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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5 05: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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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丽霞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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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说源流荟萃

小说:小说源流荟萃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先秦小说

远古时期,原始先民用简陋的工具改造着世界,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上古神话。神话内容涉及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这些上古神话成为后世小说叙事的源头,它们具备了人物和情节两个小说的基本元素。

上古神话之后,先秦时期的寓言故事、史传文学以及各类传说等也成为后世小说叙事的源头,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个时候的成熟寓言故事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结构、人物形象和历史背景,这些都为后世小说的成熟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上古神话孕育小说萌芽

浩瀚宇宙,变幻莫测,有时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有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有,地震、洪水、火山爆发也经常不期而至,原始先民无法解释这多变的世界,更没有能力改变。

在大自然的“狂怒”面前,人们战战兢兢,不知所措。自然而然,人们开始对自然产生了恐惧心理,幻想出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继而对强大的自然力顶礼膜拜,崇敬非常。

同时,他们又渴望了解自然、认识自然,于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和迫切的愿望下,神话传说应运而生了。

我国的上古神话可以分为4类,一类是创造神话,一类是自然神话,一类是英雄神话,还有一类是异域异物神话。

创造神话包括开天辟地创造世界、人类和日月星辰的出现等神话;自然神话是原始时期的人们对于自然界和自然现象幻想化的解释。

英雄神话反映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和反思,它以征服自然或在社会斗争中为本民族创造出业绩的英雄故事为神话主体;异域异人异物故事是关于外国的神话传说,多记载在《山海经》中。

在各类神话中,以盘古开天辟地最为有名,这个神话反映了我国先民对宇宙起源的原始探索,说在太古的时候,天和地是没有分开的,天地混为一个球形。

在这个巨大的球形体内,有一个名叫盘古的巨人,他一直在用他的斧头不停的开凿,努力把自己从这个球体中解脱出来。

经过一万八千年的艰苦努力,盘古挥出最后一斧,只听“砰”一声巨响,巨球分开为两半。盘古头上的一半巨球,化为气体,不断地上升。脚下的一半巨球,则变为大地,不断地加厚,宇宙从此开始有了天和地。

就像关心宇宙的起源一样,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起源也有极大的兴趣。而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首推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补天的故事最早见于《淮南子·览冥训》: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经过辛勤的劳动和奋力的拼搏,重整宇宙,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自然条件。

这则神话瑰丽奇特,富有文学意味。蛮荒时代,天崩地裂,洪水滔滔,女娲为救万民挺身而出,炼石补天,终于把天补全,避免了洪水之祸,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园。这个神话不仅反映出了原始先民的宇宙观念,更重要的是歌颂了女娲敢于同自然斗争的行为。

上古神话中,还有很多英雄人物以顽强的意志与自然灾害展开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比如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这些神话中的神和英雄都具有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上古神话传说还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各部族间的斗争以及有关发明创造的内容,如神农氏发明农具和制陶、冶炼、医药、种植等技术;燧人氏钻木取火;仓颉发明文字等。这些神或英雄的发明创造,反映了原始人的伟大创造力。

这些奇妙美丽的神话传说文学意味浓厚,为小说的孕育萌芽作了最基本的准备。这一时期的神话传说已基本具备了小说所要求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虽然还比较单一模糊,但已同小说十分接近。

比如“盘古开天辟地”里,盘古死后眼睛化作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头发变成满天的星星,骨骼化作大山,血液成为江河,皮肤变作土地。神话中反映出来的英雄形象特征,无论是盘古、女娲,还是后羿、夸父,都是以英雄形象存留在人们的心中。

上古神话传说有着丰富的想象,引人入胜,具有最初始的浪漫主义元素。如“精卫填海”:一只白喙赤足的美丽鸟儿,在火红晚霞的映衬下,频繁地往返于东海与西山之间,永不停歇地想把东海填平。

这个神话不仅体现了原始先民敢于同大自然斗争的气魄以及远古人民征服水患的愿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作品更高度赞扬了百折不回、勇于牺牲的精神,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上古神话中神奇奔放的幻想和理想化的夸张,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创作,它的关于神灵变化的观念和表现形式,为志怪小说奠定了幻想的基础。

上古神话传说的一些故事和题材,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不竭源泉。神话传说中的一些特征,对后世小说的风格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时的一些故事情节、叙事方法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取材与手法。拓展阅读我国古代没有专门记载神话故事的专著,神话材料只是保存在诸多古籍中,比如《楚辞》、《淮南子》、《山海经》、《庄子》、《列子》、《穆天子传》等,其中以《山海经》保存最多。《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山经》包括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经各1卷,合称《五藏山经》,简称《山经》。《山海经》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大量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此外,还涉及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物产、医药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

先秦寓言对小说的影响

随着不断流传,上古的一些神话传说逐渐演变成一则则寓言故事被记载在众多的先秦史籍中,成为先秦寓言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先秦寓言中还有一些历史传说和作者创造、虚构的故事。历史传说,《韩非子》中用得最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创造、虚构的故事,《庄子》中大量存在。这类寓言瑰丽奇异,最富有文学色彩。

先秦寓言和神话传说关系十分紧密,《庄子》中关于浑沌、黄帝、尧、舜、羿等的刻画,都采用了神话的题材;《韩非子》“师旷鼓琴”中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形象,与神话里征服自然的英雄是类似的;寓言中的狐、虎、猿、狙、鹬、蚌、罔两、蛙、鳖、栎树、髑髅与神话中日、月、山、川、风、云的拟人化,都是一脉相承的。

寓言是寄托着深刻思想意义的简短故事。“寓”是寄托的意思,作者把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有益的教训,通过虚构的简短故事加以譬喻,让人们从故事中领会这些道理。其特点是短小精悍而富于讽刺性,给人以启迪。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常借助一些浅显生动的寓言来论证自己的某个观点或某种思想。寓言主要散见于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

在先秦诸子的文章中,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作者议论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把要说的道理,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

寓言在艺术上主要有4个特点,一是有故事性;二是有虚构性;三是形式短小;四是有哲理性。

寓言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受到神话传说的影响,但是寓言的虚构和神话传说的虚构不同,寓言的虚构有着明确的说理目的,是一种自觉的创造和虚构,而神话的虚构有着不自觉性。寓言的虚构使它更接近于小说,对小说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

先秦诸子的很多散文都是哲学著作,蕴含的哲理比较抽象,乃至深奥玄妙。而寓言以其具体性和形象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其论点。

庄子的人生哲学之一是主张无用之用,一般人很难领会。但他用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寓言故事,反复地加以说明。如,以“浑沌凿窍”阐明必须顺应自然,以庄周梦为蝴蝶说明人生如梦等,使哲理的文章诗意化,免于枯燥、深奥、抽象。小说也借鉴了这种方法。

先秦寓言大多以讽刺为手法,针砭时弊,初读觉得荒唐可笑,读后却发人深省,所以先秦寓言有着揭示道理、鞭挞劝诫的目的和作用。像“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揠苗助长”等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寓言,大多采取讽刺手法,指斥现实生活的荒唐可笑,这对后世的讽刺小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虚构故事是小说的文体特点之一,是其区别于叙事散文的关键所在。寓言以虚构为手段设置故事情节,对小说创作有着重要的启发。

如《庄子·秋水》虚构了河伯与海若对话的故事,揭示了人在宇宙苍穹间的微小这一主旨,从而告知人们遇事待人要谦虚谨慎,切勿妄自尊大。而小说虚构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寓言故事不但具有讽刺性、幽默性,还颇具趣味性。寓言的主人公常常是拟人化了的事物。

例如,河伯与海若在寓言中成了能进行哲学探讨的“哲人”,以无知喻有知。《狐假虎威》中,它的主人公是能和人一样思考、说话,甚至比人更要狡猾的动物。而小说的成功之处,也在于以其独特的构思和情节,来引发读者兴趣,从而达到其寓教于乐或其他的目的。

寓言的题材也常常为后世小说所继承。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中,很多题材都是取自先秦的寓言故事。

如,《庄子》中记述鬼怪异事的许多寓言,是魏晋一些志怪小说的鼻祖。小说陆判为朱尔旦换心的故事,也是从《列子·汤问》中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易心的故事蜕变而来的。

由此可见,先秦的寓言故事与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小说的形成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更是小说发展的重要渊源。拓展阅读神话与寓言关系紧密,《庄子·逍遥游》有鲲化为鹏的寓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意思是在那很北很北的北面,有一片大海。海中有一种鱼,它的名字叫鲲。鲲很大很大,说不清楚有几千里。后来变成了一只鹏鸟。这个鹏很大很大,它的脊背,说不清有几千里。有一次发了怒,振翅而飞,翅膀像是遮天的乌云。这只鸟啊,在海上飞翔,是要飞到南海去。这个寓言与上古神话中,大禹变成巨熊治理水患的传说一脉相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宗教故事和地理博物传说

远古时候,人们对自然力既恐惧又崇拜,任何微小的自然现象都有可能被看成是神的意志。在长期对自然毕恭毕敬的顶礼膜拜中,产生了原始宗教。宗教故事就是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被创造出来。

宗教故事的内容主要是,鬼神显灵作祟的故事和关于卜算占梦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虽然是消极方面的东西,属于人们迷信的产物,但它对后世小说通过描写妖鬼和记述梦境来反映现实,拓展想象和幻想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到夏商周时期,宗教信仰、祭祀形式、占卜预言已经到了成熟阶段,宗教已经深入人们的内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史官把宗教故事记载进史籍,这时期的宗教故事多数都是幻化和神秘化的历史故事。

宗教故事没有神话故事那样迷人,引人入胜,但在题材和幻想形式方面却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志怪小说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在神话中,神是幻想世界的主体,神话的幻想境域是排斥人类在外的神灵的世界,而在宗教故事中,人变成了幻想世界的主体,人可以与鬼神互相交往。

在宗教故事中,神已经不像神话中那样可以死去,而是成为大自然中一种神秘的力量,通过显灵来体现它无比的威力。

在宗教故事中,还出现了鬼的观念,人死化为鬼,鬼可以随意变化报恩复仇,这种鬼神不死和随意变化的幻想观念,对志怪小说的形成发生了重大的作用,成为志怪小说创作的一种模式。

春秋战国时,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原始落后,因此在编著地理学或博物学书籍时,只能根据自己的臆想附会,对地理博物方面的现象加以解释,因此当时的地理博物知识都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荒诞化了,成为地理博物传说。

春秋战国时期地理博物学中记载的黑齿国、羽民国、不死国、三面国和黑齿人、羽人、独臂人、三面人等诸多志怪化的地方和人物,就是人们道听途说后加以臆想附会的产物,属于地理博物传说。

先秦的地理博物传说主要记载于《穆天子传》、《王会解》、《山海经》等古籍中,内容主要是远方的国家和异地民族,还包括神山灵水、奇花异草、珍奇怪兽等,虚幻奇诡,新鲜怪诞。

其中《山海经》的记载最为荒诞不经,是地理博物传说的集大成者。在《山海经》中,地理博物都被神话化和志怪化了。比如《山海经》在它的第一篇《南山经》中就有记载: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

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行。

意思是:南方首列山系叫做鹊山山系。鹊山山系的头一座山是招摇山,屹立在西海岸边,生长着许多桂树,又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山中有一种草,形状像韭菜却开着青色的花朵,名称叫祝余,人吃了它就不感到饥饿。

山中又有一种树木,形状像构树却呈现黑色的纹理,并且光华照耀四方,名称叫迷谷,人佩带它在身上就不会迷失方向。山中还有一种野兽,形状像猿猴但长着一双白色的耳朵,既能匍匐爬行,又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名叫“狌狌”,吃了它的肉可以使人走得飞快。

人们的这些不科学的臆想附会一旦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就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典籍的内容和后人的创作。志怪小说就是被影响的一大文体。

与宗教故事不同的是,大多数的地理博物传说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一些幻想材料,但它却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幻想素材和幻想形式,并长期对志怪小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之一。

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以及地理博物传说构成了古代小说得以发展的基础,为小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它们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最后才逐步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古小说——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同时也为其他小说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拓展阅读《山海经》的地理学内涵是第一性的,它从各个方向有秩序、有条理地记叙各地的地理特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山海经》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山,如“堂庭之山”、“杻阳之山”、“青丘之山”、“箕尾之山”等,而每座山的命名是根据山的地貌而定的。《山海经》中还有极其丰富的水文记载,河流大都记明了源头和注入之处,河流的发源地通常在某一山麓,而它的注入处却远离此山,记述者对于水文的记载时也注意到河流干流的全貌,河流的经由虽不见记载,但是若干干流如黄河、渭水可以从许多支流流入其干道的情况了解到它们的大致流经区域。《山海经》中的人文地理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区域的社会人文风俗、经济发展、科技成果等。其中有许多关于先民对于疆域的开发。

六朝小说

六朝是指魏晋南北朝6个朝代,是我国古代小说迎来的第一个高峰阶段。两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初具规模的志怪小说,仅仅是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属于文言文小说,也可以统称为笔记体小说,其特点是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逸事或其只言片语。

魏晋南北朝小说虽然还不具有成熟形态,但在故事情节叙述、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数量也已相当可观。

志怪小说得到迅速发展

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以及地理博物传说孕育了志怪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小说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创作志怪小说的作者众多,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官吏诗人,以及佛道教徒,处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纷纷编写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不仅数量极其庞大,而且内容相当复杂,表现出较高的质量层次,其作品想象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语言优美。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继承了先秦时期上古神话传说等传统,又借助了两汉志怪小说初兴的态势,另一方面,又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有利环境的培育,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在先秦时期,我国就盛行卜算和方术,当时人们的很多事情做与不做以及怎样做,都要取决于卜算和方术,这两种活动似乎已经左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秦汉以来,当权者极力倡导求仙得道的思想,一时间,人们对得道飞仙充满向往,趋之若鹜。到东汉后,这种信仰情况更加复杂。

一方面,佛教从外传入,并逐渐立足,取得人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兴起繁盛起来,人们信奉鬼神的信念由此更加坚定。这就为志怪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人们要为自己编织一个理想的天国,以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解脱。此时,志怪小说无疑是适应了这种心理需求,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谈风盛行,所谈内容由品评人物、清谈玄理扩展到讲故事。这为各种传说、故事的编造、搜集、汇编、流传等提供了良好条件,对志怪小说的创作更是意义重大。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传说、史传等众多文学的繁荣,也为志怪小说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活跃进步的氛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题材广泛,内容驳杂,大概可分为3类,一类是神仙鬼怪类。这类小说多鬼神异事,又以鬼的故事为多。

第二类是地理博物类。这类志怪小说直接继承了先秦时期地理博物类著作中带有志怪的传统,又在两汉一些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这类小说多记述山川地理,远方异物,多琐碎简短,穿插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自成一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类是宣扬宗教类。这类志怪小说一是佛教徒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佛法无边;二是道教徒宣扬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它们都新颖动人,想象丰富,构思奇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有些反映了人们见义勇为和英勇反抗的精神。《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小说集,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400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

李寄斩蛇出自《搜神记》,写有以前东越国有一条大蛇,为祸一方,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听信巫祝神蛇之说,每年送一女孩喂蛇。

将乐县有一百姓名叫的李诞,家里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小女儿名寄,要应征前往。父母慈爱,终究不让她去。李寄自己偷偷地走了,最后李寄访求好剑和会咬蛇的狗,将蛇杀死了。

李寄斩蛇的胜利,不仅是消灭了蛇妖,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她敢于斗争的胆略和善于斗争的智慧。

有些志怪小说热情歌颂了纯真美好的爱情。《紫玉韩重》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3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我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还有些志怪小说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和向往。《韶舞》写荥阳人何某一次在田间行走,看见一个人跳舞而来,舞姿轻逸翩翩。舞者告诉何某,刚才自己跳的是舜时韶舞,说完又边舞边走。

何某被他的优美舞姿吸引,跟着他走入一个山穴,发现了一个很宽阔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数十顷良田。何某留下来垦田生活,后来把家人也接来了,从此他们一家人快乐地在这里生活着。

总体来看,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还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叙事多,描写少,不精心刻画人物形象,一些故事虽以离奇取胜,但情节又往往很简单,但是一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些志怪小说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开始注意避免平铺直叙,追求情节波澜曲折,代表作品有《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左慈》等。其中,《干将莫邪》的开头、发展和结尾三部分,完整圆合,很自然地推进了故事的情节。

一些描写妖魅神怪的小说在离奇曲折情节的基础上,还常常赋予被描述对象以人性和可感的音容笑貌,用写人的手法来写鬼神妖魅,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令人兴味盎然,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感受。

魏晋时期一些志怪小说已初步注意了对场面、人物动作、人物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搜神记》的《干将莫邪》和《韩凭夫妇》中,也都有关于人物语言和行动的细节描写,这对塑造人物形象帮助极大。拓展阅读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又接受史传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同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为白话长短篇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神怪故事的素材。宋人平话如《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明长篇小说中的《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记》是《东海孝妇》、《庞阿》、《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志怪小说在艺术想象和表现手法上为后代小说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一直给后代小说以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志人小说的形成与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个时期能与志怪小说并驾齐驱的只有志人小说。志人小说,又称“轶事小说”、“清谈小说”,主要记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志人小说是以人间故事、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是借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史传中记载的人物言行片断等手段,不断发展而成就自我的,这些志人故事虽短小,却也传神动人。与志怪小说一样,志人小说繁荣既有其文体自身原因,同时也是受外部环境影响作用的结果。

首先,志人小说是先秦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影响的结果。这些寓言故事和历史散文中一些关于人物言行举止、行为琐事的描写,深深地根植于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心中,文中描写的高超艺术手法也为魏晋六朝文人所借鉴。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情况也有利于志人小说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崇尚清谈,喜欢品评人物,实际上是受东汉时期的影响。东汉中期,士人之间,多重“品目”。所谓品目,就是品评、衡量人物的优劣高下,品评标准就是人物的言谈行为。

当时的朝廷凭借议人取士,就是重视人物评议,凡被称誉的人,均可以获得“孝廉”、“贤良”之名,被朝廷征用,以此步入仕途,所以一句话就可能决定着一个人的成败与否。而那些没有得到“孝廉”、“贤良”之名的人则很难进入仕途,甚至会遭人唾弃。这种风气盛行的同时,也使得士人的各种琐事轶闻流传一时,这就为志人小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素材。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义,他们抛弃所有事务,只谈玄理,这就是“清谈”之风。文人名士将这些品评人物和清谈言辞收集整理,编撰成书,就是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记述人物言行和琐闻轶事,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类:笑话、琐言、轶事类。因为这时期的志人小说有很多都是琐言与轶事兼载并记的,所以常将二者合为一点阐述,称为“琐言轶事类”。

笑话类志人小说多讲述幽默诙谐并带有讽刺意义的小故事。先秦寓言、两汉的史传中,就包含了许多笑话类的故事。

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用生活中荒诞且不合常理之事来提示矛盾,启迪思想,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正是所谓的将教育蕴藏在娱乐当中。

好的笑话要贴近现实、褒贬得当。我国的笑话来自民间,民间笑话的第一次搜集、整理并编撰成书,是由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邯郸淳完成的,他的著作《笑林》是我国笑话类小说的首部,也是第一部志人小说。《笑林》所收的民间笑话,反映了一些人情世态,生动有趣,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

琐言轶事类志人小说是志人小说的主体,其内容要比笑话类志人小说内容要丰富许多,其中有记述东晋至南北朝文人名士的言语及琐闻轶事的;有记述当时上层妇女言行品德,讽喻其妒忌行为,提倡无嫉之德的。这类小说主要有《语林》、《郭子》等。

此外,还有载录具有小说意味的民间故事的;也有描述野史性质的短小故事的;更有记录当时名人士族的玄妙清谈、怪异嗜好及各类遗闻轶事,从而表现他们的人生态度、文化趣味的。这类小说代表作是葛洪的《西京杂记》。《西京杂记》主要记述西汉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些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卓文君故事。

另外,从艺术角度看,琐言轶事类志人小说要超过笑话类志怪小说,其内容多姿多彩,语言之精妙,文字之传神,也是笑话类志人小说所不及的,一直被人所津津乐道。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了一部志人小说,这部志人小说称为《世说新语》,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其成就和影响最大,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最高峰。《世说新语》全书共收1000多则故事,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它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年间一些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对统治阶级的政事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涉及。

通过这些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乃至精神世界。其中有不少批判黑暗现实、讽刺奢侈淫逸、赞扬智慧和善良的记述。《世说新语》语言质朴精炼,有的就是民间口语,言简意深,耐人寻味。记载人物往往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但传神地表达了人物的个性。书中随处可见出色的比喻和形容、夸张和描绘。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相比,志人小说缺乏志怪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幻想,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因此,志怪小说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更容易发展成更高级的小说形态。拓展阅读在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是由稗官来写的,稗官是什么样的官呢?稗官是古代的一种小官,专门给帝王搜集街谈巷语以及道听途说之言,后来称小说为稗官,泛称记载逸闻琐事的文字为稗官野史。稗官反映对象的身份很不明确,因为街谈巷语的传说中,各种人物都有。三国时魏国书法家邯郸淳编著的《笑林》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志人小说,这部小说体现了这种街谈巷语来源的不明确性。邯郸淳虽然不是稗官,但却是以稗官的身份写的《笑林》。史载邯郸淳晚年被魏文帝辟为博士给事中,《文心雕龙》记载:“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邯郸淳采集、编排民间街谈巷语中的笑话,向魏文帝进说。

“文言双壁”的艺术成就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共同开创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繁盛,从数量上看,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数量颇丰,著名的志怪小说有《列异传》、《博物志》、《玄中记》、《搜神记》、《神仙传》等,其中《搜神记》写得最好,是志怪小说的代表。志人小说的数量不多,著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其中《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志人小说的代表。《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共同铸造了魏晋六朝文言小说的辉煌,代表了魏晋六朝时小说的最高成就。《搜神记》的作者是东晋时的史学家干宝。干宝十分笃信世界上有鬼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神论者,他在《搜神记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搜神记》中,干宝搜集了400多篇古代神异故事,另外,还搜集了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是其中的名篇。

干宝描述鬼神妖怪之事,多采用虚构手法、夸张手段,使小说极具浪漫主义色彩。《韩凭夫妇》其中一段这样描述:

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大意是康王在迫害韩凭夫妇致死后,为了泄愤,将他二人分开埋葬。一夜之间,便有大树长在两座坟墓之上,根交于下,枝错于上,更有雌雄一对鸳鸯在树上交颈悲鸣,久不散去……小说富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神奇结尾,象征着韩凭夫妇的精神不死,永不分离。其神奇的想象,让人感到故事的凄美和浪漫。在叙事故事时,作者干宝注重叙事技巧,讲究故事的曲折起伏,脉络清晰,因果相连,还扩大了作品的容量,增强了故事的完整性。

如《干将莫邪》的故事在《列异传》中的描写不足200字,而在《搜神记》中却增至400多字,这就大大完整了故事情节。

干宝还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强现实感。小说中那些鬼怪故事,本是不存在的,但作者着力笔墨来突出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使故事的现实感和可读性都有所增强。

如在叙述宋定伯捉鬼过程时,宋定伯先是大胆与鬼交谈,一步步了解鬼的底细。在掌握鬼的弱点后,将其卖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人物形象。

在文法上,《搜神记》运用了韵散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影响了其他小说的创作,也使其成为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之一。《世说新语》由南朝宋刘义庆召集门下食客共同编撰而成,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宋书》记载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可见《世说新语》应该成于众人之手,是众人智慧的结晶。《世说新语》分上、中、下3卷,依内容分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共36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1000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世说新语》内容丰富,文笔精练,往往通过只言片语,便可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性格,可谓简约传神。作者运用精练简洁的语言,描绘人物的言谈举止,令人过目难忘,“刘伶病酒”、“蓝田性急”等故事,语言简约,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善于通过对比和细节,凸显人物的个性。如在描写管宁与华歆时,华歆不仅对黄金动心,又对官位贪慕,正直的管宁最终与他割席断交,表明了他们的不同追求。

在描写周处和戴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经纬人才时,作者着力描写了周处的转变过程,细致生动,见微知著。《世说新语》将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并对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展开探索,体现了作者对人的审视的不断丰富。这对后世小说有着重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拓展阅读《搜神记》内容丰富,语言雅致清峻,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但成为了后世志怪小说的前世参照标准,又成为后人文学创作素材的宝库,传奇、话本、戏曲、通俗小说经常从中选材。《搜神记》的续作、仿作很多,最著名的为署名陶潜的《搜神后记》10卷。这部书是否真的为著名的大诗人陶渊明所作,还不能确定。该书除少数故事与《搜神记》、《灵鬼志》等书相重外,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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