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阿德勒,欧阳瑾（译）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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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人性试读：
前言
本书旨在让普通大众了解“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本书也是把这些原理实际应用到每一个人日常关系当中的行为之上的一种示范；这种日常关系，不仅是指一个人与整个世界及其同胞的关系，而且也包括与其个人生活结构之间的关系。我曾在维也纳的“人民研究院”给数百位男男女女、年龄不一、来自各行各业的听众做了为期一年的讲座，本书就是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个人的错误行为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和谐；此外，本书也旨在引导个人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且最终向一个人表明，可以怎样去做出一种和谐的调整，来适应人类的共同生活。商业与科学领域里的错误，都是代价高昂、结局可叹的错误；而在人生处世当中的错误，通常却会危及生命本身。本书所致力的，就是用于阐述人类朝着更好地理解人性这个方向前进所遵循的方针和原则。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引言
人之命运，在于心灵。——希罗多德
倘若太过自以为是、太过自负，我们可能是无法理解人性这门科学的。相反，只有那些带着某种谦逊之心去实践的人，才能理解这门科学。人性这个问题，带给我们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远古以来，解决这一问题便始终都是人类文化的目标。这是一门科学，倘若把培养出特殊的专业人士当成唯一目标，我们是无法去从事这门科学的。这门科学的正确目标，只能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人性。而这一点，也正是那些自以为其研究属于某个科研小组独有财产的学术研究人员的痛点。
由于我们都过着孤僻的生活，因此没有哪一个人非常了解人性。从前，人类不可能像如今一样过着如此孤僻的生活。从儿童早期开始，我们就很少与其他人接触，家庭让我们与世隔绝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妨碍到了我们与同胞进行必要的亲密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于理解人性这门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却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没有充分地与同胞进行接触，因而我们便成了同胞的敌人。我们对待同胞的行为经常都被误解，而我们对同胞的判断也经常都是不正确的；至于原因，则仅仅在于我们都没有充分地理解人性。人们从彼此身边匆匆而过，各说各话，并且无法交流，这种情况已属司空见惯，因为他们都视彼此为陌生人；这种现象，非但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存在于家庭这种非常狭窄的圈子里。我们经常听到的牢骚，莫过于父母抱怨说无法理解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则抱怨说父母误解了他们。我们对待同胞的整体态度，取决于我们对同胞的理解程度。因此，理解同胞的绝对必要性，便成了社会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假如我们对人性的了解程度更加深入一点，那么人类共同生活起来就会更加容易一些。那样的话，种种令人不安的社会关系便会消除于无形，因为我们都明白，只有在彼此不理解，并且因此而有受到表面上的伪装所欺骗的危险时，我们才有可能出现令人遗憾地调整自身的做法。
如今我们的目标，则在于阐释清楚我们为什么想要从医学的角度，带着为这一广袤领域打下一种严谨科学之基础的目标，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我们的目标还在于确定此种人性科学的前提必须是什么，这种科学必须解决哪些问题，以及我们有望从这门科学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精神病学已是一门要求我们极其广泛地了解人性的科学。心理医生必须尽可能迅速而精确地深入洞察精神病患者的内心。在这个独特的医学领域里，只有相当肯定地了解到了患者内心的情况，一名医生才能够对患者有效地做出判断、进行治疗和开具处方。在这一点上，表面现象可没有立足之地。医生的失误，马上就会给患者带来伤害；而正确地理解疾病，则会让治疗获得成功。换言之，这是有效检验我们对人性了解程度的一种考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算对另一个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也不一定会带来显著的后果，因为此种后果可能要在做出错误判断之后很久才会出现，因此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不明显。我们常常会发现，误解某位同胞所带来的巨大不幸要过几十年之后才会出现；而看到这一点，也会让我们大感震惊。此种不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并且有义务去获得人性方面的可用知识。
我们对神经疾病进行的研究证明，从本质上来看，在神经疾病当中发现的各种精神异常、情结以及错误，与正常人的行为结构并无不同。我们研究的，都是同样的组成要素、同样的前提条件与同样的活动。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些方面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显得更加明显，并且更加容易辨认出来。这一发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够从异常情况中获得教益，并且让我们的目光更加敏锐，从而能够在正常的精神生活中发现与之相关的心理活动与性格特点。这完全是一个需要训练、热情与耐心的问题，而从事任何职业也都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的第一大发现，就是这一点：精神生活结构当中那些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在童年早期产生出来的。就其本身而言，这可不是一种什么标新立异的发现，因为自古以来，许多了不起的学者都曾做出过类似的发现。而我们这一发现的新颖之处，则在于下面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在自己能够确定的范围之内，把童年时期的经历、获得的印象、形成的态度，用一种无可争议的、连续不断的方式，与日后精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对一个人童年早期的经历、观点与其长大成年之后在人生当中的经历、观点进行比较了；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出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不能把精神生活当中那些单一的表现形式看成自给自足的独立存在体。我们已经得知，只有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之整体当中的组成部分，我们才能去理解这些单一的表现；而且，只有当我们能够确定它们在一连串的整体活动中、在整体行为模式当中所处的位置，只有当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整体人生观，并且彻底搞清楚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形成的人生观中那种隐秘的目标与其成年之后的人生观完全相同，我们才能去重视这些单一的表现。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已经极其清楚地证明，从精神活动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某些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具体表现与语言表达可能会有变化，但其基本原则、目标、动机，即引导精神生活去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每个方面，始终都是恒定不变的。一个性格上焦虑不安、心中总是充满着疑虑与不信任感、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远离社会的成年患者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和心理活动，会与这个患者在三四岁时的人格特质和心理活动完全一样；只不过在孩提时代，这些方面因为简单而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罢了。因此，我们定下了一条准则，把研究时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所有病人的儿童时代；于是，我们便培养出了一种技巧，即往往能够在别人说出来之前，就将我们已经了解到其童年经历的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指出来。我们认为，在这个成年人身上看到的种种特点，就是这个人童年经历的直接体现。
倘若听到一名患者童年时代那些最令人记忆犹新的往事，并且懂得如何正确地去理解这些往事，那么我们就可以极其准确地重建这位患者目前的性格模式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利用到一个事实，即一个人是很难摆脱儿童时期形成的那种行为模式的。很少有人能够改变自己在童年时代形成的行为模式，尽管到了成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已经大为不同了。一个人在成年之后改变了态度，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改变。精神生活的根基是不会改变的，一个人在童年时代与成年之后都会保持相同的行为原则，从而让我们推断出，一个人的人生目标也并未改变。假如希望改变患者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患者童年时代的经历上，就还有一个原因。改不改变一个人成年之后获得的种种经历与形成的种种印象，其实意义不大；我们必须做到的，就是发现患者身上那种根本性的行为模式。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患者的本质特征，也可以去正确理解患者的疾病了。
因此，研究儿童的精神生活，就变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支点，而我们进行的大量研究，也都聚焦于研究一个人刚出生的那几年。在这一领域里，有许多东西都从未有人涉及过或者探究过，因此每个人都能够发现一些新的宝贵材料，它们最终都会在研究人性这一领域内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开发出了一种防止儿童形成不良性格特点的办法，因为我们并非是为了研究来进行研究，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来进行研究。我们完全是不假思索，便将研究引向了教育学领域，并且已经致力于这一领域多年了。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在其中进行实验，并且希望将自己在研究人性的过程中做出的那些重要发现应用到其中去的人来说，教育学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因为教育学与人性这门科学一样，不是从书本当中得来的，而必须在人生这个实实在在的学校里才能获得。
我们必须深入体会精神生活的每一种表现，让自己融入其中，陪伴人类度过种种欢乐与悲伤才行；这种做法，与一位优秀的画家把自己在绘画对象身上感受到的特点一一绘入一幅肖像的做法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将人性这门科学，看成是一门拥有许多工具可以利用的艺术，将它看成是一门与其他各科都密切相关，并且对其他各科大有裨益的艺术。尤其是对于文学和诗歌来说，这门科学异常重要。它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扩充人类的知识；也就是说，它必须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种更好的、更加完善的心理成长过程。
我们碰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我们经常发现，人们对理解人性这一点都异常敏感。很多人都自以为是这门科学的大师，尽管他们在获得学位之前很少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而倘若有人叫他们把自己了解到的人类知识付诸检验的话，那么其中就会有更多这样的人觉得受到了冒犯。真正想要了解人性的，只是那些感同身受地体验过人类的价值与意义的人，也就是说，只有那些通过自身也经历过心理危机，或者是能够在别人身上充分认识到此种心理危机这一事实来体验人类的价值与意义的人。
这种情况，导致了我们在应用自身掌握的知识时，必须找出一种准确的战术与策略，必须找到相应的技巧这一问题。因为没有哪种做法，会比我们把自己在探究一个人心灵的过程中发现的那些赤裸裸的事实鲁莽地呈现于其面前的做法更加可恶，也没有哪种做法，会比这种做法招来更多的批评。对于任何一个不想招人讨厌的人，我们最好是建议他在这个方面小心行事。要想获得骂名，不谨慎地利用和滥用我们通过了解人性而获得的种种事实就是一个好办法；比如说，渴望以此来炫耀一个人懂得很多，或者在吃饭时以此猜测出邻居的性格。仅仅引述这门科学的一些基本事实，把它们当成定论来开导某个并未全面理解这门科学的人，这种做法也是很危险的。即便是那些懂得这门科学的人，在这种做法面前也会觉得不快的。我们必须重申一下前面已经说过的一点：人性这门科学，让我们不得不保持一份谦逊之心。我们不能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过于仓促地宣布实验的结果。这种做法，只适合于那种急于炫耀、卖弄自己本领的小孩子。而对于成年人，我们很难说这是一种恰当的做法。
我们应当建议那些了解人类内心的人首先对自己进行检验。这种人，决不应该将自己在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获得的那些实验结果，直接呈现在一个不情愿接受此种检验的人面前。这样做，只是在给一门仍然处在发展当中的科学带来新的问题，并且实际上还会让自己达不到目的。那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承担起这些盲目而热情的年轻探索者所导致的错误责任了。我们最好是保持小心、谨慎之心，来对待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体，才能对各个部分做出任何判断。而且，这样的判断，也只能在我们确信对某个人有益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公开。倘若认定了某种不好的方式，或者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去坚称性格方面的某种正确结论，就有可能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因此，在继续论述之前，我们此时必定会碰到某种反对意见。这种异议，其实已经在许多读者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了。前面提及的那种论断，即一个人的人生观始终不变，许多人都无法理解，因为一个人在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使得他对待人生的态度会发生改变。但我们必须记住，任何一种经历，可能都会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我们会发现，对于一种相似的经历，没有哪两个人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来。这一点，恰好说明了阅历往往不会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的这个事实。诚然，一个人会吸取教训来避免某些问题，并且学会用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对待他人；但是，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却不会因为这一点而发生变化。在进一步的论述当中，我们将看到，一个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经历，来达到同一个目标。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所有经历，必定都适合于其人生态度，必定都适合于其人生模式的构成。众所周知，我们都会设想出自己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限定自己的经历方式和内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些人会从自身的经历当中得出想要的任何结论来。比如说，有人总是会犯某种错误。就算大家成功地说服他认识到这种错误，他的反应也会千奇百怪。的确，他有可能得出结论说，是时候避免再犯这种错误了。不过，这可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结论。更有可能的是，他会反驳说，自己这么久以来一直都在犯这种错误，因此如今再也无法摆脱这种习惯了。或者，他会把责任归咎给父母，或者归咎于他所受的教育；他可能会抱怨说，从来都没有人去关心他，或者说他从小就太受溺爱，或者说他受到了虐待，从而给自己的错误找一个情有可原的理由。但无论找出什么样的借口，他都暴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希望自己有理由去逃避进一步的责任。用这种方式，他就有了一种表面上正当的理由，避开自己受到的所有指责。他自己永远都是没有责任的。他之所以从来都没有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始终都是别人的过错。这种人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本身很少努力去避免犯错。他们更加希望继续保持错误，并且继续带着某种狂热，把犯错的责任归咎给自己所受的不良教育。只要他们希望如此，这就是一种有效的托词。同一种经历可能存在诸多不同的诠释，而从某一次经历当中也有可能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都让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而是会转化、扭曲和曲解自己的经历，直到这些经历符合此种行为模式才罢手。人类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了解自己并且改变自己。
任何一个对人性这门科学的理论与技巧并不精通的人，在试图教导人们变成好人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这种人的做法会完全停留在表面上，并且会陷入一种错误，会因为事物的外在表现发生了变化，而误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某种重大的成就。实际情况向我们表明，只要行为模式本身没有纠正，这样的方法就改变不了一个人，而我们看到的所有改变，也都只是表面上的改变，毫无意义。
改造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一定程度的乐观与耐心，并且尤其需要摒弃所有的个人虚荣心，因为接受改造的人并没有义务，并非一定要成为另一个人满足虚荣心的对象。而且，改造过程必须以一种被改造者认为合理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不难理解，倘若不是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准备和提供的，那么原本在一个人看来是非常可口的一道饭菜，可能也会被这个人拒绝。
人性这门科学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不妨称之为其社会性方面。要是彼此之间能够更加理解的话，人类无疑是会相处得更好，交流也会更加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不可能再让彼此失望、相互欺骗了。在人类可能出现的这种欺骗当中，存在着针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巨大危险，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向同事们说明才行。目前，我们正在让这些同事熟悉这种研究。对于他们正在将自身掌握的科学知识应用于其身上的人，同事们必须有能力让其理解在我们内心发挥作用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和无意识的力量的重要性；为了帮助那些人，他们必须认识到人类行为中所有隐晦的、扭曲的、伪装的假象和骗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了解人性这门科学，并且带着其社会性目的，有意识地去加以实践。
那么，哪些人最适合去收集这门科学的材料，并且去实践这门科学呢？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可能只是从理论上去实践这门科学，只了解所有的规则与资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研究转变成实践，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而让我们的眼光变得比以前更加敏锐、更加深邃。人性这门科学在理论方面的真正目标就在于此。不过，只有亲自踏入生活本身当中，并且检验和利用我们学到的理论，才能让这门科学变得充满活力。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获得的人性知识都太少了；并且，我们学到的许多知识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代的教育仍然不足以让我们获得人类内心方面的正确知识。对于每一名儿童，人们完全都是让他们自行去正确理解个人的经历，并且让他们在课堂学习之外自行成长。
我们已经发现，那些并没有被我们这种复杂而混乱的教育制度把他们的社会关系割裂开来的人，最适合从事人性科学方面的这些研究。我们面对的人不管男女，归根结底要么是乐天派，要么就是正在抗争、还没有被悲观心态逼得逆来顺受的悲观主义者。但是，仅仅与人类接触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有所体验才行。在我们如今这种不完善的教育体制面前，只有一类人才能真正理解人性。这种人，就是那些悔过自新的罪人。他们要么是那些曾经深陷于精神生活的混乱旋涡当中，被其中的所有过失与错误纠缠过，并且从中挽救出了自己的人，要么就是那些很接近于这种状态、感受到了这种旋涡之力量的人。其他的人自然也能够学会去理解人性，尤其是在他们具有认同与同感这种天赋的时候。而最了解人类内心的，则会是那些本身就经历过殉难痛苦的人。在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悔罪者似乎与他们处于各大宗教发展起来的那个时代一样可贵。这种人的声望，会比千万个正直善良的人加起来还要高。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若是超越了人生当中的种种苦难，将自己从生活的泥沼当中救赎出来，迸发出了从不幸经历当中获益的力量，并且因为这些不幸经历而让自己获得升华，一个人就会理解人生当中的好坏两面了。在理解人性这个方面，无人可与这种人相匹敌，而那些正直善良的人，自然也是如此。
倘若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使得他无法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那么出于对人性的了解，我们就有绝对的义务去帮助这个人，重新调整他在人生当中形成的那些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为他提供一些更好的观点，即那些适应社会且更适合于让这种人在人生中获得幸福的观点。我们必须给他提供一种新的思维体系，向他指出另一种行为模式，即社会感与共同意识在其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模式。我们不会试图去为这种人的精神生活确立一种理想的结构。一种新的视角，本身对那些处于迷茫当中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一个人从这种视角出发，会了解到自己是在哪里误入歧途、犯下错误的。在我们看来，那些死板地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全都是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决定论者，他们的观点距谬误其实不远了。倘若自我认知和自我批评的能力依然在发挥作用，并且依然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基调，那么因果关系就会变成一种不同的因果关系，而人生经历也会获得种种全新的价值。一个人若是能够确定自己行为的源头以及自身精神的运作机制，那么了解自身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强。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他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就会无法再逃避自身掌握的知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了。上编人类的行为第一章精神第一节 精神生活的概念与前提
我们认为，只有能够运动、活着的生物才具有思想。思想与自由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关联。那些根基牢靠的生物，没有必要具有思想。如果给一株深深地扎根于地下的树木赋予情感与思维，那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想一想，认为一株植物或许能够忍受某种无法逃避的痛苦，或者能够预知日后无法避免的事情，该是多么的荒诞啊！想一想，倘若认为一株植物具有思维能力、拥有自由的心智，同时又认为植物无法利用自身的意志是一种必然的定论，该是多么的荒谬啊！在这种情况下，这株植物的意志与思维能力必然都是毫无意义的。
运动与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推论关系。这一点，构成了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区别。因此，在精神生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与运动有关的方方面面才行。一切与位置变换相关的问题，都要求思想能够预见到，并且要求思想能够积累经验、形成记忆，以便生物能够更好地适应生存这个问题。那样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确定，精神生活的发展与运动相关，而伴随思想而来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也都受到了生物自由运动能力的制约。这种能动性会刺激、促进和要求精神生活始终都得到不断的强化。想象一下，倘若能够预测出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人的精神生活是静止不动的。“自由本身即能造就伟人，强迫只会扼杀与毁灭。”第二节 精神器官的功能
假如从这种角度来看待精神器官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正在考虑的是一种遗传性能力的演变，考虑的是一种具有攻防能力的器官，而生物则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况，利用这种器官来做出反应的。精神生活正是进攻与寻求安全感这两种活动的结合体，而其最终目标，就是确保人类这种生物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并且让人类能够安全地实现其发展。假如以此为前提，那么就会出现其他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对心灵形成一种真正的概念，考虑这些问题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想象不出，有哪种精神生活是与世隔绝的。我们只能认为，一种精神生活是与其所处环境紧密相关的：它会接受外界的刺激，然后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它会抛弃那些并不适合于确保生物免受外部世界蹂躏的本领与能力，或者会为了确保生存，而用某种方式将生物与这些力量结合在一起。
从这个方面呈现出来的关系有多种。这些关系，都与生物本身、与人类的种种独特之处、与人类的物质本性、与人类的有利条件与不足之处相关。这些东西，完全都属于相对概念，因为一种力量或者一种器官究竟是该理解为一种有利条件还是一种不利因素，完全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这些方面的意义，只能由一个人自身所处的境遇来决定。众所周知的是，人类的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一只退化了的手。对于一种必须攀爬的动物来说，这会是一种明确的不利条件；但对于必须在平地上行走的人类来说，这却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没人会宁愿要一只“正常的”手而不要一只“退化了的”脚。事实上，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以及所有民族的生活当中，生理缺陷都不应当被认为是所有罪恶的源头。只有一个人所处的境遇，才能决定这些缺陷究竟是有利条件还是不利因素。倘若我们还记得，有日夜之分、太阳主宰万物、原子可以运动的大千世界与人类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千变万化，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些方面会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了。第三节 精神生活的目的性（目的论）
我们能够在种种精神动向当中发现的第一种现象，就是运动都会指向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的思想看成一个静态的整体。我们只能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个由各种运动力量所组成的结合体。然而，这些力量却是某个单一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并且全都在努力实现一个单一的目标。这种目的论，这种实现一个目标的追求，是“适应”这一概念当中所固有的。我们只能认为，精神生活当中存有一个目标，而存在于精神生活当中的所有活动，全都指向这一目标。
人类的精神生活，是由人类的目标所决定的。倘若没有这些已经确定下来、继续保持着、得到了修正并且指向一个始终存在之目标的所有活动，就没有人能够去思考、去感觉、去希望、去梦想了。这一点，本质上是由生物必须调整自身并对所处环境做出反应所导致的结果。人类生活当中的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都是以我们已经阐述过的那些根本原则为基础的，除非是在一种始终存有目标的模式之内，否则我们是想不出一种心理演变过程的；而这种模式，本质上则是由生命的动力学所决定的。至于这一目标本身，我们既可以视之为不断变化的，也可以视之为静止不变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把精神生活当中的所有现象，都看成是为未来某种处境所做的准备。在心理器官（心灵）当中，除了朝着某个目标发挥作用的一种力量，我们似乎是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来的。因此，“个体心理学”会考虑到人类精神的所有表现，仿佛它们都是指向一个目标似的。
要想了解一个人的目标，并且了解整个世界的某些方面，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个人一生中种种行为与表达的意思，理解这个人为了实现其人生目标而做出的这些准备性行为与表现的意义。我们还应知道，这个人必定会实施哪种类型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石头会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掉落那样，尽管心灵并不了解什么自然法则，因为那个始终存在的目标一直都在变化当中。然而，倘若一个人拥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那么这个人的每一种心理倾向都必定伴随有某种强制性的动力，仿佛是遵循着某种自然法则似的。诚然，一种主宰精神生活的法则的确存在，不过，它却是一种人为制定出来的法则。如果有人觉得，仅凭这一证据就足以证明他所说的某种精神法则，那么他肯定是受到了表象的蒙骗，因为到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明环境具有那种亘古不变的性质与确定性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暗中做了手脚。如果一位画家想要绘制一幅画作，那么在他的身上，我们就会看到与一个眼前摆着此种目标的人完全相称的所有态度来。他会进行一切带有某些必然结果的必要活动，就像工作时存在某种自然法则似的。不过，他又有没有必要去绘制这样的一幅画作呢？
自然界中存在的活动，与人类精神生活当中的活动是有区别的。关于自由意志的所有问题，全都取决于这个重要的方面。如今，人们认为人类的意志并不是自由的。的确，一旦纠结于某个目标，或者与某个目标结合起来，人类的意志就会受到束缚。而且，由于人类与宇宙、动物以及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情况往往决定了这一目标，因此在我们看来，精神生活常常显得像是处在某些不变法则的支配之下似的，这一点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比如说，倘若一个人否认自己与社会有关系，并且与这些关系进行对抗，或者拒绝让自己去适应人生当中的种种事实，那么他就会抛弃所有这些貌似真实的法则，而一种由新的目标所确定的新法则也会干预进来。同样，公共生活的法则也不会对一个在人生当中本已感到困惑、并且试图消除自己对同胞的感情的人具有约束力。因此，我们必须断言，只有定下了某个恰当的目标之后，精神生活当中的一种活动才会必然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很有可能根据一个人目前的行为，推断出他必然怀有一种什么样的目标。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很少有人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在实践当中，要想对人类有所了解，我们就必须遵循这种做法。由于一个人的活动可能具有多种意义，因此这样做起来往往并不简单。然而，我们可以选取一个人的许多活动，对它们进行比较，并且将它们生动地描述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将表达出的精神生活当中一种明确态度的两个点连接起来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人。在这种方法中，上述两个点在时间上的差异，是用曲线标注出来的。我们利用这种方法，是为了对一个人完整的人生形成一种一致的印象。下面这个例子将会说明，我们可以怎样从一个成年人的身上重新发现他在童年时期形成的那种人生模式，并且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有一位30岁的男性，性格方面特别有上进心，并且克服了发育过程中的种种困难，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荣誉。后来他却患上了极其严重的抑郁症，因而到医生那里去，发牢骚说自己既不想工作，也不想活了。他解释说，自己就要订婚了，可他对未来却觉得疑虑重重。他被一种强烈的猜忌心理困扰着，婚约也很有可能解除。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提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那些事实，其实都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由于没有人能够去责怪与他订婚的那位年轻女士，因此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缺乏信心，就让他受到了大家的怀疑。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先是接近另一个人，觉得自己被对方吸引住了，可随后马上又会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毁掉了双方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联系。
现在，我们不妨按照前面所述的方法，从这名男子的生活当中选取一件事情，并且设法将此事与他目前的态度进行结合，来描绘出这名男子的人生态度。根据经验来看，我们通常都会查问患者童年时代的最初记忆，尽管我们往往不可能去客观地检验此种记忆的确切意义。这名男子童年时期的最初记忆如下：当时，他正和母亲、弟弟逛市场，由于市场上人来人往、喧嚣拥挤，因此母亲便把他（两兄弟中的哥哥）抱在手上。注意到自己做得不对之后，母亲又把他放下来，抱起了他的弟弟，而让我们的这位患者被拥挤的人群推来挤去，不知所措。那时，他只有4岁。在述说这段记忆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一些情况，与我们从他对目前所患疾病的描述当中推测出来的情况完全相同。他不相信自己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而一想到父母最宠爱的是另一个孩子，他就受不了。把这种关联向他解释清楚之后，我们这位大感震惊的患者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关系。
每一个人的行为所指向的目标，都是由所处环境对孩子产生的影响、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所决定的。每个人的理想状态，也就是每个人的目标，很可能在刚出生的几个月内就已经形成了。即便是在这样小的时候，某些感觉也会发挥出作用，诱发孩子做出高兴或者不安的反应。此时，儿童身上便会浮现出某种人生观的最初迹象来，只不过它们都是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影响到精神生活的那些根本因素，在儿童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固定成型了。儿童会在这些基础之上形成一种上层建筑，而这种上层建筑，日后还可以进行修正、受到影响和进行转化。各种各样的影响，很快就会迫使儿童形成一种明确的人生观，并且决定了儿童对人生带来的诸多问题做出自己独特的反应。
研究人员认为，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在其婴儿时期就可以看出端倪来，这种看法其实并没有错得离谱。这一点，恰好说明了人们经常认为性格具有遗传性的事实。不过，认为个性与人格遗传父母的观点却是普遍有害的，因为这种观点会妨碍教育工作者履行自己的使命，会打击教育工作者的信心。人们之所以认为性格是遗传得来的，真正原因其实在于其他方面。此种借口，使得任何一个肩负教育使命的人，只需简简单单地把学生的失败责任归咎于遗传性，便能够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这样做，当然是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文明，对人生目标的确定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它确定了孩子找出办法实现自身愿望之前需要迫使自己去突破的界限。这种愿望，既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也可以让孩子适应人生。就我们的文化现状来看，儿童需要的那种安全感，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习得的。所谓的安全，我们并非仅仅是指没有危险的那种安全；我们所指的，是那种深层的安全系数，它可以确保人类这种生物在最适宜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与我们说某台经过精心设计的机器运转时的那种“安全系数”差不多。一名儿童，会通过要求获得一种“附加”的安全要素，来获得此种安全系数；这种安全要素，会高于仅仅满足儿童的某些本能、仅仅让儿童安静地成长所必需的程度。这样，儿童的精神生活当中便会出现一种新的活动。很显然，这种新的活动就是那种获取支配地位和优越感的倾向。与成年人一样，儿童也希望强过所有的竞争对手。儿童会竭力争取一种优势，而这种优势则会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与适应性，意义与他以前给自己设定的那种目标完全相同。这样一来，儿童的精神生活当中就会萌发出某种焦虑感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焦虑感还会日益严重起来。现在，假设世界要求我们做出一种更加强烈的反应。倘若在这种需要的时候，孩子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克服遇到的种种困难，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他会费尽心思地去找出种种借口和许多复杂难懂的托词来，而这些借口与托词，只会使得儿童内心对荣耀的渴求更加明显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最直接的目标，往往就会变成逃避所有较大的困难。这种儿童会在困难面前退缩，或者设法摆脱这些困难，以便暂时性地逃避人生的种种要求。我们必须明白，人类心灵做出的各种反应，都不是最终的和绝对的反应。每一种反应都属于局部反应，只是暂时有效，但我们决不能将其视为解决一个问题的最终办法。尤其是在儿童心灵的成长过程当中，难道我们没有想起，自己面对的是此种目标观念中那些暂时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吗？我们可不能用衡量成年人心智的那种标准，去衡量儿童的心灵。对于儿童，我们必须看得更远，问一问儿童一生中自发出现的种种能力与活动，最终会引领他去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假如能够变身进入儿童的内心，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孩子能力的每一种表达，都会适合于他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他给自己设定的，当成是他适应人生的最终形式。假如我们想要明白儿童为何会如此表现，那么我们就必须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与其见地相关的情感基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其中有乐观的态度，此种孩子确信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培养出来的个性，会与那些认为人生诸多使命显然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人相同。在这种儿童的身上，我们会看到他们都培养出了勇敢、率真、坦诚、负责任、勤奋以及诸如此类的品质。与此相对的，就是儿童培养出了悲观的态度。想一想，那些不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吧！对于这样的儿童来说，整个世界必定显得非常阴郁和令人沮丧！在这种儿童身上，我们会看到胆小、喜欢反思、不信任别人，以及懦弱者竭力用于保护自己的其他所有性格特点。这种人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都远处于人生战斗前线的后方。第二章精神生活的社会性
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研究这个人与其同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取决于宇宙的本质，因此往往会发生变化。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由一些业已成型的制度习俗决定的，比如取决于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民族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同时理解这些社会关系，我们是不可能理解人类的精神活动的。第一节 绝对真理
人类的心灵无法像一种自由媒介那样发挥作用，因为人类必须解决人生当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这种必要性又决定了人类活动的范围。这些问题，与人类共同生活的逻辑性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这种群体生存的基本条件会影响到每一个个体，而共同生活的现实却又很少任由自身受到其中个体的影响，即便有，也只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我们却不能以为，如今我们的共同生活当中，已存在的条件都是最终的条件；它们数量太过庞大，并且容易发生改变和转化。我们几乎无力去照亮精神生活问题当中那些幽暗的深处，因为我们无法逃避自身所处的各种关系所带来的那些陷阱。
在此种窘境当中，唯一的解救之道，就是认为我们的群体生活逻辑存在于这颗行星之上时就像是一种绝对真理，而我们则可以克服自身作为人类而存在组织不完善、能力有限的不足，一步一步地靠近这种真理。
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说明过的那种唯物主义社会分层。根据他们的学说，经济基础属于一个民族严格意义上的生存形式，它决定了属于个人思维与行为的那种“理想的、合乎逻辑的上层建筑”。我们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逻辑性”和“绝对真理”的观念，与他们的那些观念是部分一致的。然而，历史以及我们对于个人生活的深入探究（即我们的“个体心理学”）已经证明，有的时候，个人对一种经济状况的要求做出错误的反应，却是有好处的。在试图逃避所处经济状况的过程中，一个人可能会陷入自身错误反应所形成的复杂陷阱当中无法脱身。而在通往绝对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将会越过无数个这种错误。第二节 共同生活的必要性
共同生活的诸多法则，其实与气候规律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御寒、来修建房屋等一样，都是不言自明的。让人类朝着社会生活与共同生活发展的必要性，存在于一些制度习俗当中；这些制度习俗的形式，我们无须彻底去了解，比如宗教，其中共同规则的神圣性，起着凝聚社会各个成员之间关系的作用。即便我们的生存条件首先是由宇宙的诸多影响所决定的，它们也会进一步受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共同生活制约，受共同生活中自发形成的那些规章制度制约。公共需求规范着人们之间的所有关系。人类的公共生活，优先于人类的个人生活。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不是建立在公共基础之上的生存形式。一个人，只能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这一点，是很容易解释的。整个动物界都说明了这样一条基本法则：一个物种，如果其中的成员无力面对自我保护这场斗争，就会通过群体生活而获得新的力量。
对人类来说，群居本能所起的作用是：这种本能进化出来、用于对抗艰苦环境且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工具，就是心灵；心灵的本质当中，则贯穿了共同生存的必要性。很久以前，达尔文就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有哪一种弱小动物是独自生存的；而我们也不得不认为人类正是此种弱小动物中的一种，因为人类同样不够强大，无法独自生存。人类只能勉勉强强地与大自然相对抗。人类身体羸弱，必须添加诸多的人造器械，才能在这颗行星上继续生存下去。想象一下，一个人独自处在一片原始森林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工具可以利用时的情形吧！他会比其他任何一种生物更加无力生存下去。他既没有其他动物那样迅捷的速度，也没有其他动物那样强大的力量；他既没有食肉动物那样的獠牙利齿，没有敏感的听觉，也没有敏锐的视力。而这些方面，都是为生存而战所必需的。人类需要一种全面的手段，才能确保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人类的食物、人类的性格特点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都需要一种全面的保护计划。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只有让自己处于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让自己生存下去了。这些有利条件，都是社会生活提供给他的。社会生活变成了一种必要，因为通过社会与劳动分工（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全都从属于整个群体），整个物种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了。单是劳动分工（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文明），就能够为人类提供所有的进攻与防御手段，用于获取和保护人类的所有财产。只有在学会了劳动分工之后，人类才学会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想一想分娩时的艰难，以及婴儿刚出生那几天里必须采取格外小心的防患措施，才能让婴儿活下去的情形吧！只有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劳动分工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去实施这种照料、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想一想人类血肉之躯遗传下来的种种疾病与缺陷，尤其是在婴儿时期，那么大家对人类生存需要异常繁复的照料这一点就会有个概念，而对社会生活的必要性也就有所理解了。社会就是确保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最佳手段。第三节 安全感与适应性
从前文所述中，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就是一种不如其他物种的生物。这种不如其他物种的感觉与不安全感，始终都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当中。它的作用，相当于一种始终存在的刺激因素，始终在激励着人类去发现一种更好的方式和更完善的手段来适应大自然。这种刺激，迫使人类去寻找那种可以让人类在生存当中的诸多不利条件得以消除和最小化的处境。这时候，人类就必须拥有一种能够实现适应与获得安全这两种过程的心理器官了。要让原始人和最初的半兽人，变成一种能够利用一些附加的组织性防御武器，比如角、爪子或者牙齿来与大自然抗争到底的生物，可能会要困难得多。而心理器官本身就能够迅速为人类提供不时之需，并且弥补人类生理缺陷所带来的不足。一种始终存在的不足感所导致的这种刺激，会让人类培养出预见与预防的本领，并且使人类的心灵进化到目前的状态，变成了一种思维、感受与行动的器官。由于社会在人类的适应过程中发挥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心理器官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共同生存的种种条件才是。心理器官的所有官能，都是根据一种共同的基础，即共同生存的逻辑性发展起来的。
在逻辑及其普遍适用这种内在的必要性当中，我们无疑会看到人类心灵成长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只有能够普遍应用的东西，才是符合逻辑的。我们还会发现共同生存的另一种工具，那就是人类的有声语言。它是一种奇迹，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了。语言这种现象的形式清晰地表明了它的社会起源，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与同一种通用性概念割裂开来。对于一种独自生存的个体生物而言，语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有在群体当中，语言才有存在的理由；它是共同生存的产物，是群体当中所有个体之间的纽带。有一些人，是在很难或者不可能与其他人进行交流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证明此种假设正确的证据来。这种人当中，有一些人经常会因为个人原因而逃避所有的社会联系，还有一些人则是环境的牺牲品。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会深受语言缺陷或者语言障碍之苦，并且永远都不会获得学习外语的本领。这就好比是，只有在人际联系非常安全的情况下，语言这种纽带才有可能形成和保持下去。
在人类心灵的成长过程当中，语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以语言为前提条件，我们才有可能形成逻辑思维，因为语言使得我们可以逐步形成概念，并且理解意义之间的差异。概念的形成并非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整个社会的问题。只有以它们具有通用性为前提，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才能被人理解；而我们身处美的事物之中时产生出来的那种喜悦之情，也是以对美的认知、理解与感受具有普遍性这一事实为基础的。由此可知，思维与概念，跟推理、理解、逻辑、道德观及审美观一样，都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同时，它们也是所有以防止文明解体为目标的个人之间的纽带。
欲望与意愿，也可以理解成人类作为个体这种状况的两个方面。意愿只是一种服务于不足感的一种心理倾向，是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适应感的手段。而“愿意”就是指感受到此种倾向，并且参与到此种倾向的运动当中去。每一种自主性的行为，都起始于一种缺陷感，而消除这种缺陷感，就是朝着一种满意状态进行的。第四节 社会感
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用于确保人类生存的任何准则，比如法律规范、图腾和禁忌、迷信或者教育，都必须受到社会这种概念的支配，并且适合于这种概念才行。我们已经在宗教方面审视过这种概念，并且发现，适应社会是心理器官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对个人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所谓的公平与正义，以及我们认为人的性格当中最可贵的那些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不过都是满足人类需求当中出现的各种条件罢了。这些条件，既让心灵得到了体现，也引导着心灵的活动。责任感、忠诚、坦率、热爱真理等等，全都属于只是通过共同生存这一普遍适用的原则确立和保持下来的美德。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角度，来评判一种性格究竟是好是坏。性格，就像科学、政治或者艺术领域里的任何一种成就那样，只有在证明了它具有普遍价值的情况下，才值得我们去加以注意。我们可以用于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由这个人对整个人类的价值决定的。我们会将一个人与那种理想的同胞形象进行比较；这种理想状态的人，会用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方式去克服自己面前的使命与困难，会让自己培养出很高程度的社会感来。在我们的论证过程中，下述这一点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没有哪一个合格的人，能够在没有培养出对人类的一种深厚友谊感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第三章儿童与社会
社会要求我们承担某些义务，这些义务会给我们的生存标准与形式以及心智的成长带来影响。社会具有一种系统性的基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契合点，可以在人类的两性现象这一事实中看出来。人类不是在男性和女性的孤立存在中，而是在由男性及其妻子结合组成的共同体当中，来满足生存的欲望、获得安全感并确保自身的幸福。观察一下儿童那种缓慢的成长过程，我们就可以确定地说，倘若不存在一个可以保护儿童的共同体，人类的生命就是不可能进化发展的。人生当中的各种义务，本身就体现出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而这种劳动分工，非但不会将人类隔离开来，反而会强化他们之间的联系。
每一个人都必须帮助自己的邻居。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自己对同胞负有义务。人与人之间那些至关重要的关系，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现在，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来讨论一下其中的一些关系，儿童一出生之后，就会碰到这些关系。第一节 婴儿的处境
由于每一名儿童都依赖于社会的帮助，因此他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既会给予、又会索取，既希望他去适应、又会满足其生存要求的世界。儿童的本能，会因一些障碍所阻而无法满足，可克服这些障碍，却会给儿童带来痛苦。儿童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有一些其他的人，不但会更加彻底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具有更加充分的生存准备。有人可能会说，儿童的心灵诞生于儿时需要他具有一种与环境协调一致之器官的那种处境当中；这种器官的功能，就是让儿童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心灵是通过判断每一种情况，引导机体进入下一种情况，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本能的需求，并且将可能出现的冲突降到最低，来实现这一点的。这样，儿童就会学会过分地去重视使一个人能够打开一扇门的块头大小与身高，过分重视移动重物的能力，或者过分重视别人发号施令、要求他人服从的权力。于是，孩子的心灵当中便会产生出一种渴望长大的心理，产生出一种渴望变得与他人一样强壮，或者甚至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强壮的心理。支配身边的人，就会变成儿童主要的人生目标，因为年纪大的人虽说表现得好像他不如他们似的，却因为他非常脆弱而有义务去照料他。于是，儿童可能就非常容易采取两种做法：一方面，是继续坚持他看到大人采取的那些活动和做法；另一方面，就是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来，因为大人会把这种脆弱看成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他们必须帮助的要求。我们将会在儿童身上不断看到这种心理倾向分化的现象。
性格类型的形成，就是在这个早期阶段开始的。尽管有些孩子会朝着获取权力、选择勇敢的方法来让自己获得认可，但其他孩子却似乎一心想着自己的脆弱之处，并且想方设法地用最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这些脆弱之处来。我们只需回想起一个人儿时的态度、表现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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