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沙培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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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试读：
序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有些是暴烈的，另有许多则缓慢而不引人注目。本书探索在努力创建一个强大且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这些变革对中国人民的含义。我希望阐明在现代中国内部以下动态且经常充满争议的互动——权威与自由，地方与中央，社会与国家，革命与稳定，以及乌托邦主义与务实主义。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是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因此，本书避免单一的故事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将其抟为一体的是贯穿这一时代内外的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在外国干涉、战争与经济紊乱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王朝政治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家族（有时是民族）的尊严——而努力奋斗。民族本身也有待构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的版本，但正是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与激进行动者首次试图通过混合种族、文化与历史等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些令人兴奋的观念触动了受教育阶层与城市群体的心弦，最后，它们还传布到了农民阶级之中。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帝制就此结束，并在随后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清朝是以汉民族主义的名义被推翻的，满族统治者被视为外国侵略者——他们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突然冲出了东北森林，征服了中国。1911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不过是前后相继的二十多个皇室中最近的一个，其“正统性”可以被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像之前的所有王朝那样，清廷以其自身而非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
在王朝最后的那些年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容忍。他们想要一个代表国人利益的强大政府。由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如数量日渐增加的学生、军人、专业人士以及商人——来说，这些理念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与许多乡村社群也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也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社群与正义理念。民族主义将那些算得上数或应被算上数的人群重新界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唤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注意，那就是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中国如何保卫自己抵抗外国自19世纪以来的威胁。而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正义——权力与财富在中国内部如何产生与分配——的问题缠结在了一起。
因此，建立某种新政府的斗争就关涉到政治共同体成员如何作为——哪些成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与建立强大国家以抵抗外国威胁和直接侵略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几十年中，战争肆虐，没有哪个城市、村庄或家庭能不受其影响，且它又与新权力源及其反对力量的出现关系巨大。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并为新权力竞逐者的出现开辟道路方面，外国帝国主义与赤裸裸的侵略、内战、地区与宗族暴力以及匪患都发挥着作用。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还被进一步拖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并为新的文化交互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
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
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提示——我在整本书中都使用了汉语拼音系统，只有两处例外：一些台湾的注解，因为那里普遍使用威氏拼音系统；非普通话版名字更为人所知的某些个人，如Sun Yat-sen(在普通话中读作Sun Yixian或 Sun Zhongshan)与Chiang Kai-Shek(Jiang Jieshi)，我遵从中国人的习惯，将姓氏放在前面。
推荐阅读、每章问题以及与本书有关的其他资源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www.routledge.com/textbooks/isbn0415364485。
致谢
本书写作耗时超过十年。我对那些读过各版本草稿的人心存感激，由于历时久远，他们中有些可能已经忘了这事（不过我记得）。为本书慷慨付出时间的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一些普通人。我感谢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狄忠蒲(Bruce R.Dickson)、李孝悌、陆冬远(Richard Lufrano)、潘光哲、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Allen Schwartz）、大卫·西利托（David Shillieto）以及汪荣祖，他们在不同阶段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 鲍德威（David Buck） 与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对倒数第二稿的细致意见，为改进终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台北写作初期，宁爱莲(Ellen Neskar)与 阿里·博雷尔(Ari Borrell）给了我情感支持，并提供一台打印机供我使用。资助本项目（在我本应从事其他研究时）的机构有台北学术交流中心 （富布莱特计划）、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研究委员会、台北中国研究中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最后阶段，罗斯玛丽·卡斯腾斯（Rosemary Carstens）的敏锐编辑价值极大；我的研究助手洪静宜井井有条且精确到位的协助，为我节省了数月时间。我尤其要感谢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他细致而富于批判性地阅读了本书，其审阅之笔对我的语言与论述大有助益。当然，本书的错讹与偏误都由我个人负责。第一部通向革命之路（1895-1919）纪年方式关乎政治、宗教与世界观。欧洲基督徒在13世纪开始把耶稣降生的年份当作公元元年，并开始以100甚至1000作为思考时间的单位，由此可见千禧年对于西方时间想象的重要性。而中国人则用60年一循环的干支或皇帝的年号纪年。义和团运动在西方人看来发生于1900年，但对中国人来说是光绪二十六年（光绪皇帝统治的第26个年头）或干支纪年中的庚子年。虽然在中国几乎没人把1900年看作世纪之交——一个世纪的结束与另一个世纪的开始，但是许多读书人确实感到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了致命的衰退。中国在1894年（或称甲午年）在海上与陆上（朝鲜）都被日本击败，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引发了激烈的自我反省，并在1898年促成了一场激进的变革，但最终夭折于保守的朝廷官僚之手。事实上，回溯整个19世纪的中国，我们都可以看到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冲突。虽然爆发于乾隆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在19世纪初被镇压了下去，但国库已被耗竭，外国侵略的危险也日甚一日。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四处泛滥，战争与农民起义则成了这个世纪最明显的标志。尽管历史学家将19世纪——或者用中国人的术语：后乾隆时期——当作王朝衰落与应变失败的时期，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对自身传统充满自信的中国精英却并未感到须对既有文化做根本重估，绝大部分保守主义者直到五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时才被迫开始承认变革的必要性。西历1900年在大部分地区都开始得再平常不过，春播的农夫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丰收，数百万人继续依靠地区与国际贸易为生。尽管1900年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平常，但一场发生于华北乡村的排外运动正迅速地蔓延到失控的程度。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北方此时正在遭受一场持久的旱灾。成千上万的农民（包括不少妇女）联合起来，自称“义和团”，攻击地方上的传教士与教民，并乱糟糟地向北京进发。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基督徒？这一事件又为什么对与这些拳民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精英，也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折？序幕：义和团
愤怒而恐慌的拳民从山东西北部涌向直隶（京师所在的省份）、河南、山西，甚至内蒙古与东北。义和团运动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且没有统一的组织，拳民分散为成百上千的团体。在1899年与1900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些以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小团体开始行动了。到春末，拳民烧毁教堂，劫掠修道院，并从那些不管是支持他们还是恐惧他们的地方精英那里获取金钱与粮食。很快，所有外国人与外国事物——例如铁轨——都成了攻击目标。一大批拳民在1900年6月进入了北京与天津，他们几乎占领了这两个城市，因缺乏组织，尽管在八国联军于8月最终赶到前一直在围攻北京外国使馆区，但始终未能攻克。同时，清廷在长时间的犹疑后，终于在6月决定支持拳民并向外国人宣战——然而基本上，它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支持拳民是慈禧的决定，但事实上，之后朝廷依然保持着分裂。一大批重臣认识到，反抗西方人成功的后果比失败更严重，因为前者必然招致列强的报复。面对传教士在许多省份被杀与北京使馆区遭围攻的局面，西方列强与日本组成了一支联军，并轻松地粉碎了拳民与清军的抵抗。大部分拳民逃散并重新变身为平民，清廷成员——包括慈禧与光绪帝——穿上老百姓穿的蓝色棉制衣物，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乘着一辆驴车耻辱性地逃走了。
在华北，超过200名外国传教士与成千上万的中国教民在义和团运动初期被杀。而在1900年6月至8月的武装冲突中，超过800名外国人以及难以计数的拳民与清军被杀。联军在从沿海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劫掠乡民，强奸妇女，烧毁村庄，并杀死了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占领北京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军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为拳民之前的作为而惩罚所有人。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拳民的实践与信仰根植于华北的大众文化，信奉中国传统神灵的人们与独尊基督的教民之间长久积聚的矛盾则造成了冲突的爆发。19世纪最后十年的旱灾摧毁了乡村，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没有庄稼可种的农民学会了拳民的仪式，并认为这些仪式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同时，尽管传教士与中国教民也祈雨，但在他们祈祷的对象中，并没有中国传统的神灵。据说由于中国教民数量的增多，许多教民拒绝参与他们所在邻里社区组织的传统仪式。庄稼仍在枯萎，开始有谣言传播说教民往村子的水井里投毒。此外，关于传教士以及投靠他们的中国“逆民”的传闻也扩散开来。据传他们是乱伦的恶魔，肆意强奸，并且为了他们邪恶的魔法挖出中国人的眼睛与身体器官。换句话说，人们害怕什么，他们就被说成是什么。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西方传教士在乡间劝人们改信基督已逾40年，他们与中国乡民间的矛盾经常会爆发出来。传教士插手地权与水权之争，由此挑战了这一地方精英的传统特权，并惹怒了乡民。如果一名教民与一名非教民争讼走失的猪归谁所有，传教士会给地方官施加压力，使他们作出有利于教民的判决。传教士向各自使馆的抱怨会直接将压力转向清政府，迫使后者加强对地方官的管束。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省西部，但引爆运动的却并非某个特定的事件。这里的德国天主教徒显得特别咄咄逼人，并被当地人视为异类，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末被杀后，威廉二世很高兴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借口攫取青岛港并进一步加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在各种宗派的师傅周围，学习据说可使他们刀枪不入的仪式——简言之就是学习降神附体的技能，以把他们变成一架金刚不坏的搏斗机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植根于大众文化。通常降神附体是巫医、命相师或通灵者的专利，与其他人一样，普通中国人对这些骗子将信将疑，但没有人怀疑各种神灵确有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某种作用。
如同其他帝制政府，清廷在通常情况下对这种民间异端宗教会严加取缔，但是由于它的精锐军队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溃，初期的拳民群体似乎提供了一种乡村共同体自我保护的方法，而中华帝制体系对此种自我保护一直以来就持支持态度。开始时，拳民群体是村庄自我防卫的内向组织，而非外向的劫掠者，拳民也自称忠于清朝。有些清廷高官（可能还包括慈禧本人）觉得拳民的异能或许有几分靠得住，至少他们的决心、斗志与狂热是如此。
在攻占天津与北京后，八国联军决定在“惩罚”清廷的同时，继续保留它的权位。因此，要斟酌“惩罚”的严厉程度。 例如英国准备以颐和园为攻击目标，理由是它属于皇帝个人，劫掠与摧毁它并不会伤害到老百姓。同时也讨论了就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报复清廷的问题。威廉皇帝宣称：“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提拉的统领下，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声；德国人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中国将无人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支持义和团的清廷官员被处决，其中包括山西巡抚——他曾指使部属杀死了44名向他寻求避难的传教士及其家属。
1901年，《辛丑条约》（the Boxer Protocol）签订，强迫清廷赔偿三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三亿三千四百万美元），39年付清，年息4厘 （总共须支付约十亿两白银） 。这可是一大笔钱。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两亿五千万两，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将最后的主要税源——关税、内地税（例如厘金）以及盐税——都抵押给外国人。清廷同时承诺为遇害的传教士以及死于北京的德国公使建造纪念碑。它的军备受到严格限制，外国在华军事力量也得到了相应的加强。《辛丑条约》影响深远，它进一步削弱了清廷，并增强了外国在华势力。义和团运动同样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廷的耻辱性失败迫使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改革。这些改革在慈禧太后一返回北京后就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以现代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为标志的中国20世纪的开始。
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它塑造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尽管有几百名外国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遇害，但拳民点燃的动乱之火毕竟很快就被扑灭了，华北平原上的日常生活秩序不久也得到了恢复。可是对于伦敦人、纽约人或者柏林人来说，在阅读他们勇敢的传教士与士兵在遥远而幽暗的中国的不幸命运时，拳民简直成了世界上一切令人恐惧的邪恶与黑暗的象征：反过来，拳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是如此。由此，拳民对20世纪之交“黄祸论”在西方的流行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在好莱坞版本的义和团运动中，几乎看不到帝国主义与旱灾在制造拳民过程中的作用。在《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拍摄于1963年的彩色历史片，时长两个半小时）中，坚毅英俊的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与英勇无畏的大卫·尼文（David Niven）率领被围的西方人——其中包括美丽绝伦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娃·加德纳（Ava Gardner）——坚持到了援军到来。尽管慈禧太后在影片中有一个群镜头，但拳民本身出场甚少。他们只被当作社会力量，如同一股短暂而有破坏性的扫过大地的“飓风”。
对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成了一面反光镜，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镜子前的你是谁。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A.Cohen）巧妙地指明了义和团运动是如何被后人“神话化”的。该运动可以被解读为进步的或落后的。进步是指爱国拳民代表国人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势力，他们表明农民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这预示了之后的革命的到来。落后是指他们表现了无知与迷信，他们支持清廷这一封建王朝，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现代化取向的中国精英深信义和团运动是落后且毫无价值的，他们将拳民当作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民族再生运动的铁证。不过，这些精英也承认，如果大众能接受教育且被适当地动员起来，他们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这一公民教育被当作中国精英的中心任务。
此外，对某些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显示了希望、信念与组织的威力。随着反帝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加强，拳民被重新界定为爱国者。就此而论，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大众的无知或迷信，而是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国家的压迫。思考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去问：到底什么值得被记住，是拳民的“迷信”还是《辛丑条约》显而易见的非正义性？ 中国的爱国者指责英国士兵的行径比拳民更野蛮，共产党人甚至倾向于把拳民浪漫主义化为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爱国者。
当然，义和团运动不可能被简单归纳为迷信且封建，或进步且爱国。它给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趋向。考虑以下因素：打乱传统权力关系的乡村传教士，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华北平原的大饥荒，列强的直接干涉（炮舰外交，“不平等条约”），清廷以及地方官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压力，农业经济面对水灾与饥荒的脆弱性，改革派精英的期望与决心，有可能正当化暴力行为的文化，以及民众的抗争传统。更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预示了中国大众的政治化。回溯历史，他们代表了由土匪与军阀（偶尔会成为未来的皇帝）参与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如同暴风雨般猛烈，却没有能力重塑政治与社会结构。而从长远看，义和团运动使我们得以窥见老百姓如何——在适当的环境下——能够不仅影响历史走向而且有意识地参与政治运动。20世纪初叶的中国
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切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入口。在1900年，全国4亿人口中约80%是农民，乡村中国的生活节奏甚至到今天也很少改变。南方的稻作与北方的麦作都是密集种植，以至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农业看起来更像园艺而非农作。可能直到1750年或1800年，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略高于欧洲，这一水平在19世纪略有下降，但长期稳定。但是，相对于欧洲与北美的人均增长率，如同世界其余的大部分地方一样，中国经济在19世纪下降显著。清朝在19世纪重新恢复的和平局面、农业技术的进步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越地位共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从17世纪末的1亿左右增加到1800年的超过3亿。但这一量级也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例如人多地少、租佃关系恶化以及过度耕作与水土流失这样的生态灾难。
同时，白银开始外流：在19世纪30年代，为购买从英属印度进口的鸦片，每年流出900万两白银。这一结果对农民尤其严酷：他们的租税直接增加（租税以白银交纳，这意味着农民必须用他们日常使用的铜钱去兑换白银）。鸦片战争从1839年至1842年断断续续地打了两年多，最后清军战败，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列强的索求，包括贸易开放、外交、传教、驻军、赔款以及外国直接投资（1895年后）。清廷失去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后者已被卷入了国际性的贸易与资本流动中。尽管有地区性的不稳定，20世纪的头20年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但同样，也没有工业化的内涵式增长必需的资本积聚发生。人均国民收入仍只有60元（200美元~250美元）。
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争论在两极间摇摆，一极认为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自然发展，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另一极则认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与进步。具体分析，外国经济渗透（贸易与投资）应该与强索赔款或强占关税等政治决策的经济影响区别开来。后者无论经济影响如何，都削弱了清朝以及随后的共和政府。这样的政治后果破坏了既有的物质、法律甚至道德体系，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因此可以这样说，不管国际贸易是打乱还是改善了中国的经济（或者两者皆有），帝国主义的影响就整体而言仍是灾难性的。中国在19世纪初期进出口贸易相当平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几乎没有外债，而到了辛亥革命时，外债已高达惊人的9亿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政府岁入被迫用来偿还外国债务或赔款。
中国人在20世纪之交开始意识到，帝国主义如同一张不断伸展的巨网，有将他们牢牢缚住的危险。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与军人都是剥削中国的整体行动的一分子。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美洲与澳洲，更是令人憎厌。铁路——伟大的19世纪的进步象征，控制自然并开发大地——被一些中国人视作外国侵略的标志：让中国借外债修路，并身陷债务陷阱；让外国商品与军队可以更容易地深入内地；让民众失业；让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更迅速地调动。拳民要扒掉铁路真是一点也不奇怪。
帝国主义的形式多种多样。鸦片战争后，治外法权使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通商口岸的管理权也落入外国人之手。到1890年，已有33个城市向外国人开放贸易，并允许其定居，而在1894年到1917年之间，又有59个城市渐次开放（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传教士获得了全境传教权，商人也获得了内地旅行权） 。并不是所有通商口岸都住了很多外国人，但其中16个城市有租界，在那里外国人实行自治：这事实上是些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微型殖民地。最大的租界在上海。中国政府在1898年割让了5个租界地与附属地域。
德国：山东胶州湾以及附近超过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加筑路权与采矿权，租期99年；
俄国：东北南部的辽东半岛，租期25年，外加修筑从旅顺到哈尔滨的铁路以及沿线的伐木与采矿权；
法国：东南地区的广州湾，租期99年；
英国：正对香港岛（鸦片战争后已沦为英国的永久殖民地）的新界地区，租期99年；以及威海卫港，租期“只要俄国人仍占据旅顺港，就继续占据该港”。
强权竞争的作用在此显而易见。这种竞争保证了任何一个强国都无法单独殖民中国。很自然，中国人越来越担心列强会就此瓜分中国。列强还任意索求势力范围（由单一强国结合条约权利与现实军事存在而加以控制的区域）。势力范围与经济渗透互相重合：英国控制长江中下游以及广州周边地区（从香港）；法国从其殖民基地越南与柬埔寨出发，索求南中国的云南、贵州与广西作为势力范围；德国、俄国与日本激烈争夺中国北方的控制权，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再加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便控制了东北以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正式吞并了朝鲜（1910年），并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1914年）。1915年，日本又从北京政府手中获得了辽东半岛99年的租借权以及相应的筑路权。美国虽主张列强应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各国均可在均等机会下与中国进行贸易），但也在中国内河与沿海保持了一定的海军力量。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始终是英国在维持着整个体系的运转。控制长江下游使英国获得了通向内地的钥匙，英国基于对其商业力量的自信，承认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存在，换句话说，英国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某一区域索求排他性的经济权益并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
1900年，在中国居住着几万名外国人，这一数字在1920年达到了40万，其中包括移入东北采矿、伐木与垦田的日本人、朝鲜人与俄国人。传教士深入中国大部分地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夕，天主教传教士与修女（西方人与中国人合计）已超过5000人，天主教徒则从1900年前后的721000人增加到1920年的200万人。新教传教士同样增加到超过6600人，并宣称有345853名信徒。新教的不同教派组织了超过1000个传教团，并与天主教一样都建立学校。在1900年前后，法国主导着天主教传教活动，而英国则在新教方面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不过这一角色在1920年后被美国所取代。到这时，许多新教传教团将更多的注意力从拯救异教徒脱离地狱转移到了改善人间生活这样的“社会福音”——具体包括医疗救助、赈济饥荒、康乐活动以及学校与扫盲。
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半殖民地”显得恰如其分。外国存在并非毫无限制，中国并未被任何一方完全殖民——但是大部分主权却又被如此多的列强分别控制，又使它像是一个殖民地。中国人感到自己被殖民，外国人则感到自己是殖民者。外国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确实在中国法律——不管是民法还是刑法——的管辖之外；外国公司不必向中国政府缴税，外国银行则自行发行货币；外国军事力量与传教士能够、事实上也已经在中国境内自由通行。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中国政府甚至连商讨权都没有。列强相互间的协议能够决定铁路的走向与所有者，以及势力范围的运作方式。而在那些老大的清帝国还能自主控制并且在文化上属于非汉族的区域，大片（绝大部分不可耕种）土地被廉价攫取：英国控制了西藏，俄国则侵入了蒙古。同时，尽管西方人以种族主义式的轻蔑认为中国人懒惰、贪婪、不诚实、落后、恶毒（殖民者的这些陈词滥调在他们的描述中都不难找到），这个国家与其人民却仍能引起某种尊敬。外国人无法忽视它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以及它令人自豪的传统文明，而且他们也不确定它在未来会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地图一 中国的通商口岸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首次向外国商人与外交人员开放了5个港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更多的沿海与沿河城市被开放，其中一些建立了租界，在此，外国人基本实行自治，不受清政府以及随后的民国政府的法律管辖。同时，依靠在中国内地的运兵权以及内水航行权，列强保证了更非正式但也更广泛的“势力范围”的确立。最重要的势力范围包括英国——香港、广州，尤其是上海、汉口以及长江流域；法国——广州湾与福建；俄国与日本——东北；德国与日本——山东。
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外国在华存在的悖论之处在于，它既是无法抗拒的，又是不起眼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未见过外国人，只有极小部分的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不过，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觉到了由外国人所带来的经济变化的影响。就业与失业视全球经济循环形势而定，当其不再需要农家妇女的手工纺织技巧时，农家就陷入困境；而当她们在城市的工厂里找到工作时，农家又从中获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港由于贸易转向上海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同时浙江男子却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逐渐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开始学会如何管理现代银行与医院、建立新工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运营报纸与出版社。总的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经济。
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王朝制度开始解体。只有在外国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不过，辛亥革命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内部根源，而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本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讨论这一革命的原因与影响。尽管后几代中国人认为这一革命不彻底，但它毕竟是打破一系列预设与偏见——皇帝的神圣性、士绅阶级的优越地位、古典教育对精英的重要性——的枢纽性事件。整体上，权力的文化与宗教象征被严重地破坏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在整个世纪也是如此。我们的故事因此开始于1894年至1895年间的甲午中日战争与1895年至1911年间的骚动时期，接着来到辛亥革命以及试图建立新政府、新社会乃至新文化的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时间从1912年重新开始了——这一年就是民国元年。第一章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
1895年4月末，雄心勃勃的37岁新科举子康有为起草了一份进呈光绪帝的请愿书，要求清政府拒绝向日本屈服并立刻进行一系列的基本变革。震惊于中国惨败于日本的事实以及《马关条约》的苛刻，1200名与康有为一样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这几乎相当于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抗议，签名者冒着触怒清廷的危险。毕竟，清廷已经接受了《马关条约》，并且一贯地并不容忍批评。
根据条约，清政府须赔款2亿两白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主导地位；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4个新的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所有通商口岸建立工厂。由于之前一系列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他列强自动获得这些权益。从后来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为列强打开了直接投资中国的大门，这也成为了中国接受现代技术的主要途径。随着外国投资的增长——1902年大约8亿美元，1914年超过15亿美元——列强发现他们的利益与中国经济的稳定紧密相关。这场战争同样标志着日本依靠自身崛起为太平洋地区的强权国家。回溯以往，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中国自1840年后所遭受的一系列挫败——每一次挫败都使得外国列强得以攫取更大的商业、宗教、外交乃至领土权益——中的一个。但这次挫败对中国的震动尤其巨大，因为中国——经过几十年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本被认为应该能赢得这场战争。这种震动因为以下情况更加剧了一层，那就是中国士大夫长久以来都将日本视作中华文明边缘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
在这一章，我将勾勒1895年公车上书运动的基础，以及由之而起的政治风暴。我试图展示为何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与文化的起源。这里所说的“现代”，首先意味着一系列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这一过程自然牵涉到重新思考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除此而外，正如康有为（1858—1927）所明了的，上一代政治领导人对西方文明在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巨大活力，民族国家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进步无情向前的特性或者改革中国绝大部分基本制度以更有效地利用国家力量的迫切需要都所知甚少。这场以康有为为先锋的运动回向中国传统以寻求支持，朝向欧洲与日本寻求可资借鉴的榜样，且后来指向了一个违反它最初意图的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证明不能迅速变革的王朝。康有为以及他这一代的激进派儒生希望能够将对他们自幼浸淫的儒家价值与世界观的忠诚与对皇帝的忠诚结合起来，忠于皇帝伴随着忠于改革后的清廷，忠于清朝则伴随着忠于国族——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他们开始提出新的问题：谁构成这个国族？中国人民如何界定？忠于国族是否意味着支持强政府？支持什么样的政府？
儒家激进主义——尽管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象征着刺耳呼声的出现，这一呼声由儒家传统教育出来的男子（妇女尚未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发出，要求以儒家经书为基础进行彻底变革。纵使这些人主张一定程度的西方化，这种西方化也仍然是植根于儒家的世界视野之中。他们想要中国变得强大，在各强权间独立不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有选择自己将采用何种外国观点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895年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急速扩张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们开始恐惧于列强将要瓜分中国，甚至中国人将要灭种。希望与恐惧互相咬合，产生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紧张气氛。尽管如此，在1895年，即使是年轻一代的士绅也仍然几乎毫不怀疑自身文化的基本正当性。
他们立刻遇到了政治挑战——仅具有举人功名，即使是像他们这样经验丰富的成年男性，也没有向皇帝上书的权利。光绪帝与实际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都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北京的官员把它压下来了。该上书冗长而详尽（俗称“万言书”），就其重大意义而言，其真正的要点也已超越了继续抵抗日本的需要。康有为与他的伙伴们要求对整个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构。一些最有见识的年轻士人开始认识到国族团结的力量。不久后成为康有为追随者的唐才常，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说：“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盖兵乱将起，先能得若辈之心，则仓促中或犹有为之援者。”康有为的上书呼吁政府促进工业发展，实现军队现代化，修筑铁路，建立邮政系统，发展海运业，雇用“良工”，甚至利用海外华侨（大部分是下层商人，不过富于商业技能）的才能，以学校培训的方式改良农业。在今天，这样的改革可能听起来并不特别激进，但是它们预示着一个中国之前从所未见的远为积极的政府。上书也毫不畏惧地要求政府加税。更说明问题的是，改革者预想了一个积极公民的形象——人民不仅献身于他们的家庭与地方公益，而且献身于促进中国的成长与进步。
康有为籍贯广东，出生于广州附近，这里也是感受到现代西方的存在最久的地方。他的背景被历史学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描述为“地道的士绅家族后代，伟大文化的继承者……在早年就开始努力成为他事实上所是的人，至少他自视为：一个儒家圣人”。康有为在早年便以救济苍生为己任，尽管他研习过儒家与佛教经典，阅读了许多翻译的西方著作，但是他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宗教领袖而非学者。当他21岁（1878年）时，在一段时间的紧张研习之后，他经历了一次以觉醒作为结束的精神崩溃，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焉，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
康有为在1895年考中进士，他与弟子（其中最出色的是梁启超，1873—1929）于同年秋离开北京，迅速准备建立新学会，计划将年轻且受过教育的国人组织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间或在持同情态度的督抚的保护之下，不少团体以类似“强学会”这样富于提示性的名字活动，建立了图书馆、学校，制订了出版计划。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呼吁更激进的改革——议会制民主、“民权”与平等的主张都开始出现了。
激进派儒生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君民一体。因此，议会就不是被当作代表不同利益（更不用说互相冲突的意志）的机构，而是被当作沟通上下并达成合意的场所。旧的共同体团结的儒家信条因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制度外形。但是认为非官员乃至平民也应该参与政府事务的观念在当时毕竟仍象征着激进主义。“人民”凭借自身作为一股力量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尽管谁算是人民仍悬而未决，但激进派儒生已对他们抱以厚望。儒家经典中所说的“民本”——人民作为政府的基础——强调令人民丰衣足食是统治者的责任，因为失去了人民的国家就会灭亡。就此看来，“民本”是一种相当家长制的精英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尽管改革者将“民本”看作建立真正的民主制的文化基础，但儒家的“民本”概念从未允许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换句话说，它代表的是某种“为”人民而统治的力量，但却不是人民的统治或由人民来统治。激进派儒生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平民百姓，当他们要求朝廷扩展政治过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主要就是自己这一群人。不过，改革者认识到在这个帝国主义与竞争性民族国家的新世界中，人民必须被整合入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第一个布讲这一信条的人是梁启超。制度变革的要求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一名非凡的学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他逐渐成为维新运动的首席发言人。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头脑要更为开明，他刚刚二十出头就已成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他在发表于1896—1897年间的《变法通议》中，呼吁政府鼓励来自下层的意见，以及迅速扩展教育体系（包括女校）。这些主张意味着要求重构中国社会。例如，梁启超预言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帝制中国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将被大众教育制度取代，他对明治维新所建立的以西方为模板的学校体系大加赞扬。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太无知，也太无目标，因此不能立刻被赋予权力，因此，他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不要误解他的最终目的。通过呼吁一种士绅民主，梁启超正在挑战朝廷与官僚的政治垄断。此外，在出版的文字中，梁启超对王朝专制的批评即使并不直接，也已足够尖锐。他批评皇帝将自己与人民隔绝开来，自私地拒绝关心他们。在一封私信中，他坦率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
而私下，梁启超向他的学生提出过叛逆性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异族的清统治者是否能够领导必要的改革。
1898年夏，慈禧处于半退休状态，维新人士最终赢得了她的侄子光绪帝的支持。他们奋力战斗，试图重组官僚机构，加强皇帝的权力，以使他能推行改革——维新运动的各种主张已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巨大反对。光绪帝宣称自己要广纳良言，但是，改革的建议中并未出现议会、宪法或其他的民主制机构。对满人、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缠结不清的利益来说，外部挑战仍突然间如凶灵般从暗影中显现出来。
许多历史学家觉得这是中国“以非革命的方式进入现代”的最后机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观点太言过其实，不过是改革者在失败后广为传布的自我标榜的反映。无论如何，光绪帝在整个1898年夏天确实颁布了一连串的法令。他改革科举制度，强调时务策而非四书五经义；他将佛教寺院改建为公立学校；他废止了满人的任官特权，裁撤冗官；他新建了主管商业、工业与农业的机构；陆军与海军将更现代化。光绪帝鼓励中下级官员乃至普通士人直接向他上书，这多少是对康有为在1895年贸然上书加以事后追认。
维新运动不仅挑战了官员，而且也挑战了绝大多数士人的生活之道。功名以及其所伴随的文化预设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官员与满洲亲贵感觉到王朝本身也在危险之中。绝大多数官僚对光绪帝的改革愿望都虚与委蛇，静待他的伯母慈禧太后的反应。光绪帝对中国政府的重组只不过是纸上的革命。
慈禧太后在19世纪70年代后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宰者。她在维新派与守旧官员之间保持着平衡，不使朝政倒向任何一方。最开始，她是咸丰帝的年轻妃子，为他生育了唯一的子嗣。1861年，当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第一次侵入北京不久驾崩后，在一些大权在握的皇亲国戚的支持下，她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摄政者之一。1875年，在她的儿子同治帝驾崩后，通过让侄子继位为光绪帝，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光绪帝长到20岁以后，慈禧开始退入后台。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些维新派的行动感到满意，至少在1898年维新刚开始时是如此。
不过，到这一年夏末，在光绪帝开始罢免重要官员并擢拔他自己的亲信后，出于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也可能是相信了维新派密谋推翻满洲统治的宫廷流言，慈禧采取了行动。事实上，此时维新派正在设法除掉她，并向倾向维新的军事将领袁世凯寻求帮助。但袁世凯却去告了密。这年9月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光绪帝，清除了他的支持者，并不经审判就处决了6名维新人士——一个很罕见的举措，表明朝廷当时是何等震恐，她甚至命令掘掉康有为家的祖坟。本来会有更多的杀戮，但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外国公使馆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光绪帝在软禁状态下度过了他的余生，困居于紫禁城外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到政变发生的那个周结束，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已被废除。一个反动的时期到来了，在政变后，朝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落到了对义和团表示同情的守旧派手中。
通过争论，历史学家已将对光绪帝以及激进维新运动的同情与对至少是一个计划更详审的改革的同情（如果不是对慈禧太后与她的反动运动的同情的话）区分了开来。 一些人认为康有为对光绪帝与维新运动有强有力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作用要小很多；一些人指责康有为造成了混乱，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在试图支撑每况愈下的王朝；一些人将1898年的事件视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支持者之间的政治争斗，另一些人则认为其有比这更重大的意义；一些人在1898年中看到了与过去的真正决裂，另一些人则更多地看到了它与之前一代的洋务运动的连续性。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同意，康有为对光绪帝与帝党的影响对于维新的激进化至关重要，也都同意尽管维新运动并未被很好地计划，但就历史因果而言，它是被慈禧太后这个娴于宫廷权谋而昧于世界大势的女人所发动的政变所扼杀。换句话说，一个老套的故事——善良的改革者对阵邪恶的反动势力。
修正派已从许多视角攻击了这一观点。他们都提到的一点是1898年事件的史源问题，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记述本身就是他们对清廷的攻击的一部分。不过，在康、梁版的善恶相争的故事中寻找漏洞与证明发生过根本不同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并非每一点都真实，但这个1898年事件的标准版本影响了当时以及以后几代人对此的态度。梁启超对维新运动的解释如何成为主流历史，它又如何迎合了既存的偏见（例如女性不应该掌握权力），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用最同情的办法理解慈禧太后，也无法在那个改革已明显成为必须的时代将她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即使她并不像传统形象中的那样是一个恶魔，她也绝对无法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充满活力的领导。
慈禧太后认为康有为试图颠覆清朝，这是错的，但是康有为最终确实想要将清朝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康有为竭力主张光绪帝应该像日本的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强力推进改革。问题在于，尽管慈禧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但她的政治基础在于维持宫廷与军队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平衡。因此，改革主要被交给了各省督抚，他们中有人建立新式学校与兵工厂，发展采矿与铁路，以及推进管理现代化——有人则什么都不做。袁世凯自己是改革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冒把政府交给毫无经验的新进人士的风险。在1898年，光绪帝想要超越之前两代人不紧不慢的零碎改革，毫无疑问，其部分是因为这是增强自身权力的有效途径，而康有为则提供了进行政策变革的智识动力。但是，一旦涉及落实改革这一棘手问题，不管是康有为还是光绪帝都相当缺乏政治经验。康有为的鲁莽与自我圣化阻碍了策略性的联合，北京的官僚极其保守，到了9月，朝廷重臣明显已经使慈禧太后相信光绪帝的所作所为正在威胁到王朝本身。双方都在集结力量，双方也都向袁世凯寻求支持。如此这般，维新运动最终走向了一个血腥的结局。
康有为给光绪帝提供了一种新的君主政体。最终，通过宪法与议会，光绪帝能够成为古代圣王所树立的理想典型。君主将与人民成为一体，自身作为神圣象征，但并不拥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力。康有为解释说，在一个议会制体系下，“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国会制定法律，法官依法断案，政府依法治理。“人主总之”，但是几乎什么也不做。这样说来，慈禧太后把维新派看作直接的威胁可能倒是对的，不过，儒家的圣王（以及其贤相）在康有为的愿景中仍显得很有生命力。
中国人对百日维新仍然念念不忘——1998年遍布全国的纪念维新运动100周年的公开讨论可为明证，其原因正在于康、梁使它成为中国改革与自救大戏的第一幕。百日维新表明，中国也许能够通过迅速且自上而下的途径走向现代。这一梦想并未随着戊戌六君子等志士在1898年的遇难而消逝。
维新运动在1898年9月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义和团自然有他们自身的紧迫关切，与宫廷政治或士绅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之所以能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获得重要地位，纯粹是因为朝廷对它的容忍。正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保守的朝官用外国影响来解释维新运动，义和团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可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讽刺性的是，组织涣散的清朝军事力量无可置疑的失败、慈禧太后从北京耻辱的出逃，以及保守派回应改革派挑战的一般性失败，导致了1901年之后一场真正改革的出台。
清廷的“新政”改革与百日维新（此时不再被视为非常激进）区别很小：重组官僚机构，新建学校，发展现代基础设施；在几年内，古老的科举制度就被废止，宪法就被制定就位。这一次，清廷面对着持续性地要求它大变、快变的压力。不耐烦的改革者（如梁启超）仍严厉批评清廷变得不够快；在中国大地的许多城镇，那些经常阅读梁启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的作品的士绅正出于自身利益努力推动政治参与。率直的革命者指责清廷的改革不过是个骗局，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接受异族满人朝廷的暴政。我们会在第二章叙述这些斗争，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考察改革运动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政治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作为寻求发出自己声音的政治激进分子，康有为与梁启超指向的是20世纪。他们要求政治领域必须向所有受过教育的男性开放。 不过，为了理解他们，我们同样要看看他们借以现身的语境。传统的士人期望获得尊敬与权力，首先是基于自己托身于儒家文化——他们精熟四书五经；其次，也是更显而易见的，是基于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对成功者来说，学校教育伴随着一系列的考试（经常超过20年，甚至更久），最终则意味着功名、声望与官职。这也是康有为自己的梦想之一。这种考试基本上分三级，难度逐渐递增。首先，县一级的考试，选拔出数量相对较多的“生员”；其次，省一级的考试（乡试），选拔出数量要少很多的“举人”；最后，京城一级的考试（会试，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选拔出几百名“贡士” 由皇帝亲自加以殿试。1895年，举人康有为与梁启超赴京应考，力争考中进士。作为学生的梁启超应举中式的年岁要比他的老师康有为小得多，这显示了他的过人聪明，但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师生关系，毕竟每个人都知道能否考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碰运气的事情。尽管科举中式名额十分有限，但在晚清，对政府来说，获得功名而等待任官的士人也还是太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教书为生（如康有为），或做高级官员的幕僚，或从商经营家族产业，或著述进行古物研究，或自命清高而陷于贫困，或甚至可能参加革命。不过，不管他们的个人际遇如何，所有这些人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的成员。
同时，所有这个文化的成员都习得了儒家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以对社会的等级性视野为基础，强调礼仪性行为。不平等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天高于地，男人高于女人，父亲高于儿子，皇帝高于他的所有臣民。义务是相互的：大体上，地位较低的一方要向较高的一方表示忠诚与服从，后者则对前者施以关怀与仁爱。士绅作为儒家经典的研习者以及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的参加者，自认对维持社会秩序负有责任。例如，帝国政府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官员去关照所有进行的工作，士人因此成为全中国乡村与城镇共同体的自然领导者。这一角色得到了儒家经典的确认（因为儒家经典要求有“德”之人来担当领导），并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士人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解决邻里纠纷、筹集资金筑堤或组织团练，还是教化民众。这是一种深植心中的社会责任感，它甚至塑造着那些最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必须强调的是，儒家道德绝非仅限于一小群精英。反过来，因为基本读写能力的普及，各种各样大众化的儒家学说版本支配着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层级。例如，尽管孔子本人谴责“利”并且看重农民（这种态度经常可以在乡村社会中的士绅那里看到），商人们仍然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指导人们如何合乎道德地取得商业成功的书在整个清朝时期都十分流行，它们甚至许诺说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人在赚钱的同时，仍然能够做士绅。许多与儒家信条相连的基本价值（例如孝——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实在可以被当作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上升阶梯向所有出身的人开放，几乎所有帝国男性臣民在法律上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尽管很多男孩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没有时间接受必要的儒家经典训练，但是，经济的流动性可能最终会让他们的后人进入科场并获得成功。只有少数贱民阶层与贱业群体（例如船民与戏子）被禁止参加科举；衙役、税吏与书吏同样不能应举，想来是为了让这一未受经典熏陶的潜在权势群体不至于对现存秩序形成威胁。
一个人如果足够聪明且幸运，他可能在二十出头时中秀才；在接近三十岁或三十出头时中举人，并因此可能在一段时间后获得任官资格；中进士的时间会在三十岁到去世之前的任何时候，这可能会让他立刻获得外放官职。以1850年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计算，只有万分之五能够通过乡试。而对经典的背诵从五岁就开始了。当然，中举者绝大部分来自有相当特权背景的家族，或有富有的亲戚资助，以完成应举必须的、长期的经典研习。少数卓越的家族能够超过5个世纪连续获得科举的成功，这也显示了晚期中华帝国社会的稳定性。科举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厌恶的干瘪教条的世界，应考者的整个生命在年复一年取悦主考者的无价值努力中逐渐凋谢。但这同样可能会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世界——智识上充满活力，感官与文学经验得到开启，并伴随着获得声望、财富与权力的保证。
应举群体至少包括几百万人。高度教化的“儒生”占到总人口的5%。该世界以对繁难的文言文的谙熟为标识，其成员共享着一种精雅的举止与礼节。甚至最低一级的“生员”都被特许穿戴把他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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