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正祥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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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明与企业发展试读：
序言一
人们常常将商场比作战场，来形容商业竞争的激烈残酷和生死攸关。也有人认为企业经营活动是一种合作博弈，可以实现多赢，因此市场竞合也充满了团队精神甚至不乏温情脉脉。人们也常常将商场比作商海，把企业比作舟楫，来显示市场力量的博大和企业经营的艰难，但坚船利舰却也能劈波斩浪，恣意汪洋，纵横驰骋。也许商场如江湖，英雄豪杰争相建功立业，群雄逐鹿，各显神通，充满了拼搏进取扬名立万之人生传奇和恩怨情仇。根据复杂性理论，商海是多元的或多主体的市场博弈系统，是有序和无序的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既有分明的定在，更有恒久的流变，是一个能动的自组织系统。
长期以来，理论及实业家们从不同的范式出发，对市场及企业经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理论著述汗牛充栋，可谓硕果累累。虽然可能仅仅描摹了商海中的一些浪花或洋流，远没有参透那广袤深邃、浪卷波涌的诡秘世界，但是，这些研究著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增广了人们对商海及企业经营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在商海中生存和致富的本领。
本书汇集了本人多年以来对企业商海沉浮的观察和思考，是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经营进行研究探索。本人习惯于从哲学的高度观察分析经济及企业经营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由于工作关系，本人具有近距离观察体味商海的便利，使分析研究紧密联系实际，而不是仅仅浮在理论层面。本文主要特点是哲学视角与经济思维相结合，使读者既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俯察企业经营问题，又能够如身临其境，抽丝剥茧般体察实际问题。本文理论论述寓于形象表达之中，使读者在理论阅读和思考的同时，享受形象美的愉悦。市场是当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商业经营是现代人们的总体存在方式，人们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商业经营相联系。商海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充满传奇的地方，是施展才华的地方，是实现梦想的地方，是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愿本书能够助力于欣赏和向往财富传奇的人们行走商海江湖，成就梦想人生。2016年8月于深圳
序言二
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讲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文化，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引领着各自特色的发展道路”。2009年，全球100个最大经济体中，跨国公司占51个，公司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力量，成为与国家进行交易、互动、博弈甚至抗衡的社会组织。
公司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时期，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通常也称之为企业。两千多年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大浪淘沙，演化发展，数不胜数的企业折戟沉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同时一拨又一拨新的企业诞生，扬帆弄潮。是什么力量赋予了企业顽强的生命力，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企业劈波斩浪，驶向胜利的彼岸，其中奥妙，值得深入探析。
2006年，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国热播后，引起了人们对大国崛起逻辑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大国崛起需要有独立主权和大而统一的市场，具有科技创新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对外扩张的冒险精神。但是，上述都不是大国崛起关键条件，率先崛起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起初并不是什么大国，崛起之后才成为大国。英国本土面积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江苏省，英国工业革命及大规模殖民扩张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宪政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法治才是英国等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国家与企业有相似之处，国家就是一个大公司，中央政府相当于集团公司的总部，国家崛起的逻辑对企业同样适用，二者的职责都是制定规则、制衡权力、配置资源和监督协调。《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所有伟大的企业都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它们追求利润，但更有利润之上的追求，它们追求更加宏大、更具有社会意义和人文情怀的目标，它们形成了一种“教派般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共同价值观。《基业长青》研究了18家平均具有百年历史的卓越非凡、长盛不衰的企业，发现了企业基业长青的文化基因，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更长，考察两千多年来企业的变迁演进，将会有更加深层的收获。两千多年来，企业的资本结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经营理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用一个论断来概括这些变化，那就是企业更加文明。正是企业文明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企业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文明。
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2016年8月21日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该小说创造了一个极端的情景，作者想象，大概在22世纪，北京居民分为三个层级，每个层级轮流翻转在地面生活，精英阶层占据地面时间最长，第三阶层最短，其余时间都在地下处于被催眠状态。在三个空间生活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地位，之间禁止流动。《北京折叠》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由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因素促成的可悲的可能性，似乎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为社会带来福祉，反而将人类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人类的想象总是丰富多彩的，但并不总是合理且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北京折叠》是作者对北京未来发展提出的警告，但绝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文明超越野蛮，先进战胜落后，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由落后到先进，就是因为人类不断地追求，不断地自我超越，同时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人类团体在历史演化中形成并积累了强有力的“利他基因”，如“利他性合作”“利他性惩罚”等，推动着人类不断走向更广泛的合作，走向更大程度的自由。
当然，《北京折叠》中的警示也是必要的，现实世界远未完美，困扰社会的多种负面因素依然存在，社会始终具有滋生不良因素的土壤，人类的追求不会止步，人类的使命永无完结，人类需要不断地研究思索，辨明方向，克服不利因素，奔向新的更加灿烂辉煌的自由王国。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明发展的活力之源，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开展企业经营构建与价值创造，积极推进新的商业文明，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和企业人士的重大使命。2016年8月于深圳第一章人性管窥1人：宇宙里的信天游——人性的本体论解读
关于人的认识是全部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及其组织机构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因此，人就成为宗教、哲学乃至经济及管理理论研究探讨的焦点，并形成了众说纷纭的解读。本文对人及其属性进行较为综合性的考察，试图对人性有一个本体论揭示。一、人的名字叫追求
人是谁？他是一粒尘埃，还是一个精灵？他来到这个世界，是神秘精神力量的一个即兴创作，是自然物质规律运行的一个特殊片段，还是其自己的一个希求？不同的思想流派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的作品。《圣经》记载：上帝于第六天创造了地球上最初的人——亚当和夏娃，并赋予了亚当和夏娃也即人以思想和欲望。但事实上，人的欲望常常越过上帝的界限，因此，上帝多次“赏善罚恶”，于是有“失乐园”“巴别塔”“诺亚方舟”“摩西十诫”等扭转人类发展方向的历史事件。基督教虽然认为人具有心灵的希求和超越的能力，但却又将其置于神秘的桎梏阴影之下。上帝造人传说虽然具有先验的神秘之美，但也堵塞了深入探讨之路，使关于人的认识永远停留在神话状态。
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是物质的一种存在形态，生命就是一种“机械运动”。“生命只是肢体的一种运动，它的起源在于内部的某些主要部分”（霍布斯，利维坦·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机械唯物主义彻底回到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世界，对人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对人的物质及物理层面有较为真确的把握，比如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等。但是，该理论将人理解为物理的机械运动，否认或贬低人的精神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唯意志主义主张，“人的全部本质就是意志，人自己就是这意志所显现的现象”（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唯意志主义关于人的认识摆脱了宗教神秘性和唯物的机械性，强调了人的主动性，对于人之本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意志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和盲目的生命冲动，在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其人性论最终滑向了痛苦的宿命论的深渊。原因在于，他拒绝承认人所具有的精神理性之光辉。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就是一个存在，没有什么本质。“人就是人。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萨特，萨特哲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112页）。存在主义张扬人的本位，避免了关于人的精神本位或物质本位的矛盾及不足。但其存在与本质相分离的逻辑起点却是完全错误的，存在是具有一定本质的存在，没有内在本质的存在是不存在的，人在其存在的那一时刻起，就应该具有人的根本属性。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是一个创造性存在物，从而开创了关于人的新的视角。“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美]大卫·雷·格里芬著，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23页）。
无论是单纯从物质或精神的某一角度观察，还是从虚无缥缈的起源进行推演，都犯了分析过度的错误，即分析超过了客观事物统一体的限度，造成了对该事物统一体的分割，这时所得到的已不是该事物本身或其属性，而是其他事物。对事物的认识必须运用综合分析及抽象的方法。综观迄今为止的人类行为及其发展，对错综复杂的人类现象进行抽象概括，我们往往更容易接近关于人的真理。人是宇宙中的一个存在，但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有自我追求的存在。这种追求不是有机界的刺激反应，也不是动物界生理上的满足，而是人的心灵的希求。人，就是追求。二、人的本性是自由
人的追求直观的表现为对物质及精神利益的欲望和占有。“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一曲《好了歌》，道出了人们对功名利禄、儿女情长发自骨子里的渴求，同时也显示了一代文学巨匠对世人“执迷不悟”的不解和无奈。
所谓“食色，性也”，我国思想界认为人性就是欲望，并对人性的是非曲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伦理争辩。
荀子认为，人之本性有违“礼仪之道”，故而为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性恶篇第二十三，第434页）。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总之，人性有“礼仪之道”的取向，因而是善。孟、荀以是否符合“礼仪之道”来证明人性之善恶，是不正确的。因为其所谓“礼仪之道”，仅仅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某一阶层的义利观，受历史及阶级的局限，难以符合或代表人生的真谛。此外，孟、荀善恶论局限于对人性的相对微观的考察，没有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天地人神及物质与精神的大格局中考虑，不可能对人性根本进行深邃的探究，因而陷入于善恶的纠缠，难以触及人性的本质。人性的微观分析固然必要，但没有宏观探究，无法把握人性之根本。如果将人性整体放在无限宇宙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走出善恶之论的浅滩，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性本体。
与我国人性论者不同，西方思想界则倾向于人性实体的探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将人的追求进行了横向的展开，展现了人性现象的多样性。他认为人的“野心、贪心、自爱、虚荣、友谊、慷慨、为公的精神”等情感因素，是人类一切行为和企图的泉源（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出版）。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追求进行了纵向考察，他认为人的追求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阶段。生理需要是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衣、食、住、行、性的需要。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就会产生安全需要，如避免职业病及事故，摆脱失业威胁及某些社会保障的需要。再上一层，是社交的需要，如满足归属感，希望得到友爱等。尊重需要可分为内部尊重及外部尊重。前者指希望自己有实力，后者指对地位、威望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个人的最高需要，要求实现个人抱负，施展才能。马斯洛认为，上述五种需要是按次序逐级上升的。当下一级需要获得满足之后，追求上一级的需要就成为行动的动力了。
西方思想家上述关于人性的研究，将人性植根于人的生理及心理之中，从而可以得出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内在规定，它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赋予，也无所谓善恶的结论，使我们对人性有一个中正的认识。其次，上述研究考察了人性的种种表现形态及其相互联系，呈现了人性表现的深广维度。
然而，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性论也有明显不足。首先，不善于从欲望的反面分析和观察人性。所谓欲望的反面，就是指“舍弃”，人无时不在进行“舍弃”的选择和努力。人为什么要“舍弃”呢？无非想摆脱名利之累，以求扩大身心自主空间。其次，主要关注人对外部世界的欲望及占有，关于人对其自身的欲望和要求认识不足。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要求先于对外部世界的意识和要求。如人为了应对灾害积存财物，为了增广学识乐于苦读，为了长生不老寻仙访道等。人对其自身的欲望和要求，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身心自如。第三，考察了人性的诸多现象形态，但没有通过现象的分析发掘出人性的本体内核。休谟认为人既贪心又慷慨，既自爱又他爱；马斯洛认为人的追求依次走过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阶段，难道人在不同欲望时具有不同的人性？显然不是。人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统一的区别于其他物类的特性。透过人的各种欲望及舍弃、外部欲望及内心要求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其统一的推动之源，就是人对自身自主、自如的追求。
人区别于其他物类的特点是，人为一个有自身希求的存在，而其最根本希求就是自主、自如，即自由，一切其他欲望或希求，都是自由希求的延伸或实现途径。由此可推知，人的本性是自由。三、人永远离开物性走向神性
数万年风雷激荡，无数次沧海桑田，人之存在，难道不早已物变人非？一番番拼搏磨难，一代代进取升华，人性之花朵，难道不更加绚丽多彩？是的，人从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其身心经历持续的淬炼，资质有了难以估量的提升，人性也得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然而，人之本性依然如故，那就是追求自由。只不过追求自由的手段及空间范围有很大的发展变化。
自由是无止境的，人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那么人究竟走向何处呢？人总是不断地从故乡走向他乡，并将他乡变为故乡；人总是从已知走向未知，并将未知变为已知；人永远从一个境界走向另一个境界，然后又憧憬着新的境界；人永远地离开物性走向神性。尼采说“人便是一根索子，联系于禽兽与超人间——驾空于深渊之上”（尼采，苏鲁支语录[M]，第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尼采之超人，应该相当于我们理解的神。他全智全能，自由自在，恣意于日月星辰之山水，陶醉于玉液琼浆之华美。神就是人至善至美的境界，是人永无止境的追求。
挥手远去的从前，追寻心灵的信念，梦在天涯。走过云海山外山，历经霄汉天外天，苦乐年华。人是天地之中的行者，宇宙中的寻梦者，是宇宙中的信天游。（2008年9月）2人生苦乐逍遥游一、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真谛
古希腊哲人曾说：“快乐是生活的开始也是生活的目的。”人生在世，所处环境、所凭条件千差万别，生活中的取舍也各不相同，但最终目的却十分一致，就是追求快乐。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一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这里所谓“利”指的是物质财富，人们追求“利”，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何谓快乐？快乐是人们身心的一种满足与和谐状态。古代社会，人的生产能力非常低下，物质财富极为匮乏，人们为了避免饥饿，获得温饱，不得不为财货辛苦奔波。追求财货，求得温饱，也就获得了身心的一种满足，获得了快乐，这是一种基本层次的快乐。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追求逐步丰富起来。清乾隆皇帝游镇江金山时，问一个老和尚，长江里每天来往有多少船只，老和尚回答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名”成为那时人们除“利”之外的追求的目标。但追求“名”，也是在追求快乐，只不过是更高层次的快乐。“名”是一种社会认可，是社会对个人人格的美誉和褒奖，是人格升华的里程碑，因而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快乐。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最高追求是自我实现，就是追求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追求自我实现，也是追求快乐，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快乐体验。
纵观历史，人们的追求具有无限性，这是人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理论研究领域称这种本质属性为“超越性”。人的本性在于超越，人就是要不断地超越现在的状态，达到新的理想的、合意的状态，超越当下，走向未来，超越今天的自我，实现明天的存在。人们具体的、个别的目标追求各种各样，迥异不同，且具有不同的层次性，但其实质上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就在于追求超越，也在于追求快乐。人在不断地自我超越过程中，体验着人生的快乐。快乐与超越是人们追求目标的一体两面。人只有超越，才感到快乐。追求超越、体验快乐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生的真谛。二、痛苦是人生的另一半
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文明程度，物质财富较为充裕，人们已彻底摆脱了饥寒的折磨；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更加开放文明，人的寿命也大大延长，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总之，人们的生活境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今天人们所享受到的快乐，无论从质和量上来说，都远远超过前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十分高，不但没有完全摆脱痛苦，甚至常常发现自己深陷于痛苦之中。人们或因工作、生活不称意，或因能力、仕途不满足，时常心生忧烦，产生痛苦。其实，人就其本质而言不能完全摆脱痛苦，痛苦将会永远与人类相伴。人生是有限的，但人的思想和欲望是无限的。人总是想突破有限，达到无限，但却永远也无法实现。人们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生活际遇的改善，都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但也只是暂时的快乐，人们不能长期满足于某一个成就或际遇改善，痛苦也就由此而生。另一方面，理想与现实总难免存在偏差，个人努力的结果也难免与期望值不同，甚至相反，令人感到失望或痛苦。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苦难。”这实在过于悲观。逻辑上讲，快乐和痛苦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痛苦也就无所谓快乐。同样的道理是，没有快乐也就无所谓痛苦。痛苦不能离开快乐而单独充满人生时空，痛苦是人生的另一半。因此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是不正确的。人们追求快乐，却又不能免除痛苦，这就是人生的宿命。但这并不是说人生的追求根本没有意义，有了人们的追求，才促成了人生痛苦的消减与快乐的升华。三、善对苦乐，逍遥人生
儒家经典教导人们，人生应积极有为，要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积极有为才能获得快乐。儒家思想对我国人民影响较为深远，以至于被封建士大夫奉为人生伦理的金科玉律，纷纷以天下大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认为这样才能获得人生真正的快乐。道家思想主张顺乎自然，清静无为，忘掉功名利禄，忘掉自己。人们往往认为儒家积极，道家消极。其实并不尽然，儒家也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也欣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儒、道的共通之处在于，人生既要执着于理想、积极进取、坚强意志，也要顺乎规律、因时制宜、量力而行。积极济世安民、放大自我，善于顺势而为，迂回前行，是儒、道思想人生伦理的精髓。它既指出了追求快乐的策略措施，也指出了面对苦乐所应秉承的济世安民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人们追求快乐应取的正确道路。
苦与乐依一定条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功名利禄能够让人产生快乐，但并不等于快乐，也并不一定总能够带来快乐，有时反而会带来痛苦。刻意追求功名利禄，反而会被其所累，陷入痛苦的深渊。痛苦并不是人生绝对消极的东西，它并不仅仅销蚀快乐，也是生产快乐的土壤，因为只有经历痛苦，才能获得快乐，即所谓不经风雨，见不到彩虹。同一个境遇，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会有苦乐不同的心理感受。因此，正确认识与对待痛苦与快乐，才能有效地减少痛苦，增长快乐。
庄子认为，只有达到忘我境界的人，才能够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获得人生快乐。本文认为，庄子所谓忘我境界，并非完全忘掉自我，而是指人生修养的一定高度。胸怀旷达，视界广阔，善于在变通中坚守，在曲折中前行，摆脱羁绊，不断超越，就可以赢得十分广阔的人生自由空间，在追求人生幸福快乐的道路上，逍遥优游一生。（2010年9月）第二章文化透视3文化多维观察
文化是一个十分熟悉的话语，但却又是较为模糊地概念。文化的魅力与日俱增，谈论和欣赏文化、追求与创造文化、积极积累及拥有文化，已成为当今最为显著的社会现象之一。文化是什么，它有什么发生发展规律，它的魅力究竟何在？本文是从不同方面对文化现象的初步观察。一、文化是生活装束
文化是生活装束，人们的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现象，生活总会穿着不同的文化外衣，以一定的文化形式出现、展开与发展。古时的峨冠博带、车轿舟楫、之乎者也，今日的西装革履、宝马奔驰、国语西语是生活的展开及存在形式，是文化；旧时的牛拉木犁、镰刀锄头、账房珠算，现今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计算机是生活的战线及存在形式，是文化；埃及的金字塔、秦始皇的兵马俑、纽约的自由女神、法国的人头马、俄国的伏特加、中国的茅台五粮液、诗词歌赋、甚至日月星辰等等也是生活的展现及存在形式，是文化。可以说人们所看到、听到、用到的都是文化，人们生活的每一延续，无不以一种文化的方式进行和展开。二、文化是意识潜流
人们的生活装束是文化的显性存在，而思想意识则是文化的隐性存在，是文化的历史潜流。思想意识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根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则是文化的外在，文化的枝叶。世界上流行着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宗教思想意识潮流，形成了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人类历史文化景象。基督教信仰上帝，相信原罪和救赎。据有关资料，截至2004年，全球基督教信徒有20亿人，是世界最大宗教。随着历史的发展，基督教经历了一些重大改革与发展。基督教新教主张“因信称义”，只要真心信仰上帝就可以获得赦免，不一定拘泥于繁琐的仪式；秉持“天职观”的部分人认为“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世俗义务”，是上帝赋予人们的天职等，基督教改革使其具有了较大的世俗化、自由化及人本主义倾向。基督教文化在世俗生活领域打下了深深地烙印，如基督教在婚姻问题上主张男女平等、结婚自愿、一夫一妻等。伊斯兰教信仰安拉、《古兰经》，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安拉预先安排好的，任何人都不能变更，唯有对真主的顺从和忍耐才符合真主的意愿，只有通过虔诚地向安拉祈祷和努力，真主才会使其结果发生变化。佛教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其原因是人的欲望，解脱痛苦的方式和途径则主要是通过禅定、智慧净化自心，消灭贪爱欲望，获得心灵的超越，进入涅槃境界。就此而言，佛教的人生价值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的、来世的追求，对于现实人生及人自身物质欲求的满足往往持否定态度，因而出家僧尼、断欲修行、清净苦修成为佛教社会的一种特色。除宗教思潮所形成的宗教文化潮流之外，儒家思想等各种人文思想流派，也形成了一定规模层次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氛围。三、文化是不断生成中的巨幅画卷
文化表现为社会的各个方面，包罗万象，但它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幅完整的巨型画卷。对文化作整体性看待，整体性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文化，把握文化的真实图景。社会生活中的个别事物、个别方面，如果脱离一定的文化理念、文化氛围，就不表示一种文化，就不再是一种文化现象。服饰、食物仅仅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用品，一种物质或存在，优美的歌声、风声、水声只是流体运动的声响，只有当它们与一定的文化理念联系在一起，凝聚或被赋予一定的文化特质时，它们才表现了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元素的个别存在。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雨雪风云等本来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天然与文化无涉，但当它们以某种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或者以某种方式表达、实现人们的生活或生活特色时，它们就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邀月共饮，与月共舞，是人生的一种孤寂与忧郁。“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远山白云营造了一种闲适惬意的生活境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则是英气风发、直向高远人生情怀。从上述优美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之物成为人们生活的文化表达，构成、形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
文化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发展变化是文化的生命运动。人们的思想观念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有机体中各构成部分、各不同文化体之间也无时不在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由此引起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文化的发展变化并不破坏其整体性，文化是变化性和整体性的统一，是不断生成中的巨幅画卷。四、文化是文明的母土
文化与文明不尽相同，文明是有了文字之后的文化，在产生文字之前，人类社会只有文化，没有文明；文明是文化的一种进步状态，文明是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所看待的文化。文化是文明的基础，一定的文明是从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文化及其文明是较为典型、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原始文化和古代文明之一。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古希腊人主要依靠海上经商来求生存，形成了古希腊人开放、自由、注重个人地位和尊严、注重契约、社会自治的文化基因，并在此文化根基的之上，生长出了光彩夺目的古希腊民主社会文明。古希腊的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公民权和公民意识，城邦（国家）的法治精神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国际惯例，对其后社会文明的民主化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文明，贫瘠的土地只能产生微薄的收获，文明的大树依赖文化的沃土。尼日利亚土地肥沃，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十大、非洲第一大产油国，世界第五大天然气出口国，非洲唯一产煤国家，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总统制。尼日利亚人认为财富属于上帝的恩赐，接受别人的馈赠不需要感谢，富人施舍是上帝的旨意，刻苦敬业精神较为不足。因此，尼日利亚优越的资源条件并没有促成国民财富较高程度的发展。2007年，该国人均国民收入320美元，在世界176个国家排名中居156位，属于贫穷国家。美国文明在当今世界之所以显得如此强盛，亦有其特殊的文化根源。公元1620年，120名不堪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为了摆脱旧世界的桎梏，开辟自由生活的新天地，甘冒生命危险，乘一条小渔船离开英国，驶向大洋彼岸的北美新大陆。但当经过艰苦卓绝的拼搏后海岸在望时，船却停了下来。他们认为必须先签订一份公约，约法在先，以便上岸后可以更好地管理这个新的世界避免重蹈旧时老路。由此诞生了《五月花号公约》：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从此，虔诚、执者、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文化在这块新大陆上落地生根，生长出了一方灿烂的现代社会文明。五、文化是一颗精神种子
文化起源于一种思想、一种理念。这一思想理念起初只是某个人或某一些人的意向或想法，它还不能称之为文化，只是一粒文化的种子。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这是一颗优质的种子，遇到合适的社会气候，它就会发芽生根，发展成为文化。史料记载，释迦牟尼29岁时，由于看到每个人都要遭受生老病死等各种痛苦，他便离家外出，寻师访友，立志探索人生的解脱之道，历经6年仍不得其悟。一日，他坐在菩提树下沉思冥想，经过7天7夜，他终于悟出了“四谛”。从此经过45年的传教，最终在恒河流域诞生了佛教文化。六、文化是扎根在大众心田里的精神之花
文化是广大群众的思想理念及由其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扎根在大众心田里的精神之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必然只能从人们的心田里生发出来。因此，是否发自于大众的心里，是判断是否为文化的根本依据。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只是文化这一精神存在的有形化、实体化表现。我们通常说物质文化，并不是指物质实体就是文化，其真实意义是物质实体是某种大众思想理念的凝结，或者融进了大众的某些思想理念，因而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状态，表现着一定社会的文化风貌，是一定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是否是大众的思想理念，也是判别是否为文化的依据。由此而论，一时兴起的社会舆论，如果没有被大众接受认同的话，就不是文化。法律制度、人们的行为也不一定是文化或文化现象。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虽然汉民族最终不得不剃发蓄辫，但“剃发令”绝不是当时的汉文化，因为它没有被汉民族大众的心里所接受。
文化往往发端于一些历史思想先驱的思想发现，但这些思想发现，不管是粗浅支离还是深刻完整，无论是付诸雄辩，抑或是镂之金石，都还不是文化。只有经过广泛传播，被大众接受、认同，成为大众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行为准则时，它才是文化。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逐步的发育过程，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在文化的种子传播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使一些优秀的文化嫩苗不幸夭折。另一方面，大众对一个新的思想观念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由此产生的行为风尚也需要一定时间固化。因此，文化的养育，不仅要有优秀的文化种子，而且要有长期的艰苦不懈的付出。（2009年8月）4华为文化的另类解读
华为的成功获得了普遍认同，但其文化却倍受争议，形成了企业界的一个“二律背反”。究其原因，在于将华为文化认定为一种狼性文化。推崇者认为狼性文化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勇于进取的强势文化，是一种成功文化；贬损者认为狼性文化过于攻击性，缺乏人文关怀，最终会伤及自己。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华为文化进行解读，以求解决华为企业发展与文化建设在社会认同方面显现的巨大反差。一、华为文化是“长征文化”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围剿，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其间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于陕北胜利会师。“长征创造了人类的奇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更铸造了甘于吃苦、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顾伯冲，光明日报，2006年10月30日）。
20世纪90年代初，华为在通讯产业创新与发展方面进行了一次长征。华为诞生于1988年，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此时，我国电信业开始大力发展，华为凭着感觉进入了竞争激烈的通信行业。创业之初，华为注册资本21000元，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市场、没有客户，没有人才，几乎一无所有。而此时国际通讯业巨头早已登陆中国，将国内市场分割完毕。这些通讯业巨头已经创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成百亿美元的资本，有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高素质员工，有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有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有一整套建立在现代经营管理理念上的经营管理制度，有遍布全球的市场营销网络，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华为进入通讯业，就意味着要在这些国际巨头的“围追堵截”中闯出一条出路，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华为唯一办法就是坚定信念，坚强意志，满怀激情，奋勇拼搏，于是诞生了“垫子文化”，于是就有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华为进行了我国通讯产业发展的一次长征。为完成这一长征，华为人付出了健康、享乐、家庭、甚至生命的代价，华为精神是值得人们敬重的。二、华为文化是以人为本文化
以人为本文化，已成为时代文化的一面旗帜。但能够深刻体悟其精神实质及身体力行者，实为凤毛麟角。所谓以人为本，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是把人的因素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或核心因素，并通过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发展，来谋求企业的持续发展。所谓以人为本文化，就是秉承通过人力资源的发展，谋求企业持续发展的一种经营理念、思想氛围、方法原则，以及这些经营理念、思想氛围、方法原则在企业架构、经营管理制度中的体现。
华为公司是以人为本文化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华为白手起家，没有什么物资资源可凭借，也没有什么技术积淀可依托，它所可依赖的只有人力资源——国内高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子。另外，对于致力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来说，以人为本也是个不二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的发展，企业才可能获得发展。因此可以说，华为奉行以人为本文化，有其物资条件禀赋和行业特点的客观必然性。事实上，华为公司的经营与发展实践，充满着以人为本思想理念的闪光。任正非认为：“华为公司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才，其次是产品技术，再次是客户资源”（程东升、刘丽丽，华为经营管理智慧，第89页）。华为不仅为员工提供了国内最优厚的工资待遇，也为员工开辟了最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从许多方面来看，华为已成为青年学子历练和成长的首选之地。凭着优厚的工资待遇、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较为多样化的职业发展通道，华为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造就了一支有事业心、技术过硬的员工队伍。正是有了这一队伍，华为才取得了通信技术产业长征的阶段性胜利。三、华为文化是成长文化
华为是一个年轻的企业，今年才满18岁，精力充沛，血气方刚，但经历有限，历练不足。因此，华为在文化进取中略显急躁，沉稳中不乏匆忙应对，开明中伴有过分矜持。华为文化距深远肃静，恢宏大气，包孕万物，仍有很大一段距离。令人欣慰的是，华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能够以极大的毅力加以改进。例如，华为奉行与员工分享利润的分配制度。在创业之初，员工普遍持股，每年都有丰厚的分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员工持股和分红不断增加，与新员工的差距不断加大，成为公司里的食利阶层，影响了新员工的积极性，也偏离了华为以人为本和按能力与贡献付酬的初衷。为此，2001年，华为进行了薪酬改革。停止原来的员工持股制度，实行股份期权制度，老员工所持股份也一律按一定比例转换为期权。期权的有效期为4年，过期失效。持有期权的员工可以按约定的行权价购买华为股权，也可以取得行权价与华为当年每股净资产值的差价，或者约定推后行权，但不能超过4年期限。华为的这一薪酬制度改革，使老员工不能在“吃老本”，使分配制度重新回到以能力和贡献为转移的轨道，使公司重新恢复活力。华为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引进西方管理，但不是一般性的借鉴，而是走过了削足适履的痛苦过程。1999年，华为花大价钱请IBM咨询公司，启动了以“集成产品开发”“集成供应链”为核心的业务流程改造。华为提出了“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方式，喊出“要穿美国鞋，就必须削足适履”的口号，表达了他的意志和决心。“2000年之后，华为对企业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的宣传日益淡化，华为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许多也已经被归结为符合职业化需要的普遍性商业文化，如责任、敬业、创新等”（程东升、刘丽丽，华为经营管理智慧，第249页）。可以相信，随着华为的进一步发展，华为的文化也一定会更加成熟，更加亮丽。（2007年7月）第三章企业形而上学5利润是善
新教伦理认为，追求与创造利润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使命，因而不辞辛苦，奔赴使命，是其对人们的必然要求；追求与创造利润是追求善，是做善事。一
利润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事物，人人都可以言说。但是，利润的社会属性是什么，是好、善抑或是坏、恶，却一直是一个令国人迷茫困惑的问题。改革开放前，利润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话语。人们涉及利润问题时总是讳莫如深。
出现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其一，是封建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我国封建社会十分漫长，封建社会生产方式长期占统治地位，致使人们将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大逆不道。其二，儒家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并长期居于思想界的统御地位，对我国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儒家“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含有重义轻利、贵义贱利、扬义抑利的偏向，在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中留下了牢固的贬抑利的烙印。其三，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剩余价值”的发现和资本家剥削秘密的揭露为突破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论证了剩余价值产生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不合理性，但同时也指出，“总资本在物质上是产品的形成要素，不管它作为劳动资料，还是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都是如此。”“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资本论第三卷，第44页）。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剩余价值本身，一般意义上的剩余价值的存在有其社会必然性。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却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为对剩余价值的否定。其四，极“左”思潮的影响。“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否定“价值”“利润”“货币”“交换”等构成现代社会基本运作模式的框架范畴，对我国人民思想及行动造成深刻的影响。二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建设工作逐步展开，经济发展成为我国人民的中心工作，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改革开放的现实使人们恢复了对于利润的本能和直觉，利润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增进人们幸福的基本手段。利润是财富，是好事而绝不是坏事。创造利润、实现利润、发财致富成为人们所认同和推崇的事情。然而，这种对于利润的感性直觉在理性思维的盘查考问面前仍显得底气不足，不能理直气壮。理性思维的职责就是检查世间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利润是绝对的好事吗？对利润的竞争追逐导致了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腐败，难道不应该对“利润”问责吗？见利忘义、舍义逐利使风气日下，难道不应对利润快车反思吗？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辩解诘问足以使诚实的劳动者疑惑，冒险创业者缓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利润？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利润？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趋近利润？疑团在人们脑海中升腾。
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摆正利润的位置，利润应该得到理性思维的认可，疑团必须澄清。上述对利润问责的逻辑推导，虽然也能让人领会到，要制止和惩戒追逐利润的不正当方式与行为这一正确意思，然而无疑也蕴含着错误，传递着误导。这种逻辑推导似乎在表明，“忘义”“腐败”“污染”等是由于人们喜好或过分喜好利润所致，因而利润应为之承担过错，应受到谴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撰文指出，“他们（CEO）时时面临着披露财务状况的所谓‘透明性’的巨大压力，承受着所谓‘华尔街’季度红利报表的巨大心理负担，甚至（不得已）在财务上依靠长期造假账来应付市场的压力。最近不断被揭露的美国上市公司（如安然、WORLDCOM等）伪造利润的丑闻就是很好的说明”（上海证券报，2002）。造假、腐败似乎是利润惹的祸。
社会行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其中的是非曲直应具体分析，不能进行简单的逻辑推演。任何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通过这一指向关系，行为与目标之间具有了联系，但行为和目标之间并非因为有了这种联系，在质上就完全统一，行为的规范端正与否对目标的品质并没有任何影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自为淑女，并不因君子“好逑”过程中的失礼或不择手段有丝毫改变。同样的是，利润可能引发了不良追逐行为，但却不能因行为的不良而推断出利润的不良。另一方面，任何行为都会引起一项或数项结果，行为的不合理、不高尚并不能决定结果一定不合理、不高尚。一个企业运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利润的生产，并将利润占有，我们应当谴责它的“不正当手段”，质疑它的“占有”，但利润本身却无可厚非，纵然它是“不正当手段”的结果，“占有”的对象。当然，利用目的或结果的合理来论证手段的正确也是不符合社会现实规律的，利润本身也绝不是“不正当追求”的理由。
尽管有人可能会因为或针对利润实施一些不良甚至恶劣行为，但利润的积极与重要意义是不能否定的，人们对利润的推崇与竞争也是不能否定的。三
利润能够增进人们的幸福，是人们合理正当的目标追求，理性思维在完成了这一认识之后，它对利润的追根究底并没有就此止步。人们竞争利润难道仅仅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人们业已积累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之时，按照边际效用理论，可以说这时财富对他们的边际效用曲线已经无限趋近于零，为什么他们仍然对利润热情有加，孜孜以求呢？人们追求利润的终极目的何在呢？人类社会的任何重要范畴，其社会坐标位置，都必须叩问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都必须依据人类社会终极关怀的审视来确定。利润以及对利润的追逐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它所引起的矛盾现象，它的社会价值，不借助终极关怀的权威是难以最终解决与确定的。人们追求利润的终极目的何在呢？利润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
世俗理性提出了这个更深一步的问题，但却没有做出解答，这似乎已超出了世俗理性的能力范围，新教伦理对此作了解释阐明。新教伦理认为：“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的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职业，辛勤工作。——它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他为神圣荣耀而努力”（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5页）。“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尺度是道德标准。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同上，第127页）。“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应该）严格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同上，第135页）。新教伦理将财富视为上帝的祝福，将追求财富视同行善，也就意味着利润就是善，因而确立了利润极为高尚的社会价值地位；新教伦理宣称追求利润是上帝的征召，从终极意义上确立了赢利活动在现实社会中的合理性；新教伦理宣称追求利润就是追求善，利润的增加则是善的积累，确立了利润及其求利活动的社会终极意义；新教伦理宣称追求与创造利润是行善，是上帝赋予的职责，当然也就从终极意义上否定了对利润的不正当追求。
新教伦理认为，追求与创造利润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使命，因而不辞辛苦，奔赴使命，是其对人们的必然要求；追求与创造利润是追求善，是做善事，善是其中的目标与结果，因而利润积累的多寡就不应以个人需要为限，而是多多益善。通过社会的再分配等一系列运作机制，个人的财富最终会惠及整个社会，个人财富也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善，这是不难为人们所理解的。新教伦理的利润观对人类社会实践产生极为深刻的社会影响。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及经济工作人士，对上述伦理规范深有领会，身体力行。他们不怕风险，苦心经营；不骄不躁，进取不止；简朴平易，虔诚仁爱，无不让人钦佩景仰之至。（2001年8月）6再谈利润是善一、利润，上善若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丰富，社会愈加繁荣，人们的生活逐步富裕和丰富多彩。正所谓花开富贵更娇艳，柳绿繁华更妩媚。社会财富的丰富使人生更赋有意义，生命更焕发光彩。显然，财富是人们生命活力的物资和文化基础，是滋养人们生命的春风雨露。
社会财富既有形式上的多样性，也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它们均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进一步讲是产生于社会生产过程中财富的净增长，在价值核算中通常称之为利润。由此可言，利润是富足天下的果实，滋养人生的甘泉。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人们生存、生活消费需求与物资、文化财富相对不足的矛盾始终存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饥寒一直是人们的最大磨难，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只能勉强温饱，近5亿人在忍受着饥寒的煎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饥饿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和践踏。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的紧急措施来消除饥饿。”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利润，解除人们的疾苦，仍是当今最为迫切的任务。
古人云“上善若水”，是说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的德行，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利润之于人生，恰如水之于万物。正是有了利润之水的滋养，人们的生命才得滋生、繁衍，美如柳，艳若花。利润是善，如同水一样是上善。二、利润，人们用善酿成的蜜
利润的创造和生产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活动系统，需要不同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共同参与，并通过各参与因素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实现相互融合、相互转化，最后形成财富，产生利润。
利润的创造和生产也是一个人们的体能、智力和情感的投入过程。利润的创造需要人们投入辛劳，往往是十分辛苦的体能支出。“谁知盘中，粒粒皆辛苦”，正是其真实写照。利润的创造需要卓越的智力投入。产品研发、市场研判、运营决策、投资决断，无一不需投入艰巨复杂的智力劳动。利润的创造还需要人们充沛的情感投入。这其中既有不懈追求、精益求精的热情，不畏艰难困苦、勇于创新和超越的豪情；更有满足社会、奉献社会的“爱情”，探求人生真谛的真情。
利润的创造过程更是人们的创新过程。人们用勤劳、智慧及锲而不舍、热情奉献的炙热情怀，创造财富和利润。这种勤劳、智慧及锲而不舍、热情奉献的炙热情怀，是人格之精华，之上品，实乃人格之善。利润是人们用善酿成的蜜。三、创造利润，我们的神圣职责
对于利润之善，人们经过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由浅显到深入的认识过程。
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利润持否定态度，认为利润危害人们的道德健康和社会发展，是个不可取之物。我国儒教思想的鼻祖孔子有云：“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认为士大夫应耻于逐利营生。在儒教独尊的封建社会，逐利营生被认为是低贱的，一直遭到统治阶级的鄙视和限制。无独有偶，西方传统基督教认为：通过经营获得财富的意图及活动是罪恶中的罪恶。是毫无价值、十分卑贱的。
诚然，对利润的不当追求曾经引发过许许多多的不良后果甚至社会灾难，历史上也曾不断上演滥用财富、骄奢淫逸、奴役他人、践踏生命等悲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怨恨财富，否定利润，而应当反省人性的不成熟、社会良知的欠缺和制度安排的失当，从而进一步促进人们自身及社会治理的完善。
16世纪初期，欧洲出现宗教改革，新教伦理颠覆了传统宗教关于财富、利润是罪恶的观点。加尔文教给予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积极的道德肯定。它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这一自然界中最为神圣精神存在的旨意，从而不仅洗清了利润的罪恶，而且给利润戴上了一个神圣的光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利润在我国才由“资本主义的苗”变为社会主义的“宝”。现在，生产财富、创造利润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最为光荣的事业之一，企业家已成为人们极为尊重的精英和崇拜的偶像。
利润是善，创造利润是世人的神圣职责。加尔文教认为，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创造利润是上帝的旨意和召唤，因此是上帝赋予世人的职责，是一种天职。新教伦理宣称创造利润是上帝的召唤，从而确立了创造利润是世人神圣职责的宗教论证。而世俗理念则直接从社会实际的体验中，得出了与之相同的认识。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福祉，丰富生命的意义，迫切需要生产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生产财富、创造利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创造利润，既是自然界中“最为神圣精神存在”的感召，也是人民大众的一种期待，吾辈应为之奋斗终生。（2007年4月）7创新生活，兼善天下——论企业经营之“道”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在《寻求优势》一书中讲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地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于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此“信念”，就是所谓“道”，亦称为核心价值理念。一、创新是企业生命的跳动
人是一个创造性存在。人通过不断地创造、创新，实现对自由的追求，不断地从自在走向自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创造性。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而人则能动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使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人类活动所具有的自觉性、自由性和创造性的特征，构成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当代存在论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因此人是自由的，人通过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创造了人自身。显然，人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存在。
企业也是一个创造性存在。企业是人的一个创造性产物，它是人类社会一个巨大的组织创新，凭借这一创新，人构造了实现更大程度创造的社会平台，人的创造性能力由此获得了质的飞跃。作为人创造的社会实体，企业本身是人性的延伸，人格力量的聚合与提升，承担着人所赋予的创造、创新的使命，因此也必然具备人的创造性品格，是一个创造性存在。
企业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是企业生命的跳动，创新的浪潮转化与形成企业江河溪水般的生命之流，停止创新，企业生命也就停止了跳动，企业生命之流也就要归于枯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成立于1908年，是汽车行业的后起者。但由于其根据市场环境，在资本经营、企业架构、科技研发、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创新，使企业迅速强盛，并跃居时代汽车业的巅峰。其恢宏博大的生命气息掀起阵阵狂风巨浪，引领汽车界历史潮流近百年。然而，20世纪70年代，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油价从1970年的每桶1.8美元一路攀升，1990年上升到每桶40美元，2005年8月突破70美元，2008年7月突破140美元。油价高涨，低油耗、混合动力车型受宠。令人遗憾的是，这时的通用已失去了既往的创新机智与活力，继续走以往大油耗品牌车的老路，最终销售量严重下滑。怠于创新使通用走向亏损。二、兼善是企业成长的路桥
企业是兼善的胎儿。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关系所构成的联合体，企业的本质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契约的集束。各种要素所有者缔结契约组成企业取代市场交易，目的是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使企业中的各缔约要素主体的福祉都得以提高。不然的话，合理利益得不到满足的要素主体就会退出企业，引起企业重构动荡甚至消解。所以，企业是通过兼善而孕育的结果，而兼善的缺失就会使企业趋于消亡。
兼善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途径。企业是多种生产要素主体所形成的联合体，只有企业联合体中各要素主体能够共享经营发展成果，他们才能同心协力，共谋发展，企业也才能发展壮大。企业通过产品销售、市场开拓来发展壮大。产品销售、市场开拓是一个自善的过程，也是一个兼善的过程。《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指出：“任何人要和别人进行一项什么交易，他都会提议：你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每一次这种交易的意义……”自然地，一项交易对双方都有利才能进行。因此，自愿交易同时满足利己、利他两个方面。每一次有意义的交易累积的结果，就是企业或交易主体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也是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现实中，一些企业由于目光短浅或利欲熏心，常常偏离兼善的正确道路。如有的企业提出“客户第一”，有的提出“股东利益最大化”，也有的提出“员工第一”等等，其实，客户、股东、员工、经营者及社会有关各方的利益，一个都不能偏废。黑煤窑主不惜牺牲员工的生命追求自身利益，毒奶粉公司以坑害消费者谋取利益，安然公司管理层损害股东利益自己却从中发财，他们最终都梦断黄粱。偏离兼善道路，企业的发展进步就会受困，损人利己、危害他人，不会长久，难免可悲的下场。三、创新、兼善是当今企业之“道”
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作了较为精到的阐述，本文总结如下四个主要方面：其一，“道”就是事物的规律。“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即“道”无处不在，万物依“道”而生生不息。其二，“道”是兼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其三，“道”就是变化。“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其四，“道”致昌盛、长久。“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譬道之在天，犹川谷之于江海。”君主如能守“道”，那么万物万民自来宾从。譬如大道在天，就好像江河归于大海。“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认识“道”的人是无所不包的，无所不包就会坦然公正，公正就能周全，周全才能符合“道”，符合“道”才能长久，终生不会遭到危险。概而言之，“道”就是规律，变化、兼善是“道”的两个基本特点。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今天仍能给我们提供极为有益的指导。
企业经营也有“道”，创新、兼善就是当今企业经营之“道”。如上文所述，创新、兼善是企业生命的内在规定。而时代的发展更使这一内在规定上升放大为社会性要求和时代特征。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人类逐步摆脱奴役状态，包括自然界的奴役及社会阶级间的奴役，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平等。而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创新，推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当前及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的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包括思想、组织、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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