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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歌苓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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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试读：

白蛇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您于百忙之中请您的秘书打电话过问前舞蹈家孙丽坤的病情，我们全省八千万人民深深感动。这表明我们日理万机、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革命与建设日夜操劳的总理始终把人民的甘苦放在心头。对于前著名舞蹈家孙丽坤的案子，我们省宣传文教系统并无直接干涉。对于她被关押、审查、定罪，以至她患精神分裂症的过程，我们在接到您的秘书来电后，本着您对国家重要人才保护的精神，派专人去省歌舞剧院进行了调查，以下是调查经过：

孙丽坤，女，现年34岁，曾为Ｓ省歌舞剧院主要演员。一九五八、五九年曾赴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歌舞节，并获得银奖。一九六二年，她在全国舞剧汇演中获独舞一等奖。一九六三年，她所自编自演的舞剧《白蛇传》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同时《白蛇传》在全国十七个大城市的巡回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她为了观察模仿蛇之动态，曾与一位印度驯蛇艺人交谈并饲养蛇类；所独创的“蛇步”引起舞蹈学者的极大重视，也在广大观众中风靡一时。一九六六年，孙丽坤被革命群众冲击。根据各方面调查和孙本人长达四百余页的反省书，孙于一九六九年被定案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同时被正式关押审查（孙被关押在省歌舞剧院的一间布景仓库，生活待遇并不十分苛刻）。

一九六九年之后，孙的案情被多次复审，革命群众专政机构并没有对孙有任何粗暴行为，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对于孙的人身自由之剥夺，是革命群众一致通过的措施。此中当然不乏群众运动的过激行为和领导班子的失控。

根据孙丽坤专案人员揭发，孙的精神失常始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此之前，看守人员常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进入孙的拘留室，并持有一份“中央宣传部特别专案组”的介绍信，自称为特派员，专程来调查孙的案情。该青年气势凌人，身着将校呢军大衣，看上去颇有来头。此人每天下午三点准时进入孙的房间，五点时离开，如此持续一个月。据看守人员说，此期间并无任何异常迹象。青年态度冷静，有礼有节，孙本人的作风也有所改善。有人听见她半夜摸黑进行舞蹈练习，精神面貌大有转变。据说青年在某天驾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要求带走孙丽坤到省委某接待室进一步谈话。他拒绝透露谈话的目的，声称连省里最高领导也无权过问此案。由于他持有的介绍信和证件确凿，专政队同意放行孙丽坤，但时限为六小时。男青年于当晚十点准时将孙丽坤送回拘留室。几天后，孙突然精神失常。男青年从此不再出现。孙于新年除夕傍晚被送往省人民医院精神病科。第二周孙被转入Ｃ市歌乐医院，该院为省内最权威的精神专科研究机构。经治疗，孙的病情已逐步稳定。我们向医院工作人员调查，据说曾有一位男青年来探望孙丽坤，但孙拒绝见面。有关此青年以及孙的患病原因，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

我们将及时向总理汇报孙丽坤的健康状况，敬请总理放心。

最后，我们代表Ｓ省八千万人民向敬爱的总理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希望总理为全国人民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多多保重！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多多保重！Ｓ省革委会宣教部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内部参阅·秘字00710016）民间版本（之一）

实际上那个红极一时的孙丽坤是个国际大破鞋。她过去叫一个翻译帮她写信给她的捷克姘头，说她跟他的“情谊之花永远盛开不谢”；她和他“天涯若比邻”。那个翻译后来把这些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大马路上。

演《白蛇传》那些年，大城小城她走了十七个，各个城市都有男人跟着她。她那水蛇腰三两下就把男人缠上了床。睡过孙丽坤的男人都说她有一百二十节脊椎骨，她想往你身上怎样缠，她就怎样缠。她浑身没一块骨头长老实的，随她心思游动，所以她跟没骨头一样。

实际上她就是看上去高，她那个尖下巴颏子一抬就把她抬高两寸。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她漂亮就在那个下巴和颈子上。那样一转，这样一绕，谁都不在她眼里。斗争会来了一万人，八千人是专程来看她那条蛇颈子的。一万人里头，有九千人把她的《白蛇传》看过三遍。这些人从前说：“我们Ｓ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孙丽坤。”

实际上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给关进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不到半年，孙丽坤就跟马路上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模一样了：一个茧桶腰，两个瓠子奶，屁股也是大大方方撅起，上面能开一桌饭。脸还是美人脸，就是横过来了；眼睫毛扫来扫去扫得人心痒，两个眼珠子已经黑的不黑白的不白。

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在二楼，下面是一堵围墙，站在墙上能看见孙丽坤的床，床下没有传闻中的那条大花蛇，只有个大花便盆。墙外是个烂场院，扒了旧房，新房还没盖，一地陈瓦新砖。场院上是些不干活的建筑工在砖头搭成的八仙桌上打“拱猪”，唱“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只有你最好看；招风耳朵柿饼脸，绿豆眼睛鸡脚杆儿”。

孙丽坤晓得他们是唱给她听的，逗她开开心。她给关在这里头有两年了，只有大便可以向看守她的专政队员请示，批准后可以走到门外，到长走廊那头的厕所去。小便就在便盆里，天天晚上早上她拎着大花便盆去倒，从走廊这头到那头共十来米，专政队员拿根大棒跟在她后面。专政队员都是女娃，歌舞剧院学员班的学员，几年造反舞跳得宽肩粗腿大嗓门。男娃不能专政孙丽坤的，男娃只有被孙丽坤专政。女娃过去把孙丽坤当成“祖师爷”，进她的单独练功堂（里面挂着她跟周总理的合影），进她的化妆间，女娃们都曾恭敬得像进祖宗祠。如此的恭敬，自然是要变成仇恨的。所以让这些女娃杵着大棒看押孙丽坤孙祖宗是顶牢靠不过的。

孙丽坤上的那个厕所只有一个茅坑，其他茅坑都不下水。通畅的茅坑正面对着门，专政队的女娃不准许孙丽坤蹲茅坑时关门。女娃们总是一条粗腿架在门框上，大棒子斜对角杵着，这样的造型门上就弄出一个“×”形封条。

孙丽坤起初同看守女娃眼瞪眼蹲一小时也蹲不出任何结果，她求女娃们背过脸去。她真是流着眼泪求过她们：“你们不背过脸去，我就是憋死也解不下来！”女娃们绝不心软：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看你不食人间烟火不屙人屎，现在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孙丽坤学会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是一九七○年夏天的事。她已经蹲得舒舒服服了，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像所有中国人民一样。

一九七○年夏天，孙丽坤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不再对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得活不下去。还是那一大群建筑工在楼下唱歌打牌，偶尔政治学习或磨皮擦痒地砌几块砖。晚上他们就在砖垒的铺上铺开草席，喝七角一瓶的芦柑酒，呐喊着行酒令：“你妈偷人——八个、八个……”一个早上，他们看见二楼那扇窗子开了。他们从此再不用爬上墙头从窗缝去偷看胖胖的美女蛇了。

窗子上的美妇人圆白得像要吐丝的春蚕。老少建筑工们头一回这样近地看这个全省名产孙丽坤，都像吓到了，一声不敢出，歌也不唱了，都把脸转开，砌砖的砌砖，和洋灰的和洋灰。后来天天早上孙丽坤都在这窗口刷牙。牙刷没几根毛了，刷在她嘴里的声音听上去生疼的。小伙子老伙子们现在敢脸对着她了，龇出黄牙白牙对她放肆地笑了。他们一边看她一边喊：“看到莫得？她那两根膀子好白哟，粉蒸肉一样！”他们不敢直接跟她讲话。这么多年这女人在天上他们在地下；就是现在脸对脸了，他们也还不敢确定她跟他们在一个人间。

孙丽坤听见他们大声谈论她，争辩有关她的各种谣传，好像她只是一张画，随他们怎样讲她，让他们讲死讲活也拿他们莫可奈何。他们争得要动粗了，一个说：“她就是跟蛇住一块儿嘛，大字报上写的！是条大花蟒！蛇睡床下，她睡床上……”另一个说：“是条白蟒！是条白蟒！”他们就“白蟒、花蟒”地争，争一会儿看她一眼，却丝毫不指望她的赞同与否定。最后她插了嘴：“花蟒，才乖呢！”

争论一下子哑下来。原来这个不是画中人。最后一点令他们拿不准的距离感没了，最后一点敬畏也没了。原来她就是菜市场无数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中的一个，买一分钱的葱也要还价，啰唆，二两肉也要去校秤的那类。老少爷们儿怪失望的。也看清她头发好久没洗，起了油，脸巴子上留着枕席压出的一大片麻印。大家还看清她穿件普通的淡蓝色衬衫，又窄又旧，在她发了胖的身子上裹粽子。褂子上还有一滴蚊子血。原来这个美人蛇孙丽坤一顿也要吃一海碗面条，面太辣她也要不雅观地张着嘴“吸溜吸溜”，吃完面她那天生的洁白细牙缝里也卡些红海椒皮皮、绿韭菜叶叶。大家怪失望的。

有个晚上，几个小伙子上了那堵围墙，想看看孙丽坤在这种欲望和蚊子一块儿嗡嗡袭人的晚上怎样独守空帐。窗子“砰嗵”一声从里面推开了，孙丽坤一副老娘架势叉着腰，身上那件汗背心在蒙灰尘的灯光里显得又黏又皱。“啥子好看？跟我说，我也跟你们一块看！”她毒辣地笑道。

她身上的汗背心实在不成话，给洗得清汤寡水了，坍塌在她皮肉上，灯光一照还蒙蒙透亮，凸处凹处一目了然。

几个小伙子浑身赤裸只穿条三角裤，反而比她害羞，蛤蟆落水似的连成串栽下墙去。“看啥子哟？”孙丽坤乘胜追着他们喊，笑得更泼更毒辣。“莫得啥子看头！”一个小伙子装老油条，回头调笑。“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她说。

这回斗嘴小伙子们输个精光。听她这样回复，他们眼珠子也斗起鸡来，跟许仙撩开帐子看见白娘子现原形一样。他们没料到两年监牢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

三伏天，孙丽坤就穿着那件汗背心，打一把大破蒲扇，天天靠在窗口。建筑工嗑瓜子，也给她些瓜子嗑；他们抽烟，她便也向他们讨来抽。她的烟瘾很快养上来了，比建筑工抽得还凶。没人再供得起她，她说：那就把你们丢在地上的烟锅巴捡来给我抽嘛。小伙子们便把烟锅巴捡来，集成一堆，撕块大字报大标语包成一个包，递给她。都知道她工资停发了，银行也冻结了，但凡关押起来的牛鬼蛇神都是这待遇。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捧着一包烟锅巴对孙丽坤说：“别人说你脚杆能搁到脑壳上，搁一个我看看。”

她抱着膀子想了一会儿，说：“不搁呢？”“不搁莫得烟锅巴。捡一个烟锅巴磕一下头嘞，你以为便宜？”

她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她那条碎花粉红内裤就不再是内裤了。这时人都停下打牌、行酒令，一齐朝这窗口竖起脖子，像一群等饲料的鹅。那么一条笔直粗壮如白蟒的腿，众目之下赫然竖将起来。建筑工倒一时想不出这条腿的意味。因为它有太多太暧昧的意味，他们想延续那个意味，便七嘴八舌要求她把另外那条腿也玩给他们看看。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笼子般的铁栅栏内，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猴子，当着满身淫汗的老少男人玩起两条曾经著名的腿；两条美丽绝伦，已变得茁实丰肥的大腿，就这样轮番展示了它们无尽、深长的意味。展示中，建筑工们看到了那个他们看不见的图景：这样充沛着力量的腿如白蟒那样盘缠在他们的肉体上，盘缠在那个捷克老毛子舞蹈家那毛茸茸的赤裸肉体上。这样的两条腿来他十个老毛子也缠得住。

孙丽坤放下腿，一个肩斜抵在窗框上，长睫毛盖掉一半眼珠，伸出一个巴掌来接递给她的烟锅巴。小伙子站在墙头上，手刚刚能碰到她的指头尖。他看她一向苍白的脸这一刻潮红起来，或是烟锅巴或是展示大腿给了她快感。她嘴唇上一圈绒毛沁出汗，眉毛眼睛都毛茸茸的。据说这美人蛇不是个纯种汉族，不知是回族还是羌族血液掺进了她，建筑工离她近得连她下眼皮上一颗红痣也看清了。后来他把这颗痣讲给同伙听。上年纪的一个建筑工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子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腿之间不得清闲。

建筑工们渐渐拎了水桶到窗下来洗澡。他们的白短裤濡湿就变成一层皮肉。他们边冲澡边唱：“姑娘你好像豆腐渣，美丽的眼睛人人都害怕它。”

十月里来了个很不同的人。二十出头，不高，也不矮，脸皮光生生的不黑不白，两根剑眉划向太阳穴。他穿一身旧黄呢子军装，多年前挂领章和肩章的地方是方方的几块簇新，色泽比其他地方深些。这证明他那身将校呢军装是真的，这男青年的优越感也是真的，是个“干崽”。那身呢军装宽大沉重，青年微微驼背似乎在扛着它。正是由于军装的大和他身子的小，才显出他一股独特的倜傥。青年步态很大，走路时将两手背在身后，头略低，好像很老的那种老将军：前头有人开路，后面跟了个小跑步的警卫兵。

他凭吊古战场那样站在烂场院上。所有下流俏皮的歌都断在那些人嘴里，所有纸牌都粘在那些人手上。建筑工一声不吱、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穿黄毛料子的年轻人。有种不合时宜、不伦不类的氛围在这青年的形象和气质中。他眼神中的一点嘲笑和侮辱，使所有人都觉得他有来头。他有双女性的清朗眼睛，羞涩在黑眼珠上，残酷在白眼珠上。他在看孙丽坤时用黑眼珠，看建筑工们用白眼珠。

这样一个青年在烂场院上走，踢着半截砖或一块当席子用的大字报——它是几十层不同的内容层层摞摞的重叠，糊得比皮革还厚还结实。青年就那样站在孙丽坤窗子下，姿势很伟大。建筑工觉得青年的姿势让他们想起一首不淫荡的歌——《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孙丽坤看见这青年就把一支刚卷好的烟搁下了。那是她一早上的心血，剥出了几十个指甲盖大的烟锅巴，用一页写废了的“认罪书”卷的。她当然舍不得把它彻底丢弃，只把它暂时往衬衫口袋里一揣，等这青年走了她再抽。为什么当着这么个二十郎当的男娃她不愿抽那样自制的恶形恶状的纸烟，她现在顾不得去想，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想，要到许多年后再去想。曾经她有过的那些男人都是好看的，是靠他们的好看挣钱、凭他们的好看吃饭的。他们都是她的舞蹈搭档，都有岩石雕刻般的腿和肩膀，都有空洞的却炯炯发光的眼睛。而这一位根本还没成形，还有一大截子去成长才能成形。

青年把两手背在身后，腿叉得很开，直直朝她望过去。他眼睛里的羞涩和他嘴角的轻侮在相互顶撞，相互背叛。他望了孙丽坤几分钟，背着手大步离去。

烂场院上粗鄙下流的活力恢复了。建筑工们又开始为孙丽坤捡烟锅巴。捡到那青年丢在地上的很长一截烟锅巴，有人惊呼：“大中华！”它被青年的铁蹄给踏进浮泥里去了，手指头要刨一阵它才出土。

第二天那青年又出现了。建筑工们开始叫他“毛料子”。他还是一副匆匆路过的样子。

这天孙丽坤没穿那件邋遢透顶的劳动布春秋衫，换了一件海蓝毛衣，尽管袖口脱了针脚，秃噜出一堆烂毛线，但毕竟给了她身体粗略的一点曲线。

青年骑了一辆车，飞鸽跑车，通体锃亮油黑，半点红绿装饰都没有。建筑工们让这辆跑车羡慕呆了，惋惜这么俊一匹马没备漂亮鞍子。换了他们，准让它披红挂绿，给它缠上二斤塑料彩线！青年一只脚支在地上，另一只脚跨在车上。人们注意到他那宽大的裤腿怎样给掖进牛皮矮靴，那清秀中便露出匪气来。青年抬手将帽檐一推，露出下面漆黑的头发。他们想如此美发长在男人头上是种奢侈，它不该是男人的头发。他戴着雪白的线手套，用雪白的手指一顶帽檐，气派十足，一个乳臭未干的首长。那个食指推帽檐的姿态从此就长进了孙丽坤的眼睛，只要她把眼一闭，那姿势就一遍遍重复它自己，重复得孙丽坤筋疲力尽。

青年这天和孙丽坤的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和坠入深渊的危险，但他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建筑工们在他俩对视的几秒钟里看见美人蛇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她两只眼又在充电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建筑工一边对着沙坑撒尿，一边唱：“管他麻不麻，只要有‘欧米茄’。”

青年开口了，对撒尿的建筑工说：“畜生。”他声音软和，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人都使劲儿在想北京话的“畜生”是什么意思。人都懂它的意思，却是不懂这听上去很卫生的北京腔。“说哪个畜生哟？”建筑工说。“没说您呐。您不如畜生。”青年平静冷淡。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每个字都吐得清洁整齐。早晚都刷牙的口齿才吐得出如此干净的字眼，才有这样纯粹的抑扬顿挫。

三十来岁的建筑工猫腰掬一大把砂石，对青年做出投手榴弹状。青年一动不动，单薄的眼皮窄起来。“你试试。”青年说。

建筑工重新抓了更大一把砂石。尿濡湿的砂石更有热度和分量。他重新拉开投射姿势，却微妙地向后撤退。“你要敢动，明天这儿就没你了。你试试。”青年说。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一）

孙丽坤快要忘掉那个被建筑工叫作“毛料子”的青年了。她有点慌，有点怕。她怕一忘掉他，她眼下就再没什么好事情让她去想。忘掉他她心里就没一块好地方了。过去，她心里尽是好地方，一块块的都没了。不是她丢了它们就是它们丢了她。她的心里没那么大的地方，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她不知道男人们被她丢掉后会对她干些什么，会说她些什么。知道她也不会跟他们计较。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如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她的手指尖足趾尖眉毛丝头发梢都灌满感觉，而脑子却是空的，远远跟在感觉后面。

她的心里尽是好地方，都没了。最辉煌的那些先没有了：领袖们怎样迈着八字步走到她面前，以他们暖和而干燥的手握住她的手，用长者才有的动作拉拉她的辫子，摸摸她的头顶，她全忘了。她怎样从国际列车上走下来，胸前别着奖章，少先队员冲上来一个兵团，给她献皱纹纸做的花，她忘得没了影子。她心里还剩些不太好的地方：她的自行车怎样被撞倒，她怎样摔得半个脸都是泥水，爬起来仗着雨衣和泥水的掩护和人比着骂“日死你先人”，比着用最形象最别致的词重复那桩先人为繁衍后人必须做的事。有个声音轻轻冒出来：“她是孙丽坤！”回头望去，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坍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是孙丽坤最后忘却的。

就在孙丽坤终于忘掉了青年的那个初冬的早晨，看守她的女娃进来了，手上的大棒给她端成了三八枪。“孙丽坤，有人找你。放老实点——上面来的！”

她正让一根自制的烟卷熏得满脸涕泪，这时顾不上听女看守的训诫，一巴掌推开窗子，对建筑工喊：“狗日的……”

建筑工们看见她的红鼻子斜眼睛马上咕咕地笑起来。他们在给她卷烟时，往烟锅巴里掺了熏蚊子药。“孙丽坤，严肃点！北京派人来调查你！”看守女娃用大棒叩叩被白蚁蛀空的地板。“调——查嘛！”她说，音调拖得像个心满意足的哈欠。“中央来的！”“来——嘛！”她把脸搁在洗脸毛巾里应道。毛巾让污秽弄得坚硬，张牙舞爪悬在一根铁丝上。她“呼噜噜”地擤一把鼻涕，又用那铮铮如铁的毛巾好好在脸上锉了一锉。抬起头，她不动了。

那个青年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他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布景。他带一点嫌弃，又带一点怜惜地背着手看她从那乌糟糟的毛巾中升起脸。她顿时感到了自己这三十四岁的脸从未像此刻这样赤裸。她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已负着厚厚的黯淡历史。

她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话，抑或道歉，抑或托词，转身走进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下台动作。这种意外在孙丽坤的舞台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那次她一上台就发觉少穿一层衬裙，追光打下来，她便是近乎裸体。她当时就那么一个即兴转身下了舞台。而此刻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兴“下台”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如此的青年，出现在她如此荒凉的舞台上。如此一个意外，一个她无法认清却暗中存在的天大差错使她不得不猝然离开“舞台”，把那青年留在整个空间的“冷场”中。她此刻的猝然下台连她自己都意外至极。她进了一个他目光所不能及的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肉体。她站在角落的阴影中，茫目顾盼，寻找不出一个合宜的神态和面容。站了许久了，冷场不能再拖延下去。屋里的寂静已像催场的锣钹一样吵闹。她听得见青年在冷场中的困惑与恼火，听得见他在冷场中打量整个舞台布局：窗台上已熄灭的烟卷，是用报纸卷的；那根斜贯空间的铁丝上耷拉着枯藤般的胸罩内裤袜子；嘎巴的剩饭和那只大花便盆。她听得见他那貌似不动声色的打量。

她走出角落重新登场时非常地不同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视的更换就在那片阴暗中完成。她仍穿着海蓝色毛衣，袖口一堆缠不清的脱线；它仍是惨不忍睹地绷出她早已自由散漫的一对乳房。她仍穿着那条裤子，膝部向前凸着，给了她一副永久性的屈膝姿态。她却与猝然下台前不是一个人了。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颏儿再次游动起来，划出优美的弧度。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却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原有的美丽像一种疼痛那样再次出现在她修长的脖子上，她躲闪这疼痛而小心举着头颅。她肌肤之下，形骸深处，那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生。

青年为自己找好了座，为自己点上了烟，看她摇身一变地走出来。他下意识站起身。

看守女娃提一只竹壳子暖瓶进来，满脸通红地对青年说：“水是新鲜开水，茶是副团长拿来的。我们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乐山绿茶。首长见笑。茶缸洗了多少遭也洗不脱这层老茶泥。”女娃赔着罪过给青年沏了茶。他说：“别叫我首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姓徐。”

女娃很乖地一偏头：“徐首长。”“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他说。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

女娃看了走出角落的孙丽坤一眼，实在弄不清哪儿出了差错让她又好看起来。

就剩下他和她两人时，他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摘下白手套，露出流畅至极的手指线条。

她从来没见过男性长这样修长无节的手指。楼下建筑工唱：“……居委会为我们来放哨，治保会为我们扯皮条……”他和她都没转脸。一块土疙瘩射进窗口，落在桌上，没什么恶意地散碎了一桌。他只回头看看那一桌面的泥渣。她便也去看。她通常爱盘腿坐在桌上乘凉，与建筑工搭讪打诨，互掷东西。

她起身关上窗，掸净桌面。其间他问她答，讲了些等于不讲的场面话。她回到椅子上坐下，他问起她得国际奖是哪年。“五八年。”她回答。她看他在听她作简单陈述时手指尖的动作。那指尖上轻微的烦躁让她不知怎样才能把这段背熟的“罪状”讲得生动些。他手指尖的焦灼让她感到他的满腹心事，他对一切的淡淡嫌恶和吹毛求疵。她说到她和那个老毛子男舞蹈家的艳遇时，他正将雪白的手套往桌上搁。他忽然变了卦，将它们拿直，微蹙眉头地定在那里，似乎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

她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她再一次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天大的差错，从来没有男性有这样的眼睛，这样来看她。“别叫我首长。直呼其名吧。”他用圆润的京腔打断她的陈述，抑或忏悔，也打断她的审视。“叫我徐群山。”他递给她一根烟。她一时没听懂这么一口文明话。长如此一副手指，讲如此一口文明话。

她不知再说什么。轮上他来审视她了。官方版本（之二）省文教宣传部负责同志：

四月八日收到下达的文件后（秘字00710016），我院立即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大家对我们敬爱的总理在呕心沥血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对一个普通演员如此深切关怀而万分感动。会后我们立即展开对徐群山的调查。大家一致反映，对这个自称“中央特派员”的人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尤其是执行看守任务的女专政队员们，一再表示她们对此人来历的警惕。她们向党组织表决心，一定尽全力提供徐某的细节，协助查清孙丽坤的病因。她们所提供的线索如下：

十一月二十日，徐某首次进入孙的房间，与其单独相处长达两小时零十分。据反映有人听见不正常的声音从室内传出。

此后徐某每天下午与孙单独相会两至两个半小时。显然此间两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某驾一辆军用摩托带走孙，其间两人单独相处长达六七个小时。据查证，徐与孙在省委招待所奸宿，进行了至少五小时的腐化活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领导小组一致通过决议：对孙进行妇科检查。孙本人一再拒绝，专政队女队员们不得不以强行手段将孙押解到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结果为：处女膜重度破损。但是否与徐某有性关系，此次检查无法确定。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民间版本（之二）

其实这一群看守孙丽坤的女娃是在出事之后才想出所有蹊跷来的。她们是在徐群山失踪之后，才来仔细回想他整个来龙去脉的。她们在后来的回想中，争先恐后地说是自己最先洞察到徐群山的“狐狸尾巴”。说从最初她们就觉出他的鬼祟，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那种本质的、原则的气质误差，那种与时代完全脱节的神貌。那种文明。最后这句她们没说出口，因为“文明”是个定义太模糊的词，模糊地含有一丝褒义。她们同时瞒下了一个最真实的体验：她们被他的那股文明气息魅惑过，彻底地不可饶恕地魅惑过。出事之后，她们才真正去想徐群山那不近情理的斯文。他不属于她们的社会、她们的时代。我们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她们说。他要么属于历史，要么属于未来。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发之后她们倒吸一口冷气悟出的。那时已出了事：孙丽坤被谁也无法看清的东西一声不响地折磨一阵，在一个岁末的清晨，她精神失常了。

在孙丽坤被送进歌乐精神病院之后，女娃们才想起所有的不合常规、不合逻辑。她们抽着冷气说从一开始就觉得孙丽坤落进一个诱陷，她们那是在说谎。若她们果真是在最初就意识到徐群山的诱陷，说明她们是跟孙丽坤一块儿陷进去的，只是带着警觉亦同时带着甘愿。什么都已太晚的时候，她们在心底下默默供认了这一点。她们还默默供认徐群山从形到神的异样风范给她们每个人的那种荒谬的内心感染，使她们突然收敛起一向引以为骄傲的粗胳膊粗腿大嗓门。

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歌舞剧院领导跟一层层上级沟通，最后确定没有徐群山这个人。从孙丽坤的精神失常过程也不难看出事情的逻辑：徐群山骗取了孙丽坤的感情和肉体，紧接着这份感情和这具肉体又被糟蹋了，如粪土一般被丢弃了。对真实情形，孙丽坤本人一言不发。问她，哄她，她都又惨又傻地笑一笑。大家于是认为，那是心碎完了的人才笑得出的一种笑。

女娃们拼凑着她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添许多旁白和想当然，说徐群山一来便和孙丽坤做起那事，门关得严丝合缝，门上的缝缝也盖上了《人民日报》。拿发卡把门缝戳开，第二天缝上又糊了层《红旗杂志》。她们都没提一个细节：徐群山每回来都从口袋抽出一条金色白纸包的巧克力给当班的女娃，然后说：“不必守在这里。”女娃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贵重的巧克力，它象征着等级。她们听说芭蕾舞女王乌兰诺娃一天就吃一小块巧克力，别的什么也不吃。她必定吃的是一模一样的贵重的巧克力。“其实很简单么，”女娃中那个讲话最有头绪、一贯执笔写大字报的小个子发言了，“孙丽坤就是个作风很乱的人嘛。没男人她过不得。你们都看到了？莫得男人她就跟楼下盖房子小工过嘴瘾。徐群山一勾引当然就把她勾引上了。惨就惨在孙丽坤这回动真心了。你们想嘛，名也莫得了，家也莫得了，架子就更莫得了，自然不像她原来跟人家逗逗好耍，耍感情。这回孙丽坤什么都给出去了，给了个玩弄她的人。简单得很么。”

歌舞剧院的年轻领导人听小个子这么一总结，皱起眉一阵点头。过一会儿那个跳舞跳跛了腿的副团长说：“周总理他老人家的秘书又有信来了，说歌乐疯人院治不好孙丽坤的话，就把她送到上海去。看看财务处能拨多少经费，给孙丽坤打两套毛料衣服。至少‘毛涤’，扯好点的料子。再给她烫个头。现在不是有理发店搞地下活动，给烫头了吗？孙丽坤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怎么见人？丢的不只是我们剧院二百多张脸，丢的是全省八千万人民的脸！万一总理的秘书去上海医院看她，还以为我们虐待了她。还要说我们糟践人才呢！”

后来听说总理的秘书真的去了上海，见了已基本康复的孙丽坤。孙丽坤给了张照片到省报，报上登了出来。她眼神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风骚毒辣，笑容不卑不亢，似乎比得病前还正常。

据说她身边常有个探望者，抑或陪伴者。是个女孩子，医生护士只知道她是孙丽坤曾经的舞迷。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星期六 晴

我和同学五点半就跑到剧场门口，售票窗口挂了个“满”字大木牌，太失望了。其实除了我之外，她们都看过一遍了。我看过五遍。真好看！

一辆轿车开过来，停在剧场门口。我们都打算走了，一看车上下来的是演员！她们的南方话特逗！我觉得特好听。我们就站在台阶上看他们又说又笑又比划地走进剧场。我认出演许仙的那个演员，没想到他鼻子那么大！

最后下车的是白蛇。我们全都不说话了，盯着她看。她比其他女演员高，背挺得都有点向后仰了。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真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写到这里，我脸红了，烫极了！）她长长的脖子，一直袒露到胸口，那样的造型应该是石膏像！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

对了，她的皮鞋没系鞋襻儿，金属的纽襻随着她每一步发出“叮叮”的很轻的碰击声。

本来这声音是不该被听到的，可是所有人都太静了，都看她看傻了。

我这些天的日记怎么总在写这件事呢？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我是不是很奇怪呢？谁能告诉我，我这样是不是正常？

妈总说我不是个很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呀！

不过小梅、李莉她们呢？她们看见白蛇不也是目瞪口呆的吗？我敢打赌她们跟我一样迷上了她，想去碰碰她的身体，就是她们不会承认。我也不跟她们去承认。我得把这本日记锁上，谁也别想看。

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雨

我和李莉她们到最后也没等到退票，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非进去不可！

白蛇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已经化好了脸，长睫毛跟羽毛扇似的！她像在接谁。等了两分钟，她看看表，就要进去了，跑上来一个男的，两人使劲握手。不知道谁领的头，我们七八个人一块儿嚷起来：“白蛇阿姨，带我们进去吧……”我们翻来覆去就这么冲着她嚷。她根本不搭理我们。快要走进剧场了，她回过头对我们笑起来说：“我只能带你们一个人。”她的南方话特好听，把“一个”说成“一锅”。她看看我们七八张脸，指着我说：“你刚才乖，没有喊，我就带你进去吆。”

我的朋友全都成了叛徒，嚷嚷：“她看了五遍了！”

她领我到后台。我看一下手表，她眼睛瞪大地说：“这么小个男娃娃戴手表啊！”

我说：“我不是男娃娃。”

她把我使劲看着，说：“那你头发这么短啊？游泳头是不是？”然后她就让我自己找地方看戏，她要换衣服了。我躲在侧幕条后面看了一会儿，被人轰走。终于在观众席最后一排找到一个空座。台上正演到青蛇和白蛇开仗。青蛇向白蛇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不就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咳，我真瞎操心！

明天起，我再也不去想白蛇。我怎么连做梦也会梦到她？我这是怎么了？马上要考试了。我得记住，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然后是银色的锡箔纸。他突然低下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你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她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春，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漏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你要调查我啥子么？”“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噘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么？”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了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床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还没结么。”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交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讯你的。”他过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干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看了你的材料。”他说。“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

他说是。他没说，那四百张纸老是讲的同一回事。一次比一次讲得详尽。人们要她讲所有细节。她跟那个捷克舞蹈家仅仅三天的腐化堕落过程：谁先解裤腰带的。人们认为这很有必要追究，因为谁先解裤腰带关系到哪个国家先逾越国境的国际政治大事。由于孙丽坤一再地想不起谁先谁后，所以她被一关两年，人们这样告诉年轻的徐首长。中苏边境一干起仗来，孙丽坤就更严重了，有国际特务之嫌了。于是解裤腰带与否就远不止事情本身那点罪过了。

她说：“祖国人民派我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捷克人民么。我俩编排了一个双人舞么。三天三夜都在练舞，不晓得咋个就……这种事情，咋个说得清？你说得清不？”

孙丽坤说到此抬起头，闯了大祸却完全无辜。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徐首长，充满无世故者的苦恼。

徐群山在离开她之后一再想起她这副样儿。可以断定这个感觉成熟到极点的女子智力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她的情感是在她知觉之外的，是自由散漫惯了的。她谈到一次次艳遇就像谈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她意识不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他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能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早晨起来时，炕早凉了。水缸里只有一层沉淀的黄泥。我喝这黄泥浆有半年了，他妈的够了。

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干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床，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洞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地，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两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洞，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悲惨世界》外面，《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让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一九七○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决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布满妊娠斑的脸一阵凶猛地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

你在哪里……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

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阴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射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他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交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不能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

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家里有谁？父母，姐妹，兄弟？”

他也直截了当，说：“都有过。我是家里老小。我两个哥哥都是哈军工的优等生。姐姐妹妹不值得提。我什么都有，钱、权力、书、奉承。我有手枪你信不信？你说什么吧，我都有。我会弹钢琴和吹长笛。我把我家钢琴键子后面的毡子全撕了，听起来很古老。我喜欢读《资本论》和拜伦。毛主席诗写得不错。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批文最妙，充满人格的力量，特幽默。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窗外来光使他方正的军大衣肩膀盛气凌人。“你二十岁？”“二十岁。”他一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么年轻怎么当中央特派员？”她尽量不表示狐疑地问。“脑子不年轻。”他弹弹烟灰。“有很多很多女朋友吧？”“有很少很少女朋友。”

她总是一边舞一边谈。半辈子她都这样谈话，不然她觉得她的话完全不连贯。她脱得只剩一层尼龙紧身衣，到处有窟窿。她颈子和腿盘环，形成不可思议的螺旋。屋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嗅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

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滚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

这些浓深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徐群山看到这里，总被激情和惊讶呛得微微咳嗽：那样以一只轻握的拳头抵住嘴唇，很斯文地咳着以掩饰那内脏的震动。

她说：“哪天你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吧？”

他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调查完了？”她问。

他说：“完了。”他眼珠清澈而无底，如同最深的井。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明天是最后一天。”她重复。“我比你大好多岁。”她没头没脑地说。

他的皮靴“咯噔”一声着地，走到她面前，抬起手。她不知他抬手干什么，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他却拉拉她的手，说明天见。他飘摆着呢子大衣阔步走了，像某个剧中某个少年统帅。

她整整一夜都在温习他的手留给她的丝绸感觉。那柔软凉滑的丝绸感觉。她从来没触碰过这样小巧纤细的男性的手。那手背，那手掌，那流动的手指。她确信他会弹钢琴，会吹奏长笛，有那样的手！明天是最后一天。末日来了。

她一夜未睡想着她的末日。从没见过比徐群山更男子气的男子，也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婉的男子。她却知道末日就是末日，自己一点儿指望也没有。她想起他每一瞥目光，每一蹙眉头，每一个偶尔的笑。她怎么会够得上这样一个人？过去没了，未来也没了，只有一堆岁数一堆罪名。

她爱上了这个穿将校呢军装的青年，在末日的除夕。她的直觉早已感到他不止他本身那些层次。他的表层已经很不凡了，那么优越，少年得志，儒雅得猖狂。他那两根又黑又长、难得动容的眉毛，还有他那双常会烦乱的手。她冥冥中知觉他不止这些，不止他本身。他来此不止要搞什么案情调查。他另有使命。可能仅仅为了接近她。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过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

最后的这天下午，她照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只有十九岁。影子不像五官和脸容，会褪色。在这个灰色潮湿的冬季的下午，她要好好收拾一番自己，好好度这个末日。她在这一个月里消瘦了。她消瘦得连看守她的女娃们也不安起来，开始嘀嘀咕咕地议论。她一天天蜕变，一天天恢复原形，连她自己在看着这个完美的投影时也有些惊惧：它是她十九岁留下的投影，高高束起的发髻，与她扬起的下巴形成工整的对称。

三点整，门叩响了。孙丽坤说：“进来么。”徐群山没穿马靴，也没穿呢大衣，人一下子单薄了许多。他穿双灯芯绒的布鞋，无声无息地走近她。

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儿。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儿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坐吧。”他说。貌似平常地用脚钩过椅子，使椅子跟椅子之间有一个正常距离。令人自尊的分寸。

她坐下来，有些无力。“你明天真不来了？”她问。

他笑笑。笑她这话问得极蠢。笑她好绝望好绝望的脸。

她说：“你要是天天来，我给关在这里一生一世，也没意见的。”

他没答话，也没觉得她说这话不知天高地厚，无耻。他就看她的香烟在她脸前缭绕。沉思和沉默在这一会儿非常地美味。

她也不吱声了，也看着那蓝灰的烟。看着两人的思绪在烟里翻来覆去。无望也显得美味。她知道这沉默一结束，一切就都结束了。他和她，结束就在这沉默的那一头。

这样的静，连他们散散乱乱的思绪情绪都能被听见。烟的翻滚也有了声响。

铺天盖地的布景散发出猪血回暖般的腥气。舞蹈者痛苦的舞步就在脚汗的浅浅臭味里。徐群山忽然开口了。“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

孙丽坤唬了一跳，为什么他又来讲这个。“那时我才十一二岁。”

她想，他都讲过这些啊，为什么又来讲。“跟走火入魔差不多。”他说着，像笑话儿时的愚蠢游戏那样笑一下，借着笑叹了口气。

她在想，他为什么又讲起这个。

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段沉默，眼皮垂下。敏感冷傲的单眼皮。他那冷冷的情调让她变得满心作痛。

沉默一点一点绷紧，像根弦，要断了。

她突然说：“你带我走吧。”眼泪在她眼圈里形成个闪亮的环，转来转去。“你带我走吧。”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由于吃力地仰起，那没有一根碎发的脑门上聚起一组又细又密的皱纹。

徐群山的布鞋悠悠晃着，说：“我是要带你走。”

她没问去哪里，去干什么。她在想，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他平淡的神态里已找到了她要找的，她一直在找的东西。阴谋？他的清瘦光洁的脸那么年轻，某种阴谋却使它僵硬，毫无生气。

他说他已经和歌舞剧院的领导们打了招呼。

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她眼睛松弛了，不想再看透那个阴谋。她正在把那难以驯服的坚硬的毛巾从铁丝上扯落，包起那个秃得相当彻底的牙刷和一把黑塑料梳子。黑梳子的齿缝里是灰白的泥垢。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皮包。二十年前买的一只包。谁都会在这时涌上一阵爱怜：这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女人，除了舞蹈，她什么都不和这个人间计较。“不必带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徐群山说。

她小孩子一样信赖地茫然地又把旧毛巾秃牙刷扯出来，以讨好卖乖的神态看着他。她在想：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果然没有人阻拦他们。看守的女娃在楼下捧着个大茶缸子吃从街摊上买来的面，吃得一脑门的汗。她见年轻的徐首长领着孙丽坤过来，机灵地闪开路。徐群山一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随意而神气地摆动。怎么看他都是个首长。他以那只摆动的手一挥，指向停在垃圾箱边上的一辆摩托车，说：“上去吧。”

她迈进挎斗，坐下来，他将那件呢大衣扔给她。那一扔的随便和准确说明了那份已成为自然的关切。

摩托车启动的轰鸣声中，跑来七八个女娃，都认为孙丽坤这回给逮走可不是业余的了。

冬天的黄昏，麻雀一排一排呆立在电线上。人们缩头缩脑地走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蒙着灰尘在大路小路上灰溜溜地前进。她不知道这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看见澡堂门口站着排队的人，三个十八九岁的女兵在无声息地谈笑。徐群山从小路驶到大路，又驶到环城路上。城市像个画错的棋盘。他带着她，没有出路。他也陷进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他大声对她说：“你很久没到外面来了！”

她明白他在带她兜风，也明白他在下最后的决心向她亮底牌。

她跟他说：“看那个卖茶蛋的老太太！我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她就在这儿卖茶蛋。那时茶蛋五分一个，还没有臭的！那个糖果店原来是个修鞋铺！这家裁缝店原先没这么大！”

幽暗的城市景观融在风中灌进她的眼睛。风一点儿也不硬，像城市一样陈旧。贴在各种墙壁上的大字报到处绽裂，整个城市由此而显得褴褛。

她知道他在拿出决策来之前要让她逛够。

在一盏小油灯前，他停下车。如此的小油灯组成了这个都市夜晚唯一的繁华。小油灯下往往是些白天从来不见的食品。小油灯从几个世纪前燃过来，不管战争与和平，不管谁上了政治舞台谁狼狈谢幕，不管孙丽坤辉煌还是孙丽坤落魄，它都一样稳稳地亮在那儿，映照着那些不知来路的物品。商贩和顾客也都没有来路。

小油灯下，她竟然看见几串指头粗的香蕉。好多年没见香蕉了。她瞪大眼半张嘴见徐群山从口袋里搜出钞票、硬币。他把小油灯下的东西扫荡了。她看见他不耐烦地、轻蔑地等待贩子点数那堆数也数不清的钱。每一个香蕉值她三天的伙食费。

香蕉带着腐烂前的酒糟味。里面竟还是香甜的。他催促她吃，她挑了一个最有形状的剥开给他。他嫌弃似的笑笑，三两口把它塞进嘴。从口袋掏出雪白的一方手帕擦擦手指，像是他刚碰过脏东西。他将手帕扔给孙丽坤，跨到摩托座位上。她爱他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细节。

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驶了十分钟，摩托车停在一个招待所的院子里。她曾经常来此地。它保存着一些领袖们和伟人们住过的房间。有些领袖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有些带着一堆罪状死去，这些房间便尴尬地空在那里，直到人们将它重新粉刷，除净它所有尴尬的历史。

一小时之后，孙丽坤在浴缸里泡澡。她很久没洗过真正的澡，最多是就着一桶水用洗脸毛巾搓一搓身上的泥垢。她浑身泡酥，心一直向上浮。她已泡得微微头痛，有一点恶心。但她还是不肯起水。听得见他在客厅翻报纸的声音。他坐在官派十足的淡蓝色巨大沙发里读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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