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重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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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未了：林风眠传试读：
自序
我退休之后，兴趣集中于人物传记写作，所写的人物都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有过较多的交往。我和他们相识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他们已被打入另册，生存环境维艰，我是由于工作之便而接触了他们。所谓日久见人心，和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他们对我的防范渐消。我走进他们的心中，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敬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和他们交谈，不是作为采访者，而是一名仰慕者，所以交谈时就不能穷追不舍地去“挖”材料，只是听他们谈，谈什么我就听什么，谈到哪里算哪里，加上我多方搜集，积聚了许多资料。后来有人说我是在做“抢救”工作，我实在是没有那样的境界。那时我也很迷茫，只是感到中国文化已处于末日黄昏，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那时没有写书的想法，只是想做一本秘籍，传诸朋友间，对他们的人格及艺术作一番品赏。
几度春风，几番秋雨，换了人间。可以写书出书了，我才想到了人物传记的写作。那时我就有了一个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把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和活动环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表述出来，那就是历史，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我写了一批人物传记，这也正是从事传记写作的人常以此而自慰的。但是，我这种自慰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在传记陆续出版之后，我就发现材料的疏漏及写作中的不足，心中难免产生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传主的材料发现得越多，我就越感到愧对传主，心中的遗憾也就越大，而补充、修改甚至重写原来作品的愿望也就愈发强烈。所以人物传记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遗憾有时会变成一种心病。
2014年某日，中华书局余佐赞、于欣、胡正娟诸君来寒舍小坐。一杯清茶道古今，也谈写书出书的事，言及我的这种遗憾，他们也未置可否。闲谈时这种言者无意、听者无意之事是常有的。可在数日后，于欣、胡正娟二君又再次光临舍下，谈起如何让我弥补遗憾，重新出版几种人物传记之事。我被他们的善解人意感动得几乎老泪纵横。她们随即带走我过去写的几种人物传记，说是研究后才能决定。数月后，她们告知拟重新出版《林风眠传》、《张伯驹传》和《张珩传》。
我先对《林风眠传》作了较多的补充和修改。这是因为我认识了电影制片人柳和清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和林先生有较多的交往；我还认识了席素华女士之子王泽良先生，他少年时代随林先生左右，他们都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有趣的是，杭州风眠民间工作室的徐宗帅先生，自费“寻找林风眠”十多年。凡是林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他都去，凡是认识林先生的人他都要访问，他为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林风眠重访巴黎并举办个人画展的情况，我一直不甚了然，广州林风眠艺术美术馆的姚远东方小姐和巴黎的李丹妮相识，得到了林先生去巴黎时与李丹妮往来信件几十封。李丹妮是林先生老朋友李树化的女儿，又是林先生在巴黎举办画展的经办人。以后，我又联系到姚远东方小姐，她为我提供了林先生巴黎之行的照片。更为重要的是林先生的外孙杰拉德从巴西来到上海，我和他见了面，然后他又去了杭州、香港，《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陈若茜沿途跟随采访，陈小姐后来把采访到的资料提供给了我。
对张伯驹、张珩也是这样。我为他们写的传记虽然出版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关注，继续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如果不把新的资料、新的发现通过对原来的传记予以修订时表现出来，那不是让我心中留下更大的遗憾，承受着更大的不安吗？
我曾经多次拜过张伯驹先生，也请他为我的藏画写过题跋。张先生内敛寡言，我又是带着敬慕的心情去看他，不敢请他谈传闻中的事情。后来读到他儿子张柳溪先生的口述《父亲张伯驹的婚姻》（张恩岭整理），看到他收藏之外生活的一角；后又从中央文史馆资料中张伯驹写的几种《自述》及“文革”期间在东北写的交代材料；近来又从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读到张家财产纠纷的几个法律文件。在这次修改时，除了对张先生写的一些材料及张柳溪的“口述”作了较多的引用外，也采用了寓真先生及其他有关著述中的资料，但对张先生生活中的事都未作展开，还是主要集中在收藏方面。在修改时，把张先生的收藏和他的词对应起来，加强了他收藏时心情的分析。张伯驹不只是大收藏家，也是当代大词人，对词的理论研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功。词是张伯驹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两者融合在一起，要了解张伯驹，就不能不读他的词，特别是每首词前的短序，更值得细读和深入研究。
我没有见过张珩（葱玉）先生，但是他的朋友谢稚柳、启功、谢辰生、曹大铁、唐云、王世襄、谭敬等，都是我熟悉的。我之所以要为张珩写传，那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听到他的许多故事，只要谈到古书画鉴定，张珩的事总是挂在他们嘴边。但是张珩在1949年以前的资料很少，在开始为他写传记时，我是下了功夫的，待把他的日记、诗稿发掘出来后，对他才渐渐地清晰起来。后又认识了张先生的两个公子和女儿。某年我去美国探亲，得到王伊悠小姐、马成名先生的帮助，了解到张珩收藏的书画流散在国外的情况，诸如藏品的名称，如何流散出去，现在藏于何处，查到的藏品和流散了的藏品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次传记修改，还介绍了张先生对一些古书画的鉴定，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作品的鉴定。在这方面已经引起海内外鉴定界、收藏界的关注和研究。
我这次对三本传记的修改都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应该说也尽了一些努力。但还是难免有旧的遗憾未能全消，又增添了某些新的遗憾之感，真是无可奈何，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光阴岁月不饶人。我在修改三部书稿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有些章节稍显得杂乱。责任编辑于欣、胡正娟二君，删冗去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万君超先生对样书稿作了审读校正，作出了奉献。他们的辛劳又恰值酷暑炙人，实在令我惴惴不安。连同本文中所提到的对这次修改有所帮助的海内外诸君，我再次致以最真诚的感谢。郑重2015年7月30日百里溪
开卷
林风眠的绘画宗旨是中西融合。
其实中西融合的绘画想法，并不是从林风眠开始，可以追溯到清三代，康、雍、乾三朝，郎世宁等西洋传教士相继来华，以工于绘事被召入宫，以写实逼真的画艺颇受朝廷的青睐。他们运用西洋油画观念、方法，以中国画的工具、材料进行创作，从而开创了“中西合璧”的一代新风。但当时中国画的传统，正当水墨写意的画风占据着主导地位，崇尚笔墨而不求形似，所以“中西合璧”的画派被斥为“笔墨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仅仅局限于“新闻摄影”式的皇家政事、节庆活动的纪实工作。这虽然不久即告夭折，但却影响着宫廷画家，至今还能看到的皇帝出访、狩猎及巡视的纪实长卷，都是那时的产物。
西洋画家的到来，使中国画家的目光转向西方，要看看西方绘画的究竟，就有了出国学画的举动。开始时着眼于日本绘画，因为日本的浮世绘脱胎于中国绘画传统，又受着西方影响，所以有几位画家东渡日本学画。但收效甚微。民国初年，康有为考察欧洲文化归来后，以其在政治、文化界的影响力，倡导中国画“新纪元”应以“郎世宁为祖”，否则“随应灭绝”。嗣后，他的学生徐悲鸿、刘海粟留学欧洲。与此同时，受蔡元培美育思想影响的林风眠、林文铮等一批人赴欧洲留学，形成了画家第一次出国潮。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徐悲鸿、林风眠在世纪之初的美术革命运动中，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然而他们的命运，却相去甚远。徐悲鸿青云直上，独霸画坛半个世纪；而林风眠却每况愈下，被时代冷落、甚至被误解了半个世纪。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重新评估他们在绘画史上的价值。但是在几本歌颂徐悲鸿的传记中，林风眠仍然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走近林风眠和徐悲鸿，了解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其中的是是非非，我感到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便滋生了为林风眠立传的欲望。在上海老画家中，我对林风眠又是陌生的。
起始，我是从人们常说的“风眠体”的艺术中去了解林风眠。他的画既不是传统的中国画，也不是传统的油画，他搞现代派，但又不完全是西方的现代派，而是有着东方色彩的现代派。他的艺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艺术氛围：在孤寂中有着热烈，在沉静中有着壮美，在失望中有着希望，在向往未来与怀旧中似乎又在思索着什么，是对未来的乐观？这正是生活在峡谷中的人们的极为复杂的情绪。在他同时代的画家中，很少有人能觉察到这种情绪，也很少有人能把握和表现出来。
接着，我就读和他同时代画家的传记，由于他很少和人交往，能得到的资料并不多。后来，我就去林风眠在上海的南昌路53号故居，拜访居住在那里的袁湘雯女士。她是林风眠熟悉而且喜欢的学生潘其鎏的妻子，是位医生，也可以说是林风眠的保健医生。我称她为“袁大姐”。她性格开朗，言语爽快，她接受了我几十个小时的录音采访，不但和我谈了林风眠在上海的那些事，还把林风眠去香港后写给她的几十封信，全部借给我写传记时使用。再一个了解林风眠的就是席素华、冯纪忠及冯叶一家，可是这时席、冯夫妇已经去了美国，冯叶去了香港。但是，我从上海市公安局档案中看到“文革”期间，林风眠以特务之嫌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的审讯笔录及他写的交代《我的自传》，而且进一步了解了席素华在林风眠被关押的四年，她一直以家属身份前往探望，送去衣物、食品及洗涮用品，危难之中见真情，引起我对她的敬佩。
我多次去了杭州。在国立杭州艺专旧址——罗苑——散步，从罗苑绕孤山再到林风眠的故居，走了几个清晨和黄昏。我曾得到林风眠的学生金尚义、郑朝的相助，他们把收集到的有关林风眠的资料和照片都提供给我。在我写这篇文章时，金尚义已经跨鹤西行多年了。再后来，我就到了林风眠的故乡广东梅州，在他家的老屋周围盘桓终日，走过村前的那座石桥，桥下流水潺潺，那是他童年随母亲洗衣服的地方，他记忆中的那棵大榕树还枝叶茂盛，遮风挡雨，他老宅前的芦花正在怒放，就是林风眠画中的风景。我还访问了林风眠童年好友同时留学欧洲的李金发的儿子，谈到林风眠，他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
除了上海，香港是林风眠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到了香港，我见到了收藏林风眠作品最多的王良福，以及林风眠初到香港时，为林风眠服务的吴棣。本来想采访金碧芬，彼时她以金东方的笔名在香港写流行小说，但她不愿见面。在香港，经过报界前辈卜少夫的介绍，我倒是见到了冯叶。古道热肠的卜少夫特地设宴把冯叶请来，席未终她就走了。我送到饭店门口，站在马路边说了几句话。她说许多人都要为她干爹写传记，都向她要材料，但她没有时间，将来她肯定要把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哪位传记作家还不知。说罢，她就消失在香港的暮色中。
我有机会到了法国，并去了巴黎，访问了林风眠当年读书的巴黎美术学院，访问了几个画室和正在学画的学生，感受和体会了一下林风眠当年求学的气氛。我在拉丁区鹅卵石铺就的路上走来走去，看画廊，看旧书店，又不止一次从美术学院经过拉丁区，穿过架在塞纳河上的艺术家桥到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我却无法体验到他们当年在巴黎学画时的辉煌，我感到被抛得很远。在巴黎，我访问了赵无极和朱德群，他们当年都是林校长的学生，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或教画，谈论的仍然是林风眠在中国的事情。
这样的采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多年，由于我要对林风眠负责，有些拘谨不敢放笔，只写了一本简约的《林风眠传》。时光最易把人抛。一晃20年过去。2013年冬天，林风眠的外孙杰拉德·马科维茨来到上海，我们见了面。他出生在巴西，只能从他的外祖母及妈妈那里得知一些外祖父当年的事情。但他却带来了鲜为人知的林风眠去巴西几次探亲的情况，还带来了林风眠一家昔日的照片。也就是在这时候，我认识了席素华的公子王泽良及林风眠的好友柳和清。王泽良少年时代经常生活在他的林伯伯身边。50年代林风眠来到上海过隐士生活，直到后来去香港，柳和清都是与他相往来的朋友。还有上海中国画院研究林风眠的学人朱朴，此时公开了林风眠从香港去巴黎开画展时写给李丹妮的几十封信。李丹妮是与林风眠一起留学法国又同在国立杭州美专执教的李树化的女儿，她和父亲一起长期居住在法国。再有就是徐宗帅从香港金碧芬及定居美国的潘其鎏那里得到许多有关林风眠的材料。徐宗帅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几张他收藏的和林风眠相关的珍贵照片及资料。还有姚远东方，她身在南粤还是从法国找到了林风眠和李丹妮的照片，在我看校样的最后一天，传到我的手中。2014年，席素华走了。她是我一直想采访没有采访到的人。那天我去给她送行，看到她仍然是丰姿绰约的遗容，想到她把她和林风眠的故事也带走了，心中有些凄凉。
翻译过多部西方名人传记的傅雷生前和林风眠有约，要为林风眠写传，而且作了相当深入的交谈。但时代不让他们实现约定，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如果林风眠传由傅雷来写，那该是什么样子呢？
总之，在林风眠逝世后20多年的时间里，许多热心的朋友和笔者一样，还在不停地寻找林风眠。这样，一个真正的林风眠在慢慢地向我们走来。在中国当代艺术勃兴的时刻，我们是多么需要林风眠啊！第一章梅县：最忆故乡又怕还乡
寻找林风眠，我沿着他生命的道路走着，穿过那秋鹜栖息的芦苇塘，穿过那染着金黄色的丛林，穿过那几间老屋，也穿过那一溪清澈的流水，他的足迹有时是那样清晰，有时是若隐若现，有时又消失在视野中，令我感到迷茫与彷徨，不知如何再寻找下去。但是他那瘦小的背影，脱了发的脑袋，智慧的眼睛及那和蔼的笑容，又总是在我眼前闪动，特别是他的热烈似火又清静如水的矛盾性格，使我无法放弃对他的寻找。
一天，我读到他的一篇自述，那是1989年7月在香港写的。虽说是一篇，其实只是很短的没有段落的文字，因为它短得无法再分段落了。由于它的短，我没有去复印，把它抄了下来：
我出生于广东梅江边上的一个山村里。当我六岁开始学画后，就有热烈的愿望，想将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里，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仍不时回忆起家乡片片的浮云、清清的小溪、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我感到万物在生长，在颤动。当然，我一生追求的不单单是童年的梦想，不单单是青年时代的理想的实现。记得很久以前，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现在，我已活到我祖父的年岁了，虽不敢说像他一样的勤劳，但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经过丰富的人生经验后，希望能用我的真诚，用我的画笔，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
就是这样的自述，把我带到林风眠的故乡——广东梅县，这是林风眠终身都朝思暮想神萦梦绕、而又是自小离家没有回去过的地方。从他的心情来看，他是很想回去的。其时广州去梅县已经开通空中走廊，去那里是很方便的。但直到他终老香港也未能回去。林风眠的真正故乡是梅县的白宫镇。从梅县县城去白宫镇还有一段路程，虽是山路起伏，尘土飞扬，一路景色还是很美的。随着峰回路转，一条江就在脚下，山石溅起了浪花，但不喧闹，在阳光下泛着美丽的色彩，平静地流向大山深处。过了风景清丽的西阳镇，抵达白宫镇，这就是真正的林风眠的家乡了。白宫镇老屋留下的寂寞
白宫镇是一个美丽的古镇，一条清澈的小溪贯穿其中，它可能就是刚刚从车上看到的那条小溪，溪底可见丝丝青苔依附在形状各异的鹅卵石上，银色的小鱼穿梭往来。两座新建的石桥中央夹着残桥一座，还剩下两个桥墩在向人们诉说着白宫镇的过去，使人顿生一种沧桑感。小河两岸长满了榉树，这正是林风眠笔下的风物。镇子上的人也告诉我，林风眠晚年，每逢家乡有人去看他，他总要问起家乡的榉树还开不开黄色的花。这时黄色的花瓣飘落在小石子路上，飘落在小河清澈的水中。
到了镇上，我才知道白宫镇是因为镇子上有一栋白色的宫殿式的房子而出名。房子前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矗立着一棵大榕树，很大的树冠，能给人遮风挡雨。
即使在自己的故乡，林风眠仍是寂寞的、孤独的。很少有人记起他，更少有人谈起他。因为他自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里。还是前几年，林风眠的作品到过梅县展览，白宫镇的人才第一次看到他的真迹。来这里办画展的人说，乡亲们看到几幅山水后，一下子就高兴地指点起来，说那山水画的就是阁公岭。阁公岭是真正的乡村了，乡间的小路，曲曲弯弯，一塘碧波，闪闪泛光，芦丛水草，摇曳生风，塘边的堤岸是用山石垒的，临水一排泥墙青瓦的平房。走上一个斜坡，就是林风眠的祖居，屋檐下的门匾上仍留着清晰的斗方大字“敦裕居”，门前的三层阶砌，是林风眠祖父所垒，有的石上还有着他祖父所刻的图案。进了大门，是卵石铺砌的天井，天井朝右三间是林风眠祖父的故居，白墙，木格直棂小窗，单扇木门露出清晰的木纹，只是贴在上面的“福如东海”的联匾，还有那旧房子已变成养猪的地方，时时散出猪尿味及猪叫声，屋后的园子还有鸡在走来走去，这些都告诉我虽然寂寞但现在还有人居住。林风眠并不是出生在这个祖居里，而是离祖居不远的原先为他祖父作石匠兼营生的店铺，在20世纪60年代因山洪暴发而冲毁，后被拆除，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离店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染坊，每天都有红红绿绿的布匹和衣服在这里染出来。林风眠的童年生活除了看祖父和父亲打石头，看祖父在石头上雕刻出各种各样的花和鸟的图案，再一个乐趣就是看染坊染出的衣物，那各种各样的色彩吸引着他，那里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如今，这个染坊和林风眠出生的老屋同样不复存在了。
但是这两间已不复存在的老屋之间曾经惹出的故事，却一直埋藏在历史的记忆中，现在又系在小镇人们的心头上，这关系着林风眠为什么一生不回故乡的话题。祖父的凿子和孙子的画笔
1900年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一），阁公岭山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长子诞生。这时正是清光绪二十六年，按天干地支推算，岁属庚子。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年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清政府签署了《辛丑条约》，向外国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的白银，这就是有名的庚子赔款。也许孩子的家长预感到不祥，给孩子起了一个很普通的名字：阿勤。入学读书了，老师给他起了名字叫林绍琼，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自己改成“林绍群”、“林凤鸣”，到法国后改为“林蜂鸣”，最后定为林风眠。后来，林风眠自己也说：“我出生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里。”可是，林家毕竟太穷了，祖父林维仁实在没有经营任何事务的能力，只好找了个不花一文本钱的职业，就是上山去打石头，虽是一个卖力气的职业，却又带着几分智慧。因为还要在石头上雕刻一些花纹，做成墓碑卖钱糊口。如果只是打石头，也是卖不出价钱的。不管怎样，人最后总归要葬进土里，并在黄土堆上立一块墓碑的。聪明的祖父看准了这一点，把这个铁饭碗的技艺传授给了儿子——林雨农，也就是林风眠的父亲。林雨农除了照父亲的意思刻石头外，还兼画几笔画，是画在画纸上，这在林风眠的眼里，父亲似乎比祖父要略高一筹。但在林风眠的印象里，最深刻的还是祖父的形象，他一生是很少提及父亲的。
祖父非常疼爱这个长孙。当他会走路时，祖父就背他上山打石头，任他在山中游荡。对山上的树，山间的小溪，小河里一块一块的石头，他都很热爱；他有时也到河里捉鱼，或在树林里捉鸟，养一些小鱼和八哥。那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了。七八岁时开始学画，是照着《芥子园画谱》画的，更多的时间是守在祖父身边，帮助祖父磨凿子、递榔头，看祖父在石碑上刻图案刻花纹。祖父告诉他长大了老老实实做石匠，不要去想那些读书做官的事情。祖父还叫他少穿鞋子，并告诉他：“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在林风眠的印象里，无论四季阴晴，祖父都是光着脚板，头上盘着辫子，束着腰，卷着裤管，成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
我不敢说，我能像祖父一样勤劳俭朴，可是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除了作画，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务，我也都会做，也都乐意做。这些习惯的养成，我不能不感谢祖父对我的教训。母亲：画家心中的一片云
林风眠的母亲叫阙阿带，是瑶族人，容貌美丽，20岁时生了林风眠。
回到林风眠的童年时代，那时的白宫镇只有一条小街，两边十几间店铺，街道是由鹅卵石铺就的。白宫镇村民多靠种田或到山里烧炭为生。这里的男人们多数外出南洋，寻求生路，外汇使小小的白宫镇渐渐地繁荣热闹起来，引来了外乡来谋生的人。每到墟日，梅州城的商贩便会蜂拥而来，带来各种新鲜亮丽的商品和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也有一些从其他山区乡村来的人，多是一些穷苦的手艺人，打石、打铁、染布的，他们来到这里便租一间便宜的小屋住下来，干起了营生。外出南洋的男人留下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与来谋生的商贩和手艺人便成了白宫镇的一道风景线，演绎出许多风情故事来。但男女私情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族规的处罚，重者“沉猪笼”，轻者被五花大绑毒打、游街、贩卖到贫困的边远山区。
在冯叶的《梦里钟声念义父》一文中，透露出林风眠曾写过一些回忆童年的文字：
据他童年的回忆是“贫穷悲惨的童年”，一生出来就体弱。祖父是石匠，娶了一个哑巴，所以他的父亲讲话也不大流利。而他的生母是“离白宫镇比较远的山里人，姓阙名阿带，中等身材。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单眼皮，像北方正统的汉族，母亲大概是山居的汉族与本地的苗瑶混合的后代。我记得的留下来的印象是我五岁时，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和她的堂嫂洗头发的情形，我记得在空地的周围靠屋右侧是菜园，在菜园与空地间有一排很大的荆棘丛，开着鲜红色血一样的小花，我喜欢刺破黑铁色树干，叶上会流出许多白汁。空地前面是一大片竹林和很粗大的槐树，不远就是小河，是我小时候喜爱去捉小鱼的地方。清澈的水和一块一块的鹅卵石里，都有很多小鱼”。
义父一直跟我提起他的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很好看。他写道：“我在母亲怀里发小孩子脾气，抓母亲的头发，纠缠得她没有办法继续梳洗她的头发。记得她们一面制酒，一面在烧热水。在一个大酒瓮里装好酒，放在灰堆里加热，周围烧着小树枝，同时烧水洗头发。这一幅构图是很入画的，她们的衣服都是青黑色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却似乎对她不好，一直让她从早做到晚，受人欺侮。
这时有一位从兴宁搬来一字染布坊，主人是一个会唱会跳会传情的活泼后生。阙阿带总也免不了到染坊去染布料和衣服，这个青年表现出对她的倾慕。大概是爱屋及乌之情，他也特别喜欢她的儿子，看到小风眠从溪里捉了小鱼，会给他一个玻璃瓶；捉到一个小鸟会拿一个鸟笼给他。林风眠对颜色天生爱好，染坊也就成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为染布铜煲里变来变去的颜色而着迷。有几次还把妈妈换下来的旧衣服送到染坊染成青的、绿的颜色。天长日久，渐渐地妈妈就穿着小伙子染的各种颜色的衣服在镇上飘来飘去，在石桥上经过，在溪水里洗衣裳、挑水……后来就发生了令林风眠抱恨终身的事情：妈妈被族叔用绳子五花大绑地绑在村口，用树枝、竹杠打，让山蚂蚁在她身上咬，一声声惨叫在山岭上空回旋。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了，苦苦哀求族叔开恩，放开她，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而族中长辈们不肯答应。林风眠回忆写道：“我当时被关在屋里，不让出来，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也没看见这些惨剧，在家突然有一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我拿起一把刀，冲出门大叫，我要杀死他们，将来我要把全族的人都杀了。远远地看到了妈妈垂头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要我接近妈妈。我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
阿带的下落，如今镇子上的人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了，有的说被族叔卖到山区里去了，有的说被族上的人沉了“猪笼”。
一个7岁的孩子，是最需要母亲抚爱的时候，但是人们却把母亲从他身边夺走了。后来，爸爸又结了婚，为他娶来后妈，后妈的那种陌生感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与小朋友也疏远了，乡下小朋友在争吵时，会伤害他和他的母亲，他宁愿守着自己的孤独世界，用巧手去描摹《芥子园画谱》。这是他父亲学画时用过的书。
林风眠并不隐瞒妈妈的遭遇。在没有读到他的回忆之前，我从他的学生那里，从他的朋友及知己那里，都听到过他的这个经历，这个经历给他带来两个结果，生活上没有母亲的照料，发育不良，使他的身体非常瘦小，再一个就是开始学画，学会孤独、学会和社会疏远。林风眠从法国回来，到杭州当了校长时，还派人回家乡，寻找母亲的下落，但村里的人说他的母亲被人多次转卖，最后是在尼姑庵当佣人，已经死了。母亲一直在他心里，故乡的山水在他的心里，就连那个小染坊也在他的心里，只不过妈妈被捆绑的悲惨情景将美丽的画面撕得七零八落，没有人知道他画的是哪里的山和水。别人的山水，都有标榜，是庐山是峨眉是黄山是雁荡，或是粤北群山崇岭，只有林风眠的山水是不作标榜的。到了这里，对他的山水才有所了解，那山峦、民居、树木、水塘都有着家乡的情调和风物在。他一再倾诉于纸笔，爱画秋鹜苇塘。那不畏风霜凌侵丛生的芦苇，在他故乡的河滩水际随处可见。画中有故乡的山水，也有他的妈妈，妈妈穿着鲜艳颜色的衣服在故乡的垄上、桥上飘来飘去，又飘上山巅，飘上林梢。还有他画的京剧人物，也有妈妈，妈妈的眼睛是向上微翘的丹凤眼。她有小巧的鼻子，整齐的洁白的牙齿，迷人的而略带忧郁的微笑。一个个出现在他画纸画布上的仕女，都有妈妈的影子。在林风眠的作品中有一幅颇为特别的《仕女》，画面上美丽女子头上还有另一个美女的幻影。他对这幅画解释说：那天他梦到了自己的德国太太，又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根据梦境画了这幅作品。晚年，他到香港定居，离故乡不远了，但他仍然没有回故乡。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回故乡，近乡情更怯，那是别有一番心境的，回去只有揭自己心上的伤疤，回去干什么？但是他那浓浓的乡情并未减退，他从香港寄钱回来做祖父和父亲的墓地，善解人意的侄女将他母亲阙阿带的姓名刻在父亲名字的旁边。画家知道了，称赞侄女做了一件大好事。直到他病危弥留之际，给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回家！”但是，他最终还是没能回家。如今，他应该是魂归故里了。学堂、良师、诗社和诗友
带着失去母爱的悲伤，林风眠走进本村立本学堂读书。读的不外乎中国传统启蒙书，他是似懂非懂的。11岁入新式高级小学。这时，中华民国政府于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鉴古今中外历史之经验，提出教育除注意体育、智育、德育之外，还要注意美育与世界观的教育。林风眠所在的小学也呼吸着这新鲜空气，改革教学，废止读经，各科教科书已经有新的知识充实进去。15岁时林风眠就离开白宫镇，考进县城省立梅州中学。梅州中学又称广东省立第五中学，创办于1904年，师资雄厚，质量颇高。家境清寒的林风眠，寄寓在林氏宗祠，除自带粮食外，每学期交三个银元的伙食费。梅县虽地处山区，但文化昌盛，尤多诗人。林风眠也爱诗文，课余最喜欢读的是《昭明文选》。昭明太子选文标准是经书诸子不录，纪事传记不选，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无拘无束的遐想，斑斓绚丽的色彩，抑扬顿挫的音韵，正合乎具有艺术气质的林风眠的口味。林风眠对诗歌曾一度入迷，与同学组织了一个“探骊诗社”切磋诗艺，任副社长。后来成为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的李金发便是他的诗友。他的诗友中还有叶剑英，他们不但是诗友，而且同在一张课桌上学习，迷恋晚唐二李的诗。“探骊诗社”的诗友中还有林文铮。林文铮小林风眠3岁，广东博罗人，父亲是印尼打金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林文铮从印尼只身回乡，进入省立梅州中学。和林风眠相识后，他们的志趣相投。林文铮喜欢画蝴蝶，林风眠就添几笔花草，林文铮喜欢作诗，林风眠就步原韵唱和。但在那时，林风眠所读所写的是中国传统格律诗，他最喜欢的诗人是王维与孟浩然，以及李白与杜甫。
对绘画，林风眠更是如醉如狂，那种绘画激情，《芥子园画谱》已经无法满足，华侨从国外寄来的有图画的卡通书成了他学习的范本。这些图画色彩丰富，形象逼真，使他窥见了一种崭新艺术，对那些画的原作及表现方法，他心向往之。正当他处在绘画的欲望饥渴之时，遇到一位老师，那就是梅州中学美术教师梁伯聪。梁伯聪，本邑人，大林风眠30岁。对这位梁先生我们知之甚少，可他70岁时作了一副自寿联：“不饮酒，不吸烟，不选茶，不藉补供，七十年健健康康，过尽平民生活；能读书，能写字，能作画，能登讲席，三千士跄跄济济，居然学界师资。”能见他的生平胸次。梁伯聪的诗书画驰名当地，曾作《梅县风土二百咏》，自称俚歌、窃比“竹枝词”，书法刚健朴茂，喜画山水、花卉，尤工翎毛，笔法工整严谨，清新不俗。林风眠从之学做人，学书画。梅县文化发达而美术落后，梁伯聪有诗感叹曰：“文化高于一省强，自宜满目富琳琅。欲对古董无商肆，美术如何不发皇。”在梅县要找一幅名人作品给学生欣赏临摹是很难的事，梁先生就自制画稿课徒，其中多松鹤图，以后林风眠也喜欢画鹤，也许是乃师的一点遗风。
梁伯聪发现了林风眠的非凡艺术才华，尤其是形象记忆能力特强，图画过目不忘，能默写出各种细部，而且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创造。家乡出了这么一个艺术天才，梁伯聪引以为豪，常常在林风眠的作业上打上120分。当时一些同学奇怪，梁伯聪说：“你们奇怪，谁的画能和我画的一样好，就该打100分，他的画比我还好，你说应不应该给他120分呢？”同学们无不钦服。在课堂上，林风眠得到老师的指教，课余又得到老师热情辅导。林风眠在林氏宗祠设下自己的画案，老师每隔几天总要到那里去，谈画论艺，十分契合。梅州中学梁伯聪先生（林风眠绘）
在梅州中学读书的林风眠，正遇上岭南画派的崛起。岭南是唐代的道名。所谓岭南画派，用现在的定义来说，是指广东一带的具有亚热带地方色彩以调和中西艺术为主旨的画派。岭南一带历来不乏画师，南宋有牧溪，明清有林良、高俨、陈端、黎简、李魁、苏云朋、居巢、居廉等名手，但都没有形成流派。近至辛亥革命前后，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岭南三杰”，他们引进西方的透视学、色彩学、素描技法，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兴起的“南派”新画风，嫁接在中国传统绘画之上，创出了与他们前辈不同的风格。岭南画派抛开中国文人画传统中的情趣表现，不重视所谓的书法用笔和线条的抽象意味，也不问师承不师承，走求真写实的路子，强调了渲染制作，艺术情调的追求被排斥了。在当时的中国画坛，从真正的画派以及风格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一个画派能够与岭南画派这样一支人数众多、画风统一且递传不绝的队伍相比的；往实践效果来看，岭南画派是由一批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为先导的。林风眠看到的正是风华正茂的岭南画派，不要说他这个未出茅庐的学子，就是在画界已小有名气的徐悲鸿对岭南画派的栋梁高氏兄弟也颇为倾倒，并向高氏投以自己画写之作，得到高氏的赞扬：“虽古之韩幹无以过也。”而这时的林风眠无法看到高氏的原作，但珂罗版已盛行，林风眠买来印刷品，用放大镜放大，细心临写。在此期间，林风眠的中国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大多为工整写实之作。如今，我们能看到他的1935年画的绢本《荷塘白露》，受岭南画派影响的风韵犹存。
18岁的林风眠从梅州中学毕业了。他拿到毕业证书，感到十分彷徨，不知该往何处。再回到阁公岭村，上山打石头吗？还是在乡间做一个以卖画为生的画匠呢？或者抛开贫穷的家乡，漂洋过海，到南洋去求发展，远远地走开，不再回头？不管怎样，阁公岭村是无法再回去了，要离开家乡，只有离开家乡才能长成，像一粒种子落在老林下永难长大一样，随风吹走吧，吹到异乡，吹到天涯，总比一代一代在石头中把生命磨掉强多了。
到哪里去？茫然中，林风眠还是记着祖父的话：“你将来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一双手。有了一双手，即使不能为别人做大好事，至少可以混饭吃。”这话像祖父用凿子刻进了他的心里。林风眠已经感觉到自己脚下有了些功夫，相信总会有路等待他去走。第二章巴黎：“调和中西”思想的萌发
1919年12月26日《时报》发表了一则新闻：“昨日（25日）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AndreLeBon）船，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码头起碇，乘斯船出发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有30余人，均乘四等舱位（舱在船头下层），内有湖南女生葛健豪、蔡畅、向警予、李志新、熊季光、肖叔良六人系乘三等舱位。赴埠送行有聂云台君及留法俭学会沈仲俊君、各界联合会刘清扬女士、寰球中国学生会吴敏于君等数十人。”
这不是中国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去者也非知名人物，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闻热点，是因为52岁的葛健豪率领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两代人留法勤工俭学。葛健豪的行动一时成为美谈，从湖南动身来上海时，报纸就进行了追踪报道，说她是一位“惊人的妇女”，湖南《大名报》还发表评论，说她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得哩！”报道中所说的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聂缉槼的儿子，当时任上海恒丰纱厂经理，和葛健豪是同乡。葛健豪率子女到了上海，一时生活无着，就向有点亲戚关系的聂云台借款求助。聂缉槼对葛健豪率子女赴法留学深为赞许，立即借给他们六百银洋。
那时谁也不会知道，在这批青年学子中就有一个叫林凤鸣的，后来成为世界级画家。枫丹白露的熏染：崇尚自然
中学毕业后，林风眠在家乡苦闷彷徨，出路无着，他想到同窗好友林文铮已去上海，自己为什么不能也到上海去呢？于是他带着简单行装离开家乡。也许在上海可以找个官费学校，或者不花钱在军校读书。不是为了当官，而是要找一个活命的饭碗，并不是执着得一定要当画家。到了上海，林风眠首先注意广告。一天，他看到一则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国留学的广告，他就赶到坐落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打听消息。华法教育会人来人往，大都是来这里打听消息、办理手续、订购船票的准备赴法的学生。在这里，林风眠偶然碰到林文铮，林文铮一见到他非常高兴，说：“可把你等到了，你怎么不去找我？”原来林文铮得到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后即写信给林风眠，要他快来上海。林风眠没有接到这封信就到上海来了。林风眠报了名，办了手续，订了船票，就到林文铮的住处，候船赴法。当时报纸的“要闻”栏里报道了许多有关勤工俭学的消息，称赞赴法青年为“探险远征队”。
留法勤工俭学，开创了中国留学史上新篇章，也是中国人寻找出路、向西方学习创造的一种新形式，为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开拓了一片广阔天地。留法勤工俭学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苏报》案”发生时，吴稚晖由上海到英国伦敦，与几位同学试行苦学生活。1907年吴稚晖又到巴黎，与李石曾同住一处，试验勤俭生活，费用比普通生减少一半。同年，蔡元培到德国留学，亦实行俭学。接着，李石曾又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工厂，设立“以工兼学”，吸收留法的中国学子参加。
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阳人，为清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李鸿藻第三子。15岁时，曾从名儒齐楔亭受业。1902年毕业后，入巴黎斯德学院学习生物化学，用化学方法对中国大豆进行分析，发现大豆营养很好，便开办了一家豆腐工厂。为了鼓励和帮助青年赴法学习，1912年初，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张继、张静江、褚民谊等人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缘由是“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留法俭学会的宗旨是：“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为了支持发展留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又与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欧乐、法国众议员穆岱在巴黎组织法华教育会，沟通中法两国文化，在国内招收华工，在法国开办华工学校，学习法语。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仍然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领导工作。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达1700余人。“央脱来蓬号”邮船从上海启航，经过香港，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海上共航行35天，最后在法国马赛登岸。海上风光虽美，但还是使人看得麻木而厌倦，并不是一种享受。因为所谓四等舱，实际上是无等统舱，许多人挤在一起，船身颠簸震荡，一些人头昏呕吐，食量锐减。尤其是臭虫多得吓人，扰得他们夜夜不得安宁。林风眠、林文铮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鼻子和眼睛，以求睡得安稳。同船四等舱的人都学着他们的办法，不让臭虫吮自己的血。
在马赛休息两天，勤工俭学的学生，有的去了蒙达尼。蒙达尼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有一所法华学校，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如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蔡畅、李维汉、萧子璋等都集中在这里，经常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林风眠迷恋艺术，对西方艺术带着一种朝圣者的虔诚，他选择了巴黎，先到巴黎郊区的枫丹白露法华学校补习法文，靠油漆写招牌的收入维持生活。这个学校的校长很爱护中国的留学生，常在假日带他们出去郊游，他自己骑一辆木制的自行车。不幸的是，校长在一次车祸中身亡。
枫丹白露得天独厚优美的自然风景，是哺育艺术家的摇篮。在与古典主义相对峙的浪漫派绘画兴起的时候，法国画坛有一场大争论，一群对争论没有兴趣而不愿参加到这种争论里去的画家，悄悄进入了风景区附近的巴比松村。这批画家被称为巴比松画派。巴比松派的画家，其实是一人一派，不把自己的艺术强加于人，因而能容纳各种不同倾向。其代表人物是柯罗。柯罗的“面向自然，对景写生”的创作原则为巴比松的画家们广为接受。他们走出画室，到大自然中去直接写生，在大自然中把握灿烂的色调。柯罗的风景画喜欢用一种银灰色或褐色的调子，去表现宁静的、阳光灿烂的或浓雾弥漫的自然景色，同时加入柔和的感情，产生出诗一般的韵味。这和柯罗生性善良，认为“艺术是爱而不是恨”的艺术审美观有关。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善良的大叔”。20世纪20年代的林风眠1923年林风眠（中）与林文铮（右）、李金发（左）在柏林
林风眠来到枫丹白露，自然也感受到柯罗艺术的遗风，他常去烟雾迷离的森林中散步，领略大自然对他的亲和之感。艺术和大自然给他以安慰，抚摸着一颗游子的心，也孕育着他的艺术宗旨，所以七年之后在论及艺术的影响时，他结合这段亲身的感受与体验写道：
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
美像一杯清水，当被骄阳晒得异常急躁的时候第一会使人马上收到清醒凉爽的快感。
美像一杯醇酒，当人在日间工作累得异常疲乏的时候，他第一会使人马上收到苏醒恬静的效力。
美像人间的一个最深情的淑女，当来人无论怀了何种悲哀的情绪时，她第一会使人得到他所愿得的那种温情和安慰，而且毫不费力。
只学法文，林风眠并不满足，他的目标还是在绘画上。不久林风眠得知在福格（Voge）的一所中学有许多石膏像，他就转入这所中学，白天学法文，利用晚上空闲时间去画石膏像。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凤鸣改为风眠——凭风而眠，一个颇有诗意而不平凡的名字。校长的告诫：不要变成学院派
不久，林风眠得到在非洲毛里求斯的林姓亲戚的资助，进入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开始练习木炭人体素描。
第戎美术学院院长杨西斯是位浮雕家，也是一个苦学成功的人，相当了解东方艺术，因此，他对一些清贫的学生都很同情，也特别注意培养。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一张林风眠的粉彩风景，知道是一个中国贫苦学生画的，立刻就将这幅画收购下来，这是林风眠平生卖出的第一张画。
在第戎美术学院不到半年，杨西斯就惊叹林风眠绘画的才能，劝他说：“你在我校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介绍你去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到鼎鼎大名的柯罗蒙老教授画室里学习去吧。”这样林风眠就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入柯罗蒙画室学素描和人体油画。
这时，徐悲鸿得到教育总长傅增湘的支持，以官费留学的身份到了巴黎，也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拜达仰为师学习油画。
柯罗蒙和达仰都是当时法国一流的画家，同时又都是法国绘画传统派的代表人物。柯罗蒙基本功扎实，善画人物，画的题材多为历史故事、神话、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雨果诗歌中的插图，令林风眠倾倒。他的代表作《该隐》画的是《圣经》中亚当与夏娃的长子，现今仍悬挂在巴黎奥赛艺术博物馆里。柯罗蒙在莫罗死后接替他的画室，曾把马蒂斯赶走。
从第戎到巴黎，林风眠就在学校附近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这类专门供学生住的小旅馆，规模都不大，但是设备较齐全，都是弹簧床，上面有一条毛毯，包着床单，铺得平平整整的，天冷时还可以加一条鸭绒被。旅馆的租金也不贵，中国留学生多半集中在这里居住。这个地区还有许多小饭店，售卖定食，也就是“包饭”，通常都是一汤一鱼一点心，面包无限量供应，还有四分之一瓶的红葡萄酒供应，一餐只需3法郎75生丁，折合当时中国法币两角半钱，既方便又经济。虽然如此，但对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说，一个月的收入不过300法郎，连油画布也买不起，此非长久之计。于是林风眠和林文铮、李金发就烧火做饭。这样钱是省了一些，但时间又花去许多。有时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就啃干面包，洋葱加点盐就是菜了。1920年枫丹白露中学法文补习班合影（第二排左三为林风眠）
过了半年，杨西斯院长专程到巴黎美术学院看望林风眠。这时的林风眠还完全沉迷在自然主义的框子里，在柯罗蒙那里学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大进步。杨西斯看到了林风眠的画也感到进步不大，十分不满，批评这个中国学生画得非常肤浅，他知道林风眠的才气被束缚住了，就提醒林风眠：“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太长，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又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你到巴黎各大博物馆去研究学习吧，尤其是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学习中国自己最宝贵而优秀的艺术，否则是一种最大的错误。”杨西斯还告诉他：“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
杨西斯的话像一盏明灯，一下子照亮了林风眠在艺术上摸索的道路，点拨了林风眠的艺术走向。
巴黎美术学院是法国艺术的殿堂，有着悠久的历史，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训练方法和自己的艺术风格，乃学院派的堡垒。所谓学院派即法国古典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雅克·路易·大卫，他的代表作是《马拉之死》，构图单纯、庄严，是一幅纪念碑式的作品，为人们所称道。学院派承袭古罗马的艺术形式，采用古罗马的题材，为现实服务。
大卫曾执掌巴黎美术学院，指导美院方针的艺术思想，就是由大卫在教学中提出来的。西方不少美术史家在研究巴黎美术学院时，都有这样的看法，艺术跟别的事一样，特别是比之于军事这种事业，它被严格的规律控制着，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按部就班最后才能获得名利、社会地位和势力。它规定学生死板地画模特，教育学生切莫忘记画好素描，教授们也不厌其烦宣称线条高于色彩。因此，所谓好学生们都知道通过巴黎美术学院枯燥的画室比通过浪漫的阁楼更容易踏上光荣之道。“在那里的学生们要准备听乏味的诵读，上死板的课，以便爬上晋升的阶梯，从奖状到奖章，从罗马奖到政府收买你的作品，而最后从官方的订货到选进美术学院去。”（约翰·雷德华《印象画派史》）美术学院的教授们还控制了“艺术沙龙”，两年一度入选评审委员的成员大多是美术学院的教授们。
学院派的传统到安格尔主持美术学院时并没有改变。林风眠进入美术学院后才知道，他在枫丹白露初识而且有着良好印象的柯罗画派，也被美术学院的教授们讥笑为“市井之徒的画”，这种艺术令他们生气和厌恶。写实主义画派代表人物库尔贝、浪漫派的德拉克洛瓦的作品都无法进入沙龙，还有早期印象派画家马奈、方丹拉图尔、惠斯勒三人的作品送到沙龙参选，引起了评审委员会的愤怒，因为这些画中被描绘的事物形体虽然和谐，但色调阴沉，而形体是用色彩而不是用线条来塑成的。
沿着学院派的教学路子走下去，可以有很好的素描基础，对写实的画也可以学得很好，但林风眠感到这和他的性格有些矛盾。吸取毕沙罗的经验：各个流派兼收并蓄
从巴黎美术学院的校史中，林风眠发现印象派及现代派的许多画家和这所学院都是无缘的，即使进入巴黎美术学院，也不被认为是好学生，他们的作品问世时都多多少少地受到冷漠或责难。毕沙罗虽然进了巴黎美术学院，虽然没有多大兴趣，但不盯在某一个画室，而是到各个画室去学习，包括安格尔的学生勒曼的画室，他没有在任何一个教室待上很长的时间，由于他和各派大师及他们的学生接触，他不久就熟悉学院艺术生活中的所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老师杨西斯的话和毕沙罗的这些经验启发了林风眠，特别是中国哲学中的中和思想，使林风眠能兼收并蓄，他觉得绘画艺术需要线条，也需要色彩，深厚的素描功夫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既不放弃在柯罗蒙画室学习的机会，徐悲鸿老师达仰的画室，林风眠有时也去看看。
林风眠发现柯罗蒙虽是学院派，但他那珠光宝气的绘画，不是通过题材，而是以富于想象的色彩处理，使人产生一种新的幻象。林风眠很留意他用艺术观来激发学生的教学方法，这种艺术视觉优于自然主义的反映，把精神引向完美的理想世界。他在上课时对林风眠等学生说：“有一点得好好注意，如果你要用色彩语言来进行思维的话，就得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你就永远别想成为色彩画家。带着想象去描绘大自然，这是成为一个画家所必备的条件。色彩应当被你们所思念、梦见和冥想。”马蒂斯虽然被柯罗蒙拒之于画室门外，但柯罗蒙的色彩理论对他产生了影响。1948年，马蒂斯说：“我相信通过素描学画是重要的。如果说素描属于精神王国，那么色彩属于感觉王国，你首先得画到把精神培养出来，才能引导色彩走向精神的道路。”英国美术评论家尼古拉斯·瓦特金评论说：“把马蒂斯引导到他伟大的装饰性作品成熟期道路上的，正是柯罗蒙的色彩归属于想象这一概念。”柯罗蒙的色彩理论直接影响着林风眠，在他以后的教学中也经常这样教育学生，而且变成他在艺术实践中的感受。
林风眠的住处在塞纳河边，跨过这条河就是世界艺术宝库卢浮宫博物馆，那个大得使人迷失的博物馆，常常是林风眠消磨时光的好地方，除了在柯罗蒙画室努力学习，大部分课外时间林风眠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他看到希腊的雕塑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精华作品。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不知令世界上多少艺术家为之倾倒，而林风眠每次静立在她的面前，不只是倾倒，而是有着特殊的情感，似乎有一种母爱的温婉在暖着他的心，直到他流着眼泪无法再看下去，才慢慢地离开。直到多年之后，他冷静地回味着这一世界瑰宝时，还说：“那是感情与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画，别的画挂在它旁边都会掉下来。”“文艺复兴三杰”除了达·芬奇，还有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在“三杰”中他最推崇的还是米开朗基罗，看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奴隶》后，林风眠称赞说具有无比的力量和雄伟的气魄，和看《蒙娜丽莎》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林风眠认为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是希腊思想的复活，是人的发现，把活生生的人从神的铁掌下拖出来。
像一个乞食者一样，林风眠不只是在卢浮宫看文艺复兴时的作品，还在其他博物馆、画店及私人收藏者那里看印象派、现代派等各种流派的艺术佳作，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从19世纪末到他进入巴黎美术学院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欧洲的绘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库尔贝现实主义和马奈的印象主义绘画在官方沙龙里落选，不但没有遏止这种“恶的力量”，相反地推动了这股力量的发展，马奈的身边聚集了一大群厌恶官方沙龙的年轻画家，如毕沙罗、德加、莫奈、雷诺阿及后期印象派，继后期印象派又出现了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还有表现画家主观意向的抽象艺术，代表画家有塞尚、高更、凡·高、西涅克、修拉、洛特雷克、马蒂斯、毕加索——实现了作家左拉的预言：他们的作品将在卢浮宫占有一席之地。林风眠从他们的作品下一步步走过，画的结构、画的色彩、画的线条，更重要的是画家的激情、对艺术的敏锐，看过一幅画就受一次震动。特别是那些裸女画，对他是一种艺术的诱惑，他觉得自己也应用艺术去表现。林风眠热情赞颂印象派，说他们刷新了绘画艺术。
塞尚是反印象派的领导者。林风眠认为“他是一个天才而没有小聪明的画家，他的笨拙和他的易激动的感情相矛盾”。塞尚的老老实实作画精神感染着林风眠，虽然画的是静物，但“他能耐心地追求他所追寻的理想的本质”。林风眠说塞尚的画“会使人想到巴黎的大风琴声，朴实而深沉地萦绕在人们的耳畔”。我们从林风眠的静物画中可以找到塞尚的踪迹。
莫奈的画也是林风眠最钟情的。他用颜色直接并排地涂在画面上，表现光的颤动，以他敏锐的感觉，运用特殊的色调，画出事物从黎明到黄昏因光的变化所表现的不同情趣，在画中充满光辉的色彩。这一切，林风眠都感受到了，并吸收了。
对林风眠影响更直接的就是马蒂斯了。这个被林风眠的老师柯罗蒙拒之于画室门外的人，林风眠则奉之为大师。马蒂斯对塞尚也是奉若神明，认为“塞尚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在探索的道路上一旦发生胆怯，想到塞尚就会去掉胆怯，超越困难，继续前进。林风眠从马蒂斯《塞纳河》等一系列的作品中，感受到他艺术中的均衡、纯粹和宁静，如果说柯罗蒙对林风眠的色彩的影响是理论的，那么马蒂斯对他的色彩的影响却是实践的。
莫迪利亚尼也是林风眠崇拜的画家，他的艺术给林风眠的影响不亚于马蒂斯。他是一位肖像画家，在巴黎蒙得巴斯大街有他的工作室，有时也接待参观者，那里也是林风眠经常去的地方。林风眠发现这位画家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色彩阴深，多用灰色，表现一种哀伤、悲怆、沉重的气氛。在莫迪利亚尼的艺术中，林风眠感到他的肖像画在新异奇妙的形式中获得了完美，他把抽象的感觉，协调在他所想表现的主题内，充满了特殊的个性，裸体画又如此坦率的富于性感。这位出身贫穷而又有诗人天才的画家的一生如同昙花一现，不幸早逝了。那时林风眠正在巴黎，在莫迪利亚尼葬礼的那天，无数的朋友和鲜花，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人们感到失去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高贵而可敬的人，林风眠也带着悲哀和敬意低下了头。
林风眠游学巴黎时，莫奈、马蒂斯等艺术大师都在巴黎，他有条件去拜访他们，但是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做。他崇敬名人的精神，但不愿向名人身边走近一步，更不愿用名人的光环来掩盖自己的幼稚和浅薄，这是林风眠自幼就养成的品性。他以后回忆说：“我认识了他们的艺术就足够了，至于认不认识他们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因为他不想借助名人光辉来照亮自己。当时的巴黎很多成就显著的人物，不少是具有才能甚至有天才的人，但他们仍为人们所陌生和疏远，何况一些异国他乡的青年学子。常识告诉人们，那时到欧洲去学画的青年学子，不管你在国内有多大名气，到了那里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更不会引起轰动。林风眠是这样，徐悲鸿、刘海粟也逃脱不掉这样的命运。1998年春节之后，我到了巴黎，并访问了巴黎美术学院，参观了达仰、柯罗蒙曾经工作过的画室。学院给人一种沧桑之感，没有昔日的辉煌，我问了几位正在作画的男女学生，他们都不知道70年前的旧事，更不知道中国还有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曾在这里学过画，也不知道他们是中国当代著名画家。面对这种情况，我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极为复杂的感觉。
林风眠知道这些大师们有不少是死后才成名的，心中不免升起一缕遗憾和伤感，不知推崇这些艺术杰作对他是幸运还是悲哀。
此外，林风眠也是巴黎东方美术馆、陶瓷博物馆的常客，那里收藏有中国陶瓷，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唐代的三彩、宋元的白瓷和青瓷及瓷器上的各种花纹，还有汉代六朝的雕塑、非洲的绘画及雕塑，这一切都引起林风眠的极大兴趣，沉醉得不忍离去。在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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