只河蚌体内。活的河蚌被放在网箱里，吊于水面以下50厘米处。过了20多天，他们把网箱捞起来，打开河蚌，发现蚌里已经有硬点，这就证明了北仑的水质也能养殖珍珠。图为青年时代的高青海正从河中提起养有珠蚌的网箱（高青海提供）

为了试验北仑究竟能否养殖珍珠，1967年春节后，队员们从附近的河里这个发现，让队员们放下心来。高青海到县农业局开了介绍信，让队员到苏州市里口渔业队买了350只褶纹冠蚌以及插种的工具。1968年3月，邵光岳、高青海、高美珍、高阿翠4个渔民开始在刁家山内塘试养珍珠，共播种273只育珠蚌。因为天气热，内塘水质差，不适合珠蚌生长，后来又移到石秃河中养殖。经过两年的培育，到1970年育成时，总共收获了近1.5公斤珍珠。1970年10月，下邵渔业队派代表到上虞驿亭参加了宁波地区育珠工作会议，还在会上发了言。回来后他们自发组织到东钱湖摸蚌，组织培训插种人员，扩大育珠生产。随着下邵渔业队育珠的成功，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县各地，柴桥、大碶等地的渔业队也开始了珍珠养殖。

淘汰褶纹冠蚌，选用三角帆蚌，提升珍珠品质

用褶纹冠蚌育珠虽然成功了，但是珍珠的品质并不好，不够光滑、个头也小。高青海和队员们就想着怎么提高珍珠的品质。1971年，高青海和另外一个队员便千里寻“蚌”，几乎走遍了国内所有的淡水湖泊，以寻找更为适合的育珠蚌。“安徽、江苏、江西我都去了，就是没去过和自己同名的青海湖。”高青海笑着说，他们在洞庭湖、鄱阳湖里找到了三角帆蚌这一品种，并采用圆形网箱养殖。这种珠蚌一直到今天还在采用。

根据珠蚌的大小，产珍珠的量也不同。一个5寸长的珠蚌，大约能产40颗珍珠，每一扇贝上有20颗；7寸长的约产60颗珍珠。河蚌长到10厘米时就可以进行插种，随着河蚌的生长，珍珠的颗粒也会变大。每到插种的季节，是队里最忙的时候，姑娘媳妇一起上阵，大伙儿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知道珍珠能卖钱，但不知道该去哪里卖。”1972年，高青海打听到宁波市医药公司有收购珍珠这项业务，于是他用玻璃瓶装了两瓶珍珠，到医药公司去推销。按照当时人工珍珠的收购价格，每公斤700元，两瓶珍珠就卖了14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后来医药公司不再收购珍珠，转由外贸公司代理，经由上海出口到美国、印度、中东等地。价格最高的时候，一公斤珍珠就能卖两万多元。

三角帆蚌产的珍珠光亮、圆滑，但蚌源不多，需要从外地购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育珠业的发展。下邵渔业队的队员们又首创了人工繁育三角帆蚌种苗的技术，实现了三角帆蚌自给，结束了从外地买蚌的历史。没过几年，他们又把圆形网箱换成扁形的，每个网箱里放五六只珠蚌，珍珠产量进一步提高。

养珍珠的渔民成了村里第一批万元户，最先开上了日本进口的铃木摩托车，高青海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技术专家

在国际市场上，即使在今天，珍珠依然很受欢迎。珍珠加工成的项链、耳环、戒指等首饰不仅美观大方，更有祈福、保佑平安的说法。当年下邵渔业队生产的珍珠，主要销售到印度、中东、北美等国家和地区。

高青海告诉记者，在黎巴嫩，珍珠是女儿结婚的陪嫁品，陪嫁的珍珠越多，女儿就越体面。一个女孩陪嫁30公斤珍珠，足够她生活一辈子。在印度，珍珠用于陪葬，需求量非常惊人。除了日本等国有珍珠养殖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珍珠需要进口，中国是最主要的珍珠生产和出口国家。

最初养殖的珍珠，以白色居多。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珍珠的颜色也多元化起来，出现了黄色、粉色、淡紫色等不同光泽。队员们根据蚌壳内的不同色泽，从不同位置选取切片，越接近蚌口的切片，生成珍珠的颜色就越多。另外珠蚌的年龄、养殖的水域不同，珍珠的色彩也会不一样。

由于珍珠品质好，产量大，1979年，下邵、大碶、柴桥等渔业队和红光农业队被列为省珍珠养殖定点单位。到1985年，镇海县年产珍珠42公斤，累计达到2437公斤。高青海也多次到舟山、德清、奉化、慈溪等地传授育珠技术，成为远近闻名的技术专家。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养珍珠的渔民成了村里第一批万元户。他们最先盖起了两层的小洋楼，最先开上了日本进口的铃木摩托车，结束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1985年是下邵渔业队珍珠养殖的鼎盛时期，队员人均分配收入达到1.2万元。从那以后，随着水质的变化，河蚌成批死亡，珍珠养殖业受到冲击，很多水域已无法再养殖珍珠。随着诸暨等养殖基地的兴旺，珍珠产量连年上升，价格大幅度下跌，下邵渔业队养珠的盛况一去不复返。高青海目前还养着8万多只珠蚌，但育珠早已不是下邵渔业队的主业。其他的队员，有的专门养鱼，有的出门打工，还有的自己办起了工厂。（2009年8月24日2版）

记忆中的棉花田——小港街道新棉村的垦荒建村史

在小港街道江南公路沿线有多个名称中带“新”字的村庄，如新建、新立、新民、新政、新权，不熟悉的人一下子听了这一连串的村名会很晕，“什么什么，你说慢点，我记不住啊”。其实，记这些村名非常简单。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建立民主政权时期，当时的谢墅乡第一任乡长用“建立民政权”5个字分别冠以“新”作为谢墅乡五个村的村名。另外还有“模范”意义的新模村和种植棉花的新棉村。这些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新棉村，现在的宁波市蔬菜基地，是这次记者要讲述的村庄。这个由移民带来的新村庄，近百年间，从开荒种植棉花开始，经过几辈人的努力，从无到有，从穷到富，由曾经芦苇丛生的江涂变成了现在的美丽富有新农村。甬江泥涂原为咸碱地，不宜种粮，慈溪、余姚的移民便在这里种植起棉花。慈溪、余姚人原本就有种植棉花的传统和技术，移民们走到哪里，就把棉花种到哪里。新棉村因种棉而来，“棉花田”这个词是这个村庄绕不开的集体印痕。近百年来，先辈们在这里书写了一部垦荒造地的创业史和村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慈溪、余姚人来此垦荒植棉

龚云章老人今年81岁了，他的父亲龚月饼是来自慈溪的一个拓荒者。龚云章出生在新棉村，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他说话带着浓浓的慈溪口音。他给记者指路，会说“噶头噶头”（那里那里）。和村里很多老人攀谈，记者要很费劲才能听得懂他们的话，有时候还要老人们用北仑话再说一遍。龚云章说：“这里的话也会讲，但是不自主地还是会说起家乡话，老家讲惯了，改不过来了。”

上世纪20年代初，甬江南畔的下泥场还是一片芦苇丛生、野鸟栖息、鱼虾成群的海涂。当时胡家洋（现在的新建村）有一个名叫谢德丰的工商老板，为了筹集梅墟一所学校的办学经费，在此填塘围地，作为学校的产业。此后就先有郭巨人来此垦荒，而后慈溪、余姚人也陆续来此垦荒，那时还不到百户人家。“听我阿爷讲，当时老家形势不好，人多地少，非常艰难。日子没办法过了，于是很多人只能走出来种棉讨生活了。”黄仁香今年79岁，她的爷爷叫黄伟兴，是上世纪20年代从慈溪过来的第一批拓荒者。“我爷爷那时五十多岁了，他来的时候这里除了几个郭巨人，几间草舍，一片海涂，其他什么也没有。”黄仁香告诉记者。后来，黄伟兴带领移民们一起造海塘、造桥、植棉，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后，他便从老家接来了一家老小。在此后一次造桥事故中，黄伟兴不幸去世。

由于郭巨人不善种植经济作物，再加上当时的海塘不坚固，经不起台风大潮的侵袭。部分郭巨人退却了，他们或移居他处或回原籍另图生计，而善于经营多种经济作物的慈溪、余姚人终于留了下来。由于他们辛勤的劳动和以后的海塘修复加固，移居至此的先辈们除了向谢德丰交纳租佃外，尚能维持温饱。为此，30年代初，当时的龚、黄、庄、徐、姚氏就亲带亲、邻带邻地陆续到下泥场定居，共同开发甬江之畔这片肥沃的土地。龚云章老人的父亲母亲作为移民，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新棉，他们的后代一直居住在这里。村里老人讲，那个时候郭巨人就留下两户，现在村里大多是慈溪、余姚人的后代，很多人还是会讲老家的话。

艰苦的拓荒岁月

上世纪30年代，罗炳余被母亲从慈溪带到了这里，当时他还不到10岁。因为老家人多地少，实在没办法生活了，听说镇海有一片荒地可以植棉，家人就带上包裹过来了。从慈溪到小港，120里的路，没有车又坐不起船，从白天到晚上，6岁的罗炳余牵着母亲的手整整走了一天。潘志根一家迁移时他正好15岁，对来时的情景他至今还是历历在目。“我和我父亲一起过来，100多里的路啊，就靠这两条腿这么走来。一路就听见脚踩着泥路‘叽噶叽噶’的声音。后来走到贵驷实在走不动了，就在那里的一个破庙休息后，才继续赶路。在来的路上看到有人拉着牛，背上背了袋炒熟的大豆充当干粮，一路艰难地行走，真是非常不容易啊！”潘志根向记者感慨道。那个年代，很多像罗炳余、潘志根一样的慈溪、余姚人拖家带口，一无所有地来到了下泥场，开始了他们的围塘植棉的拓荒生活。可是当时到底来了多少移民，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图为村民向记者演示当年摘棉花的情景（张国坚/摄）

旅途的辛苦只是一个开始。据村里老人们回忆，为了居住，先辈们就地取材，用茅芦作瓦，用毛竹当梁椽搭成草棚，以海烂泥垒灶烧饭。没有粮食就去胡家洋、墓孝陈以棉换粮，或去做短工换粮。拓荒者的艰苦生活可想而知。

龚云章的父亲龚月饼来到下泥场后，割来芦苇，弄点烂泥，搭了个简易草棚，一家人开始围垦、开沟、播棉籽。当时的海塘并不牢固，海水经常倒灌，损坏棉田，一家人整日提心吊胆。尤其是台风季节，海水倒灌棉花被浸不说，住所也被吹倒，只能堵住缺口，重搭草棚继续劳作。泥涂上连条像样的路也没有，龚月饼他们只能一步一滑地行走在烂泥围起来的田埂上。没有套鞋，只能把毛竹根头对半劈开，穿四个洞，穿上绳子，用手拉着，下雨天在烂泥里跋涉。罗炳余一家也生活在草棚里。罗炳余说当时东一间西一间都是草棚，一间瓦房也没有，开门便是棉田。罗炳余还记得下雨前抢收棉花的情景：母亲林家人一看天气不对劲，一家人便连夜抢收棉花，吃饭也顾不上，一直摘到天黑下来棉花也看不见为止。黄仁香回忆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棉花的产量也不高，一户人家有个二十几斤的收成算是不错了。把棉花卖给收购的人，然后换点口粮。”“梅墟那一带有个长丰米行，没粮的时候我们家就去赊米，等到棉花卖出去以后再去还上。或者去做短工换粮，我就给人放过牛。”潘志根告诉记者。说起新中国成立前的开荒经历，很多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移民们大多是迫于生计背井离乡，为了能够在他乡生存下来，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吃苦更能拼搏。他们来到下泥场后，不管生存条件多么艰苦，就是靠着这一股子拼劲和韧性坚持了下来。就这样，移民们白手起家、辛勤劳作，子子孙孙繁衍，经过近三十年的造海塘、开荒植棉，这片昔日芦苇丛生的围垦地逐渐地变成了既可种棉又可种蔬菜的肥沃土地。下泥场植棉越来越有名气，地方上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棉花村。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棉花大村

新中国成立后，下泥场改名为新棉村，由一个小村落正式变成了一个棉花大村，家家户户种植棉花。很多老人回忆，村落里除了少数的口粮地，就是大片大片的棉花田了。棉花成熟时的情景也甚是好看：一米多高的植株，白乎乎的棉花团，碧绿碧绿的叶子迎风摇曳着，姑娘们背着小背篓，笑盈盈地在棉田里采摘棉花，远远望去像是一幅画。庄莲英是当时大队里的赤脚医生，每天背着药箱行走在田间地头。摘棉花的时节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很多棉农会在棉田里突然生病，所以这段日子也是庄莲英最忙碌的时候。她经常穿梭在棉花田里，虽说不用和妇女们一起摘棉，但也非常辛苦忙碌。她对棉田的情景印象颇为深刻，她告诉记者：“摘棉的季节一到，棉花田里可热闹了，家家户户忙着抢收，摘来的棉花堆在一起，白白的一片，一派丰收喜庆的景象，那个时候是全大队最开心的，连村子里的狗都在田里欢喜地蹿来蹿去的。”

罗炳余当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自己领导过的新棉大队，颇感自豪，说起话来都是着重强调“新棉大队”，底气十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棉花生产非常重视，由周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乡里给新棉大队派了农业顾问，还经常组织我们去别的地方参观学习，施肥、除虫都比新中国成立前正规多了，产量也提高了不少。我们新棉大队的棉产量、质量都比别的地方要好。每次去乡里县里开会，我们大队总是得到表扬。领导对我说，老罗啊，你们新棉的棉花很出名啊，要抓好啊。当时大队种棉的积极性非常高，每个人都力争上游，生怕落后。”

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上面让新棉大队搞棉花试验田。于是新棉大队的十几个妇女组成了植棉组，来完成这项任务。黄仁香、陈玉英因为平时表现突出，就被选入这个组。尤其是黄仁香，还被任命为植棉组的队长。因为父亲早逝，黄仁香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十来岁便下棉田干活，小小年纪就出落得一副好手脚。“手脚特别快，摘棉花别的社员都比不上她，人又负责周到，在妇女中有一定的威信。”村里很多人这样评价黄仁香。和当年爷爷黄伟兴领导移民开荒一样，黄仁香负责起了试验田的工作。“当时搞了两亩多的试验田，领导说搞得好的话就在全大队推广，这下我们的劳动劲头就更大了。除了集体的棉田，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试验田上。我们用了同样的棉花品种，就是在管理上下了更大的工夫，不时地去看看，除草、除虫，种植季节也比大地上提前了。等到棉花丰收的季节，我们十几个妇女就去抢棉，积极性相当高啊！”黄仁香告诉记者。陈玉英告诉记者，试验棉田丰收的时候，妇女们腰间系上篓筐，下到棉田，麻利地摘棉。棉花像小桃子一样裹在棉壳里面，大家欢喜地摘着，越摘越有趣，还有上面来了拍照片的人，把妇女们摘棉的镜头都拍去了，大队里很多老人小孩都出来看，可热闹着呢。试验田搞了三年，每亩的棉花产量比大地上的高出了许多，成果显著，大队就把试验田的方法推广到了大地上。新棉大队的村喇叭上报道了这件事情，表扬了植棉组的妇女们，大家可是高兴坏了。

试验田搞得风风火火，当然，大地上的棉花也不赖。村民们指着村中的一所房子告诉记者，这里原本是当时第二小队的棉花仓库，第二小队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家把收来的棉花收放在此处。天气好的时候，把棉花铺在门口的石板上晒个几天，白白地铺满了一地，非常好看。晒干后把棉花上的杂质清理掉。然后，大队里几个壮劳力用手推车把棉花卖到乡里的棉花收购站。棉花有好几级的，二级花、三级花能卖个好价钱，后面的像六七级就跟烂浆果一样，就没什么用了。每次收购站回来后都会开来支票，村民们都是过节一样，喜气洋洋。

有一年，全省召开劳模群英会，新棉大队被评上了劳模。罗炳余说：“这个荣誉是奖给我们集体的，是我和大队的几个生产能手一起把奖旗领回来的，心中那个激动啊，晚上都睡不着。那个奖旗非常大，有一公尺五十长，我们把它挂在大队办公室的墙上，心里非常欢喜。”但是后来奖旗不小心烧掉了，这让大队里的人难过了好一阵子。“那是11月份，正是农忙的时候，大人们都在田里忙碌。几个小孩子在大队里用火煮豆子吃，不小心点着了，奖旗就给烧掉了。真是太可惜了，要是能传下来该有多好啊！”话语中，罗炳余透着伤心失望。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新棉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棉花村。棉花是村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的棉花可以卖到每斤一元多钱，比起当初来开荒的先辈们，当时的生活好了很多，草舍都翻起了平房。“我们新棉村的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勤劳苦干，只知道下地干活。如果你来我们村找手工艺人，你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只会种棉花，搓麻将什么的也基本不会。”采访的时候很多村民自豪地向记者说。

80年代后期成为宁波市蔬菜基地

80年代后期，棉花种植向北方集中，新棉村开始告别种植棉花的岁月。1986年开始，因为地理位置合适，新棉村成为宁波市蔬菜基地。棉农们收起了种棉花的工具，开始成为菜农，曾经的棉田上种起了绿油油的蔬菜，搭起了塑料大棚，不变的还是村民们一如既往的辛勤劳作。村里人讲，种蔬菜一点也不比种棉花轻松，同样的操劳同样的辛苦。成为宁波市蔬菜基地后，新棉村又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收入越来越高，越来越富裕，村容村貌大有改观。70年代草舍翻平房，80年代平房变楼房，90年代搞装潢，这是新棉村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新棉村党支部书记龚德能告诉记者，现在的新棉村处在明州大桥和绕城高速甬江特大桥两座现代化大桥的中间，是一个村级集体经济相对富裕的近郊村，先后获得了农村信息化示范村、市级文明村、区级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心村等称号。2000多米的海塘也是村中的一大特色。几十年前因为植棉而造起来的海塘，现在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新的休憩和游乐场所。

虽然几十年不种棉花了，但是村里很多人保留着对棉花的记忆。像龚云章、黄仁香、罗炳余这些老一辈的植棉人现在都已经上了年纪，年纪最小的也有六十多岁了。他们经常坐在海塘边上，道道老古，说说以前的事情。陈正方今年六十多岁了，他告诉记者，他们这一辈算是新棉村最后一代的植棉人了，比他们小的都没有下过棉田。陈正方谈起棉花还是颇为老到，谷雨前后播种，八月份的时候开始采摘，到霜降为止。村子里到处都是一畦一畦的棉花地，经常可以看到几条狗在棉花地里打架、蹿来蹿去。

龚夏田今年70岁了，她热情地邀请记者去她家里看看种棉花的工具。记者在她家的杂货间看到了大钉耙、小钉耙、背篓、背包机。她说，这些工具收着有些年头了，自从不种棉花后工具也没用过几次。虽然已经没有多大用场了，但还是不舍得丢掉。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还留着。她还亲自背上背篓，示范摘棉的动作给记者看。“我们前后各背一个背篓，后面的放质量较好的棉花，前面小一点的背篓放质量次一些的‘烂浆果’。一般一个背篓可以摘十几斤的棉花。以前总是觉得摘棉花苦，现在真是想摘也没地方了。”龚夏田说。

几十年间，沧海桑田，这就是移民村的故事。（2011年10月21日5版）

耕海弄潮风头健——记曾经的白峰渔业捕捞大队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同一年，整合了几个小村渔业队的资源基础，白峰渔业捕捞大队正式成立。然而不过短短的三十年，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已消逝在历史的洪流中。三十年时间，潮来潮往，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可能连原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党委书记张连君都不会想到，自己带领的一个本来只有100余人的渔业捕捞大队能发展成为有700余名员工的渔业公司。而就在公司发展鼎盛时期，不过几年时间，却又急速地分离、解散，“三十年时间，倒像做了一场梦。”张连君感叹道。

20世纪70年代末，初建的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很风光

当时为啥会成立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张连君心里也并不是很明白，“只是当时公社里有了这个决定，打算将原来几个小村的渔业队合并”。1978年的白峰镇还不叫白峰镇，叫白峰公社。现属白峰镇的这一片地方，当时称为郭巨区，属镇海县。白峰是当时郭巨区的一个公社。当时白峰公社里的司前村、外峙村、神马村及屺峙村都有渔业队。1978年，公社合并了司前、外峙及屺峙三个小村的渔业队，成立白峰渔业捕捞大队。“为什么没有把神马村的渔业队也合并进来？因为他们不想。”张连君告诉记者，神马村的渔业队当时是整个郭巨区里成立时间最久、资格最老的渔业队。因为不清楚成立后会有怎样的影响，一贯谨慎的神马村渔业队便没有在一开始就加入这个队伍。而白峰公社说是要成立渔业大队，实际操作中却很民主，是在各村自愿的基础上合并的。上世纪90年代初白峰渔业队的铁壳渔船（记者 袁晨凤/翻拍）

当时的小村渔业队，一般一个队也就二三十人。白峰渔业捕捞大队成立后，最初的人数也就在100人左右。第二年，神马村渔业队也加入进来，人数才达到了150人左右，对于当时的整个镇海县来说，这个规模不算大，倒也不算小了。说起神马村渔业队的加入，张连君笑得开心，“刚开始他们怕人多了，赚不到什么钱。第一年年终时，我们把赚的钱一算，每个人能分到近一万元的分红，他们就眼馋了。”张连君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价还停留在以“毛”为单位。大黄鱼2毛7分一斤，带鱼更便宜，只有1毛一斤，基本上所有的海鲜，都是几毛钱一斤。普通单位职工的月工资也只有几十元。可是当时的白峰渔业队，每位职工每年都能拿到近一万元的分配。“这样的经济效益，是人都眼馋。”因此当时的白峰渔业捕捞大队，是众人眼里的“香饽饽”，并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虽然效益好，可是出海捕鱼做渔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人胜任不了。“最辛苦的，倒不是在海上捕鱼。而是时时要担心‘海上风暴’。”当了三十多年渔民的原白峰渔业捕捞大队船老大周永安这样告诉记者。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一只眼瞎了，前额也凹进了一块，老态未显，身体的缺陷却是再也弥补不了。“这些就是这么多年捕鱼的代价。”周永安老人说，做渔民这个行当，就是靠老天爷吃饭的。好风好天、风和日丽的自然让人开心，出海捕鱼，一趟也能收获不少。可要是老天爷哪天不高兴了，发一下威，受苦的可就是这些在海上漂荡的渔民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海捕鱼的渔船还不是现在普遍在用的铁壳船。“那时候用的是木船，一般只有60马力。”周永安说，木船远不如铁船安全，而且因为船小，在海上也就更危险。老人前额凹进去的一块，就是在木船上作业时被铁杆撞的。当时的舟山渔场，倒是名副其实的国内四大渔场之一，嵊山渔场里的鱼类资源丰富。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就在嵊山、大目洋、猫头洋一带捕鱼，根据季节和鱼汛，以捕捞带鱼、黄鱼、墨鱼为主。一般来说，渔业捕捞队出海捕鱼一趟，总要在海上待上一个月左右。这样长时间在海上，没有好的身体素质，还真是不行。当时的木船里没有藏冰，海鲜保不了鲜。为怕鱼类变质，渔业队基本上是在将鱼类捕捞上来后，直接找个就近的码头靠岸卖掉。而只有在将回家的最后一天，捕捞上来的海货才会送到所属渔业捕捞队的码头边上。这最后一船，往往是最丰盛的。“最后一天要回来时，就会一次性钓上六七十吨的海货运回来。”周永安说。这运回来的海货，也不是任由渔业队随意卖掉的，“要统一卖给当时的镇海县水产公司，因为我们是集体企业。”张连君告诉记者，所有的收益，中途卖掉的加上海货运回来卖给水产公司的，都是在年终统一结算一次，再按照人数每人平均发放一年的薪酬。即便如此，当时的白峰渔业捕捞大队里每人一年的收益也着实让人眼红。上世纪80年代的出海船民证（记者 袁晨凤/翻拍）上世纪80年代白峰渔业捕捞大队部分渔民合影（记者 袁晨凤/翻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发展成北仑海洋渔业总公司

这个发展，确切地说，不能算是渔业捕捞队的发展，但又确实是在渔业捕捞队的基础上扩展而来。

就在渔业捕捞队做得风生水起之时，1982年，渔业队扩建了白峰冷冻一厂。这个冷冻一厂，是在渔业捕捞大队成立之时，白峰公社为满足渔业队存放海货的需要而转手给渔业队的。转手之初，冷冻一厂的效益并不好，规模也不大，只能存放60来吨的海货。渔业队做得越来越好后，这样小的规模就越来越不能满足渔业队需要了。为此，1982年，渔业队将原冷冻一厂的规模扩建到了120吨，并在1988年、1991年相继建了冷冻二厂及冷冻三厂，三个冷冻厂加起来的规模，可一次性存放700多吨的海货。

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渔业队，捕鱼的船只也不再用最原始的木船，而是开始用铁壳船替代。铁壳船最大可达300马力，一次性可存放海货200多吨，最重要的是有了藏冰，海货可直接放到冰库保鲜。这也就意味着捕捞队能从海上带回更多的海货。

可是自身条件的改善，并不能改变渔业队生存环境日益艰难的状况。这个艰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连续几年不间断地过度捕捞，渔场里的资源就变少了。”张连君告诉记者，80年代前期，渔场资源丰富，渔业队只需开个三五十海里，就可以捕到足够多的海货。可是几年后，近海的鱼类资源就变少了，渔业队就需往更深的远海开，“慢慢地开远，90年代初期时，最远都快到海南岛了。”周永安说。虽然开远了，可捕上的海货远不如最初多了。渔业队的三个冷冻厂就显得库容过剩。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冷冻厂开始接收外来船只的海货，而渔业捕捞队捕捞回来的海货，也不再只出售给队里的冷冻厂。“这是因为经济体制变了。”张连君说。

经济体制的变革，让白峰渔业捕捞大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1987年、1988年开始，渔业队的工资开始独立核算。”张连君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渔业队开始实行承包制，即将现有的渔业队船只承包给各船老大，各船队的经济效益都由各队独立承担，自负盈亏，船队只需每年向集体上交一定的承包费即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等于将渔业队从整个大集体中相对独立出来。“当时我们整个集体已不再靠渔业队实现收益了，当时的收益来源，主要是几个冷冻厂加水产经营部等。”

渔船实行承包制，渔业队集体收益减少，而相关联的外部配套资源却兴盛起来。还在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刚成立之时，白峰公社就给了渔业队一个修造船厂作为配套设施。三个冷冻厂建成的后期，也发展了相应的水产经营部、运输部等。1989年，渔业捕捞大队与镇海石油公司、北仑石油公司、镇海炼油厂合作成立了东海石油公司。至1991年，渔业队、冷冻厂、石油公司、水产经营部、运输部、修造船厂等全部合并，成立了北仑海洋渔业总公司。总公司人数达到700余人，每年获得纯利润300多万元。北仑海洋渔业总公司一时间风头无两，原来的白峰渔业捕捞大队发展到鼎盛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筹建峰城大酒店加重了资金负担，北仑海洋渔业总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发展膨胀得太过迅速，没想到下坡路走得也快。”张连君说，没落是从筹建峰城大酒店开始的。1994年，北仑海洋渔业总公司达到了最大规模，有总员工750人，当年获得纯利润380万元。张连君想着公司发展得不错，便打算利用手中还算充裕的资金向其他行业发展。酒店，是张连君考虑的一个重要方向，“当时是想着，建一个大酒店，既可自己获得收益，也可让公司的员工、渔业队的渔民有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峰城大酒店于1994年开建，原来打算的预付资金不过在200多万元，不过没想到酒店建着建着，规模越建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突然间所需的资金就越来越多了。”张连君说。

而此后，集体经济转制的浪潮正在兴起。为顺应产权制度改革，也为弥补建酒店的资金缺口，1996年开始，北仑海洋渔业总公司开始慢慢从合资的石油公司中抽出，相继卖掉修造船厂、水产经营部等。1997年至2000年，三个冷冻厂开始拍卖，全部转制成私营企业。新建的峰城大酒店也拍卖掉了。2000年后，整个北仑海洋渔业总公司又只剩下了渔业捕捞队。

2007年，白峰渔业捕捞大队顺应潮流实行了改制“渔业捕捞队是最后卖掉的，因为捕捞队建立的时间最长，相应地，改制起来也稍微麻烦一些。”张连君说，“其实那时候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迟早还是要卖掉解散的。”船老大周永安告诉记者，那时候的白峰渔业捕捞大队，也不再是最初的150多人了，很多人走掉了，还有一些人年纪大了退了，就剩下最后的100人左右。对于10来只船最后的归宿，剩下的近100人争执不休。“我们的意愿当然是卖给本船的船老大，只是人多船少，有点难处理。”张连君苦笑。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渔业队的改制就拖了那么几年，“最后还是拍卖，按照价高者得全部卖给个人了。”

2007年，渔业队的10来只船全部卖给船老大，渔业捕捞大队正式解散。

由于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柴油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上升，在最初的两年里，改制后的各条渔船经济效益不是特别好。从2009年开始，本地船老大开始将渔船租给别人经营，本地人出海的也少了，现在只有一条渔船由神马村村民何建静经营。（2012年3月21日3版）

苦乐尽在大海中——白峰渔业捕捞大队渔民忆海上生活

从1979年4个小村的渔业捕捞队正式合并至2007年白峰渔业捕捞大队正式解散的近三十年间，渔业捕捞大队一直维持在5个队150人左右的规模。这将近三十年的海上捕捞生活，是那些老渔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生命历程……

第一次出海跟着老渔民学技术

说起第一次出海捕捞的情景，今年已是七十古来稀的老人周永康居然激动得有些脸红，“我刚上船时年纪已算大了，就逼着自己像年轻小伙子似的学。”周永康老人说，他刚上船时，已有30岁，在一堆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中绝对算是“高龄”了。未上船前，周永康是一个木匠，木匠活做了十来年，对于如何做桌子、椅子倒是驾轻就熟；如何补网、如何拔网、如何起锚这些基本的船上活，可就一窍不通了。“所以上船的第一年，就只能帮着其他船员打打下手。”打下手的活还算简单，不过是别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技术含量是没有的。周永康也知道，自己不能一直打下手，便在帮忙的同时，细心地向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学习如何补网。补网是每个渔民在海上必须学会的第一项技能。“因为基本上每天都需要补网，所以人人都必须会补网。”周永康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出海捕捞的船只还不是现在的铁壳船，而是用机器捕捞的木船，虽然比起最初全靠人工的木船好了很多，但也算落后。而当时的网也不像现在的网——开口大，网洞眼随着开口越往网中心越小。当时的网，虽然洞眼也有大小，却不像如今那么层次分明。因为船只和织网技术的关系，使得破网的几率大了很多。“海水的冲击或是鱼群的钻入都可能导致网破，所以补网是必备的技术活。”周永康说。图为白峰渔业队中唯一还在捕鱼的铁壳船（记者 袁晨凤/摄）

如何补网？“就看着那些渔民们怎么做，自己跟着做。”周永康说，补网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最主要就是要契合密度。”一张网一旦破了一个小洞，弄得不好，小洞会变大洞，所以及时修补很重要。“一般是发现有洞，立马就出网修补了。”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往往三两下就可修补完，可是刚开始学习补网的周永康需要费时很久，不仅慢，而且修补得也松。“别人补完是密密麻麻，契合得很好的。我补完是松松垮垮的，很不成样。”因为修补得不达标，周永康最初没少被船老大吼。好在周永康肯学勤学，出海捕捞第二年，就做了船老大的副手，并有了自己专属的技术活——出网。

比起周永康的还算适应和顺利，老渔民何建静最初的海上生活，绝对是苦不堪言。“没有想到自己会晕船。”何建静初上船时，才15岁，初中刚毕业。因为当时村里出海捕鱼的人渐多，何建静便也随着大流，上了船。却没想到，因为不适应海上颠簸，何建静在船上整整吐了三天。“三天后，那晃晃荡荡的水流才没有让我的胃再感到难受。不过当时身体虚弱得已吐不出什么了。”何建静说，那三天对他来说，就像在地狱里煎熬。可是一旦出了海，又不能说回就回，何建静只能熬下去。好在三天后，慢慢地适应了。

15岁的何建静比起近30岁的周永康倒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年轻，上手快。“当时船上我的年纪最小，学东西学得挺快。”何建静说，最初上船时，他只是帮忙洗洗菜、做做饭。适应期过后，他开始做拔锚绞绳的活。所谓绞绳，就是渔民捕获了一网的鱼后，需要绞绳，将网拉上船来。严格地说，绞绳不算是技术活。跟何建静一起做绞绳活的，一共有4个人。每当出网时，4人站在4个方位，控制着专门的机器将绳子往上绞，这时4个人的配合很重要，“四人之间要保持平衡，一人配合不好，绳子有长有短了，网一歪，鱼就要漏出去了。”

绞绳的活，何建静做了十来年。直到自己做了船老大，才真正将这项工作交出。

海上生活艰苦又甘甜

海上的生活绝对是苦的，这是被采访的几位老渔民共同的心声。“要不是为了生活，谁愿意去这样风吹日晒雨淋呢？”做了30多年渔民的周永安说起当年的海上生活，依然一脸感慨。周永安算是白峰渔业捕捞大队中资历最老的渔民了，“我刚上船时，那船还是木帆船呢。”周永安20来岁开始出海捕捞，当时白峰渔业捕捞大队还未成立，他先是跟着大榭渔业队做了几年。在大榭渔业队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出海捕捞的船只是最原始的木帆船，船上也没有用于捕捞的机器，撒网捕鱼全靠人工。“当时出海时，我们是三条船一起出去的。”周永安告诉记者，因为木帆船比较小，只有25吨的承载量，一只船根本拖不动捕鱼的网，因此在木帆船后面另栓了两只小舢板派用场。每次出海时，都是一条木帆船拖着两只小舢板一块出行，到达固定海域后，再将小舢板解开，由木帆船做主力捕捞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海的渔场资源还很丰富。周永安带着船队，就在嵊山渔场、大目洋、猫头洋一带捕鱼。从白峰的码头出发，4~7个小时就可到了。

出海捕捞与时间季节关系很大，“上半年以捕捞黄鱼等为主，下半年就以捕捞带鱼为主了。”周永安说。一般来说，带鱼的捕捞从下半年的11月份开始，到来年的1月、2月份，农历春节过年前结束。因带鱼是从南边游来，捕捞的网就需反着方向从北至南撒下去。网是由两只小舢板拖着的，将网完全撒下去后，两只小舢板之间隔了有一二百米。撒网近一个小时后，就该出网了。出网时，两只小舢板慢慢靠拢，将网圈起后，由主力捕捞船即木帆船来拔网。“这一网上来，收成好时有近千斤。”周永安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渔场资源还很丰富，一网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渔民们每次出海，基本来上千斤的情况虽然不多，却也上是几条船凑在一起出去。出海时，每条船上都要挂上国旗。一时国旗飘飘，好不气时有发生。一般情况，也总能捕势。出海时挂的国旗，周永安还保存着（记者 袁晨凤/摄）上个两三百斤。一般一个月下来，1万~2万斤的捕捞量是可以保证的。因当时船上还未藏冰无法冰冻保鲜，带鱼捕捞上来后，就在船上经过初步处理，直接卖给往返于渔场与渔港之间的冰鲜船，由冰鲜船进行陆上的销售。

海上捕捞，时间没个准。一般早上4点就需起床，晚上7点之后就可睡觉了。“因为晚上7点后，鱼游动得就少了。”周永安说，从时间上来说，早4点、晚7点的作息时间好像并不是很辛苦，可是忙起来整日整夜不眠不休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船老大何建静就曾试过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来捕捞带鱼。“那几天的情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何建静说。上世纪80年代，看到出海捕鱼的可观经济效益，渔业队渐渐多了起来，各个渔业队之间的竞争也就日趋激烈。“那时候三天三夜连着捕鱼，就是为了不落后于其他渔业队。”何建静说，当时在同一块海域内捕鱼的，有三四个渔业队。别的渔业队都在没日没夜地捕，自己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捕吧。“竞争心态是与生俱来的，就像跟别人斗法似的，总是不愿服输的。”三天三夜连着捕捞下来，何建静就感觉自己在海里滚了一圈，等停下收工时，浑身已没有一丝力气。“连着在船上休息了两天，才恢复过来。”可是看着满船的收获，何建静的心里，又有说不出的满足，“就好像跟人比赛，你赢了，虽然赢得辛苦，心里却还是美滋滋的。”

对于出海捕鱼的渔民来说，捕捞作业并不是一件最辛苦的事，海上生活的艰苦才是最让这些渔民难熬的。“还是木帆船时，整个船体只能装载25吨的量，给你带一两吨的水，已经是不错了。”一两吨的水，要给船上十来个人用近1个月，怎么说都是捉襟见肘的。“这样就不敢随意用水，能省的地方，绝不浪费。”周永安说，他们平时的日常洗漱，只用在洗脸上。蘸一点水，随便在脸上抹一下，就算好了。刷牙不敢，洗澡更不敢。水除了用来洗漱，还要洗鱼。

鱼是渔民在海上时唯一的食物。还是最原始的木帆船时，没有保鲜的冰，渔民们出海带东西受到限制，“蔬菜是不可能带的，会带一些调味用的盐、酱油等。”周永安说，海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另外的吃的，所以渔民们完全就是捕了什么就吃什么，吃得最多的还是带鱼。“刚捕捞上来的带鱼红烧着吃，味道最好最鲜嫩，黄鱼味道最差。”所以轮到4月开始捕捞黄鱼的季节时，很多渔民都是觉得苦不堪言的。“幸亏捕捞黄鱼时还有其他海鲜可以捕，可换一下口味，要不然是真受不了的。”周永安说，一般黄鱼捕上来时，渔民们是不吃整条鱼的，只剁下一个鱼头做汤，还算美味。可是不管是带鱼、黄鱼或是其他海鲜，连着一个月吃下来，也绝对不好受。当时也奇怪，一日三餐连着吃一个月的海鲜，那些渔民们居然都没有出现上火和维生素缺乏的症状或其他不适，可见渔民的身体素质确实不错。

海上日子虽苦，渔民们也会找点办法消遣。周永安说，一条船13个人，其中三四位喜欢喝酒的渔民会各自带上一埕黄酒。遇大风到嵊山抛锚的日子，或鱼货卖掉后，大家会烤点梭子蟹、活皮虾、鳗，边喝酒边讲大道。但在洋面上捕捞的日子，基本上是不喝酒的，怕出事情。原白峰渔业捕捞大队的部分渔民重登渔船并合影，左竖排四人从前到后分别为周永康、郑金财、卢雄杰、何信国，中间为船老大周永安，右前为周秀良，右后为艺金云。他们身后不远处停靠的铁壳船为现今唯一一艘还由原白峰渔业捕捞大队渔民何建静经营的渔船（记者 孙红军/摄）

木帆船时，因为条件简陋，没有较正规的船舱，只用一块木板隔了一个区域，算是晚上睡觉的地方。渔民们晚上都是和衣而睡，海风呼啦啦从衣领袖口往里直灌，好在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倒还能取一下暖。

因为缺水，没得洗澡，没得好好洗漱，没得刮刮胡子整理仪容，没得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如此一个月下来，渔民们回去时，个个都成了“野人”。“第一年回去时，我老婆都要不认得我了——胡子拉碴的，整个人还瘦了一圈。”周永安笑了。

颠簸的海上生活，却也并不全是艰苦，“最兴奋的就是将要回去时。”特别是捕捞带鱼的时节，临过年将要归家的前几天，渔民们的心就已经开始动了。“那几天所有人的心思都一样，抓紧捕捞，以便能尽早回去。”回去，就是去过大年。那时的渔民收入都不错，在渔业队时，海鲜虽是都卖给集体的，每个人过年却还是能分很多带回家。效益也好，年终几万元的分红，外加一堆的海鲜。自家多了，还会分一点给没有的人家。“看着别家羡慕的眼神，看着自家和乐的气氛，就感觉自己辛苦一年也值得了。”周永安说着，微微红了眼眶。

如今只有一位渔民还在捕捞

何建静是白峰渔业捕捞大队解散后唯一还在捕鱼的老渔民了。“大多数老渔民将自己的船租给外地人捕捞，本地人还在捕捞的，只有我了。”何建静说，因为自己上船比较早，现在还不到50岁，觉得自己还做得动，便打算再做几年。可是近年的捕鱼光景，却是远不如以前了。“近几年，出海捕鱼都不像是为了生活了，倒像是自己闲着无聊打发时间的兴趣了。”何建静告诉记者，以前一年里大半的时间是在海上，现在却是大半的时间在家里了。一年出海五次以上，已经算多了。

照常来说，现在的条件比起以前已好了太多。船是可装载100来吨货、有540马力的铁壳船。铁壳船上有专门的捕捞机器，不再需要人工吭哧吭哧拔网。因此船上渔民的数量也少了，一艘船只需六七个人已足够。因为船大，船上可运载四五十吨的水，也不再因为缺水弄得不成人样。船上有藏冰，就可带萝卜等新鲜蔬菜上船；现又有了肉罐头，吃食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铁壳船上还有了导航仪，再不用像以前那样在海上瞎摸乱撞，到了捕鱼的地方还不知道是哪里，下次再到同一海域还得乱摸索。捕鱼的网开口也比以前大了很多，网眼针脚更细，一次性可捕捞上来的量就大了很多。可是技术装备的先进，却改变不了实际捕上来的海产量逐年减少这一事实。“主要是海洋渔业资源逐年减少。”何建静说，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过度的捕捞，已使我区周边海域的渔业资源严重减少，现在他们捕捞的海域，以韩国线、钓鱼岛、台湾、福建一带为主，以捕捞带鱼、小黄鱼、鲳鱼居多。虽然也是近一个月来回一次，可是带回来卖掉后，也只能维持日常开销而已。“现在的捕鱼旺季在禁渔期前半个月。”何建静说，禁渔期的前半个月，保护区内的各种饲料鱼正在成长。小青占什么的小鱼种，半个月捕捞上来的量，才算可以小赚一笔。

不出海的日子，何建静过得很清闲，四处走走看看聊聊天，哪块海域近期鱼又多了这样的信息，何建静是不太关注的。“现在技术发达了，哪里有新的发现，他们在海上一个电话过来，我就知道了，可即时出发的嘛。”何建静说。（2012年4月18日3版）

生产队的那些事儿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产物，始于1958年，是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集体经济体制中的最低一级组织单位，它既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又是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负责直接组织生产、分配和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对其所有的土地、牲畜、农业机械有经营的自主权。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作为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大二公”的农村经营体制，并不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作为一个恍若眼前却永远逝去的事物，“生产队”有着太多的历史和故事，在很多人的生命扉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广播响了就出工

袅袅的炊烟。两百余户农家。泥墙草棚。T形的机耕路将陈山这个村落整齐划分。陈山是枫林公社下的一个生产大队，下面有六个生产队，村民们早起出工，日落收队，日子清贫安乐。

今年五十多岁的郏金富是当时第六小队的社员，当年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暑期，十来岁的他也要加入“双抢”的队伍，挥舞着镰刀，在稻田里吃力地跟着大人割着稻子。郏金富记得，每天清晨，村头的大喇叭会如约地播放那个时代的歌曲，亢奋激昂的旋律很快将沉睡的村落震醒，男男女女纷纷出来在各自的生产队集合，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图为柴桥后所采茶能手林海琴在采茶（摄于1973年）“家里孩子多，母亲怕忙不过来，会把老钟调快十几分钟，提早把孩子们叫醒，烧火做饭，将家务收拾妥帖，然后稳稳地听广播喇叭响起，让全家不慌不忙地出工。父亲总喜欢在出工前‘咪’点老酒，母亲总会劝父亲少喝点酒，多吃点饭。”郏金富说。那个年代，物质贫乏，农村妇女都善于持家，做什么都稳妥干练，周周到到，她们用纤弱的肩膀扛起一大家子的起居生活。现在郏家的儿女都受母亲影响，养成了未雨绸缪的性格，做什么都是稳稳的范儿。

生产队长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后，对于昨天的工作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然后分配大家任务。生产队长是队里颇有威信的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分配起工作来也是井井有条，谁做什么，谁负责什么，考虑得滴水不漏，安排得大家心服口服。像郏金富这样的孩子，平时出工是有年龄限制的，但暑期和“双抢”的时候并没有，生产队长会给他们安排些稍微轻的活，一天可以挣个五六毛的工钱。“双抢”的时候任务艰巨，凌晨就得出工，大家边唱歌曲边向田头进发，士气满满，郏金富回忆。

生产队的农活是辛苦的，汗水在成片的农田里流淌。为了多挣工分，大家都是早出晚归，生病了也不敢轻易请假。最盼望的是夕阳西下，生产队长吆喝：“结束啦，大家回去吧！”众人便欢乐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去。男人们可以在河埠头洗个澡，解解乏；妇女们一边嘻嘻哈哈聊着，一边火急火燎地赶回家烧饭，做家务，照顾小孩。天色渐暗，村庄升起了袅袅的炊烟，村民们开始休息了。

一年四季“头苦萝卜”

总体上来说，集体劳动的效率不是很高。但在造水库、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人民公社的人海战术发挥出了优势。《小港街道志》编辑陈性立告诉记者，通过生产队的努力，把原先土地上的坟墩都迁走了，增加了土地面积，平整了土地，又开通了机耕路，兴修了水利，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生产队辛苦，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怎么苦？头苦萝卜！晚上拔秧，一直要拔到早上，连续好几个晚上都是如此；在水田里劳作，蚂蟥爬满了小腿，吸满了血都没时间去理会；炎炎夏日还要坚持挑坟墩，平整土地；农忙的时候，凌晨两点就得起床，一直忙到天色抹黑……那个时候的农民因为政策的原因被禁锢在土地上，生产劳作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今年68岁的张德康原是小港公社沙头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他告诉记者，自己20几岁的时候便是生产队长了，做队长可是不容易，样样要抢着做，样样要带头做，辛苦是没法子说的，谁叫自己是队长呢！印象中，有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漫天的雪，他还带着村民们在挑坟墩填河。“想想那个时候的人决心真是太强了，这么辛苦的日子还是咬着牙过来了。看看现在的日子真是太舒服了！好好珍惜！”张德康感慨。乐秀娣今年66岁了，是当年小港公社长山大队的妇女主任。二十几岁她就开始带领队里五六十个妇女做“双抢”工作了，积极、肯干、表现好、能力强，是很多队里的人对她的评价，很多男人也暗暗对她很佩服。乐秀娣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女人比男人还要辛苦，男人只要忙田里的活，女人却是田里、家里都要操持。生产队里要积极表现多挣工分，生怕落到别人的后头，忙完一天还要立马赶回家烧火做饭带孩子，碰到家里老人孩子多的，更是忙到四脚朝天，一刻也不得闲。”

田地里一年到头都有忙不完的农活，除了自留地，农民的收入几乎都来自生产队，粮食卖了农民们便能分到钱。种上来的稻谷先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然后才能按人定量分到农民手里，一个十级劳动力一年能分720斤的稻谷，妇女一年能分600斤的稻谷，老年人一年能分500斤的稻谷。最后生产队还要留储备粮，储存在土圆仓里。一年到头，分钱分粮食是农民们最开心的时候。但也有收成不好的时候，完成国家任务后，留下来分给农民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辛苦大半年，却还是吃不饱，做农民的苦处可想而知了。

农民的工账按照等级评分，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9~11分；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一般中年妇女为6~7分，高中以下的学生，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可记4~9分。每个劳力的工分关系到每个劳动力工钱和粮食分配的多少。每天每个生产队的记工员会将工账明明白白记录下来。陈清和今年76岁，以前做过小港公社长山大队生产队的会计。他告诉记者，好多家庭，辛辛苦苦一年，不但拿不到钱，还成为倒挂户，因为平时家里孩子多，开销大，向生产队预支了工账，折算下来，一年到头还要向大队欠钱。

开大会最惬意，不用干活还能记工账

有首歌歌词是这样：“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在农村生产大队开会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可是内容不再是土改时期的诉苦和申冤。

每个自然村的制高点都安装了喇叭，后来每户村民家中也安装了小喇叭。大队开会的通知也是通过广播传达给村民的。“喂！社员同志们！喂！社员同志们！这个礼拜六上午到大会堂开会！这个礼拜六上午到大会堂开会！通知完毕！通知完毕！”播起音来，声音大得邻村都能听得见。

今年53岁的林赞发以前是陈山大队第六小队的村民。他告诉记者，大家都盼着开会，广播一通知开会都可高兴了。以前生产队干活是没有休息日子的，每个人按天记工分，很多人生病也是扛着的。一开会，既不用干活，还能算一天工分，多好的事情呀！不来参加是傻子呀！不用通知几点钟开会，村民们都是赶着来开的，会还没开，大会堂老早坐满了人。男人们吹牛海聊着，女人们打毛衣、纳鞋底，东家长西家短，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小孩子们人来疯，绕着会堂追跑，好不热闹！图为江南公社红卫四队社员在罱河泥积肥（摄于1973年）

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出来，大家都安静了。有文化的书记会拿出报纸给大家讲讲形势，或者拿出《毛主席语录》给大家念念。大队开会基本是在“双抢”以前，会上会做动员工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取得抢收的胜利，谁谁谁觉悟高，谁谁谁手脚快，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啊。大队书记在会上多半是个话痨，一讲话就基本上没个完，大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讲一遍，滔滔不绝。书记的口头禅是每句话后面要拖个尾音“是 ”，句句如此，讲到动情之处，还要加上手势，配以表情。小孩子们坐在下面会学着书记讲话的样子，正学在兴头上，会突然被大人重重地打了脑瓜子，并且训斥：“猢狲，这个也好学过的啊！”图为大碶绿化大队社员在采摘金柑（摄于1974年）

生产大队开个会一般要一个上午，都是听大队书记讲话，碰到一些认真的发言人，事前会准备厚厚的发言稿。听着听着，有些年纪大的人就累了打呼噜了，妇女们也开始窃窃私语，男人们开始神游。这时，书记会加大嗓门说：“开会要注意啊！”立马，睡的人也醒了一半，妇女们继续静静地做手头的事，男人们也不神游了。要是生产队因为评等级的事情开会，绝不是这般情景了，多一分少一分关系可大了，村民们总是争得面红耳赤。开完会，大家四处散去，难得休息一日，打理打理家务，在村头聊聊天，百无聊赖，等着新一日的出工。

小孩过年顶开心，客人吃饭都“做客”

天气渐渐转凉，田埂上开始覆上白白的霜花，农历十二月的农村雾色重重。地里的农活已经忙完，农村开始了一年中最闲暇、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开始筹备过年。

今年45岁的徐伟文是当年堰山大队的社员。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没钱，过年的物资比现在少多了，物质上虽少，但是走亲访友、吃吃喝喝，有传统的年味，要比现在快乐，穷开心就是那个样子的吧。在徐伟文的印象中，过年前，生产队会杀一只猪，村民们聚餐庆祝。大家聚在大会堂里吃猪肉的热闹场景，徐伟文至今难忘。“小孩子能吃到猪肉就开心得不得了了，当年的猪肉吃起来确实香。”徐伟文说。

过年前，大队干部们会到烈军属家慰问，长长的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徐伟文和其他小伙伴一起跟在队伍的后面凑热闹。大队伍来到烈军属家里，送年画，贴对联，还送上红枣红糖表示慰问，以表示对“光荣之家”的特殊待遇。“村里有一家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烈属，年年过年大队干部都要去表示慰问。我们学生也和牺牲的志愿军妈妈结对，经常去做好事帮助这位妈妈。这个传统延续了很多年。”徐伟文说。

临近大年三十，过年的氛围更重了。很多家庭开始炒香瓜子，炒花生，炒年糕干，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看着大灶里炒得香喷喷的瓜子、花生，小朋友们直流口水，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地抓一把，几个兄弟姐妹躲在一处一起分着吃。乐秀娣告诉记者：“那时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家里的小孩子又是一串，只能哥哥穿下的衣服给妹妹穿，妹妹穿不着了小妹妹继续穿，所以都说‘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最可怜的就是老小，都没新衣服穿。”

过年了，小孩子们最高兴了，因为可以穿新衣服了，很多家庭小孩子一年只有这么一次穿新衣服的机会。布料都是拿票去换的，小孩子长得太高父母都是愁的，生怕费布料啊！布料扯回来，妈妈或者大姐连夜赶着做，很多小孩子会在缝纫机旁兴奋地看着，有主意的小孩子还会提出自己的想法，要妈妈再缝个花边，或者要鸡心领的式样，鬼点子特别多。家里的女孩子特别早熟，尤其是大姐，都比最小的孩子大很多。平时大人在生产队里忙，大姐是家里一把抓，下面的弟妹背上背一个，左右手一边拉一个，照顾起弟妹，小小年纪站在小板凳上就在灶头上烧饭做菜了，完全是当家妈妈的架势。过年了，大姐也是忙着帮父母操持家务，不像下面的弟弟妹妹还可以没心事地玩。图为江南公社前进大队的社员们在听广播（摄于1975年）

过年了，亲戚之间还是要走动，小菜还是要准备。一年到头每家每户也是到了过年才会杀鸡杀猪，备几碗好菜来招待客人，肉的香味馋得孩子们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整天缠着妈妈问什么时候可以吃了。当然是不能随便吃的，先要备着给客人吃，但是客人都是很识相的，来做客吃饭从来不动桌上的鱼肉，只是很客气地动动白菜肉片羹、芋艿羹、烤大头菜等几碗菜。主人家会客气地说：“不要做客嘛，下饭没有，饭吃饱。”客人会说：“在吃呢在吃呢。”但是动来动去依旧是那几碗。待到客人都招待完了，这些鱼肉还是不能吃，大人收在碗橱里放着。可怜了家里的小孩子和猫，只能眼巴巴地透过纱窗布望着闻着。又过了几日，大人们终于把鱼肉拿出来了，大家伙三下五除二将几碗菜都消灭掉了，抹抹嘴巴问大人什么时候可以再吃啊！其实大人也不知道。

过年对孩子们来说是快乐的，但对很多大人们来说年关是难挨的，只能勒紧裤腰带过年，一切等到过完年再说吧。尤其是一些倒挂户，平日里就向大队会计处赊钱，过年了到处要用钱，只能鼓足勇气继续向大队赊，会计看着这些老面孔只能摇头叹气。

就这样，大家从腊月开始忙到除夕，一直到过了元宵，这年才算过完。然后开始新一年的轮回。

自带矮凳看电影，担点心饭到田头

在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中，生产队的生活在悄无声息、按部就班中进行。生产队的主旋律是生产，一切围绕着“春耕”“双抢”“冬修”等开展，清苦忙碌又有些无聊。

生产队的文化娱乐生活十分枯燥，看电影成了农民们农忙结束后最大的娱乐活动。郏金富向记者回忆，只要哪里有电影播放，村头的大喇叭会“喂喂喂喂，哪里哪里有放什么电影”通知好几遍，大家一收工抓紧吃晚饭，成群结队地带上椅子、矮凳就飞奔而去，为了一部电影可以翻山越岭地去看，还可以重复好几遍地看。“印象最深的是《卖花姑娘》了，看了好几遍了，可是哪里有放，还是会赶去看，有一次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生产队，陈山大队的大会堂里也出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村民们可新奇了！拉天线那天，很多人都来围观了，铁杆子接了几十米高，转到合适的角度，电视机才有了信号。这下，只要大会堂开门，大家就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观看。孩子们最“炮冲”了，还没等大会堂开门就早早地守在那里，打打玻璃球，翻翻香烟牌，跳跳橡皮筋，有时忘记了烧饭割猪草，回去便是被父母一顿臭骂。

很多家中最小的孩子对生产队印象最深的事情，应该是给在田地里劳作的父母、哥哥姐姐送饭了。家中最小的孩子因为年龄小，父母疼爱，自然不用下地了，但是农忙的时候分秒必争，送点心饭的任务就派给了家里的小弟弟小妹妹。点心饭是家里的老人做好的，有泡饭、南瓜汤、绿豆汤，还有年糕汤，分装在好几个篮子里，上面盖一方毛巾，小弟弟小妹妹牵着手一起拎到田里去。有的小孩子可能是胆子太小了，半路遇到一条狗冲他叫，便吓得丢了篮子跑回来；有的小孩子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便“扑通”掉进田埂的缺口里去了。当然绝大多数是成功送成饭的。大家忙着吃点心饭的时候，他也可以成功沾到一点光，一起吃一点。现在，很多家里的老幺回忆起小时候送饭的事情便乐得哈哈大笑。

岁月一日一日重复着，慢慢地生产工具开始先进了，很多年轻劳动力开始出去工作——虽然依旧不自由，但总不需要整日被束缚在土地上了。慢慢地，生产队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大家越做越没了收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生产队也就消失了。（本文照片来自镇海区档案馆）（2012年9月7日3版）

那村，那水貂，那光景——记柴桥后所村水貂养殖40年

提起水貂，不少市民可能感到很陌生。但说到貂皮，那可就大名鼎鼎了。诗人有云：“貂冠水苍玉，紫绶黄金章”，“金张世禄原宪贫，牛衣寒贱貂蝉贵”。自古以来，貂皮一直就被认为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是商家眼中的“软黄金”。直到现在，貂皮大衣仍然被认作是高档奢侈品，动辄上万元甚至是数十万元的标价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而拥有一件纯正的貂皮大衣也是不少人的梦想。

貂皮大衣的昂贵，固然与其加工工艺的烦琐有关，水貂数量的稀少也是重要原因。而就在柴桥街道后所村，30多年前就已建立起了北仑第一个水貂养殖场——后所水貂场，最多时养殖水貂超过1000只，每年都有几百张貂皮销售到全国各地。水貂养殖也让不少村民发家致富，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虽然时至今日，后所水貂场早已解散，村里养殖水貂的农户也从70多户缩减到5户，但水貂养殖已成为后所村民心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1972年，柴桥后所村建立起了北仑第一家水貂养殖场，从北方引进的40只种貂“坐”了几天的火车，来到这里繁衍生息

后所村坐落在一个三面靠山、一面临海的半山区，与大榭岛仅一水相隔。上世纪70年代，后所村有村民近1000人，村民常年仅靠种植杨梅、茶叶及水稻为生，村里总体经济效益并不好。“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当时村里经过商议，先后办起了两个场，一个是后所冷冻场，另一个就是水貂养殖场。”现在在柴桥街道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也是当年后所村信息报道员的孙兆钧回忆道。图为王根伟抓起一只水貂给记者看。水貂会咬人，抓的时候必须戴上厚厚的手套。（记者 龚雯雯/摄）

由于当年时任村领导的几位老人均已过世，记者几经辗转才找到了当年水貂养殖场场长吴顺交。正是他一手将后所水貂场带上了正轨。当时水貂养殖主要在北方，南方并不多见，村里为什么会考虑办水貂场呢？吴顺交回忆说，这主要是机缘巧合。“1972年，当时的镇海县畜产品公司想要发展水貂养殖，就开始在各个村物色适合养殖的地方，最后选择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后所村。”吴顺交说，选中后所主要是因为养殖水貂的饲料是以小杂鱼等海鲜为主，后所村靠海比较近，再加上当时村里也有机帆船可以近海捕捞，天时地利都占到了，几位村干部就立刻拍板决定办水貂场。

水貂对村民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动物，掌握养殖方法成为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在镇海县畜产品公司的牵线搭桥下，1972年3月，刚满21岁的吴顺交被派往舟山平阳浦水貂场学习养殖技术，一学学了两个月。“舟山水貂场早两年已经成立，当时他们就已经养了1000多只水貂，其中种貂就有400余只。”吴顺交告诉记者，每年3~5月份正好是水貂的配种产仔期，母貂一年只生一胎，每次怀孕要40多天，每年4月下旬开始生产，早的4月20日左右就能产完仔，晚的则要到5月末，而且每只母貂生的小貂数量也不同，最少的一胎仅一只，最多的一胎能生十二三只。

吴顺交从舟山学习完养殖技术后，后所村也开始热火朝天地建造场房。说是场房，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棚房，一共造了4间，面积50多平方米，每间放置了10多个貂笼。由于条件有限，当时的貂笼都是由铁丝制成，每个貂笼大小一致。当年10月，到了正式引种貂的日子。“种貂一般都会从北方引过来，因为北貂质量比较好，当时是由北京畜产品总公司统一安排，各省、市、县再到指定的地方引种。”吴顺交说，当年整个宁波市一共派了8个人去引种，除了他以外，镇海县、宁波市畜产品公司各去了一个人，还有宁波三家水貂场每家也分别去了1~2人。“那一次安排引种的地方是在山西，每家水貂场自己去挑种貂，然后统一装上运输笼，用火车运过来。”吴顺交告诉记者，挑种貂也是门技术，除了要看种貂本身的毛色、体形等外观特征外，还要追本溯源，最好选择种貂的母亲是产仔比较多的。

当年，后所水貂养殖场从山西共引进种貂40只，其中母貂30只，公貂10只。种貂的引进价格全国统一，母貂每只70.4元，公貂每只88元。火车开到宁波南站后，后所村又专门派车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接回了家。1972年10月，后所水貂场作为北仑第一家水貂场热热闹闹地成立了。

1973年，首批引进的40只种貂共产仔67只。之后几年，后所水貂场逐年扩大。1978年，借着冷冻厂的成立，后所水貂场达到了最大规模，养殖水貂数量超过1000只

后所水貂场属于村集体所有，由于办场初期养殖数量不是很多，村里就只叫了一个人照料，有技术的吴顺交当仁不让成为最佳人选，和当时所有的公办企业一样，吴顺交每天的工资都按工分计算。“整个养殖场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我是既当饲养员，又当清洗员，什么活都要干。”吴顺交笑着说道。

每天清晨5点，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宁静的后所村似乎还沉浸在睡梦中，吴顺交就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首先就是准备饲料。“水貂是野生动物，金贵得很，尤其是饲料，一定要保证新鲜。”由于当时村里还没有冷库可以储藏，所有的饲料必须每天新鲜准备。“水貂主要是吃泥鳅、小杂鱼、胖头鱼等水产，一只水貂每天要喂两顿，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吴顺交告诉记者，这些水产他要自己跑去河里抓，实在抓不到就只能到柴桥菜市场去买，按照一只水貂差不多每天要吃三两的饲料计算，第一批40只水貂每天就要吃10多斤。图为李银康家中的水貂正悠闲地躺在貂笼里。这样的旧貂笼也是多数养殖户所采用的（记者 龚雯雯/摄）“有的买还算好，有时就担心买不到，毕竟新鲜的水产品也不是每天都有。”为了解决这些水貂的“伙食问题”，吴顺交甚至还考虑过自己养水产，“当时抓了几条泥鳅，养在河塘里，结果一场大雨，全都给冲没了”。碰到实在没有新鲜海鲜可以吃，就只能给水貂喂猪血、狗肉，“水貂倒是都吃，可这些猪血、狗肉只能吃一两餐，吃久了水貂就不长个，还容易生病”。新鲜的饲料备齐后，还需绞碎跟蔬菜、玉米粉、番薯粉混在一起。“海里的可以生的绞碎，但是河里的就一定要先煮熟了再绞碎。”吴顺交说，由于当时没有电动绞碎机，只能靠手工绞，碰到泥鳅、小杂鱼还好办，要是骨头大又硬的胖头鱼，能绞得你手臂酸疼。

度过了白雪皑皑的严冬，就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1973年3月，后所水貂场的第一批水貂终于要配种产仔了，村里还特地招了两个短工来帮吴顺交打下手。交配前，首先就要给每只公貂挂上编号，这是为了记清配种的时间，然后就是把正在发情期的母貂送到公貂的笼子里去。“把母貂关进后，如果两只貂当场没有明显反抗，没有吵架，一般就能顺利配种了。碰到有反抗激烈的，就要赶紧把母貂抓出来，不然公貂劲可比母貂大多了，有些直接就能把母貂咬死。”每只母貂什么时候发情，什么时候配种，又是跟哪只公貂配的，吴顺交的本子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从4月下旬起，怀孕的母貂就要开始产仔，水貂场第一批30只母貂当年一共产了107只小貂，不过有40只小貂是“死胎”，最终存活了67只，“按当时的条件算，这样的产仔数量还算可以。”吴顺交告诉记者，小貂刚生下来，只有成人的大拇指那么大。大概45天后，小貂就能长到一斤多，就可以跟母貂分开饲养；再过三四个月，小貂就长足了。

从1973年开始，后所水貂场开始逐渐扩大。到了1978年，借着村冷冻厂的建立，水貂场达到最大规模，此时场里已经建起4栋棚房，每栋12间，算上周边围起来的空地，场面积有20余亩。当时养殖的水貂数量也超过1000只，种貂200多只。水貂场也不再是吴顺交一人“单打独斗”，或是零散地请短工，陈胜伟、吴纪恩、孙宝章等一批村民开始加入进来。算上吴顺交，当时水貂场一共有员工11人。“当时我们一共8个人是专门负责水貂的饲养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吴纪恩原先是扛石头的，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重活，村里就把他安排到水貂场来，“每天有专门两个人负责绞碎饲料，然后我们再把饲料放到貂笼里的空碗中，等水貂吃完，再把空碗拿出来统一清理。”

养殖水貂，最主要就是出售貂皮。每年11月，水貂一般就可以剥皮出售了。办场前几年，由于水貂数量不多，这些工作吴顺交一人就能搞定。到了1978年，随着数量的增加，场里的员工都参与进来。吴纪恩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剥水貂皮时的样子。“水貂特别凶，抓的时候手上一定要戴上厚厚的手套。剥皮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把水貂杀死后，从脚开始剥，头上要剥得比较仔细，一般剥一只十几分钟就能搞定。”吴纪恩告诉记者，剥完的貂皮，先要把毛下的脂肪全都刮去，再将公貂、母貂固定在不同的貂板上晾晒。貂板也是特别制作的，上面呈尖状，往下慢慢变宽，就像个拉长版的三角形。

由于当时国家鼓励像水貂养殖这样的特种养殖，加上市场对貂皮的需求量很大，貂皮出售基本不成问题。每年1月份，县、市畜产品公司都会派专人来收购。吴顺交说，貂皮平均收购价与当年的水貂购买价基本持平，公貂皮一般在每张90元左右，母貂皮每张65元至75元之间，具体价格则根据皮毛质量、貂皮大小上下浮动。

在后所水貂场日益扩大的同时，由于看到水貂养殖带来的可观利润，后所村从事水貂养殖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最多时有70多户

小貂4月下旬出生，当年11月就可以剥皮，由于当时饲料便宜，养大一只水貂的成本最多也就20元，还不到收购价的1/3。可观的利润，让后所村不少村民看到了商机。正值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后所村，村里就掀起了一股水貂养殖热，家里凡是有点闲钱的村民，都变着法子开始养殖水貂。“村里办起水貂场，我才知道有水貂养殖这回事，听说一张公貂皮可以卖到96元，母貂皮也要卖76.8元，当时一头200斤重的大肥猪也就卖100元。如果母貂一胎能生六七个，就相当于笼子里躺了六七头小猪啊，更何况当时要想把猪养到200斤也不容易。”王根伟当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一年的工分大约是400分，按每工分1元算，一年到头也就400来元，再到年终分红除去预支的粮食钱，能真正拿到手的也就百来元，“就是卖一只水貂的价格”。当年10月份，王根伟从场里买了4只母貂和1只公貂，在家门口搭起简易的棚房，做了几个貂笼就开始养殖，“刚开始也不懂怎么养，就每天跑到村里的水貂场去学，回来自己琢磨。”

和王根伟一样，李银康也是当时村里第一批养水貂的农户。1979年，他抓了8只母貂、2只公貂，这在当年个人养殖户里算是最多的。“我原来是在村里拉石头的，一是这工作是体力活，时间长很辛苦，二来赚得也不多。后来听人家说还是养水貂能赚几个钱，就试着养养看。”李银康说，没想到第一胎生得特别好，8只母貂一共生了41只小貂。看着那些小貂一只只躺在笼子里，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后来收购的时候，我就直接按180元可买‘一只公貂和一只母貂’的方式卖，赚了3600多元，除去成本，这效益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图为吴顺交、李银康、吴纪恩的合影（从左至右）。他们身后是吴顺交家已闲置了的貂笼（记者 龚雯雯/摄）

据不完全估计，到了1979年年末，后所村个人养殖水貂的农户就已经达到了20户。不过各家养得都不多，一般都在4~5只。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一养殖群体还在不断扩大。一些村民看到养水貂能赚钱，争相加入其中。到了1982年，后所村养殖水貂的农户已经有70多户。当时走在村道上，时不时就能看见搭在房前屋后的貂笼。“你家母貂这回生了几只啊？”“你明天去菜场，帮我带几斤新鲜鱼吧”……村民在茶余饭后也总离不开水貂这个话题。“当时关水貂的笼子都是铁丝做的，本身就不牢固，加上每天被水貂尿液腐蚀，时间一长，笼子就很容易坏。有时候又特别凑巧，你家的水貂跑出来了，他家的也正好溜走。这下两家人全凑在一起找了。”李银康乐呵呵地向记者说道，不过水貂一般也不会跑得太远，基本都在池塘边躲着。“水貂是喂不熟的，它们不像猫和狗，养久了跟人有感情，养再久，它们也不认识主人。闻到不同的气味，就会发起攻击，咬起人来特别狠，咬住了就不松口。”王根伟说，起初自己抓水貂没经验，一不小心就会被水貂狠狠地咬上一口，真是钻心的痛，“有一年我养了30只公鸡。鸡长到一斤多重时，一只母貂跑出了笼子，一顿饭的工夫，把30只鸡全咬死了。”

水貂养得多了，每年卖貂皮也几乎成了轰动全村的事。一到时间，专门来收购貂皮的县、市畜产品公司工作人员就会先在村里找一块空地，然后一排摆上几张桌子，准备好量尺，卖貂皮的农户一家家挨着来，“某某家的母貂皮三张，价格多少”，工作人员高声嚷着，农户在一旁讨价还价，现场就像赶集一般热闹。根据大小、毛色不同，收购上来的貂皮被一堆堆分类摆放，远远望去，乌黑黑的一片煞是壮观。

1983年，后所水貂场因改制关闭。之后几年，由于貂皮价格的起伏，饲料等养殖成本的增加，水貂养殖个体户也逐渐减少，目前仅剩5户。目前村里的“貂王”养着3000多只水貂

1982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稳固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1983年，水貂场承包给了吴纪恩、陈胜伟、孙宝章等几位原先在貂场工作的村民。此前吴顺交离开了貂场，进行个人饲养。“当时场里还有200来只水貂，不过我们只养了一年多，后来也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当年母貂的产仔率很低，全都亏了，我们就直接关闭不做了。”吴纪恩说。

事实上，不只是水貂场一去不复返，从1983年起，整个后所村水貂养殖都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水貂养殖毕竟是技术活，母貂一年只生一胎，要是当年没有产仔就意味着毫无收入。看到村水貂场都倒闭了，一些担心亏损或是原本就养得不多的村民也陆续放弃了养殖。到了1986年，村里养殖水貂的农户仅剩下10多户。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貂皮的价格也每年不同。1989年，貂皮价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1987年、1988年，一张皮还能卖到100多元；到了1989年，河北市场一张母貂皮仅卖到12元钱。”当年，村里几乎所有水貂养殖户血本无归。到了1991年，整个后所村水貂养殖户只剩下了王根伟一人。“看到大家伙都放弃了，心里确实也犹豫过，不过想想养了这么多年，放弃太可惜，而且价格不好应该只是暂时的。”就这样，在此后的五六年里，王根伟一直坚持着，只是不得不缩小养殖规模。

到了1996年，貂皮价格重新上涨，当时包括李银康、吴顺交等在内的四五个老养殖户又重新加入。由于当时镇海县畜产品公司早就倒闭，村民们就把貂皮卖给了河北收购商。之后的10多年里，后所村的水貂养殖户就一直没再增加。前年，与水貂打了近40年交道的吴顺交也放弃了养殖，“年纪大了，再加上孙子经常要过来，水貂养着总归有点味道，不养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屋前那几排早已空置的貂笼，有些怀念也有些不舍。

到目前为止，整个后所养殖水貂的村民只剩下5户。李银康在家中的后院里还养着100多只水貂，平时都靠他和妻子照料，“水貂不怕冷，但很怕热，前段时间气温高，一天要喷两次水降温。”李银康说，这两年像他这样的小规模养殖户基本已经赚不到钱，饲料成本太贵了，“以前几分钱一斤的海鲜，现在都要十几元，翻了多少倍，而貂皮价格却没怎么涨。”

现在在后所村，养殖水貂数量最多的就是王根伟，他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貂王”。“现在差不多有3000多只水貂，种貂有700只左右。”尽管前些年，已经雇了两个工人来照料水貂，每天早上王根伟还是习惯要在各个貂笼前转转。他说，虽然现在里面躺着的已经不是“大肥猪”了，但看着就觉得亲切。在他的养殖场里，记者看到，一排排貂笼整齐排放，大多数水貂在睡觉，油黑光亮的皮毛，灵动的黑色眼睛，尖嘴长尾，如松鼠般大小。王根伟在一旁提醒记者，脚步要轻一点，水貂很容易被惊醒。记者蹑手蹑脚往前走，掏出相机来给水貂们拍照。“咔嚓”一声，快门按下，虽然声音不大，却把周围几个笼舍的水貂全都吵醒了。有的水貂听到响动后，立刻仰起脖子，四处观望，小眼睛滴溜儿乱转，而两只前爪还保持着扬起的姿势。

记者注意到，养殖场里有几排貂笼显得与众不同，外观特别新，空间也比较大。王根伟在一旁笑着跟记者介绍说，这是去年上半年他刚从丹麦引进的新貂笼，以前的旧笼用三年就要换，现在这个能用6年。“明后年争取再换一批新貂笼，”王根伟决心将水貂养殖进行到底。（2012年9月14日3版）

吃饭问题大过天——忆北仑杂交水稻的繁育推广史

对很多北仑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总有一段记忆和水稻有关。曾经的“双抢”辰光，人们在酷暑下“汗爬雨淋”地干着割稻、打稻、晒谷、耕地、耖地、拔秧、插秧等各种农活。1983年分田到户后，北仑农业结构逐渐调整，种稻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2000年以来，水稻种植面积骤减，如今全区水稻面积不过4000亩，其中杂交稻1000亩。

粮食生产始终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却是有增无减，半个多世纪以来，袁隆平、马荣荣等杂交水稻研究专家，为研究出高产优质的杂交稻呕心沥血，更有无数农技人员、种稻农民为种出更多的粮食辛勤探索和劳作。如今在北仑种稻的人少之又少，他们种的粮食已远远不能喂饱全区近90万张嘴，市售的绝大部分粮食需要从外地采购调运。在衣食无忧的大前提下，北仑人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现代化建设，但曾经为推广杂交稻、种植杂交稻而努力的人以及那些事仍留在老一辈人心里。

1976年，镇海县54亩试验田里，杂交稻穗大粒多，并表现出强大的分蘖优势，令农技员、农户喜出望外

据《镇海县农业志》记载：1976年，镇海县引进杂交汕优6号、南优2号组合，试种54亩，均产627斤，比常规晚粳亩产高得多。随后几年，杂交稻面积逐渐增加，一度达到6万多亩，约占全县晚稻面积的两成，杂交优势也比较明显。图为1976年，胡存岳在海南繁种制种时留念（胡存岳提供）

如今被小港街道返聘在农业科工作的盛洪昌，曾经是下邵良种场农科站负责人。说起当年引进杂交稻的事，他颇为自豪：“第一年，下邵良种场里种了两三亩试验地，杂交稻强大的分蘖优势和穗大粒多的特点让农技员和农户喜出望外。”

当时，常规稻一亩地播20斤谷，每一丛7~10根秧，成穗10~12根，生产队号召大家一亩地要插足20万根基本苗，争取35万个有效穗。但是那时化肥紧张，尽管秧插得紧，但常规稻产量一直不高。相比之下，杂交稻每亩只需2斤谷，每丛1~2根，成穗10~12条左右，而且穗条长，颗粒多，分蘖优势明显。“现在用插秧机，杂交稻每丛1根秧，株距在20公分以上，亩产1000斤随便种种，管理得好，可以达到1500斤。今年我种的甬优15号就有这个产量！”盛洪昌说起杂交水稻总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在他看来，杂交水稻强大的分蘖能力，是高产的希望。

盛洪昌说：“根据当时种植的情况看，杂交稻的抗病性要比常规稻好一点，这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年代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农民为了多种点作物，土地基本常年不空，连续种植容易产生细菌、病害，像白叶枯病、稻热病、纹枯病都是很常见的。如果有一块水稻发病了，可能会通过空气、水等传染到周边的水稻田，因此种稻的人最怕就是发病。“有时候发病严重，很有可能就是颗粒无收，这对农户来说，不仅完不成上交给国家粮食的任务，连口粮也成了问题。”

据记载，最初一批杂交稻中，汕优6号产量最高，均产628斤，高出其他品种7%~29%。因此，其后几年，汕优6号成了杂交稻的主栽品种。该品种由珍汕97与国际26杂交而成，属于籼型杂交晚稻，具有耐旱、抗病强、植株紧凑、适应性广、产量高的特征。

繁种、制种压力大，给雌稻、雄稻配花期是最难的事

杂交稻不像常规稻那样，农户可以选一些颗粒饱满的穗头作为第二年的种子，杂交稻的谷子第二年不能用来做种子，必须年年搞杂交制种。因此，除了靠种子公司供应外，当时的镇海县也要自己繁种、制种，解决杂交稻种子来源问题。杂交稻要求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三系配套”，技术要求很高，靠水稻良种场和几个特约样板队来完成。高级农艺师张培杰曾经是镇海县种子公司驻骆驼水稻良种场的专职技术员。他说：“第一年的雄性不育系配制雄性不育保持系繁种由县水稻良种场承担，每年安排繁种基地20亩。第二年的制种任务除了县水稻良种场参与外，还有县内几个特约样板队，各队制种的纯度如何，由县农科所负责，每年抽样品到海南岛冬繁鉴定。”

当时县良种场的农技人员，如郑雪娥、李良骥等如今已是六七十岁了。很多人回想起来，都说那几年任务重，困难多，但大家的劲头是高昂的，因为杂交稻引进就是奔着高产去的，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年代，谁要是种出最高的产量，谁就是英雄。

担任过霞浦公社镇东大队技术员的李志强回忆说，镇东大队在1975年建立了种子队，向各生产队调拢水稻田20余亩，棉花地五六亩。当时种子队队长是张根华。种子队搞过一年杂交稻制种，面积2亩多点。霞浦公社良种场也搞过杂交稻制种，1981年后，就不再搞了。想起来，杂交稻制种的历史有点短。

李志强说，杂交稻育种技术是由上面农技人员指导的，方法是把袁隆平选育配合在一起的两个稻种，即只会开花不会自己受精结实的不育系和抽穗期一致的父本种在一起。不育系每行6株，单独插种一埭（与本地话“大”同音）；父本紧靠不育系插种1株或者2株；行向从东到西，以便抽穗开花期借助东南风和西北风，让父本的花粉扬到不育系稻花中，使之受精结实，成熟后就成为杂交稻种子。“此前，一批农技员已经到县良种场去学习过了，但是到了真正要制种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还是没有底，压力特别大，万一没有成功，这么多生产队都等着要种子，如何是好？”盛洪昌说，理论上，从播下到抽穗是85天，但是天气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水稻生长，为了把雄稻和雌稻的花期凑在一起，各个良种场绞尽脑汁。“用叶龄推算幼穗分化是其中一个办法，但是最早长的叶子有可能要脱落，于是就用细细的棉纱线把一块布条绑在水稻杆上，记下这是第几片叶。”盛洪昌说，雌稻和雄稻叶龄不一样，扬花期都是一星期左右，为了要凑到同一个时间段，大家一方面观察叶龄，另一方面用肥料和水来调节水稻生长进程。图为柴桥农技站保存的《栽培条件与汕优6号结实率关系探讨》其中一页（记者 虞浩英/摄）

种植时，雄稻和雌稻是间隔着种的，到了扬花期，为了能更加充分地授粉，一条绳子两个人拉着，轻轻地从稻的上部划过去。“一般都在上午10点，轻重要适当，不然会把稻弄伤的。”

令盛洪昌印象深刻的还有剥穗头。稻的叶龄是固定的，当倒数几片叶子长出时，也会有幼穗抽出，根据幼穗推断扬花期就相对准确一些，因此哪天要是剥到穗头了，大伙儿中午就会高兴地喝酒。此外，为了确保种子的纯度，繁种和制种所用的地必须与常规稻种植地隔开。“最好是山岙里，都能被山挡住。于是一有空农技员们就要‘物色’这样的地。”他说。

去海南岛陵水县制种成了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其间袁隆平还到田头指导，与制种人员一起吃了顿饭

北仑积温低，加上一亩制种地只有50斤到100斤的杂交稻种子，因此，1976年10月，36名农科站负责种子栽培或者植保的技术骨干前往温度更高的海南制种。“当时的镇海县农业局局长张阿增亲自带队，我负责杂交稻技术。我是种子专业毕业，后又去过市农科所学习。”已于2001年退休的胡存岳回忆说，粮食生产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了推广杂交稻，各级农技人员铆足劲，摸着石子过河，不仅要自己研究吃透技术、方法，还要教普通农民怎么种。

严友根，2005年退休时已是小港街道人大工委主任。他说：“当年一起去的人，能记起来的有邬隘的邬祥兴、大碶的顾明华、柴桥的张振业、江南的沈信华、高塘的顾锡年、塔峙的张国祥，估计大部分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顿了顿说：“到海南制种的半年是我一生当中最艰苦的日子。我们向陵水县长城公社九所借了三间房。当地经济条件落后，现在回想起来就像牛棚一样，大家都是睡通铺，蚊子又多，睡着前，打蚊子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吃的米含沙多，吃得牙齿“咯嘣”响。因为吃不惯当地的菜，去的时候，有人带了三山紫菜、龙头烤、咸齑菜，这些就像珍宝一样，每天分着吃一点点。”

生活上的艰苦远远赶不上制种的艰辛。“海南老鼠又大又多。我们千辛万苦将制种田周边的柴草全部割干净，但是依旧难以阻挡老鼠来吃谷，有些秧苗都已经两三公分长了，老鼠还要啃谷，于是我们只好晚上轮流拿着手电筒赶老鼠。有的人实在困了，一脚踩空翻进田里，表带宽的蚂蟥就会立马叮上。”严友根说到这些，仿佛回到当年，叹了口气说，因为自己挨过饿，也曾为种稻吃过苦，所以一直见不得粮食浪费，一家人吃饭，不能有一粒饭剩在碗里或掉下。乐祖成说：“1979年海南冬繁回来时，带来好几个珊瑚工艺品，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个。”（记者 虞浩英/摄）

育秧之后要凑花期，为了更加充分地授粉，必须手工将幼穗外的保护叶割掉三分之一。“想想这是多少工分啊！接下来要防病管理、灌浆，直到收割。”严友根说，除了必要的化肥农药、喷雾机是从北仑带过去的，其他生产工具都是用当地的。4月份收割时，海南非常热，加上地面都是沙子，烫得脚都踩不下去。没有打稻机，把稻割来后，用水牛踩。“不过，那年袁隆平还来到我们的制种田，指导并鼓励大家一定要制种成功，随后在简陋的房子里一起吃饭，谈他研究杂交稻的心得。他是一个很亲和的人，没有架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得知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我觉得他对得起这个奖，吃饭问题大过天，他为解决这个天大的问题花了一辈子的心血。”严友根说。

第一批海南制种产量有近5000斤。1977年，台海关系比较紧张，传言蒋介石反攻大陆，怎样安全地把种子运到宁波成了一个问题。“后来联系上了大榭一个部队，用快艇运回来的，还有飞机护航，同去的大榭公社的孙志章就是坐着快艇回来的。”严友根说，后来又有几批人前往海南制种，人数没有第一批多，主要以保持系和不育系的繁种为主。大碶湖塘种子队负责人乐祖成从1977年到1979年坚守了3年，回来后成为队里种植杂交稻的技术骨干，为推广种植技术做了不少工作。乐祖成说，当时培育出来的汕优6号父本还获得过科技奖，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奖状也遗失了。他一直都有个心愿，就是再回到陵水县去看看曾经借住的老房东。“1979年一次寒潮，严重影响杂交稻结实，产量大减，对农户打击很大。第二年，杂交稻面积骤减。其后几年，推广情况不理想。1984年，最后一批制种的人回来后，就不再去海南制种。”胡存岳说。

由于有效积温不够理想，种植要求严格，杂交稻几乎“断档”近20年

由于受气候和栽培条件等制约，上世纪80年代起，杂交稻面积缩减明显。据资料记载，1984年，整个镇海县只有800亩杂交稻，其后更少，北仑的情况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这里的有效积温不够理想，再加上种植技术要求高，强冷空气南下频繁，稻谷灌浆困难，产量优势并不明显，因此在八九十年代，杂交稻几乎“断档”。

早期的杂交稻有一个特点是不耐寒，一旦冷空气来得早，产量很受影响。据《镇海县农业志》记载：镇海地处浙北沿海，每年8~9月份受台风侵袭机率高，9月下旬以后冷空气入侵频繁。而汕优6号抽穗扬花阶段要求气温连续三天高于23℃，在镇海县要达到这个温度只有9月15日前后才有80%的保证率。1978年9月中旬连续3次低温阴雨，严重影响杂交稻安全齐穗，当年结实率只有49.6%。1979年10月下旬一次强冷空气南下，三山乡部分杂交稻每亩落粒竟有百把斤。1982年、1984年9月中旬平均气温只有22.6℃和20.4℃。

为了使杂交稻避过9月中旬的低温而达到安全齐穗目的，农户只能将播种时间提前至6月15日前，移植时间提前至7月底前。“不过这样一来，早稻只能种植早熟或者特早熟的品种，相当于用牺牲早稻产量去换晚稻的杂交优势。同时，能最早插的田块均割让给杂交稻，从而影响连作晚粳的总体水平，杂交稻争季节导致常规早稻、晚稻两季产量都受影响，如果遇上天气不好，往往得不偿失。”张培杰说，农户种杂交稻的积极性低，当时在北仑推广杂交稻效果并不好。小港下邵村村民邵振文曾在下邵公社良种场种田。据他回忆：“好的时候亩产有1000多斤，差的时候五六百斤都不到，整体上，不如常规稻稳定。”

此外，杂交水稻的栽培要求是“三早一长”，即早播、早插、早管和长秧龄。刚引进时，农民都不习惯，而且为了让秧壮一点，在育秧期间要分两段进行，第一段和常规稻一样播种育秧，中间增加了第二段寄秧。杂交稻在秧龄15~20天后，开始寄秧。张培杰说：“寄秧就是要大株浅插，将播种后长出的密密麻麻的秧挪个地方，稍微分开一点，留出更多的空间长高长壮，经过二三十天后再起苗插秧。”当时正值夏收夏种，劳动力极度紧张，很多农民都做不到这点。

从收购价格看，每百斤籼型杂交稻谷粮食部门收购要比常规粳稻低三四元，早期杂交稻基本是籼型，即使杂交稻产量比晚粳高一成，经济收入也相差不大。因此1983年分田到户后，省工省本的晚粳稻更显优势，农户种杂交稻越来越少。

2000年后，甬优系列杂交稻崭露头角，相比产量，本地农户更愿意在品质上下功夫

由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市农科院在杂交稻研究方面进展缓慢，因此，杂交稻沉寂近二十年后，直到90年代后期才重新露脸。“早期的杂交稻主要是籼稻杂交，米粒细长，不过宁波人不怎么喜欢吃，后来就开始研究粳稻杂交，但是产量优势不如籼稻杂交明显。再后来就尝试了跨亚种杂交，即籼稻和粳稻杂交。宁波的甬优系列杂交稻中，如甬优6号、甬优8号、甬优9号、甬优12号，都是籼稻和粳稻的杂交品种。”宁波市农科院杂交稻研究专家陆永法介绍说，甬优系列籼粳杂交稻遗传了“父母”的优势基因，不仅有籼米的清香，还有粳米的柔滑，更加适合宁波本地人的口味。图为甬优12号水稻，穗大粒多，长势好（张培杰提供）

2000年，我区在春晓三山试种了甬优1号。“最初长势很好，穗大粒多，粗略估计亩产要比常规晚粳稻高三成，不过后来因为受西北大风影响，出现了倒伏，减产严重。”张培杰回忆说。近两年，杂交稻品种则以甬优12号、甬优15号为主，面积近1000亩。除了种粮大户外，散户觉得杂交稻种植不稳定，而且种起来比较复杂，还是比较喜欢种宁81、宁88、秀水系列等常规稻。

相比宁波市其他县市区，北仑水稻种植情况有其特殊性。“分田到户后，农民自主选择，除了要完成粮食订购任务外，其他土地可以种植收益更高的作物，如花木。”区植检站站长刘海东说，2003年，水稻种植面积创历史最低点，仅为1.68万亩；2004年水稻种植面积为2.11万亩，其中早稻0.24万亩，晚稻1.87万亩，比2003年略高，但仅为1985~1992年期间年平均种植面积的6%，相比宁海、象山，少很多。从这两年的种植情况看，常规稻宁81、宁88还是占主导地位。图为2010年12月6日，大碶种粮大户蔡国富的地里，“甬优12”单季稻亩产达1517.8斤，创下北仑区杂交水稻亩产历史最高纪录（记者 刘姗/摄）

2010年12月，大碶种粮大户蔡国富的地里，1.63亩“甬优12”单季稻，当场丈量面积，实收烘干产量2474斤，每亩达到1517.8斤，创下北仑区杂交水稻亩产历史最高纪录。以后，杂交稻的亩产都未能打破这个纪录。“事实上，相比产量优势，北仑种粮农户更愿意在杂交稻的品质上下功夫。比如用绿色技术，应用生物、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不打农药，使用商品有机肥料，控制化肥使用量等手段，相当于用产量换稻米品质，是对精品农业的尝试。”刘海东说。 在春晓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大户周世海今年全部种了甬优15号。他说：“种植过程采用了绿色技术，大米品质挺不错，顾客反响也很好。”不过，尽管我区也种植一些杂交稻，但市民能吃上本地杂交稻的机会并不多，市场上销售的东北大米基本上是常规稻。 后记：随着北仑开发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益相对低下的水稻种植业被其他经济效益更好的花木、水果等替代是必然的趋势，可用耕地越来越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不久之后，北仑将难觅水稻身影。但是正如采访中不少老同志所言，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粮食问题是根本，没有温饱，谈不上尊严。人人种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如今，我国农民靠机械化、靠好的种子、靠好的技术，用较少的土地，较少的劳动力，养活全国13亿人口，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每个人在吃饱饭的同时，应该心怀感激，感激那些曾经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倾其一生的人们。（2013年1月4日3版）

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郭巨人灯具业的前世今生

自从20世纪20年代亚浦耳（上海亚明）生产出国人自己的第一只灯泡起，中国的照明产业到现在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中国灯具业的发展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灯具业的兴盛过程中，“郭巨人”在其中书写了值得骄傲的一页。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郭巨就崛起了数百家灯具企业，成为名噪一时的灯具城；如今，郭巨灯具城虽然辉煌不再，但成千上万的郭巨人仍活跃在灯具生产经营链中。可以这么说，哪里有灯具业，哪里就有郭巨人的身影，他们正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更大的成功。

从大华灯具厂的一度兴盛，到数百家个私灯具企业兴起，逐步形成群体创业氛围

郭巨，这个临近东海的小渔村，明代时为防倭重地，总台山烽火台就是无言的见证。如今，说到郭巨，人们自然而然会把她与灯具联系在一起。

郭巨灯具业的兴起源于当时的一家社办企业——大华灯具厂。大华灯具厂的前身是郭巨的社办企业“塑料胶木五金厂”。大华灯具厂的首任厂长、现为白峰镇商会秘书长的汪苏国，向记者介绍了大华灯具厂的起源。他告诉记者，五金厂起先是为上海的伟力灯具厂提供配件的。后来，厂里组织人员到上海参观考察，发现灯具市场的前景广阔，而且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完全可以自己生产。于是，经过厂里研究，决定在郭巨成立灯具厂。1980年1月，大华灯具厂正式挂牌成立。

大华灯具厂成立后，走过了一段值得骄傲的历程。据《郭巨简志》记载，1980年至1985年，大华灯具厂厂况蒸蒸日上，年产值从20万元一路飙升至超千万元，职工人数也增加至240余人，外协单位40多个，产品销往全国。但大华灯具厂终因种种原因，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轰然倒下了。企业倒闭时，社会上曾传闻，厂里积压的电线可绕地球一圈。郭巨籍张惠芬夫妇在古镇创办的雷蒙照明电气有限公司外景（图片由企业提供）

一家大厂倒闭了，却兴起了无数小厂。汪苏国告诉记者，当时厂里一些技术骨干、销售人员凭借过去的人脉关系，开始各自创业办厂了，最多的时候郭巨照明生产企业达400多家，形成了从玻璃熔铸到五金、电器等配件制造的一条龙灯具生产格局，区域品牌“郭巨灯具”迅速在全国叫响。

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郭巨镇自凤凰山下向西至老车站的一条老街，两旁曾是清一色的灯具店；从电影院到老粮站又是清一色的灯具店；在西门外的新一条灯具街和两条老街两旁除各式各样的灯饰店外，还加入灯具厂、配件店等。当时的郭巨，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1994年，当地政府在邮电所大路口、灯具街中心地段，建起了三门的高大牌楼，上书“郭巨灯具城”，上边插红绿彩旗，蔚为壮观。有人惊叹：三面环海、只有一条砂石公路与内地相连的郭巨镇，交通不便，但其产品能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俄罗斯、阿联酋、越南等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从郭巨灯具城转战中山古镇，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发展得更成气候

红极一时的郭巨灯具城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郭巨灯具制造业迅速衰落下去，只有当年修建的“郭巨灯具城”的牌楼立在已明显萧条的中心地区，向人们诉说着郭巨镇当年的辉煌。

郭巨灯具业“巨人”倒下之后，“灯人”们迅速调整思路，走出家乡，转战至沿海各灯具生产基地，其中尤以广东省中山市古镇为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展灯饰产业的古镇，进入90年代后发展迅猛，如今更是如日中天。古镇已经先后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灯饰专业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也是世界最大的灯饰专业市场之一。据统计，目前，古镇拥有6000多家灯饰企业，2010年灯饰产值达173亿元，灯具产品占国内民用灯具市场超过60%的份额，出口到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7公里的灯饰一条街，共有灯饰铺位600多家，以此为依托组建的“广东国际灯饰城”为古镇赢得了“中国灯饰之都”的美誉。

已经在中山古镇创业10余年的郭巨人张伟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飞利浦、欧司朗、松下等国际知名灯具企业为享受国内优惠政策，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大举进驻广东中山、东莞等地，带来了世界灯具行业的最新潮流和技术。古镇灯具产业优势迅速形成，吸引了大批北仑人前去创业。

胡智慧是南下大军中的第五个郭巨人。刚到古镇，在那边朋友的介绍下，他做起了灯具配件，生产灯头。因为这个投资小，见效快，带去的6万元钱，租厂房、找工人，很快便开始了生产。胡智慧说，那里的灯具企业多，生产零部件不愁销路。

2002年，原来在东北做经销商的郭巨人张惠芬夫妇放弃已经很稳定的生活，南下古镇，开始迎接新的挑战。张惠芬现在是中山雷蒙照明电气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自2002年成立以来，雷蒙便以照明、电气两大关联领域作为核心产业，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快速的执行效率，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其中照明事业获得“中国名优产品”、“行业十佳知名品牌”“国家质量信誉示范企业”“商业照明最受欢迎品牌”等称号，电工产品获得欧洲工业设计大奖。目前，产品线覆盖家居、商业、工程、建筑电气等应用领域，成为国内知名的灯具生产企业之一。图为郭巨籍的中山雷蒙照明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惠芬（张惠芬提供）郭巨人蔡如德在生产大军中是“后来者”。蔡如德以前在天津等地经销灯具。2007年，他转战古镇，创办了莱克士瑞灯饰厂。办厂之初，他就确立了生产中高档灯具的目标。“近年来，灯具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有好的利润、好的效益，就必须在产品优势上下功夫。”就在企业正步入正轨的时候，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这让蔡如德栽了一个“大跟头”，投下的钱差点血本无归，但他挺了过来。如今，企业产品不但打开了国内市场，图为集聚了许多郭巨创业者的古镇灯都时代广场（蔡如德/摄）还远销美国、德国等国家，效益良好。“去年有60多个工人，今年还要扩大生产，员工要增加到80多个人。”蔡如德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郭巨人严仕波早年曾从事灯具销售，还在北仑开了7年的广告公司。2004年年底，看到老乡、亲戚多从事灯具行业，他又奔赴紧邻古镇的中山市小榄镇，开办了奇仕达电器厂，专业生产电子变压器、电子整流器。严仕波告诉记者，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低端灯具逐步被淘汰，而高端产品正步入胜境。为此，公司致力于开发新型环保、节能和科技型为主的光源产品，公司较早地将大功率节能灯推向国际市场，是中国第一家获得45W~105W大功率节能灯美国ETL认证的企业。

据统计，目前，在中山创业的北仑人有近万人，已注册经营上规模企业600多家，其中近70%为灯饰企业。去年年底，我区首家异地商会在中山成立，首批会员企业就达283家。商会的设立，为在中山打拼的北仑籍企业家建立了一个信息交流、互助共进的平台。

以郭巨人为主的5000多名北仑人遍布全国各地，卖了全国三成灯具

在一部分郭巨人做灯的同时，更多的郭巨人则奔赴全国各地的灯具市场，充当起职业灯具经销商。

胡智慧是最早一批从事灯具经营的郭巨人。“1986年，我就去山东济南与商场联营卖灯，是最早一个到济南卖灯的宁波人。”胡智慧刚到济南，找到了济南最大的一家商场——大观园商场。始建于1931年的济南大观园商场，自建立之日起就成为老济南商埠区的重要标志之一，誉满齐鲁大地，曾被誉为“黄河岸边的城隍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个人要把灯具放到商场里去卖谈何容易，况且商场里已有卖灯具的专柜。但胡智慧用他的恒心打动了商场经理：“我为了产品能够进入商场，不知到经理那里跑了多少次，最后经理看到我去的次数实在大多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才勉强答应了下来。”胡智慧说起当时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与商场合作的方式是，胡智慧组织货源，在商场设立的专柜由商场营业员进行销售，商场扣除利润的10%~15%作为柜台租金等费用。“当时，郭巨人卖灯绝大部分是采取这种经营方式，一来可以减少租柜台的费用等，降低经营风险；二来商场也不用自己组织货源，减少了麻烦。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胡智慧说。胡智慧介绍，当时市场的需求不大，灯具的销量很少，大部分灯具卖给济南市区的干部职工，每个月能有三五万元的营业额就算是不错的业绩。后来，经过几年的打拼，他把济南的业务交给了跟他一起的侄子打理，自己到山西的太原开辟新的市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与商场联营。但一两年后，自己有了一些资金和经营经验的积累，账算下来，还是租柜台合算，而且比较灵活。于是，胡智慧在太原选择了在商场租柜台的方式经营。“这带来了好的利润，但经营的压力也大了。”图为郭巨籍张久亚（左）在广西南宁打理灯具店。（孙青/摄）

1989年，看着别人都从灯具中挣到了钱的冯万永，向经营灯具厂的堂弟借了1万多元的货，也加入郭巨灯具销售大军中，开始了自己的“卖灯”历程。1990年，他在武汉市五金电料商场的灯具专柜开张营业了。当时，武汉的灯具销售还处于发展初期，经营灯具的人不多，再加上冯万永直接从郭巨的厂家进货，有的货甚至是家人、亲戚或朋友买零配件在自己家里装配的，利润自然不薄。冯万永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又看到了灯具批发市场的商机，与妹妹两人合伙在当时的武汉铜人像灯具一条街租下一间120多平方米的门面，做灯具批发生意，并开始注重品牌引进。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冯万永又把业务拓展到沈阳。从零售到批发，从几十平方米到上千平方米，从几个客户到上百个客户，冯万永在灯具销售中游刃有余。2005年，冯万永还在由全国照明灯饰行业组织与古镇联合举办的评选活动中，从10万家“卖灯”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240多名“中国优秀灯饰经销商”之一。

作为新生代的郭巨灯具经销商，俞召辉选择了在“家门口”卖灯。他把店开在了宁波现代商城，主要从事工程类灯具批发和非标定制。过去，俞召辉依托厂家的优势，专业从事灯具批发生意，每年的销售额都在五六百万元左右。2007年，为了向娱乐场所和酒店方面拓展业务，俞召辉引进了LED产品，同时兼做非标定制。没想到一段时间下来，他投入主要精力发展的LED业务没有什么起色，反倒是顺带做做的非标定制灯具接连签了几个大单。宁波市区的美高梅、亚洲姚江会等几个高档娱乐场所的项目一做，他的非标定制业务直线上涨。随后的万豪大酒店和嘉和大酒店的项目，也逐渐打响了他所经营的灯辉照明在非标定制灯具领域的名号。2009年，灯辉公司与业内著名企业开元灯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权负责开元灯饰在浙东地区的工程。现在，灯辉照明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灯具照明公司，主要承接商业空间、酒店空间、娱乐空间的照明工程。“我们已在北京、四川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而下一步，我们将更加合理地利用资源优势，将生产基地、物流渠道、战略伙伴、运营终端有机地整合起来，确立灯辉照明在全国非标灯饰领域的事业版图。”俞召辉雄心勃勃。

据统计，目前5000多名北仑人在海内外从事灯具生产经营，每年的室内灯具销售额约占全国的三成。除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灯具市场外，甚至在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也能看到郭巨灯具销售商的身影。

不如把“郭巨的灯具业”理解为“郭巨人的灯具业”，郭巨人在外干得好就是为郭巨灯具业续写辉煌

当郭巨灯具人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更大成功的时候，很多人的心中也不停地在问：“在外的郭巨人能否回到家乡再写辉煌？”

汪苏国现在一直关注着郭巨灯具业的发展。他坦言，郭巨灯具业的衰落，除了政策的原因外，技术、开发能力的薄弱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告诉记者，当时在大华灯具厂，他们的产品开发主要是依靠从外面采购样品，然后回来进行改进加工。汪苏国还记得，1986年他去广东等地考察灯具业，采购新的样品回来的事。“确实比较好，全铜的，表面处理好，但样品拿回来后，还是做不出来，特别是水晶，知道这个东西，但采购的渠道没有。”汪苏国说，在郭巨灯具城发展的同时，广东的灯具业也在快速上升。当时台湾很多老板到广东东莞、中山等地投资办企业，水晶灯等高档灯具产业已在广东发展起来，他们的加工工艺和设计水平都是上乘的。“回想起来，政策的因素有，但不完全归咎于政策，市场的优胜劣汰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汪苏国说。严仕波喜欢写写画画，曾经也想利用自己的这个特长，在灯具设计等方面做一些改进，但能想到，做不到。

可如今的境况大不一样，采购渠道高度透明，技术力量也不是问题。只要能想得到，就能够设计得出来，借助北仑和宁波制造业的优势，在技术、资金、人才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在郭巨再写灯具业的辉煌呢？

汪苏国告诉记者：“前几年，我们白峰镇的领导也提出了这个想法，把那些到外地创业的郭巨灯具人再请回来，但最后计划还是被搁浅。”销售带动市场，这是不变的真理。古镇已经形成了专业的灯饰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灯饰经销商都瞄准了古镇，到那里采购。有关数据显示，每年国内灯饰照明交易额超过200亿元，古镇及周边灯饰企业超过6000家，产品在国内市场中占有量达到60%以上，年灯饰照明产业总值占全国的40%。

汪苏国介绍，灯具制作工艺虽然简单，但产业链并不短，要想形成一个产业，其需要配套协作的条件很多。胡智慧告诉记者，别看古镇一个小的灯饰厂里，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但他们背后有几个甚至几十个配件厂在为其生产零配件。汪苏国去年、前年都去过中山古镇，那里有专门供应零部件的市场，从小到大，随便哪里都可以采购到，但在宁波现在没有这么好的便利条件。“在古镇找一家超市可能比较难，但你要买灯具或是灯具配件，街上到处都是。”

俞召辉做了这么多年的灯具经销生意，接触了很多“灯具人”，有时他们也在一起谈论“回归郭巨”这件事，虽然大家都有心，但不看好。“不要说是在古镇的人，就是我在宁波，如果每年赚100万元，在北仑能赚80万元，我也是愿意回北仑来做。”俞召辉这样对记者说，“民间资本不可能运作。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光靠民间资本的运作也是不够的。”图为严仕波在古镇创办的奇仕达电器厂的员工正在检测灯饰元件（严仕波/摄）“无论是叶落归根的想法也好，还是惦念这边的亲戚朋友，每个人都想回来。但真正为了这些要把在那边一个成功的企业搬回来不太现实。”严仕波对此也持相同的观点。“回来后，怎么运行，场地、市场、配套、传媒、物流……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而在短期内对这些问题不可能逐一解决。”

中山市天一灯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宁波商会会长王贤侠说，优势块状经济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是无数人艰苦创业和相关因素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很难单靠政府行为人为培育。在古镇，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分工协作高度发达，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具有大批量、低成本、专业化、高效率的优势，产品也就具有别处难以相比的竞争优势。企业和企业家寻找产业环境适宜的地方去发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像大批中外投资者来北仑、来宁波开发区投资办厂，郭巨人到外地甚至到国外去寻求发展，也是完全正常的，应以正面的、积极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

王贤侠说，不如把“郭巨的灯具业”理解为“郭巨人的灯具业”，郭巨人在外干得好，就是为郭巨灯具业续写辉煌，这样就不会过多纠结于是不是要在郭巨恢复从前灯具城辉煌的问题了。（2011年2月17日3版）

“四千精神”丢不得——记霞浦童装业的兴盛与变迁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霞浦人正是凭着这种“四千精神”，不畏艰难险阻，冲破道道关隘，由弱到强，创造了霞浦童装十几年的辉煌。如今，霞浦童装虽然辉煌不再，但成千上万的霞浦人依旧保持着“四千精神”，在新的时期发展着自己新的事业，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努力着。

霞浦第一家童装厂——霞南童装厂，带动了霞浦童装十几年的兴盛

霞浦童装业的兴起起源于当时霞南村的村办企业——霞南童装厂。霞南童装厂的首任厂长、现为宁波巡天太阳能电子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的张敏元，向记者介绍了霞南童装厂的起源。

张敏元是上海人，高中毕业后随亲戚到宁波一家小作坊学技术，后来到霞浦霞西大队机械五金厂做车工。1979年，张敏元去上海出差，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他的上铺也住了一个霞浦人，是当时霞浦公社戴家大队的大队长戴元根。戴元根问他：“在上海什么最好赚钱？”张敏元随口说了一句：“想赚钱，南京路上遍地都是钱！”第二天一早，戴元根就果真拉着张敏元一起去逛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路上，一家商店里一双精致的童鞋吸引了张敏元。张敏元说：“要么就做童鞋吧。”戴元根买了两双回去，让村里的鞋匠照样子做，做好了新鞋子再拿到上海商场推销，没想到大受欢迎。于是第一家村办的戴家童鞋厂随之诞生了。短短3个月，童鞋厂就挣到了不少钱。张敏元也由此领悟到了儿童用品的巨大商机。

霞浦公社霞南大队原来是个穷得出了名的大队，但穷则思变。1980年底，当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金新看中了张敏元精明能干、敢闯的性格以及有“上海关系”，大队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从霞西五金厂把张敏元请过来办个厂，给大队搞点集体经济。在戴家童鞋厂办起来后，很多童鞋厂也都开起来了。当时，张敏元已经不想再做童鞋，而是考虑着做点其他方面的儿童产品。于是他又到上海考察了半个月，带回来几件童装样式，打算开个童装厂。大队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上报镇海县社队企业局、工商局，并于1981年初被批准成立霞南童装厂。随后，大队借了间2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物色了6个会做裁缝的农妇，让她们抬来自家的缝纫机，办起了霞南童装厂。这是当时霞浦第一家童装厂，也是宁波市首家专业制作童装的企业。

霞南童装厂经营得很好，第一年的产值就达到9.9万元。到1984年的时候，职工发展到三四百人，童装厂的产值更是达到惊人的125万元。随着童装厂的发展壮大，厂址也搬迁好几次，先后到过霞南水龙会和太公祠堂，后来还专门建了一座三层楼做厂房。这座厂房现在已成为霞南村村委会办公楼。图为1985年，张敏元（中）在霞南童装厂看样订货会上为客户介绍样品（张敏元提供）图为1987年霞南童装厂新厂房生产车间一角（张敏元提供）

那几年，张敏元带着厂里新生产的童装样品跑全国市场推销，专挑形象好、名气大的大商场，与上海第一百货、昆明百货大楼、首都天桥百货商店等全国各地的大商场和儿童用品商店建立了业务往来。而在大队党支部的组织下，霞南童装厂也多次举办看样订货会和童装展销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场主管聚集到霞南童装厂现场参观童装生产和样品展览，场面热闹非凡。当时，“霞南”牌童装在全国22个省的近50家大商场销售，在全国范围内都小有名气。

1987年，霞南童装厂的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候，厂子又搬迁到霞浦邮局旁新造的四层楼厂房。当时，霞南村基本上每户人家都有人在霞南童装厂做工，厂里的职工已达到了500多人，年产70多个品种、130多个规格的春夏秋三季各色男女童装60万件，年产值也达到300多万元，占到村里工业总产值的90%左右。

靠着童装，霞南村甩掉了最穷村的帽子，一度成为富裕村。而张敏元也多次被省、市有关部门评为优秀乡镇企业家。1987年，宁海一休童装厂办厂前慕名专程到霞南童装厂参观，并向张敏元请教办厂经验。霞南童装厂一直经营到1991年。图为当年上海街头的霞南童装厂门店（张敏元提供）

霞浦童装“遍地开花”，形成一个专业的童装市场

眼看霞南童装厂办得红红火火，当时霞浦很多人也跟着搞起了童装，大有“遍地开花”的势头。其实在1986年以后，霞南童装厂就有些能干的人陆续跳出厂来自己办童装厂，他们后来成为霞浦童装行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如今，这些人回忆起当年办厂的情形，都不禁感叹：办童装厂很苦，就是靠着“四千精神”才一步步闯出了事业。

1986年，霞西村人张信潮在胜利村开起了“小百花”童装厂。张信潮19岁到霞西村农机修配厂，做了10多年的技工，后来到亚光灯具厂做了1年的厂长，这些经历为他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鼓励个体户办厂，张信潮便打算自己办一个童装厂。张信潮找了两个朋友合资，借了一间平房，抬来3台家用缝纫机，又从上海批发了一些布料，开始做起童装来。那时候，童装跑推销都是给人家看样品然后签合同的。第一批童装生产出来后，张信潮就独自扛着大包小包的童装样品坐火车到江西、安徽等地的大商场推销。由于童装款式新颖，质量优良，“小百花”童装很快在全国多家大商场的童装柜台占有一席之地。

1989年，随着厂子业务的不断扩大，张信潮将厂搬到了胜利村的一幢三层楼租用房，而“小百花”也改名“小红花”。1990年以后，厂子连着几年产值都超过200万元，“小红花”童装厂在当时童装遍地的霞浦也算名列前茅。后期，国营大商场开始转制，商场内的柜台纷纷承包给了个体户，这给霞浦童装老板的经营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张信潮说，柜台承包给个人后，自己常常很难要回账款，而由于各个柜台经营门槛不同，童装的价格竞争激烈，做商场销售越来越艰难。于是，张信潮转而改做了好几年的童装批发生意。

当时，在霞西村有一家“神童”制衣厂办得也很好，老板叫张敏龙。1986年，张敏龙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办起了童装厂。张敏龙负责跑外勤推销产品。张敏龙说，当时跑外勤是一天一个城市地跑，白天在一个城市的大商场推销样品，晚上就坐火车连夜赶到另一个城市，坐火车的时候从来不坐卧铺，累了就躺在座位底下睡觉；为了省钱，他从不坐公交车，自己扛着大包小包的童装样品走到商场谈业务。一个月跑下30个城市，一年跑4次，非常辛苦，但能够带回厚厚一叠合同，心里也不觉得苦了。

到了1991年初，霞浦已有童装厂150多家。此时已担任霞浦镇镇长的陈金新开始思考壮大霞浦童装行业的新思路。了解到慈溪、温州等地办起了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等专业市场，陈金新就同区工商局商量着是不是可以联办一个霞浦童装市场或童装城，将全霞浦大大小小的童装老板都集中到一起摆摊位，这样霞浦众多童装厂有了一个对外的大窗口，从全国各地赶来购买童装的商客也不会东找西找，摸不着头脑了。“就是想通过搞童装市场这种形式使霞浦童装行业形成合力，形成拳头。”陈金新说。

有了思路和方案，镇政府就着手操办大量准备工作。陈金新召集霞浦镇各童装厂厂长开座谈会，跟他们解释清楚办童装市场的目的、意义、具体过程等，并向他们征求意见。镇政府、区工商局及霞西村有关人员还前往镇海骆驼及慈溪、温州等地的专业市场进行参观和学习。当年，由霞西村出土地，镇政府和区工商局联合出资金，在霞西村车站附近建造了童装市场的商铺，一排排连着共建了120多间铺子。市场商铺在1991年12月初竣工。此前，霞浦绝大部分童装老板陆续报名登记了铺位，并在市场竣工后进铺布置。图为霞浦童装市场开业当天，霞浦街头人山人海（陈金新提供）

1991年12月21日，霞浦童装市场正式开业。这在当时可是轰动霞浦的一件大事。当天，市、区近百位政府机关领导应邀出席开业典礼，到场观看典礼的群众达到两万多人。各种礼仪队、高跷队等在童装市场前的街道上一路吹吹打打表演节目，看热闹的人群将街道两旁挤了个水泄不通，连童装市场附近的屋顶上也坐满了人，整个霞西可谓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陈金新说，1991年，霞浦童装产值已从1981年的10万元跃升为2000多万元，童装从业人员达到5000人左右，约占全镇企业人员的40%。童装作为当时霞浦的支柱产业兴盛了十几年，对发展霞浦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以及解决就业等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许多童装老板后来办厂的办厂，开店的开店，但“四千精神”依旧

1995年以后，由于童装行业利润比较薄，市场竞争激烈，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当地具体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霞浦童装老板开始寻找比较效益更好的行业。有的办厂，有的开店，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今经营着其他事业。“许多人虽然不做童装了，但他们的‘四千精神’并没丢，只是在新时期用到别的领域上去了。”以前也曾办过童装厂、现为新浦社区老年协会会长的张纪奎说。

在村民们口中，张信潮是个很有魄力的创业者。在许多霞浦人陆陆续续关掉童装厂的时候，“小红花”童装厂硬是坚持到了2000年。此时，看着厂里利润年年减少，张信潮也考虑到了转行。当时，他注意到贝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制笔业发展很好，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办一家以生产中性笔为主的制笔厂。但转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大家都劝他，童装厂已经经营了十多年，关掉很可惜，而且张信潮此时也已40多岁，再重新创业，还有足够的心力吗？但是张信潮不怕，他毅然关掉童装厂，坚定而沉着地准备着办厂事宜。

2001年，宁波市北仑昌久笔业有限公司成立了，但在一开始拓展销路方面就遇到了困难。张信潮原本打算先把笔推广到义乌从而打开内销市场，但由于笔没有品牌，当时义乌的制笔行业竞争又非常激烈，所以他们的笔很难卖出去。半年下来，仅卖出产量的十分之一不到，第一年基本亏损。出师不利让张信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冷静思考其他打开销路的方法。内销不行就试试外销。张信潮找到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合作，由于他们做出来的笔质量好，令对方很满意，于是第二年该公司就对他扩大了外销业务，2002年昌久笔业的产值一下子达到了200多万元。

提到办厂思路，张信潮说，经营童装厂十多年，他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比如要多动脑筋，多吸收新信息，不怕艰难等。办童装厂时的辛苦锻炼了张信潮和家人能吃苦的精神，而张信潮心中又一直有一种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坚定信念，这些都是支持他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因素。如今，昌久笔业公司在张信潮的精心管理下发展稳定，每年产值都能达到四五百万元。

在宝新公司对面的霞浦水俞村，记者找到了以前同样开过童装厂的水启良。如今由他一手创办的北仑霞浦园森木业厂已经经营8年多了，主要经营木材加工，与宁波20多家企业有合作，每年产值达到二三百万元。水启良说，原先自己和几个兄弟都各自开了童装厂，后来厂子纷纷关闭，他的两个兄弟去了宝新公司上班，当时家里人都劝他也安安分分地去企业里上班，但水启良就是想自己创业。图为霞浦童装市场内一间间童装店铺（陈金新提供）

2002年，注意到宝新公司包装用过的废木头比较多，水启良便想着是不是可以办一家木材加工厂。水启良将废木头回收过来准备自己加工，但一开始他连厂房都没有，买了台机器放在水俞村的大路上就跟一个小工做起了活。木头厂刚刚起步的时候很艰苦，水启良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他会动脑筋，凭借自己办童装厂积累下来的经验，再向其他人学习技术和办厂经验，第二年就赚到了些钱，盖起了厂房，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发展至今。

除了办厂，许多童装老板也选择了开店。村民们告诉记者，霞浦老车站一带许多旅馆的老板以前开过童装厂。“红梅”旅馆的老板张敏龙以前办的“神童”制衣厂在霞西童装厂里名列前茅。1996年，张敏龙和妻子开起了四层旅馆，一楼做快餐店，上面都是旅馆，当时生意特别好。隔壁的“新玖”旅馆老板吴良明同样是做童装出身，2003年开起了旅社。当时台塑等大型企业入驻霞浦，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旅社的生意也非常红火。图为张敏龙的儿子张德峰如今在湖州织里创办的神童王子裤业有限公司的外景（张德峰

当年的霞南童装厂厂长张敏提供）元在1989年离开霞浦后也是经历颇多。他先是在镇海服装公司做了一年多的经理，后被邀请担任宁波杉杉童装公司总经理顾问，参与创办“小杉哥”品牌童装。之后，他又在宁波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巡天太阳能电子有限公司等担任顾问、总监等职务，为年轻人创业提供帮助。

有“童装二代”在异乡闯出天地，也有一批人继续小本经营童装行业

虽然当年大部分的霞浦童装老板现在已经改行，但仍有些人在霞浦继续经营着自己的童装厂，有些人则跑到了有“中国童装名镇”之称的湖州织里镇办起新的童装厂，凭着一股子新“四千精神”，在异乡闯出一片天地。

张敏龙的儿子张德峰就是第一个到织里办童装厂的霞浦人。他的厂叫神童王子裤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童裤的生产和批发，已创自有品牌“小号笛”，公司的效益很好。据张德峰介绍，除他以外，目前霞浦人办的童装厂在织里还有十几家，譬如霞南村的刘尊良、霞西村的高志豪、镇东村的贺海杰等等，大都经营得不错。

因为父亲办童装厂的关系，张德峰从小就帮着家里摆摊位卖童装，耳濡目染，对童装行业早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也可称得上“童装二代”了。上世纪90年代末，霞浦童装老板纷纷关闭厂子，张敏龙的童装厂也渐渐支撑不下去，年轻的张德峰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当时，听闻湖州织里镇正在建设童装城，张德峰就跑到织里考察，了解到那里的产业链和创业氛围不错，政策也比较宽松，就暗自决定去织里办一个新厂。1999年，23岁的张德峰带上家里的几台机器独自踏上了创业之路。图为张德峰在湖州织里神童王子裤业有限公司的样品展览厅（张德峰提供）

刚到织里时，张德峰自己心里也没底。他租了间小厂房，厂里只有8个工人，产量不大。批发生意利润比较薄，主要胜在量大，所以开始时张德峰比较焦急。好在他的童装样品设计颇有特色，很快便吸引了许多买家前来购买。张德峰自己也很努力，不怕辛苦。在织里，6月份本来是童装的销售淡季，其他人都停工不做了，张德峰却关起大门使劲做童装。结果下半年衣服销量大增，生意很是红火。

在张德峰的精心管理下，厂子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头几年的产值几乎以每年翻两番的速度增长。到2007年神童王子裤业有限公司真正上轨道，厂房已经达到4000多平方米，职工达到200多人。跟以前在霞浦经营童装时需要自己出去推销不同，在织里，都是客户上门来批发童装。现在张德峰的客户来自北京、义乌、杭州、武汉等全国各地，已形成一个较大的销售网络。张德峰的厂在织里2000多家童裤厂里可谓名列前茅。

张德峰说，自己办厂的理念深受父亲的影响，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接触到童装，跟着父亲出去跑业务。本来自己胆子小，父亲就对他说，不要把对方当经理，不卑不亢，以平常心跟他谈业务，同时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张德峰这种自信就一直保持到现在。

除了在外打拼童装事业的霞浦人，还有少数人仍然留在霞浦当地继续经营童装厂。记者从霞浦街道经济发展科了解到，目前整个霞浦还有40余家童装厂，主要分布于霞南村、霞西村、河东村、水俞村等，多为家庭小本经营，规模不大。在对这些童装厂的走访中，老板们纷纷表示，经营童装厂是辛苦的，事事需要亲力亲为，但是选择了做童装，就会努力做得好一些，尽量坚持下去。（2011年5月26日2版）

硬着头皮办工厂——记大碶塔峙模具产业的萌芽和兴起

1960年，铁人王进喜在率领石油工人开发大庆油田时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正是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让他们迅速拿下了大庆油田。1966年，塔峙人同样凭借着这种精神，在缺资金、缺物资、缺人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将模具技术引到了塔峙，并在短短几年间，就让模具技术在塔峙落地开花。

区政协教文卫体、文史委主任章忠贤说，北仑模具块状经济的形成有三个关键节点。一是1966年，第一家模具企业——塔峙公社农机厂诞生；二是上世纪70年代初，队办模具厂兴起，模具块状经济雏形形成；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营模具企业的快速涌现，模具企业在北仑，尤其是大碶塔峙一带遍地开花，模具块状经济正式形成。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农村也可以办些小工厂”的精神，一穷二白的塔峙人办起了第一家模具厂——塔峙公社农机厂

乐小康是原塔峙公社党委书记，模具产业萌芽和发展正是在其在任期间。对于塔峙模具产业的起源，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记忆犹新。他说，上世纪60年代中期，塔峙是镇海县里一个山区公社，全社1.3万人，3.5万亩山，9200亩耕地。当时，全公社全年国家订购粮仅80万斤，按7.2万元计算，平均每人年收入不到6元。而3.5万亩山，真正成材林不足万亩，经济林最多的大队，山林收入也不足该大队农业总收入的两成。

如何摆脱“脚娘肚当米缸”“扁担头扎米袋”的困境，让祖祖辈辈靠种田、卖柴为生的岙里人富起来呢？正是想致富的愿望，让他们想到了办工厂。“当时塔峙综合社主任叶阿毛，由于工作关系，熟悉了不少工厂。在工厂走访时，他发现，办工厂的经济效益比搞农业好很多，于是他提出了开社办工厂的构想。”乐小康说，那时候正好有一个机遇，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农村也可以办些小工厂”的精神，1966年夏天，他们办起了第一家模具厂，当时叫塔峙公社农机厂。农机厂有三个车间，分别是模具车间、胶木车间和农机具维修车间，主要生产三相开关插座、开关等农村电气产品以及插秧机、镰刀、锄头等农耕产品。图为乐小康（左二）、陆胜富（右一）、叶信惠（右二）、陈名浩（左一）在原塔峙公社农机厂合影（记者 俞慧娜/摄）

乐小康说，当时开办企业条件十分艰苦，缺资金、缺设备、缺人才，简直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即便如此，也没有动摇他们开办农机厂的决心。没有厂房就借用清水大队的办公用房，没有资金就向经济效益好的大队去借，没有设备就去集体厂国营厂买他们淘汰下来的设备，没有技术就引进这方面的专家……

瞄准模具，塔峙农机厂迎来大发展图为叶信惠在原青林大队农机厂大门前留影（记者 俞慧娜/摄）

要做产品，首先要开模。压铸胶木产品简单易学，但胶木模的开发难度比较大，不但需要一定的车、钳、铣、刨等加工技能，还需要一定的读图能力。“模具既是机械制造的难点所在，也是生命力所在。”乐小康说，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决定开发模具。但当时全社上下没有一个能开模，哪怕是见过开模具的人。怎么办？“当时公社党委意见十分统一：没有技术，就找懂技术的师傅；没有订单，就挨家挨户拉业务，硬着头皮也要上模具。”乐小康说。

于是，他们开始四处搜寻模具技师。先是从台州市天台县引进了著名的模具技师陈谷礼，将模具技术带到塔峙，后又从杜家大队、吕鉴大队招来了曾经当过车工的杜维灿、胡云方等机械操作技能高、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回乡的下放工人。15岁就到上海永生金笔厂当学徒，之后又有多年车工经历的青林村人陆胜富，也就是后来塔峙公社农机厂的厂长，就是那时引进的。

近日，当记者来到陆胜富家时，这位已经满头银发的76岁老人向记者回忆了当年开模的情形。他说，当时模具的设计图纸都是些平面图，当时叫作三视图，加工方法主要是用锉刀、锯条、榔头这三大件手工开模，可以说，读图、绘图和车、钳、刨、铣等加工技术是开模的两大项看家本领。他在上海永生金笔厂10多年的工作经历正好练就了这两项本领他到农机厂后不久就带领厂里工人开出了后来农机厂的主打产品——矿灯模具。

在引进模具技师的同时，农机厂供销人员也开始四处“拉业务”。近日，记者辗转找到塔峙公社农机厂的创办人之一、当初负责业务的顾信业。这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没有小汽车，那时候跑业务条件很艰苦，许多业务都是靠脚娘肚一趟趟跑出来的。”说起当时“拉业务”的情形，老人有些激动。他说，那时候，他们会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每到一个城市，先找来这个城市的电话黄页，对照目录，找出潜在客户，然后一趟趟跑、一次次谈。“吃闭门羹是家常便饭，不过如果恰巧遇到宁波同乡，那业务接得就比较快。”顾信业说，那时候，出门近的靠步行或骑自行车，远的乘公共汽车，住的是最差的小旅店，口袋里一般装着两包烟，一包是“五一”，用来递客户的；另一包是“大红鹰”，用来自己抽的。“瞄准模具技术，塔峙农机厂迎来了大发展。”乐小康说，首先是上海国荣灯具厂成了农机厂的“铁杆”客户，其日光灯、矿灯订单纷纷下给农机厂。后来，山西、天津、黑龙江等地灯具企业慕名找上门来。1968年，农机厂年产值近10万元；1969年，年产值达到了12万元。

在良好的学习技术氛围中，模具技术迅速传播开来，模具人才迅速增加、成长

区发改局原党委书记陆忠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是1968年到塔峙公社农机厂的，在他印象中，当时工厂内外学技术的风气很好，大家都把学技术放在第一位。“学技术的氛围好到什么程度？”陆忠林感慨地说，大家每看到一件物品，都会聚在一起讨论做这个产品用什么模具，模具材料用什么，采用什么工艺，要用什么设备等。“谁技术好，谁就更有话语权，也更受尊重。”陆忠林说，在社会上，模具工也很受重视。在当时，模具工被称为“外国铜匠”，学模具的小伙子，对象也特别好找。

陆忠林的话很快得到了原塔峙农机厂模具技工陈名浩的证实。他说，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学会车、钳、刨，走遍天下都不怕。”社会上对模具技术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是1969年进塔峙农机厂当学徒的。进农机厂时，他才17岁，对模具技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进厂后，他白天跟着师傅学技术，晚上则点上柴油灯在车间练手艺。就这样，经过两三年时间，他逐渐掌握了开模技术。

1971年，现任宁波万隆模塑成型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敏振初中毕业后到塔峙农机厂当学徒。他说，现在还在开的CJO接触器壳体模具，那时算是比较难的模具。当时他有幸被选中参与这副模具的开发，足足高兴了好几天。为了将模具开得更漂亮一些，一连好几个晚上，他都跑到单位琢磨开模工艺。“那时大家学技术、提升技术的积极性都非常高。”陈敏振说，每个人都很上进，都鼓足了劲头学技术，一般两三年时间就能掌握开模的全套手艺。1973年，他也开始带徒弟了。

就这样，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里，依靠师傅带徒弟，徒弟变师傅再带徒弟这种方式，全面掌握车、钳、刨、铣加工技术的模具工队伍迅速扩大。到上世纪70年代初，塔峙公社农机厂已有6个模具小组，20多名具有一定开模技术的模具工，并且开始专业分工，有专门的设计、加工、装配人员，塔峙公社农机厂实际上已经是模具厂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队办模具厂蓬勃发展，塔峙一带模具块状经济雏形形成

青林大队农机厂是塔峙公社第一个队办厂。创办人陆忠庆是青林人，原来是青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分管财务。看到社办企业良好的经济效益，与大队党支部书记商量后，他想方设法从一些国营厂讨来了几台换下来的老虎钳，一些零碎钻头、刀具等，向公社党委申办队办厂。1968年，青林大队农机厂成立，并将曾在上海新民机械厂工作了10多年的叶信惠请到了工厂。“后来队办企业的兴起，主观上是受社办厂良好经济效益的启发，客观上是社办厂已经帮各大队培养好了模具人才。”乐小康说，当各大队开办模具厂时，一些在塔峙公社模具厂已经顺利出师的模具工将模具技术带到了各队办厂。

1970年，继青林大队农机厂后，东岙大队办起了名为农机厂实为模具厂的队办厂。1972年，当国家允许成立队办厂时，塔峙公社各生产大队纷纷办起了模具厂，塔峙一带的模具厂开始裂变式发展起来。“1974年，塔峙公社大小不一的17个生产大队，都拥有了队办模具厂。”乐小康说，到1976年，也就是他调出塔峙公社的那一年，全社的社办企业职工已逾千人，队办企业从业人员也有五六百人。塔峙一带模具块状经济雏形由此形成。图为陆胜富告诉记者此为保存下来的原塔峙公社农机厂胶木车间（记者 俞慧娜/摄）

得不到上级支持，就自己偷偷摸摸干“塔峙模具产业形成时期，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有极‘左’的思潮，开办企业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多数时候是偷偷摸摸的，大有顶风作案之嫌。”说起当年开办企业的历程，乐小康说，办社队企业，并不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那么光彩，而是被视为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他们也被斥之以“模具笃笃敲敲，资本主义搞搞”的公社。有一件事情令乐小康至今印象深刻。那是1973年冬天，因为塔峙公社农田水利建设搞得好，镇海县委领导班子到塔峙公社参观检查。从共同大队出来经过青林农机厂时，乐小康乘机邀请他们参观这个厂。“我当时就是想通过参观，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同和支持。”乐小康说，但当时县委领导十分干脆地回绝了他——“这个我不要看”。图为乐小康告诉记者此为原塔峙公社农机厂的围墙（记者 俞慧娜/摄）

上级不支持怎么办？认准了模具的塔峙人并没有气馁。乐小康说，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十分重视，将农业建设好，就能得到上级的肯定。于是，他们用模具厂创造的利润用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们将太坵畈、清水桥南面的小城湾畈、金家的沙塘畈、西岙的岙口畈这些本来高低不平的零星小丘全部改成了大小一致、南北朝向的良田，3000亩山林基地建好了，3000亩茶林建设起来了，畜牧业发展也很迅速。从1973年到1975年，连续三年，县里都到塔峙公社开现场会。1974年，塔峙公社还作为镇海县唯一的一个公社代表出席省里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农业的发展也使得当时的上级领导虽然不支持我们搞模具，但也不反对了。”乐小康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模具企业在塔峙遍地开花

区政协原主席、曾任分管工业常务副区长的张嘉樑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突破了“农民就是种田，农民搞工业就是不务正业，走歪门邪道”这一旧观念，从胆战心惊办工业转变为理直气壮办工业。国家也出台政策，知识青年3个人以上合股就可以开办个体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初，东岙村人忻丁南成立了北仑第一家个体企业性质的模具企业——北仑区大碶东岙东方模具厂；1984年，陈敏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横山模具二厂。由于横山已经有一家队办模具厂，因此，他就取名二厂，厂房是从村里租来的原办公用房。

改革开放为模具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许多像忻丁南、陈敏振这样的模具工创办起了自己的企业，以开模具为主的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祖祖辈辈靠种田、卖柴为生的塔峙人依托模具迅速富裕起来，纷纷盖起了洋楼，买进了汽车。

塔峙模具的成功吸引了北仑其他地方以及周边县市区的人挽亲托眷地到塔峙学开模具。1985年，16岁的春晓人徐旭东到塔峙学开模，9年后，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北仑大碶腾达模具厂，后改名为沿用至今的宁波旭升机械有限公司；宁波东昊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柯云岳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塔峙学开模具，然后在大碶创办模具厂的。

随着“外地”学徒的增多，塔峙模具产业逐渐以塔峙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到上世纪80年代末，新碶、小港、柴桥、霞浦等乡镇先后有人办起模具厂。“可以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模具企业已经是遍地开花了。”章忠贤说，模具产业块状经济到此正式形成。“铁人精神”引领着个体模具企业做大做强“那时的个体企业，多数是白手起家的。”章忠贤说，没设备、缺人才，但这并没有浇灭他们开办模具厂的热情。“铁人精神”在感染着塔峙公社党委领导、社办、队办厂创办者的同时，也鼓舞了一大批个体企业创业者。

没设备，就到外协厂加工；没人才，就一人身兼数职，既跑业务，又开模具。面对困难，这些白手起家的个体企业主们总是迎难而上。

陈敏振说，企业要生存发展，最重要的是接业务，最难的也是接业务。因为按照当时模具行业的行规，模具加工是来料来预付款的，作为仅有几名员工、几台落后的手工设备的个体企业，让客户相信自己能开出合格的模具确实很难。

但是再难，也要迎难而上。后来，陈敏振通过朋友关系联系上了一家国营企业，这家企业也成为他开办模具厂后的第一个客户。一开始，对方还是以对产品质量不放心为由不肯给他做。后来陈敏振就提议：他先开模具，模具通过验收再付钱。没想到，陈敏振的这一提议马上博得了对方的信任。3个月后，模具开好了，并顺利通过客户验收。没多久，陈敏振开办企业后赚的第一桶金——1.2万元的模具款也顺利到账。

无独有偶，辉旺公司总经理金辉同样采用“先开模具后收款”的方式克服了接不到订单的难题，然后客户介绍客户，生意越做越大，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说起创业初期的情形，陈敏振不无感慨地说道，相比现在的条件，那时开办企业可以说是十分艰辛的。出去跑业务，多数是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有时候，光赶路就得花上半天一天的，住的是最差的小旅馆。出去试模，坐上公共汽车就算很不错了，多数时候是骑自行车，自行车后面一边挂一个零件，前把手再一边挂一个，这样子驮着模具出门。有一次，他要去宁波试模，打算乘公共汽车过去。一大早，他就去清水站等车，车子是从柴桥那边过来的过路车，大约1小时一班，一连来了好几班车都坐满了，直到天黑他还没乘上车，只能又返回厂里，第二天继续去等。“无论多苦，他们都坚持下来了。”章忠贤说，北仑模具产业就是在一批批拥有铁人般意志的创业者们的艰苦奋斗中形成的。图为原青林大队农机厂厂房（记者 俞慧娜/摄）（2012年2月24日8版）

哪里有铜字铜牌，哪里就有湖塘人——大碶湖塘招牌制作产业全记录

一乡一品，一地一业，这是北仑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典型的发展模式。于是，大家说到模具，会想到大碶；说到灯具，会想到郭巨；说到童装，会想到霞浦。

其实，除了赫赫有名的模具，大碶还有响当当的“金字招牌”——铜字铜牌。而发展最早、从业人员最多的，当属湖塘村。时至今日，说起铜字铜牌，北仑本地人还是会不假思索地说“湖塘铜字铜牌”。

当记者在湖塘村采访时，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是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嘴上理直气壮地说“哪里有铜字铜牌，哪里就有湖塘人”，神情里、言语间无不显露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底气。

湖塘人乐文兆等三人开办的“湖塘铜字铜牌厂”是当时镇海县第三家个体工商户，更是湖塘铜字铜牌产业的发端

1984年春节过后，34岁的湖塘村村民乐文兆就收拾行囊，前往上海推销湖塘知青五金厂的五金产品。乐文兆自己也没想到，这次上海之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更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多少年后被熟悉湖塘铜字铜牌产业的人尊称为“祖师爷”。铜字铜牌“祖师爷”乐文兆（记者 孙红军/摄）图为乐秀锐向记者指点贴在他家墙上的梅龙镇拼音字母铜字牌照片，这块字牌当时要8000元。（记者 盛春莉/摄）

乐文兆是土生土长的湖塘人，从镇海中学初中毕业后做过泥水工，干过手艺活，在成为回乡知青跑外勤推销五金产品之前，还做过十年兽医。用他自己的话说，“五花八门行当都干过”。1984年二三月间，乐文兆在上海常住的一家旅馆，和一位名为李德华的退休老头见面了。那一年，李德华大约五十六七岁，从上海医疗器材六厂早退，祖籍大碶西山，和乐文兆的上海亲戚是邻居。早就听说乐文兆脑子活络人勤快，外加同是大碶人，李德华这趟是专门来找乐文兆的。“后生，我们合伙办铜字铜牌厂吧。”李德华开门见山表明来意。为何年过半百的李德华还有如此事业心呢？其实李德华的父亲在上海就是做这一行的，多年耳濡目染，李德华早已算是半个内行人；但当时的上海，要开办个体企业批执照非常难，李德华想在上海开厂有心无力。乐文兆心动了，两人一拍即合，你出技术，我来办执照。

发展模式几乎和北仑区其他块状经济如出一辙，湖塘铜字铜牌业同样利用上海、宁波的亲缘、地缘关系萌芽了。1984年10月，由乐文兆、李德华和另一位大碶人竺万亭合伙开办的湖塘铜字铜牌厂成立了，地址就在大碶周隘陈。这家启动资金仅为1.2万元的小个体工商户是当时镇海县第三家个体工商户，更成为闻名遐迩的湖塘铜字铜牌的发端。

别看这只是家个体工商户，分工却很明确，主要由李德华出技术，厂里一共请了四五个上海师傅，每个月上海师傅们轮流来大碶一趟；乐文兆则担任厂长，承担管理事务。听说湖塘开了家个体企业，效益很好，人人都想进去上班。乐文兆说，当时可都是托人托关系才能进来的，甚至还有远在郭巨等地的亲戚朋友托过来，“屋里门槛快踏穿了”，一般工人每个月都有40元工资加另外奖金，能不吸引人吗。

仅仅一年时间，到了1985年10月，湖塘铜字铜牌不仅收回了启动资金，还净赚10万元。在人均每月才几十元工资的年代，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1后面加5个0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而这个数字却是由一家仅有二三十个工人的小小个体工商户在一年内创造的。当年的小知青成了明星般的人物，乐文兆作为先进典型去省里开了会，还上了报。

这家小个体工商户的效益也“惊动”了区里。1986年，个体工商户被转制成集体企业，归入北仑区二轻局。小个体老板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乐文兆变成了集体企业的厂长。

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之后一两年内“阿狗阿猫”都跟风做铜字铜牌，还养活了很多铜字铜牌中介

眼看着湖塘铜字铜牌厂的超高利润，很多人眼红了。“人家赚大钱，凭什么我不能”，模仿跟风是相对容易的。最早心动并有行动的，往往都是“内部人士”，因为他们知道铜字铜牌的制作流程，哪怕只知道部分流程。于是，那些原先挤破脑袋进图为在朱少波的铜字铜牌厂，一名工人正在把电脑刻字机上做好的揭字贴贴到铜牌上这家厂的人，又最先离开了这（记者 盛春莉／摄）里，他们单干了。1986年、1987年以后，不仅仅在湖塘村、与湖塘相近的石湫等邻村，还在北仑其他乡镇，一家家铜字铜牌小作坊遍地开花，或夫妻店，或兄弟厂，小打小闹地开张了。可就是这些小打小闹，却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湖塘铜字铜牌厂一家独大、独领风骚的时代结束了。

今年刚退休的乐文兆回忆起这些往事，显然已有种云淡风轻的意味。在他看来，铜字铜牌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这么好做的生意别人不眼红才怪。“开铜字铜牌厂，只要有几千元钱就够了，买点工具就可上手，自己不会做，请人做也很方便，‘阿狗阿猫’、邻舍隔壁都会做。做得好的，几个月就可回收成本。当时铜材卖5000元一吨，做成铜字铜牌后，每平方米能卖到1000元，你看看这利润。”乐文兆还是难掩激动地说，铜字铜牌技术容易掌握，比较好赚钱。

也正是由于“阿狗阿猫”都会做，湖塘铜字铜牌的名声逐渐响起来了。知道这里有很多这样的铜字铜牌厂，很多原料供货厂家索性送货上门了，像以前铜绿的油漆得到上海去买，后来上海人都跑到北仑来卖了。知道这里有很多这样的铜字铜牌厂，很多需要铜字铜牌的人都跑到这里来做生意。这买的和卖的一多，就有了千差万别的价格，直接催生了一个新行当——靠差价生存的铜字铜牌中介，全凭一张嘴就可吃饭。一般，他们先接到外地需要做铜字铜牌的生意，马上赶到湖塘找厂家，会砍价的，能从厂家拿到比市场上更便宜的价格，一转手就能赚钱。乐文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哈尔滨中介接到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铜字生意，从他这买的是每平方米1500元，一转手就是每平方米2500元，而这笔生意又比较大，所以中间利润非常诱人。图为乐秀锐向记者展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一份题词复印件，为了找到大型复印机复印这份题词，乐秀锐快把全上海跑遍了。这份题词足有半人多高（记者 盛春莉/摄）“北仑快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了，这些中介一年中有很多时间是跑北仑的。”乐文兆说笑道：“有时候厂里一天要接待好几拨这样的客户，好酒好菜伺候，发上游牌香烟给他们抽，周末还带他们去周边旅游，请菩萨一样，多少客气啦。”不过，再怎么样，买的总比不过卖的精。乐文兆说，因为当时价格混乱，有的人不那么会还价，卖给他们的价格就比较高，有的人则很会还价，于是安排饭店吃饭时，总是特意把相似业务类型的客户隔开，不让他们有交流的机会，图为一位师傅在锉字修边（乐剑峰提供）“不管卖得再便宜，利润总是有的，赚多赚少而已。”

当时铜字铜牌的价格，从每平方米800元到每平方米2000元都有，无论哪个价位都有人愿意做，无论谁都赚到钱。因为乐文兆起步最早，和上海建立联系也最早，所以他接到的业务价格也是“好算算的”。上海火车站金灿灿的“上海站”三个大字，就是乐文兆做的，每个字20平方米，一个字2万元。“现在估计一个字能卖五六万元了，所以做铜字还能升值呢。”乐文兆打趣道。

铜字铜牌催生书法业务，大碶乐秀锐仍珍藏着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一份题词复印件

铜字铜牌不仅催生了铜字铜牌中介，也催生另一项新业务——书法业务。因为承接铜字铜牌加工时必须有字样，想要铜字铜牌好看，首先得字样好看。这时，就得有劳会写书法的老师了。大碶文化站的书法老师张桂达、王大松、冯庆林等人的休息时间便忙起来了。给一块牌写一张书法字样，就可获得5~10元钱，这样的酬劳确实挺可观，何乐而不为呢。图为朱友定向记者演示他的铜字铜牌厂最古老的工具——一台2200伏的煤精灯。虽然这盏灯被锈得快烂穿了，但仍旧很管用（记者 盛春莉/摄）

除了和本地的书法老师接上业务关系，还有人与全国各地不少会写书法的好手交上了朋友。这个人就是同样毕业于镇海中学的湖塘人乐秀锐。乐秀锐今年72岁，虽然有点耳背，但面目清爽，记性尚可。在他家里，记者见到了一大叠的书法作品。他告诉记者，这都是在开铜字铜牌厂时，写书法的朋友送给他的书法作品，他一直保存着。

乐秀锐开厂，也是在铜字铜牌遍地开花的1986年。那一年，他已经45岁了。自1958年从镇海中学初中毕业后，他去过杭钢，也当过兵，后来又回乡结婚生子。看着大家都做铜字铜牌了，他和妻子虞妙华也坐不住了。虞妙华主内，在家里请几个师傅一起干活，乐秀锐负责跑业务。也正是因为在镇海中学喝过几年墨水，比一般的农民有文化，能说会道，尤其会讲一口比较正宗的普通话，这让乐秀锐比较“吃得开”。本地的活儿抢的人多，要接大业务还得腿脚勤快，乐秀锐就往上海跑，还真钓到了一条条“大鱼”。上海梅龙镇酒家被他攻下了，字牌、扣板、一整套不锈钢支架等，全部加起来货值达17万元，光一块梅龙镇拼音字母的铜字牌就要8000元。这一笔生意有3万元利润，快顶得上这爿夫妻店一年的收入了。

在钓到一条条“大鱼”的同时，乐秀锐顺便结交了很多给字牌提供书法字样的人，还顺手保存了一些书法作品或字样，也有别人特地写了送给他的。在一堆书法作品中，最显眼的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一份题词复印件。乐秀锐摊开这张复印件，向记者细细道出它的来由。这是1992年11月3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给上海王家沙饭店题的词。这张复印件足有半人多高，上书“发扬特色，饮誉天下”八个大字，左边“为王家沙题，吴邦国，九二年十一月三日”。乐秀锐说，上世纪70年代，吴邦国在上海电子管三厂工作期间，和王家沙饭店的老板结下了友情，后来就为王家沙饭店题了词，而这家饭店老板正是找的乐秀锐做铜字。“这张题词很大，要找到这么大的复印机都很困难，快把全上海跑遍了，总算找到能复印下这张题词的复印机，所以我印象更加深刻了。”乐秀锐还指着两张照片说，“你看这饭店墙上挂的就是，我还拍了照片的；王家沙门面3个大字和10个拼音字母都是我做的铜字呢。”除了字样，还有书法家送给他的书法作品。记者一一看过来，其中一幅是由温州书法家林剑丹写的“经营万里，光照千家”，这8个字用来形容乐秀锐奔东跑西拉业务和所从事的铜字铜牌制作，倒是再贴切不过了。有一位美术装潢公司经理送的“一生爱做好人好事”并画了一张济公图，颇为有趣。“现在翻这些书法，就像重新回到了那段岁月，还是挺值得怀念的。”乐秀锐感慨道。左图为上海王家沙店面铜字，右图为由吴邦国题词做成的铜字，均由乐秀锐制作（乐秀锐提供）

乐秀锐真是个很会保存旧物品的人。记者在他家还看到了一本1992年由宁波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合编的《中国宁波个体私营企业名录》，有电信公司黄页那么厚。记者一翻，竟翻出了当时的刊登证书和发票。虞妙华说：“当时花了165元，才能在这本书上登记厂名、户主和经营项目等资料，登户主照片或奖状照片就要另外加钱。”细细数了一下，当时刊登在这本个私企业名录上从事铜字铜牌制作的，光出现邬隘或湖塘字眼的就有17家，而主要从事铜字铜牌的就集中在这上面，其他也就是分散在郭巨等地的零星几家。虞妙华还告诉记者，他们家登记的厂名是邬隘扎马精艺铜字装潢厂，因为她是扎马知青，当时知青办个体企业有优惠政策，所以户主就写了她的名字。图为乐剑峰（右）和当时一起做铜字铜牌的师傅，在比他们人都高的铜字前合影留念（乐剑峰提供）

敲字技术含量最高，分工更加细化，单湖塘村就能提供一条龙服务

如果说乐文兆和乐秀锐相对偏重跑业务和管理方面，那么同是湖塘人的乐剑峰则是技术型的。乐剑峰生于1967年，现在大碶供电所任副所长。今年45岁的他看起来还很“嫩面”，实际上他是个老师傅。“我可是湖塘铜字铜牌的第二批从业人员，我一个人就带出60个徒弟。”乐剑峰引以为傲。

1986年至1987年间，20岁的乐剑峰师从湖塘村第二批做铜字铜牌的乐健洲，干起了敲字的活儿。他告诉记者，做铜字铜牌工艺流程为复制字样、下料成型、焊接整形、抛光罩光、安装，细分成约10道步骤。在承接铜字加工时，先将客户选送的字或代客户书写的字样放大。当时条件还比较简陋，放字用的是手电筒。接着，将剪好的字样用胶水粘在铜皮上或者用复写纸放到字样和铜皮之间，用圆珠笔把文字描到铜皮上。下一步就是用电剪刀下料了，接着退火。后面的步骤就是乐剑峰所说的“技术含量最高”的敲字环节了。敲字方法有讲究，首先要了解字的结构，计划好字的成型先后步骤，不是拿着锄头镰刀盲目乱敲。一般规律是：首先掌握好字的大结构，因为字的大结构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字的效果，在敲打大结构时，又要先敲打弯度较小的部位；先敲打字凸起的最高部位，再沿字的走势从中间往两边敲打。大结构要在背面敲打，小结构如字的弯处要在字正面修整。敲打时，锤面与字要保持垂直，力度要均衡，最后敲成的字表面锤印要少，最好无锤印，背面则要尽量平整。这确实是一门需要耐心加细心的技术活。等敲好了字，就可焊接，之后就是修边整形，接着再抛两道光。拉砂上光后，就可喷漆了，把喷了漆的字牌送进烘箱，差不多快大功告成了。

听乐剑峰这么一介绍，记者这个外行人虽听得云里雾里，但有一点，还是能明确的——乐剑峰每天能敲3平方米字，每个月能拿到200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高收入了。这也印证了“敲字是门技术活”。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璎珞软木垫片厂职工。如此上进、勤奋赚钱的小伙子找对象自然是很吃香的，“软木垫片厂里100多号女职工，随便挑挑，一点不吹牛。”乐剑峰一脸认真地笑着。

再回到铜字铜牌大功告成的最后一步吧。湖塘农民非常善于分工合作，以达到最高效率，这大概是市场经济的精妙机制使然吧。仅仅一两年时间内，小小湖塘村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既有能从事一整套流程的、规模较大的铜字铜牌厂，也有只加工其中部分工序的小作坊，配合默契，互相支持。做好了字牌，替客户在门面上挂起来才能算交完货。湖塘村铜字铜牌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就是安装了。今年56岁的乐兴立，干了20多年的专业安装字牌工作，在湖塘本地也算小有名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安装字牌，他大江南北走了不少地方。他说，安装字牌，最要克服的就是恐惧心理，因为安装的地方通常是二三十层高楼。宁波的邮政大楼、宁波中信国际大酒店都是他安装的。中信国际大酒店字牌安装在第26层，站在窗户边脚底板发麻，脚娘肚弹琵琶。生意做得最远的，算是青岛神龙大厦的一笔业务，要将铜字牌安装到第23层，当时冲击钻在外墙上钻孔，人在半空中，耳朵都快被吹掉了。怕归怕，苦归苦，活儿还是要干的，也正是多年来攒下的好口碑，乐兴立的生意一直不错。直到前些年，年纪大了，身体也吃不消了，他才退休不干了。

脑子活络的年轻人南下北上开铜字铜牌厂，赚到钱回家再次创业，或仍在异乡继续打拼

当一家家铜字铜牌厂在湖塘村乃至整个大碶“生根发芽”的同时，一部分脑子活络的年轻人却选择了“走出去”。湖塘人乐曹谋就是其中之一。1971年出生的他，如今也不过40多岁，在外地却已开了12年的铜字铜牌厂。这12年，也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从一个20来岁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家拥有500平方米厂房、有些规模的铜字铜牌厂老板。

乐曹谋做铜字铜牌也算早了。1987年，16岁的他就在郭巨一家校办厂干手电筒放字样和敲字等活儿了。一做做了3年，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眼看着村里年轻人的眼睛都向着外面的世界，乐曹谋也想出去跑跑了。“那时候，觉得南方经济发达，钱应该更好赚。”乐曹谋说，于是他选择南下，1990年，他到了广东顺德，成立顺德第一家铜字铜牌厂——艺之鸣铜字铜牌厂，第一年就获利10多万元，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因为生意繁忙，第二年，他从湖塘本地带去了五六个师傅，当时这几位师傅的月薪都在1800~2000元之间，也算得上高薪聘请了。几年后，他又请去了几位，最多的时候请了10多个师傅，加工规模也逐渐扩大。“在广东中山、顺德一带，做铜字铜牌的都是湖塘人，一年营业额在三五十万元的不在少数，几百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乐曹谋说。但是，终究觉得自己是湖塘人，2002年，他和妻儿选择回到家乡。铜字铜牌厂也没关闭，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他的小舅子继续经营打理。图为乐剑峰的姐夫在焊字（乐剑峰提供）

乐曹谋走了“南下”这条路，他的湖塘老乡乐国辉则选择北上。1989年，19岁的乐国辉在别人的铜字铜牌厂当学徒工。2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小作坊。本地做这行的太多，想赚钱还得往外跑。1993年，乐国辉开始了大半个中国的游历：先后跑了郑州、成都、襄樊等地，之后在石家庄8年，最后在北京2年；从一开始接到业务回湖塘做，到后来直接就地加工，乐国辉带着妻子走南闯北勇往直前。年轻时在外奋力打拼，攒够钱了就想着回到故乡，乐国辉总还是念着自己的根。回到湖塘的他，迅速转变角色再次创业。2002年，乐国辉创办了金灵幼儿园。

其实，像乐曹谋、乐国辉这样的人，在湖塘村并不少见。当记者追问他们曾经究竟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外从事铜字铜牌制作时，他们习惯性地摆摆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这哪数得清啊，最远到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喀什，都有湖塘人在做这行。哪里有铜字铜牌，哪里就有湖塘人。”

当然，他们口中的“湖塘人”，现在看来，更是一种泛指。乐曹谋、乐国辉们陆续回到故乡，也有另外一些人觉得既然事业根基已经在异乡打牢了，到哪赚钱不是赚呢，不妨就在外地干下去吧。自1992年去河南洛阳探望阿姨时发现当地铜字铜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后，湖塘邻村石湫村22岁小伙朱绪祥的心思就飞到了那边。乐曹谋、乐国辉们在外创业，自己懂得如何做铜字铜牌，朱绪祥则是一窍不通，全凭一股热情。1992年9月，九头牛也拉不回的朱绪祥买了些“吃饭家什”，带着3个铜字铜牌师傅，怀揣7000元钱来到了洛阳。结果，第一年回老家，朱绪祥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问人借的，但他铁了心要干这行，第二年朱绪祥就带着借来的3000元钱继续上路。“有志者，事竟成”，一家信用社的广告牌订单成为他事业的转机。第三年回家，朱绪祥结了婚、盖了房，还用剩余的钱添置了设备。自己的事业有了基础，赚到了钱，他还不忘带一些湖塘、石湫的老乡一起去洛阳闯。图为曾经的宁波儿童用品商店，门面上的铜字是由乐秀锐做的，铜字右边的熊猫等图案也是乐秀锐设计制作的（乐秀锐提供）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鼎盛期后，湖塘铜字铜牌逐渐衰退

任何事物难逃盛极而衰的规律。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鼎盛期后，湖塘铜字铜牌逐渐衰退。究其原因，无非是一方面铜材成本上涨，铜字铜牌价格反而下降，且竞争激烈，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从事这行的要么退出，要么扩大经营范围或过渡到其他相近行业。一组数据对比直接说明了问题：1986年、1987年，铜原料是5000元一吨，做成字牌成品起码能卖1000元一平方米，甚至还能卖更高；2000年，铜价格涨到了六七万元一吨，而铜字铜牌只能卖三四百元一平方米。另一方面，铁皮、铅皮、钛金、金箔、亚力克、不锈钢、铝皮烤漆、镀锌板等等五花八门字牌流行起来，或是以质量取胜，或是以价格立足，铜字铜牌逐渐被分割走了很大一部分市场。

而对乐文兆而言，他的铜字铜牌厂却因为厂名的更换而逐渐失去市场。刚成立时叫“湖塘铜字铜牌厂”，后来改为“镇海铜字铜牌厂”，1984年北仑建区，他又将“镇海铜字铜牌厂”改为“滨海铜字铜牌厂”，之后又将“滨海”两字改为“北仑”。几番折腾下来，那些要做铜字铜牌的人都分不清楚谁是谁，通常就是寄给他的业务信，最后却送到了镇海。而镇海的铜字铜牌厂、招牌厂正好捡了这个“鸠占鹊名”的便宜，“瓜分”了乐文兆的生意。生意不仅少了，也越来越难做了，曾经是全额付款或预付货款的50%，后来由于竞争激烈，连预付款都可以不交了。图为乐秀锐的邬隘扎马精艺铜字装潢厂刊登在《宁波市个体私营企业名录》时的证书（记者 盛春莉/摄）图为朱少波的妻子正在给蚀刻烂牌涂抹油漆，抹好用布擦干净，等蚀刻里的油漆干透，就成了在街上常见的类似的宣传标语牌（记者 盛春莉/摄）

一直到了1997年，乐文兆的集体企业关门了，再次转制成只有两三个人的个体企业。十年一梦，乐文兆又从集体企业厂长变成了个体企业主。这下，他的铜字铜牌厂反而焕发了“第二春”，每年稳稳当当有10多万元利润。于乐文兆而言，不论在鼎盛时期，还是在衰退期，铜字铜牌都是能给他带来财富的。当初干铜字铜牌两三年后，乐文兆就花3.8万元在大碶买了2套房子。同样，他的湖塘老乡乐秀锐也是在1994年关闭铜字铜牌厂前，用做铜字铜牌攒的8万6千元钱买了大碶华盛公寓的一套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铜字铜牌业务不断拓宽延伸，招牌制作行业焕发生机和活力

虽然铜字铜牌制作行业遭遇“内忧外患”，但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涤荡，很多从业者还是从中嗅到了市场变化的信息，不断调整经营范围。他们之中，有的转向了不锈钢行业，有的人经营激光切割，有的顺势跳到了装潢行业，所从事的行当不一而足。但是当被问到招牌行业的前景时，几乎每个人都表达着相近的意思——招牌是“脸面”，只要有店面，就一定需要招牌，招牌制作行业不会消失，紧跟市场、不断创新才是出路。

远在洛阳的朱绪祥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洛阳做铜字铜牌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朱绪祥开始在技术创新和售后服务上下功夫，经营范围从原来的铜字铜牌拓宽到霓虹灯、亚克力、LED工程、照明美化、街景亮化、冷阴极照明工程、楼体泛光照明工程等新业务。在洛阳举办2012年第3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他的公司就中标参与了道路灯工程运营项目，在城市街道上设置了一排排牡丹元素符号亮化牌。

如今，湖塘铜字铜牌的名声也许不如从前那么响亮了，但是在本地人心中，这6个字早已成为湖塘人的一张难以撕掉的标签。当记者一再追问湖塘村党支部书记乐天勇，如今究竟还有多少人在从事铜字铜牌制作时，他面露难色地说：“真的太难统计，村民带村民，亲戚带亲戚，具体是否为湖塘人也很难界定；几十人规模的是一家，两三人的小作坊也算一爿，如今更有些村民是有做呒做，总比休息好，总比给人做小工好。”这也许是湖塘铜字铜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小遗憾吧，正因为它的草根性，导致这一行业至今尚未组成行业协会，更无从知道面上的总体数据。湖塘铜字铜牌的历史，存在于湖塘村民的口口相传中，还将被一些人续写。图为2012年第3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朱绪祥的公司中标参与了道路灯工程运营项目，在城市街道上设置了一排排牡丹元素符号亮化牌（朱绪祥提供）图为朱绪祥在洛阳的公司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赶工期制作牡丹元素符号亮化牌（朱绪祥提供）

关于湖塘铜字铜牌的前世和今生，今年70岁的新碶标牌厂老厂长朱友定也有发言权。这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挺红火的标牌厂，曾专业生产以铝、铜、不锈钢为原料的字牌。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湖塘铜字铜牌的兴盛，这家社办厂于1987年倒闭了。好在同属字牌行业，触类旁通，朱友定带着儿子朱少波办起了铜字铜牌厂，第一年就净赚2万元。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鼎盛期，也经历过1998年、1999年温州背包客的抢生意，大浪淘沙之后，朱友定的铜字铜牌厂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先后搬迁了几个地方之后，如今，这家厂租用了湖塘村500平方米的闲置房屋作为厂房，添置了设备，开拓了丝网印刷、电脑刻字等业务，老爷子、儿子、儿媳妇齐上阵，业务也很稳定，一年100万元产值不在话下。“感光牌在这边只有我独家会做，因为做这种牌化学药水配方很难把握。”老爷子自有杀手锏，这项业务自然也是利润最高的。年已古稀却仍在铜字铜牌厂忙活的朱友定感慨地说，这辈子就只吃这碗饭了。（2012年5月21日2版）

效益不仅仅在当年——忆霞浦上傅冰箱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霞浦上傅村有一家村办厂，它曾经为当时宁波著名的“凤凰牌”冰箱生产零配件，它曾经解决了上傅村1/3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它就是上傅冰箱厂。

上傅冰箱厂诞生

上世纪70年代初，霞浦集体经济快速发展，上傅村里有了村办企业，由傅良友办起的“四新农机厂”就是其中一家。傅良友本身是技术师傅，手下带着傅良毅等一帮徒弟。头一年厂里以手工生产模具为主，第二年就与宁波的一家冷冻机厂挂钩，开始做起冷冻机的零配件。几年做下来，技术娴熟了，利润也逐步提高。

1980年，宁波凤凰电器制冷工业公司在宁波成立，专门生产“凤凰牌”冰箱，当时人们都叫它宁波凤凰冰箱厂。宁波凤凰冰箱厂成立后，傅南林等几个四新农机厂的负责人动起了脑筋，认为一方面厂里已经掌握了相关的优良制造技术，另一方面依托大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促进村经济发展也是条相当不错的发展道路。于是，傅南林等人主动出击，多次前往宁波凤凰冰箱厂，用实在的技术和诚意打动厂长，终于争取到了为其生产零配件的资格。不久，四新农机厂与宁波凤凰冰箱厂挂钩，专门生产制造冰箱用的蒸发器、冷凝器等零配件。傅南林担任厂长，厂名也改为上傅冰箱厂。冰箱厂位于霞浦上傅大路5号，也就是现在上傅村村委办公楼所在地。

上傅冰箱厂配备的6辆卡车，1辆小车，每天都要开到宁波凤凰冰箱厂，将铜等原材料运到上傅，然后在上傅冰箱厂制造成型，包括焊锡、电镀、封头等一系列过程全是手工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冰箱零件质量很好。“外壳是黄铜，里头是紫铜管，放个几十年都烂不坏！”傅南林说。当一批批优良的零配件运到宁波，与从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等国家进口的压缩器组装起来，全新的“凤凰牌”冰箱就制造完成了。

1984年，上傅冰箱厂正式改名为“宁波冰箱厂上傅二分厂”（另一个分厂位于大碶）。那个时候在镇海县乃至宁波，一户人家能买到一台凤凰牌冰箱，可以说是一件让左邻右舍都羡慕的事。家住新碶的林先生回忆说，1985年他结婚时托人凭票买到一台凤凰牌单门冰箱，花了600多元，而他当时在国企工作，每月收入还不到100元。“那时候的冰箱质量是真的好！”林先生说，这台冰箱用了整整17年，换掉它的时候只是因为外观老旧了些，而性能却从未出现过问题。

带动上傅经济发展

由于厂越办越大，原先的几间厂房已容纳不了逐年递增的职工以及迅速增长的产量。

1987年初，经过一年多的建造，上傅冰箱厂搬到了上傅沿溪路，占地面积约1433平方米，共有3间厂房和1幢3层的办公大楼。也就在这一年，冰箱厂发展到了最兴盛的时期，年产值达到1700万元。运货的卡车每天在宁波冰箱厂与上傅冰箱厂之间往返好几趟。

上傅冰箱厂的兴盛也带动了上傅村的经济发展。村里人多为农民，做农活苦，收入不高。冰箱厂兴盛后，村民们都想进冰箱厂工作，于是村里就安排每户人家出1个劳动力到厂里做工。厂里职工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当时全村共1000多名劳动力，约有1/3在冰箱厂做工。在冰箱厂工作，收入可比下地做活高多了。

傅良根说，1984年前后，厂里一般职工1年的收入有1000多元，而做农活1年的收入只有四五百元。在冰箱厂做工，忙的时候需要加班，单是加班奖金就很可观，虽然苦些，但收入高，大家都愿意加班。村民们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198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盖起了楼房，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

上傅冰箱厂的兴盛，也促进了村里公益事业的发展。原本村里几条主要道路全是难走的石蛋路，在1984年下半年，由冰箱厂出资，村里将主要道路改造成崭新的水泥路，上傅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此外，上傅冰箱厂还大力扶持上傅小学的校办厂，将一部分冷凝器配件的单子分给他们做，提高了校办厂的利润，从而使原本设备简陋的学校得以修整拆造，学校的教学环境大大改善。

成为上傅村模具技术人才的“黄埔军校”

上傅冰箱厂生产技术优良，又重视对技术人员的培养，成为上傅村培养模具技术人才的“黄埔军校”。80年代后期，国家政策鼓励个体户办厂，许多技术骨干陆续走出上傅冰箱厂，利用自己的技术办起厂来。

90年代初，由傅良友带出的3个徒弟，傅良君、傅良毅和傅安德成为最早一批跳出冰箱厂自己办厂的技术人员，他们在上傅村都办起了自己的模具厂，用自己学到的技术创造着财富。

1992年，傅良毅用多年积攒下来的钱买了钻床等生产设备，开了小工厂，专门生产模具。他在冰箱厂几十年练就下来的娴熟过硬的技术发挥了作用。

在一次订单交易中，傅良毅的工厂制造的保险箱冲压模具得到永发集团的充分认可，由此开始了与永发集团的长期合作。而傅良君、傅良毅和傅安德手下带出来的徒弟众多，也纷纷离开冰箱厂自己创业。原先在傅良毅手下跟着的傅德君在前几年也跳出厂来，在上傅村租了几间厂房生产模具，规模也比较大。“现在上傅村里的企业负责人或是技术骨干大部分是当年冰箱厂里出来的！”傅良根说，陆续跳出冰箱厂的技术人员们在上傅村先后办起了近20家的厂，还有一些人跑到慈溪等外地办厂，企业效益都不错。

1994年，上傅冰箱厂改制，傅南林的儿子傅剑波把冰箱厂承包了下来，并重新成立了三安机械制造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继续生产冰箱零配件，同时也生产空调配件等，随后就一直生产汽车配件至今。傅剑波说，当年在上傅冰箱厂担任生产技术负责人的经历为自己后来办厂提供了不少的经验，现在公司里也保留着一部分原冰箱厂的技术人员，当然技术需要不断地更新和提高，这也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核心。“上傅冰箱厂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为上傅乃至霞浦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许多人在冰箱厂学到了过硬的技术以后，就响应国家政策跳出来办厂，最终得到了实惠，这也是冰箱厂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财富。”傅良根说。（2010年10月13日2版）

金鸡山下有家了不起的预制厂——记中交三航宁波分公司预制厂

1974年时修建镇海港区煤码头的几十名施工人员当初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和所在的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第四工程处（简称三航四处，现在的中交三航宁波分公司前身）从此与宁波结下不解之缘，并最终落户小港金鸡山下。在施工过程中，这支流动的施工队伍感到宁波经济发展的条件得天独厚，尤其是岸线资源丰富，非常适宜建设深水码头，让这个当时承建大中型港口码头的施工单位找到了用武之地。这支施工队伍凭借过硬的技术和施工能力，赢得了宁波港务局和地方有关部门的认可。很快，经过努力，他们在小港金鸡山下（如今的小港江南公路东段）落地生根，这就是中交三航宁波分公司预制厂的前身。1975年，小港金鸡山下昔日平静的农田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地——三航四处作为宁波港口建设的主力军，为港口码头、桥梁建设提供混凝土预制构件。从此，三航四处为宁波港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三航宁波分公司预制厂主要承接港口、码头、桥梁等工程的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制作加工任务。该厂厂长陈志良形象地把港口码头建设比喻成搭积木。他介绍说，首先是打下由钢筋混凝土预制而成的桩基，每根桩基由数根至数十根管桩组成，每根管桩重几十吨，最重的有一百多吨，长数十米。根据港口或码头的地质条件和规模不同，一个港口或码头要有数十根或数百根桩基。比如集装箱码头桩基多的有1000多根，少的也有400根。这些管桩由驳船拖到施工现场后，利用桩吊将管桩吊至垂直状态后，利用管桩的自身重力，将其沉到支力层（相当于岩层），然后用直径1米多、重达10吨左右的“铁榔头”敲击管桩上端，让其下沉到设计深度，一般下沉深度为30米至50米。陈志良颇有兴致地说，桩基打好后，在桩基上搭上纵梁，构成网格状的支撑。然后在纵梁上铺上盖梁后，最后在上面浇注面层，一个港口或码头就建成了。

为宁波—舟山港和华东沿海港口、桥梁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76年1月，依靠老式搅拌机，第一批预制厂职工手拉肩扛预制而成的方桩，被应用到镇海港区煤码头工程。1978年7月，这座宁波港历史上第一座万吨级码头竣工。

1979年1月10日为宝钢配套的10万吨级矿石码头工程的成桩，标志着宁波港北仑港区开发的全面启动。在北仑港一期工程的紧张施工中，预制厂的职工还为北仑港2.5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北仑港2.5万吨级通用码头精心生产着一块块建码头所需的混凝土“积木”——方桩、面板、靠船件等，这揭开了预制厂上世纪80年代发展的序幕。1980年6月27日，北仑港10万吨级码头主体工程竣工。这是我国建成的第一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卸矿码头主体工程。北仑2.5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工程也于1985年12月获得国家银质奖。

随着国家大规模开发建设宁波港，预制厂迎来了大发展时期，预制厂还先后为宁波港北仑二期工程、北仑港20万吨级矿石码头、宁波港北仑港区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北仑第二港埠公司3号、4号泊位等工程提供预制件。其中北仑港2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荣获鲁班奖，同时获得詹天佑奖；北仑港三期工程荣获鲁班奖；多个工程荣获交通部优质奖。

宁波人常说，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江厦无疑是宁波的一个标志性地区。江厦桥位于三江口，属于人、车流量大的市中心地块。1990年，预制厂为江厦桥建设提供的大管桩、梁等构件就有2万立方米。预制厂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大管桩、梁等构件的预制任务。同年11月8日，该工程竣工。时任宁波市副市长张启楣在通车典礼中称其为“创造了我市建桥工程的新速度”。1991年被评为宁波市优质工程。近两年来，预制厂还为舟山朱家尖大桥、岑港大桥、响礁门大桥的建造提供预制构件。图为PHC管桩堆场（苏东燕/摄）

进入21世纪，以上海为引擎的长三角区域加快了开发开放的步伐，北仑四期、洋山深水港、大榭招商国际码头、青峙化工泊位码头、大榭烟台万华煤盐码头、梅山保税港区集装箱码头工程相继上马。为满足生产能力迅速提升的需要，预制厂生产场地也多次扩充，从当初的10万平方米，扩大到目前的22万平方米，预制件年生产能力近20万立方米，年产值3亿多元。预制桩基由单一的方桩到大管桩、PHC管桩、SPHC管桩、钢混复合桩多种桩型共存；建成码头由近岸浅水小吨位港扩展到远岸深水大吨位港。预制厂目前的预制件生产能力不仅能满足宁波—舟山港码头建设的需要，而且供应预制件的区域由宁波、舟山辐射至温州、杭州湾、上海；构件供给领域由单一港口、桥梁工程扩大到路桥、市政、船坞、水利工程。

说起预制厂的快速发展，该厂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一方面，预制厂为宁波港和宁波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宁波港的快速开发建设也为预制厂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预制厂目前已成为三航局最主要的混凝土预制构件厂之一。”一些预制厂职工告诉记者，想到经自己手生产出的预制件能够为宁波港和宁波市的建设发展起到较大作用，大家都感到自豪和高兴。

华东地区唯一一家能同时生产方桩、大管桩和PHC管桩的企业

陈志良向记者介绍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交三航局就已经承接在华东地区的大中型港口码头的施工任务，至今仍是华东地区港口建设的中坚力量。三十多年来，中交三航宁波分公司预制厂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量的飞跃、质的突破，尤其是开发出科技含量高，自主创新的新产品、新技术，这使企业迅速做强做大。宁波分公司预制厂成为三航局乃至华东地区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方桩、大管桩和PHC管桩这三种预制混凝土桩的企业。

上世纪70年代末，预制厂的主力产品是应用于港口工程的预制桩———方桩。该桩生产工艺简单、成本低、预制场地周转快。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预制厂承担了国家“六五”重点攻关项目——大管桩研制项目。大管桩具有抗弯性能好、耐久性高、耐锤击性强、适合深水施工等特点。1988年9月，预制厂的大管桩车间建成投产。之后，该桩型广泛应用于宁波北仑港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等一系列深水泊位及北仑港20万吨级矿石码头、梅山保税港区集装箱码头、山东东营港、温州状元岙港区码头等大型工程，成为港口工程施工中桩基的主力产品。经过他们的努力，大管桩的制作工艺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从最初的单绞线大管桩，到1992年在嘉兴煤码头首次应用的双绞线大管桩，再到2003年首次在青峙化工码头工程中应用的三绞线大管桩，管桩质量也迈向了新的高度。

2002年11月，预制厂开始筹建PHC管桩（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车间。2003年4月开始生产PHC管桩。PHC管桩车间正式投产以来，在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预制厂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工艺、技术创新，碗形端头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007年，PHC管桩车间荣获“2007年度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称号。PHC管桩成功地运用到了舟山某海军码头、大榭招商国际集装箱码头、六横煤炭中转码头、舟山老塘山五期工程、乐清电厂综合码头等工程的建设中。SPHC管桩综合了大管桩和PHC管桩的优点，具有更强的工程适应性。预制厂技术人员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试验，设计了多种配套设备，SPHC管桩终于研发成功并获得了国家专利，并在工程项目中得到了实际运用，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应用前景依然非常广阔。2005年，宁波分公司开始在预制厂研发钢混复合桩。这种桩集钢管桩和混凝土桩的优点于一身，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预制厂总工程师潘根强向记者解释说，钢管桩抗弯性好、强度大，图为预应力大直径管桩（王森/摄）缺点是易被腐蚀，尤其是被长期浸泡在海水中，更易被腐蚀，相对于混凝土桩来说，造价也高。而混凝土桩的抗弯性和强度虽不及钢管桩，但其抗腐蚀性较强，造价也比钢管桩低些。预制厂制成的钢混复合桩是由钢桩和大管桩复合而成，具有比同长度全混凝土桩自重轻、抗弯性能高等优点，能够在更大工程领域内代替钢桩的使用。钢混复合桩目前最长已达到80米，并在多个工程项目中运用。潘根强说，这种桩由三段组成，其优点在于，插入海底泥面的是一定长度的钢桩尖和混凝土管桩，该桩壁薄2公分，可像刀子一样，比较容易穿透沙砾层，一旦进入泥面以下，也就不易被海水腐蚀了。另一节钢管桩则在混凝土桩之上，充分发挥力学性能好的优点，也方便随时进行防腐处理。由于混凝土桩壁厚一般为14.5公分，自重较大，使用钢混复合桩则减轻了整根桩的重量，便于运输和吊装，同时保证力学性能，降低工程造价。由于具有这些显著优点，2008年钢混复合桩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潘根强自豪地说，预制厂研制的先张法钢绞线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预应力管桩张拉机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他们研制的先张法预应力管桩二次张拉工艺及其张拉装置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记者了解到，混凝土管桩生产有先张法和后张法的区别。先张法就是先张拉钢筋，后浇注混凝土，从而使截面混凝土获得预应力。后张法就是先埋管制孔，后浇注混凝土，之后用钢绞线穿过埋制好的管孔，将每节四米的标准管节连成一体，拼接好。最后将钢绞线拉直，给管桩施加预应力。潘根强说，张拉后，管桩产生预应力，可充分发挥混凝土受力和预应力受拉的性能，帮助管桩更顺利地下沉到设计岩层。

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实现自动化生产

一些老职工回忆说，当时除了简单的生产机械，主要依靠人拉肩扛的生产方式。职工们用手拆水泥袋，把水泥倒进老式拌和机里，用手推车拉砂石料。1975年11月到预制厂参加工作的王亦林（现大管桩车间主任）回忆说，全厂早期一年的预制方量也就4万立方米，产值数千万元。

随着生产任务的增加，仅靠几台搅拌机的生产模式，单一且科技含量低的桩基，预制件的产量、质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1997年，一座全新的微机控制混凝土搅拌楼耸立在台座的一侧，从上料、调配合比、拌和、输送均由电脑操作，实现了自动控制。如今预制厂生产的混凝土不仅能满足自身需要，还能对外提供商品混凝土。图为预应力大直径管节水养护（苏东燕/摄）

2002年，为了提高大管桩的设备自动化程度和产能，预制厂对大管桩车间进行了全面改造：购买全新的端磨机、抽芯机等设备；更新蒸汽养护管道和养护池；扩建管节堆场；新建拼接线10条，灌浆区一个。

陈志良告诉记者，预制厂成立之初，为一个码头提供预制件的时间需要两年左右，现在只需要10个月时间。工厂在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上，经历了以人拉肩扛的手工劳动为主，向半机械化、机械化直至现在的自动化为主的发展阶段。在采访中，陈志良对记者说得最多的就是操作上的“傻瓜化”。原来，预制厂目前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很高，操作人员只要在控制台上按几个按钮就能轻松搞定。

记者在先张法生产车间看到，操作人员只要按下高速离心机的按钮，混凝土灌注和成型工序就能一次完成。车间内2台各有20多个抓钩的行车可轻而易举地抓起100吨重的预制好的桩基，并将其移动到指定位置。在钢筋笼加工车间，记者看到这里只有四五名操作人员，只需一名操作人员按下相关操作按钮，钢筋绑扎加工就可自动完成。一位现场操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这些工序全部由人工完成，其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一根数十米高的桩基钢筋笼绑扎，就需要四五名工人干上两三天。

记者看到，各加工工序都实现了工厂化、车间化生产，尽管采访那天下大雨，但预制厂生产丝毫没受影响，车间内依然整洁有序。

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使预制厂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预制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韩克敏告诉记者，厂里今年前十个月完成的预制件总方量为9.0835万立方米，仅10月份就完成1.2075万立方米。目前在手任务还有近8万立方米，生产任务都排到明年下半年了，其中就有宁波市的重点工程——中宅煤炭码头工程和北仑港区五期集装箱码头10号、11号泊位工程的预制件生产任务，另外还有舟山武港码头工程、镇海港区通用散杂货码头21—23号泊位工程、大榭石化原油码头、乍浦港务局二期码头及海盐港区集装箱，1号、2号泊位等工程的预制件生产任务。

据了解，目前预制厂生产的预制件应用广泛，北到河北黄骅港、山东东营、南到厦门等地区，产品生产领域也扩展到市政、风力发电站的测风塔所用桩基。近两年，预制厂还输送20多名技术骨干及生产人员分别在长春和山西祁县组建了哈（尔滨）大（连）客运专线制梁场和大（同）西（安）客运专线制梁场，直接为国家重点铁路建设项目提供预制件。预制厂总工程师潘根强说，为客运专线预制的每片梁重900吨，对预制质量和提梁设备的要求都很高，代表着预制厂乃至中交三航局的预制梁先进水平。（2010年11月15日3版）

还记得柴桥生产的金橘饼吗？——宁波蜜饯厂兴衰记

宁波蜜饯厂（原镇海县第二副食品厂、原柴桥食品厂）成立于1954年5月，是甬式蜜饯的创始厂。蜜饯厂的福寿山牌金橘饼曾荣获1983年、1987年浙江省优质产品称号，1989年获得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银奖，产品销到香港，出口到日本、新加坡等地。1998年9月，工厂改制，厂房拍卖，工人买断工龄另奔他途，宁波蜜饯厂退出历史舞台。

从1954年到1998年，蜜饯厂有起有伏，从兴到衰，走的是条不平坦的道路。

1954年，公私合营，地方国营镇海县第二副食品厂成立“我从1958年8月进厂，到1996年6月退休，在厂里干了37年零10个月。”曾任宁波蜜饯厂副厂长的周童华说。“1954年，公私合营，柴桥的鼎丰酱油酿造厂、林家山粉厂、副食品厂等4家工厂合并，组成一家综合性的食品厂，就是当时的镇海县第二副食品厂，属于地方国营企业。”周童华告诉记者，当时的“二副厂”隶属镇海县供销社，共有4个工场，主要生产糖果、淀粉、麻饼、油枣等。以当时的霞浦为界，整个穿山半岛市场上的食品糕点基本上是“二副厂”生产的。“那个时候买东西都需要用粮票，附近的供销社、小店店主都是摇着船，推着手拉车，挑着担来进货的。”

1959年，宁波淀粉厂搬到柴桥穿山（现昌钜环保公司、儒杰冻品厂所在地）。1960年，柴桥米厂、宁波淀粉厂合并，统称柴桥食品厂。蜜饯厂员工正在制作蜜饯（吴自成翻拍于宁波市博物馆）“金橘饼，在二副厂的时候就开始小批量的生产，一年只有十几吨的产量。”周童华说，食品厂最多时有7个车间，正式职工300多人。当时食品厂除了生产糖果、糕点外，还做果子酒、五金加工等。蜜饯厂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场，在做蜜饯的同时，还生产糕点和酱油。“1960年，困难时期，国家供应奶油、白糖，食品厂生产的奶油软糖，销售到香港要4元钱一斤。当时，食品厂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9.5元。”周童华回忆，产品都是工人手工简单包装，散装出厂。镇上有人在香港的亲戚朋友带了奶油软糖回来，一看，还是柴桥食品厂生产的。“当时是计划经济，供应多少糖、面粉、大米都是上面确定的。我们按照要求，把产品卖给供销社，供销社再批发给商店。”周童华说，以霞浦为界，柴桥、郭巨、白峰、三山、大榭、梅山等整个穿山半岛的供销社，都是拿着粮票来厂里进货。油枣、豆酥糖、桃酥等都是紧俏商品，有时进货都进不到，经常有人为了进货想“找关系、开后门”。

哪个生产队种桃子、哪个生产队种金柑，都由镇海副食品公司和供销社统一安排好。柴桥供销社下拨化肥给村民，收成时，供销社派3名收购员，在厂内代收购；社员们挑着担、推着车送到厂门口。

1966年“文革”开始，厂里分成两派，食品厂规模小了，淀粉车间没有了，五金车间也只做点维修工作。糖果、糕点、蜜饯还在生产，但产量急剧缩减。

70年代初，从广东请来的师傅手把手地传授技术

1968年，食品厂只剩下两个车间，40余名职工。两个车间分别是柴桥镇上的总厂（老街附近，位于美丰弄），主要生产面条、酱豆腐、糖糕等，还有原来的四车间（高村和陈胜村交界处，现金钟酱油厂所在地）也还在，生产蜜饯和酱油。

1968年12月，柴桥食品厂革委会成立，周童华任第二副主任。1970年，柴桥食品厂成立党支部，领导班子初步建立，当时的柴桥镇武装部长张德兴任支部书记。“原料有了，加工能力也有，但产量提不高，产品质量上不去。”周童华说，当时酱油是必包产品，镇上就这一家酱油厂，霞浦、郭巨、三山、大榭、梅山、柴桥等地的酱油都是由食品厂供应的，只有少量的酱油销往外地。“酱油生产不用担心，蜜饯生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发展，得学习先进的技术。”1971年9月，周童华与3名职工，通过宁波副食品厂的介绍，多次到广东汕头、普宁等地多家食品公司参观学习。

周童华一行在广东汕头、普宁待了半个月。“设备工艺不一样，技术也不一样，半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周童华等人白天在车间里跟老师傅学习技术，晚上到处拜访当地果子厂的领导、老师傅，想从当地聘请师傅回来。“当时，广东的蜜饯已经有了小包装，并大量出口东南亚。我们的金橘饼还是用大坛子装着，供销社买走后，再换装到玻璃瓶零售。不变革，没技术，根本没法与人家竞争。”

1971年10月，周童华一行从广东请来两个50多岁的老师傅，工资是40多元一个月。为了留住老师傅、学会制作蜜饯的技术，厂里的小年轻在空闲时间，经常到附近的河里、田沟抓些泥鳅、黄鳝，给两位老师傅吃。厂里做酱豆腐的师傅，也经常给老师傅弄点柴桥本地的黄酒喝喝。

每年6月~12月，水果上市，老师傅就在厂里教蜜饯制作技术，给工人上课，讲水果制作蜜饯的基础知识，手把手地教加工工艺。临近春节，老师傅们就回广东去，第二年旺季再来。这样一待就是3年。“师傅告诉我们，我们生产蜜饯的设备是铁的，会与果汁产生化学反应，容易影响蜜饯卖相和口味。”周童华说，在老师傅的指导下，厂里把设备换成了不锈钢，不断改进加工技术，还特地从广东订购小包装袋，邮寄过来，以提高产品档次。

1972年，柴桥食品厂正式改名为宁波蜜饯厂，以后几年大批收购，大量生产

慢慢地，蜜饯生产走上正轨，蜜饯也开始小有名气。1972年，柴桥食品厂正式改名为宁波蜜饯厂。“金橘饼很多是销往省内外各大城市。”周童华回忆。“1974年，蜜饯厂从当地和附近收购水果。金塘李收购了184万斤，杨梅收购了20多万斤，桃子收购了30余万斤，金柑收购了100多万斤。仓库根本放不下。”周童华说，桃子、杨梅、李子都是要腌制过才能做蜜饯。收购的时间恰逢都是7月份左右，气温高，不容易存放，不加工好，很快就会烂掉。当时厂里的水泥池、大缸都腌满了，把附近村里的水泥船也都租来腌制果胚。还是不够腌，就到当时的穿山水产公司，借那专门腌鱼的池子来腌制。一个池子大概能腌制1万斤左右的李子，当时借了五六个池子。“腌制一个星期就能晒了。厂里来不及晒，就发动周边的村民一起帮忙晒。厂里生产线也都是24小时运作，工人三班倒。光劈桃子、李子，捏金柑核的小工就请了两三百个。”周童华说，当时进厂当小工，还需要镇上打证明。“那时候，我们的金塘李在全国很有名气。收购多了，蜜饯厂生产不完，就把李子加工成半成品，再卖给广东、福建等地的果子厂。”周童华说，1975年前后，蜜饯厂注册了“福寿山”牌金橘饼，还专门派人到青岛学习高粱饴制作工艺，厂子不断扩大规模，占地面积40余亩。“1975年，我还只是蜜饯厂的一个小工人。每年一到金柑上市的时候，厂里就开始大规模收购。附近的村民挑着担，推着车把个头小、卖相差不适合鲜吃的金柑往厂里送。”曾任宁波蜜饯厂厂长的周建良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用自己跑市场，只管生产，不用愁销路。

1977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厂子领导班子变动，厂子开始走下坡路。

上世纪80年代，蜜饯厂再次兴旺“上世纪80年代，蜜饯厂再次兴旺，达到鼎盛。当时的厂支部书记是叶龙书，厂长胡国栋。厂子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上海、杭州等地的客户都是直接把车开到厂门口，等着要我们的金橘饼。”周建良告诉记者，随着“福寿山”牌金橘饼名气的打响，市场供不应求。很多客户直接在镇上的小旅馆住下，等着拿货。金橘饼一从生产线上下来，根本不用放进仓库，直接装车拉走。“那时厂里最多一年收购了130多万斤金柑，地上全是金柑。金柑上市时，光为金柑去核的社员就要请上300多个。”周建良说，当时捏金柑核，一分半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捏100多斤金柑，比在生产队劳作一天赚得多。附近村民一到金柑上市时，就排着队想进蜜饯厂捏金柑，不少人还通过各种关系来说情。随着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福寿山”牌金橘饼在市场上名气越来越大。1983年、1987年，“福寿山”牌金橘饼被评为浙江省优质产品。1989年的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周建良带着“福寿山”牌金橘饼参展，荣获银奖；产品畅销长江三角洲各大中城市，还曾出口日本、新加坡等地。“当时，我们宁波蜜饯厂是浙江省占地面积最大的蜜饯厂，金橘饼产量全国最高，一年仅‘福寿山’牌金橘饼的产量有五图为原宁波蜜饯厂年轻职工（记者 彭玲/翻拍）六百吨，每年能为国家创造20万元的利润。”周建良自豪地说，国内有湖南浏阳、广西柳州、福建尤溪、江苏苏州和柴桥穿山半岛等金橘产区，其他产区的金橘，口味都比不上穿山半岛出产的。

上世纪90年代，蜜饯厂几经沉浮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蜜饯厂产品品种和包装跟不上市场需要，花色蜜饯的年产量从原来500吨逐年下降，最差时年产量只有50吨左右。“产品几年来都是老样子，市场形势好，销路还可以。如果遇到市场疲软和波动，产品销路就会变窄，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被动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大中城市需要高档蜜饯，我们进不去；农村市场需要的是低档的蜜饯，我们又生产不出来。”1993年，周建良被任命为蜜饯厂厂长。刚一上任，周建良立刻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当时，市场处于疲软状态，我们厂产品积压，市场形势严峻，压力很大。”

1994年，周建良带着3个职工，开拓江苏市场。“那个时候，江苏市场月饼馅料需求量很大。我们用金柑为原料制作的红绿丝，很受欢迎。”周建良等人成功打开了江苏市场，为蜜饯厂带回一年300吨的订单。

要重振“福寿山”牌雄风，必须提高产品档次，增加花色品种，采用新包装。周建良带着供销人员，到省外有关单位和商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市场调研。调研发现，蜜饯厂产品趋于严重老化，品种单调，包装袋老式，远远不能适应大中商场、特别是自选厅销售的需要。“原高糖制品，已被社会逐步淘汰；中低糖、低盐制品，新潮流口味已被社会、特别是大中城市消费者所接受。要救活厂子，必须学习、变革。”

1994年5月，厂里成立了蜜饯QC小组，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重点进行新蜜饯产品的开发。1995年上半年，蜜饯厂销售收入比1994年同期增加了135万元，增长了75%，职工人均收入增加了1000元。1996年春节，淘汰陈旧的糖果产品生产线，对当时市场占有率高的金橘饼类产品，提高质量，调减产量，推出花色蜜饯产品。“从1994年到1998年，虽然通过变革、学习，蜜饯厂又多‘活’了5年。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等地私营蜜饯厂在产品质量、口味、包装和营销手段上都比我们强，蜜饯厂的体制根本适应不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周建良说。

1998年9月，在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大潮中，宁波蜜饯厂厂房被拍卖，柴桥高村一名姓郑的村民以370万余元买走，而后转租改作他用。（2010年11月22日2版）

曾经拼搏不言悔——老职工忆柴桥通用机械厂四十年兴衰史

从十几人的小五金厂，到设有四家分厂、两家公司、一家境外企业，员工人数有300余名的机械大厂，最后改制，厂房被拍卖。柴桥通用机械厂，企业性质先后定为地方国营、大集体、镇办厂、地方国营、大集体，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70年代的徘徊迷茫，也有过80年代的风光无限。日前，记者找到了原机械厂的部分老工人，向他们探寻通用机械厂的故事。“现在每回走过通用机械厂门口，就特别留恋。这家厂，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进去了，青春热血都献给了它。如今，当年那些小伙子的头发也都花白了。”提起原柴桥通用机械厂，曾是该厂销售科科长的胡纪庸很感慨。

1958年初挂牌成立地方国营宁波市柴桥通用机械厂。厂子承担农机具小造小修，还生产“跌落保险丝”这一拳头产品

为了适应和迎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浪潮的到来，当时隶属镇海县的江南（甬江以南）集镇柴桥，需要担负这一地区的机械制造和农机维修任务。1957年年底，根据上级指示，由柴桥手工业办公处主任严连云为筹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成立。筹建委员有胡纪庸、郁福根、陈恩铭、虞如训、梅林桠、曹信康等人。“当时的条件是一无人力，二无物力，更无像样的厂房和设备。”胡纪庸告诉记者，全厂职工义务拆迁后所大悲庵，在镇东乡（原柴桥后所、沃家村、五马村、穿山四村合称“镇东乡”）一个废弃的救火会（现位于环镇北路）建造了钳工车间和厂办公室。厂区只有40平方米大小，工人也只有11个人，如今这批通用机械厂最早的职工只剩下胡纪庸、曹信康等五六个老工人。图为原柴桥医院河对面小河蟹小区的通用机械厂职工宿舍楼（记者 彭玲/摄）

1958年初机械厂正式挂牌，定名为地方国营宁波市柴桥通用机械厂，隶属宁波市农机局管辖。“那个时候职工主要是原先的铁匠、木匠等手工业者。”胡纪庸说，厂子成立后，个体手工业组成的铁业社、五金社、木业社以及后来加入的柴桥工艺社就成为职工的来源。

建厂初期，全厂职工人数最多时有三百人左右，设立了金工、钳工、铸工、木器、铁业等车间。但是当时的机械设备陈旧落后，全厂只有八九台四尺半皮带驱动的车床和一台最大钻孔径为8mm的手摇钻床，以及四只部虎钳和铸工开炉用的鼓风机，动力驱动还是依靠手摇八匹柴油机带动发电。“当时主要业务就是农机用具的小造小修。”胡纪庸回忆，成立初期，铁业车间生产的农用火钳、铁镰刀、锄头，木器车间产的水桶、犁、耙、粪勺等都是机械厂的主要产品。“除了这些，我们当时生产的变压器上用的‘跌落保险丝’是拳头产品。全浙江省就我们通用机械厂能生产这样的保险丝，利润空间特别大。”原机械厂副厂长曹信康告诉记者，当时国家对市农机局每年都有一定的指标安排，每当产值不能达标时，就把产值任务下压到通用机械厂。“工人经常要加班加点。当时厂里还有一句口号：‘苦干加巧干，彻夜放卫星。’”

曹信康说，厂子刚建立的时候，大家都一心扑在厂子里。虽然那时的工作特别辛苦，但心情好，人人都抢着干活，加班更是经常事儿，而且是主动的，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加班工资。工人中间还流传“四见”：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落后就帮，见先进就学。

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全厂人数最少时仅有13人

1961年，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机械厂也受到波及。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减轻国家负担，顺利度过困难时期，机械厂人员实行疏散、下放和调整。原来300多名职工，精减到108人。那些被遣散的员工大多是农业户口，都回原籍务农了。

1961年9月15日，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手工业35条》文件精神，柴桥通用机械厂作为宁波市试点厂由地方国营转为宁波市柴桥五金合作社，转为大集体性质。

随着体制的变更，凡属国家干部及后招收的全民性质学徒工都调到别的全民单位。职工按原筹建时人员来源就地疏散，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最困难的时候，全厂从领导到职工只有13人。”胡纪庸说，这个13人小厂，主要负责承接来料加工，农机修理和割稻子用的“沙尖”等小农具的生产。“我1961年在机械厂做仓库保管员，也经常要下车间。”原通用机械厂厂长沃平旦告诉记者，碰上加班，从厂长到工人，13个人全部得进车间一线操作。当时分配上实行多劳多得。“我还记得自己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43.5元，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五六十元。”胡纪庸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任务都是物资局分配的，自己想办法把产品生产出来。”沃平旦说，在那个最困难的时期，大家都泡在车间里，使用土设备，自己做模具，不断实验，研制出了牛头刨床、液压龙门刨床等。“第一台液压龙门刨床研制出来后，长4米，宽1.32米，第一个操作的就是我和胡安民。”胡纪庸自豪地说，他和胡安民白班夜班轮流操作，两人还要负责带学徒。“那个时候后所的军工图为胡纪庸（右）、曹信康在看当年的老照厂也没有这么大型的刨床，大型片（胡纪庸提供）的龙门刨床产品都是让我们通用机械厂加工的。”胡纪庸说。

1964年，柴桥镇为安排社会富余劳动力，由当时的副镇长石元茂在五金合作社内筹办柴桥镇五金厂，五金厂由10人左右组成，以铸造为主，为以后柴桥农机具修理厂的建立做了基础工作。

1965年6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为了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柴桥五金合作社转为柴桥镇农机具修理厂（性质为镇办厂）。1965年9月，招收了第一批学徒工，职工人数约有90人。

当时主要以修理制造、试制和推广山区、半山区的农机具为基本工作任务，同时承接外加工和协作任务，还有碾砂机、棉花脱绒机的生产，印刷机的改装等。当时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从描图校核到制造成整台机器，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生产流程。但铸工从碾砂、造型、开炉浇铸还是跟原来一样，以手工操作为主。

1966年“四清运动”开始，下半年由“四清运动”转入“文化大革命”。厂里成立了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接管厂里的日常事务和生产。随着运动的深入，革命生产领导小组已经不适应运动“深入持久”地展开。1967年下半年，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厂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厂领导班子。“当时我们的工人收入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厂设立奖金评定小组，以政治思想、生产产值、出勤率为主要评定依据，每月评定张榜公布。”胡纪庸告诉记者，当时没有8小时工作制，每天的工作时间规定在9小时，工资每月发放两次。图为1958年机械厂全体职工组成机械排支援穿山钢铁厂时的合照（胡纪庸提供）

70年代初，添置新设备，生产1.6T精密冲床，工厂逐渐迈入正轨。70年代后期，研制出系列台式冲床，并全面打开销路

1970年9月，由于当时农机系统实行归口联合，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县革命委员会发文，将柴桥农机修造厂和柴桥抽水机站两个单位合并为地方国营镇海县第二农机修造厂（全民单位）。原抽水机站改为农机修理车间，人员及生产仍按原状，同时对内设机构也作了一定的调整和充实。当时全厂职工人数在130人左右，在这期间招了第二批学徒。

随着厂房的新建扩大，设备也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和添置，进一步由简到精，由单一到较系列化。与之相适应的职工的技术水平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产品也由原来的B650牛头刨床生产转为1.6T精密冲床生产。新添置了C630大型车床和M120内外磨床、Y357摇臂钻床，自我装备了M250导机磨，这些成为当时的主要加工设备。”胡纪庸说，原先的五金车间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厂里新建了金工车间，铸工车间也由原来的低矮房重新建造翻新，并安装了自造碾砂机、三吨熔铁炉。“当时我们的M250导机磨，从描图、木模制造到大部件的铸造成型和安装成台，都是依靠本厂技术力量自行解决的。”胡纪庸说，工厂拥有这些设备的消息不胫而走，自此需要深加工的单位订单不断。这样不但为各兄弟单位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机床加工难题，而且也为厂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973年年底，经有关单位的批准，机械厂从原地方国营镇海第二农机厂全民单位转为县办的镇海第二农机修造厂，隶属原县委直接领导，属县办大集体性质。一些原来由全民单位调入的干部和职工调离，在全民时期招入的第二批学徒约10人也调至镇海机械厂和农机修造厂。人员的变动，导致生产瘫痪、产品滞销。1975年，厂里工业产值下降为32.87万元，财务入不敷出。

1975年后期，上级主管部门派工作组进驻机械厂。约一年后，工作组撤离。这期间工厂的产值虽有上升但幅度不大。1978年11月，重新设立厂长制，任命和调整厂领导班子。“产品6.3T、12.5T、0.5T台式冲床也就是在1977年、1978年、1980年相继问世。”胡纪庸说，虽然研制出了新产品，但由于缺乏市场，生产的产品积压滞销。1979年，全厂靠借债维持生计。

穷则思变。1979年9月，机械厂成立销售科，在全厂职工中选拔产品推销人员。当时的镇海县工业局军转干部胡金福调到厂里任党支部书记。他着手调整科室人员，新组建经营销售科，从钳工车间调胡祖脉任销售科科长，并从供销科调胡纪庸、胡修昌等7人为销售科成员。销售人员开始走南闯北跑业务。

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产品销路全面打开，积压产品得以畅销，很快扭转了经济亏损的局面，工业产值持续上升。1979年年底，不但还清借债，还改造了材料库，电焊、机修、五金车间和仓库热处理间。1980年上半年，机械厂筹备建造新大楼；1981年大楼竣工，造价为14.8万元。

进入80年代后，机械厂迎来全盛时期，成为北仑龙头企业。职工福利好，“找老婆不用愁”“我是1974年厂里招收第二批学徒工时入厂的，在装配车间一做就是7年。”原供销科成员胡修昌告诉记者，1981年国庆，厂里安排他到供销科做销售人员。第一次出门跑销售的经历，胡修昌还记忆犹新。“10月初刚结婚，10月10日就让我去昆明跑客户。”胡修昌说，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才到昆明。

一个人在昆明，人生地不熟。一筹莫展的胡修昌从昆明火车站跳上火车，准备返回宁波。晚上9点，火车停靠在一个站台上，胡修昌看到窗外灯火通明。“有这么多灯光，应该是个城市，有城市肯定有需要冲床的工厂。”胡修昌当即拎起行李跳下火车。下车后，看了站牌，他才知道自己是在湖南衡阳。“第一次到湖南，一般的旅店也不敢住。”胡修昌看到车站有人打着“广州军区招待所”的牌子在拉客，很多人在排队，心想军区的招待所肯定比较安全，就跟在后面。到了招待所，才知道是6个人一间，房间里除了上下铺的床位，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胡修昌就跑到衡阳当地的邮局，买了一本电话黄页，在黄页上寻找名称里带有“机械”字眼的工厂，一个个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冲床。“对方有需要，我就带着产品介绍跑过去推销。”胡修昌说。终于有一家手表厂表示有兴趣。胡修昌立刻上门推销，最后手表厂答应先拿一台冲床试用。“就这一台冲床的订单，坚定了我做销售的决心。”“当时我们的主导产品‘金龙’牌台式冲床系列名气很大的，全国钟表厂基本上都是用我们厂的产品的。”沃平旦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后，通用机械厂迎来了全盛时期。1.6吨的自动冲床，当时全国只有两家厂能生产，一家是萧山的“金龟”牌，一家就是通用机械厂的“金龙”牌。“当时我们通用机械厂在镇海县江南地区、在北仑是龙头企业。柴桥镇下面没什么工业企业，很多小加工厂都是靠我们支援设备的。”图为位于柴桥环镇北路的原通用机械厂厂房

1981年，胡纪庸带着通用机械厂1.6吨的自动冲床，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反响很好，很快在各中小企业中打响了名声。“当年，参加广交会不是想去就能去的，省机械厅对各行业都是有名单安排的。”胡纪庸说，自己连续10年带着1.6T、6.3T、12.5T自动冲床样机参加广交会，前后去了18次。“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我们找到了浙江大学。”胡纪庸告诉记者，当时浙江大学校办工厂生产钟表机械滚齿机，需要钟表仪表方面的自动冲床。通用机械厂的自动冲床刚好是为他们配套的。“我们主动联系了浙江大学，他们一开始很诧异，仪表用的机床都是精密型的，一般厂是做不出来的，更何况是我们这样的县办小厂。”试用了产品后，浙江大学非常满意，自此确定了合作关系。

当时，浙大自己研制一台精密滚齿机。这样的机器进口一台需要150万元人民币，自己生产的话只要75万元，浙大就联系了苏州光学仪器厂、上海小洋仪表厂、沈阳轻工机械厂、柴桥通用机械厂等。五家工厂一起合作，通用机械厂负责做手表齿轮轮齿上的毛坯。“与浙大合作后，每年浙大组织的订货会，通用机械厂都能参加。”胡纪庸告诉记者，每年浙大发出通知，五家企业联合开钟表设备订货会，当时全国有31家钟表厂，基本上全都会来参加这个订货会。“开完订货会，我们通用机械厂一年的冲床订单基本上也就满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部分企业因经营不善倒闭，通用机械厂看准时机，准备扩大规模。1989年11月，新碶算山宁波凤凰冰箱厂铸造分厂并给柴桥通用厂。柴桥通用厂成立了通用总厂，算山办了特种不锈钢厂。该厂占地2万余平方米，有职工120余人，生产各种规格的不锈钢。分厂经过一年的整顿，很快就能正常运作。1991年，通用机械厂的产值达到3000万元。“那个时候，工人很多住在柴桥，到算山上班不方便，厂里就买了厂车，每天接送工人上下班。”沃平旦笑着说，北仑第一辆企业自有大客车，就是通用机械厂的厂车。除了厂车外，当时厂里共有货车、面包车、小轿车等7辆车。最高级的小轿车是花了几万美元买的进口车，全宁波也就只有2辆。“当时我们厂效益好，职工医药费全报销的，正式职工每人能分一套房子，职工工资从来不拖欠。”沃平旦说，那个时候镇海县有一句顺口溜：“一农机二农机三农机，讨老婆不用愁。”二农机就是指柴桥通用机械厂。“当时厂里的福利特别好，经常发毛毯、羊绒被。”胡纪庸告诉记者，1987年，机械厂下属的一家由工会开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倒闭了，经区工业局批准，将积存的商品全部作为工会福利发给职工。“我工龄最长，发到了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曹信康分到一台1000多元的录音机。其他职工也分到电风扇、脚踏车、电茶壶、热水瓶等物品。”胡纪庸说。“最鼎盛的时候，除通用机械厂总厂外，还设有四家分厂、两家公司、一家境外企业。”沃平旦告诉记者，1992年，通用机械厂与海天、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一家印尼华侨开办的工厂联合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办了家贸易公司。“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的公司业务比较稳定。我每年去两次，每次待一个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国有集体企业的种种弊端也不断凸现出来，我区国有集体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柴桥通用机械厂顺应潮流，进行改制，厂房拍卖，职工下岗分流。1997年，胡修昌出资180余万买下了通用机械厂的金工车间，改名为宁波市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文摄影及翻拍：彭玲）（2011年5月11日3版）

岛上创业实不易——忆梅山棉花厂四十年兴衰史

在很多年纪稍长的本地人记忆中，梅山棉花厂曾风光无限，而能去那里工作更是一件很“吃香”的事情。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从艰辛开办期，到发展至远近闻名，再到最终的没落收场，梅山棉花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段历史？记者先后走访了梅山乡文化站、区供销社、区方志办和区档案局，只查阅到一些细枝末节的记载，有的仅是一笔带过，有的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据了解，梅山棉花厂1996年改制后，相关文字资料已难找寻。无奈，记者辗转找到了梅山棉花厂（后为北仑棉纺织厂）的三任领导，还采访了一些曾在该厂工作过的老工人，通过他们的口述，笔录还原了梅山棉花厂曾经的兴衰史。

计划经济下棉花实行统购统销，梅山棉花厂应运而生

通过区供销社的牵线搭桥，记者辗转联系上了梅山棉花厂的首任厂长——离休多年的郑阿和老人。说起梅山棉花厂，这个当了25年厂长、如今已经86岁的老人神采奕奕，娓娓道来，恍如昨日。

上世纪50年代初，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粮、肉、布、糖、烟酒等多种商品先后凭票限量供应。1954年，镇海县委发出贯彻中央棉花计划供应和计划收购的通知，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全县正式实施棉花和棉布统购统销和实行棉布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图为上世纪70年代梅山棉花厂管理人员的合影（记者 余芬/翻拍）

1955年5月，郑阿和从骆驼区供销社主任的位子上被县供销社安排到梅山下道头筹建梅山棉花厂。“我到梅山下道头的时候，那里除了有几间闲置的破庙，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郑阿和告诉记者，当时和他一起的只有四五名管理人员，人手少，压力大。他们在将梅山几个私人的棉花加工小厂合并收购后，开始筹建。从5月的一无所有到9月底要投入使用，郑阿和带领筹建人员艰辛工作。为了备齐建造加工车间需要用的一些零部件，他常常翻山越岭走半天去采购。从梅山翻三条岭，走30多里路到柴桥，或者从梅山翻岭走上30多里到穿山车站坐车到宁波，他已经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遍……

到9月底，梅山棉花厂终于建好了。9间轧花车间，2间打包车间，2间机器房，3间材料间，还有用泥做墙、用稻草做屋顶的12间仓库。为了防止草屋的泥地弄脏棉花，他们先在泥地上铺上一层稻糠，再铺上一层稻草，最后在稻草上铺放晒谷的篾垫。“当时条件艰苦，我们的办公室和食堂也都是这样的草屋。”郑阿和说。

当时，我国商品籽棉的加工主要由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棉花加工厂承担。图为上世纪70年代梅山棉花厂管理人员的合影（图片由王新初提供 记者 余芬/翻拍）

梅山棉花厂虽然负责棉花收购和粗加工，但实属代收购、代加工性质，行政上归上级供销社管，销售由镇海土特产公司负责。

郑阿和告诉记者，梅山棉花厂选择造在梅山下道头也是有讲究的。从前没有那么多马路和汽车，交通以水路为主，多用水路运输货物，加工好的棉花也是用帆船靠摆渡运往镇海土特产公司。梅山下道头即为梅山渡口，交通条件好。再者，梅山是本地主要棉花产地，当时共有1万4千亩的粮棉地，其中棉花地占1万多亩。棉花是梅山主要的经济作物。

加工任务重、生产条件落后，建厂第一年也是最艰辛的一年

1955年10月，梅山棉花厂正式投入使用，当时主要负责棉花加工。因为当年全年干旱少雨多晴天，籽棉产量大增，郭巨、三山、上阳等地的棉农都挑着棉花赶到梅山棉花厂来卖。据郑阿和回忆，那年收购籽棉多达200多万斤，而加工好的皮棉有80万斤，达到历年之最。

棉花加工的主要工序有轧花、剥绒、打包等。轧花是利用轧花机将长纤维与棉籽分离，剥绒是将棉籽上的短纤维与棉籽用剥绒机分离开来，打包就是将加工后的皮棉压缩成包，便于运输和储存。那年棉花产量高，为了完成棉花加工任务，必须加班加点。可是当时不但加工环境差，机器也不先进，尤其是打包间全靠人工压缩棉花。“第一年没有打包机，靠人工只能打到180斤一包，后来棉花打包都是机器完成，机器打包能打到200斤一包。”郑阿和说，“打包间的工人最辛苦，全是体力活，很多人干了一天后就腰背和腹部疼。”工人日夜两班倒，他们休息时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铺上草席睡觉，根本休息不好。

郑阿和说，当年的少雨多晴天气使得棉花产量大增，但也导致梅山缺水。当时，梅山下道头附近还没有修建水库，梅山棉花厂的工人们连喝水都成了难题，他们还要每天和棉花打交道，头上、脸上、衣服上全是棉花绒却没有水洗，都成了“白毛女”。“那年我们厂里还没装电话，整个梅山岛就只有梅西乡和梅东乡的乡政府各有一部电话机。厂里有什么情况要向县社汇报，我要翻过鸡宝岭到梅东乡政府去借电话用，县社有什么指示来了电话，也需要派人来通知我，我再去那边等电话。”

艰苦了两三年，梅山棉花厂的条件逐步改善，不仅将草屋全变成了瓦房，扩建了车间和仓库，还建起了办公楼、食堂和宿舍。

棉花厂是上一代梅山人的共同记忆“当时镇海县总共只有两家大型的棉花厂，除了贵驷棉花厂就属我们梅山棉花厂了。”1980年，郑阿和离休后，梅山里岙村王新初任梅山棉花厂第二任厂长。他告诉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小的棉花厂很多，新碶、霞浦、三山等都有自己的小型轧花厂，但较大规模的很少。梅山棉花厂负责郭巨区5个乡的棉花收购、加工任务。“为方便郭巨区（镇海县下属小区）5个乡的棉花收购，后来梅山棉花厂分别设置了4个收购站，除了梅山收购站还有郭巨收购站、上阳收购站和峙头收购站。”王新初说，“白峰的棉花比较少，所以没有专门设站。”“以前，不仅我们梅山几乎家家种棉花，北仑其他地方也都种，说起我们梅山棉花厂，没有哪个不知道的。”近日，记者在梅山采访时，遇到69岁的梅西村村民金志恩。上世纪60年代，他曾是台岙生产队队长，每年的4月14日，队员们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始种棉花。

金志恩告诉记者，棉花每年春季大概4月中下旬播种，一般在小满之前要种好，如果种得晚了，棉花会减产。“西北风一吹，那些还没有结成铃的花就结不成棉花了。”

棉花当年开花、结筒籽，然后吐絮完成生育周期，到冬季严寒来临时才结束生命周期。“到了8月底9月初，棉花陆陆续续可以开采了。”金志恩说。棉农们将摘上来的棉花晒过一两天后就送往梅山棉花厂的梅山收购站。

棉花收购有季节性，每年的8月底至11月底是一年当中的忙期，棉花收购量多的时候会忙到12月，因此每年每到开工前就开始大量招工人。最多时有200多人。他们的工资按天算，做一天算一天工资，根据男女和分工（文职工、普通工）不同，工资也是不同的。今年65岁的梅东村叶大伯曾在1966年左右在梅山棉花厂当过打包工，当时每个月有三四十元收入。“被招进去后，厂里发下来一套工作服让我们穿。”叶大伯说，因为厂里的空气中充斥着棉绒，工作时需要佩戴口罩才能防止吸入鼻内。打包时需要将轧花后的棉花从轧花车间送到打包车间，棉花被送到车间上层，然后按200斤一袋的规格被从上倒进方形包箱内打包压缩成型。“棉花被压得像石头一样硬，最后我们用铅丝（镀锌的铁丝）缠住棉花包，送到储存仓库。”图为1981年梅山棉花厂兴办的梅棉塑料厂的童鞋样品（记者 余芬/翻拍）图为郑阿和在翻阅其在职时的账目记录（记者 余芬/摄）

虽然是临时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红着眼睛想进去。一般由各乡推荐限额安排，多安排一些军人家属和困难户。“当时除了地里一点收入，我们当农民的哪来其他收入啊。进棉花厂工资高、收入好，别人想进也进不了。”梅东村徐道良老人曾在梅棉厂当了一年门卫，后来他的女儿也被招到厂里上班。

收购棉花不是简单买卖，需要检验分级按级定价

梅山棉花厂的正式职工不多，最多时也只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一些行政管理人员、棉花检验员和车间技工。

今年57岁的郑裕庚是梅山乡梅西村人，也是梅山棉花厂最后一任副厂长。1977年，22岁的郑裕庚从浙江商校（现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至梅山棉花厂郭巨收购站做棉花检验员，后又从郭巨收购站转至梅山收购站担任副站长。“在收购棉花前，检验必不可少，要为棉花分级分类。”郑裕庚告诉记者，给棉农挑过来的棉花检验后分级是为了便于在棉花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中确定棉花质量。“从眼前说，给棉花分级才能给棉农定棉花的价格，高等级的价格自然高，最差的是等级外的，那就只能便宜收购了。”郑裕庚解释说，“从长远看，棉花定级后才能确定棉花的使用价值，也算是合理利用资源，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图为被绿树丛遮掩的三层宿舍楼（记者 余芬/摄）

棉花等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品级分级，二是长度分档。品级分8级，1至7级和等外级。一般来说，棉花品级分级是对照实物标准（标样）进行的，这是分级的基础，同时辅助于其他一些措施，如用手扯、手感来检验棉花的成熟度和长度，电测定水分，手感目测对照机拣定杂质，试轧定衣分等各项指标的综合情况为棉花定级，一般评定三级为标准等级。“用手把棉丝（棉纤维）扯出来用专用标尺测量一下，按照棉花的长度一般又分为4种档次。”郑裕庚介绍说。

郑裕庚还告诉记者，一般收购站收购的是没有经过去籽加工的带籽棉，这时在为棉花定好等级和收购价格后，还需要将皮棉和棉籽分开来计算价格，一般为100斤带籽棉算40斤皮棉和60斤棉籽。收购员会根据皮棉的重量扣除加工费。

棉花增产销售成难题，棉花厂转型棉纺织厂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气候原因，高档棉产量减少，而低档棉增多，即使镇海特产公司的棉花销售人员去黑龙江等北方地区推销也难以缓解低档棉过度囤积的困境。

低档棉卖不动怎么办？当时的厂长王新初和几名厂领导商量能否自己加工棉产品，帮助特产公司解决销售难题。1985年，梅山棉花厂在区供销系统和镇海特产公司的支持下，在厂内办了一家小型棉纺厂，取名为“滨海棉纺织厂”。他们从特产公司买来低档棉生产出粗支纱供应给梅山的棉农加工成棉纱手套。当时梅山棉农制作棉纱手套主要以家庭小作坊为主，多为一家一户生产。“这样一来，不仅帮特产公司解决了一部分低档棉花出售问题，还增加了棉农收入。”王新初告诉记者，棉纺厂办了一年多后，效益挺好，于是在1987年将梅山棉花厂和棉纺厂合并，改梅山棉花厂为北仑棉纺织厂。北仑棉纺织厂集棉花厂和棉纺织厂的功能为一体，既负责棉花收购、轧花、剥绒、打包，也负责棉花纺纱工艺。

据介绍，棉纱加工操作的主要工序为：清、梳、并、粗、细、造。第一道工序是在清花车间清花，去除杂质。然后打成一个一个的棉花卷，到梳棉车间把棉花卷变成棉花条。棉花条经过并条车间形成棉花纤维有一定规律的棉花条，然后到粗纱车间形成细棉条，即粗纱。最后将粗纱送至细纱车间纺成有一定支数的细纱。但是要变成能够利用的细纱，还需要最后一个“造筒”步骤，要将这些细纱结成筒纱。

王新初告诉记者，厂里原来只有2台老的细纱机器，后来又购置了2000锭新设备生产高档纱，但是由于地处海岛，交通极其不便，加上严重不足的其间，为解决梅山棉花厂的职工家属工作问题，梅山棉花厂还创办了梅棉塑料厂回收塑料，后又制作童鞋。大概维持了五六年。资金和技术支持，要发展棉纺厂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图为郑裕庚在已废弃的梅山棉花厂大门前（记者 余芬/摄）

种棉花的人越来越少，北仑棉纺织厂因无力生存最终解散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本地棉农很多转种芦笋等其他经济作物了，种植棉花的越来越少，棉花产量大幅度减少。“最少的时候一年只能收上来不到2000担棉花，纺的棉纱根本不够村民做棉纱手套的。”1990年，郑裕庚担任北仑棉纺织厂副厂长，分管棉纱销售。

为了寻找棉纺厂的生存出路，棉纱厂开始买机器自己织布，棉花不够就从外地去采购，织出汗布和棉毛布向市场出售。

加工棉花的工艺对于这个有着几十年棉花加工历史的厂来说是熟门熟路，但是生产布匹是生手，所以在织布时难免会留下一些次布。“这些次布只是颜色稍有出错或者破了小洞，可是有了小瑕疵整匹布都卖不出去，扔掉又觉得浪费。后来我们想到，其实只要剪掉有瑕疵的地方，剩下的好布可以做成成衣。”郑裕庚告诉记者，他们有了这个打算后，厂里开始找做成衣的活。“接到一些外贸成衣公司的订单后，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加工成汗衫、棉毛衫等成衣。”

1988年，北仑棉纺织厂与一个好机遇擦肩而过。申洲公司曾表达将梅山棉花厂作为申洲织造的棉纱产地的意愿，后来因为考虑到梅山交通不便，最终放弃。这件事令当时的厂长王新初和副厂长郑裕庚至今仍感遗憾。“如果当时梅山有跨海大桥，交通像现在这样便利的话，也许现在梅山棉花厂还在呢。”郑裕庚说。

1996年，北仑棉纺织厂按要求改制。实际上它也已经因为形不成规模，连年亏损，再加上由于水源不足，达不到消防安全的要求，无法继续生存。解散后，除了到退休年龄的老职工，一些年轻职工被区供销社安排到穿山茶厂、柴桥蜜饯厂、郭巨供销社等单位。郑裕庚被安排到郭巨供销社工作。

这些曾经的辉煌已成为过去

9月29日上午，在郑裕庚的陪同下，记者前往梅山棉花厂。在走进棉花厂的路上，记者看到了一个大而高的烟囱。“那是粮油厂的烟囱，我们将棉籽供给他们加工成棉籽油。”郑裕庚告诉记者，不仅棉籽有用，从棉籽上剥落的棉绒也派大用场，是火药原料，还可以做医用消毒棉等。

进了棉花厂的大门，记者看到，因为多年失修，很多房屋已经破旧不堪，食堂、办公楼和宿舍楼外的野草已经比人还高。职工们曾经种下的几株水柏也已经生长得郁郁葱葱，有三层楼高。走进三层高的宿舍楼，房间内的瓶瓶罐罐、被丢弃的衣服、墙上的海报，记者仿佛依稀看到过去棉花厂职工在这休息的情景。

全厂面积有20亩，仓库、各类加工车间等有二十多间。郑裕庚告诉记者，厂内的一些机器已经拆走了。原先的仓库保存得较好的，已经租给五金加工厂了。破落的一些厂房就荒废着，多年来不曾有人打理，野草丛生，根本无法入内。

郑裕庚带记者参观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造的纺纱车间的遗址，纺纱车间的墙体看起来还是相对较为新的。虽然这些纺纱车间内已经空空如也，记者看到墙壁上仍旧悬挂着“并粗挡车工岗位职责”、“车间安全消防措施”和“车间运转交换班制度”等要求的告示牌，还有一面小黑板。“告各细纱挡车工：3号细纱台车的皮辊是新皮辊，请你们在操作过程中注意拉钩力的合理运用。”最后一任厂长郑国安的字迹仍留在黑板上，时间处写明是“1996年1月24日”。

据了解，现在全梅山大概种有1500亩的棉花，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梅山还保留着一些家庭作坊式的棉花加工厂、棉花去籽厂，但都不成规模。种了几十年棉花的林大妈告诉记者，去年籽棉收购价有6元一斤，今年只有4元不到，效益差很多。经济效益不好，种棉花的人自然越来越少了。（2011年10月13日3版）

浓浓药味闻不厌——记原大碶制药厂

说起大碶制药厂，相信很多人会找回曾经的记忆。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方国营企业，它曾经辉煌一时，生产的很多片剂和中成药，如肌苷口服液、参杞蜂皇浆、西洋参口服液，在地方上颇有名气。“当年在药店里买他们厂的十滴水、红药水”，“很多保健品是他们生产的，质量相当好”，“肌苷口服液特别有名气，买得抢一样”……采访中，很多中老年市民这样感叹以前药品的质量如何好，言语中透着对老药厂的怀念。

可是，问起对老药厂的了解，很多人除了知道这些有名的产品和药厂的大体位置外，再也说不上更多。对他们来说，曾经的药厂是家非常说得起的单位，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去工作的。那么，大碶制药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怎么来的，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又怎么样了呢？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很多原来该厂的老干部、老职工，听他们娓娓述说从前的故事，还原昔日的点点滴滴。

大碶制药厂三更其名，产品曾远近闻名

大碶制药厂最先叫做镇海县制药厂，因为厂址在大碶，所以很多人习惯称作大碶制药厂。后来因为建区扩区和改制等，又改名为滨海制药厂、宁波市第三制药厂。从1970年一直经营到1995年，最后转制，更名为天真制药厂，现在已经搬迁到大港工业城甬江路15号。目前拥有抗生素类、心脑血管类、皮肤病类、营养补充剂类、肝病类、抗感冒类等二十余种产品，剂型齐全（原料药、片剂、颗粒剂、口服溶液、小容量针剂等），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出任企业专家组组长，为企业的研发提供科技支持。曾经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仓库（记者 顾圆圆/摄）

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偌大的镇海县还没有一家制药厂，镇海县卫生局就投资了8万元兴办药厂。起初是办在镇海，因为水质等问题，没过多久就搬到了当时的大碶镇，具体位置就是现在的大碶街道坝头社区汤家桥。同时县卫生局还下派了两位干部，50多岁的支部书记胡连庄和40多岁的厂长马金苗，他们的作风和干劲在往后的岁月里经常被人称道。

刚创业的时候是非常艰苦的，厂房是由大碶米厂的一个车间扩建，又把当地人称作“皇宫”的庙堂改建成了厂房，最初的设备只有两个烧草药的大铜锅，员工只有十几个人。药厂是从做中草药片剂、糖浆开始的，因为中草药药片和糖浆制作相对比较简单，将原料拿来，经过高温熬煮、浓缩、制成颗粒、包装等程序，最后成品出厂。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药品并不愁销路。除了中草药片剂，药厂还生产农忙的时候比较有需求的“三水”：红药水、十滴水和碘酒。当时，虽然全年产值只有几十万元，但上到干部下到职工，大家热情满满，一心想着为国家多创效益。

到上世纪80年代，制药厂逐渐发展并迎来了销售高峰，生产的葡萄糖吊瓶、肌苷口服液等产品受到了医院和消费者的欢迎。然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上产品没有及时创新，制药厂逐渐开始不景气。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改制为私企，改名为天真制药厂。2003年12月末，因为一些指标达不到标准，天真制药厂搬迁至大港工业城，留下一个废弃的厂区，结束了在大碶三十年的历史。

止血敏、大输液、肌苷口服液都曾是厂里的主打产品

上海知青吴培林曾经在制药厂做出纳。39岁进厂的他，一干就是20多年。见到吴培林的时候，他的身体依旧很健朗，回忆起当时的制药厂也是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厂里设质检科、技术科、供销科、生产科、行政科等，分为三个车间，口服液车间、小针剂车间和片剂车间。到最后转制前，制药厂共能生产包括肌苷注射液、止血敏、丹参注射液、胞二磷胆碱注射液等34个品种，而其中止血敏、大输液是厂里的主打产品。

止血敏在临床上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外科手术出血过多等。刚开始时效益并不好，产出与投进的原料重量比例一直只有24%左右，基本处于亏损状态。1978年开始，通过工艺改进，技术人员修改了化学投料比、控制温度等，产出与投进的原料重量比例显著上升，经过几个月的试验，比例提高到了40%，同时采用了充氮保护技术，使产品质量得到了稳定，这样一举使止血敏扭亏为盈。由于质量好，产量稳定，而且在浙江省仅有一家生产，为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1981年止血敏获得了镇海县科技三等奖。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药厂开始生产大输液。在葡萄糖注射液中，分为20毫升葡萄糖浓度50%的注射液、500毫升葡萄糖浓度5%的注射液、500毫升葡萄糖浓度5%和氯化钠浓度0.9%的注射液、250毫升葡萄糖浓度10%的注射液。制药厂的大输液主要指的是500毫升和250毫升这两类，而且申请了“北仑牌”商标，图案设计和商标名称是当时来自金华的48岁的朱建中想出来的。

为了生产好葡萄糖注射液，药厂派出了几名骨干去别的药厂学习技术，还造起了大输液车间。时任车间主任的朱钦和告诉记者，就当时药厂来说，正规的针剂车间、片剂车间、锅炉车间并不算什么，而能建造起大输液车间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毕竟这需要有很高的技术条件。从配料、洗瓶、烘干再到分装、灭菌，整个流水作业中要保持无菌环境。“双抢”的时候，大输液基本是做好一批就马上运出去一批，大输液流水线上的工人忙都忙不过来。大输液的制作要求比较高，一瓶检验出来不合格，那么这一批都得报废，所以生产大输液时期药厂并不是特别有利润。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大输液最好卖的时候；80年代后期，因为生产大输液出了事故，再加上大输液产生的利润并不高，厂里开始停止生产大输液。这段时期是药厂的平稳发展时期，药厂的名声渐渐打响，厂里的员工也渐渐多了起来。

1977年，药厂建造小针剂车间和中成药车间，安装2吨锅炉一台，开始生产中成药。先后试制成功肌苷口服液、参杞蜂皇浆、西洋参口服液等新产品，并批量生产。这段时期是药厂最鼎盛的时期。当时的保健品并不多，药厂的保健品一出来，因为产品质量好，价格低廉，迅速得到百姓的认可。药效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当时有人把厂里烧剩的药渣子要了去服用，药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很有劲道。而让制药厂达到顶峰的产品还属肌苷口服药、垂盆草颗粒，到现在还是颇有口碑。吴培林告诉记者，在1988年的时候，甲肝大规模流行，相关药物供不应求，而服用肌苷口服药、垂盆草颗粒可在恢复期起到辅助作用，当年每个月销售量在150箱以上。这个时期，药厂还为员工建造了第一幢宿舍，为满足条件的员工分了房子。后来，又逐渐造起了第二幢、第三幢。这些宿舍现在还在。1985年，药厂取得省卫生厅、省医药公司《药品生产合格证》和《药品生产许可证》，参杞蜂皇浆口服液获得省新、优、名、特产品“金鹰奖”。

曾经创造连续五年工业产值30%以上增长的佳绩

1978年，霞浦人张仕德从南京药学院（现为世界最大的专业药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制药厂当技术员，其中离开过制药厂，后来又被调回。1990~1995年，他任厂长，是制药厂转制前最后一任厂长。今年60多岁的张仕德在新大路上开着一家“港城大药房”。见到他时，他正在检查药房的药物清单。谈起他任厂长期间的情况，他连用了三个30%：每年产值30%的增长，每年利润30%的增长，职工工资每年30%的增长。

1990年张仕德接手制药厂时，厂里已经是连年亏损，如何力挽狂澜，成为全厂上下每天日思夜想的事情。苦练内功成为他们的首选。在与各个部门负责人商量沟通后，管理层首先从外协加工环节入手。原先外协加工印制药品包装盒每套需要0.14元，为了节省成本，制药厂派人寻找加工厂，通过货比三家，最终把价格压缩到了每盒0.09元。“别看只有0.05元的差价，在当时我们相关药盒要生产200万盒左右，一年就能节省将近10万元。”张仕德笑着说。除了在药盒印制方面降低成本外，在外协小针剂安瓿瓶生产上，从每支0.018元降低到了0.013元，按照每年4000万支的消耗量，每年可节省成本20多万元。除了降低成本，制药厂还着手引进人才，通过与原来学校老师的联系，每年从医学院引进1~2名人才，逐渐培养成为各个岗位上的技能人才。同时大力引进新品种，通过逐年引进消化，从一开始的14个品种增加到了34个品种。相应地，从1993年开始了厂区扩建、生产线的改造等。

随着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员工人数也不断上升。1995年末，制药厂已从开始的60人左右发展到了150人，加上临时工，总共达到了230多人；厂房也从4000平方米扩展到7700平方米。制药厂转制，最后盘盈了20万元，来接手的私企派遣的财务人员感叹道，他经历过多次转制资产评估，一般厂里转制都会盘亏，现在还能有节余上交，实在很难得。

浓浓的药味，却是老职工们一辈子都闻不厌的

朱钦和老人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这个药厂第29个员工。说起药厂，朱钦和有说不完的话。“当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条件非常艰苦，烧锅炉没有蒸汽，都是用柴火烧，很多职工家里离单位比较远，没有怨言，每天准时上班，全厂从领导到员工都非常团结，一心想着把厂办好。”朱钦和说，他当过大输液车间的主任。“双抢”大忙季节，很多地方有拉闸限电，但是因为大输液生产的特殊性，药厂是从来不停电的。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大输液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生产的。吴培林家中收藏着的建厂二十周年的纪念品20毫升葡萄糖浓度50%的注射液（记者 顾圆圆/摄）一生产出来，就送到灾区去。80年代初，他当过药厂的厂长，忙着厂里的调度、生产，忙着接活、开会、排生产任务，全部的精力投在了厂里。朱钦和的老伴方老师告诉记者，当时全家住在自己的娘家林头方，家里的事老朱一点也帮不上忙，每天忙着厂里的事情，台风天里都是自己和孩子们守在家里，老朱在厂里抗台。现在的朱钦和已经退休在家，但对药厂的感情还是非常的深厚，家里还收藏着当时药厂的药盒，还经常回大碶看看曾经的同事和老厂。朱钦和经常感慨，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充满了干劲，肯吃苦，又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如今，吴培林和老伴依旧住在大碶汤家桥头职工宿舍里。吴培林说，自己是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最后员工了，已住了三十多年了。吴培林和老伴都是药厂的职工。他是出纳，老伴是厂里的家属工，洗洗药瓶子，做做包装纸盒。吴培林回忆说，自己是药厂刚创办的时候来的，1989年退休，大半辈子都给了药厂。虽然是出纳，但经常会去各个车间转转，大家的工作态度非常好，老干部们作风也好，清清爽爽、规规矩矩，很正派。“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当时生产的样子，厂里浓浓的中药味道，还有那时候每个人的样子。”吴培林告诉记者。在吴培林的家中还有一只厂里二十周年纪念发的热水瓶。如今，空闲的时候，吴培林经常去看望住在附近的老同事，去老厂转转。“什么时候我们老员工能够聚聚呢？”吴培林心里总是这么想着。

八年里，制药厂的老厂区里只有一位员工留守

现在的老药厂还有一个员工，他就是顾才兴。顾才兴今年69岁了，他说自己和朱钦和同龄，大碶人。他是1977年从煤矿回来后被安排在药厂工作的，做的是锅炉工。20世纪80年代初药厂的第一批宿舍（记者 顾圆圆/摄）

2004年，天真制药厂要搬迁到大港工业城，厂长叫他过来管这个空厂，顾才兴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9月26日。从那天起，他在以前厂里的一间办公室放置了床，从家里拉来三条狗，开始他的管门老头生活。顾才兴带着记者在老厂里转了一圈。记者看到，老厂区早已经破旧不堪了，杂草丛生，有几幢房子也已经是危房了，只有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冬青树、广玉兰苍翠依旧。场地上随处可见当年药厂的影子，如一些洗药品的刷子，一些装药的瓶瓶罐罐。顾才兴一一告诉记者，这个房间曾经是干什么的，那个房间曾经是干什么的，这个是实验室，那个是锅炉房，那边场地是养做试验的兔子的，还有当年热闹的时候是怎样的情景。他又在以前的实验室里找出一盒肌苷口服液给记者看，说这个补品当年可是很说得起的，卖得很好。别看现在这个样子，当年这里可是一家正正规规的国企啊！言语间几分自豪。“现在还是会有很多的老职工回来看看，跟我聊聊天，说说那时候大家是怎么样积极干活，怎么样为国家多创利润的。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就好好把这门看好吧。”顾才兴的话久久回荡在空空的厂房里。（2011年11月16日3版）

油坊远去 岁月留香——寻访已于今年关闭的大石门油厂

菜籽油始见载于《天工开物》：“凡油供馔食用者……芸苔子次之。”《本草纲目》：油菜籽“炒过榨油，黄色，燃灯甚明，食之不及麻油。近人因油利，种植亦广云”。《食物本草》：菜油“敷头，令发长黑。行滞血，破冷气，消肿散结。治产难，产后心腹诸疾，赤丹热肿，金疮血痔”。据了解，它所含的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能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具有一定的软化血管、延缓衰老的功效。

关于菜籽和菜油，很多人渐渐开始淡忘，油厂更是退出了大众的视线。近日，记者在小港寻访到了一家年代久远的油厂——大石门油厂。相信很多北仑人，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对它都有记忆。

以前家里炒菜用的都是菜籽油，是自己种出来的菜籽榨出来的，那浓郁的味道，是现在五花八门的色拉油根本无法比的。菜籽油俗称菜油，又叫油菜籽油、香菜油，是主要食用油之一，色泽金黄或棕黄，有一股“青气味”。

大石门油厂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存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经历了从手工磨车到机械化榨油机的转变，小小的村庄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得流香四溢。今天，记者带你走进大石门油厂那段油坊飘香的岁月，一起重温往昔温暖的记忆。

村里用卖桃子攒的钱办起了手工油坊

大石门村地处小港街道西南部、江南公路石桥站向南1公里，由6个自然村组成。该地东西两山对峙，形如大门，故名。原是枫林乡大石门村，1992年改称小港镇大石门村，现在属于小港街道。

没办起油厂的时候，大队榨油一定要乘船去宁波仇毕，就是现在的火车东站附近。因为榨油的人非常多，要等很久，来去就要一个星期。今年82岁的胡品发老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大石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油厂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老人回忆，当时，为了积极响应毛主席“适当情况下要搞副业”的号召，大队先后开办了牧场、米厂，1961年前后又开办了手工油厂。油厂和米厂办在一起，全名叫做“大石门粮油饲料加工厂”，厂址在村口的路边一个很显眼的位置。油厂建起来后，不但解决了村里的榨油问题，很多鄞县、镇海的人也来大石门榨油。一时间，村子热闹起来。

当时说是一个厂，按照现在人的眼光看，其实是一个油作坊。大石门村的桃子远近闻名，卖得特别好，大队因此攒了一笔钱。开办油厂用的就是这笔卖桃子的钱。刚开始条件很艰苦，买点水泥也是东奔西走，用的砖都是用来做坟的坟砖，里面的设备全是大队里的木匠、水泥匠做的，做磨车用的木头也是大队派了几个壮汉去山上砍来的檀树。

起初，整个厂也只是破瓦房几间，几台简易的手工设备，工作人员也只有10来个人。因为刚刚开始经营油厂，很多技术还不太懂，为此大队特意请来了慈溪、江北几个油厂的师傅。一个姓岑的江北师傅专门教炒菜籽。油榨得好不好，炒菜籽是很关键的一步。62岁的牟永秋是大石门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也是北仑健身气功协会的会长。因为身强力壮，19岁的他进了油厂挥起了三十多斤的榔头敲菜饼榨油。他说这个榔头一般人是挥不动的，像他这样的，也要敲一阵歇一阵，几个师傅“嘿嗬嘿嗬”热火朝天地轮着敲。在榨菜油的旺季，很多农民会恳求他们多敲几下，锤子一敲下去，这油就哗哗哗冒出来，越到后来榨出来的油就越好。

手工油坊没办多久，大家觉得用榔头敲也不是办法，就派人去宁波买了压机，这样就省了手工敲的这一环节，方便了很多。再过几年，开始流行起了榨油机。榨油机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的了。刚买来的时候还不会用，又派人去了各县油厂学习经验。榨油机比起磨车有它的优势，省力、省时，而且榨出来的油也比磨车多。一百斤的菜籽，磨车最多能榨28斤，而榨油机能榨30多斤。但是榨油机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榨出来的油需要炼洗过。这部榨油机一直用到今年上半年。大石门油厂完成它最后的使命

不久前，胡品发的老伴生病住院。在病房里，隔壁床的病人问起老胡哪里人。当听说是大石门的，这位病人兴奋地说：“当年我们常来你们村榨油啊，现在村里的油厂还在吗？”听到这些话，老胡感慨万分，连忙说，还在，还在啊。

油坊飘香的日子令人难忘

以前家家户户都种油菜，一户人家总有一两亩油菜地，在芒种前后播种，然后细心培育，除草、除虫、施肥。待到来年的春天，田野里会开满金灿灿的油菜花。大石门村亦是如此。村子里的人说，自从有了油坊，感觉每年的油菜花也开得更卖力了。五月里，要种稻谷了，农户们就把油菜拔上来，利用好天气把菜籽彻底晒几天，晒得热烘烘的；晒完后，就把菜籽收起来拿到油厂去榨油。当时是集体经济时期，整个大队的菜籽都一起拉来榨油，也有粮站把收来的菜籽拿来让油厂加工。

大石门村开油坊的消息传出后，附近的大队就开始把油菜籽往这里拉了。村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榨油的季节一到，村里可热闹了，十多条船装着菜籽并排停在河边，很多人拉着手拉车连夜来排队，队伍排得长长的，偶尔还能看见牟永秋一边扛一个300多斤的柴油桶，把榨好的油往船里送，迎来周围人阵阵掌声。村民们对这一切感到非常自豪，心里暗喜，这油厂真是开对了！油厂一开始榨油，油香就开始飘逸，整个村就弥漫在阵阵香气中。村民姜雄今年四十多岁了，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是闻着香味长大的，菜油香在空气中飘着，沁人心脾。丁德福向记者介绍炒菜籽用的平锅

牟永秋告诉记者，自己进油厂的时候，榨油机已经开始运作了，老的磨车也还在用。牟永秋说手工打油车现在真的是很难看见了，他尽力向记者描述老油坊，怕记者不明白，还在一张纸上耐心地画了起来。“榨槽是手工榨油的主要设备，它是一根巨大的檀树中心凿出的‘油槽’，外面箍着几个大铁箍。将炒好、蒸好的菜籽放在用稻草围起来的圆形空间里面，填成一个个圆饼，把圆饼一个个叠起来。开榨时，师傅们手持铁锤，喊着号子，一下一下地捶打油槽中的‘楔子’，最后一大股金黄透亮的菜籽油便流了出来，沿着木槽，流到木桶里，一阵油香随热气飘出。”农户们看到热乎乎、黄灿灿、清亮亮、香喷喷的菜油，心中难掩喜悦之情。有段时期，每户人家每人一年只能分到五斤菜油，菜油对于农户来说真是金贵无比，都是省着吃，做菜时不小心菜油倒多了，还得用勺子再盛回来下次再用。孩子们看到香喷喷的菜油，馋得不得了，趁大人不注意会拿筷子去油瓶上蘸点来，放在嘴里解解馋。

榨油时节，油坊的工人全部是三班倒，24小时工作。夜晚的油坊锤声阵阵，热气腾腾，香气袅袅，工人忙得汗流浃背。而此时的村庄是宁静的，排队榨油的农户裹着被子在油坊外露宿，村民们也已经枕着油香进入了梦乡。榨完油后的油渣与烧碱共炼就可以做出肥皂来，据说这种肥皂用起来还特别香。大石门村家家户户都不用买肥皂。油厂里的会计是一位城里来的女知青，长得非常漂亮，那会儿农村姑娘不兴穿短袖，女知青的穿着引来了村里姑娘们万分羡慕。这是多年后，很多人对于大石门油坊的共同追忆。

现在还有不少人有吃压榨菜油的习惯，家住在新民新村的陈菊梅奶奶便是一位。陈奶奶家每年都要种油菜，收来的菜籽可以打六七十斤的菜油。陈奶奶说，吃不惯色拉油，喜欢自己家打的菜油，煮起菜来喷喷香的，吃起来也有油气。陈奶奶把菜油拿出来给记者看，并用小勺子倒了点，给记者尝尝味道。刚一倒出来，记者便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油香，尝在嘴里便是满嘴留香，细腻醇厚。陈奶奶说，这些油都是从大石门油厂榨来的，因为菜油有限，都是省省吃的。陈奶奶的丈夫林健康原先是新民村油厂的榨油师傅，对菜油有特殊的感情。新民油厂建厂比大石门油厂要晚，关得也比它早，但是名气还是响亮一时，可见当时榨油真的是好生意。林健康说，当年新民油厂刚办起来的时候，还向大石门油厂的师傅学过技术呢。

今年6月，大石门油厂完成最后使命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大石门油厂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今年6月，又是菜油飘香的月份，油厂照例响起了“隆隆隆”的机器声，菜油清香飘满了整个村落，一些过路人不知状况，有的还特意停下车子到油厂一探究竟。

丁德福今年有70岁了，他做榨菜油这一行也有50年了。集体经济时代，他便开始在大石门油厂工作了。后来，他和另外两名村民一起承包了这个油厂，也快20年了。丁德福带着记者参观油坊——几间在路边并不起眼的小屋，房子看起来也是年代久远，门面上依稀可见“大石门油厂”五个字。丁德福说，不要看现在这个样子，当年也算是有点规模了，是镇海县第一家村办集体油厂，在这一带非常有名气。发展好的时候，加上米厂的房子，这里总共有18间呢。丁德福向记者演示榨油工序

丁德福一打开门，记者便闻到了油坊里淡淡的菜油香。因为有几个月没有用了，油坊里面有点破败和萧条。丁德福一一向记者作介绍：最外面的一间摆放的一个手摇风箱，农户如果觉得自己带来的菜籽的杂质还没去除干净，可以用这个风箱分离一下。去除杂质之后，便是炒菜籽环节。把菜籽倒入两口大大的平锅内，一口锅最多可炒120斤，最少也有80斤，煤炭把灶头的火燃得旺旺的，锅里的两个刀片“嚓嚓嚓”地搅拌着菜籽，“呱啦呱啦”地不停转着，一股菜籽清香被慢慢地炒出来。炒菜籽是榨油工序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菜油榨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菜籽炒得怎么样。丁德福说，炒好的菜籽分为三种颜色：老虎黄、青色、琵琶黄，第一种颜色榨出来的菜油最黄；第二种颜色榨出来的油颜色亮一点，油色比较清亮；第三种颜色榨出来的油最受欢迎。每一锅菜籽大约炒30分钟，有经验的师傅把菜籽一验，就能估摸出炒到哪种程度了，炒老了嫩了都不行，一般都是炒到黄色，变成黑色就不好了。炒完菜籽后，便是榨油环节，和手工敲油不同，省去了做圆饼等很多环节，机器榨油已经方便很多，只要把菜籽倒入机器中便可。机器一运转，没过多久，清亮的菜油便一股股被绞出来了，顿时整个油厂香气扑鼻。榨完油后，还有一个炼油环节，以前手工榨油不需要，因为用机器榨出来的油会有很多渣子，所以要用清水进行炼洗。也就是说，要将100多摄氏度的油和80摄氏度左右的水充分混合，2~3小时后，油渣沉淀下来，浮在上面的就是很纯的菜籽油。

丁德福无限惋惜地说，因为村子马上要拆迁了，油厂也完成了使命。近年来，榨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以前一年四季都有人来榨油，五六月份打菜籽，其余月份也有人来打棉籽，一年四季机声隆隆。现在种菜籽的人越来越少了，基本就是断断续续忙碌一个月，实际的开工天数也就一个星期。农户们零零散散送来的菜籽要聚起来才能榨油。记者看到，里面的装备因为有段日子没有用了，有的已经开始积灰尘了。丁德福说，以前不是这样的，都是锃亮的，他又把电闸推上，猛然间整间屋子的几个设备便“隆隆隆”地工作起来了。恍惚间，记者仿佛看到了油坊烟雾缭绕、菜油飘香的情景。

丁德福又带着记者参观了余下的几间屋子，一间办公室里还有刚创办时老书记胡品发写的“大石门粮油饲料加工厂”几个大字，墙上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毛主席语录。在房间的一角，记者看到了几袋菜饼。菜饼是榨完菜籽后的渣子，薄薄的，褐黄色，呈块状。丁德福说，菜饼用途很多，可以当肥料，也可以喂鱼，这几袋菜饼是给附近的葡萄种植大户汪贵章留的，他每年都来这里拿菜饼当肥料。参观完油坊，丁德福把门一锁，感慨地说，这些机器过段时间只能当废铁卖了，以后这一带就吃不到纯正的菜籽油了。言语间透着无限的落寞。这门一关，好像一场老电影的谢幕，昏暗中，让人沉思良久，感慨万千。（本文摄影：顾圆圆）（2011年12月15日3版）

还记得紫石“绿叶牌”衬衫吗？——老厂长郑金火回忆上海第二衬衫厂北仑分厂旧事

一名厂长，两名副厂长，36名职工办起了上海第二衬衫厂北仑分厂；从银行贷款18万元盖起了厂房，从2条旧生产线壮大成4条流水线、400余人的服装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第二衬衫厂北仑分厂，以其严格的标准、精细的缝制赢得了上海第二衬衫厂的青睐。他们生产的绿叶牌衬衫在上海、在整个宁波名气都很响。

从紫石绣服厂分离出来，独立建衬衫厂，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接上海第二衬衫厂的单子“刚从绣服厂分离出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两个职工出来。”紫石绿叶衬衫厂老厂长郑金火告诉记者，自己是1984年到紫石绣服厂担任书记。

据郑金火介绍，紫石陈胜村有一村民新中国成立前就从柴桥老家出去了，“文革”前是上海第二衬衫厂厂长。“文革”后回柴桥探亲时，他参观了当时的紫石乡绣服厂，提出了让绣服厂帮上海绿叶衬衫厂代加工的建议。当时的上海第二衬衫厂的绿叶牌衬衫在全国是十分有名的。据史料记载，1954年，绿叶牌衬衫作为中国衬衫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在苏联举办的服装博览会和前民主德国举办的莱比锡服装展览会，“绿叶”品牌开始名声大振。

1984年，在老乡的引荐下，紫石绣服厂厂长去了上海。恰好，当时上海第二衬衫厂接了一笔国外的丝绸衬衣订单，工人都不会做。紫石绣服厂的厂长接下了这笔单子，回到柴桥，找了厂里的老师傅，加班加点把衣服全做好了。

衣服做好后，上海第二衬衫厂很满意，逐渐开始把单子给紫石绣服厂，让绣服厂为其贴牌加工。没想到，刚接单子没几天，当时的宁波绣服厂来“找麻烦”了。原来紫石绣服厂是宁波绣服厂的下属厂，当时有规定不能擅自接宁波绣服厂以外的单子。绣服厂只要一接到上海的订单，宁波绣服厂就来干预。

总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当时的紫石乡党委、工办等领导一合计，索性把生产线从绣服厂分离出来，单独成立衬衫厂。1984年下半年，上海第二衬衫厂北仑分厂在郑家祠堂成立，郑金火被任命为北仑分厂的厂长。“办厂子要钱，没钱怎么办？就从当时的柴桥农行贷款18万元。”郑金火带着全厂职工投身衬衫厂的建设。建厂初期，衬衫厂的条件很差，厂房还在盖。

有了这笔贷款，厂子很快盖起了14米宽，三层高的7间车间的工厂大楼，还从上海第二衬衫厂拉了些旧设备回来，厂子算是正式建成投产了。厂房建好后，从原来绣服厂分出了两条流水线，有了190名员工。衬衣厂正式投产，虽然当时只有两条从绣服厂分离过来的生产线，但是个很好的开端。就这样，衬衫厂的职工克服了重重困难，把满腔的热情投入了生产当中。衬衫厂生产出来的衬衫受到了上海第二衬衫厂的好评，这让全厂职工受到很大的鼓舞。图为上海第二衬衫厂的领导与老师傅在北仑分厂内合影留念（资料照片）

紫石的年轻小姑娘都争着要进衬衣厂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厂子规模逐渐壮大，生产线从原来的两条发展到四条，职工人数也从原来的36人，变成了400余人，而且基本上都是紫石人。对此，郑金火印象深刻：“当时很多紫石人很羡慕能来我们衬衫厂上班的职工，都想进我们厂跟上海老师傅学习先进的缝纫技术。我们招工除了少部分是服装厂的老职工或者是自己在家做衣服的老裁缝，基本上只招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当时不少年轻小姑娘争着要进衬衣厂。”

照顾好两位上海师傅，是办厂成功的一个诀窍“那个时候，技术都是靠上海师傅教的。”郑金火说，厂子刚建好，上海第二衬衫厂就派了两位师傅过来。

两个师傅见到郑金火第一句话就是：“阿拉之前在余姚也办过一个厂，也是两条生产线的加工厂，他们太不上道了，对我们很不客气，阿拉当时就想了，两个月让他们关门。”上海师傅一到厂子里，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那个时候，郑金火就知道了，师傅要是不仔细教技术，还整天挑三拣四，厂子肯定办不好的。“我们厂的职工大部分是小姑娘，之前没有工作经验的，需要靠他们指导。对他们客气点，他们也会做好本分工作。其次，上海派他们来管理生产，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有责任的，厂子做好了，他们也有面子。”郑金火回忆，当时全厂对两名技术员都十分尊敬。自己还把厂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师傅当宿舍。夏天，郑金火就每天买只西瓜给他们送过去。“人心都是一样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会对你好。”郑金火说，两名师傅从上海过来教技术，自己家都顾不上，也不容易的。如果对技术人员不好，技术人员懒得搭理你，自己又不会做，那做出来的活就不行了。生活上对他们都照顾得很周到了，他们工作起来也会更上心，归根到底还是对厂子有益。

那个时候，上海第二衬衫厂对衬衫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上海衬衫都是按照国家名牌的标准来的，衬衫基本上是做37、38、39、41、42的这些尺码，每次出货，质检都是拿着模板去套。要求做好的衬衫，下水后也不会变小。“跟技术员关系处好了，才知道，其实做衬衫都是有技巧的。”郑金火告诉记者，一般做衬衫，成衣后，下水晒干，就会有点缩水。做衣服之前，都先要计算好缩水量，预留好缩水空间，打版之前，得先把缩水量给留好。不然，一下水尺寸就达不到了。“我们做出来的绿叶牌衬衫，下水后再晒干，尺寸刚刚合乎标准，这就是我们衬衫这么有名的原因之一。”

当时上海衬衫厂规定十分严格，20公分以上的余料，都是要随成衣一起运还上海。上海衬衫厂还每半个月派人来查一次。“上海人经常说，‘你们紫石人最坏了（贬义词褒用），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你们紫石人最聪明了。’其实不是我们紫石人聪明，而是我们的员工大部分是小姑娘，初中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没有家庭负担，一心扑在厂里，加上年轻脑子好用，上手快。”郑金火笑着说。

当时的衬衫厂，对员工要求十分严格“当时做衬衫样样都是机器，连钉纽扣都是用机器，经常做到晚上八九点钟。有些工序简单就速度快，有些工序复杂，工人动作肯定要慢下来了。”郑金火说，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按照上海的订单，去问车间大组长，把简单和复杂的工序进行搭配，均衡安排员工。当时对厂子管理很严，迟到两分钟就要扣钱。“那时候，每天早上站在车间楼上，就能看到一群小姑娘骑着自行车进厂，真的很壮观。”郑金火说。

衬衫厂都是流水线作业，每道工序都是相关联的。郑金火就要求不但流水线作业不能停滞，在后面操作的人还要努力赶上上一道工作的工人，上一道工序要为下一道工序服务，下一道工序要赶上一道工序。“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我就在车间开辟了一个公告栏，把每天每个车间、每条生产线的工作量全都写在上面。”“职工每天做的衬衫多，工资就高，厂里的产量也上去了，收益也多了。”郑金火说，那个时候，衬衫厂给员工规定每天一条线要做1200件衬衫，每天都要做账。其实这是上海第二衬衫厂一天半的活，紫石衬衫厂以为是一天的量，所以就规定员工也要一天拿出来。工人经常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一开始，新员工，我们减轻任务，到第二个月开始能慢慢上手了，第三个月开始定额了，半年后，就要做全额了。这样刚进来的人，有一个奋斗目标。一个月一个月地慢慢加，半年后就能上手了。每天11点，附近的厂很多职工去吃饭，紫石乡工办食堂人特别多。我们就11点半吃饭，错开高峰期。”就这样，厂子很快就发展起来，到1987年，增加到4条生产线，职工近400人。

郑金火到现在还记得，厂子上轨道后，经常有人过来参观。上海第二衬衫厂的领导过来参观后说，北仑分厂三样遥遥领先：第一，厂子效益遥遥领先，上海有6条线，奉化有5条线，北仑只有4条线，但是产量最高。第二，产品质量遥遥领先。第三，送货速度遥遥领先。

当时紫石的绿叶牌衬衫名声很响“很快，我们厂就做出了名气。上海开服装订货会议，上海第二衬衫厂连样衣也让我们做。”郑金火说，每年上海第二衬衫厂开订货会，每个尺码的衬衫要500件。一开始自己觉得量少又烦琐，没肯接。“上海人直接跑到紫石来说好话，一定要我们帮帮忙。”

接下单子后，衬衫厂很快就把样衣做出来了。下午1点柴桥装车出发，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利，到上海已经是晚上8点了。第二天订货会，头天晚上样衣才到上海，上海第二衬衫厂的厂长在厂门口等着，车子一到立刻直接开到展会。“当时别的厂家摊子早就摆好了，就剩下上海第二衬衫厂还空着。”郑金火说，第二天订货会，样衣摆好，很多客人一看衣服就知道这又是“紫石货”。“原则上，我们是给上海第二衬衫厂做贴牌的，自己不能多做了往外销售。”郑金火说，为了能多做点衬衫，他们就跟技术员搞好关系，自己私底下也能做几件。那品牌怎么办？就跟上海的仓管搞好关系，每次商标都能多发些过来。这样一来，就能多做几件，在宁波周边卖卖，厂子就能多赚点钱。“那个时候，绿叶牌衬衫在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名的。”说起自己厂里生产的绿叶牌衬衫，郑金火很自豪。他说，当时宁波还有一个名为“红灯牌”的衬衫。他们的“绿叶牌”衬衫一推出，红灯牌就不做衬衫，改做童装了。他后来问那家服装厂厂长，为什么不做衬衫了。对方厂长说，红灯牌衬衫只是宁波的名牌，绿叶牌是全国知名品牌，肯定竞争不过，还不如不做。

据介绍，衬衫厂一直红火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4年起生产经营开始走下坡路，直到1996年关闭。（2012年1月17日8版）

昔日小港的“黄埔军校”——记原小港拆船厂

夜晚的杨公山头燃起高高的火焰，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耀眼。远处的海上，一艘巨轮正对准这团火焰劈风斩浪奋力驶来，轰轰的巨响划进每个人的耳朵。船上的人、岸上的人、山上的人，此刻都欢呼雀跃着，紧张亢奋着，在大船冲滩这样的壮观之夜，拆船厂无人入眠。

原小港拆船厂的老员工们一遍又一遍地向记者述说起这个场景。说起当年的拆船厂，他们充满激动和怀念。老员工们现在大都四五十岁，进厂的时候还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们在拆船厂学习技术和本领，整日与拆解中的船只为伴，苦中作乐，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后来，他们之中走出了现在的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智铭、宁波宁兴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培，还有如今在小港、戚家山一带机械等行业的骨干人才。

这家拆船厂俨然是昔日小港的“黄埔军校”。

曾让当时的小港镇实现年产值连续三年翻番

在原镇海县，城关、大碶、柴桥、郭巨是发展的重要区域，而小港一直默默无名。从1984年开始，小港拆船厂逐渐兴盛，使得小港此后连续三年实现产值翻一番，成为镇海县（后来的滨海区）发展新亮点，与当时宁波第一塑料机械厂、霞浦凤凰冰箱厂等成为机械类企业的代表，并为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的前身——宁波迅达物流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当时较为先进的运输车辆，帮助企业赢在了起跑线上。

今年62岁的小港人陈爱良已经退休在家，曾经是小港镇经济联合社主任。他见证了小港拆船厂从起步到兴盛的整个过程，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当时国外拆船行业的形势，国家物资局成立了中国拆船总公司，浙江省成立省拆船公司；由于小港镇地理位置优越，镇海县出资成立了小港拆船公司。小港拆船公司位于当时小港镇蒋家村（现隶属戚家山街道），成为省拆船公司两家挂牌企业之一，报废船只由省拆船公司提供，约定拆船期限，然后把拆船收益上缴给省拆船公司，多余部分作为企业单独额外收益。在当时，白峰峙头等地也有拆船厂，但小港拆船厂作为省拆船公司挂牌企业，能够优先获取船源，一般拆一条报废船只需要10个月左右，由于不缺货源，工人们一年四季都在忙碌，在短短十几年间，拆了十多条船只。要拆解的船只（资料照片）

可别小看拆船这个行业，在当时这个行业可谓“恰逢其时”。当时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还维持在2∶1左右，用美元购买外国报废船只成本较低，欧洲特别是德国等国建造的船只的材料还都采用有色金属，因此拆船得到的收益比较高。陈爱良对第一艘船只还记忆犹新，拆船按照收益高低分为可利用材料、废钢铁、非利用材料三大类，初次拆卸下来后还要经过打磨，经过鉴定区分。如果初次拆卸得好，整块材料平整度和面积都适合，后期打磨损耗就较少，成为可利用材料几率越大，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大。小港拆船厂创立之初，一穷二白，只有简单的几样设备，第一艘船只的拆卸过程磕磕碰碰，但拆完后除去计划上交的收益，还剩余70万元收入，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为了激励员工士气，有利厂里长远发展，当时厂领导商量后，发了10万元奖金给员工，其余60万元作为厂里购置新设备和以后的奖金储备之用。

小港拆船厂真正在镇海县闻名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技术的成熟，小港拆船厂在1984年、1985年、1986年达到效益顶峰。通过购置新设备、扩大新厂房和从报废船只中获得旧的设备，拆船厂规模逐渐扩大，建成了200多平方米的船坞，拥有了卷扬机、减振设备、供排水设施、空压机、电焊机等设备，拥有员工100多人。拆船厂的建立为小港镇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1984年、1985年、1986年连续三年拉动小港实现年产值每年翻一番，成为镇海县除城关、大碶、柴桥、郭巨后又一发展新亮点。随着拆船厂规模的扩大，拆船厂附近办起了小港拆船轧钢厂和小港制氧厂作为配套，总称是小港拆船轧钢总厂，人数将近有500人。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走高，购买废船成本不断上升；国际上造船所用材料逐渐趋向性价比更高的材料，用一些合成和塑料材料代替了原先使用有色金属的部件，拆船收益逐年降低，一度繁荣的小港拆船厂逐渐变得不景气。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小港拆船厂改制成为私营企业。因为买不到废船等原因，拆船厂效益不佳，于2000年关闭。

拆船的每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

拆船对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小港镇来说，是一门全新技术，而在十几年的摸索中，小港拆船厂也逐渐掌握了这门技术。“刚开始只会拆一些年代久的吨位小、构造简单的货轮，到后来北仑港停靠的所有货轮我们基本都能拆。”陈爱良颇为自豪地说。

今年56岁的宁波大榭众联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技术部经理、高级工程师谢振威，上世纪80年代供职于宁波港务局轮驳公司，当时曾参与过拆船运输。他说，报废船只进入中国境内前会接受海关方面动植物卫生检验，然后对船只进行熏蒸，消除一切病虫隐患。然后是把船只拉上岸，就是冲滩，这是拆船环节中的关键一步。他告诉记者，拆卸分为冲摊拆卸和船坞拆卸。船坞拆卸是目前拆船厂较为普遍的方法，就是把船驶进船坞，船坞水下有几个固定装置，然后把船坞的水抽干，使船卡在固定装置上；而冲滩拆卸则相对便宜，也是小港拆船厂主要采用的方式。冲滩指的是把船只驶上泥涂，然后开始拆卸，需要泥涂宽度大于船只长度，这样才能让船充分定在泥涂上；其次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拆船安全性，一般要求是让船只与岸垂直冲向泥滩，这样落潮后船只比斜着冲向岸更为稳固。

船只冲上岸后，开始进行消毒、通电、拟定工作方案、配备人员等一系列的拆船前准备工作，男人们开始忙开了。由于拆船时先拆其中的辅材，当时小港拆船厂创建之初缺少相应的机器设备，因此可以把船只上的旧设备拆卸下来作为拆船厂的设备。这样的机器几乎是当时拆船厂更新设备的主要的来源。做后勤的女人们也开始惦记船里面的东西了，船只常年在海上漂，里面的家居配置非常齐全，什么生活用品都有，从电视机、沙发甚至到零食，样样色色齐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看到远洋船上的东西都稀罕，很多人托关系想买船里面的东西。

拆除辅材后，便开始了正式的拆卸工作。原小港拆船厂副厂长江吉吾告诉记者，船是从上往下、从里往外拆，整个过程必须环环相扣，时刻提防拆船过程中产生的危险。

由于刚开始没有太多经验，拆船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次事故，江吉吾记忆犹新。那是在小港拆船厂刚成立不久，在拆解一艘船只的过程中，有泄漏的浮油浮在船体内外的水上，工人们在切割船体时，虽然已经非常小心，但仍有溅起的火花，结果点燃了船体里的浮油，幸好浮油并不多，火势马上被扑灭。这给当时的小港拆船厂敲响了警钟。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小港拆船厂采用一个生产小组配备两名安全人员的方法，安全人员专门负责随时监控火花引起的火灾隐患，一旦发现，立刻消除。此后小港拆船厂再也没发生过类似事故。

这辈子，还想再经历一次大船冲滩

退休在家的乐国华师傅今年60多岁了，他曾经是拆船厂的机械工，40岁进厂的他觉得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因此格外珍惜。他清楚地记得刚开始时厂里的滩涂地、码头、厂房，还有船停靠在码头的样子。印象中，每天清晨6点，年轻的拆船工们攀上船后，开始拆卸船体的各种组件，因为长期在海边工作，他们大都皮肤黝黑，但是身手异常敏捷，干劲十足，脸上都挂着满足的笑容，十分阳光。

在乐师傅心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大船冲滩时的情景。第一艘船“世航3号”来的时候的样子，现在依旧历历在目。“世航3号”是包玉刚先生的船只，因为年限的原因报废，船厂就把它买了过来。那是1982年的冬天，乐师傅和厂里的一些领导骨干们一起去北仑港接船。船在北仑港经过一系列检验检疫等手续，然后冲滩队负责把船开到离蒋家码头海面不远的七里锚地等待涨潮。乐师傅说，拆船厂刚开始委托的是上海造船厂的冲滩队，后来冲滩业务就一直由宁波港务局镇海港埠公司负责。冲滩队有一个总船长，有大副二副，他们在上面操作，下面还有机长。在没有测试好涨潮时间之前，船只只能待命，有时候潮水是深夜来，那么也必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小港拆船厂拆下来的材料堆放现场（资料照片）

待到涨潮时间，船长发令：“开船！”整艘船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冲向目的地。隆隆的船声伴着船划开水面时发出的哗哗声音，前方的山上熊熊的火焰正在燃烧着，这是拆船厂的后勤人员在为船只做标记，让船更准确地冲滩。这时，船上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虽然已经做好了各种安全措施，冲滩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从开始起锚到冲滩需要两小时，乐师傅说，这两小时，是他人生中记忆非常深刻的两小时，他一直死命抓着船的栏杆，心中默默祈祷船只能够顺利冲滩，同时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目的地，仿佛要把全身的力气助力在正在向前冲的船只上。一股巨大的冲力伴随着一声重响，大船顺利冲上滩涂拆船场地，随即传来全厂工人的欢呼雀跃声。接着，大家开始忙着打缆，用十几条粗重的钢索死死地固定住船只。船固定好后，船的主机停止运作，只留副机工作，把电接上后，副机也停止了，整艘船寂静无声。

后来的接船和冲滩，乐师傅大都参与在内，他们接过日本、意大利、香港很多地方的船只，船的种类有货船、潜水艇等。采访时，乐师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难掩兴奋和喜悦之情，他说这辈子，还想再经历一次大船冲滩。“你们光辉灿烂的明天就在这里开始”，老书记的话至今被全厂人铭记着“你们光辉灿烂的明天就在这里开始”，这句开全厂大会时老书记说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热血沸腾，大家掌声如雷。多年后，鲍明全依然能回忆起自己当时万般激动的心情。今年近50岁的鲍明全师傅在戚家山街道北平路上的一家机械厂担任领导，精通机械维修，厂里有人喊他“鲍师傅”，相熟一点的干脆叫他“老鲍”。“老鲍”的叫小港拆船厂曾经的办公楼（资料照片）法，其实就是从拆船厂开始叫的。“我那个时候才20岁出头，家里人说，你这么年轻，人家怎么就喊你‘老鲍’啦，我自己听着倒是觉得很亲切，后来提起‘拆船厂老鲍’，很多人都知道。”鲍师傅细讲其中缘由。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初中毕业的“老鲍”在老家林唐村务农。有一天，他的姐姐告诉他，刚刚办起的小港拆船厂正在招人，让他去试一试。当时有规定，进厂要投资1500元钱，这让老鲍家很为难，最终还是狠狠心决定，如果考上了砸锅卖铁也要供。来考试的大都是农家子弟，想必有和老鲍家一样的思想斗争。考试场所设在原来的小港中学，考了语文、数学、物理还有化学，共有80多人参加了考试。一日傍晚，鲍明全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带信告诉他已经被录取了。还没等兴奋劲过去，厂里就通知说是买来的船到了，让他和刚考进的6个人一起去北仑港管船只。于是几人按捺住狂喜赶去。来到北仑港，看到了靠在岸边的“世航3号”，这是拆船厂买进的第一只船，有200多米长，这么大的船大家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点都不怕难为情，东看看西看看，一脸的新奇和兴奋。第三日，他们就被派到江苏去学习。学习回来后，鲍明全才第一次走进拆船厂，做气割工，他的工资是每月29元。

拆船厂里大都是一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积极性高，即便全身油迹斑斑，也难掩一脸的朝气蓬勃，东风牌货车“噔噔噔”地在场地上跑得欢，气割枪呼呼响，吊车不停地运转。从早到晚，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老员工徐建国告诉记者，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拆船经验不足，请来了上海沪东造船厂和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师傅来指导大家，大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成长。很多年轻人肯干能吃苦，求知欲强，常常下了班后自愿留下来加班、学习，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几个人围在一起，研究钢板怎么拆的问题。“第一只船拆了10个月，到后来效率就越来越高，经验也越来越多，厂里的效益也越来越好。从开始对船只一知半解到后来没船拆时的莫名失落，从开始叫人家师傅，到后来渐渐地被别人称作师傅，大家像海绵吸水般感觉自己一下子成长了起来。”徐建国说。在拆船厂，徐建国和鲍明全因为共同的志向，建立起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采访中，很多老员工向记者感慨，自己现在凭技术和手艺能被别人称作师傅，都是从拆船厂开始打的底子。拆船厂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受益一生。徐书逸也是拆船厂的老员工，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汽配修理店。他说，曾经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在家里务农，后来进了拆船厂，跟师傅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自己也攒了很多的经验，就开起了这家店，吃技术饭。经过刻苦努力，鲍明全也从一个青涩的小徒弟，成为拆船总指挥。“拆船之前，先分析船图，明确危险品的仓位，分析各色管子的用途，排好拆船步骤、生产工艺、生产计划，还有安全系数，人员配备。拆之前，要做到对拆船的运筹帷幄。”鲍明全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家成功拆解了拆船厂史上最大的船只。

拆船厂办起没几年，为了调节船厂生活的紧张和枯燥，厂里建起了篮球队、足球队，还建立了一个广播站，配备了一名广播员，每天报道厂里的工作，还有外面的事情，包括镇海的电影消息。业余时间，小伙子们经常相约一起去镇海城关看电影。厂里的员工每人有一套土黄色的工作服，胸口上有“小港拆船厂”五个字，每次看电影之前，大家都会把制服洗干净弄整齐穿去，就希望听到别人暗暗的羡慕声，就像别着名牌大学校徽的感觉。“那个时候听到别人说，你是拆船厂的呢，心里就会美死。别人一问父母你家子女哪里做的，一说是拆船厂，便个个夸可真有出息，做父母的要享福了。”老员工们说这些的时候，岁月在他们脸上划上的皱纹好像会被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声给抚平。

拆船厂关闭后，老员工经常回老厂的原址去看看，还是和最初的时候一样，骑上自行车，约上老同事。大家一起说说曾经自己是怎么年轻，怎么活跃，现在看到船还是有莫名的亲切感，尤其是看到新闻报道上北仑港来了大船，心里会非常的高兴。他们说，感谢拆船厂给了自己那么美好的青春岁月，感谢那句“你们光辉灿烂的明天就在这里开始”，这么多年来一直鼓励着自己前行。（2012年2月1日3版）

菜籽开榨廿里香——柴桥江南油厂记事

1956年，几家小油坊合并成立江南油厂；上个世纪60年代，改名为江南油脂化工厂；2000年，在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公司由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改名为江南油脂有限公司。时光荏苒，数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江南油厂也历经风雨，办公楼的楼梯栏杆锈迹斑斑。现在略显冷清的榨油厂，曾经是北仑区食用油的主要来源地，每到夏天，工厂一榨油，香溢廿里。

江南油厂坐落在柴桥街道环镇北路上。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进入厂区，道路并不十分宽敞。厂区不是很大，北面有一排仓库和一幢办公楼。办公楼为三层，还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样子，水泥墙的外壁上，没有刷任何油漆。一楼办公室和餐厅外的牌子，还是那个年代的老样子。“供销科”“化验室”“大餐厅”是用红笔一笔一画写在木板上的。

1956年，江南油厂由几家小油坊合并而成，主要生产菜籽油、棉籽油和豆油，由粮食局包销

胡明康今年56岁，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他说，在榨油厂干了一辈子，把青春都奉献了。1972年，16岁的他来到榨油厂上班。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40多年。

他说，江南油厂原先只是小油坊。1956年，当时的粮食局将附近的几家油坊合并，组成了江南油厂。当时的江南油厂主要生产菜籽油、棉籽油和豆油，由粮食局包销。那个时候，每个城镇居民每月只有4两的油票，凭油票到粮店买油。可以这么说，这里是原镇海县甬江以南地区的“油库”。图为油厂浸出车间

当时镇海县除了江南油厂外，甬江对面还有一家江北油厂。江南油厂在梅山有一个专门生产棉籽油的车间。油菜籽在五六月份开始收购，因此一到夏天，为了方便农民卖菜籽，粮站会在各村设收购点，每个收购点规模都很小。

厂子刚成立时，都是土办法榨油。慢慢地，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用机器榨油，但很多工序还是需要人工来完成。“那个时候厂还是很小，技术装备还很简单，除了榨油环节，其他都是要人工的。”胡明康说，过去油菜籽收购来之后，先除杂，再清洗，晒干，下锅炒，炒到油菜籽发红时，再倒在榨油机里榨油。劳动强度很高，全部是一锅一锅地炒菜籽，还得看好了，不能炒焦了。炒好后，装菜籽，容器也很小，只有100斤左右的箩筐。

没有输送的设备，也没有升高机，全靠人扛。胡明康说，每年最忙的时候恰逢夏天，天气非常热，榨油是24小时运作，职工三班倒。在车间没干一会儿就满身是汗。车间里的小伙子经常是只穿一条短裤，赤膊上阵的。“年纪大的人会在额头上扎一条毛巾吸汗。我们这些小后生，嫌不好看，不肯扎毛巾，汗都顺着脸流下来了，经常会滴到眼睛里。”胡明康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大家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舍不得穿着背心干活，加上穿着背心出汗后粘在身上，干活的时候不利索。图为江南油厂部分退休职工合影“后来厂子效益好了，扩建了厂房，添置了新设备，榨油就轻松多了。”胡明康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扩大，厂子的效益越来越好，原先的榨油设备、仓库、车间都不够用了，厂里开始新建厂房、仓库。

大学生厂长翁礼华发挥专业特长，下脚料经过提炼和处理，变废为宝，既为厂里创收，又减少了污染“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厂里有三个大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可是宝贝呀！”江南油厂党支部书记刘岳庆告诉记者，其中一名大学生，就是后来担任过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

翁礼华学的是化工专业。当时厂里刚好有一个油渣下脚料车间，有专门的化工装置。翁礼华来了，车间就能发挥作用了。

70年代初，翁礼华出任江南油厂厂长，并提出将油厂改名为江南油脂化工厂。

油菜籽、棉籽、大豆榨完油后，都会有残渣。胡明康说，厂里经常要有专门的人负责清理这些下脚料，“这些下脚料既不能喂猪也不能当肥料，每次都只能当垃圾一样倒掉，污染环境还浪费。”

翁礼华进厂后，就打起了这些油渣下脚料的主意。怎么才能变废为宝呢？翁礼华一有空就往化工车间跑，围着一堆油渣打转。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翁礼华发现，油渣经过提炼和处理，可以成为生产肥皂的原料和有机肥。“原来让人头疼的下脚料，一下子就能卖钱了，为厂子创收了。”刘岳庆说，当时柴桥镇的报道员还专门来厂里采访翁礼华，这事还上了当时的《浙江日报》。

去全国各地收购菜籽，菜籽油最远卖到重庆，还曾经为上海金龙鱼油厂提供色拉油的原料油，并打出自己的品牌——“正虹”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色拉油逐渐兴盛了起来，部分做传统油加工提炼的榨油厂渐渐失去了一些市场。但江南油厂并没有跟着消沉，而是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图为改制初期的江南油脂有限公司厂区

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政策放开了，1988年之后，江南油厂可以自行收购菜籽榨油出售，不再需要通过粮食局调配了。附近的老百姓也渐渐地开始不再把菜籽卖给粮站了，而是直接把菜籽拉到厂里换菜油。那个时候没有色拉油，老百姓都是吃菜籽油。当时种花木的还不多，从上到下对粮、棉、油都很重视，油菜种得很多，一亩地能收200斤到300斤的油菜籽。“产量最多的一年我还记得，是粮站去收购的，整个镇海县收上1100多吨的油菜籽。”刘岳庆说。“10月在东北，4月就跑到贵州。那几年一直都在全国各地跑，哪儿油菜籽丰收了我就往哪儿跑。”当时江南油厂的采购员李文康告诉记者，自己最北到过中苏边境的齐齐哈尔，最南跑过海南。“10月到过年在东北，4月到6月在贵州，11月还要去西安、西宁，6月去湖北、湖南、河南。”李文康说，忙的时候，他基本上全年不着家。“跟当地粮食局联系，我们的采购人员先过去，住在那边，看好货，谈好价格，钱付好，货拉过来。”刘岳庆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厂子效益很好，每天早上天亮，厂门口一辆辆装满菜籽的货车排着队。“那个时候都是先用火车把货运到宁波北站，再用大货车拉到柴桥，后来火车可以直接运到有了充足的油菜籽，江南油厂的产量也就上去了。“一开始，只有夏天比较忙，可以自己收购油菜籽之后，全年都在忙榨油。”刘岳庆说，厂里开始新建仓库，添置设备，人员也增加了，原来只有三十几个人，后来增加到100多人。厂里也很重视研发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杭州大学的教授应邀过来常驻，和厂里的技术员共同研发，使豆油味更纯，并打出“正虹牌”，投放市场后，很受欢迎。除了菜籽油、豆油、棉籽油外，厂里也开始加工生产色拉油、玉米油等。大碶车站，就方便多了。”图为曾经的油厂餐厅图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油厂产品之一——大豆油

厂子慢慢做大后，江南油厂的油除了供给宁波和周边地区外，开始慢慢地“走出去”。“我们的油，最远的卖到过重庆。”李文康说，上个世纪90年代，杭州有一个油脂协会，每年全国各地的油脂厂都会集中开会。“那个时候菜籽和出油率大概差不多，协会定一个油价，然后我们自己去跟客户谈。”

李文康回忆，当时油厂一开始主要面向上海油厂、上海油脂公司等宁波周边地区的客户，后来客户慢慢拓展，与重庆的油脂公司也做上了生意。“油运到上海，然后在上海装船，再运到重庆。”李文康告诉记者，当时江南油厂还为上海金龙鱼油厂提供色拉油的原料油。

一榨油就全镇飘香，有一年春节前夕还为宁波市解决了食用油储备问题“一到榨油的时候，全镇都是油香。乘着公交车，就能闻到香味。”刘岳庆说，刮南风的时候，香味能飘到霞浦；吹北风时，在河头村、岭下村都能闻到油香。

每年五六月份，油菜籽收割的时候，附近的村民们就开着拖拉机，或是拉着二轮手拉车，拉着菜籽来厂里排队换油，非常热闹。当时，为了方便老百姓换油和买油，江南油厂还在厂门口开设了一个门市部，老百姓随时可以来买油，也可以拿菜籽来换油。“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大家都在传宁波市的食用油储备不够了，春节期间要买不到油了，很多老百姓拿着油罐子来我们厂排队买油。”刘岳庆说，大家都习惯在春节前把家里的粮油给备足了，恰巧又有传闻说油不够，来买油的人就更多了，接连好几天，厂门口都是长长的队伍，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油罐子。“那年刚好厂里从贵州采购了一大批油菜籽回来，榨出油后就储备在仓库，有100万斤左右，厂子本来是准备自己卖的。”刘岳庆说，市粮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通过兄弟单位找到了厂里，原来那时市粮食局食用油储备真的不够，春节期间可能会供应不足。有了江南油厂这100万斤油，那个春节，宁波市场的食用油得到了保障。“那个时候，在粮食系统里，我们油厂很出名的，后生找对象很吃香的。小姑娘家问介绍人，后生在哪里工作呀。只要一听说是江南油厂上班的，对方立刻就说，那就找他了。”刘岳庆笑着说。（本文照片拍摄及翻拍：彭玲）（2012年5月2日3版）

华夫饼干回味浓——记霞浦华富食品厂

相信北仑很多人也还记得，在霞浦街道也曾有过一家红极一时的华富食品厂生产这种华夫饼。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建厂到90年代关停，只历经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虽然霞浦路173弄1号厂房早已物是人非，成了一家机械制造厂，但它留给了众人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近日，记者采访了当年华富食品厂的创建者、经营者、生产者等，追寻那段回味悠长的历史。

从霞浦第二缝纫机零件厂分离出来的十来个人，转行生产起了华夫饼

一直以来，霞浦的乡镇企业都走在全区前列。早在上世纪70年代，霞浦的童装就闻名遐迩，生产厂家一度达到几百家，产品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各地。以后这些半机械化操作的童装企业失去了原有优势，被市场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霞浦塑胶加工业、缝纫配件业和生产配套产品企业的兴起，并不断地发展壮大。

当时在霞浦，仅缝纫机配件厂就有好多家。霞浦第二缝纫机零件厂，是一家以生产工业缝纫机零配件为主的厂家。现任宁波市公安局大榭开发区交警大队调研员的张谱谊曾是该厂的销售员。“我们厂里当时主要产品是44种旋梭，技术是从上海引进的，虽然工艺很先进，但由于当时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所以销量一直上不去，企业经济效益较差。”张谱谊回忆说。

穷则思变。1983年春节，张谱谊得知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同村人回霞浦山前探亲，就试探性地问了问他：“现在缝纫机零配件生产不好做，想转产，能不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行业好做。”张谱谊知道，这位同村人在上海一家无线电厂工作，肯定见多识广。“得知那个上海人回乡的消息后，我们也很振奋，希望他能帮我们探条路子出来。”时任霞浦工办副主任的贺永根告诉记者，随后，霞浦分管工业的副乡长、工办主任一行又来到山前村探访。“可以做华夫饼，投资小、见效快，还可以解决不少劳动力。”这位同村人爽快地答应了，回到上海后，就与上海明星食品厂联系。上海明星食品厂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是一家以生产华夫饼干、鸡蛋杏元饼干为主要产品的企业。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霞浦工办召开办务会议。“当时乡党委书记、乡长以及分管工业的副乡长都参加了，主要就是研究制定1983年的霞浦工业经济计划。”贺永根说，当时大家讨论后决定：新办食品厂。

说干就干。春节上班后不久，上海那边联系开始有了眉目，霞浦工办就委派张谱谊到上海明星食品厂去参观。“3天后，他回来了，跟镇里汇报说，上海方面非常热情，愿意在技术、设备等方面提供帮助，并解决部分原料供应问题。”贺永根说，有了这些，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张谱谊被乡工办任命为食品厂的筹建负责人，从乡工办那里借来2万元钱，带着从缝纫机零件厂分离出来的十来个工人，就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把厂房简单地改造一下，花了10400元钱买了两台牛车盘大的生产华夫饼的‘转盘机’，从上海明星食品厂请来师傅做技术顾问，就准备生产了。”张谱谊说，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连夜赶到镇海，找县工商局审批营业执照。“当时取厂名的时候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对此，张谱谊记忆深刻。他说，当时想了好几个厂名，其中比较有意向的一个是“东亚食品厂”，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工商局工作人员的反对。“当时，注册的人说了，‘东亚’这个名字不好，一听起来还以为是日资企业。”张谱谊说，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说：“生产华夫饼，干脆就叫华富食品厂好了。”张谱谊一听这名字不错，好听好记，而且一听就知道厂里是做什么产品的，于是就注册了“霞浦华富食品厂”。厂子筹建起来了，张谱谊被任命为厂长。图为张谱谊近照（记者 孙红军/摄）

1983年7月1日，在建党62周年之际，第一炉华夫饼正式出炉。从筹建到生产，仅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

产品九成左右由烟糖公司包销，剩余的交关紧俏

华富食品厂建厂的时候，我国还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什么是计划经济，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清楚。”在采访过程中，张谱谊向记者介绍道，就是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料都是政府定额安排的。

生产华夫饼主要的原料是面粉、色拉油、奶油、白糖等，虽然用量不是非常大，但每一吨原料都要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定额购买。“那个年代可想而知，资源非常紧缺。”张谱谊说，面粉、糖都是2吨、3吨这样子批下来，“有时候还要托关系”。

当然，计划经济对当时的华富食品厂来说，也有受益的一面。“一开始，我们的产品九成左右是由镇海县烟糖公司负责包销。”张谱谊说，基本上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愁销路。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松软可口、又香又甜的饼自然很是“吃香”。“炉子烧了以后，经过膨化，中间夹了奶油，吃起来很舒服的。”张谱谊说，当时的产品生产出来后，十分紧俏，通过烟糖公司销售到镇海县各乡镇以及周边县市区，一下子，华富食品厂的名气就打响了。

产品出来不久，镇海县召开了一次工业经济会议。“通知开会的时候，县乡镇企业局生产科一位姓金的同志就在电话里专门嘱托，要我带点华夫饼过去，让大家尝尝。”贺永根回忆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全县各乡镇工办主任、副主任等共50个人左右，他带了5斤华夫饼过去，每人分到了一两块。大家都说好吃，希望下次开会再带点过来。贺永根打趣地说：“今天吃掉就算了，以后要吃的话要凭粮票买了。”

华夫饼的紧俏也给霞浦工办的人带来了不少的“烦恼”。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工办的电话不停，都是想托关系买点华夫饼。“买华夫饼是要凭粮票买的，大概八两粮票买一斤。”贺永根说，但仍是供不应求。“当时的宁波地区，食品生产企业本来就不多，生产华夫饼更是没有。”曾在华富食品厂担任过2年会计的张瑞根说，当时那种25公斤的大箱子，每天可以销售300箱左右，不仅在镇海，连舟山、慈溪观城等地都有销售。

与杭州食品厂联营，经常参加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产品每年都有更新，除了华夫饼，还有其他饼干、糖果、饮料、月饼等几十个品种“在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食品，一搞就行。”张谱谊说，到后来，华富食品厂除了华夫饼外，还生产各种饼干、糖果、月饼、饮料，有数十个品种。“企业走向辉煌的时候是与杭州食品厂联营。”张谱谊告诉记者，杭州食品厂是当时浙江省轻工系统里最大的一家企业，有上万名工人，以生产奶粉为主。1986年，经人牵线搭桥，华富食品厂与杭州食品厂取得了联系。“虽然他们从来没搞过联营厂，但他们看中我们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还是决定试一下。”张谱谊说，于是，华富食品厂又多了一个厂名——杭州食品厂滨海分厂（当时，北仑称滨海区）。“他们有市场，还提供计划油和技术，我们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就可以了。”张谱谊说，当时的杭州食品厂产品种类众多，什么产品畅销，厂里就派技术人员过来指导生产。通过与杭州食品厂的联营，华富食品厂的产品不仅种类丰富多样，而且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新产品跟着杭州食品厂走，做出来马上就可以卖出去。”张谱谊说，产品除了销往镇海县，还有周边的奉化、慈溪以及舟山等地。图为贺永根在华富食品厂老厂房向记者介绍当年的生产情景（记者 陈张坤/摄）

当时，华富食品厂生产的饼干有早餐饼干、甜饼干、咸饼干，糖果有夹心糖、硬糖、软糖、五彩糖等。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多，原来的小厂房已远远不能满足生产要求。“后来，又在原来厂房的基础上加了一层，还在旁边建了一幢。”贺永根指着如今成为一家机械厂的老厂房告诉记者，一楼用作生产车间，二楼是包装车间，三楼是办公用房。

华富食品厂能够在短时间内打开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年都在更新产品。在那个信息较为封闭、交通不够发达的年代，张谱谊就经常跟着镇海烟糖公司、杭州食品厂一起去参加各种食品展销会。“现在去一趟上海，开车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张谱谊说，去一次上海，要两天一夜。但他从不放过参加展销会的机会，去上海、武汉，只要一有大型食品展销会的信息，他就会想方设法去参加。“一个是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展销，另外一个就是去看看别人都在生产什么样的新产品。”张谱谊说。生产华夫饼，华富食品厂在宁波是第一家；生产夹心糖，华富食品厂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生产夹心糖工艺相对复杂，先要用手做，做成一定的形状后，中间加入各种馅料，再到机器上生产成型。由于那时这种糖果还比较少见，生产出来后，很快就在市场上畅销起来。图为张友仁当年在华富食品厂办公室留影（资料图片）

霞浦村民张友仁1984年11月进入华富食品厂，刚开始的时候做保管员。“就是记记账，原料进多少、出多少，都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张友仁说。3年后，张友仁当上了厂里的车间主任，两个女儿也先后进入食品厂工作。“做糖果和做饼干是分开的。”张友仁说，他负责糖果生产车间，当时有五六个工人专门负责生产，而更多的工人则是负责包装。

买来罐装机，生产果汁等袋装饮料。在霞西路上开设的门市部，成为人们夏天纳凉的好去处

与杭州食品厂联营后，华富食品厂还购买了一台饮料罐装机。“这台设备是通过杭州食品厂的关系，从国外进口的。”张谱谊说，这种设备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般没有“关系”是买不到的。设备买来后，他们从杭州食品厂请来师傅，进驻到厂里，带来配方并进行技术指导。那个时候，华富食品厂生产的饮料是袋装的。“有点像现在市场上的袋装老酒、米醋。”张谱谊说，饮料配方调好后，送到生产线上，一袋一袋的饮料就自动封装好了。生产饮料，水质当然要好。“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自来水，用的是井水，井水抽上来，经紫外线杀菌后，再送到车间。”张友仁介绍道，饮料生产出来后，除了本地销售，也卖到定海、沈家门、象山、奉化等地。

曾担任过华富食品厂第二任厂长的周益苏介绍，饮料在当时比较稀奇，所以产品利润也相对较好。“主要是果汁饮料，有酸的、有甜的。”周益苏说，说是“果汁饮料”，其实就是色素、香精等配置而成的果味饮料，一般在夏天生产。

在当时，霞浦区域还基本上没有卖饮料的地方。为了方便本地人购买，华富食品厂在霞西路上租了两间店面，开设了一个门市部，还专门添置了几个大冰柜，用来冷藏。现在在霞浦工办食堂边上开小卖部的柴佩华夫妇对此还印象深刻。“三四个大冰柜，除了厂里生产的饮料，还有银耳汤、绿豆汤等。”她说，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还比较差，家庭都没有冰箱，所以门市部一开，就成为人们纳凉的好去处，每天晚上人多得不得了。

产品种类的拓展，企业规模的扩大，给华富食品厂带来了良好的发展。鼎盛时期的华富食品厂，职工有近200人，年产值达200万元，每年向霞浦上缴利润10万元左右。“但是后来随着各种大型食品生产企业的兴起，厂里的经济效益便开始下滑。”周益苏惋惜地说，加之后来资金投入跟不上，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华富食品厂最终走上了消亡的道路。到了1990年，华富食品厂正式关停。“现在回头看来，创建华富食品厂有两个最大的成功：一是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二是填补了当时北仑区域饼干生产的空白。”张谱谊如今谈起华富食品厂，作如是评价。（2012年9月18日3版）

那些关于蜡果的记忆——记柴桥三家蜡制品厂

蜡果，就是用石蜡等原材料制作而成的水果模型。据百度百科解释，石蜡是石油加工产品的一种，是固态高级烷烃的混合物，白色无味。在几十年前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但凡遇到家中有喜事，大家都会买上几个蜡果，摆在家中那最醒目的桌上当做装饰品。为了防止蜡果积尘，勤劳的主妇还会时不时擦拭一番。那一个个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橘子、白里透红的桃子，且不说远远望去就已真假难辨，就算是放在眼前，那逼真的模样也足以让小孩们垂涎欲滴。

蜡果，对一些中年以上的老北仑人来说不会陌生。尤其是柴桥人，对它还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柴桥东山门村就已办起了北仑第一家蜡制品厂。之后数年，柴桥蜡制品厂、山门学校工艺模型厂又先后成立。更令柴桥人自豪的是，三家蜡制品厂制作的水果造型卷笔刀还是当时柴桥独一无二的外贸产品，远销东南亚、欧洲等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如今蜡果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它们或被束之高阁，或被丢弃，难寻踪迹。然而，那些因蜡果而带来的美好记忆，却始终未曾淡却。

为增加经济收入，1966年，东山门大队办起了北仑第一家蜡制品厂，起初先制作石膏镜框、石膏人像，后来转而做起了蜡果

东山门村位于柴桥北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山门村称为东山门大队，整个大队由18个小队和1个山林队组成，有村民近1000人。村民常年仅靠种植水稻为生，大队总体经济效益并不好。回忆起当时大队里的窘境，时任东山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的梅金富显得格外感慨。“1965年，我从上海学生意回来，前任副书记将工作交给我，整个大队账面上几乎没有一点钱，就是一个空壳子，就连过年大队想买点火油都拿不出钱来。”图为李月明（左一）当年在山门学校蜡制品厂办公室留影（记者龚雯雯/翻拍）

如何才能让东山门大队摆脱贫穷呢？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阿岳和梅金富等几位大队领导商量后，一致决定要办厂。“其实刚开始也不知道要办什么厂，只知道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由于当时慈溪和黄岩是浙江工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思索一番，李阿岳、梅金富决定先去那边“取取经”。“先到慈溪，后到黄岩，这两个地方看下来，就觉得和他们的差距太大了。”梅金富告诉记者，当时慈溪主要是做土布和劳动手套，而黄岩做蜡烛的又比较多。究竟要办什么厂呢？回到东山门大队后，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由于做土布要有布料，当时柴桥又没有，再加上还要买机器，考虑再三，大家决定先办家蜡制品厂。按照当时镇海县工业局的规定，农村申请办工厂，营业执照上必须得挂上一个“农”字，最后大队申请办了“东山门大队农机综合厂”，主营蜡制品加工。

营业执照批下来了，厂房就借用大队的祠堂，再找来四五个年轻人。1966年，东山门大队农机综合厂作为东山门的第一家工厂热热闹闹地成立了。梅金富也当仁不让成为厂长。不过一开始综合厂并不是做蜡果，而是做石膏镜框和石膏人像，尤其是石膏毛主席像。由于造型逼真再加上处在特殊年代，销路非常好，厂里一下子就积累了不少资金。梅金富告诉记者，到了1968年，综合厂已经有工人20多人，当年盈利就超过1万元。利用这笔资金，当年东山门大队又办起了布厂、纸盒厂。

直到1969年，综合厂开始放弃做石膏像，真正做起了蜡果。“做蜡果需要有技术，正好当时厂里有李师傅在。”梅金富口中的“李师傅”就是李鹤亭，他是当年综合厂的第一批员工，后来一直在厂里负责技术指导。由于李鹤亭在数年前已经去世，记者几经辗转又找到了他的夫人，今年已87岁高龄的邵啟梅。耄耋之年的邵啟梅身体依旧很硬朗，耳聪目明。她告诉记者，李鹤亭是东山门村人，而她则是小港下邵人，结婚后两人一直在全国各地跑，李鹤亭的蜡果技艺就是在上海南京路跟一个摆摊艺人学的。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到了北京，由于有这门手艺，一开始就自己在家里以做蜡果为生。后来又到了当时的北京蜡制品厂工作，直到1965年回到家乡。“那会儿会做蜡果的人不多，加上他做的蜡果跟真的水果很像，北京人还戏称他叫‘蜡果李’。”邵啟梅笑着回忆道。

有了“蜡果李”这位技术权威，综合厂做蜡果就变得容易不少。“李师傅和邵师傅负责教技术，我就负责进原料、跑销售。”梅金富告诉记者，当时厂里制作的蜡果种类很多，像苹果、橘子、桃子都有，几乎是所有能见到的水果都在做，而这些蜡果主要就是销售给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的工艺美术服务部，由于造型逼真，销路一直很不错。

由于制作的蜡果工艺考究，造型逼真，订单不断增加，东山门大队逐渐开始应接不暇。为了扩大生产，1972年6月，柴桥镇办起了蜡制品厂

蜡果颜色艳丽，造型逼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算得上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在邵啟梅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几个蜡制的橙子和苹果。虽然历经几十年风雨，但这些蜡果看起来依然形态逼真，从苹果的果柄到果蒂，制作得都跟真的一模一样，橙子表面还细心地做出了凹凸不平的模样。

那么，这些蜡果究竟是怎么做的呢？“做蜡果其实说难也不难，就是一门纯手工活，靠的就是仔细，一个步骤都不能少。”说起蜡果的制作方法，邵啟梅显得格外兴奋。她告诉记者，当时做蜡果的原料就是蜡和石膏。做蜡果首先就是要制模。在制模之前，一般要先选定样品，比如要做苹果，就要尽量选择形态美观的新鲜苹果做样品，而模型一般就是由石膏做成。模型制好后，将石蜡加热熔化，掺入所需的色料拌和，再将蜡浇入模型中。为了让蜡能够遍及模型的各个部位，还要用手上下左右地摇晃一番。“因为单纯用蜡做，水果分量太轻，往往会站不住，后来我们在蜡中也会添加一些石膏。”邵啟梅解释说。图为李纪明、邵啟梅和李惠明（从左至右）（记者 龚雯雯/摄）

不过，别以为做完这些步骤，蜡果就制成了。邵啟梅向记者介绍说，制作蜡果最重要的步骤还是上色修饰，一个蜡果做出来是否逼真就要看上色的手艺好不好了，“刚进厂的学徒至少要做一年后，才能开始学着上色”。

今年刚过50岁的李纪明是东山门村人，17岁那年，他和村里不少年轻人一样进入综合厂做蜡果。直到今天，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给蜡果上色的情景。“我们当时制作的蜡果种类很多，几乎什么水果都要学着上色，不过最难上色的就是苹果了。”李纪明说，因为新鲜的苹果往往都不是单纯的红色，而多是黄绿色中带点红色的模样，所以在熔蜡的时候要先调入一层黄绿色颜料，先制成一个黄绿色的苹果，然后就要靠毛笔蘸上红颜料慢慢地修饰。图为李月明和妻子陈美华的合影（记者 龚雯雯/摄）“颜色上得不好，做出来的蜡果就不会逼真。刚开始上色的时候，一天都完成不了几个苹果，拿着毛笔手还直哆嗦。”李纪明乐呵呵地说道。他告诉记者，上色是一门技术活，虽然当时厂里有像李鹤亭、邵啟梅这样的老师傅指导，但真正要上手靠的还是个人琢磨，真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借着这一道道考究的工艺，东山门大队农机综合厂制作出来的蜡果个个造型逼真。不多久，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迅速增加。到了1972年，源源而来的订单已让厂里有些应接不暇。“当时厂里做蜡果的工人已经增加到80多个，再算上纸盒厂、布厂，一共有300多个工人，这几乎是整个东山门大队40%的劳动力，实在是抽不出人手了。”无奈之下，梅金富只能将部分订单推掉。

正在东山门大队急需另寻地方扩大生产时，柴桥镇政府找到了梅金富，说是镇里也要办一家蜡制品厂。在经过几番商讨后，1972年，梅金富将厂长职务转交给当时大队的党员梅土生后，自己带上邵啟梅等几位负责技术的员工来到镇里办厂。梅金富向记者回忆说，一开始柴桥镇蜡制品厂的厂房就在当时柴桥化工厂腾出的两间空房内，面积也就几十平方米，算上从东山门大队带去的员工，整个厂连10个人都不到。建厂之初，柴桥镇政府还特意从财政拨了5000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幸好制作蜡果不用购买机器，只需购买原料，筹建工作还不算太复杂。

1972年6月，柴桥镇蜡制品厂终于顺利地成立了，梅金富成为第一任厂长，邵啟梅则主管技术。3个月后，柴桥镇政府又拨款6000元在镇政府办公楼前，为蜡制品厂造了5间新厂房。厂房扩大了，生产也要加把劲，慢慢地厂里的员工也增加了起来，到了1972年年底，柴桥镇蜡制品厂已经有员工20多人。

1973年，在制作蜡果的同时，柴桥镇蜡制品厂又开始做起水果造型的卷笔刀，并成为了当时柴桥独一无二的外贸产品，远销东南亚、欧洲等地。1979年，镇蜡制品厂达到最大规模，拥有员工100多人

与东山门大队农机综合厂不同的是，柴桥镇蜡制品厂从一开始就专门做蜡果。梅金富至今还记得当时厂里接的第一批订单，就是来自杭州工艺服务美术部的。“因为当时东山门大队做蜡果已经小有名气，又有他们牵线搭桥，一开始找销路就省事了不少。”梅金富说，后来蜡制品厂又经杭州工艺服务美术部介绍到了武汉工艺服务美术部，也陆续做了他们好几年的订单。

1973年，柴桥镇蜡制品厂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当时的上海进出口公司接到来自国外的订单，要购买一批卷笔刀，希望柴桥镇蜡制品厂能先提供样品。由于从来没有制作过这类产品，大家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听说江苏无锡已经有厂在做这类卷笔刀，梅金富决定先去考察一下。“当时看到无锡厂里在做的卷笔刀，外表模样就是一个小娃娃，还有古代四大美女，人物像全都是用石膏做成，然后再在底部放进卷笔刀。”回来后，梅金富和邵啟梅等技术人员一探讨，大家决定仿照这种做法，做水果造型卷笔刀。“因为他们做的人像就是白色的石膏，而我们却能给水果上色，可以做得更逼真。”邵啟梅回忆说。

蜡果与卷笔刀是两种不同的产品，自然在制作工艺上也有差别。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也为了解决当时柴桥镇男女青年的就业问题，借着上海进出口公司的这批订单，柴桥镇蜡制品厂也积极抓住机遇，广招员工，开辟了另一条生产线，专做卷笔刀。

随丈夫嫁到柴桥的颜佩飞正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蜡制品厂。颜佩飞向记者回忆说，当时工厂做的卷笔刀外观全部采用水果造型，水果种类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橘子、石榴等一些常见的水果都有，不过与蜡果中添加蜡、石膏不同，水果造型卷笔刀全部采用石膏制成，然后再把卷笔刀小心地放置在水果造型的底部，“从外观看和蜡果差别不大，就是底部加了个卷笔刀”。

与蜡果主要做内销不同，卷笔刀从一开始就全部做出口。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农村工厂做出来的产品能够出口外国，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卷笔刀也成为当时柴桥独一无二的外贸产品，远销东南亚、欧洲等地。因为是出口，在制作工艺上要求显然更高，尤其是细节方面要求做得更加逼真。颜佩飞向记者讲起了当时制作时的一个细节。“苹果头部有一个果柄，就是为了找这个‘果柄’材料，我们也费了一番心思。为了看起来更逼真，后来选择用棉花杆子来做，当时梅山种棉花的比较多，我们就一大帮年轻人一起去采。”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场面，颜佩飞不禁笑出了声。

装好卷笔刀，给水果造型上完色，再做好一些细节工作。在装箱前，还要给水果造型再上一层喷漆。这样考究的工艺让水果造型卷笔刀看起来更加逼真。不过由于当时蜡制品厂制作的这些卷笔刀都是出口，只有少数的次品流出，再加上年代已久，记者在柴桥找寻了好长时间，也未曾找到一个，这也不失为一个遗憾。

卷笔刀制作的成功，让柴桥镇蜡制品厂迅速打开了另一个销路。到了1974年，整个蜡制品厂的员工已经增加到80多人，当年创造年利润就超过10万元，这在当时看来已是相当可观。渐渐地，柴桥镇蜡制品厂开始成为柴桥镇的一张名片，人人都以能进入蜡制品厂工作为荣。“当时厂里凡是要招募员工，不管是几个人，都得厂里、镇里开会表决通过。看看这个人勤不勤快，考察一下这个人适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比现在的找工作面试还严格呢。”梅金富说得很是自豪。

一个工厂要运作，既要有生产人员，也缺不了跑销售的。起初在工厂还不是很大的时候，销售工作还可以由梅金富一人兼着。随着工厂逐渐走上正轨，也开始有了专门的销售人员。今年刚满66岁的李惠明就是其中一个。李惠明是邵啟梅的儿子，由于从小就跟着父母做蜡果，耳濡目染，他也有着一手好技艺。1972年，柴桥镇蜡果厂成立后，李惠明就跟着邵啟梅进厂工作。图为梅金富近照（记者 龚雯雯/摄）“当时跑销售和现在相比条件可差多了，那时候一出去就得20多天，全国各地到处跑，没有飞机都靠坐火车，白天谈业务晚上赶火车，每天都像在赶场一样。”李惠明说，在北方有个习俗，祭品里一定要摆蜡果，所以当时跑销售也多往北方跑。从浙江出发，先到上海、江苏，然后一路向北，最北的一直要到东北三省。他告诉记者，为了要给客户直观的感受，和现在跑销售一样，出门前都要带上几个厂里做的蜡果做样品。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般会先找当地的百货公司或者大一点的商场，直接把样品拿给他们看。李惠明说，因为蜡制品厂的蜡果做得很逼真，客户的兴趣都比较浓，不过由于从来没卖过，刚开始有些客户也会比较谨慎。“这时候，做销售的就要磨嘴皮子了，先让他们少买点，摆着卖卖看，如果好卖再下订单。”

虽然每次出去跑销售，花的时间精力都差不多，但有时结果会大相径庭。“有时候一下子就能签个几千元的订单，有时费了半天劲都没搞定，跑销售这都是正常的事。”因为做销售，在短短几年里，李惠明几乎把全国大城市都跑了个遍。他告诉记者，做销售除了每年要不断挖掘新客户，在稳住老客户上也不能马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拜访他们联络感情，不然你的客户很快就会被别的工厂挖走了。

之后几年，柴桥镇蜡制品厂一直稳步地发展着。梅金富回忆说，当时蜡制品厂还专门为北京农业展览馆做过展品，除了水果，还有鸡、鸭、牛肉等，都得到了对方的高度赞誉。随着工厂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客户开始主动上门下订单，从柴桥发往全国各地的蜡果也越来越多。当年正在柴桥老汽车站工作的戴中平对蜡果发货时的热闹场面记忆犹新。“当时柴桥汽车站已经设有零担托运业务，还有专门的零担货物仓库。那时候柴桥蜡果销售特别火，几乎每天都有零担货运班车从柴桥运送蜡果到宁波，然后再经铁路或水路运送到全国各地。”戴中平说，其中销往东北、广西的蜡果又特别多。

到了1979年，柴桥镇蜡制品厂发展达到最大规模，拥有员工100多人，整个厂也被规范地分为倒模、浇蜡、上色、喷漆、包装等几个车间，采取流水线加工。此时，工厂的年利润跟建厂初期相比也早已翻了好几番。

在镇办、队办蜡制品厂的示范下，1977年，山门学校也办起了一家校办蜡制品厂。不过由于蜡果制作工艺烦琐、利润降低，再加上市面上新鲜水果多了，80年代后期蜡果销售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到了1997年，柴桥镇三家蜡果厂已全部关停

在东山门大队农机综合厂和柴桥镇蜡制品厂取得成功的示范下，1977年，当时的山门学校也办起了一家工艺模型厂，主要就是做蜡果。记者辗转找到了当年在校办蜡制品厂负责生产技术的一位老员工——今年69岁的李月明。巧合的是，他正是邵啟梅的大儿子，李惠明的哥哥。

李月明告诉记者，当时的山门学校主要接收的是来自同盟村、养志村和东山门村的学生。为了增加学校的办学经费，当时的校领导找到东山门大队农机综合厂，希望也能办一家蜡制品厂。经过几番商讨，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办厂的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村，其中同盟村出资2000元，东山门村出资4000元，养志村出资1000元，而当时在综合厂工作的李月明和妻子陈美华则作为技术人员被专门派到了校办厂。“起初校办厂的厂房就在学校的一个空教室里，算上我们俩，也就5个人。”陈美华回忆说，7000元的办厂资金主要是用来购买原材料，然后就是支付工人的工资，“当时员工的工资是每个月24元”。图为邵啟梅老人珍藏的蜡果，尽管已经过了几十年，但这些蜡果看起来依然逼真（记者 龚雯雯/摄）

校办蜡制品厂成立的时候，无论是镇办还是队办蜡制品厂都已经进入了稳步发展期。三家工厂虽然是生产同类产品，却幸运地没有形成恶性竞争之势。李月明回忆说，办厂之初，制作蜡果的原料都是由队办厂帮着买的，而镇办厂、队办厂做不完的订单也会直接转到校办厂。在这样互帮互助的氛围中，校办厂很快发展起来。办厂第一年，工厂年利润就达到4000元，第二年就突破了万元大关。到了第三年，校办蜡制品厂就已经建起了新厂房。“因为校办厂赚了钱，当时学校也盖起了新的教学楼，还让学生免费读了好几年书。”李月明介绍说。

制作蜡果是一项纯手工活，当时柴桥三家工厂制作的蜡果种类、规模也基本相同。以苹果为例，主要有三个档次，大号苹果直径为8公分，中号苹果直径为6公分，小号苹果则为4公分。体积不同的水果重量自然也有区别，大号苹果一般1两多重，中号苹果则在0.8两左右，而小号苹果则一般只有半两重。按照当时三家厂的统一销售价，大号苹果卖0.3元一个，中号苹果0.2元一个，而小号苹果则是0.1元一个。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蜡果的销售逐渐走向了下坡。东山门大队农机综合厂和校办蜡制品厂在80年代末先后关停。而柴桥镇蜡制品厂在80年代经历了几次厂房搬迁后，员工也逐渐减少，从鼎盛时期的100多人缩减至20余人。到了1997年，柴桥镇蜡制品厂也宣告关闭。

回想起柴桥这三家蜡制品厂几十年的兴衰史，几位老员工显得十分感慨。在梅金富看来，蜡制品厂的关停，一是受手工制作的限制，二是市场发生了变化。“在当时，除去人工费、原料费等，一个蜡果的利润基本在30%~40%之间。虽然从数字上看，这个利润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蜡果的产量却相对比较低，因为是纯手工活，不像机器制作的速度那么快。”梅金富说，一个制作成功的蜡果每道工序都不能少，虽然工厂后来都采用了流水线加工的形式，但从本质上没有提高产出量。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起，除了蜡制品厂，柴桥镇还建起了玻璃厂、化工厂、纺织厂等一些乡镇企业，蜡制品厂的一些员工被安排过去。“一个蜡果最贵也才卖0.3元，就算有40%的利润，也显得微不足道，而纺织厂、玻璃厂后来都是采用机械化生产，更符合发展形势的需要。”

颜佩飞是最后一批离开柴桥镇蜡制品厂的员工，也是当时蜡制品厂的最后一任副厂长。蜡制品厂关停后，颜佩飞购买了厂里的部分模具，转而自己又办了一家蜡制品厂。“一开始也做蜡果，但是销路不太好，后来就一直改做蜡烛了，现在厂里的蜡烛都是出口到国外。”在颜佩飞的厂里，记者看到了许多造型各异的工艺蜡烛，有水果系列的、鲜花系列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系列，直看得人眼花缭乱。她告诉记者，蜡果主要的功能就是做装饰品，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蜡果会比较有市场，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面上新鲜水果多了，再加上更加精致考究的装饰品陆续开始出现，蜡果逐渐退出市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月明和蜡果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直到现在，他依然会习惯性地到颜佩飞的厂里去转转，开开模具，教教新员工。也许，那些关于蜡果的美好记忆将一直留驻在这些老员工的心中。（2012年10月17日3版）

一砖一瓦忆往昔——记柴桥砖陶厂

现年67岁的黄汉宁居住在柴桥街道芦南社区万盛里墙门，院落的一角，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好几只大水缸。水缸内储满了水。黄汉宁说这是“天落水”。其实就是雨水，可以用来拖地、洗衣……而说起这几只储水的水缸，黄汉宁一脸的骄傲：“这些都是我们厂里做的！”

黄汉宁口中的厂就是柴桥砖陶厂。也许你会说，不对，是柴桥砖瓦厂，或者说是穿山砖瓦厂。其实都对，因为从1963年到2009年，砖陶厂走过了46载岁月，厂名一变再变。它经历过鼎盛和衰败，如今砖陶厂早已不复存在。在一些“80后”“90后”的眼中，砖陶厂的关闭也许仅意味着落后产能的淘汰。不管有无在砖陶厂工作过，生活在柴桥的父辈、祖辈们说起砖陶厂，总有些话要说。记者走访了七位曾在柴桥砖陶厂工作过的员工，从他们的口中去了解曾经辉煌一时的砖陶厂，跟着他们的思绪重温砖陶厂的起起落落。

走过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上半年，在以前砖厂的基础上，柴桥重新开起了砖瓦厂。它，就是柴桥砖陶厂的雏形

柴桥有座著名的桥，名叫石栏桥，位置在329国道与环镇北路交叉口以北。说起柴桥砖陶厂，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石栏桥旁边的这家。的确，在1963年之后，柴桥砖陶厂确确实实是指这家，但在这之前，柴桥的砖瓦厂有好几家，只是最后整合演变成了这么一家。如何整合成一家的？记者走访了几位老员工，却得到了稍有差别的版本。贺荣庆，今年83岁，他是1963年进厂的元老级员工，而且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制砖的行当了。记者从他口中了解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柴桥有九家砖瓦厂，河头村、风打塘（芦江北路附近）、后所村、高村村各有一家，贺荣庆还清晰地记得高村村那家名叫曹森泰砖瓦厂，其余五家均位于石栏桥附近。这几家都是私人所有的小窑厂。新中国成立后，这九家厂相互合并，最后整合成了两家。大概在1956年或1957年，当时全国上下实行公私合营，这两家砖瓦厂也不例外，合成了唯一的一家柴桥砖瓦厂，地址就在石栏桥旁边。1959年到1961年，全国上下经历了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老一辈的都说那时候吃饱穿暖还是个问题，哪还有多少人会关注砖瓦呢？所以，刚整合没多久的砖瓦厂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期，于1962年关闭了。贺荣庆告诉记者，当时砖瓦厂的厂长名叫刘平，现已过世。1963年上半年时，刘平提出要重振砖瓦厂。所以，在1963年2月，当时已调至宁波砖瓦一厂的贺荣庆作为技术员又被调回至柴桥砖瓦厂。

随后记者在走访中又听到了一些不同的版本。现年74岁的周维云跟贺荣庆是同一年到砖瓦厂的，时间差了没几天，当时他刚从部队退役回来。他告诉记者，柴桥砖瓦厂是由六个小窑厂合起来的，霞浦上傅村、东山门村各一家，穿山村、五马村各两家，合并后才有了柴桥砖瓦厂。而在黄汉宁的记忆中，1956年，柴桥成立了一家公私合营的砖瓦厂，1962年下半年，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砖瓦厂停止生产。到1963年2月份前后，砖瓦厂又复工了。图为1962年，穿山陶器厂关闭时拍摄的集体照（记者 杨潘红/翻拍）图为1958年，穿山砖瓦厂的一个土窑（照片翻拍自镇海区政协文史委编纂的《镇海老照片》）（记者 杨潘红/翻拍）

现年77岁的李永瑞曾于1972年至1985年间担任过柴桥砖陶厂的厂长及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其实那已经是他第二次到砖陶厂上班了，早在1960年到1962年间，他也在砖瓦厂上班，做的是会计。他说，解放以前，柴桥地区有七家私营小窑厂。1954年，几位老板私私联营，七家变一家。到1956年，全国实行“一化三改造”，同年6月，这家砖瓦厂改制成公私合营。但是，李永瑞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砖瓦厂从未关闭过。

砖瓦厂又从什么时候变成了砖陶厂呢？原来在1958年，柴桥开了一家地方国营的陶器厂。这家陶器厂的地址就在石栏桥北边。1963年下半年，陶器厂并入柴桥砖瓦厂，而在此之前，陶器厂也曾关厂过。砖陶厂的名字也几经改变，1963年时名叫穿山砖瓦厂；至1970年左右，改名为穿山砖陶厂；图为柴桥砖陶厂的部分产品，花盆、泡菜甏、碗甑（记者 孙红军/摄）

1972年，又改称柴桥砖陶厂。上世纪90年代，又改制成大港建材有限公司，直至2009年正式关闭。

在采访中，关于砖陶厂的前身，记者听到几种不同的版本，为此去镇海档案馆查询求证，但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是，1963年，是柴桥砖陶厂的一个转折点。以前的种种姑且可以说是柴桥砖陶厂今后46年历程的基础。

1963年至1983年，陶器产品经历了“默默无闻”到“声名大噪”，最后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人散了，厂没了，但是，家里的七石缸还在，萝卜干坛还在。它们继续述说着陶厂那些事

说到陶厂的“加盟”，贺荣庆有话说。1958年，柴桥成立了穿山陶器厂。厂里会做陶器的人不多，尤其是做大缸，人手挺缺。那年，厂里从奉化、宁海请了几位师傅。仇和木就是其中一名。由于各种因素，陶厂在1962年关闭了。1963年砖瓦厂重新起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家废弃不久的陶厂也重生了。贺荣庆告诉记者，当时任厂长的刘平走访河头村，无意中发现了陶泥（窑泥）。当时，刘平并不敢确认他发现的泥是否适合做陶器。因此，他取了泥专程前往奉化一家陶器厂，请厂里的师傅辨认。经辨认，这种泥土确实适合。回来后，刘平立即往县里打了报告，申请重新开厂，并将陶器厂并入砖瓦厂中。因此，陶厂的窑泥，大多取自河头、岭下、瑞岩寺片区。

烧制陶器的窑叫做龙窑，是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因其依一定的坡度建筑，斜卧似龙而得名。烧制龙窑的燃料是杂柴、松枝等。当时，柴桥砖陶厂有两只龙窑，厂里员工都称其为一号窑和三号窑。记者前往砖陶厂旧址，陶厂早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号窑烟囱的部分残留以及山上员工们用次品砖搭建的部分围墙。烧窑的燃料，砖陶厂用的是松毛。周维云告诉记者，这些燃料，砖陶厂都是从河头那边买过来的。

陶器在砖陶厂占次要位置，但是，说到柴桥砖陶厂生产的陶器种类，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如文章开头所提到过的大缸，记者了解到的就有四种，最大的是七石缸，最小的是四石缸，此外还有五石缸和六石缸。其中的“石”是一种市制容量单位。据说这七石缸能存放七担水，大概图为饭罐，多为单位食堂、学校蒸饭用（记者 孙红军/摄）有800斤。除了用七石缸来储水，酒厂用它来酿酒，村民用它来腌菜，其用途非常广。除了大缸，还有萝卜干坛，大笔缸、小笔缸、花茶缸、小墩缸等四十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

仇永明是仇和木的儿子，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对做陶器耳濡目染，随后自然就进厂工作了。他告诉记者，这么多产品中，除了大缸，还有一种也是砖陶厂的主力产品，就是榨菜甏。榨菜甏只有一种规格，可以存放30斤的榨菜，当时直供给柴桥供销社，供销社用其装榨菜。另有一种特别的产品，就是用窑泥做成的煤球炉。煤球炉与其他陶器不同，它少了一个上釉水的步骤。大概在1975年前后，砖陶厂做出这个产品。一年后，就批量生产了。这款产品获得了广泛好评，引起了一股抢购潮。此外，还有一种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产品，则是饭罐，形状为圆形，规格分大中小三种，分别能装六两、五两、四两的饭。饭罐的使用方法与现在的铝制饭盒非常相似。以前，大多是单位食堂、学校蒸饭用的。职工如果说要打四两饭，就拿一个四两的饭罐给他，要六两就拿六两的饭罐。图为李友娣退休时拍摄的纪念照，背景中的房子为砖窑（李友娣提供 记者 杨潘红/翻拍）

砖陶厂有一种特殊用途的产品，叫做盐砖，也称为盐板。名字听着像砖块，其实盐砖是一种陶器，因为它需要上釉水。盐砖长与宽一样，大小与手掌差不多。这是为盐场特制的砖。砖陶厂生产出来的盐砖，都是供给梅山盐场的。大约在1965年，砖陶厂与梅山盐场开始合作，每年签订合同。制成的盐砖，经由穿山码头运往梅山岛。

仇永明告诉记者，做一只大缸从头至尾大约需要30个人合作。当时厂里能做缸坯的人只有三四个。先将陶泥进行处理，加水软化，再从缸底做起，做成缸坯，然后让其自然通风晾干，再抬进窑里去烧制，其中单烧制就需要五天，做一只大缸大约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中间还要考虑到天气因素，所以大缸的产量并不是很高。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没有通自来水，大缸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这也就造成了大缸的供不应求。

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陶器均是由县供销社下的土特产公司分配的，当然砖陶厂对其定价也没有自主权。当后续的原料成本、用工成本上升时，陶器这部分一直是处于亏损状态。李永瑞告诉记者，当时明知是亏本生意，却不得不做，厂里是硬着头皮在生产。上级也是下了死命令，因为需求量还在，陶器生产不能停。后来导致砖瓦厂的利润也要转贴到陶器的生产上去。

到上世纪80年代初，制陶器的窑泥质量越来越不好，烧制出来的陶器次品率越来越高，而且窑泥越来越缺，加上日益升高的用工等各种成本，陶器生产更加难以为继。此外，陶器并不是易消耗品，例如大缸，不人为损坏的话，可以用很久。1983年，历经20年风雨的陶器车间关闭了。

柴桥砖陶厂，一直以来都以制砖为主。最少的时候全厂只有16个员工，一间办公室；早期是土窑烧制，手工制砖，后来才有了改善；原料运输从靠肩挑，到手拉车，再到船运，一点点走上了“现代化”

1960年，李永瑞进砖瓦厂当会计。当时，全厂只有3个小土窑，产量并不高。最小的土窑一次性可以装27000块砖，最大的土窑可以装48000块砖，待砖烧好后，不能立刻出窑，得等到土窑里的温度下降之后才可以。因此，烧一次砖要花上半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土窑每月可以烧两次，三个土窑一个月的产量有20多万块。

当时没有制砖机，制砖靠手工。据李永瑞回忆，制作砖坯前先要调配好窑泥，但由于那时没有机器，加水之后用脚踩，就像做萝卜干一样。厂里有许多木模子，大小与九五砖一样，模子底部固定，四周可拆卸。工人先在木模子里面撒上稻草灰，再将调配好的窑泥摔入模子中，用钢丝将多余的窑泥割除。然后再在表面撒上稻草灰。下一步则是将木模子四周打开，将其倒放在一块很薄的木板上。最后用木板端着将砖坯放在一边。李永瑞说，撒上稻草灰是为了不让砖坯与地面或其他砖坯粘在一起。一个小土窑每月要点火两次，不但麻烦而且产量又低，不过当时闹自然灾害，买砖的人是极少的。李永瑞说那时候单位不买砖，买砖的人在当时也是家境挺好的人家。

1963年，贺荣庆回到当时的砖陶厂。想起那时候，贺荣庆一脸的笑意。接到调令时，贺荣庆其实被借调到宁波砖瓦一厂才没多久。那时，他正被厂里派到萧山学习。一个紧急电报发到萧山，让他赶紧回柴桥报到。贺荣庆14岁就在砖瓦厂做工，那时是在一家私营窑厂上班。1963年，他已34岁，岗位是烧窑。这在当时来说已是一位老技术员，因此刘平厂长极力要让他回柴桥。“你不知道啊，其实这份调令已经下来半个月了，是当时宁波厂里的领导压住了不让我走，最后宁波市分管砖瓦厂的部门领导亲自去说了，才放人的。”贺荣庆笑着说。

直到现在，贺荣庆还记得回到厂里的情景。“从车上跳下来，一看，这砖瓦厂简陋得不得了。”贺荣庆说。全厂职工就只有16个人，还包括领导在内。而周维云刚进厂时，恰逢当时的出纳生孩子去了，因此他先顶替了出纳的位子，后来才调去供销科。他说，当时砖瓦厂里就只有一间小平房，办公室里就两张桌子。因为要重振砖瓦厂，当时就新招了员工。有些员工的家离厂挺远，来回就成了问题。厂里的科室也日渐完善，建楼房迫在眉睫。1964年年底，新楼房建起来了。楼房分上下两层，各八间。上面的房间作为员工宿舍，下面几间就作为办公室及仓库。

1964年，砖陶厂自费买了一台制砖机。摆脱了传统的手工制作，砖块的质量提升了。1965年，砖陶厂形势开始好转。那年，柴桥、白峰、河头、高村等地的50多名学生进砖陶厂半工半读，学生年纪大多在20岁左右。半天生产、半天读书，一个月下来每个学生也能赚十元钱。图为李永瑞（左）和黄汉宁（右）在柴桥砖陶厂曾经的大门前的合影。大门早已被拆除，左侧的建筑曾是砖陶厂的宿舍楼（记者 孙红军/摄）图为李友娣退休时拍摄的纪念照，背景中的高塔为水塔（记者 杨潘红/翻拍）

虽然质量提升了，但砖陶厂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全厂生产只靠小土窑，产量上不去。因此，砖陶厂就向生产指挥处汇报，希望能获批建轮窑，而建轮窑的费用要好几万元，厂里自费实在困难。贺荣庆还记得当时指挥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当下就问，轮窑建起来了，那么柴桥是否有足够的窑泥？在那个时期，窑泥对砖陶厂来说是并不缺的。当下打了包票，说够的。后来，在县里支持下，柴桥砖陶厂建起轮窑，技术装备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黄汉宁1970年时已在砖陶厂上班，他说新建起的轮窑，有个40多米高的烟囱，建成后砖块的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一天就有七八万块砖的产量。

最初砖陶厂所用窑泥的来源地主要是同盟村。只有符合要求的泥土才能做窑泥。曾在砖陶厂做了34年的老员工沃连田对此很是了解。他说浮土、杂草、杂石不要，浮土就是指最上面那层泥土，最好的是黑中带黄的泥。同盟村当时土地高低不平，村里要将土地平整，就把多出来的泥土卖给砖陶厂。一开始搬运泥土是用手拉车，一车车拉到砖陶厂。时间久了，同盟村的窑泥越来越少。因此，砖陶厂就将采购范围扩大。沃家村、东山门村、红光村、钟灵村、穿山村都包括在内。据黄汉宁回忆，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窑泥采购范围的越来越广，厂里开始用拖拉机搬运窑泥。此外，还有一种方式是船运，走的自然是芦江。砖陶厂摆放窑泥的位置，就是现在环镇北路与329国道交叉口东南角汽修厂的所在地。这地方的东侧正好有一条小河，通向芦江。而这条小河，据黄汉宁说还是砖陶厂的员工们趁淡季时自己挖的，就是为了运输窑泥。砖陶厂有三四十条水泥船，分三种规模，承载量分别为2吨、3吨、5吨，后期都用5吨的船。相比于已显落后的手拉车，或是拖拉机，船在运载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窑泥船运的方式又有了创新。最开始船运时，先人工将窑泥一担担地挑到船上，倒入船舱，到了砖陶厂这边靠岸，再由人工将窑泥挑进厂里。这么做不仅费时间，而且非常累。后来，厂里就自己设计了“铁皮箱”。“铁皮箱”形状类似于现在的集装箱，但与集装箱不同的是，“铁皮箱”上部是开放式的。此外，最有创意的地方，就是在“铁皮箱”上部四个角上装上了四个铁圈。“铁皮箱”大小则是按照船舱的大小决定，砖陶厂自行设计好“铁皮箱”，再拿着设计图纸到外面去请人做。李永瑞笑着说，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一个小设计，成品出来后它给窑泥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当时，砖陶厂有一台吊机，等运输船一到，吊机就直接开到芦江岸边，将“铁皮箱”吊上岸。“铁皮箱”的一个侧面是可以活动的，吊机勾住“铁皮箱”上两个点，再将活动的侧面打开，“长臂”一拎，很轻松地就将里面的陶泥卸在存放场地，省时省力又省心。

砖陶厂的员工从16人，发展到最盛时的400多人，最缺人的时候得跑到余姚、上虞、新昌，甚至是四川去招工；最辛苦的工作是进出窑，热得像是在蒸桑拿

说到人工挑运，就不得不说说砖陶厂的员工。前面提到早在1963年时，砖瓦厂一共也才16个员工，但随着砖陶厂的发展，最多时全厂员工有四百多人。不过这中间又有正式工、临时工与外包工的区别。黄汉宁说，1970年全厂正式工只有17人，其余是非正式的。到1971年，有71名转成了正式工。后来又陆陆续续有人转正。李永瑞告诉记者，大约在1973年前后，全厂正式工达到了146人，其余工人多达两百多人。

运输窑泥的工作，就是由外包工做的。从地里挑泥、装上运输船、挑到砖陶厂，这都是外包工的任务。当时全厂大概有三四十条水泥船，每条船上配备不多于两个外包工。有的是一个人干活，有的是夫妻搭档、父子搭档。一船泥最少的也要装2吨。单靠一两个人人工挑满，十分费时费力。夫妻档的，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挑泥，到了船上则由男的掌舵。这算工钱的方式，也颇有“新意”。外包工都是算计件工资。像运输窑泥的，从地里挑泥到最后装到砖瓦厂，算一船。等到了厂里，他们就能领到一条类似书签样的竹片，一条竹片代表一工。月底一到，他们就拿着所有的竹片去算工钱。当然，等船到岸后，砖陶厂也会派人检查，以防外包工的工作有水分，通常都是看船上是否装满的，如果明显不满一船，则要开回去再装。李永瑞说，你别看运泥这么辛苦，但是愿意做这份工作的人也是有的。以前“求职者”会自动问他：“我到你们厂来运泥，好不好？”通常他都一口答应。

还有一种活，主要靠的也是外包工，就是出窑。何为出窑？其实就是将砖块成品从窑里运出来，在存放的场地上摆好，这一动作他们称之为“码砖”。每次以200块砖为一个单位，码成一堆。码砖也采取计件工资的方式，待月底时进行计算。运输窑泥靠的是力气，但是码砖除了靠力气，还得靠对高温的耐受力。窑里面非常热，刚出窑的砖块，更是烫得拿不上手，手一碰到就会烫伤。因此，出窑的人一般手上都会带一双用破轮胎制成的“手套”。为了减轻出窑的辛苦，工人们也摸到了一点门道，就是错峰出窑。错峰出窑并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错峰，而是指人与时间的错峰。这里就得提一下轮窑的工作情况。轮窑是一种连续式窑炉，内有一个环形窑道，正常焙烧的轮窑，可分成预热带、烧成带、冷却带。砖坯码入轮窑后不移动，而预热带、烧成带、冷却带随着连续不断的装坯、焙烧、出窑作业，则沿着环形窑道移动。出窑的人就根据出窑时间，来错开一天当中的高温期。李永瑞说一整天基本上只有四到五个小时是出窑的，出窑工人一般会在早上6点到8点，或下午4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出窑。当然，出窑时间也得与烧窑的工人做好协调。如此一来，至少在外面码砖的时候，不用受高温的煎熬。图为砖陶厂供销科老职工李友娣1996年退休时在晒砖场拍摄的纪念照（记者 杨潘红/翻拍）

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有不少本地人争着要到砖陶厂上班；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本地人的积极性逐渐降低；到80年代初，本地劳动力变得非常紧缺。回想起原因，黄汉宁说，可能与当时农村里分田到户有关。当时，黄汉宁与同事就跑到上虞、余姚、新昌等地招工。那时候为了招工饭也没地方吃，觉也没地方睡。黄汉宁说，如果是去城区，大多数的人条件也不差，至少不到要离家打工的地步，招到工的可能性自然不高。因此，他们就尽往穷乡僻壤走，往往是到山村里去。他还记得在1981年或1982年，他和一位同事去上虞一个山村里招工，到了午饭时间，两个人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小饭店。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最终还是在一位好心的村民家“蹭”的饭。

还有一次招工，黄汉宁也记得挺清楚，时间是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砖陶厂食堂的桌子还是水泥板架的。有一天，黄汉宁发现水泥板上躺着一个小伙子，整个人蜷缩成一团。黄汉宁上前一看，发现他全身发烫，就让其赶紧上穿山卫生所看病。结果小伙子回答说自己身上已经身无分文了，没钱看病。黄汉宁当下就说了先借钱给他。当时砖陶厂已经很缺人手，黄汉宁就问他病好后愿不愿意在砖陶厂工作，就干出窑，码一堆两毛钱。看病的钱从以后的工资里扣。小伙子立马就答应了。后来黄汉宁还让他住进了砖陶厂的职工宿舍，让他在食堂吃饭，拿衣服给他穿。有了住所、工作，一个月后，小伙子就将所有欠账还清了。对于黄汉宁的帮助他充满了感激。小伙子是四川高县人。年底了，黄汉宁就问他愿不愿意从老家叫几个人来上班。小伙子满口答应。等过完年，他真的带回了四五个老乡，都挺能干。后来，这几个老乡又叫来了二三十名老乡一起工作。砖陶厂也有一位俞姓的员工，为招工跑了好几次四川高县。

砖陶厂最辛苦的工作，除了出窑，还有一种则是装窑。装窑就是指将砖块的半成品，即砖坯在窑里码好。沃连田装窑装了13年。回想起那段时光，沃连田说：“非常辛苦。”装窑要装四排，一排共有2000块砖，高度为20块砖。摆砖过程中要反复下腰、起身。而据沃连田回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装一万多块砖。装窑不像其他工种，它的工作时间、地点，全部在窑里。轮窑是一年点一次火，除了春节灭火一次，终年都在运作。可想而知，窑里的温度有多高。在窑门口，有一个排风机，整日转个不停，即使如此，还是热得像是蒸桑拿一样。沃连田说干活时，一年四季都一样，就穿个大裤衩，一双解放鞋。就这样，在天气冷时也是满身的汗水，更别说夏季了。汗水一流，沃连田整个人就黑不溜秋了，活脱脱地像个黑人。解放鞋的鞋底是塑胶做的，热气一熏就更热了。脱下鞋子一倒，出来的全是黑色的汗水。温度高的时候，手上的汗毛都被熏得打起了卷。装窑采取的是两班倒的方式，一班最起码得干六个小时，最长十多个小时都有过。“柴桥出品，质量上乘”，制砖靠的是经验、是设备，柴桥砖块的质量曾连续三年在宁波、舟山地区排第一。不管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年代，买砖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四壁平行、六面光滑、八个角、十二条棱。”说到做砖，沃连田脱口说出这句话。长24公分、宽11.5公分、厚5.3公分，沃连田说这是国家出台的砖块的部颁标准。一块砖头的制成，需要经过十多道工序。窑泥先要经过双滚双带（带即输送带、滚即对滚）才到制砖机前，前几道工序是为了去除窑泥中的石块，搭配好窑泥中煤渣的比例，调节好窑泥水分的多少。制砖机的原理与年糕机差不多，经此之后，原本一团的窑泥便变成一条长长的泥条。沃连田说长度有一米多。经过制砖机后，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切台机，最后出来的就是呈块状的砖坯了。一块砖中含五两煤渣，是窑泥与煤渣最好的比例。煤渣加多了，窑泥就缺少可塑性。整个制砖过程中，除了加煤渣，还要加水。而这加水的分量，全靠工人的经验。一般来说，对滚中窑泥成块状了，就意味着要加水，至于加的量，靠人控制。如果窑泥中含有石子，一旦到了切台机前，不仅切台机的钢丝会断掉，切出来的砖块也是变形的。所以一开始，对窑泥的要求就是很高的。十多道工序，每一关都有一个人把守。砖坯还要经过风干。晒砖对天气也是有要求的，不能放在太阳下暴晒，更不能在雨中淋。暴晒砖坯会开裂，淋雨砖坯会变形。砖陶厂并没有专为晒砖而搭建的棚屋。李永瑞告诉记者，砖坯最下面，都垫着一层成品砖。砖陶厂晒砖时，就用稻草编成的草扇盖在砖坯上，四周则用塑料遮雨布。这样既能避过烈日，又能躲过雨袭。这稻草都是从村民家中买来的，工人们趁着生产淡季编制草扇。一般情况下，晒砖需要十天左右，如果碰上坏天气，时间会更长。为了在阴雨天、梅雨季节晒砖，砖陶厂还建有烘房。现年65岁的周永祥曾是烘房班的班长。他告诉记者，烘房与轮窑是连着的，通过一个机器，将轮窑中的热气抽到烘房中。烘房有几条烘道，各长约50米，一天下来，烘房能烘两万多块砖。图为山顶上还残留着柴桥砖陶厂一号龙窑的部分烟囱（记者孙红军/摄）

砖陶厂以制砖为主，也生产瓦片。土窑时期，生产的是土瓦。建轮窑后，生产的则是平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洋瓦。平瓦长33公分、宽20公分、厚2公分。生产瓦片对原料的要求比砖块更高。因为，窑泥中一旦有杂质，生产出来的瓦片就会漏水。制瓦片有特定的模板，瓦坯要先在屋子里阴干，阴干后再到室外风干，最后进行烧制。

计划经济时期，砖陶厂的砖块或瓦片大多是要上交给镇海县物资局的，厂里并没有自主买卖权。所谓的上交并不是指将砖瓦成品运输至物资局，而是将产量上报至物资局。一般而言，超过90%的产量是要经物资局调配的，剩余的砖陶厂可以机动处理。只有一种情况下，村民是可以直接买砖的，那就是做墓地。如果家中有丧事，可以到村里打证明，凭证明条到砖陶厂买砖。一张证明条可以买350块砖。大多情况下，生产队或村民个人要用砖，要先到县物资局申请，拿着审批单在县物资局付款，付款后凭提货单到砖瓦厂领砖。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砖陶厂自主权扩大，砖瓦买卖自由了。由于受天气影响，砖陶厂一年中只有近十个月是正常生产的。最忙的月份是7月、8月和9月，因为天气好，产量高。最闲的是12月到次年3月。正常情况下，砖陶厂一个月产量在150万块左右。单看产量，也许会觉得砖陶厂一年的利润会很高，其实，砖陶厂靠的是薄利多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块砖的价钱是三分三厘五，后来砖块价钱提升，不过据李永瑞回忆，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价钱最高也就是两毛六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砖瓦的价格是由县里直接定的，砖陶厂没有定价权。到计划经济后期，原料成本、用工成本均上涨，可砖瓦价格还是只能依照县里定价来。市场经济时期，价钱能做主了，但还有出厂价、零售价、批发价的区别。李永瑞说，大概在1975年、1976年时，砖陶厂一直都是亏损状态，直到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因此砖陶厂还获过“宁波地区扭亏为盈奖”。

上世纪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年富起来的村民们争先恐后地翻建两层楼高的砖瓦房。买砖的人更加多了，砖瓦迎来了更为紧俏的时期。天还没亮，砖陶厂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买砖的大多是大碶、柴桥、霞浦、白峰、郭巨的村民。计划经济时期买卖受限，市场经济时期买砖人增多，所以买砖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李永瑞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柴桥岭下村被镇海县指定，要统一规划造房，可想而知砖瓦的需求量非常大。那时岭下村还专门派遣了一个人在砖陶厂“坐镇”，就是为了能“抢”到砖。

砖瓦这么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柴桥出品，质量上乘”。李永瑞跟记者总结了砖陶厂“制胜”的关键。一是砖陶厂的制砖机是从上海购买的，压力大，压制出来的砖块硬度强。二是砖块中掺入的煤渣比例合理。当时化肥厂、发电厂等工厂都当垃圾的煤渣，砖陶厂却视其为宝。李永瑞笑着说，最开始时，别的厂都把不要的煤渣送给砖陶厂，后来看到砖陶厂这么需要煤渣，就改送为卖。三是烧窑工人的技术非常到家。曾经有连续三年，柴桥砖瓦都被评为宁波、舟山地区质量最好的产品。此外，贺荣庆透露，每年县工业局都要对砖陶厂进行考核，考核包含六大指标：品种、产量、质量、成本、消耗和利润。

砖陶厂生产靠的是煤、窑泥，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延，这些制砖必不可少的原料越来越缺，尤其是窑泥，质量越来越差。到上世纪90年代，柴桥砖陶厂不管是从生产技术而言，还是就生产能力造成的后果来说，都已属于落后产能，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当然，砖陶厂也曾做过努力，因为买砖还是大有人在的。砖陶厂曾尝试生产国家所提倡的空心砖，因为不管是窑泥还是煤，用量都要比做红砖少。可李永瑞告诉记者，刚开始时，村民觉得空心砖不安全就不愿意买，而且水泥工用惯了九五砖，再者就是房屋设计人员在设计上由于砖块的不同也要有所变动。所以，空心砖并不是那么受欢迎。此外，上世纪80年代，其他的砖瓦厂也陆续开起来了，上阳、小港、河头各两家，春晓、霞浦、新碶、郭巨各一家，柴桥砖陶厂还为这些厂做过技术指导，慢慢地客源也就分散了。

柴桥砖陶厂关闭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新329国道建设，砖陶厂硬生生被隔断成两部分，南北两个厂区隔着六十多米宽的国道相望。就在现在公交759—2路车万景山路站站牌的下面，曾经还有一个地道，砖陶厂的员工借此来回于两边。此外，砖陶厂的轮窑也因此被推倒了，后来在国道以北、柴狮线以东，新建了一个小轮窑，当时砖陶厂只剩下四十多人继续生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砖陶厂改制，变成了大港建材有限公司。全公司只剩下二十多名员工。到2009年，砖陶厂早已“名存实亡”，这年，大港建材有限公司吊销工商执照，曾经红极一时的柴桥砖陶厂彻底成为历史。（2012年12月17日2版、7版）

从小作坊到“明星企业”——探秘柴桥玻璃厂

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柴桥镇办企业，稍微上点年纪的柴桥人都能报出一大串厂名：柴桥蜡制品厂、柴桥塑料厂、柴桥化工厂、柴桥玻璃厂、柴桥纸制品厂、柴桥胶木厂……虽然这一家家企业建厂的时间有长有短，生产的产品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它们都见证了当时柴桥工业经济的辉煌，见证了那段艰辛奋斗的岁月。

其中，柴桥玻璃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企业。从1969年建厂，到2001年正式关闭，柴桥玻璃厂足足走过了32年的光阴。它曾是柴桥镇最大的镇办企业之一，拥有员工四五百人；它那高高耸起的42米长烟囱以及那烟囱外壁上硕大的“柴桥玻璃厂”五个大字，也一度俨然是柴桥的“地标”；几十年来，它生产出的玻璃制品数不胜数，安瓿瓶、化学仪器、汽水瓶、牛奶瓶、金鱼缸、保温杯……几乎凡是能与玻璃沾边的都不在话下，而当时由它生产的“小热水瓶”也曾远销西欧。

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连日来，记者穿梭于柴桥的街巷里弄与大小村落，几经辗转寻找当年在柴桥玻璃厂工作过的老厂长、老员工，试图从他们的追忆中，为大家还原那段艰难而又充满激情的建厂岁月，跟着他们的思绪重温玻璃厂的起起落落。

1969年10月，在原穿山公社综合厂的基础上，柴桥办起了玻璃厂，从制作安瓿瓶起家，而那时的厂名还是叫“柴桥塑料玻璃厂”

柴桥有座著名的桥，名叫石栏桥，位置就在329国道与环镇北路交叉口以北。玻璃厂最初的厂址就在石栏桥的北面，当然那时的厂名还不是叫柴桥玻璃厂。由于建厂时的第一任厂党支部书记林洪耀已经过世，记者几经辗转又幸运地找到了之后的一任厂党支部书记曹福兴。今年74岁的曹福兴可以说是玻璃厂的“元老”，他从1970年前后进厂，在玻璃厂一待就是10多年。图为柴桥玻璃厂位于栅栏门口一带的厂房，从照片上依稀还能看到当时厂的模样，有部分厂房目前已出租给别的企业（记者 孙红军/摄）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9年5月28日柴桥解放，随即建立柴桥、穿山两乡。1950年改变建制，下设柴桥镇、穿山乡、镇东乡、山门乡、洪岙乡等五个乡镇。1956年又并五个乡镇为柴桥镇和穿山乡。1958年划归宁波市，称柴桥人民公社。1962年6月，又复并为柴桥镇和穿山人民公社。1970年4月，穿山人民公社并入柴桥镇，并称柴桥镇人民公社。“玻璃厂的前身就是穿山人民公社里的一个综合厂。”曹福兴告诉记者，当时的综合厂称得上是一个“大杂烩”，里面有木匠、泥水工，还有就是刚成立不久只有10来个人的一个玻璃作坊。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当时的公社领导决定要将这个玻璃作坊划分出来，单独设立一个玻璃厂。

没有隆重的建厂仪式，没有机器，员工还是那10来个人，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只能“蜗居”在原来综合厂的一个小屋子里，1969年10月，“柴桥塑料玻璃厂”就这么成立了。这家玻璃厂要做什么产品，要怎么发展，成为摆在厂领导和职工们面前最大的难题。“刚开始厂里条件差，又没技术，我们也不会做什么精致的玻璃产品，做的就是简单的安瓿瓶。”曹福兴口中的“安瓿瓶”其实就是我们在医院里时常都能见到的那种装注射制剂的小瓶子，它也曾用于一些口服液的包装，不过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开启时比较困难，而且又容易产生事故，现在已不多见了。

安瓿瓶虽然不难做，但对一些毫无经验的员工来说，也需要有师傅的指导。此时家住柴桥东山门村的“阿达师傅”就成了不二人选。阿达师傅名叫李根达，今年刚过72岁，他是最后一批离开玻璃厂的员工。按他的话说，几十年的时光都献给了玻璃厂，现在就连晚上做梦，那过去的一个个工作场景都是活灵活现的。在1969年进厂之前，阿达师傅曾在江苏常州玻璃厂做过四年工，1962年下放才回了柴桥老家。“当时做安瓿瓶全是工人手工制作，制作的工具就是一个简单的皮老虎和灯头。”阿达师傅回忆说，当时制作安瓿瓶的原料——玻璃管都是从上海玻璃厂买过来的，安瓿瓶容量有大有小，玻璃管子的粗细也不同。在阿达师傅的描述下，记者大概了解了当时的制作过程，皮老虎其实就是一种挤压工具，上面经管子连接着火油灯头，工人先用脚不停地踩踏，通过挤压而产生的气流左右着灯头火苗的大小。“这种火苗的温度一点也不低，差不多有1000来度，工人一边踩皮老虎，一边双手拿着玻璃管，不停地旋转，利用火苗的温度将玻璃管拉细烫开，然后再将两头烘底。”阿达师傅说，因为制作并不复杂，当时一个工人平均每天都能做上两三千个。

这样做好的安瓿瓶还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就是退火。记者百度了解到，所谓的“退火”就是一种金属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目的是降低硬度，消除残余应力。“任何玻璃制品都要经过退火，不然很容易就会爆裂。”阿达师傅说，那时的玻璃厂条件比较落后，甚至还没有自己的退火炉，要退火就得到附近的霞浦玻璃厂借用。

据曹福兴回忆，霞浦玻璃厂比柴桥玻璃厂建厂还要早几年，当时他们厂里在做的产品主要也是安瓿瓶，不过与柴桥玻璃厂后来得到发展慢慢壮大不同，霞浦玻璃厂的规模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就淘汰了。“当时退火，那个不容易啊，冰天雪地去霞浦，冻得脚都坏了。”今年76岁的庄金兰是厂里的第一批员工，还是穿山公社综合厂的时候就已经在了，后来她在柴桥玻璃厂也一直干到了1989年退休。庄金兰告诉记者，她那时在厂里的本职工作是会计，不过由于厂里工人少，制作安瓿瓶的每一个步骤她也都要学。“我们要借用别人的退火炉，肯定要等别人用好以后才能用，有时下午一两点过去，一等就是到四五点，等退完火回来天都擦擦黑了。”庄金兰一直记得建厂那年的冬天，北仑下了一场不小的雪，她们几个工人拉着安瓿瓶去霞浦玻璃厂里退火，因为等待时间太长，再加上来回走路，双脚一直踩在雪里，差点冻得没了感觉，“回来一看那脚都是青紫青紫的。”

无论是对普通工人，还是对曹福兴来说，刚建厂的那段岁月都是难熬的。曹福兴告诉记者，刚建厂那几个月，厂里没有固定的订单来源，安瓿瓶的订单都是今天去那个药厂“讨”点业务做，明天再去别的药厂“讨”点，可以说是吃饱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又在哪里。而做安瓿瓶的利润又不高，起初厂里的资金也一直捉襟见肘。所幸的是，经过努力积少成多，这样的状况在一年后终于有了改善。

1972年，玻璃厂迎来第一个发展转机，正式搬离了原址，厂名也变更为“柴桥玻璃仪器厂”，在主做安瓿瓶的同时，尝试做起简单的玻璃仪器

经过几年的发展，玻璃厂开始逐渐走上了正轨，随着订单量的增多，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招聘职工。到了1972年，整个柴桥塑料玻璃厂已经有职工三四十人。石栏桥旁边那个小小的屋子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局促。1972年，玻璃厂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转机——搬迁，搬到了当时柴桥老百姓口中的“二食堂”，也就是现在的“柴桥”与“薪桥”之间那段芦江河的南岸那块位置。同时，变更厂名为“柴桥玻璃仪器厂”，除了继续做安瓿瓶外，他们也尝试做起了玻璃仪器。

要做新的玻璃产品，技术必须要跟上。那一年，阿达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先后到了上海玻璃仪器厂和上海玻璃仪器二厂学习制作技术——阿达师傅和其中一个徒弟先去，另一个徒弟后去。而今年57岁的陈志祥就是后来去的那个徒弟。陈志祥1972年进厂，一直工作到1992年离开。后来他在柴桥工业园区经营了一家保温容器厂，算是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现在这家厂子的发展也很不错。陈志祥告诉记者，1972年，他刚刚初中毕业，分配到了玻璃厂。当时，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6个学生。“算上我在内，其中有五个人被分到玻璃车间，主要做的就是安瓿瓶。”从对玻璃制品的一窍不通，慢慢地跟着厂里的老师傅一步步学，半年后，陈志祥他们已经能独立制作安瓿瓶了。

厂里要发展玻璃仪器，曹福兴想到要培养一些年轻有技术的工人。就这样，陈志祥幸运地被派去上海学习。“阿达师傅和另外一个徒弟去一厂学习怎么制作玻璃仪器，我就在二厂学习刻度，就是像温度计上的那种刻线。”关于那段学习的经历，现在想来，陈志祥并没有多深的记忆，他告诉记者，那会儿自己太年轻了，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年纪，每天也没什么心思，师傅叫你干吗就干吗，“只是觉得上海真大啊，人家的厂子也漂亮，一个个车间整整齐齐的。”而阿达师傅告诉记者，玻璃仪器的种类很多，不过当时他们学习制作的玻璃仪器还是最简单的那种，制作的东西也都很小，就是我们现在在化学实验室经常能见到的，像蛇形管、吸管、冷热管等。

在上海学习了近一年后，阿达师傅他们回到了柴桥玻璃仪器厂。由于玻璃仪器制作的技艺与安瓿瓶相比，精密了不少，当时厂里还专门购买了空压机，来代替原先使用的皮老虎，以提高工作效率。不过曹福兴告诉记者，从当时整个厂的产品比例来看，安瓿瓶还是占到了绝对多数，玻璃仪器的产量其实并不大，“而且当时厂里制作的安瓿瓶也已经有了固定的客源，除了宁波本地药厂，也开始销售到丽水、台州等地。”

发展到1974年左右，柴桥玻璃仪器厂的年产值已经达到五六十万元，职工也有七八十人。这时候，摆在曹福兴面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维持厂子的基本运作，而是如何将这家企业办得更大更好。他告诉记者，玻璃厂作为一家镇办企业，要想得到真正的发展，仅靠之前的“小打小闹”是肯定不行的，“1970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农村应利用本地资源，多兴办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小工厂，在当时看来，镇办企业的明天肯定会更好。”

如何才算是真正的发展？曹福兴和当时的几位厂领导一商量，一致认为必须打炉子。“这炉子好比就是一只母鸡，有母鸡才能下蛋，有了炉子才能真正制作玻璃，一个玻璃厂没有炉子怎么能算玻璃厂呢。”

于是，曹福兴再一次想到了搬迁。“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在二食堂的厂房面积不够大，周围都是民居，厂子要发展下去根本扩大不了，别说打炉子的地方没有，就连堆放原材料的仓库面积都不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厂子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很容易起火，再加上厂里放着很多办食堂时留下的木桌子，实在太不安全，很多工人的位置旁边就放着灭火器。”

从1975年开始，玻璃厂又一次开始了征地搬迁，打炉子、造烟囱，并再次改名为“柴桥玻璃厂”，而这次搬迁也成为玻璃厂发展壮大的又一个契机

从1975年开始，在柴桥镇公社的支持下，玻璃厂征用8亩土地，开始了整体搬迁，从原先的“二食堂”搬到了栅栏门口一带，也就是老街与环镇南路交界处一侧。1976年，厂里也开始打起炉子，造起烟囱。而当时这个对厂里来说是一项颇大的工程。曹福兴告诉记者，光炉子和烟囱就足足造了一年左右，北仑没有会打这种玻璃厂炉子的师傅，就专门去上海请，请来的老师傅一步步地教，工人们就一步步地做。阿达师傅是当时厂里参与打炉子的工人之一。直到现在，炉子的模样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刚开始厂里打的炉子是一个方炉，也叫作池炉，面积大概有8平方米，高1米左右，打炉子的原料用的都是那种专用的黏土耐火砖，靠人工一块块地叠上去，从炉子打起到完全建好，起码要几个月的时间。”阿达师傅告诉记者，玻璃厂的炉子一旦开始运作，就不能够停止，必须24小时保持炉子的温度，所以哪怕是春节，厂里烧炉子的工人也不能休息，不然炉子里面的玻璃水就会凝固，不能再用了。而一般一个炉子的寿命是4年左右，保养好的话可以延长至5年。阿达师傅说，制作玻璃的原材料很多，像有硅酸、白云石、石英砂、废玻璃，甚至还有砒霜，品种足足有近20种，而且都有一定的比例要求。这一种种的原材料全都要加进炉子里，通过高温将其熔化，变成黏稠的玻璃水，而这也是制作各种玻璃制品的材料。“以盛放量来计算，1立方米的炉子大约可装2吨多的玻璃水，起初玻璃厂打的那个8立方米的方炉就能装17吨左右。”阿达师傅说，打好的炉子都是密封的，只在四周留了三个口子用于取料，而烧制时的炉内温度一般可以达到1400℃，就算是炉子旁边的温度也有50℃~60℃。图为阿达师傅保存的当年由柴桥玻璃厂生产出来的保温杯，杯上还印有“北仑玻璃厂”的字样（记者 孙红军／摄）

在打炉子的同时，厂里也开始造起烟囱，这也是玻璃厂必不可缺的。而至今都让柴桥玻璃厂的员工们引以为傲的是，当时玻璃厂造的烟囱比柴桥砖陶厂都要高，从底部算起足足有42米，以至于当时不少人来柴桥，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庞然大物，然后恍然大悟，“这一定是玻璃厂了。”阿达师傅告诉记者，玻璃厂的烟囱之所以要造那么高，一是实际需求，因为厂周围都是民居，烟囱如果造得不够高，排出来的烟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二是未雨绸缪，“烟囱造得高的话，就算以后玻璃厂还要造炉子，两个炉子就能共用一根烟囱了。”

造好的炉子还要经过试炉这一环节，这也是验证炉子可不可用的关键一步。据阿达师傅回忆说，厂里试炉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试炉的时候，厂里特意从上海请了两个烧火的‘老师傅’，原以为是‘老师傅’肯定就没问题了，没想到请的这两位老师傅也是外行啊，差点没把炉子给烧塌了。”至今想起当时的场面，阿达师傅还是心有余悸，“那会儿从点火开始，炉子慢慢地已经烧到了900℃，正当大家觉得没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炉子的顶部竟然出现了膨胀，没一会儿在这膨胀的中心就出现了一个小口子，炉子里的火苗直接就从里面蹿了出来，而且这个火苗的势头还不小，一下子炉顶就烟雾腾腾了。”阿达师傅说，看到这个情景，大家都吓了一跳，赶紧让烧火师傅把炉内温度降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这膨胀的地方才慢慢退了下去。图为当时由柴桥玻璃厂制作的保温杯瓶胆（记者 孙红军／摄）

经过这一惊险的一幕，两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也吓得没了魂，厂里几位领导一合计，“不行，一定要换烧火师傅”，于是又赶紧从宁波玻璃厂请了老师傅来。“这宁波的老师傅就比较有经验了，第一次试炉就成功了。”阿达师傅说，他们后来才知道，造成第一次火苗乱窜的主要原因是烧炉的时候没有在密封的环境里，四周都是通风的，炉内的温度一下子升得太快了。虽然惊险了一把，不过在玻璃厂那时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中，这也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1977年前后，玻璃厂开始扩大招工，职工增加到一两百人，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厂里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去外地学习

厂子扩大了，职工数量自然也要跟上。于是，在1977年、1978年前后玻璃厂开始扩大招工，柴桥周边新的一批年轻人进入玻璃厂工作。曹福兴告诉记者，在那个时候，能够进入玻璃厂工作也是件挺自豪的事，虽然算不上是金饭碗，但至少在当时柴桥镇的镇办企业里，玻璃厂还是排得上号的，“当时为了进玻璃厂，有多少人托关系、找门路，正式工干不了，干合同工也行啊。”

今年68岁的沃光明那会儿就正巧赶上了这个机会。沃光明是柴桥沃家村人，在进玻璃厂之前他一直在柴桥手拉车运输队工作。1977年，手拉车运输队正式解散了。当时运输队的工人有一部分被调到柴桥塑料厂，而沃光明和其他另一部分工人则被调到了玻璃厂。“我进来那会儿玻璃厂已经改名了，从原先的柴桥玻璃仪器厂，正式改为柴桥玻璃厂，后来这五个大字就直接印在42米长的烟囱上，醒目得不得了。”沃光明从1977年正式进厂，在玻璃厂一干也是10多年，他也是后来玻璃厂的技术骨干之一。

沃光明告诉记者，他进厂那会儿，正赶上厂子发展的关键时候，厂里招了许多学徒，由于他当时已经30出头了，也有工作经验，厂里还特别让他当了班组长，带着一帮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我记得刚进厂的时候，镇公社正在组织开挖芦江河，造水泥路，当时每个单位都要出一定的劳动力，去做义务工，而且实行包干负责，比如规定你这个单位今天要负责开挖几米，你那个单位要负责多少长度。”讲起那段经历，沃光明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就好比是那个山大王，在前面大喊一声‘去，挖河去’，然后后面一帮小喽啰就一拥而上了。”

不过，在沃光明他们奋力挖河造路的同时，这边曹福兴已经开始到处联系上海、江苏等地的玻璃厂，有谁的亲戚是在玻璃厂工作的，托个关系搭个桥，他寻思着要组织工人去学习玻璃制作技术。“炉子、烟囱造好是第一步，关键的还是要出产品，不然在那儿不成摆设了，这肯定还是得要技术，外地老师傅要请，但更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曹福兴说道。

就这样，在做了一段时间义务工后，沃光明带着13个年轻学徒工去了江苏省徐州市玻璃厂学习玻璃制作技术。“当时徐州玻璃厂正在制作眼药水瓶和药瓶。现在这些眼药水瓶、药瓶都是塑料的，当时都是玻璃做的，而且它们的规格也不一样，一般的有50cc的，60cc的，大的还要大两三倍，小的也更小。”沃光明说，他们一直在徐州玻璃厂学习了6个月，这半年真可以称得上是“卧薪尝胆”。“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天天打地铺，睡草堆，我们从家里带去的一条条崭新的被子，全都被稻草磨破了，原本干干净净的被套，回来都不成样子了，都一块块乌漆墨黑的。沃光明告诉记者，他们在徐州玻璃厂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从拉玻璃管子、吹泡到烘底、退火等等，都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学习了解。

6个月后，沃光明他们回到了柴桥。不过仅仅休整一个月后，他又被派到上海玻璃仪器二厂学习了半年，这次他带去的学徒也增加到15人。“上海的这个玻璃厂可比徐州玻璃厂大多了，他们当时厂里做的都是各种玻璃器具，像那种日光灯灯管，一排排的成品摆在那，别提多壮观了。还有那种很大的蒸馏水瓶，一个就有20多斤重。”沃光明说，这次他带去的学徒中，还专门增加了两个专门学习制作玻璃原材料配方和烧火的。“我当时带了几个人专门又去学习吹泡。吹泡可是个技术活，除了全是手工操作，吹的气息的大小也很有讲究，你不能吹得太慢，不然玻璃水就要硬化了，但也不能吹得过快，不然一下子就吹得太大了，也不符合尺寸要求。单单这个技术，一般学徒起码要学几个月才能掌握。”沃光明说，当时厂里安排他们去学这个吹泡，也是因为已经有计划要制作保暖杯，“这个技术学着，就是为以后作准备。”

从1978年开始，柴桥玻璃厂逐渐扩大生产，最初做的就是玻璃浮球，玻璃厂的老员工说，最辛苦的工作就是拿浮球去退火，一出一进像救火一样，一不小心连头发都会烧着

炉子打好了，工人也学艺归来，如果仍按以前一样只做安瓿瓶，显然就是太“大材小用”了，玻璃厂要发展必须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订单上门了，对方要做的就是浮球。“就是水产公司养海带用的那种浮球，别看现在用的都是塑料做的，但那会儿都是玻璃制成。”曹福兴说，做浮球的工艺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对外形也没有多大要求，稍微扁点或者尺寸有点不一样，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在水上能浮着就行。“虽然浮球的制作工艺不是很复杂，但基本的玻璃制作方法还是要学会的。”谈及浮球制作，今年67岁的蔡爱华印象格外深刻。采访到蔡爱华有些偶然，当时记者正在庄金兰的家中采访，结果遇到了前来串门的她，一聊原来她们都是玻璃厂的老同事了。蔡爱华告诉记者，她是1978年12月6日进的玻璃厂，这个日子她一直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因为所在生产队的土地被征用了，被安排到了玻璃厂，那会儿别提有多开心了，玻璃厂的名气那是响当当的啊。”

蔡爱华说，她进厂后就被安排做浮球，而这一做就让她叫苦不迭。制作浮球先要吹泡，用铁管子从炉子里“挖”一点玻璃水，吹成球的模样，再封上底，这样浮球里的空气就不会跑出来，然后再去退火。“退火是真辛苦啊，我现在都不敢想。”蔡爱华说，当时浮球的退火炉是在专门的一间房子里，整个环境都是密封的，下面烧着火，只开了一个口子，做好的浮球先要一个个放进退火炉的传送带上，烧个一天左右，然后保温，慢慢地等它们冷却下来，再一个个拿出来。“我们当时一班10个人轮换地去拿，因为那里面的温度实在太高了，一个人最多拿10个就要休息一下，不然就会热得吃不消。”蔡爱华形象地称这个工作就像是救火，速度是关键，当时厂里也没有提供什么保护措施，工人们只好多戴几副手套，但作用也不大，“手套都是帆布做的，没拿一会儿，就全部被烫破了，里面烟雾腾腾，一出来鼻子上头发上全是灰，有时候一不小心，头发都会被烧着。”退完火的浮球就放在露天的仓库里，有人过来提货就直接装载运走。

就这样浮球的订单做了一段时间，销量也还不错，之后玻璃厂又陆续做过金鱼缸、汽水瓶、牛奶瓶、罐头瓶等，总之是有订单就做。

今年63岁的李素珍是第一批进厂的员工。到2000年离开，她足足在玻璃厂待了31年。她在厂里做过安瓿瓶，做过保管，也主管过技术。现在的李素珍在柴桥老街附近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记者一路问人才找到了她。谈及当年玻璃厂的状况，她记忆犹新：“做好的罐头瓶用麻袋装好，一车车运到舟山六横岛；牛奶瓶用绳子捆好，送到宁波的牛奶公司；当时我们做的汽水瓶都是直接提供给东风酒厂的。”李素珍说，发展到1979年，玻璃厂已经逐渐走上了正轨，也有了专门的车间、仓库，工人们靠着老一批带新一批，慢慢地掌握了制作技术，“当时厂里的年产值也有一两百万元了吧。”

阿达师傅告诉记者，到了1980年左右，因为厂子发展，原来的炉子无法满足需要，又重新打了一个方炉，从原先的8平方米扩大至12平方米，能装玻璃水20多吨，炉子一共开了4个口子，工人们按班组进行操作，而他也被安排着进行炉子的日常维修工作。“尤其是到了炉子使用的后期，有时候难免会出现漏了什么的，就一定要去补。在漏的地方先垫进去一块钢板，在高温下钢板不出几分钟就会粘住，然后就把修补的黏土放上去。”

煤炭是玻璃厂最重要的物资，要保证厂子正常运作，煤炭的供应绝不能断，计划经济时代，跑煤炭的供销员可不简单

制作玻璃的原料有很多，就像阿达师傅前面介绍的那样有近20种。然而与这些物资相比，还有一样显然更重要。可以说，没有它整个玻璃厂就无法运作，那就是煤。在记者采访玻璃厂的过程中，还有幸认识了一位煤炭供销员——今年73岁的王启元。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如何保证玻璃厂的煤炭供应不断，他可谓劳苦功高。

王启元是现柴桥街道芦北社区人，柴桥中学毕业后，他就在大榭工作，也在大榭工业总厂跑过两年供销。因为更倾向于回到老家工作，1980年他调到了柴桥玻璃厂。“当时厂里的煤炭非常紧张，都是到处借，最少的时候整个厂的煤炭就墙角小小的一堆。”王启元说，因为有跑供销的经验，他进厂后就被安排跑煤炭。当时的厂党支部书记曹福兴也向他下了“死命令”，必须要跑出来，一定要把这个担子扛住。

通过别人的介绍，当时玻璃厂将煤炭业务委托给宁海一位人称“煤婆”的跑煤炭好手。王启元便跟着这位“煤婆”开始了他的偷师学艺之路。“那会儿煤炭、钢铁都是按计划供给，柴桥玻璃厂只是一个小县区的小厂，根本没有煤炭指标，只能是千方百计找路子要。”在“煤婆”身边，王启元足足跟了两年多，挈包、买票、打水，干着一切跟班的活。“我当时想的就是先把她买煤的本事学会了，把她的人脉路子弄熟了。”王启元说，当时除了买煤不容易，还有就是运煤的车皮也很难批，一般从山西发出来的煤要经过北京、上海铁路局，这一层层关系都要弄熟。

1983年开始，王启元开始独立跑煤炭。于是，出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每个月几乎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外面，像到山西去一趟起码要4天，要转三四样交通工具，车票比现在农民工春运返乡还要难买，经常就是脖子上挂了硬纸板在车站向人家买退票。”王启元回忆说，就算是买到了车票也经常是无座的，所以他每次出去都随身背着一张席子，困了就在地上打个盹，有时就直接睡在人家座位底下，饿了就拿出带去的冷面包就着冷水吃。有一次正好犯了胃病，又恰好非要去北京一趟，没办法喝了一碗小米粥他又上了火车，“因为煤炭供应断不了，当时厂里的用煤量又大，一天起码要烧十五六吨，刚跑那会儿压力是真大，去参加那些煤炭会议，谁理你啊，都是处处碰壁，不理睬的白眼的，这都是跑供销避免不了的。”

不过，努力终是有回报的。过了一段时间，王启元跑煤炭也逐渐上了手。他告诉记者，煤炭的质量分很多种，对玻璃厂来说，最好的就是块煤，碎煤太小，炉子烧起来火就不够旺，温度也不够稳定。王启元依然记得，他第一次从山西运回了两车皮的块煤，足足有120吨，当时全厂职工都高兴坏了，就像看到什么稀世珍宝似的。后来，渐渐地，运往玻璃厂的煤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王启元一个月就拉来了50多个车皮，3000多吨煤，把厂里的煤厂（煤库）堆得满满当当的。运的次数多了，运煤的火车一在宁波火车站停下，大家都知道，“这肯定又是柴桥玻璃厂的”。到后来，玻璃厂的煤还能卖给其他厂，经常是王启元的车皮还没到，要煤的电话就打到了曹福兴那里。

个人跑煤炭总是“小打小闹”，王启元告诉记者，后来他跑煤炭越来越顺利，与区里、镇里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当时北仑区有一个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为了加强与山西的合作，协作办与大同矿务局签订了一份协议，我们把大米、带鱼等本地特产运到山西，然后大同矿务局再按照一定的价格比例，折算成煤炭运过来，这也算是横向的一种经济往来合作。”王启元说，有了这层合作关系，他后来去山西跑煤炭的时候“底气”也硬了不少，不再感觉是自己求着人家，而是一种平等的互利关系。

王启元跑煤炭一直干到了1997年才离开，后来他成了玻璃厂的供销副厂长。他说，当时厂里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供销科，里面从跑玻璃原材料、各种物资到产品销售、订单全都有，甚至还细分了短途中途和长途，而他们也成为玻璃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81年后，玻璃厂开始制作保温杯、小热水瓶，销售格外火爆，到了1988年前后已经发展成为产值超千万、利润超百万元的“明星企业”

厂里的老员工们告诉记者，玻璃厂建厂30多年来，做过的玻璃产品数都数不清，但其中有一件产品是必须要说的，那就是保温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保温杯里的瓶胆。阿达师傅告诉记者，厂里想到要做保温杯，是因为当时两个在上海学习玻璃制作技术的工人，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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