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咖啡岁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阮义忠

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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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咖啡岁月试读：

我从小就偷偷抽烟及存钱买咖啡，但从多小开始就说不准了。小镇上，只要身体没病，大男人几乎个个都在吞烟吐雾，见了面也总是抢着敬烟。看在小男孩眼里，抽烟就代表成熟世故，大伙儿把地上捡来的烟蒂点上火，人模人样地叼着，还学会了收集烟蒂，剥下剩余的烟丝，用日历纸卷成纸烟。但真正上瘾是在初中，大伙儿彼此较量，看谁吸得最深、吐得最长，害我愈抽愈多，直到四十多岁才戒得掉。

和抽烟相比，我在更小的年纪就喝咖啡了。那时坊间只有一种品牌，少少咖啡裹着厚厚的砂糖，压成块状零卖，大小如同现在最夯的凤梨酥。用滚水一冲就是热咖啡，再加冰块便算冰咖啡。那时还没有所谓的咖啡屋，时髦饮品都在冰果室里，用漂亮杯子送上桌，再淋上几滴三花牌炼乳，收费可贵了。乡下人戏称，这种不加糖会苦的东西是给失恋人喝的。城里人说失恋的滋味像吃香蕉皮，那就直接吃香蕉皮好了，傻瓜才会花钱买“黑水”。

即溶咖啡出现后，咖啡糖块从市面消失，后来也再没见过类似产品。现在回忆，还真可惜道地西方饮品被台湾本土化的历史没留下痕迹。记得那独一无二的咖啡产品，外面包着薄纸，印着“巴西咖啡”四个笨拙的单色字，看起来类似土产糕点。小时候的我还以为全世界的咖啡都长这个样子，都是从巴西来的。后来才知道，那是道地的台湾货。日据时代，殖民政府曾在几处农场试种咖啡，后因地质及气候因素，无法生产质量够好的生豆，便不再推广。半世纪后，留下来的咖啡树种竟带来庞大商机。现在云林古坑的“台湾土咖啡”价钱被哄抬得比舶来品贵多了。由于年产量远不及消耗量，据说八成以上的豆子都以进口豆冒充；洋货倒成了山寨品。“巴西”咖啡块冲出来的色泽不深，甜度有余，香气不足；依稀记得口感略涩、带着残渣。制造商显然萃取技术不精，只是把咖啡豆磨至极细，让人连水一起吞入肚。味道虽已从记忆中淡去，细渣留在舌尖齿缝间揉来搓去的感觉却不曾忘却。

父母当然不会给钱喝咖啡，鬼灵精的我便四处收集牙膏空条、罐头、酒瓶、瓶盖，还将工地拆下来的模板铁钉一根根敲出来，拿到后街的回收店换钱。买它几块巴西咖啡，偷偷泡上一碗黑水，躲到木料仓库的角落，这个保守、封闭到可怕的小镇就跟西方世界接轨了。那是我的做梦空间，能让我的想象力无边无际地驰骋。一小口一小口，尽量慢慢喝，以免白日梦醒得太快。

梦的内容当然是快快长大，早早挣脱被钉在故乡土地上的命运，到城市闯一片天、出国周游世界。日子一天天、一年年地过，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然一一成真，在这新的一年还能应《生活》月刊之邀，借喝咖啡的经验回首来时路。

这阵子随证严法师行脚，师父驻锡关渡慈济园区，我就夜宿关渡山居，在那儿喝了一个星期的胶囊咖啡，天天都在想念新店家中烘焙的咖啡香，在微博有感而发：“味道，向来和记忆紧紧相缠，难怪普鲁斯特会因吃饼干浸咖啡而触动，令他追忆似水年华。”没想到当天就有纽约博友留言，指出普鲁斯特是用贝壳型小蛋糕蘸红茶，而不是咖啡。看来，不仅是我的鼻、舌、胃，连脑袋也受到咖啡因影响了。

最近兴起一个念头，想设计一个计时沙漏，但将沙粒换成咖啡豆。对地球上无数的咖啡迷来说，人生中的欢乐时光、痛苦时光、不知如何打发的无聊时光都需要咖啡。若是岁月以用掉多少咖啡豆来计算，我应该已是人瑞了。02克林冰果室的暗恋

克林冰果室的女侍美得令我不敢靠近，但她泡的咖啡实在难喝。这是我青春期难忘的两件事。

那年我被家乡的头城中学退学，转到冬山中学重读初二，常有机会到罗东镇上闲逛。这所被稻田包围的迷你学校，教室只有一排。记得报到之初操场尚未整平，上体育课时，要在地瓜园的垄沟间跳上跳下，有时还会被瓜藤绊倒。学校位置偏僻，招生经常不足额，只要想来的人都可以来，考试只是形式，不考也行。因此理想学校考不上，或是像我这样被他校开除的转学生特别多。

冬山中学的学子九成来自当地及邻镇罗东，最远也不出宜兰或苏澳。从县境的另一端头城来的，既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由于每天得坐两小时的每站必停的慢车通学，就是搭早班车，到学校时第一堂课也已上了一半。因此，我被特准不必早自习、不必参加升旗典礼，俨然成了特殊份子。编造谎言的借口也有了，与同学在罗东公园一带鬼混，很晚才回家时，就说火车误点、故障什么的。罗东的大街小巷我都熟得很，可算是我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

那时，罗东有列森林小火车，本来是专门运载太平山林场的木材，但在全省禁止砍伐之后，小火车成了大同乡境内泰雅原住民的交通工具。我的火车在罗东站停靠最久，总能和对面月台等搭小火车上山的原住民对望。泰雅女人脸孔姣美、身材婀娜，尤其是四季村的女孩，被公认为最美。我的一位死党在暑假过后就不来学校了，有天去他家找他，才知道他让一位四季女孩子怀孕，不得不结婚，只有办休学；才十五六岁便为人夫、为人父了。我第一次如此靠近的四季美女，便是那位抱着婴儿的小妈妈，心里既羡又妒，暗自希望以后也能讨个四季老婆。

那时我正迷上四轮溜冰，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罗东公园溜冰场耗上半天。运动完，全身湿透，总得找个地方更衣，于是便成了附近一家冰果店的常客，结果一段暗恋在此萌生，似有若无地发展了整整一年。位于中山路三段，在中正街口附近的克林冰果店，可能是当年兰阳地区最有格调的消费场所了。并非设计得有多好，只是简简单单，没有被多余装饰弄得庸俗罢了。坐椅不但牢固，桌面还特别宽，正适合不是看书就是埋首画钢笔线条画的我。

总感觉有人在柜台后面打量我。本来我是不会注意女侍长相的，但她那充满善意的眼神渐渐吸引了我，让我愈来愈肯定她对我有好感。我们的对话通常都是客套的短句，但一开口她便羞红了脸，让刚入青春期的我也不由得怦怦心跳、舌头打结。在知道她来自四季时，瞬息之间，我竟有如触电！难道这就是我在等待的良缘吗？

见面的次数虽多，但彼此仿佛在猜谜，虽远远地互相偷瞄，却从来没勇气直视对方的双眸。最紧张的时刻，便是咖啡上桌时。她站在桌前，我坐在椅上。她从托盘取下杯盘，低身弯腰，脸凑过来，一股清香扑鼻而至，让人得停止呼吸，才不会想入非非。她瞅着刚端来的咖啡，我盯着那双泛着古铜色光泽的玉手，彼此笨拙地搭讪两句。“今天来晚啦？”“嗯……”“上礼拜天没看到你……”“哎……”“你在看什么书？好像很好看！”再空洞乏味的话语，从她嘴里流出来便甜如蜜。她是那样的美、那样的纯真，让我根本就不敢表达爱意，仿佛一张嘴便会把饱满的气氛破坏了。每回都鼓足了勇气，打算约她出去，可每回脑袋都会又涨又昏，还没开口就把话吞回去了。

人美得令人屏息，但咖啡却令人不敢恭维。那个年头，咖啡只是冰果店聊备一格的饮品，喝的人并不多。店家多半买罐雀巢即溶咖啡粉放着，顾客来了就现冲现泡。这位四季美人对我特别优待，老是多舀一勺粉，让我苦得难以下咽，只得偷偷加水，兑成两杯才行。

初中毕业，我考回头城高中就读，便不那么常去罗东了。等到有一天特地再到克林冰果店，她已不在那里工作了。我一直不敢确定，她对我的好感是否像端给我的咖啡那样浓；又忍不住猜想，她是不是故意端那么苦的咖啡来，好引我跟她抗议或什么的……

她的脸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写这篇文章时，那美好的身影又活生生地浮现眼前，喉咙仿佛又被苦涩无比的咖啡味呛住了。03作家咖啡屋的壁灯

高中毕业前，我已到过几次台北，最早是陪对门的东方照相馆老板到台北器材街补货。我算是挑夫，犒赏是在西门町的大戏院看场首轮电影。那一带的电影院、百货公司、中华商场是我对台北最初也是最鲜明的印象。高中毕业后，有天在武昌街二段五光十色的商店夹缝中，有两个完全不同于周遭氛围的文化空间：一是位于钟表店二楼的“精工画廊”，一是位于鞋店地下室的“作家咖啡屋”。前者让我第一次看到严肃而前卫的现代摄影群展，后者让我初识台湾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作品。痖弦、洛夫、叶珊（杨牧以前的笔名）、郑愁予、余光中等人的诗句被写成书法、嵌成壁灯，让只读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尔克、洛尔卡、泰戈尔、弗罗斯特、波德莱尔、兰波、庞德、狄金森等洋诗人的我明白，岛上也有不赖的诗人。

我是被“作家”这个店名吸引去的，没想到咖啡之好，与本土诗作之佳同样令我惊艳。豆子是现磨的，还没开始煮，咖啡香已满溢全屋；两只开孔的大玻璃球串成奇怪的烹煮壶，看起来就像化学实验室的器皿。下球置水，以小瓦斯炉加热；上球置咖啡粉，水开了透过吸管上升至咖啡粉处浸泡。师傅拿支小竹棒搅拌，眼睛死盯着腕表，时间一到便毫不迟疑地将火熄灭，立即以湿布裹住上球，使咖啡急速降温、流入下球。这种如变魔术又带有表演性质的程序，在当时叫“虹吸式”，在如今叫“塞风壶”（syphon）煮法，依旧风行于大大小小的老式咖啡店。煮这种咖啡要十分专注、差个一分钟降温，香醇即变焦苦。火候恰好的180毫升咖啡加冰糖，再淋上20毫升至30毫升的鲜奶油，可是会让人上瘾的！

作家咖啡屋的设计别具一格，至今仍是台湾有过的最有个性的咖啡屋。那是当时的画坛才子龙思良的实验之作，掌柜就是他的夫人罗珞珈。先生的插图笔触走偏锋，拙中见奇，曾经风靡一时，可惜后来越画越流利，以至于俗气了。夫人一度被称为台北文化界的才女，据说是散文高手，我却无缘拜读。太太外貌脱俗姣好，先生个子特别矮小，是一对令人见过便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夫妻。据说出资合伙的还有其他几位文人，只可惜开业起码早了二三十年，一般民众跟不上它的品位。

做梦也没想到，我高中一毕业就能立刻到台北上班，为作家咖啡屋壁灯亲手题字的所有诗人，一下子全都认识了！因缘不可思议，我选的座位，正好是痖弦作品的下方。喝了杯口齿留香的咖啡，沉思了一个下午；等到回神，一抬头便与这首《如歌的行板》对个正着：

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点点酒及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经经看一个女子走过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认识之必要

欧战，雨，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点钟自证券交易所彼端

……

联考才结束，自知上大学无望的我便到延平南路71号的《幼狮文艺》毛遂自荐，看看能不能接点画插图的零活儿。独自一人在楼梯下小空间的破办公桌后发愁的主编痖弦，看到我递上的一叠钢笔线条画，立刻双眼发亮。一席对世界文坛、画界的阅读经验长谈久久不能打住，等下班时间到，我们又去对面窄巷中的露天摊贩坐下，以韭菜水饺当晚餐，边吃边谈，直至厨子兼跑堂的老板要收摊，才依依不舍地互相道别。

刚由美国爱荷华写作工作室返台，才接任杂志主编的他正烦恼助手无处寻，要我尽快报到上班，我的文艺事业之路就此踏出第一步。痖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只可惜我们从未一起在作家咖啡屋的壁灯下喝咖啡。去《幼狮文艺》工作不久后，这家咖啡屋便歇业了；虽然只去过那么一回，我却对那首诗永远难忘。下半段是：

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

之必要。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

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

姑母遗产继承之必要

阳台、海、微笑之必要

懒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的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04十八世纪咖啡屋

想来不可思议，我居然在二十岁之前就设计了一家商业咖啡屋。事隔四十年，台北已变得太多，但老西门町的几个角落还是那个样子，咖啡屋的原址我依然能辨认。一切都是因缘，要不是认识了一位姓盛的设计师朋友，我不可能有机会过这个瘾。

十九岁那年我在《幼狮文艺》上班，透过作设计的同乡认识了他的一些圈内朋友，从他们的谈话中吸收了不少设计方面的观念与施工常识。有时他们为一些环节苦恼，七嘴八舌地得不到结论，在旁聆听的我天马行空地抛出一两个想法，竟能让他们一致叫好。

在当时的业界，盛君被认为是画室内设计透视图的一把好手，只是想法比较保守。他特别喜欢找我聊天，听我大放厥词，因专业设计讲求易施工、好使用、功能性强，我却追求观念的新、造型的奇，思路放在从未体验过的格局。

当时，我干的虽是编辑活，但高中毕业的学历只能占工友缺，薪资非常低。为了多赚点外快，便经常替已成家不愿值班的同事守夜。《幼狮文艺》的办公室离盛君的工作室很近，他经常一下班就来找我，听我从文学、音乐、电影扯到建筑、室内设计，通宵不睡还会眼睛发亮，因为我认为：不同的艺术领域其实都相关，可以彼此连结，互相加分。

过了一段时间，盛君竟然说服他的老板请我到他们公司跟设计师聊天，每星期两次。结果，连老板都觉得我的想法有趣，便把他正要开的咖啡馆案子交给盛君与我全权处理。盛君对我的支持没话讲，嘱咐我尽管乱想，他会负责画施工图，把一切落实。于是，我们闲聊的内容有了明确方向，有时在他的住处，有时在台北几家著名咖啡馆，边观察边在餐巾纸上东画西画，构想愈来愈成熟。

昆明街、西宁南路一直是服饰业的商家必争之地，利润较低的餐饮业则多集中在二楼，因为租金便宜多了。老板选的地点在闹区二楼，楼梯非常窄，空间虽然方方正正的，中央却矗着根大柱子，无论在视觉或使用功能上都是障碍。地方空了很久没人有兴趣，因此租金特别便宜，让老板愿意试试看。

愈难搞我就愈来劲，把柱子的四面墙都贴上镜子，外围圈出一个带喷泉的四方形小水池，再摆上几张情人座，缺憾便成了特色。最里边有面墙给人压迫感，我便找了一大捆麻绳，以绳代笔，在墙面上盘出一大幅抽象线条的壁画，让所有人都为之惊艳。由于房间挑高够，我还在相邻成L形的两面墙中架出夹层，搭上宽大的木板楼梯，让人不但可以上上下下，还能舒舒服服地就地而坐，成为开放性座位。整个空间造型前卫、现代，大家思考取个新潮店名，我却主张叫做“十八世纪咖啡屋”，自以为这也算是一种文艺复兴。

总之，我的所有构想都被盛君及他的老板接受、实现，并在当时的台北造成小小的骚动。开幕那天贵客云集，我所知道的作家、艺术家几乎都到齐了，大家好奇，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除了画插图让人吃惊，还能搞出什么把戏。年轻时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幼狮文艺》的主编痖弦要打电话找人或是写信邀稿，从来不必查本子，抬头问问坐在他对面的我就行了。总之，许多文艺圈人士的电话号码、地址我都能倒背如流，而他们也都成了我邀请的对象。请帖也是我自己设计的，用的当然也是我的插画。

记得那时台北还没浓缩咖啡机，大部分咖啡馆仅供应美式咖啡，十八世纪咖啡屋却已经备有日式塞风壶，用咖啡豆现磨现煮了。咖啡煮得好不好，我完全不知道。开幕那天，我穿着黑色紧身西装，还打上领带，楼上楼下到处招呼。不明究竟的人还以为我是咖啡店老板，殊不知我只是个兴奋于构想能实现的穷小子，连设计费都没挣着。老板说，只要咖啡馆经营成功，就会按月给我吃红，但咖啡屋开幕没几天，我就接到紧急召集令，入伍服兵役去了。一走三年，退役后回到台北，咖啡屋已换人经营，因为有帮年轻人经常霸着位子不走。

十八世纪咖啡馆改名青苹果后，成为台北市著名的狂欢滋事场所。两个一新一旧的名字正代表了两个世代，爱在里面泡的人也换了一批。我也曾想上去一探究竟，但在窄窄的楼梯口伫立半晌，还是怅然离去；之后，就连经过这里也不愿意了。05明星咖啡屋的二三事

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不仅名气最大，还是一个饱富理想精神、浪漫色彩的时代象征。1949年，五位随国民党政府由大陆来的俄国沙皇族裔，因思念家乡食物，与台湾人简锦锥在此合开了“明星西点面包厂”，招牌上的英文是Café Astoria。因糕点精致大受欢迎，隔年在二、三楼增设咖啡屋，四十年间吸引了许多作家、诗人、画家、表演艺术者。

2004年，明星咖啡屋在歇业15年后重新开张，一楼仍供应各式美味糕点，骑楼下却已无诗人周梦蝶的书摊，二楼不见白先勇、席德进、黄春明、陈若曦、陈映真、尉天聪、林怀民等人的身影，三楼也不再是《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台湾文学史上重要刊物的开会、编辑、校稿处。

对我而言，明星咖啡屋纯粹是个解决民生问题的地方，有长达五六年时间，我与内人天天在此吃早餐，有时甚至中餐、晚餐也来报到。当时内人在附近一家进口公司上班，而我的工作室也在拐角的重庆南路一段。而明星咖啡屋虽赫赫有名，却是收费公道、餐点可口，咖啡格外香醇，招牌罗宋汤就更不用说了。最难忘的就是面包附的那一小碟橘子酱，果香扑鼻，口感浓郁，直到现在，我都没在海内外吃过比它更美味的。

刚到《幼狮文艺》上班，我就常来明星咖啡屋拿稿、催稿。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周梦蝶的稿子，小楷笔笔工整、苍劲秀雅；每回郑重无比、用双手捧给我的，正是他那非常著名的《闷葫芦居尺牍》。他写稿之处不是楼上的舒适冷气间，而是马路边榻榻米大小的书架下，坐的是比枕头高不了多少的小木凳。

记得在《家庭月刊》上班时，有天经过明星，看到他的书摊敞开，小板凳却是空的。上了咖啡屋二楼，才发现他在靠窗的小圆桌旁聚精会神地写字，毛笔起落之间，仿佛格外恭谨；看到我，咧嘴一笑。原以为他在赶稿，走上前去，才发现那是结婚证书。“谁要结婚啊？”他也不说，只是意味深长地笑，把那张厚卡纸递过来。我一看就愣住了，新郎是我同事，新娘却陌生。“这是谁啊？”周老笑得更神秘了：“就是三毛啊，她的本名都被大家忘啰！”

那可是我看过写得最好的结婚证书，可婚却没结成。极有女人缘的这位朋友，后来又有两次差点成婚，对象虽不同，却都是台北众所周知的才女。我跟一位小说家两度受邀前往法院当证婚人，可是等啊等的，结果都只有他独自出现，对我们苦笑：“还是冷静一下，过几天再说吧！”

我从未在明星咖啡屋得到创作灵感，倒是看过不少优秀画家的作品初发表。也不算正式展览，就是在泛黄的空墙面上挂画，有时同样作品一挂半年，有时又频繁地更换创作者。记忆最深的就是萧如松的水彩画，笔触轻柔，将乡间景色、百姓居家描绘得诗意盎然，散着淡淡忧愁。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好吞云吐雾，香烟袅袅的室内一有阳光射入便神采焕发，气韵与他画作融为一体，不谋而合。

在这里，当时所有的成名与未成名作家、艺术家我几乎都见过，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小说家黄春明。从某个角度来看，明星咖啡屋的光彩跟我这位老友的传奇性驻扎有莫大关系，只要他一出现，咖啡厅就好像成了他家的客厅。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乐于当他的听众，因为他的故事最多，表情、肢体语言最丰富，简直就是天生的说书人。

让我特别怀念的还有小说家子于。长春大学矿冶系毕业的他，本来于辽宁本溪煤矿任职，1948年来岛后于台北建国中学教数学，五十几岁才开始写他东北家乡的故事。他永远坐在明星咖啡屋的同一张桌上写作，而且几乎从不改稿，无论短篇、中篇、长篇，都是先想好一小段才落笔，字迹细小工整，厚厚一叠稿子就像是已经印好的。

子于的中篇小说《高粱地里大麦熟》在《中外文学》杂志连载时，就深深触动了我，描写手法新颖、格外引人入胜。可惜的是，他从来没有成为文坛焦点。我很尊敬他，每次都会特别跟他聊两句。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桌面又是一大叠填得密密麻麻的稿纸。“又有新作啦？是长篇吧？”听我这么问，他忍着笑意，却挡不住得意：“是部黄色小说……”照年代判断，那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书《迷茫——矬巴列传》。该书出版5年后，子于就往生了。

跟明星咖啡有关的记忆大多愉快，有一次却非但不愉快，还心如刀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离开《汉声》杂志，在《家庭月刊》工作，正处于摄影创作旺盛期，彩色、黑白都拍。出门工作，胸前总挂两架相机，遇到好画面就先用装彩色胶卷的那一架捕捉，之后再拍黑白。所以，同一个场景，彩色的快门机会都比黑白好。每逢讲座，我就携带一部幻灯机、两支片盘，里头装着我最好的160张彩色透明片。

要去新竹清华大学演讲的前一晚，友人在我家过夜。火车站与他的上班地点都在明星咖啡屋附近，所以我们就从家里坐出租车来明星吃早餐。一路聊性甚高，下车时竟忘了放在前座司机身边的幻灯机与片盘。几分钟后惊觉，出租车早已不见踪影。我跟朋友在明星打电话报警、通知广播电台，请认识的报社朋友发布消息，只要把东西还来，必定重赏。

演讲当然是取消了，我傻在明星咖啡屋等消息，从早到晚六神无主、食不知味，仿佛天都塌下来了。一连好几天我拍不下任何照片，每当拿起相机就痛苦万分，感觉自己已失去了此生最好的作品。最后能够重新走出来，是决定从此以后只拍黑白，就当自己从没拍过彩色照片，才能断绝对那些心血的思念。

法子很管用，此后我专心拍黑白照片，倒也发现，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仍然持续诞生。06约会在绿洲

近40年前，我与当年的女友、现在的老伴谈恋爱时，最常相聚的地点，就是高雄的一家西餐厅。那时我在海军服兵役，运补舰停靠之处是高雄港13号码头，走几分钟就是最热闹的盐埕区。位于新乐街与七贤三路交叉口有家绿洲西餐厅，门面小小的，十分幽静，可以让我俩享受几个钟头的罗曼蒂克。

每次去我都点最爱吃的香烤墨鱼，咸甜交杂的酱汁非常特别，与食物融合出一股特殊的香气。女友则是喜欢外酥内润的煎猪排，以及用小锡箔盅烤的洋芋泥。那时供应的都是套餐，一道汤、一个主菜加配菜，任选面包或白饭，最后再来杯香醇的咖啡。

那个年代，谈恋爱可是需要极大热忱的，没手机、互联网，就靠写情书。见个面，用“排除万难”来形容也不夸张。她在台中念大学，我在各海岛巡回，正常情况是两三个月见一次，约会时间无法预料，因为舰艇何时出发、何时靠岸都是机密。她在课堂、我在营区，回港休假时，写信通知来不及，电话打到学校，若非紧急情况，根本没人理。

最快的方法，就是上岸后立刻去电信局发电报。年轻时的老伴十分温顺，对我总是言听计从，会逃课搭几个小时火车从台中赶来高雄，有时因缘不足，还会扑空。我告诉她，一下火车就去看旅客留言板，我会在上面注明，从几点到几点在绿洲西餐厅等她，来的时间不凑巧，我就得先回营。

有一回可是惨啊，她晚上才能抵达高雄，电报通知我，找好旅馆便会留言。隔天早上从营房冲去火车站，一见留言板便傻了，通常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已被工人擦掉，好让当天旅客使用。我按捺焦急，细细扫描黑板的每个角落，看能不能在残留的粉笔印中找到那与众不同的笔迹；发现左下角边缘有个模糊的“瑶”字，才确定她已经来了。

但是，下榻在哪儿呢？站在火车站出口，我环顾四周，试着从那一块块用油漆写在铁皮板上的旅馆招牌，判断她会单身黑夜地往哪处去。大不了一间一间找，最有可能的就是看起来朴实、安全的环境。还好问到的第二家就是了，敲开房门，女友睡眼惺忪，浑然不知我一个早上心急如焚，有如在炼狱走了一遭。

绿洲西餐厅是我自己闲逛时发现的，那时，只要船靠岸，我就会躲到那儿，享受一会儿独处的时光。对我而言，每个地方都有特殊的味道和声响，哪怕视觉印象在脑海中早已烟消云散。记忆中，绿洲西餐的椅背很低，不像某些咖啡厅有高背椅，人一进去就可以躲起来，消失在空间之中。在那儿只能端坐，但独自一人，我就陷入自己的世界。

这里的音乐最特别，只播放美军电台的节目，随时都在放送最新排行榜的歌曲，与美国同步。想到这里，我的脑际就浮现《雨和泪》（Rain and Tears），这首歌在排行榜待了蛮长一段时间，因此经常能听到。曲子以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部分旋律为基础，是流行音乐改编自古典音乐的成功例子，演唱者是来自希腊的“爱神之子”合唱团，带着幽幽的伤感，特别契合那个阶段的我。恋爱虽然如此甜蜜，但没有夹杂着一点忧伤，就好像少了些滋味。

平日在海上只能喝到即溶咖啡。我总是随身备一罐细粉末的雀巢咖啡、一罐奶精，为了便宜都买大包装，喝到最后，都走味了也舍不得丢。那个年代不讲究赏味期，能提神就好，况且，在海上吃什么、喝什么都有海风、海水的咸味。后来才知道，咖啡豆在船运期间会吸收海的气息，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奇特的风味。

产自印度、有“季风咖啡豆”之称的风渍马拉巴咖啡就是个中代表。制作方法主要是借重大地与海风的交互作用，风味复杂而独特，烘焙后带有辛辣焦糖味，口味浓重的人特别欣赏。早年印度咖啡要从马拉巴海岸运往欧洲时，必须依赖船只运输，抵达欧洲往往已是六个月之后。咖啡豆在漫长的海运过程中，受到海风、季节风的吹拂，在风味特性与颜色上产生显著变化，风渍马拉巴精品咖啡豆就这么诞生了。

咖啡再难喝，也都有一股迷人的味道，挑动人的神经，让你进入一种悠然的境界，驱使你走上思考之路。跳脱现实条件给人的局限后，再难过的事都变得稍稍能够忍受。有时在海上喝咖啡，船的摇晃幅度、频率恰恰好，真会让人有回到幼儿时期、在母亲怀中汲乳的幸福。当然，遇到惊涛骇浪，咖啡泼满一身、嘴巴烫到起泡的情况也不是没发生过。船上的任何器皿都是打不破的，人人一个大钢杯，打饭、盛汤是它，喝咖啡也是它。

退役之后到台北上班，我和内人就再也没去过绿洲西餐厅。为了写这篇文章，试着上网搜寻，惊喜地发现它依然存在，而且打起了“50年代美军第七舰队怀旧老店”的名号，成了一处高雄人的乡愁代表。从前我就好奇，这家小馆貌不惊人，为何却如此时髦，专播西洋歌曲。现在才晓得，它是应驻台美军与眷属的需要而开，难怪餐点如此正点，在台北没见过的菜色都有，咖啡也有当年高雄地区难得的香醇。

在网上提到这家餐厅的人，早年都没去过，而早年去过的人们，如今已不知在何方。没想到，我这个在高雄当兵的宜兰人、内人这个在台中读书的台南人，却老远地来到高雄，跟它结了这么一段缘。

我跟老伴决定，下回到高雄，第一件事就是到绿洲西餐厅去坐坐。07坑洞里的发霉咖啡

在家乡小镇，我从孩提时代就会三不五时地听到，某某人抽到头签，成天都在发愁。对刚满二十岁的大男孩来说，服兵役是一等一的人生大事，而所谓的头签，就是抽到的服役之处在金门或马祖等地。在一边天天喊“反攻大陆”、一边天天要“解放台湾”的那个年代，外岛相当于“前线”，炮弹你来我往，危险性大大高于本岛。轮到我抽签的时候，打开签条便心中一沉，是海军，除了得去外岛，还要在海上漂泊。

新兵训练中心在高雄左营，天还没亮，我与同乡们就在头城火车站的月台等候。火车几乎站站都停，从台湾东开往台湾北，再到台湾南，依次接走每个该当兵的年轻人。大家在类似货车的、黑蒙蒙的车厢里，从天黑坐到天黑，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饿得手脚发软，才下车就听到异常严厉的呵斥、威胁，人人顿时被恐惧笼罩，时时刻刻担心着自己会触犯军法。营房的屋顶、墙壁都是铁皮，分配好床位后，我躺下来望着窗外。月亮那样皎洁，为何我的心里却暗如深渊？

几乎就在累极睡着的同一秒，恐怖的哨音凌厉地响起，班长宣布，五分钟之内到操场集合，迟到的罚跑操场。大家惊慌地摸黑行动，碰撞之声此起彼落，还有人吓得掉下床来。什么事也没，就是下马威，班长要让我们学会警觉、尽快去除老百姓的惰性。半个小时后回到铺位，一片鸦雀无声，接着便响起压抑的啜泣声，有些人蒙着被子哭，有些人默默掉泪。第一天就这么苦了，接下来的三年可要怎么熬啊？在此两个月，历经各式操练，每天的情况都只能用虚脱、紧张四个字形容。咖啡想都不敢想，连它是什么味道都快忘光了，天知道我以前每天至少都要喝一到两杯的！

第三个月开始，大家按兵种分开训练，轮机班、船帆班的人都不少，我们这些讯号兵却是每个单位只有一两个。要背一大堆旗号、要会摩斯密码、要会操作无线电，那本厚厚的、半个枕头大的作战通讯手册根本不敢离身，每天抱着拼命啃，才有可能通过各项考试。

从早到晚都在上课，好处是不必操练，比起别人可是轻松多了。我在福利社买了咖啡粉，每天冲一杯，还趁老师讲课时在下面偷偷写诗。休息时也写，用钢杯泡上满满一杯咖啡，喝完又泡、喝完又泡，仿佛喝进多少咖啡，就能化出多少钢笔墨水。见到通讯手册上海军总司令的名字，觉得那个“玺”字很不错，相当少见，便拿来当笔名。之后，我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新诗与短篇小说，具名都是阮玺。拍照之后，当文学家的念头打消，儿子出生，便把笔名给了他。

被分发到高雄旗津的小艇队后，讯号专长用不上，我成了往返总部与小艇队之间的邮差，日子过得舒服极了！每天轻轻松松地背着公文袋到左营领取信件，若没紧急公文，我就在外面逛到傍晚，钱都花光了也没关系，回营就有饭吃。制服的长裤与蓝色牛仔裤相仿，上衣是浅蓝色，只要把兵籍名牌从胸前一卸、水手帽摘下放口袋，看起来就跟老百姓没两样，不会引人注意。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打发，除了看电影、逛书店，高雄闹区的每家咖啡馆我都光顾过。没一家可跟台北比，煮的咖啡都不好喝，可在沙发座上端着瓷杯，让我觉得一点也不像在当兵。

悠哉的好日子不到半年，我们的小艇队跟驻防金门的另一个队互调。那真是一个庞大的军事移动，就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一大片黑压压的小艇陆续开进巨大的运补舰船腹，所有士兵都像货物一样挤在船舱里。风浪很大，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会吐光，有的人甚至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在金门驻扎的营区很绝，是个岩石中挖出来的大坑洞，高的那头是陆地，低的那头是汪洋，洞里除了我们就是小艇。营区与海水之间有个水闸，闸门一开，小艇便可驶上海。主坑道供运补大卡车行驶，从陆地一直开到小艇停放处才卸物资。所有铺位都在侧坑的斜坡上，比山低、比海高，潮气之重令人难以想象。棉被没有一天是干的，很多人还因此得了风湿病。我因为靠主坑道的通风口最近，状况还不错，可我的咖啡就不行了，开封的第一杯还香，过不了几天就开始有霉味，之后渐渐结块，得先用筷子、汤匙戳一戳，捣散之后才能冲泡。喝起来一点也不像咖啡，却又舍不得丢。

每人一个装衣物的小木箱，平时放在床下，拖出来可当凳子，就着床铺看书、写字。我的木箱除了一套便服、好几本书，还有一玻璃罐咖啡粉、一纸盒方块砂糖。老士官们无一例外，总是在木箱外加装好几道锁，仿佛里面除了毕生拥有的一切，还藏着对大陆亲人的思念。

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隔一阵，四处巡回的文工队就会来放电影。大大的银幕拉在坑底与水线之间，银幕下方映出成排成排的小艇轮廓。坡道就是观众席，大家或盘腿而坐，或撑着上半身斜躺，都不会挡住彼此的视线。电影内容我一部也记不得，却永远忘不了那小艇轻晃的节奏，和那反射在头顶与两侧岩壁的迷人光影，千变万化、随着剧情灵动。那时我的手中必有一钢杯的咖啡，哪怕它已发霉，仍令我深深陶醉。08家的延伸

有二十多年之久，我的早餐几乎都是在咖啡厅解决。那年头还没便利商店，不想拎包子、馒头、饭团去公司的上班族，最常去的就是烧饼油条店、清粥小菜摊，或是在环境较舒适的咖啡厅里享用果汁、土司、荷包蛋、火腿、培根。我经常选择后者，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最后上的那杯咖啡。此外，咖啡厅里空间宽敞、桌子干净，特别适合赶稿。许多地方还供应简餐，中午、晚上都有。

说到赶稿，压力最大的时期，就是在电视公司做纪录片的阶段，每两周负责一集，除了出外景、导演、剪辑、配乐，还要写三十分钟的旁白。出完外景，通常会在剪接室先忙个三四天，最后必定通宵达旦，天亮了还得赶出晚上录音要用的脚本。录完就进棚播出，任何环节都不能有差错，以免节目开天窗。

照惯例，我总是浑身烟味、撑着熬过夜的沉重脑袋来到公司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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