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十八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荣新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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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十八讲试读：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1〕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不仅把敦煌当作一门学问而响亮地叫了出来，还指出了20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的魅力何在？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多广？

从陈寅恪先生《劫余录序》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当地考古工作的进步，特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以及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敦煌学”的范围应当扩大。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2〕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这里表述的虽然不十分科学，但姜亮夫先生强调应当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实已为敦煌学界广泛接受。

然而，从整个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框架里，很难摆放一个所谓的“敦煌学”。

学贯东西而又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3〕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后来，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中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4〕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周先生还建议把“敦煌学”永远放在括号里。

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周先生这一看法的原因，是目前的敦煌学研究，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

因此，有关敦煌学的存在问题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也涉及到我们在大学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序列里如何安排“敦煌学”的位置。比如在大学里，“敦煌学”的课程往往被放在“隋唐史”、“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其实这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遮盖了敦煌学的广阔内涵。

从目前来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学所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写本，和我们常常使用的印本书籍材料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此外，这些资料都出自边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需要对当地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这批资料；而且，敦煌学提供了一些研究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等等问题的特殊材料，从而出现了新的课题供我们研究；此外，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日益壮大，而且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大体上自有其研究范围，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二　敦煌学的现状

敦煌学的发展，虽然有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但各国学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使敦煌学日新月异，加之敦煌文献陆续公布，敦煌考古也续有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以关于敦煌的学术会议为例，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1986年在台北，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1992年在北京，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1995年在嘉义，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等地，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北京、香港、敦煌、蒙特利尔等地都举办了高水准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此外，除了创办《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和专刊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我和赵和平先生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的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94年，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1997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以主题索引的方式查有关“敦煌”的著作，映入眼帘的多达数百个名目；而今年（200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网页上，竟能检索到六百多笔。敦煌只是唐朝边疆的一个小州，但有关敦煌的著作远远多于唐朝的都城长安的著作。

在敦煌学的领域里，仅就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来说，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利用敦煌资料，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文书、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在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学科，也利用敦煌资料，有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由于中国学者在八九十年代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在敦煌汉文文献方面，国外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中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出版社对敦煌写本的影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正在陆续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等，这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而《俄藏敦煌文献》等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也大大推动了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使得一些个案研究得以深入，所以近年来对敦煌文献的分类研究，如书仪、变文、佛经目录、社邑文书、星图日历、俗语词、归义军文书等方面的工作，确实比前人更为完善。但我们没有像王重民先生那样的大家，我们对整个敦煌古籍还没有清楚的把握，也没有能够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录统编为一个分类目录。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目前敦煌学的研究似乎有忽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的倾向，而且未能有超出个案研究的鸿篇巨制问世。三　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以归义军史研究为例

我本人的敦煌学研究方向之一，是对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史的研究。现在就以归义军史研究为例，来说明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所在，这两方面的内容，对于一般的敦煌学研究，特别是敦煌历史资料的利用，具有普遍的意义。1．归义军研究的旨趣

归义军本是唐朝在大中五年（851）设立的一个军镇，但由于位于中原王朝“王命所不及”的西北一隅，又处在中西交往的孔道上，以及周边地区都为回鹘、吐蕃、党项、于阗等民族占据，所以，这个存在了将近二百年的汉人为主体的政权，自有其特殊的研究旨趣和历史意义。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旨趣之一，我们可以摆脱旧史家的束缚，独立地审视历史。

大家知道，传统的旧史家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如正史、编年、政书、纪事本末等体裁的史书，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是，与之俱来的一个缺点是，今天的历史研究方向和结论，不能不受到旧史家的影响，因为我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出自官僚士大夫们的手笔。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却提供给我们一批从未经过任何史家所整理、订正、甚至篡改过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可以利用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材料，来看这个事件本身。甚至我们可以从原始的文件揭示出旧史所掩盖住的某些历史真相。比如，归义军建立的初期，唐朝方面所留下来的史料记载大多数都着力渲染张议潮的归降和献款，唐朝对归义军如何如何优待等等。但是，我们通过敦煌文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议潮乃至张淮深统治时期的归义军政权，与唐朝有着明争暗斗的情形，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归义军作为晚唐的一个藩镇，与中央朝廷之间若即若离的真实关系。

旨趣之二，我们可以根据最原始的材料，来直接撰写没人写过的历史。

归义军是唐朝的一个边远的藩镇，五代、宋初则成为实际上的“外邦”，新、旧《五代史》附在《吐蕃传》中，《宋史》则编入《外国传》，《宋会要》列为“蕃夷”，这个奉中原正朔却被屏除于中原之外的地方政权，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其独特的性格。传统的中国史书，都是以中央王朝为主干而加以记录的，所记大多是帝王将相的事迹。敦煌文书中的归义军史料，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资料，从统治者归义军节度使和其手下的文臣武将，到敦煌地方的僧俗大众，甚至于妇女和学童，都有丰富多彩的文献可供研究。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还包括许多传世史料所没有的非汉字所写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如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等，记录了敦煌当地及其周边各民族的状况以及他们和归义军政权及民众的关系，这些胡语文献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本民族的史事，较汉文的记载更加真实，也更加珍贵。可以说，有关归义军的敦煌史料，提供给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和新的视角。我们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揭示出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之间的战争和文化交往的许多史实，完全超过了旧史所记两个回鹘政权向中原朝贡的那么一点点记录。2．归义军史研究的难点

然而，归义军史的研究也有其自身材料性质所造成的困难。

难点之一，在做历史研究之前，先要整理档案式的史料。

略微翻捡过敦煌文书照片图录或缩微胶卷的人都知道，这些文书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与传世史籍的保存状态完全不同。另外，这些文书都是手写体，有些还是行书或草书，要比传世的印刷体史书难认得多。因此，研究归义军史与研究某个断代史或专题史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断代史的研究，几乎都有各个朝代的正史、编年史、别史或其他史书可以依靠，专史的情形大体相同，可以根据这些已有的史书条理出大致的脉络。归义军史则完全没有详实的史书可言。敦煌文书中虽然保存下来大量的公私文书，但由于出自佛寺，大多数是作为佛寺藏书的附属品而保存下来的，所以杂乱无章。我认为这些文书原是位于莫高窟前三界寺的物品，或者是佛教文献的附着物，如裱纸或写在经卷背面，或者是留待用于抄经或裱经的废纸。研究者在进行归义军史的研究之前，首先要像处理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一样，做文字的校录工作，将残文书整理成可读的文献，然后才能参互对比，进行历史研究。当然，有不少研究论文是把两项工作结合在一起做的，即先录文，然后做研究。这样往往使得一篇文章有大段的按行校录的文书原文，影响文章的文风，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难点之二，敦煌文书散在四方，收集不易。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有年代记载的文献从406年至1002年，从内容上看，大体上来说，是年代越后，资料越多；年代越后，世俗材料越多；也就是说，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这批文书，以归义军时期的材料最多。但是，由于发现以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所以这批总共约有五万件的文书，现分散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归义军史的研究是随着敦煌文书的发现而开始的，但是，由于资料的分散，前辈学者虽然取得不少成就，最终被条件所局限，而无法全面地探讨归义军史。六十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情况有所改观，但“文革”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处在停顿状态。七十年代末，包含世俗文书最多的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布，使我们有条件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的资料，才使得归义军史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就是我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系统收集材料，来研究归义军史的学术背景。

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的程度还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的照片效果很不理想，所以有很多重要的文书无法识读。还因为负责交换胶片的人没有认真核查，使得法藏的藏文文书部分有许多文书没有拍照，而且常常是比较重要的文书。我们知道，法藏藏文文书的目录（拉露目录）编在汉文文书目录之前，在拉露编目时，把许多编在汉文文书部分而背面有藏文的文书，提到藏文文书部分编目，使我们在汉文文书部分无法找到原件照片。而英图和北图公布的胶片，也非其馆藏的全部。我在研究归义军史的十余年中，有不少次机会出国调查抄录未公布的或者不清楚的敦煌文书，我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有不少录文是从胶片或照片上所看不到的文字。敦煌文书不过五万左右的编号，但由于分散收藏在世界各地，甚至秘藏在公私收藏者手中，学者难以利用，使得归义军史的研究较利用普通书籍所作的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在获取资料上要困难得多，花费的时间和经费也要多得多。

难点之三，归义军史的研究和其他敦煌学门类一样，学术研究的规范还没有建立。

归义军史的研究，没有许多传统古籍那样的各种版本甚至标点本史籍可供参考。如前所述，归义军史料的整理，往往和研究论文一同发表。由于敦煌资料不少收藏在国外，首次发表的材料又有不少是外文研究文献，这样就使得引用归义军资料时，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翻捡大量的中外文学术论著，以便在前人取得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有一些研究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好好做基本的学术积累，以为找到一件文书就可以写文章，注引出处无非就是给出编号而已。更有甚者，转抄别人的校录文书的成果，而只注出编号，好像都是他本人从法国或英国抄来的一样。这种不遵守学术规范的做法，在归义军史研究乃至许多敦煌学的研究论著中大量存在。归义军史的研究涉及大量敦煌文书，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现在敦煌学研究起点已经很高，不是随便拿来一篇文书就可以写文章的。由于学术规范的不健全，产生了一些重复研究、水平不高甚至结论错误的论著，使得我们做一篇文章时，往往先要费些笔墨来清理本不应该有的错误，费时费力。四　本书的基本内容提要《绪论》

分析“敦煌学”概念的形成和局限，概括介绍敦煌学研究的现状，以归义军史研究为例，阐述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最后介绍本书的基本内容。

第一讲《中国历史上的敦煌》

综合利用传世史书、石刻材料、敦煌文书、考古文物资料，概述从秦汉到明清的敦煌地方史，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看看作为中原王朝边远城镇的敦煌，如何随着中原王朝的历史脉搏而跳动。

第二讲《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利用史籍，特别是敦煌文书和考古材料，阐述位于中西交往的孔道上的敦煌，如何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而兴盛与败落，以及在中西文化交往促进下，融汇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因素的敦煌，其自身文化的发展和对周边地域或民族的促进作用。

第三讲《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文物的早期流散》

讲述清末敦煌莫高窟的状况和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故事，收集零碎的资料，追寻斯坦因1907年到来之前所流散出来的绢画和写本，以及它们的目前所在。从敦煌发现的历史，来总结中国文物流失的沉痛教训。

第四讲《敦煌藏经洞的原状及其封闭原因》

根据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最初描述和留下的照片，探讨敦煌藏经洞发现时其收藏品的原状，从而推测敦煌藏经洞宝藏原来的性质，即它们原本是莫高窟前三界寺的供养物，它们的封闭不是废弃，而是为了保存。

第五讲《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

介绍入藏英、法、俄、中、日等国的敦煌收集品的情况，概要介绍各国学者对海内外敦煌文献的编目、整理和刊布情况。

第六讲《于阗、龟兹、楼兰、高昌宝藏的争夺》

回顾以斯文赫定、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掠夺敦煌宝藏的前后，对新疆各地文化宝藏的掠夺过程，概要介绍瑞典、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所攫取的于阗、龟兹、楼兰、高昌等地出土文献材料的学术价值。

第七讲《敦煌学对欧美东方学的贡献》

略谈欧美各国所获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不同，对欧美东方学，特别是汉学格局的影响。分析介绍欧美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对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第八讲《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分析几乎同时接触到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学界对敦煌资料的利用和不同学术走向，阐述敦煌资料在建立中国和日本现代学术上的贡献，以及战后两国敦煌学研究的优劣。在本讲中，将特别表彰北京大学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第九讲《敦煌学与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史研究》

从第九讲到第十六讲，根据学者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介绍敦煌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本讲集中在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和制度史方面，特别是文书制度、官制、兵制、均田、赋役、财政等。

第十讲《敦煌学与中古社会史研究》

介绍敦煌学资料对于中国中古的人口、下层社会、佛教社会、僧尼生活、民俗等方面研究的价值和成果。相对于研究比较充分的政治、制度史，敦煌学资料涉及下层社会较多，因此对社会史的研究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第十一讲《敦煌学与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

介绍敦煌文献对吐蕃王朝史、吐蕃统治敦煌、禅宗入藏、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研究的贡献，以及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如祆教、摩尼教、景教、中印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价值。

第十二讲《敦煌佛教、道教文献的价值》

介绍敦煌材料在佛教文献学和佛教史方面的价值，特别是与社会史密切相关的三阶教经典、禅宗文献的情况。同时，阐述敦煌道教文献和道教思想史对整个中古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第十三讲《敦煌四部书抄本与中古学术史研究》

介绍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情况，分析何以有些典籍有存，有些典籍无存的原因，并据以说明它们在探讨中古学术史上的价值。

第十四讲《敦煌学与语言文学研究》

介绍敦煌保存的汉语韵书、字书、音义书，以及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藏、回鹘、于阗、粟特），利用前人有关研究的方法，说明这些文字材料对于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价值。介绍俗文学作品的内容、价值，特别是后者反映的社会情貌和民间文学的流行状况。

第十五讲《敦煌学与科技史研究》

讲述敦煌文献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造纸、印刷等科技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第十六讲《考古、艺术视角中的敦煌》

根据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介绍敦煌石窟形制、雕塑、壁画、图案的基本内容和时代演变情况，从图象的角度来看敦煌石窟绘画的丰富内涵和研究旨趣。

第十七讲《敦煌写本学》

就整理、研究、利用敦煌文献时所遇到的问题，介绍有关敦煌写本纸张、装潢、形式、书体、字体、书写格式、题记、印记、年代、正背关系、缀合、断代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十八讲《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

面对流散的敦煌收集品的大量刊行，分析如何辨别敦煌藏经洞文献和今人伪造的“古代文献”，并据前人研究成果和笔者考察真伪写本的经验，提出敦煌写本真伪辨别的几个原则，以利于敦煌写本的正确使用。《后论》

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角度，展望21世纪的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是敦煌、吐鲁番等西北边陲出土的文物、文献，以当地人的写本为多，但也未必全都是敦煌、吐鲁番所写，其中有长安、洛阳、河西、中亚各地所写的文书而流传到敦煌、吐鲁番的，敦煌或吐鲁番是唐朝丝路城镇汇聚多种文明的典型代表。

敦煌学的丰富内容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的学术训练，你可以通过这一课程了解敦煌学的内涵，在丰富历史知识之余，增进对宗教、艺术、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了解，或者进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这就是本课程的目的。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页。

〔2〕《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3〕中华书局版，1984年。

〔4〕《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地图1　西汉的敦煌郡及长城地图2　唐代前期敦煌及其周边第一讲中国历史上的敦煌

敦煌，位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干道，就从这里通过。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一　两汉时期的敦煌

敦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是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的，范围十分广阔，向东到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大约在秦朝（前221—前207）末叶，月氏势力日益强盛，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就连蒙古高原的强悍民族匈奴，也不得不把首领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送到月氏那里〔1〕去当人质。

秦汉之际，匈奴在新的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了东边的强邻东胡，又乘秦汉交替时中原战乱的机会，夺得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向西击溃强大的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成为匈奴控制的地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归匈奴的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匈奴休屠王驻守。随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和河南王的领地，并进一步向西控制了西域地区，成为中国北方从东到西的霸主。新立的汉王朝也备受匈奴的侵扰，由于没〔2〕有力量反击，只好用和亲、赠送缯帛的方式换取短暂的和平。

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渐渐富强起来。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开始筹划反击匈奴的战争。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再加上张骞第一次西行所获河西匈奴情报的帮助，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直接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将军再次进入河西地区，使匈奴的统治秩序遭重创，匈奴浑邪王率部下四万余众投降汉朝。匈奴人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3〕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从此，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的版图。

就在夺取了河西走廊的元狩二年，汉朝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带归酒泉郡管辖。十年后的元鼎六年（前111），又分武威、〔4〕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与此同时，汉朝又把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并在敦煌郡城西面，分别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这就是《汉书·西域传》一开篇所说的“列四郡，据两关”。

敦煌郡是从酒泉郡中划出来的，是随着汉朝军事力量的向西开拓和灌溉农业区的扩展而设置的。开始时敦煌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但因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西汉时的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天敦煌、安西两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敦〔5〕煌有11200户，人口38335，每户不到四人。虽然从人口密度来看，每平方公里只有0.3人，但这些人口集中在六个县中，比以前要多得多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敦煌六县之一的“效谷”，就是由于任鱼泽尉的崔不意，“教力田，以〔6〕勤效得谷”而得名的，反映了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敦煌发展的基础，也是西汉进取西域的必要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将军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时，敦煌就安排了兵六万人，牛十万头，马三万多匹，〔7〕其他牲畜数以万计奔赴前线。为了巩固这一基地，汉朝一面迁徙〔8〕内地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士兵到此戍守（图1）。中原汉族民众的迁入，改变了河西的民族布局，推动了生产进步。因此可以说，自从建郡以后，敦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图1　敦煌汉简

西汉末，中原动乱，河西却富庶平安，许多中原的大族避乱西迁，在河西定居下来。大族的到来，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也为河西地区增添了熟悉农业生产技术的大批劳动人手。东汉时，河西东部地区常常受到羌人的起兵扰乱，西部却相对比较平安。同时，北匈奴重新强盛，控制了西域，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长驻敦煌，而敦煌太守成为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清朝初年在新疆巴里坤湖畔发现的汉顺帝永和二年（137）立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就是敦煌太守率军进击〔9〕匈奴呼衍王的记录。敦煌可以说是当时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割据混战，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敦煌在曹魏的统治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晋虽然有短暂的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291—306）、永嘉之乱（311），接着是西晋灭亡（316）、晋室南迁（318），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中原的士人逃到河西。十六国时期（304—439），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

曹魏在统一北方以后，魏文帝曹丕委任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维持西汉以来河西屯戍政策。明帝太和元年（227），仓慈继任敦煌太守，抑制豪强势力，抚恤贫穷，鼓励不同民族间通婚，并对来往的西域商人提供贸易和交通的便利，使敦煌社会稳定，生产和商业得到发〔10〕展。齐王嘉平元年（249），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在敦煌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使敦煌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11〕。

前凉（313—376）张氏的统治中心在河西东部的武威，但敦煌仍然是河西政权控制西域的重镇。张骏太元二十二年（345），前凉把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12〕并，称作沙州，治所在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据敦煌写本唐朝地方官府所修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记载，杨宣曾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建五石斗门，堰水溉田，建成长十五里的水渠，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称作“阳（杨）开渠”。杨宣还用自家的粮食万斛，买石头修理城北北府渠上的平河斗门，保证不再被水冲坏。另外，沙州太守阴澹也曾在城西南修渠，长七里，被称作“阴安渠”〔13〕。

前秦（376—387）是由氐族苻氏建立于长安的政权。苻坚建元十二年（376），前秦灭前凉，控制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十八年（382），派吕光进攻龟兹。为了巩固经营西域的基地，建元二十一年（385），苻坚迁江汉百姓一万户、中原百姓七千余户到敦煌。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促进了敦煌耕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前秦政权因淝水之战的失败而瓦解。386年，吕光从西域返回河西，在凉州（武威）建立后凉政权（386—403）。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继续给敦煌输入人力。后凉敦煌太守孟敏又在州城西南主持修建了长〔14〕二十里的水渠，人称“孟授渠”，对当地农业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凉王，建立了独立于武威后凉政权的割据政权——西凉。这是敦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记载，李暠在敦煌城内修建恭德殿、靖恭堂、嘉纳堂、谦德堂，议朝政，阅武事；又为其父立先王庙；还〔15〕设立泮宫，增设高门学生五百人；而于阗、鄯善等西域王国也〔16〕来遣使朝贡；敦煌俨然有都城规模。然而，沮渠蒙逊灭后凉建立北凉（401—439）后，对西凉构成巨大威胁。李暠为对付北凉的侵逼，于建初元年（405）迁都酒泉，并随之带走了两万三千人户，使敦煌的实力大为削弱。嘉兴四年（420），北凉打败酒泉的西凉王李歆，西凉灭亡，歆弟恂等曾据敦煌抵抗。421年，沮渠蒙逊亲率二万大军攻敦煌，以水灌城，恂派壮士潜出城外掘堤，均被擒获。李恂〔17〕最后兵败自杀，蒙逊“屠其城”。敦煌丁壮被杀，人口减少，更加衰落下去。

由于敦煌的衰微，而北凉的主要对手是立都平城（山西大同）的北魏鲜卑人，所以北凉时期的敦煌没有特别的事迹。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占北凉首都姑臧（武威），凉王沮渠牧犍降魏，北凉实际灭亡，但凉王诸弟仍在河西西部进行抵抗。在北魏军队的强大压力下，441年，据守敦煌的牧犍弟无讳，派遣弟安周率五千人西击鄯善，鄯善王比龙拒之，安周不能克。442年，无讳见河西大势已去，自率万余家撤离敦煌，西渡流沙，尚未至鄯善而比龙已西奔且末，其世子投降安周，无讳兄弟占据鄯善。同年八月，无讳留从子丰周守鄯善，率众经焉耆进军高昌。九月，击败高昌太守阚爽，入主高昌城，仍号“河西王”。443年，无讳改元“承平”，建立号称“大凉”的高昌地方割据政权。444年，无讳死，安周即位。由于北凉〔18〕王族带入高昌的人口过多，引起饥荒，“死者无限”，这说明北凉王族带走了大批敦煌户口，而且这些人正是因为北魏从东向西的进攻而聚集在敦煌的河西精英。可以说，在北凉灭西凉和北魏灭北凉的过程中，敦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就在沮渠无讳撤离敦煌的442年，西凉李暠的孙子李宝乘机占据敦煌，并派其弟李怀达为使入魏归降。北魏封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19〕但北魏很快就在444年，把李宝召到平城，直接控制了敦煌，并〔20〕建立了敦煌镇，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和抗击北方柔然汗国的前沿阵地。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出敦煌，西击鄯善。九年（448），万度归继续西进，击破〔21〕焉耆和龟兹，大获驼马而归。与此同时，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柔然，帮助高昌的沮渠安周，在450年攻灭交河的车师国，统一了〔22〕吐鲁番盆地，车师王车伊洛率残众，经焉耆，最后入魏。接着，〔23〕柔然在460年灭掉沮渠安周的大凉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柔然不仅控制了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区，而且直接控制了与敦煌最为接近的吐鲁番盆地。延兴二年至四年（472—474），柔然连年进攻或骚扰敦煌，多者兵力达到三万骑。在敦煌镇将尉多侯、乐洛生的率领下，〔24〕敦煌军民击败了来犯的敌军，保住了敦煌。但严峻的形势使得不少政府官员建议放弃敦煌，把北魏边界后撤到凉州。给事中韩秀认〔25〕为，如果放弃敦煌，不仅凉州不能保，恐怕关中也不得安宁。孝文帝坚决支持韩秀的看法，升敦煌镇将为都大将，以加强敦煌的守备力量。太和九年（485）以前，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政尚宽〔26〕简，赈恤穷乏”，使敦煌得到恢复。同时，叛离柔然的高车族在高昌西北立国，487年击败柔然。488年，柔然所属的伊吾戍主高羔子投降北魏。492年，北魏出十万大军，击败柔然，使敦煌由此得到安宁。但长年的征战和人口的流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神龟年间〔27〕（518—520），凉州刺史袁翻说敦煌、酒泉“空虚尤甚”，所以建议加强河西的屯田，说明了敦煌当时衰落的情形。

正光五年（524），北魏的北方边镇爆发“六镇起义”。八月，孝明帝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28〕立称。”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取名“瓜州”（一度易名“义州”），〔29〕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敦煌。六镇起义也引起河西动荡，为加强河西西部的统治，孝昌元年（525），北魏以明元帝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又封元荣为东阳王。瓜州偏处边陲，没有受到北魏末年中原动乱的太大影响。534、535年，东、西魏分立，河西属于西魏的版图，元荣又作为西魏的瓜州刺史，一直到大统十年（544）。在元荣统治敦煌的近二十年中，他团结敦煌豪右，使境内保持安定。元荣曾出资写经十余部，有数百卷之多（图2），又在莫高窟开凿大型石窟，这些行事反映了敦煌经〔30〕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图2　P.2143东阳王写经

元荣卒，其子元康继任瓜州刺史，但元荣的女婿邓彦（又作季〔31〕彦）杀康，自立为刺史，西魏不得已而承认。大统十一年（545），西魏河西大使申徽至敦煌，在大族令狐整等人的协助下，擒获邓彦，送京师治罪。546年，申徽被任命为瓜州刺史。申徽为政勤俭，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557年，宇文觉废西魏，立北周，与550年高洋废东魏所立的北齐对垒。大约565—576年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继续元荣在敦煌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敦煌碑记中因称“建平、东阳弘其迹”〔32〕。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曾下诏灭佛，但对瓜州的影响似乎不大。三　隋唐时期的敦煌

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废周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为敦煌的兴盛打下了基础。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供养佛舍利，瓜州也在莫高窟〔33〕〔34〕的崇教寺起塔供养。敦煌出土过一些隋朝皇室成员的写经，表明隋朝对敦煌的控制和影响已经日渐增强。但由于南北朝时期敦煌的衰落，虽经北朝末年东阳王、建平公等人的经营，至隋朝尚不能与河西其他州相比，所以隋炀帝让裴矩经营西域的主要基地是在张掖〔35〕。然而，敦煌的进步，可以从隋朝时期莫高窟建造了大批石窟中反映出来。可惜隋炀帝的暴政引起全国的反抗，使隋朝成为一个短命的朝代。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举兵，自称凉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长安立足后，利用凉州粟特安氏的势力，于武德二年（619），从内部搞垮了李轨政权，把河西纳入自己的版图。

唐初，敦煌地区并不稳定。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降唐。唐改瓜州为西沙州，治敦煌，而在常乐县置瓜州。六年（623），当地人张护、李通叛唐，拥立别驾窦伏明为主，被唐瓜州长史赵孝伦击败，窦伏明降唐。至此，敦煌地区的动乱基本平息。但敦煌以西、以北地区，都是取代柔然而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以南则是吐谷浑的地盘，所以武德末、贞观初，唐朝关闭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在贞观元年（627）西行求法，是从瓜州、敦煌间〔36〕偷渡出去的。

贞观四年（630），唐朝出兵漠北，消灭了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所控制的伊吾，也在首领石万年的率领下归降唐朝，立为伊州。九年（635），唐朝又出兵青海，击败吐谷浑，使河西走廊不再受外部的干扰，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贞观七年，去“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以吐鲁番的高昌王国阻隔丝路北道经焉耆、高昌到敦煌的道路为由，出兵高昌，灭掉持续存在了一百三十九年的麴氏高昌王国，在高昌设西州，在天山北的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设庭州，行政建置均与内地州县相同，又在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这是唐朝进军西域的重要一步，据记载唐灭高昌的《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纪功碑》，率领骁雄鼓行而前的诸将领中，第一位就是“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而碑文的作者〔37〕则是“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马太真”，表明敦煌、常乐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参加了这次重要的战役，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物资和兵员供应基地。贞观十八年（644），唐朝出兵讨焉耆。二十二年（648），进击龟兹。但由于唐太宗的去世，高宗永徽二年（651）正月，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举兵反叛，唐朝进军西域的步伐暂时受阻。经过反复争夺，唐朝最终在显庆二年（657）打败阿史那贺鲁，西域的宗主权从西突厥的手中转移到唐朝手中。显庆三年（658）五月，唐朝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设立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38〕镇，镇守西域广大地区。自龙朔二年（662）始，青藏高原吐蕃王国的军队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部联合，和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咸亨元年（670），吐蕃攻占西域十八州，唐朝一度罢安西四镇。不久，唐朝陆续收复失地，到上元二年（675），四镇基本恢复。为了加强西域的镇防能力，特别是针对南面吐蕃的威胁，唐朝在上元二、三年（675—676），把丝路南道上的两个重镇——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称石城镇和播仙镇，并划归沙州直接管辖。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南道的军事镇守能力，同时也标志着敦煌实力的上升，以及敦煌在唐朝经营西域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编订于此后不久的《沙州图经》卷五，有关于石城镇和播仙镇的详细记录，反映了沙州对两镇的控制实〔39〕况。上元以后，唐朝和吐蕃在西域的争夺仍持续不断。仪凤年间（676—679），吐蕃再次攻占安西四镇。调露元年（679）裴行俭收复西域失地，重立四镇，以碎叶代焉耆，切断吐蕃与西突厥余部的联合。武周初，东突厥复兴，侵扰唐朝。吐蕃乘机进攻安西四镇，唐朝不支，于垂拱二年（686）放弃四镇。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率〔40〕军收复四镇，并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大大增强了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从此以后，直到8世纪末的一百年间，安西四镇的建制没有再动摇，西域基本在唐朝统治之下。在唐朝用兵西域和镇守西域的过程中，不少沙州将士奔赴前线。《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张芝墨池”条（图3），记有开元二年（714）任“游击将军、守右玉钤卫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镇）守使、敦煌郡开国公”〔41〕的张怀福，就是任职西州蒲昌府而镇守于阗镇的敦煌人。据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任职西域的敦煌人还有“游击将军上柱国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张端”、“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阴嗣监、“昭武校尉庭州咸水镇将上柱国”阴嗣宗、“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阴守忠等〔42〕。沙州和西州同属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两地之间的官员迁转十分频繁，与上述敦煌人任职西州相反，也有一些高昌人任职沙州，如阿斯塔那239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记：“西州高昌县安西乡成默仁，前任别敕授焉耆都督府录事。去景龙四〔43〕年（710）二月廿七日，制改授沙州寿昌县令。”正是因为两地官员的任职关系，所以我们在敦煌文书中常常发现有原本是吐鲁番的文书，而吐鲁番墓葬中也出土有不少敦煌文书。随着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武周时在沙州设立了豆卢军。景云二年（711），唐朝分陇右道，设河西道，并置河西节度使，治凉州，统辖河西地区的军政。天宝元年（742），河西节度使有兵7.3万人，战马1.94万匹，〔44〕兵力居全国第三，而战马则为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图3　P.2005《沙州图经》卷三

唐朝前期的敦煌，在全国统一、国力蒸蒸日上的大环境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寿昌有时废置），共十三乡，唐朝的均田、籍帐制度贯彻到每个乡里，在严格的律令制管理体制下，敦煌井然有序，生产得以稳步发展。水渠灌溉系统比以前更加完善，围绕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支水系、84条干渠、支渠、子渠构成的水利网络。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帐所见的狭乡，变成唐朝敦煌户籍所见的宽乡。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商品经济也走向繁荣。在敦煌的市场上，有中原来的丝绸、瓷器，有西域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毛织品，也有当地出产的五谷。《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说，天宝年间，“自〔长安〕开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里的陇右，是包括敦煌在内的。天宝时（742—755），沙州有户6395，口〔45〕32234，达到了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爆发，驻守河西的唐军劲旅都前往中原靖难，吐蕃乘机从青海北上，进攻唐朝领地，先是占领了陇右，切断了河西与唐朝的联系，继而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攻占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被迫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吐蕃进而攻陷甘州、肃州，继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退守沙州。大历十一年（776），吐蕃攻陷瓜州，进围沙州。敦煌军民在阎朝的率领下，艰苦〔46〕抵抗，经过十年的奋战，到贞元二年（786）时，已经弹尽粮绝，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下，“寻盟而降”。敦煌从此进入吐蕃统治的时代。四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

从755年到796年，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国势最强的时代。敦煌本《吐蕃王朝大事记》称颂道：“韦·赞热多禄（dBa's bTsan bzher mDo lod）等率军至凉州以上（西），攻占八座州城后，编组降人，使之成为〔赞普〕臣民。〔吐蕃〕国威远震，陇山地区以上（西）尽入手中。而后，设立五个通颊（mThong khyab）万户部落，新生一个德论（bDe blon）所辖之大〔47〕区。”这是吐蕃史官所记载的攻占唐朝领地的情形，所谓凉州以西八州，即上述凉、甘、肃、瓜、沙、伊（781年占领）、西（791）、庭（790）八州，德论辖境可以考订在陇山以西，且末以东吐蕃新占领的河、陇地区。

据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载，吐蕃本部的军政组织是分成翼（ru，“如”）和千户部落（stong sde，“东岱”），总共有五翼六十一千户部落，而若干个千户所属的民众立一个万户长（Khri dpon）管辖。随着吐蕃势力的向外扩张，又把新占领和吸收的部族民众编成新的部落，如唐蕃交界处的通颊和吐谷浑分别被编成九个和六个千户部落。这些部落随着吐蕃王国的扩张而伸向新的领域，因此，通颊、退浑（吐谷浑）部落的名字也都见于吐蕃新占领的陇山以西地区〔48〕。

为了镇守新的占领区，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到西北的边境上设立了一系列军镇（Khrom），从东到西，计有：黄河上游河曲附近的玛曲军镇，位于青海湖东部或东北的野猫川军镇，河西走廊的凉州军镇、瓜州军镇，罗布泊地区的萨毗军镇，和田的于阗军镇，吉尔吉特的小勃律军镇。敦煌从军镇体制上属于瓜州军镇，在吐蕃时仍称作沙州，但只是一个城，其首脑叫“节儿”，即城主的意思（并不是汉文“节〔49〕度使”的另一种说法）。吐蕃占领敦煌后，于790年，按照其本身的制度，把沙州百姓按职业编成若干部落，现在知道的有“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门亲表部落”。820年前后，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曷骨萨或纥骨萨）、悉董萨（思董萨或丝董〔50〕萨）部落（上、下部落）。824年，又增置通颊军部落。部落有部落使，下设将，将有将头。吐蕃改变了敦煌的军政管辖体制，虽然继续计口授田，但这种部落编制显然不利于生产。僧尼的大量增加，也减少了劳动人口。按地亩征收的地子和按户征收的突税，使百姓负担大大超过了唐朝时期。吐蕃收缴民间铁器，影响了农业生产。唐朝的货币被废除，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瓜沙大族的社会基础虽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汉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吐谷浑和通颊人。在吐蕃统治初期，曾爆发了玉关驿户起义，还发生过氾国〔51〕忠等于深夜杀入沙州子城、吐蕃节儿投火自焚等事件。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期，也正是大力弘扬佛教的时代。吐蕃把敦煌看做是一个佛教的中心，极力加以保护，对这里佛教的发展也极力予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沙州的佛教迅速膨胀。在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沙州有僧寺九所，尼寺四所，僧尼三百一十人。到吐蕃统治末期，寺院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猛增到数千人，而沙州的总人口只有两万五千〔52〕人左右。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一直延续到848年，所以，和中原地区相比，敦煌避过了唐朝的“会昌灭法”（844—845）对佛教的破坏，使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五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

在吐蕃王朝内部，一直存在着佛教和吐蕃人信奉的原始宗教——本教（Bon）的斗争。吐蕃赞普郎达玛（gLang dar ma）即位后，在一些大臣的怂恿下灭佛，842年被僧人刺杀，随之吐蕃国内大乱，河陇地区的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攻不已，吐蕃势衰，其在河西和西域的统治秩序迅速崩溃。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守将节儿，夺取沙、瓜二州，并迅速向东西方向扩展，又遣使分几路往唐朝长安告捷。五年（851），敦煌使者抵达长安，唐朝设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兼沙、瓜、甘、肃、伊、西、鄯、河、兰、〔53〕岷、廓等十一州观察使，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归义军前期（晚唐）只是唐朝的一个军镇，但独立性十分强；而归义军后期（五代、宋初），实际已是一个地方王国，《宋史》入《外国传》，表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

9世纪中叶，正是西北地区各种势力兴衰起伏的时期。吐蕃王国崩溃，漠北回鹘西迁（840），各种地方势力随之兴起，如吐谷浑、龙家、嗢末、萨毗、仲云、南山等，都想在河西走廊或塔里木盆地争得一块地盘。张议潮以敦煌为中心，以汉族为主力，团结境内各民族，建立并巩固了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存续了近二百年，其意义非同一般。根据史籍特别是敦煌文书，我们目前大体可以描述出归义军政〔54〕治史的基本脉络如下。

张议潮在占领瓜、沙等州后，恢复唐制，重建州县乡里和户籍土地制度，且耕且战，在大中三四年（849—850），攻占甘、肃、伊州。又整顿清理寺院财产，立河西都僧统司，以管理境内僧尼大众。在讨平伊州等地回鹘的骚扰后，于大中十二年（858）率蕃汉兵东征，经三年苦战，于咸通二年（861）攻占凉州（图4），归义军辖境东抵灵武（宁夏），西达伊吾（新疆东部），势力达到最盛期。面对张议潮势力的扩张，唐朝君臣颇为踌躇，一方面为张议潮打败唐朝多年无法打败的吐蕃而欢呼，另一方面又怕张议潮成为下一个“吐蕃”——与唐朝对抗的西部势力。所以，在咸通四年（863），唐朝设凉州节度使，希望削弱张议潮势力，但从敦煌文书中可知，凉州的实际控制权仍在张议潮手中。咸通七年（866），北庭回鹘仆固俊攻占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创建西州回鹘政权，但与归义军保持友善的关系。咸通八年（867），张议潮的势力影响到陇右和西州，而先身入朝为质的张议潮兄议潭卒于长安。张议潮奉诏入京，一去不返，最后在咸通十三年（872）卒于长安。其侄张淮深代掌归义军政权，但唐朝并不给予淮深节度使旌节。张淮深得不到唐朝的支持，而西迁回鹘已深入到甘、肃等地，甚至侵扰瓜州。张淮深虽然击败回鹘散众的袭扰，但乾符三年（876），西州回鹘攻占伊州，使归义军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城镇。张淮深虽然三番五次地遣使唐朝，求授旌节，但均未能如愿。中和二年（882），他的部下在沙州立《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为张淮深颂德。但实际上甘州、凉州已渐渐不为归义军所守。光启二三年（886—887），张淮深分遣三批使者入唐朝求授旌节，唐朝不予，引起瓜沙内部对张淮深的不满。文德元年（888）十月，唐朝终于授予张淮深归义军节度使旌节，但归义军内部矛盾已不可收拾。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及夫人、六子同时被杀，大概是其叔伯兄弟的张淮鼎继任节度使。大顺三年（892），张淮鼎卒，托孤子张承奉于索勋。索勋乃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掌握实权，并得到唐朝的认可，沙州百姓为他立《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乾宁元年（894），张议潮女、敦煌大族李明振妻张氏，率诸子灭掉索勋，由李氏诸子掌握归义军实权。瓜沙大族对这种暗中窃取张氏政权的作法显然不满，乾宁三年（896），张承奉依靠大族势力，夺回实权。因为归义军内乱，东面的肃州，西面的鄯善，都陆续脱离归义军的统治，归义军的辖境缩小到瓜、沙范围。张承奉建立二州六镇防戍体系，主要是为了抵御来自东面的甘州回鹘政权的侵逼，所以军镇主要在东部沿边地带。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朝正式授予张承奉节度使旌节，唐朝使臣于翌年到达沙州，西面独立的于阗国的使臣也在同年首次来访沙州，表明归义军在外交上的成功。但不久敦煌受到甘州回鹘的侵扰，莫高窟窟阁曾被焚烧。图4　张议潮领军出行图

天复七年（907），朱全忠废唐昭宣帝自立，建立大梁政权。十年（910）秋，张承奉知唐朝已亡，自称白衣帝，建号金山国。金山国新立，锐意恢复归义军旧地，曾派国相率军讨鄯善的璨微部落，北征伊吾，均无功而还。而甘州回鹘数次进攻沙州，金山国先胜后败，最后在辛未年（911）七月，与回鹘订立城下之盟：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天子是子。

甲戌年（914），曹议金（名仁贵）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改善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遣使甘州，并娶回鹘可汗女为妻，确定和亲关系。贞明四年（918），曹议金在回鹘可汗、凉州仆射、灵州相公的帮助下，遣使后梁，受到后梁王朝给予的归义军节度使的封赠。曹议金于莫高窟建大窟一所（98窟），以庆贺中朝授节降恩。曹议金在通使伊州、西州回鹘，稳固后方以后，于同光三年（925），乘甘州回鹘汗位交替之机，亲率兵征讨甘州回鹘，经苦战，使之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娶曹议金女为妻，成为曹议金子婿。曹议金妥善处理对外对内的关系，使归义军实力有所增强。长兴二年（931），曹议金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王国（图5）。曹议金又积极发展与于阗的关系，双方使者频繁往来，最后在934年，曹议金女下嫁于阗国王李圣天。图5　P.3805曹议金签发的归义军节度使授官牒

清泰二年（935），曹议金卒，其子曹元德即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关系破裂。天福四年（939），曹元德卒，弟曹元深即位，曹议金妻、回鹘夫人掌握实权，号称“国母”。沙州利用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使臣回朝的机会，遣使后晋，并与甘州修好。

天福九年（944），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统治期是归义军后期文化比较昌盛的时代。曹元忠发展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友好往来，并与中原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政权保持联系，给瓜沙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时机。开宝三年（970），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相攻战，于阗王尉迟输罗曾写信向其舅曹元忠求援。开宝七年（974），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敦煌莫高窟第156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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