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黄帝研究(第二卷)：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套装共2册)(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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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黄帝研究(第二卷)：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套装共2册)(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论文集)试读：

文前彩插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黄帝思想（代序）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名誉校董、客座教授，美籍华人著名企业家、量子信息物理学家廖凯原先生，捐资设立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亲任主任。本中心首先确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研究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黄帝思想。

2013年本中心在《黄帝四经》的出土地附近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首次召开了“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讨会”。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以黄帝思想为主题的研讨会。通过讨论，与会者无不感叹黄帝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其对中国文明及世界文明的影响。会后，我们将与会者的论文集结成书正式出版，名为《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黄帝思想，弘扬黄帝思想，本中心将陆续举行黄帝思想研讨会，同时出版黄帝思想系列研究论文集及专著。

2014年9月中旬，本中心在具有近五千年历史的黄帝城召开了“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学术研讨会”。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不少史学家认为，黄帝城是华夏形成国家后的第一个都城。来自海内外的四十多名专家学者汇聚于黄帝城，就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渊源关系、承继关系、流变关系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书就是会议讨论的结晶。因为与会学者贡献甚多，一卷书难以容纳，只能分为上下册。即便如此，还有不少与会文章不得不忍痛割舍！亦望相关学者谅解。

我们对黄帝思想的研究刚刚起步，本人认为，有八大基本问题需要回答。一 有没有黄帝思想？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把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源头追溯到诸子百家，普遍认为：孔子是中国思想史的起点和源头，由此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就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思想。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即有五千年的思想史，没有思想，哪有文明？而孔子距今只有两千五百多年，正好是在中国文明史的中途才诞生的。那么孔子之前两千五百多年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谁？其主要的思想内容是什么？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史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本人认为，孔子之前中国古代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黄帝，以《黄帝四经》为主所表述的思想可以简称为黄帝思想，是孔子之前的中国主流哲学思想。我们知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与诸子百家的不断论战中逐步胜出的。要认清黄帝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源流与影响，也必须从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开始。“黄帝思想”这一明确概念是由我们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首次提出的。确切地说，是由本中心主任廖凯原教授首先提出，并在社科核心期刊《环球法律评论》的论文中正式刊出的。2011年《环球法律评论》第2期发表的《〈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论文正式使用和论述了此概念。笔者时任该刊主编，具体负责此文的修改、编辑与定稿及其相应的中文翻译。我们在梳理中国法律思想史时发现，在当今浩瀚的法律史学研究文献中，恰恰没人研究黄帝思想。我们检索过所有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发现没有任何论文或著作的关键词提到过“黄帝思想”，[2]更没有任何人论述过“黄帝思想”的概念。我们认为，黄帝思想实则是中国法治与义理的源头，也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源头，先秦任何一家都程度不同地接受、继受了黄帝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首先要研究黄帝思想，然后才能明白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才能认清诸子百家的思想源流和流变，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先秦各家学说。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到现在我们才提出“黄帝思想”这一明确的概念？为何现在才刚刚开始研究？为何研究黄帝思想至今仍然未被真正重视？全世界公认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个历史就是自黄帝以降的中华文明史。所以我们一直公认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司马迁著《史记》自黄帝始，他为此走遍了大江南北，给出了自黄帝著史的理由。然而，具体说到中华文明，人们则基本理解为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上自皇帝、达官贵人、士大夫、文人墨客，下至黎民百姓，言必称孔孟。从黄帝到孔子，正好是中华文明的一半路程。这一半中华文明史则成了空白！黄帝虽然数千年来为炎黄子孙代代顶礼膜拜，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相当模糊、虚化的，他好像就是一尊石雕像，没有思想，至少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思想，更没有人认真去研究过他的思想。

然而，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人人言必[3]称黄帝，形成了“百家言黄帝”的生动局面。汉初黄帝学不仅是显学，而且是治国的基本国学，黄帝思想是汉代反熵治国的基本方略。[4]但自窦太后故去之后，汉武帝亲政，他一方面命十万大军建造了雄伟的黄帝陵，带头跪拜；另一方面，他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首先罢黜了黄帝学派，从此黄帝学说被淹没在黄土之下，连《黄帝四经》都失传了。很多人甚至怀疑黄帝是否真有其人。幸运的是，1973年她居然重新出土问世了！我们终于读到了《黄帝四经》，知道了以此书为主要载体所表达的黄帝思想。《黄帝四经》出土后，史学界、哲学界曾出现过一个研究《黄帝四经》的热潮。但这个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此书的三个问题上：（1）她是否《汉书》所载的《黄帝四经》？（2）她成书于何时？（3）由何人所作？随着这三个问题的逐步清晰，研究《黄帝四经》的短暂热潮就渐渐消退了。对《黄帝四经》的思想内容史学界则关心甚少。只有余明光、陈鼓应等为数不多的学者[5]做了一些研究。学界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关注度也不高。我们也充分注意到，我国正处于史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史学课题多如牛毛。但从未有任何机构或学者明确地把黄帝思想作为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加以研究。本中心认为，这是史学界的一大遗憾。我们必须把黄帝思想列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加以研究。这就成了本中心的使命。二 黄帝是否真有其人？

现在绝大多数人不仅不知黄帝思想，甚至怀疑黄帝是否真有其人。在我们研讨黄帝思想时，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乃至教授都会提问“黄帝真有其人吗？”不少人认为，黄帝根本不存在，他只是个传说人物、神话人物，更不要说他的书了。因此，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否定黄帝真有其人，早已有之。更早的不说，近代自梁启超就一直明确质疑、否定黄帝的真实性。其理由无非是拿不出过硬的史料证据证明黄帝确有其人。应当承认，我们至今没有这种证据证明黄帝确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也不能指望今后有这样的证据出土、出现。同样，谁也拿不出一个过硬的证据证明黄帝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同理，谁能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尧、舜的真实存在呢？那么儒家津津乐道的尧舜是不是也成了疑问了呢？史学家数百年的考证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大致就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文字，在中国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出现的。历史上历来有黄帝命仓颉造字的记载。然而，因为那时文字刚刚开始创造，远不足以表达较为复杂的思想。黄帝当然不可能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他的思想，当时也不可能有任何史料记载黄帝的任何事迹。但不可否认的是，黄帝时代的华夏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大范围的部落联盟已经出现。因此，我认为，黄帝的名字有可能在以下两种意义上出现。

其一，黄帝确有其人，是个公认的伟大人物，一个文武称雄一时的大英雄、大圣人，令人尊敬的氏族部落首领。人们世世代代通过口耳相传把他记住了，传下来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司马迁就是力图把黄帝写成这种意义上的英雄大帝，一个真实的黄帝。司马迁不仅把黄帝描写成一个有名有姓，有身世，有血有肉的真人，而且还历数了他的功绩。

其二，黄帝是华夏地区当时最强大部落首领的称号，他自幼的名字未必就是黄帝，而是后来，他当上氏族部落首领，极有威望，为人所爱戴后，人们用“黄帝”之名称呼他，黄帝是个尊称。《尔雅》说“帝，天之灵也”，人们把他视为至高的首领；如此称呼他，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这个首领就是黄帝，他的真实姓名反而被遗忘了。

黄帝不论在上述哪一种意义上，与我们今日研究黄帝思想都无差别。我们不是做人物考证，不是写人物传记。黄帝对我们思想界来说，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符号。可以推断，黄帝思想也不仅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思想也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事实上包含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思想一样。马克思在研究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时曾精辟地指出：“罗马皇帝是神话中的人物还是实有其人，完全不重要；是否存在过确实出自他们的王法，或者这些法律乃是臆造的结果，同样也并不重要。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以个别人为转移而得到了物质的体现：[6]他们凝结在制度和习惯中而且保存在文明和发展中。”三 《黄帝四经》是何人所作？

作为黄帝思想主要载体的《黄帝四经》是何人所作？此问题一直有争议。不少人即便承认黄帝真有其人，也否认《黄帝四经》是黄帝所著。从古到今，都有人否定。“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7]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中的这一断语，直接影响当代大量学者对《黄帝四经》的认知。故当今流行的意见大多[8]是因为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抬出尧舜，作为自己立言成书之据。老子道家学派为了压倒儒学而抬出黄帝，宣称黄帝是自己的思想源头，从而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及学派的开山鼻祖，上溯至黄帝，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与正统，压倒儒家及其他各家。此说古已有之，近代和当代许多学者都沿袭此说，认定《黄帝四经》等黄帝书是老子道家托名黄帝而作，直说就是《黄帝四经》是老子学派所写，署名：黄帝。

笔者认为：《黄帝四经》就是黄帝所作。如果我们同意上述对黄帝是否真实人物的讨论意见，从上述两种意义上来理解黄帝，那么我们对《黄帝四经》为何人所作的问题，就只能有这个回答。

笔者认为，从《淮南子》到1973年马王堆出土《黄帝四经》之前，上述说法还情有可原，现在，《黄帝四经》出土了，面世了，铁的证据就在眼前，仍如此说，仍抱先人成见不放，就不对了。以上我们论述了黄帝身份的两种可能性。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我们进而可以推论：《黄帝四经》的原始理论元素，原始观点就是黄帝提出来的，是属于黄帝的。这些原始观点和理论是以黄帝为首的那个时代的人们（而不是黄帝一个人）总结他们之前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经验而逐步形成的思想观念，是积累的知识。这些原始的思想、理论、观念又历经数十代人反复实践、检验、丰富、发展，最终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帝四经》。这个著作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时期的作品。[9]黄帝时代的文字不仅不足以著述《黄帝四经》，也不足以记载年月日，那时能有几个石刻金文（至今没有发现）就不错了。类似《诗经》那样的短语短句也还是黄帝千年之后的事。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黄帝四经》是自黄帝时代始代代口耳相传，在传递中不断增减、修正、丰富、发展而成的，包括文字语言都是在代代相传中不断打磨精炼而成的。这个过程历经了两千多年，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黄帝四经》。要考证黄帝四经历经了哪些人之手才逐步形成了马王堆出土之《黄帝四经》，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说：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那时就觉得考证很困难，何谈今日？再去考证又有何意义？

我们只能把《黄帝四经》视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初期思想的结晶，是我们祖先代代实践，不断总结形成的思想。人们把她称为《黄帝四经》，就是因为黄帝在那个时代是华夏儿女公认的杰出领袖，杰出代表，对《黄帝四经》中所表述的思想具有杰出贡献，应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黄帝四经》，而不能认为《黄帝四经》是某个人某一时的作品。毛主席离开我们还不到半个世纪，我们所称的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包含了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的思想。毛泽东生前出的毛选四卷（相当于当时的《黄帝四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集结很多专家反复修改而成的。更不要说毛选第五卷了。连《毛泽东选集》都非毛泽东一人所作，更不要说当年的《黄帝四经》了。

说《黄帝四经》是老子学派托名黄帝所作，是纯粹的无稽之谈，那样就把历史先后次序颠倒了。春秋战国时代无人能托黄帝之名写作《黄帝四经》。打开《黄帝四经》，我们现在都深为其思想的深邃所折服。应当说，《黄帝四经》是先秦时期我国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的一部法律、政治、哲学著作，其政治法律思想的深度广度都事实上超出了《论语》《道德经》，至少能与之比肩，其他诸子著作更不在话下了。试问，在公元前四百年前谁有此功力写如此著作？老子本人是不是《道德经》的真正作者，现在仍无定论，即便是他本人所著，其很多方面也比不了《黄帝四经》。我们无法想象，他把自己一部最好的著作署名黄帝，而把另一部自己的著作用自己的名字。况且，《黄帝四经》是治国理政之书，是君人南面之术，与《道德经》的思想相去甚远，完全不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孔子更不要说了，他一生鼓吹的完全是自己的一套仁义道德。不可能另著一部《黄帝四经》流传于世。孟子，圣人也，他当时可能就读到了《黄帝四经》，坦率地说，他的思想高度、深度也不能说超过了《黄帝四经》，路数也不一样。如由其他人代笔，这个人一定在当时十分有名，应当是学术界的泰斗，青史一定有大名。试想，老子如此淡泊的人都能留得如此大名。先秦的鹖冠子、杨朱都能留下大名，何况《黄帝四经》的作者。本人认为，战国时代无人能代笔写出《黄帝四经》，只能是黄帝所作。而且，在当时，如果真有人自己著书，伪称黄帝所作，在当时也会被击穿的。孔子、孟子、杨朱等人会问他，你的黄帝书是从哪儿来的？因而，断言《黄帝四经》是老子等学者所作毫无根据。

汉代以后《黄帝四经》就失传了。后人对《黄帝四经》的种种猜测、质疑都是可以理解的。近代史学家对《黄帝四经》的种种非议，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黄帝四经》。但是，在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把《黄帝四经》置于枕边之时，仍延续他们的观点，就不应该了！四 《黄帝四经》在中国思想史上应具有何种地位？

打开《黄帝四经》，我们为我们祖先的政治、法律、哲学智慧所折服。本人认为，她应被视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至少完全可以与《论语》《道德经》等重要古代经典相提并论，比肩比美！

正确认识《黄帝四经》的成书时间和过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黄帝思想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才能明白中国各种思想的源头。至今我们也不能确切地考定《论语》《道德经》最早的成书时间，当然最早不会早于其作者的生存年代，即公元前五百年。也就是说，这两本书的最初出现时间最多早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黄帝四经》一百年。目前学术界对《黄帝四经》成书的确切时间虽然仍有争议，不过基本共识是有的，即《黄帝四经》是战国时期成书的，争论的问题只不过是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有的认为在战国中晚期。以唐兰先生、余明光先生为代表的多[10]数学者考证认为，《黄帝四经》成书于公元前四百年左右；陈鼓应等学者认为，成书时间可能要晚一点，大约在战国中晚期，即在公元[11]前三百年前后，分歧不算很大，就是一百年左右。《黄帝四经》的成书时间距孔子和老子的生活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考虑到古代交通不便，文化传播缓慢等因素，我认为可以推定：《黄帝四经》和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大致是在同一时期成书的。其实现在还无人能说清：《论语》《道德经》是何年成书的？它们面世的第一个版本是什么样子？出于何人之手？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切史料来证实。从各种诸子百家文献的流变来看，它们都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后人修改完善而成的。就连儒学经典著作也至少历经了五六百年不断修改完善才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当然，如同黄帝四经的原始思想观点是黄帝的一样，儒学经典的原始思想理论观点无疑是孔子的。由此可以肯定，我们今天见到的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也不可能是她第一次成书面世的模样，可能在之前的几个世纪就有无数个版本。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最初的《黄帝四经》版本是什么样子，本人大胆断言，在孔子出生之前，《黄帝四经》的早期版本就已存在，孔子、老子都一定认真研读过。因此，《黄帝四经》事实上就是中国最早的学术经典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独占鳌头的地位！五 黄帝思想与诸子百家是什么关系？

各种文献都证明，战国时代是个百家言黄帝的时代。百家所言黄帝的基本内容应当是以《黄帝四经》等文献为主所记载的黄帝思想。我们知道，传说历史上还存在很多以黄帝冠名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黄帝君臣》十篇、《黄帝铭》六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黄帝泰素》二十篇、《黄帝说》四十篇等，这些书同样基本都失传了，我们无法确认这些书的内容，也无法考证它们系何人所作。但仅仅从书的题目就可以断定，《黄帝四经》是所有涉及黄帝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书，是形而上的哲学著作，是经是典。又鉴于黄帝的特殊地位，这本书应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百家言黄帝，所言主要思想内容应当就是《黄帝四经》等文献所表达的黄帝思想。黄帝思想在那时深刻影响了诸子百家。

由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断：黄帝思想是百家之源，其他各学派都发源于此，都从黄帝思想中汲取了不同成分，各学派至少都受到了黄帝思想的影响。简单理由有二。其一，黄帝早于孔子和老子两千多年，前者不可能抄袭后者；后者学习传承前者是顺理成章的事。其二，鉴于黄帝在古代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和老子等思想家只能引用黄帝以证明自已，只能学习黄帝思想，由此引出自己的思想。顺便说一句，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不被那个时代的人们视为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圣人。孔子成圣是汉武帝以后的事。即便孔子、老子是圣人，他们也和任何圣人、贤人的思想一样，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是在学习、批判和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孔子、老子如此，其他各家就更应如此了，由此说可以断言：黄帝思想影响了先秦诸子各家。只不过，各家对黄帝四经的理解、认识、解释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黄帝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之源。[12]“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庄子的这一断语说明了黄帝在先秦百家中的地位。百家言黄帝，都是肯定和歌颂黄帝，引黄帝经，据黄帝典来论证自己，说明自己的正确性，与其他学派争论，批驳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也就是说，在战国时代，黄帝的地位崇高无比，有至上性和不可否认的权威性。如同在第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列宁等人与其对手伯恩斯坦、考斯基等人论战时，各方为了论证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大量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如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中，各方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确，都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言论批驳对方一样。先秦百家言黄帝事实上百家都各自按自己的需要，从《黄帝四经》那里摘取自己所需的思想观点来论述自己的主张，证明自身学派的正确性，批驳和否定他人。

我们今天之所以研究黄帝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史的真实发展史，即她的源流史，流变史。这难道不重要吗？六 “黄老学”与“老学”有何区别？

在黄帝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中，有一个问题最需要澄清。那就是，在我国相当长的史学中，一直流传着一个黄老学和黄老学派。直至今日，还有不少学者，皓首穷经，以此学为毕生事业。黄帝和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名人，两者相距两千五百多年。本来，先秦时期黄帝学是最大的学派，老子道学也是一个重要学派，那时黄帝学和老学是完全分开的。但是，自司马迁之后，出现了把这两者捆绑在一起的现象，提出了一个含混不清的“黄老学”，后学者愈演愈烈，至今，史学界仍常常把他们俩统称为“黄老”，由此又衍生出“黄老学”“黄老学派”等。我们要研究黄帝思想，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厘清。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黄老学”，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黄老学？它的学术内容是什么？它的学术主张是什么？它的代表作是什么？它与老学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注意，司马迁在讲到黄帝与老子时，并非一以贯之地只用黄老称谓。有时他是将两者并列分开的，如他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这说明他心中知道黄帝学和老子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当然他更多地将两者合称为“黄老”。如在《史记》中，他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13]名”；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等。笔者认为，黄帝学和老学与其他学派相比，两者在哲学思想上有较多的共同之处，尤其是两者都尊“道”，都认为道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司马迁认为申不害、韩非这些人都有黄帝学和老子道学的思想传承，认为他们既受到黄帝学的影响，也受到老学的影响。认为他们是从黄帝和老子那里学到了刑名法等思想。司马迁是在这个意义上议论黄和老的。他并没有说有黄老学或黄老学派。司马迁之后的许多东汉学者也是将黄和老分开而言的。例如，班固在其《汉书·外戚传》中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又如，王充《论衡·自然》篇说得更明确：“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没有黄老学的概念，在司马迁前也没有，司马迁自己也并没有谈论什么黄老学，其后相当长的历史中也没有这个概念。

黄老学应为汉代以后产生的说法。我们知道，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黄帝学、道学，已经受到打压，开始走下坡路，老学道家，为了生存，更加需要举黄帝之大旗作其虎皮，用黄帝作为保护伞。因此，他们越来越尊黄，把黄帝说成是他们的学术始祖，把他们的学说称为“黄老学”，把他们自己称为“黄老学派”。近代学者以讹传讹，把黄帝学和老学通称为黄老学，实为大谬。哪位能告诉笔者：黄老学的代表作是哪本书？代表人物是谁？它与黄帝学的区别是什么？它与老学的区别又是什么？坚持黄老学说的可谓当代主流观点的学者，无人能明确回答上述问题。丁原明先生是这一学说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在《黄老学论纲》中认为在黄老学中，“黄”是形式，“老”（道）是内[14]容；“黄”是现象，“老”（道）是本质。它们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他实际上说明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黄老学。而且指明了黄老的实质是“老”而非“黄”，黄老学实际上、事实上、内容上、本质上就是老子道学，与黄帝学没有关系，也没有老子道学之外的什么黄老学。黄老学就是老学，两者没有区别。

余明光在研究《黄帝四经》后明确指出，黄、老混同是《史记》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谬误，绝不可以“老”代“黄”，也不能“黄”[15]“老”混同，黄帝学就是黄帝学，老子道学就是老学。笔者赞同余老先生的观点。

综上，黄老著作、黄老学说、黄老学派、黄老思潮等，事实上并不真实存在，它只可视为“老学”的另一种称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还有不少学者把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称为“黄老帛书”，如此下去千年之后，史学界又要讨论黄老帛书是什么了。概念的精确性是学术深度的表现。概念含糊不清，就会造成学术的混乱。笔者顺便在此提议，应当纠正“黄老帛书”的称谓，称之为“马王堆帛书”。七 黄帝思想与儒学有何关系？

黄帝学与儒学的关系是最发人深省的关系。

黄帝和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则完全不一样。提到黄帝，我们就认为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炎黄子孙。说到孔子，我们就知道他是中华古代思想的代表，是儒学的鼻祖。他们两人相距两千五百年，孔子正好在中华文明征程的半路上。但炎黄子孙在文明大道上走了两千五百多年，好像没有什么思想，只是到了孔子，才有了思想。这能让谁相信呢？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从黄帝到孔子，炎黄子孙的思想哪里去了？《黄帝四经》的命运可能是最好的回答。中华文明前两千五百年的主要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到了充分的总结和体现。然而，《黄帝四经》在汉武帝之后被彻底埋葬了。

其二，孔子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与《黄帝四经》等黄帝著作毫无关系吗？孔子没有从《黄帝四经》（口耳相传意义上的黄帝四经）中汲取养分？难道孔子的一切思想都是他自创的，没有传承？孔子的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孔子肯定学习和继承了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上古时代的学术思想。他是如何对待《黄帝四经》的，他汲取了黄帝思想的什么内容，舍弃了黄帝思想的什么内容，修改了黄帝思想的什么内容，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只有彻底认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正确评价黄帝思想和儒家思想，才能总结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经验教训。

值得我们玩味的是太史公写黄帝的一段话：“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16]传。”这说明司马迁在写黄帝时思想是有顾虑的，是反复斟酌的。他也感到纳闷，为何孔子的《尚书》独载尧舜，不言黄帝？为何百家皆言黄帝之时，孔子刻意回避黄帝？为何对黄帝沉默不语？何也？这个问题我们要深入研究。当然我不是要否定儒学，而是要厘清黄帝学与儒学的关系，看看他们之间是如何传承的，儒学为何能取代黄帝学成为国学？为何确立儒学的国学地位就一定要罢黜黄帝学？其利弊得失又是什么？有什么历史教训？

黄帝学研究困难重重，主要困难在于历史文献不足。但我们不能因此逃避黄学研究，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努力挖掘历史文献，期待更多的出土文献和重拾、重识历史文献。八 黄帝思想研究如何现代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要用当代的历史观来解读古老的黄帝思想。特别是《黄帝四经》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道”。“道”是黄帝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是黄帝思想的统领。“道”是个深刻的哲学概念，是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论。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已经完全被刷新。令人惊叹的是，现代科技和哲学不但没有推翻黄帝关于“道”的观念，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其正确性。我们应当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手段，重新思考《黄帝四经》。廖凯原教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特别是量子信息理论，对黄帝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为我们解读黄帝思想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使我们对黄帝思想有了崭新的认识，为我们研究黄帝思想提供了新的路径，是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如何促进黄帝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这是我们面临的八大问题之一。为此，本中心于2014年底增聘了《黄帝内经》著名学者、人体生命科学专家张其成先生及信息科学专家张伟先生，尝试用最新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组织跨学科专家深入研究黄帝思想，我们希望继续扩大我们的研究队伍，更深入系统地研究黄帝思想。[1] 徐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副主任。[2] 检索截至《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一书出版日之前。[3] 《史记·五帝本纪》。[4] 参见倪正茂《黄老思潮与汉初君臣之反熵治国》，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 参见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余明光：《东方文化的奥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6]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马克思对古代社会、古代人物及无字可考的传说所持的观点和方法，对黄帝时代和黄帝人物来说最为恰当！[7] 《淮南子·修务训》。[8] 《礼记·中庸》。[9] 陈鼓应认为，四经是一人一时之作，恐怕难以服人。[10] 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11] 参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12] 《庄子·盗跖》。[13]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14]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21～25页。[15] 参见余明光《论道家两个学派——帛书〈黄帝四经〉与〈老子〉的比较》，余明光：《东方文化的奥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第33～45页。[16] 《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

全世界的华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文化的奠基人。所以中国不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单位，也是一个文化的单位。五千年来，我们的国脉和龙脉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的文化一直在独立自主地发展，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只有中国还独立存在并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国脉承龙脉，黄帝英魂壮民魂。”今天我们要寻根问祖，追溯我们文化的来源，不能不追溯到黄帝文明创始集结的初期。一 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渊源的几种看法

对于我国的上古文化，它的源头在哪里？学者们有不同的回答。这是基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同：一种是相信传统历史而绝对崇古信古的；一种是不信传说而疑古的，总是要在历史的遗迹中寻找证据，推翻传统的旧说。由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同，因此对上古文化源头的看法也不一样，这正好说明文化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同时也说明信与疑会对问题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解答。

中国上古文化与历史的源头在哪里呢？

第一个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者是孔子。孔子对历史的研究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对历史资料的采集与甄选尤为仔细。他是一个非常好古的[2]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对待上古历史和文化的态度，但他的“信”又是有限度的。如他在整理远古和上古历史文献的时候，十分谨慎地删定《尚书》，把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断自唐虞开始，对于唐尧虞舜以前的历史，因为只有传说，不能作为可以征信的历史资料，因此便忽略不提了。孔子的删书断代对后世影响很大，很多学者便退而求信，以夏、商、周三代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开始，而三代以上的历史便疑而不论了。

孔子的断代并非绝对准确。到了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蜂起，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三代以上的远古历史资料及其传闻还保存不少，所以诸子百家对于孔子的断代，对于远古历史的叙述与传闻，仍然采取了存疑存信的态度，但并不否认远古历史文化的存在。

到了汉代，因为周秦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以及对黄帝存在的信任度越来越高，史料也越来越多，学者对孔子的断代便不以为然了，提出了种种新的意见，司马迁大胆地突破孔子对历史断代的局限，第一个提出以黄帝作为中国远古历史的开端，即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源头就在黄帝。他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提出以黄帝作为古史的上限，是卓有远见、言之有据的。他突破《尚书》的局限，并实地走访空桐、涿鹿、山东沿海以及江淮地区的长老，调查黄帝的传闻与遗迹，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把一些不雅驯的离奇古怪的虚诞之说剔除，而择其典雅精华者和古文《五帝德》及《帝系姓》相对照，作对比研究，证明黄帝的存在和其事功并非虚说，然后才写成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本纪》。确立黄帝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奠定中华文明的第一座基石。二 上古文化与道术发展的线索与路径

由于孔子以《尚书》为依据，以虞、夏作为古史上限的开始，后世的儒家学者多遵循孔子的教导，以夏、商、周三代作为标准的可信史料，故其道术亦从三代讲起。这样，黄帝文化就被排斥在历史之外，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尚书》中所讲的历史与文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突然冒出来的，它也是从黄帝上古文化承传下来的。也就是说，三代的文化与道术是源于五帝的文化道术的。这种国脉与龙脉、学统与道统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向前发展的。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考察上古文化的渊源，以证明黄帝是我国古今文化的总源头。《史记·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史迁在这里指出一个学者拥有的典籍除了六艺外，还有“极博”的其他典籍，“六艺”只不过是儒家的主要典籍。但就“六艺”而言，主要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也就是儒家的“五经”。而真正能够论述中国上古文化源头的只有其中的两部书——《尚书》和《周易》。

先说《尚书》。《尚书》所保留的政治历史文化资料都是历代“史官”记录下来的官方文件，可考的有尧、舜、禹、汤以至周代的文化，这部分文化后来经过周公的整理而集其大成，并依此制定了周代的礼、乐、文教和刑政。为以后的孔子所传承发挥。所以孔子之孙子思在《中庸》里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可见以《尚书》为代表的“史官”文化系统认为中国上古文化的源头在唐尧时代。

但唐尧以前呢？《尚书》和孔子都没有讲，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上溯到黄帝时代。因为根据黄帝所传国脉顺序来看，黄帝之后是颛顼，是黄帝之孙，以后是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唐尧是黄帝的玄孙，虞舜为黄帝九代孙，而夏禹也是黄帝的后裔。这样的国脉传承关系，当然与道术文化传承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中国上古文化的渊源应在炎黄时代。

中国上古文化的第二个源头是以巫觋为首的《周易》文化系统，它也可被称为巫觋文化系统。《周易》自汉、魏以来，一直被思想文化界视为“群经之首”，学者们认为中国文字与文化学术都起源于《周易》，视伏羲画八卦为有书契的开始。易学系统历来都有“三易”之称，即连山、归藏与周易。连山易与归藏易久已失传，现在剩下的只有《周易》这部书。《周易》后来被看成儒家经典，那是有问题的。秦始皇烧书时，它并没有被列入儒家典籍，而是被当作卜筮之类的方术之书，因而被保留了下来。后来“易学”成为两汉时期的显学。《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根据这个记载，八卦的创始人就是伏羲氏。所谓“八卦”就是用八个符号来表示山川地理、人间万物的某些特征，其中包含着阴阳互变的因素。到了黄帝时代，巫觋因为要沟通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而将八卦重叠，产生六十四个卦作为归纳万事万物变化的迹象和作为分析归纳人事物理的法则，再把天文学上发明的天干、地支加以配合，到了夏、商、周时代又把五行术数配合进去，因之形成独立的巫觋文化系统。

周族自称黄帝是自己的祖先，它特别重视文化的传承，也特别重视易学。周文王为它写了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为它写了爻辞，使《周易》这部书更为完善，也为后学者学习这部难读难懂的经典铺平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文王与周公在解释这部书的内容时，他们把原始的有关天文物理阴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解释附会成为人文科学或人事哲学方面的新理论，使之成为发扬人文道德、奠定伦理标准的人文思想的基石。

以“史官”为主的《尚书》文化系统和以巫觋为主的《周易》文化系统的发源地是不同的。《尚书》文化是随着尧舜氏族部落的发源地而产生的，大致起源于黄河中心流域东北方，它的主要思想内容是礼乐文化，至周代乃集其大成。《周易》文化系统也是随着伏羲、神农、黄帝氏族联盟部落的发源地而产生的，这个部落联盟及其文化，产生于西北高原，逐渐向黄河中下游发展，到了三代以下便形成了中原文化。它以伏羲画卦开始，以黄帝发展其内涵为中心，而终于周文王和周公对八卦的演绎，最后形成《周易》哲学。

从以上两个文化源头来看，虽然地域有所不同，民族风情有异，但到了三代之际，这两个文化系统已经合二为一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因为地域各异，民风不同，所以在解释这些文化的时候，便各自有不同的见解，这就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学说各异的重要的历史背景。所以《庄子·天下》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由何降？明由何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这里的所谓“一”，既是指“道”，也是指“黄帝”。即我们中华文化的道统，都是来自黄帝。

除了孔子、司马迁论述上古文化的源头外，还有人觉得不满意，觉得中国上古文化的源头比黄帝还要古老，如唐代的司马贞，他为《史记》作补苴，又根据道家的传说，写了《三皇本纪》这部书，把中国上古文化从黄帝再住上推，从五帝再推到三皇，这样我们的文化就有十二万年之久了。到了宋代，邵雍研究《周易》，他是象数派的大师，著有《皇极经世书》，创造了一套新的数学模式，计算中国历史的发展，根据他的计算，从三皇到唐尧甲辰年止，已经有四万五千年了，像司马贞和邵雍这类史学家和易学家，他们提出的这些不经理论，我们只好置之不论了。三 黄帝事功与黄帝思想的关系

黄帝生于“轩辕之邱，因名轩辕”，轩辕即今河南新郑。后来因蚩尤作乱，欲取炎帝而代之，炎帝神农氏势衰力薄，又欺凌弱小氏族部落，黄帝乃兴兵在阪泉（今河北保安）兼并无道的“榆罔”——当时在位的第八代炎帝。再移师于涿鹿，打垮了横征暴敛的蚩尤，被众部落推尊为联盟共主，是为黄帝，继炎帝神农氏而统治天下。

一代伟人必有他伟大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必来源于他伟大的功绩，实践出真知，真知出思想。纵观黄帝一生的功业，可以分为文治与武功两大部分。文治产生政治、哲学和礼乐思想，武功则产生军事思想，兹分别简要论述于下。（一）黄帝的文治及其思想

黄帝上承伏羲、神农两代初创文明，即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完成统一大业。这也就是后世判断历史文物、裁定上溯始于黄帝的原因。[3]

黄帝治理下的发明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创建了天文历法，文字书契，冠冕衣裳，律吕音乐，以及度、量、衡等。在治国方面，他创建了井田制度、官僚行政制度、史官制度等。可见，黄帝的发明从物质文明一直延伸到精神文明，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黄帝，学者所共[4]术”，即为百家学说所共信、共知、共奉和赞许。这就是“百家言黄帝”的真正原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谓“黄帝的发明创造”，并非就是黄帝个人所为。任何聪明大智的伟人，都不可能有面面俱到的发明。所以，这里讲的黄帝的发明创造，实是“黄帝族”的发明创造，是黄帝氏族部落联盟集体智慧的结晶。

黄帝既然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治业绩，透过这些物质文明，我们看到了哪些思想意识的萌芽呢？

第一，“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这是因为黄帝继承了炎帝神农氏的农耕文明，而农耕最主要的就是注重天时。黄帝最大的成就是注重天文历法。他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创造了天干、地支以记时日节气的“黄帝历”，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这个古老的“黄帝历”一直到汉代还被列为七大古历之一。这种仰观天象、顺应自然之举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积极认识、利用和保护自然的表现。这也是“究天人之际”的上古哲学思想的萌芽，儒道两家都继承了这个思想。所以后来中国文化强调，“人禽之辨”、“文野之分”，其思想起源也在这里。

第二，“人文精神”的发端。从《大戴礼》、《世本》和《史记》的记载来看，黄帝虽然神通广大，但他是人，不是神。其父母子孙都是参加社会实践的人，其成功完全在于整个氏族及其辅助官员的积极努力。他们相信的是人的力量，而不是神的力量，所谓“治五气，蓺[5]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靠的都是人。这种以人为本，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的精神，便是人文精神在上古时代的开端。

第三，自然科学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在平定蚩尤以后，便着手建立原始的自然科学规范，尤其是天文和数学。天文学最大的成就是利用占星术和对日月的观测，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计算出天有十二次，为日月所运行的规律；地有十二分，为各诸侯王国所划分的疆界。与此同时，便是天干、地支的发明。又命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以纪时日。盖自黄帝以来，即使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为甲子一周期。如此循环不已，以纪年、月、日、时，所以我们上古时期的天文学与数学是分不开的。后来的道家，正是继承黄帝的这种探索自然的精神，在“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引下，不断向自然探索，除天文与数学外，还在物理、化学、医学、药物学等科学领域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第四，封疆建国的政治思想。黄帝作为部落联盟的共主，如何协调各氏族部落的关系，这是消灭蚩尤以后的头等大事。从黄帝的行事中，可以看到，他首先要做的是划定土地疆界。据说黄帝“命风后方[6]割万里，画野分疆，得大小之国万区”。这里的所谓“国”也就是当时的部落，各部落有了土地，便各自相安无事，努力发展自己的生[7]产。为了各部落和平相处，黄帝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监督和处理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协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又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这就是后来井田制的萌芽，也是重农思想的开端。

第五，设置百官，订立制度，勤政爱民，按章施政。据说黄帝即位之时，有“云瑞”出现，就以云名官。根据古史的记载，有“缙云[8]氏”、“青云氏”、“白云氏”、“黑云氏”。还有中官“黄云氏”。百官以云命名，恐怕也是和农业气象有关。《周礼》上说“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又颁布“五刑”，使用“大辟、劓、刖、宫、黥”五种刑法，并设“李官”，专司刑法。《史记》上说，黄帝“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9]也”。结果得到大治。《史记》称：“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10]求不匮。”这种“百官分立，各司其序，不相乱也”的政治思想，即是后世的无为而治思想的萌芽。（二）黄帝的武功及其思想

黄帝之时，他与炎帝、蚩尤相鼎立。炎、黄都是少典之子，同出一族，故为兄弟。炎帝神农氏是姜姓部落的首领；而黄帝则是姬姓的部落首领。后来由于部族的分散迁移，一个在姜水附近发展，一个在姬水附近发展。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境内，姬水也离此不远。可见炎、黄都是发源于我国本部黄土高原地区的部落首领。依据世系推算，黄帝生活在距今5000多年前，而炎帝的时间比黄帝大概还要早50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今日考古所发现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河南、陕西的龙山文化[11]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这两个部落由西北高原沿黄河渐渐向东发展一直进入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大致在今晋、豫、鲁、冀四省交会的华北大平原地区，恰好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也率众在这一地区发展，遂形成炎、黄、蚩三族鼎立的形势。

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三个部族都要壮大自己的声势，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必然要产生尖锐的矛盾，战争便随之而发生。

最先爆发争战的是炎帝与蚩尤。姜族神农氏此时的首领为第八代炎帝榆罔，其部族此时已走向衰落，史称“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12]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乃乘其势，与之战于涿鹿之阿，大胜之，炎帝被逐。《逸周书·尝麦解》说：“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庄子·盗跖·释文》也说：“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逐榆罔。”炎帝战败后，乃求之于黄帝，黄帝乘势兼并了炎帝。于是炎黄联合，击败蚩尤。

黄帝与蚩尤之战，是我国上古时期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次大战，它决定着我们民族的走向和今日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蚩尤得志，中国的历史也许完全是另一回事。

号称“战神”的蚩尤，是黄帝的劲敌。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制伏蚩尤。”又《山海经》曰：“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主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管子》书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以上所引，可见蚩尤“以金作兵”——即以铜作兵器，证明他的部族已进入青铜时代，而黄帝在这方面还稍逊一筹。如此强敌，要战胜他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黄帝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各部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在涿鹿擒杀蚩尤，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单靠彪悍强勇、武器犀利，未必能取得胜算。《逸周书》在总结蚩尤之败时指出：“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即蚩尤）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于独鹿（即涿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

黄帝与蚩尤之战，非朝夕之功。双方对垒，达十余年之久，据传[13]说他们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七十一次都未分胜负。又说黄帝“顿兵浊鹿（涿鹿）之山，三年九战而城不下”，总之战争的艰苦和残酷可想而知。

黄帝战胜蚩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局面，除文治获得辉煌的成就外，其武功也达到了顶点，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其军事思想。

黄帝的军事思想最详尽的表述就在《黄帝四经》内，其中《十大经》中的《五政》、《正乱》、《兵容》、《本伐》和《顺道》诸篇是专门论述与蚩尤作战时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经典文章。其要点如下。一是特别注重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政治贯穿于战争之中。二是正确分析敌我双方形势，谨慎而大胆用兵，特别强调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和强弱。三是在战争中[14]要扬己之长，纵敌之短。“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四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五是在战术上迷惑敌人，使其不知虚实，[15]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敌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杀俘虏，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队伍。如黄帝击败蚩尤后，对战俘做了分别处理，表现比较好的迁到“邹屠之地”；表现不好的迁到“有北之乡”；对有才能的分别予以重任。《管子·五则》载：“昔者黄帝得蚩尤（按：蚩尤是个通名，蚩尤部落大小首领皆叫蚩尤）而明于天道……故使为当时。”这是因为蚩尤懂得天文气象，能观风察雨，故任命为“当时之官”。所谓“当时”就是掌握天文星象时令的官员。《管子·地数》又载：“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这就是说：有一部分蚩尤懂得冶炼之术，故任命为冶金（冶铜）之官，以制造青铜武器。总之不杀降、善待俘虏、化敌为友的政策实施，成为后世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 黄帝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

中国的道统自黄帝始，一直延续五千年未曾间断。所谓“道统”，即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九流百家，托始不同。如墨子言禹，道家言黄帝，儒家言尧舜，许行言神农，虽各有所宗，而其源皆在黄帝。即使是“六艺”之文并孔子所述，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诗经》唯见禹、汤、文、武，《周易》备述五帝，《春秋》法文王，唯《尚书》首推尧舜。这些上古文化的细流，如果追流溯源，皆可以追溯到黄帝的时代，所以中国的道统文脉是从黄帝开始的。

当然，思想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文化特点。庄子曾对中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把从黄帝开始，中经尧、舜、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分成三个阶段，代表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

第一是上古时期。“古之所谓道术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16]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以上是指从黄帝开始，中经尧、舜、禹的上古时期，这个时期文化的特点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后世的儒、道两家都是以天、德、道为根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是思想文化的发端期，政治文化上最大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这君、亲、师三者是合一的，作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一个大家长，就有教育全民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刑教”在内。而教育的内涵主要是天、德、道。这三者也是混而合一的，可见真正的思想文化还没有单独分离出来。最高统治者既是文化道德上的“圣”，也是世俗社会的王，圣和王是统一的。

第二个时期是中古时期。“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17]《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

这个时期主要是商、周的中古时期，文化掌握在“史官”的手中，“政教合一”的特殊结构开始瓦解、崩溃，出现了“缙绅先生”这样一批文化人，但主流仍是“学在官府”。

第三个时期是近古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18]术将为天下裂。”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政教分离”，思想文化再也不被官方所垄断，学术开始下移到民间，对任何一个问题，“缙绅先生”都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学术终于从官府走向了民间，诸子百家之学像雨后春笋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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