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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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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纪事试读：

邓小平要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题记：写这类文章，自知极不够格。因为在特区的筹划和创办过程中，我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参与其事的。但是，我对特区怀有浓厚的感情。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在广东几个特区街头徜徉的时候，那多彩多姿的大厦，鳞次栉比的厂房，络绎不绝的车流，总是催人思绪，不由得想说点什么。在上层领导者的推让下，于是斗胆提笔录下几点或许鲜为人知的往事，以志特区创建十周年。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我随广东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到汕头市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事项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在被唤醒的希望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使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汕头曾经是南部沿海享有盛名的港口城市。然而，如今映入眼帘的却是破敝的街巷，昏暗的夜晚，在待业中挣扎的人群。此情此景，令人感慨系之。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既已确定，能不能从中探索出一条路子，振兴困境积重的社会经济？像汕头这样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只是因为闭关自守才逐渐式微的港口城市，能不能在再一次对外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问题提出来了，答案很快也有了。我们设想，可以划出一块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这个现在看似寻常的思路，在当时无异于头一个“吃螃蟹”。所庆幸的是，竟得到广东省领导层的赞同，一致认为只要中央授权，实行对外开放，广东完全可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且提出，不光是在重要侨乡的汕头进行试验，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也可以进行试验。同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广东汇报了这个设想，并获首肯。于是确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授权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特区。邓小平同志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广东的报告中，对上述设想予以正式确认，同意试办“出口特区”。

被指定负责筹划特区的几位同仁，旋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包括特区的模式、目标、任务和地址选择等，都反复进行了商讨研究。大家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冲破闭关自守的桎梏才有出路，要充分利用特区这个窗口，加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二是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不宜照搬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应该从工、农、商等各个经济领域进行综合性试验；三是特区区域范围不妨划得大些，按高标准分期分批进行开发。议论之余，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给我们的特区定个更贴切的名称。10多个可供选择的名称提了出来，经过一番筛选，最后提议似可改称为“经济特区”。1980年4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采纳了这个提议。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于是，“经济特区”成了中外辞典中的一个新词汇。它的出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办的是在经济领域多方面进行改革试验的特区，不是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是吸取海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所用的经济特区，不是全盘西化的政治特区。

试办特区的初衷

兴办特区，意味着要同外部世界打交道，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知之甚少。打开大门一看，确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我们在描绘、设计经济特区的时候，根据中央意图，始终强调两点：一是向海外一切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法令、法规和政策措施学习，力争使我们的特区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二是坚持从国情、省情出发，不甘落后，奋发图强，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点贡献。基于这两点，曾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首要的一个话题是“资为社用”。这一命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查看了不少经典著作和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一条截然的界限，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管理方法来建设和发展自己。列宁著作中有一段风趣盎然的话，他说：“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列宁的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实质，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思想武器。

另一个话题，办个什么样的特区。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理所当然地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达到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目的。但如果仅止于此，未免没有抓住举办特区的根本。我们国家那么大，几块小小的特区经济再发达，出口创汇再多，但对改变整个国家穷困落后局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我们把特区的任务和作用概括为“观察、学习、试验”六个字，即通过这个“窗口”，观察外部世界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变化；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在这个基地上试验各种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基于这个设想，应该把特区办成为世界各地技术装备和科学管理的“博览会”，最富活力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培养各种有用人才的大学校，我们理解，这才是中央决定举办特区的重大意义所在。

还有一个话题，特区怎样办好。特区始创时期，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实践，讨论难以充分展开，但主要思路还是明确的。例如：市政设施作为特区的载体，规划设计要先行，并力求现代化，在做好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分期分批组织实施；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准则和惯例，简化对投资者的行政管理，逐步加强法制建设，为国际资本提供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特区是联结国际市场的枢纽，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应比内地更加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便较好地实行“接轨”；对于外来的文化，亦应采取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态度，凡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应积极地吸取、创新，凡是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潮和伤风败俗的生活方式，我们则坚决抵制。特区建设十年的事实证明，上述思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应该制订一个很有权威的法规

这是筹划特区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坚持认为，特区同国际社会打交道，不能没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法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规，仍旧是无法可依，特区宁可缓办甚或不办。我们国家高度集中而法制极不健全，过去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办的蠢事实在太多了，现在总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基于这一认识，从1979年8月开始着手进行研究，按照我们设想的框架，全力以赴地从事特区基本法规的起草工作，即后来形成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个条例从研究起草，征求海外人士意见，到省人大审议，国务院讨论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制订涉外经济法规无疑是十分严肃的事，在一年时间内能够完成立法程序，在当时条件下，算是很快的了。但现在人们却很难想到，这个只有1000多字的法规，是从纯青炉火中炼出来的，可以说字字千金。艰难之处在于：一是要不要赋予特区以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不能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特区被捆住手脚，开放、改革的试验势必流于空谈；二是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待遇如何定得适度，如果在税收、劳务、地价等方面不比邻近地区有更强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会来；三是囿于传统观念，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作斟字酌句地推敲。例如：“地租”的“租”字是犯忌的，因为过去有“租界”、地主“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冥思苦想，只好改为“土地使用费”，这在当时也可算得上是个“发明”。录用职工需签订劳动合同的规定，也有忽视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地位之嫌，费了不少唇舌才勉强说服了人家。这个《特区条例》，本来是吸收海外出口加工区的基本做法草拟的，后来又邀请海外人士举行座谈，征求意见，并从鼓励外商投资的角度再作认真修改，前前后后搞了13个草案的版本。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1980 年8月26日。这是不平凡的一天，意味着我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

广东几个特区的筹建工作，包括草拟《特区条例》，始终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进行的。谷牧副总理多次亲临视察、指导，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江泽民副主任率领的考察组，于1980年9—10月间对世界各地几个著名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几位领导同志对我国举办特区如何统一认识、发展方向和经营方针、管理体制和经济立法等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指导性意见，为特区的起步和后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深圳特区从何处起步

经过勘测规划，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确定深圳特区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而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原来设想，最好在靠近打算开辟为口岸的皇岗北部划出一片土地进行开发，并作出了详尽的规划方案。但是开设皇岗口岸，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向港英当局传递过信息，双方实际上没有认真会谈过，也没有作任何可行性研究，因而此方案不久自然告吹。于是，唯有面对现实，最终选定在通往香港的罗湖、文锦渡两个口岸之间一带，搬山填地，先行开发。

这个决定却招来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指责说，罗湖一带地势低洼，年年暴雨成灾，在这里搞开发，无异于将大把钞票抛进湖里。罗湖本来不是湖，也许数百年前这里是一个海湾，至今确实比别的地方低洼，但是挖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地，总土方量80多万立方米，并不是花费很多的难事。1980年7月27日夜一场暴雨，坚定了我们先开发罗湖的决心。那一次，我们的住地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工程师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被洪水毁掉了，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在祖国的南大门见到此情此景，令人羞愧难当。孕育中的深圳特区，决不能容许这种任由大自然肆虐的情形再现。不久，挖土机、推土机出动了，罗湖呈现了一派移山倒海的气势。尽管还有人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最终也只好接受了现实。而今广厦林立的罗湖，就是这一现实的延续。

这在深圳建设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本来没有必要公之于众。但是联想起其他方面的一些无休止争论，不能不使人感慨良多。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足，是我们举办特区的重要教训之一。这倒不光是在于特区建设从何处起步的争论问题。狭隘的农民意识，陈旧的观念，这同建设特区的整体设想和长远利益的取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深圳特区一起步就波澜迭起，珠海、汕头特区当然也不是风平浪静的，个中的细节，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借鸡生蛋”与“滚雪球”

建设具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特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土地，搞好“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电讯、通排水、通道路和平整土地），为外商投资办企业提供生产、生活服务设施，这是吸引外商的起码条件。在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或由国家拨款，或委托某家企业承包经营。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特区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主要靠特区自己筹措，这就迫使我们想方设法，另谋出路了。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1979年1月，早在国家决定试办特区之前，就批准香港招商局开发经营蛇口工业区。招商局是家百年老企业，为谋求新的发展，打算在“船”字上做文章，包括拆船轧钢、船用油漆、锚链制造等，但是苦于在香港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方，于是提出了在靠香港最近的蛇口开辟工业区的设想。他们要求利用招商局留返的部分利润，首期开发1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来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变电站、供电线路、自来水厂和引水工程、直拨香港的微波电话系统，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生活服务设施。在施工过程中，他们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人们新奇而又疑惑的目光注视下，破天荒地创造了蛇口模式。

深圳罗湖的开发经营，实际上参照了蛇口模式。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和部分地方财政投入只是作为“酵母”，在罗湖先从0.8平方公里着手进行土地开发，主要提供给外商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等服务设施，我们收取土地使用费。基础设施投资当时每平方米约120元人民币，土地使用费每平方米收取5000港元，特区就用从中赚得的钱，继续进行罗湖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开发上步工业区，上步工业区当时规划占地2.7平方公里，计划建成以电子、轻工产品为主的出口加工区。这种利用银行贷款“借鸡生蛋”，以及边投资、边收益、再投下去扩大收益的滚雪球办法，解决了深圳特区建设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条量力而行、讲求效益的路子，为稍晚一点起步的珠海、汕头特区建设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经验。

老朋友总难忘却

广东几个经济特区从筹划到创办，得到港澳和海外各界朋友的热忱支持，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试办特区的消息早在1979年秋就有所披露。从那时开始，不少有志于中国经济振兴的人士纷纷来访，或交换意见，提供资料；或试探投资事宜，帮助开发建设，拳拳赤子心，感人至深。

诸多关注特区的老朋友，而今难以一一列举。我想，不能不提及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原董事长庄世平先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家事务的批评往往慷慨陈词，甚至尖锐刻薄；而为国家办事尤其是对试办特区，又是倾注一腔热血，竭尽全力，以年迈体弱之躯，不辞劳苦地来往奔波。他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世界经济动向和经济性特区的资料，难以数计。深圳建设开始后，他坚持要求南洋商业银行进入特区设立分行。在当时国家金融体制僵化模式的框囿下，这无异是一种自吞苦果的冒险。尔后数年间，南洋商业银行驶入特区之船一直在暗礁中挣扎，苦果的滋味难以言喻，以至庄老先生亦曾慨然长叹：我平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深圳设立分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特区事业的发展，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的业务日益扩展，这该使庄老先生宽慰释然了。

前来商谈经济合作的人多了起来，除了与我们合作经营房地产外，开发小梅沙旅游区、福田工业区、沙河工业区等，都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已故的港商黄振辉先生在香港曾经成功地开发了康乐园和锦秀花园，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实业家。根据几位朋友的建议，他于1979年10月踏上深圳的土地，花了几个月时间，亲自勘察地形，选择了福田北部一片丘陵地带，按照建设工业园区的设想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并表示愿意投资开发。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幅蓝图未能付诸实施，但黄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却难以磨灭。

最使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东南亚某国一位华裔高级官员，也抱着惊喜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特区。1980年11月，他专程来到香港，约请我方负责人前往交谈，阐述他的一些看法。他对中国包括试办特区在内的开放政策是衷心赞同的，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繁荣昌盛，有利于改善华人在海外的处境。但是他强调，西方的资金、技术、文化可以引进，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决不能丢，恰恰相反应该发扬光大。这位不便署名的先生一席话，至今忆起，仍发人深思。

可以这样说，没有诸多海外朋友的关注、帮助和支持，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步就难以顺利开展，也不会取得像今天这样显著的 成功。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航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重温这次历史事件，仍然使人深思，获益不浅。

当年我是新华社深圳特区支社社长，曾经有幸亲历见证了邓小平踏足深圳这块当时被视为是非之地的情景。一转眼20年过去了，虽然历史已经悠远而去，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珍贵记忆，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值得深深缅怀的一页。

（一）

那是发生在1984年1月24日的事情。这天清晨，我突然接到深圳市委接待办主任张荣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任务，要我在中午11点之前到达迎宾馆待命。电话中我问他是谁来深圳，张荣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会给你们交代任务。我依时到达迎宾馆六号楼，见到《深圳特区报》资深摄影记者江式高已早我抵达。他一面同我打招呼，一面在调校几部照相机。正当我们猜测哪个中央领导可能来的时候，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和几位工作人员进来了。随即邹尔康告诉我们，小平同志和王震、杨尚昆一行将在中午12点半左右抵达深圳，要我们一起跟着他们的参观活动。不久，《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李通波，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也来了。

中午12时50分，一辆白色中型旅行车徐徐驶入迎宾馆，来到桂园小别墅门前停下。当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时，早就列队迎候在这里的宾馆工作人员，个个兴奋激动地鼓掌，热情欢迎贵宾们的到来，市领导周鼎、周溪舞、刘波、罗昌仁等快步迎上前去，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一一介绍他们同邓小平握手，气氛热烈而又简单朴素。

贵宾们步入会客厅以后，邓小平干脆地挥着手对梁湘等人说，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下午再来听听你们谈情况。大家走出桂园别墅，市领导乘车离开，工作人员各自散去，别墅顿时清静下来。

庭院中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红艳艳的簕杜鹃迎风摇曳，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二）

1984年的深圳，迎来了特区大规模建设的第五个春天。特区建设者们早就盼望着倡导创办特区的邓小平，能亲眼看看这片改革开放热土的一切。而今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他老人家到来的喜讯，宛如温暖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中午已经见到邓小平的市领导们，个个脸上都显示能聆听到他老人家指导的表情，更渴望他老人家能来澄清特区创办四年来的是是非非。

带领着深圳特区建设队伍的市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一批步入中老年的优秀干部，他们离开了原先的优越工作岗位，肩负着历史使命，来到左祸深重、人心动荡、田园荒芜、百业待兴的边陲之地，面对的是繁重的建设任务。他们不但要克服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物资、缺水、缺电、缺粮等重重困难，还要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那时国内外媒体和某些政经界人士，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沸沸扬扬，吓人的大帽子像紧箍咒，让人神经紧绷。1983年夏天，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纸突然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以及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深圳，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有的文章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要警惕中国出现李鸿章式的新买办人物。一批批已经退居二线的内地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其中有些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而来，有的人视特区为异端，留下指责和骂名拂袖而去。甚至有的人回到内地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刚刚在南中国大地降生不久的初生婴儿，被这些在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环境下生活惯了的人，看成是不祥的怪婴。

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和办特区是对是错的争论，犹如来势汹汹的强台风向着深圳湾席卷而来。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一直装着的这个大问号，促使他南下广东来看个究竟。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陪同下，于1月24日上午到达广州火车站。在这里迎候中央领导的广东省几位领导，要把客人接去珠岛宾馆休息。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坚持要先去深圳，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要去看一看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他那坚定的口气和话语中蕴含着对特区这个初生儿寄予深切关爱的急切之情，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原广东省省长、中顾委委员刘田夫等，随即和邓小平一行返回车厢陪同着他们一起来到深圳。

（三）

1月24日下午3时，深圳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齐集到迎宾馆二楼会议室等候着。初春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进室内，使会场充满着温暖而静蕴的气氛。人们时不时看看表，时间终于到了下午3点30分，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来到了会议室。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梁湘把坐在前排的市委常委们逐一介绍给邓小平认识，手里拿着名单的邓小平一个个对号，亲切地询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原来在哪个单位工作。随后他请梁湘讲一讲深圳的情况。

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介绍特区开发建设规模和办特区前的历史状况，汇报了办特区四年来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干部职工的收入生活现状。他说，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邓小平听了后频频点头，这时他点上一支香烟，神态自若地靠着沙发慢慢地吸着烟，继续细心地听着汇报。接着，梁湘谈到特区建设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以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这时邓小平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他的亲切诙谐的话语，使会场顿时轻松活跃起来，与会人员恍然大悟，不约而同地发出会意的笑声。这幽默和笑声，把高层领导者与身处特区建设第一线的组织指挥者的心连在一起，融会着相互理解的深厚情谊。这时，杨尚昆插话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让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随即他提议出去走一走。

（四）

如果说梁湘短短40多分钟汇报的许多有说服力的数字，开始使邓小平脑子里的大问号变小的话，而当他走出宾馆游览市容，以及此后两天他所到之处耳闻目睹的大量具体事实，更使这位智力超凡、判断精辟的伟大改革家，从中洞察到特区这个时代骄子富有的强大生命力，预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中，她将担当的重要角色。他老人家满怀厚爱，热切地期望她健康成长。

心情轻松愉快的宾主一行齐齐走出会议室，乘上旅行车离开宾馆去游览市容。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22层的顶楼天台，从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眺望粗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人流如织，远处的深圳河从新城南面蜿蜒流向深圳湾，望过河那边可以看清香港新界落马洲的村落；回望近处，只见许多正在施工的工地，高耸的机械塔吊伸着长臂不停地转动着。梁湘介绍说，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层楼房，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已成为市区最繁华的金融商业中心宝地。邓小平指着西北角马路对面一幢被脚手架和安全网罩着的工地问梁湘，那幢楼要建多少层？梁湘回答说，那幢楼叫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设计要求建53层，顶部设有旋转观光圆形大厅，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是施工难度极大的建筑工程。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着头。

转眼间已是时近黄昏，渐渐变得灰暗的天空现出一片橙黄色的彩霞。天台上北风劲吹，气温只有9摄氏度，袭人的寒风把旁边工作人员身穿的呢子大衣掀起了衣襟，身上只穿着深灰色普通便服的邓小平，两次挥手推开陪同人员要他穿上的大衣，站在天台上久久凝望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新城区，在夕阳和彩霞映照下，景色绚丽灿烂；特区建设者用双手和汗水建造起来的一座座高楼，犹如在南国大地上矗起了一个个巨大的令世人瞩目赞扬的“惊叹号”。邓小平目睹这些鼓舞人心的建筑艺术符号，脑子里原有的“大问号”一下被抹掉了。深圳短短四年间奇迹般的变化，激起他老人家的思绪，他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深沉的眼神里闪烁着兴奋喜悦的表情。

邓小平一行离开天台下楼来到马路边，早在半个小时之前，已有许多市民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喜出望外的群众，一直在大楼外面等候着，消息传开后，人群越聚越多，当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时，满怀崇敬爱戴之情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夹道欢送。旅行车穿过商店林立的街道，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掀开窗帘凝望着窗外，暮色中的罗湖新城，人流熙熙攘攘，一片繁荣兴旺，彻底告别了昔日荒凉衰败的景象。

（五）

25日上午10时，休息一夜后精神奕奕的邓小平，在市领导和随行人员陪同下，来到深圳河畔富甲一方的渔民村。一排排两层高的小洋楼在阳光之下耀眼生辉，使贵宾们眼前一亮。村党支书吴柏森特意穿上了新买的拷花呢大衣，脚踏擦得乌黑发亮的皮鞋，早早就站在村口迎接贵宾。邓小平一下车，他便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兴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好一阵子才说出：“欢迎您，欢迎您！”梁湘提醒他说：“你请小平同志到家里坐下慢慢谈谈吧。”吴柏森连声说好好好，兴冲冲地把贵客们领进自己的家里参观。入口大门挂着红灯笼，宽敞的客厅里鲜花怒放，大瓷花瓶插着浓绿的富贵竹，更加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

吴柏森领着客人走遍楼上楼下，两个客厅各自有一台大彩电和其他家用电器，卧室里的家具被褥全是新的，10多平方米的厨房里，冰箱、洗衣机、煤气炉、电饭煲一应俱全。邓小平参观完之后来到客厅坐下，他询问了吴柏森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吴柏森兴奋地说：“我现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了，家里什么都有了，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村民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纠正说：应当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接着汇报了渔民村的变化。他说：60年代以前我们靠出海打鱼为生，村民住的是茅棚，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贫困，公社化后渔民村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时没有资金买不起机械渔船，近海的鱼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差。办特区以后，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渔民村最先得益，我们利用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的优越条件，同港商合作搞来料加工，兴办工厂，开办餐厅、商店和其他服务业，还购买了十多辆泥头车搞土石方运输。几年来渔民村集体统筹建房，每户建一幢两层六房两厅小洋楼，资金由集体负担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集体先垫付，村民分期还款，不到两年家家都还清了；1983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吴柏森还向客人亮了家底，1983年他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达500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邓榕怕听力不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哪。

走出客厅，邓小平等来到村里的花坛假山前面，高兴地同吴柏森等村干部一起合影留念。告别渔民村时，邓小平沉思着说：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有陪同人员表示异议认为用不了那么长时间，邓小平却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至少要到本世纪末，还要再努力奋斗50年时间。后来，邓小平又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恐资病流行，还是留恋平均主义，以美化穷光荣、穷革命为时髦的年代。邓小平这些深刻而又富有远见的重要思想，正是医治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方。今天重温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可以启迪激励人们更加奋发努力。20年后的渔民村，与时俱进，乘上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快车，面貌焕然一新，当年令人羡慕不已的小洋房，而今不见了，原先的城中村被改造后成为闹市中的一个花园式居民社区，重建的设施现代化的11幢小高层楼房，错落有序地矗立在深圳河畔。渔民村这个名字只是记录着昔日辛酸历史的象征，原先的村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内容，都已经升级换代。这里的巨变再一次提醒人们，要牢记邓小平当年提出要再努力奋斗50年的语言，特区之外远在穷乡僻壤的内地农村，这20年里变化了多少？重温这里的历史，人们将更有紧迫的历史使命感。

（六）

一个新兴城市如果没有新兴产业，即使高楼林立，商店再多，灯火再辉煌，也只是一种表面繁荣。深圳人从特区创办开始，就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发展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新产业。不到四年的时间深圳办起60多家电子企业，1983年产值已达到2亿多元，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使几年前只能生产铁钉、酱料的深圳，一跃成为广东省电子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基地。

邓小平对深圳的电子工业十分关注。25日下午，他参观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最早在深圳办的电子厂，几年间这家工厂集中力量开发电脑软件，产品已经打进了港澳市场。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称赞他们的做法，他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的人许多都是学生娃娃，中国有那么多学生娃娃，学校重视起来，完全有条件搞电脑软件。今天重温邓小平这些话，对于教育部门考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考虑电子行业发展方向的思路，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26日清晨，桂园别墅花香四溢，清风撩人，初春和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格外显得暖和温馨。神清气爽的邓小平步履轻松稳健地同家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又同家人一起用早餐。工作人员发现，两天来他和家人有说有笑，尤其和孙子们在一起时，兴致特别高。按接待计划，这天的行程将前往蛇口工业区参观一个上午，然后从蛇口前往珠海。

9时30分，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深圳湾滨海的蛇口工业区。主持创办开拓工业区的闯将袁庚，把贵宾们领到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这里居高临下，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邓小平看过工业区全景的模型后走到窗前，他指着蛇口港码头问袁庚，这个码头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靠多少吨位的船？袁庚回答说：1979年春天创办工业区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我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建成了600米的码头泊位，现在已使用快四年了，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的航班客轮，也已营运了两年。邓小平听后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袁庚汇报说，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自从办特区以后，我们不但制止了外逃风，而且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回流。四年多来，蛇口工业区投资兴办的工厂已有46家，产品包括集装箱、铝材、油漆、食品、家用电器、服装等。接着，袁庚重点介绍了工业区实行的体制改革。袁庚说，这几年我们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工资实行职务工资加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住房商品化，职工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各类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律通过考核培训后才上岗，工业区的领导干部不坐铁交椅，从去年开始实行由职工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行任期责任制，上任满一年还要进行群众信任投票，不超过一半信任票的班子成员要及时更换。

袁庚说，我们还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这时袁庚在犹豫着……他知道邓小平在市里听完汇报后不讲话，也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实行官商分开，政企分开，这个做法虽然曾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蛇口经验、蛇口模式，被媒体广为宣传，扬名全国。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就贬责蛇口是个“要钱要命”的地方，想到这些争论，他脑子里闪着顾虑，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袁庚这个不给客人出难题的聪明高招，使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等参观了港商独资的华益铝材厂，登上工业区引进国外设备兴建的微波通讯楼，从高处浏览了工业区的全景。中午11时30分，主人把贵宾们领到“海上世界”做客就餐。这是一艘由退役的万吨豪华旅游船明华轮改装成的旅游景点。船上设有酒店、宾馆和娱乐服务设施。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参观了船上各项设施，还到总统套房里看了看，然后走上甲板观赏深圳湾海景。

中午12时30分，袁庚陪同贵宾们在顶层中餐厅就餐。餐桌上宾主热烈交谈，话题轻松。王震、杨尚昆等不时发出笑声。应袁庚的盛情敬酒，邓小平高兴地干了一杯茅台酒，宾主举杯相碰的瞬间，融会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与改革开放闯将之间的深厚情谊。

上完最后一道菜，餐厅女经理领着几名服务员也走上前来给邓小平敬酒，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邓小平脸上露着慈祥的笑容端起杯子答谢了她们。袁庚趁机风趣地说：她们都是不懂事的年轻人，如有不合适的要求，请您不要责怪她们。袁庚的话音刚落，几个年轻人拿来事前准备好的笔墨和宣纸摆上桌面，女经理鼓着勇气走上前去请求邓小平题字。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邓小平高兴地欣然挥毫写下“海上世界”四个苍劲的大字。全场热烈的掌声，像春潮般回荡在平静的深圳湾畔。

（七）

下午2点多，邓小平一行登上一艘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从26日下午到29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逗留期间，听取了珠海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工厂，会见了一批港澳人士。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离开珠海之际，邓小平应主人的请求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使珠海特区的建设者深受鼓舞。

珠海题词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深圳，梁湘等市领导深深感到了压力，他们焦急得坐立不安，都在猜测着、自责着：深圳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挨批评也好，到底他老人家怎样想？怎样评价深圳？难道一句话都没有？一连串的疑团像兔子钻进心窝捣鼓得让人难受。梁湘焦急之中打电话向省里求助，询问到的消息说，邓小平29日下午离开珠海回广州，将在广州过春节。深圳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人到广州请求邓小平给深圳题词。任务落在接待办主任张荣身上。梁湘对他说，你同省委接待办关系熟，人头也很熟，方便见机行事，我把市领导和全市人民的重担都交给你了，一定要完成这个重任啊。

张荣心里掂量着此行任务的重要性，深知它的难度很大，却二话没说承担了下来。他急匆匆地赶到省委珠岛宾馆，先找到杨尚昆说明来意，拜托他安排。杨尚昆要他住下来等候消息，表示会尽快转达深圳市的要求。一天过去了，张荣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天仍然没有消息。深圳方面不断来电话催问，张荣的心情十分沉重焦急，两天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第三天一大早他再也耐不住又去找杨尚昆，得到的回答仍不十分肯定。杨尚昆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回到广州休息后心情很好，今天早饭后是个好机会，他要张荣做好准备。果然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邓小平散步之后，来到会客厅，看了看张荣早就在这里摆好的笔墨和宣纸，亲切地同张荣打招呼。他老人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早已胸有成竹，这时客厅里异常安静，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铺在桌面上的宣纸上，只见他提起手腕悬肘挥动手中那支蘸满墨汁的毫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25个浓墨遒劲的大字跃然纸上，最后落款，他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张荣机灵地及时用照相机拍下这历史性的宝贵镜头。在场的人看到题词都向张荣表示祝贺，让他转达他们对深圳市领导和特区建设者们的敬意。

激动兴奋的张荣如释重负，立即跑去打电话给深圳报喜。接电话的市委秘书长邹尔康逐字记下张荣口述的题词，一直在盼望消息的市领导纷纷赶到会议室听邹尔康连续重复念了三遍题词内容，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深刻体会到邓小平对深圳的评价，寄托着一份大海般深沉的厚爱。振奋人心的喜讯，就像乍春季节的一股巨大暖流，激荡着特区建设者的心。这天正逢大年三十，往年的除夕夜市区显得冷清平静，这时却洋溢着异常热闹欢腾的气氛，四面八方传来的爆竹声，经久不息；腾空升起的烟花，喷出五彩光芒，把夜空染得斑斓缤纷，人们欢庆双喜临门的激情，使这片热土释放着无穷的活力。

（八）

邓小平给深圳的题词，是他老人家此次南行考察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的答案，他澄清视听，力排众议，给深圳作了公正的评价，从而使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这个长达四年的是非之争，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深圳、珠海的巨变，使他决心更大，更坚毅果断，他敏锐地把握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思考着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部署。回京后不久，邓小平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作出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英明决策，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然而，对特区的争议远未结束。邓小平对深圳所作的带结论性的题词，只是平息了第一场争论，接踵而来的是对市场经济和特区姓“资”姓“社”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一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持续到90年代初，都在纠缠不休。这期间国内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继而是东欧动荡，苏联解体，面临着国际风云巨变的复杂形势，国内“左”的思潮又有抬头，这时从理论界里冒出了所谓“和平演变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论调，提出“反和平演变”和“经济建设”并重的两个中心论，严重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施。这就是邓小平给深圳题词八年后的猴年（1992）春天再次南巡视察深圳的重要背景。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老人家的长篇南巡讲话，使长达12年之久的关于特区的争论得到平息，纠正了偏离基本方针的错误倾向。邓小平的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告诫全党要警惕防“左”，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等，批判了把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和平演变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澄清理论是非。

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时间虽然相隔八年，然而他老人家的思路是连贯的，两次视察对于中国何去何从，对于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目标，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1984年的深圳题词，没有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被推迟，甚至历史要重写。

抚今追昔，时光飞逝，快速的时代步伐，容易使人淡忘历史。今天重温深圳这20多年被许多人淡忘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必然是会珍惜过去，尊重历史，从前人那里吸取养料，总结经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样也会懂得尊重历史，珍惜眼前的一切，在享受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深深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他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当年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艰苦奋斗，从尘土飞扬的工地里走过来的老一代特区建设者们，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劳动。

邓小在平珠海的七天

1983年8月，我出任珠海市代市长，之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直到1998年12月辞去珠海市委书记职务，前后在特区工作了16个年头。这期间，小平同志先后两次到珠海：第一次是1984年，第二次是1992年，都是特区建设和发展生死攸关的严重时期。小平同志1984年1月24—29日第一次在特区视察时，也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当时特区刚起步。但一起步就有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是红的，其他全部变了颜色；甚至有人把特区和当年的租界相提并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帽子扣下来，每一顶都压死人。气氛非常紧张。内地一些省市甚至把广东当作资本主义禁区严加防范，特区的干部和外商握个手都担心被说成是里通外国。特区往何处去？是收还是放？理论界的思想交锋直接影响到中央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决定到特区走一走。小平同志这次讲话有三个意见：一、特区不是收不收的问题，而是放不够的问题；二、怎么把特区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三、还要提倡大胆地干，大胆地闯，积极去探索。1984年3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特区和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中央决定把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同时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全国上下开始对试办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事业形成初步共识。改革开放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992年前后，对试办经济特区又有了很多新的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特区是国家用钱堆起来的，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也没有什么推广价值；也有人认为，走私贩私、假冒伪劣，以及社会上出现的“黄、赌、毒”等种种丑恶现象，都是改革开放办特区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够两极分化，特区已不再姓“社”，而是改姓了“资”；更有人认为，不搞阶级斗争就是搞和平演变。诸如此类的言论，不胜枚举。这一次指责，大有全盘否定特区、否定改革开放之势。谬论重复三遍，就会有人以为是真理。特区建设在面对各种怀疑、责难和非议的同时，还面对着政策反复多变，难以落实等问题。特区很多干部都在等待、观望、彷徨，无所适从。身为国家两个主要经济特区之一的负责人，我心里也非常苦闷。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小平同志第二次来到了特区。1992年1 月23—29日，小平同志在珠海视察了整整一个星期。在珠海的这七天里，小平同志严词抨击各种错误观念，态度坚决，话锋犀利，对事关改革开放对还是不对、应不应该、能不能坚持下去等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他老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观点，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方向。讲话发表以后，“左”倾主义思想、教条主义思想和权威思想受到严厉批判和冲击——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全国各地掀起改革开放大潮，波澜壮阔，势不可挡，其声势之浩荡，史无前例——特区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由此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现重大转折。历史证明，小平同志1992年的这次讲话，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取得第二个回合胜利的重要标志。在今天来看，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特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没有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可能会走很长一段弯路。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1992年，小平同志抵达深圳的时间是1月19日，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广东省委通知：小平同志23日到珠海。1月23日一早，我就和黄静同志（珠海市委副书记）赶到深圳蛇口迎接他。见到小平同志，我心里非常激动，快步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小平同志，我们盼您盼了很久！珠海人民盼您盼了很久！”小平同志说：“我也很想来看看你们。”一直在深圳陪同小平同志的谢非同志（广东省委书记）把我拉到一边商量：广大，我们两个分分工，我汇报广东情况，你汇报珠海情况，扼要一点，把问题谈出来，多听听他的意见。我说：好。在深圳前往珠海的快艇，我和谢非同志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广东和珠海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然后，实事求是地说出了我们存在的思想顾虑。小平同志听得非常仔细。这位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对扑朔迷离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风云看得十分透彻。我们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他老人家显然都有过缜密的思考。他一边听，一边问，一边讲，措辞尖锐，直击时弊，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一路上滔滔不绝。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会不满意我们了。所以，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就不用担心。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关键是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在1985年5月就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他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说：“实行改革开放不是搞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否则大家只能是一起穷。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很可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平演变。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六四’风波和东欧剧变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好的经验都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就是提倡敢闯敢冒。不敢闯，不敢冒，能进步吗？你们是特区，思想应该更解放一些，胆子应该更大一些，步伐应该更快一些。”

不要使人民感到政策变了，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础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在珠海的七天里，小平同志亲自到基层与普通劳动者交谈，到处走，到处看。边走，边看，边讲。越看越精神，越讲越兴奋。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走路都不要人扶，一点不像88岁高龄的老人。驱车浏览珠海市容，小平同志心情极为愉快。和8年前小平同志第一次来珠海时相比较，1992年的珠海，已经成为一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8年间，珠海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0多亿元，开发城区面积60多平方公里。珠海8年中的变化，似乎出乎小平的意料。路过吉大时，他指着景山路说：“过去这里是一条石头铺的小路，还有一座小桥（白沙河桥）。”我心里涌上一股暖流——老人家记忆力惊人，表明他心里时时刻刻在惦念着珠海，惦念着特区。我告诉小平同志：山与海是珠海的优势，珠海把如何保护这种自然资源优势作为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前提，提出了“山水共享”的城市发展方向。所以，珠海的城市建筑坚持“既不挡海，也不遮山，保持大自然景色”的原则，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空间构图，使青山绿水成为城市建筑群体的自然映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小平同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他说：“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然后，他转过身，幽默地对在场的人说：“这里很像新加坡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改用投资的。”汽车由凤凰路桥转入已竣工的海湾大道。1984年，海湾大道还是广珠公路的一部分。不足10米宽的柏油路面坑坑洼洼，公路两侧看不到几间房子。8年后，海湾大道已成为珠海交通网络中的主干道。这条连接珠海香洲、唐家和金鼎生活小区的纽带，全长10余公里，宽30多米，清一色的混凝土路面。道路附近，农民自己兴建的乡间别墅鳞次栉比，在青山绿水中时隐时现。小平同志一眼看出这一带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指着农民的新房问谢非：“广东农民的收入现在有多少？”谢非回答：广东农民一年收入1100元，珠三角的农民更富裕一些。小平同志认为不止这个数。他说：“1100元人民币才200美元，在全世界来说，还是比较穷的。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楼房。这个算法不准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见他们说到农民问题，我也把有关情况作了汇报。我说：现在仍然有人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有意见，认为还是人民公社好。小平同志一听此话，马上坐直了身子，而且语气也加重了。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差不多全干，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他说：“孔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很有道理。家庭是很重要的社会细胞。家庭稳定，社会才稳定，国家才稳定，才能进步和发展。我们国家这么大，每个家庭都有老人需要照顾，有几千万残疾人，国家能有那么好的福利条件包起来吗？解决这些问题不依靠家庭不行。现在有些发达国家福利确实好，但他们税负也很高，高税负带来的压力，严重影响他们发展。可以说，我们这10年真是干了不少事，基础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农民的日子也不难过。去年受了这么大的灾（指水灾）没出问题，我们承受得了，而且解决得很好。欧洲如果出了这么大的灾，他解决得了啊？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最终要走集体的道路。我们不能强求农民归大堆，不要搞运动，要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要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动摇，农民喜欢怎么样就让他们怎么样，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又会变的。”我告诉小平同志：创办特区后，珠海不少偷渡到香港、澳门和其他国家去的人，又陆陆续续回来了，有一个村子原来全跑光了，现在除了村长一家人不好意思回来外，其余人都回来了。小平同志一听，很高兴。他说：“这好嘛，说明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说来说去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谁想变也变不了。反对的人就让他去睡觉好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城乡改革的基础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一变就人心不安。像‘傻子瓜子’这一类的问题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全局。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民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内联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小平同志听完公司总经理丁钦元的介绍后，十分高兴地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并回过头来对我说：“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周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了很久。

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在珠海的七天里，小平同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动摇”。88岁的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和普通劳动者长时间对话、交谈，观点那么新，精力那么充沛，思维那么敏捷，心里装的都是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让人现在回想起来都止不住热泪盈眶。24日，小平同志来到珠海特区生化制药厂视察，得知该厂生产的“凝血酶”产品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时，小平同志十分赞赏。他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要靠我们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应该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成果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年都有新东西，每天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10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10年进步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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