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文杰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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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还是明主：黑白隋炀帝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暴君还是明主：黑白隋炀帝
作者： 戴文杰
排版：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
ISBN：978-7-113-23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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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历史者，无以图未来作者简介
戴文杰
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公务员，来自孔孟之乡，喜从历史深处挖掘材料，探求新解。著有《秦亡汉兴三十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作者QQ号：601845969代序
杨广像（唐·阎立本 绘）
杨广：是千古一帝还是无道之君
历史，并不是一些偶然的事实，迷途骑士漫游事迹之聚集：他们各自为战，做无目的的挣扎，在他们的一切努力里，看不出任何效果。历史的发展是合乎理性的，各事件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
——黑格尔
在中国，杨广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也是最知名的帝王之一。他一生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四年身份是隋朝皇帝，年号“大业”。对于他一生的事迹，如平定江南、诡计夺权、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创立科举、修订律法、搜编书籍、降服突厥、开发西域、三征高句丽等，如今已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杨广在江都宫变中被叛军所杀。几乎从那一刻起，围绕他的各种争论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当年五月，隋朝洛阳留守政府给他上谥号“明帝”、庙号“世祖”，两者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评价。而同年九月，刚建立的唐政府只追谥他为“炀帝”，这又是完全消极、负面的评价。谥号一明一炀、庙号一有一无，代表着当时官方对杨广一生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那么，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哪一种较为合理呢？
其实，上述两种态度都是对杨广比较客观、合理的评价，因为“明”和“炀”在杨广身上都有明显体现，他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只是其一生行事过于丰富多彩，性格极尽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绝非一个谥号所能涵盖。而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又没有一个皇帝同时拥有两个截然相反谥号的先例。所以，隋朝洛阳留守政府和唐政府，一个作为隋朝国祚的传承者，一个作为大隋王朝的埋葬者，分别站在颂扬杨广一生政绩、作为和汲取其亡国破家教训的立场上，在给他选定谥号时就只好各取所需了。纵观杨广一生，尤其是他当皇帝的十四年间，上述两方面体现都十分明显，也就不存在如何取其主要方面的问题。在评价杨广这个人物时，将“明”和“炀”结合起来才是全面和完整的，否则两者取其一，都有片面美化或丑化之嫌，当然也就不甚可取。
那么，杨广在死后的一千四百年中，为何被普遍以负面的“隋炀帝”相称呢？
这其实涉及对杨广评价的历史变迁问题。在杨广被杀之后，隋朝洛阳留守政府只是昙花一现，只坚持了四个月，就被王世充发动政变而架空了。次年（619年）四月，王世充又进一步篡隋自立，国号郑。郑是一个短命政权，其控制范围仅限于洛阳及周边一带，于621年五月被唐军所灭。此后，唐朝相继消灭群雄，重新统一中国。十余年后，唐编纂完成了记载隋朝38年历史的《隋书》。在其中，杨广被有预谋地冠以“隋炀帝”之称，而且被刻画成一个典型的暴君形象。
郑灭亡时，“隋明帝”称号尚未被广泛接受，而《隋书》编成之后，当然更不会再有人肯为它续命，也只能任其湮没无闻了。相反，杨广的“隋炀帝”称号和暴君形象，则由《隋书》起步，后来又经过《北史》《资治通鉴》《隋史遗文》《开河记》《隋唐演义》《说唐演义》等正史典籍和演义小说重加渲染，流传后世一千四百年，日渐深入人心。
其实，《隋书》对杨广的抹黑还只算是初级“黑”，《北史》中关于隋朝的部分几乎全部照搬《隋书》，影响也不大。真正对抹黑杨广推波助澜的，其实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与《史记》合成“史学双壁”，其作者司马光与司马迁也合称“史学两司马”，《通鉴》的整体水准应该是相当高的。但它整体的高质量毕竟掩盖不了某些章节上的瑕疵。尤其是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所秉持的目标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神宗语），是利用历史来劝鉴后世帝王的。而杨广恰恰是亡国之君，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典型反面教材。于是，司马光就对这段历史（尤其是关于杨广本人的）进行了刻意歪曲。
从此，正史对杨广的抹黑，就从《隋书》《北史》的初级“黑”，升级到了《资治通鉴》的高级“黑”。
当然，《资治通鉴》毕竟是正史，即便司马光有意歪曲一些人物或事件，也还保持史学家的严谨、真实精神，并不敢凭空捏造，随意杜撰。但到再后来的《隋史遗文》《开河记》《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因为作为文学作品，可以进行艺术性的夸张、虚构，杨广的形象便进一步由高级“黑”，变成了超级“黑”。
当然，抹黑之路并非毫无止境。自20世纪以来，人们对杨广又开始了一个“漂白”的过程。对杨广的认识和评价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向，人们力图纠正传统正史、小说、传闻等施加给杨广的污蔑和不实之词，将其还原为一个血肉丰满、性格复杂的历史形象。这不仅在历史学界，而且在文学小说、影视创作等领域，甚至在普通大众之中，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
与此同时，对杨广的评价也五花八门、蔚为大观：有的人将其认定为成就卓著的千古一帝，有的人则认为他是劳民伤财、荒淫无度的独夫暴君，还有的同情其缔造千秋伟业的抱负和雄心，而哀叹其作为亡国之君的悲惨下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皇帝处于这种尴尬的局面：既在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取得辉煌成就，最终又因这些成就国破家亡，而且在一千四百年后仍不能被盖棺定论。这可能正是作者对杨广这个人物怀有浓厚兴趣的一个原因。
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同时对自己的历史充满了热爱和敬意，尤其注重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镜，反照自身，以明得失。当然，历史的解读和价值都是多维度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的主角杨广，一生事迹极尽丰富。相信各位读者在本书中，也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收获。第一章夺宫“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我梦江南好
等这倒霉的旅程一结束，可怜的隋炀帝就只剩十八个月可活了。谁也不曾预料，有朝一日，他的牙齿将从墓中挖出，摆进展览馆中。
大业十二年（616年）秋，48岁的杨广身在洛阳，与大臣们就最后一次江都之旅爆发了严重分歧。因为事隔久远，他基于何种考虑要故地重游，几乎已没人能说得清了。但大臣们还依稀记得，那时的局势很不乐观，举国上下狼烟四起。名目繁杂的叛军多如星火，各自占山为王，相互攻伐不已，河北、山东等地的盗匪尤为猖獗。在河北，匪盗头目张金称率军攻陷平恩县后，只一个早上就杀了一万多人。之后，武安、巨鹿、清河等县也相继失陷了。太原附近，潘长文将军的部队也在与敌交锋。对方据称有十万兵马，由一个名叫甄翟儿的头目任统帅。官军在力战之后被击溃了，潘将军当场阵亡。
国家一有动乱，朝廷就往南跑。三百年来，这已成了惯例。皇帝被叛军吓怕了，他的精神也不好。
杨广此次南游是否真被叛军所逼，谁也没有确定把握。不过，说他精神欠佳倒是属实。以前，他似乎有着用不完的旺盛精力，对许多新奇事物充满了兴趣。他时常带领满朝文武和几十万士兵，在东起辽东、西至青海、北抵大漠的广袤地域内奔波，乐此不疲。但自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失败后，他很不幸地患上了失眠多梦症，夜晚时常被噩梦惊醒，有时得由几个宫女摇抚着，才能安睡。后来为各地的叛军所扰，他的精神状况更不如前了。
不久前，东都大业殿发生了一次火灾，杨广当时精神恍惚，竟以为是盗匪闯入，吓得惊慌失措，连滚带爬躲进了草丛，直到火被扑灭才现身。还有一次，两只形貌似雕的大鸟于夜间飞入殿内，直至黎明方才飞走。史官们对此惊诧不已，谨慎地将其载入史册，而他却心不在焉，丝毫未予关注。
其实，大臣们对此次南游争议颇大，连杨广本人也疑虑重重，犹豫不定。年近八十岁的苏威时任纳言，兼开府仪同三司，就是一名坚定的反对者。早在来东都之前，他就曾小心翼翼地提醒皇帝：“如今盗匪不息，士卒疲惫，陛下应速返西京，巩固根本啊。”“嗯，你的意见很好。”杨广回答道。
另一位宰相右卫大将军宇文述见他语气不够坚定，随之提出了变通意见：“随驾官员的家属多在东都，陛下不如先顺道过洛阳，再由潼关入西京。”“好，朕会采纳的。”
于是，杨广没有带领众臣返回西京，而是先转道去了东都。那里本来有供他巡游江都的龙舟，但前不久已毁于战乱。杨广在了解情况后赶紧颁布了一道诏令，令江都通守王世充再造几千艘，并要求新船的规格比以前更大一些。
在新龙舟造好之前，杨广一步都没有离开东都，连元旦也是在那里过的。当时全国有近二百个郡，按照惯例，每逢元旦各郡都该派朝集使前来，给皇帝进献方物。但这次，竟有二十几个朝集使未到。杨广据此推断，全国的叛乱已经相当严重，以至于阻断了他们的进贡之路。南游前夕，他专就此事向大臣们咨询。“叛军正在减少。”宇文述毫不犹豫地答道。“比过去少多少？”“不到以前十分之一。”
宇文述明显是在说谎，然而不出预料，却能很好地迎合圣意。他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在何种情形下揣摩皇帝喜欢听哪些话，早已是轻车熟路。在盗匪问题上，他很清楚，杨广宁愿自欺欺人相信眼下局势依然大好，也不愿接受残酷的现实，所以他便在皇帝面前竭力掩盖问题的严重性。但这次，杨广对他的回答竟未置可否，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转眼看见苏威躲在后面，也问他相同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不主管此事，所以不得而知，只是，盗匪已日益迫近。”
苏威也熟知杨广的脾性，而且有时他曲意逢迎的本事比宇文述更为出众。但眼下他却一反常态，冒着极大的风险想让皇帝了解真相，直面现实，而不是继续陶醉于自己编织的美梦之中。“何出此言呢？”杨广表示不解。“盗匪以前在长白山，现在已抵达汜水……”说到这里，苏威突然将话锋一转，又继续说道，“皇上违背诺言，继续征兵不止，盗贼怎么能平息呢？”
苏威所称杨广违背诺言，是指几个月前他曾承诺要让士兵们休养生息，不再劳民伤财，对远在辽东的高句丽枉动干戈。但这是他被强大的突厥人重重包围、身陷绝境时的违心话，是用来招揽军心、鼓舞士气的，对他本人当然没有约束力。实际上，杨广后来果断食言了，一旦脱险，立马就下令征调数万士兵，在毗陵郡大肆兴建离宫。新宫苑共有十六所，占地十六里多，奢华程度远远超过东都。会稽郡本来也有类似的建设规划，只因眼下叛军猖狂，还没来得及落实。
这次苏威显然忤逆了圣意，致使君臣话不投机，草草结束了谈话，也使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尽管如此，苏威仍然不以为意。不久碰上杨广生日，文武百官按例都去献礼庆贺，送的多是珍玩宝器等物。唯有苏威匠心独运，很恭敬地献上了一部先贤治国经验、教训的汇编——《尚书》。很明显，他想借此劝皇帝警醒。
但很不幸，苏威这次努力最终还是徒劳。不久前，他还被杨广亲口赞誉为“国之宝器”，这次是真真切切将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搞僵了。而且，此举还给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良机。事后，有人暗中对杨广进言称：“《尚书》中有一篇是‘五子之歌’。苏威进献此书，其意甚是不逊。”“五子之歌”记述的是夏王太康失国后五位公子悲歌哀悼之事。苏威这次虽然用心良苦，但不但没能使杨广警醒，反而使自己陷于十分不利的处境之中。本来事态发展至此，已经对他非常不利了，但不久之后，当再被杨广问到远征高句丽之事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陛下不用再征兵了，只需赦免各地的盗匪，便足有几十万人。他们因为遇赦而高兴，定会竞相立功。”
这又是一番暗讽之语。但杨广竟未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也或许是他因心虚而刻意自我掩饰，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朕御驾亲征都无功而返，靠这些鼠辈，又怎能济事？”
时任御史大夫的裴蕴，也是苏威的政敌，而且在朝中的地位与他不相上下。他当时敏锐察觉到了杨广的不悦之意，一等苏威离开，便乘机上前进言道：“苏威真是太不恭敬了。天下哪有这么多盗贼？”“这老家伙奸佞至极，竟敢拿盗匪吓唬我。朕暂且忍耐一下，日后一定要打他嘴巴。”杨广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乖巧的裴蕴领会了圣意。几天后，他授意河南人张行本上奏，称苏威曾在朝中滥授官职，而且在与突厥人作战时出于畏惧，曾要求返回京师。张行本的奏疏被如期传到了杨广手中，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苏威的仕途就此被彻底葬送了。
接下来，按照皇帝的旨意，苏威接受了一套严格的司法审查手续，镇压叛军和皇帝的行程问题都被暂搁一旁。审查的结果是，苏威遭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因此被剥夺了官爵，革职为民。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而在继续发酵。后来有人又补充了一条：“他还曾勾结突厥，图谋不轨。”
更糟糕的是，此案因是裴蕴主审，新的指控使苏威罪加一等，变成了死刑。很多年后，他的儿子苏亶又重温了父亲因言获罪时的情景：老人伤感不已，却无力为自己申辩，只是一个劲地伏地叩头，悲伤地说道：“臣侍奉先帝和陛下三十余年，精诚所至，不能感动皇上，真是罪该万死！”
在远征高句丽、镇压叛军和皇帝行程等问题上，苏威虽屡屡忤逆圣意，但杨广心知他一心为国，并非有意诽谤朝政，只是其政敌想趁机落井下石，置他于死地。眼看着苏威为朝廷效力大半辈子，如今年事已高，却落得如此悲惨境地。想到这里，杨广也有些于心不忍。最后，他还是心软了：“朕怎么忍心杀他呢？”
于是，苏威有幸捡回了一条命。但他毕竟失去了权力，不仅祖孙三代被革职，连之前返回西京的主张也被否决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苏威西返长安主张被否决对朝廷产生的影响，较之他一家失势免官要严重得多。
不久，江都新造的龙舟已经竣工，被送到东都后，又勾起了杨广的南游之意。或者更确切地说，龙舟本就是他为此次南游而造的。当然，这些细枝末节是无关紧要的。比较关键的一点是，宇文述对杨广察言观色，从中揣摩了圣意，不断劝他南游，从而使其他大臣的反对声音湮没无闻。
当时，尽管苏威已经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反对皇帝南游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百官之中主张西返长安的仍大有人在。右卫大将军赵才就是其中一员，他甚至比苏威更固执己见：“如今百姓疲劳，国库亏空，盗贼蜂起，希望陛下返还京师，安抚百姓。”
杨广闻言勃然大怒，立马将赵才交给司吏处治，十天之后才予以释放。但其他人就没有这般好运了。建节尉任宗上书劝谏，当天就被打死在了朝堂上；崔仁象则在问斩前先被卸掉了下巴；还有两人在途中上书，也照样难免一死。经过这一番闹腾之后，尽管还有人心怀异议，但都缄口不语了。
贞观十三年，唐帝李世民与魏征谈及此事时，仍然感慨良多。作为那场动乱的亲历者，李世民的看法与苏威、赵才等人出奇一致，也认为当时杨广应该留在关中。甚至对于他们返回西京之后隋朝的前景，他比苏威、赵才等人更加乐观，认为它根本不会走向覆灭：“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
很多年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更是直言不讳：“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家邦；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
但问题是，杨广当时已经心灰意冷，对拯救王朝失去了信心，根本就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
杨广决议要起驾南游之时，东都除了满朝的文武官员，还有为数众多的宫嫔侍女。她们大多无法随行，都在哭哭啼啼。皇帝此去江都，实际即意味着抛弃两京，以后恐怕就再难得一见了。
杨广当然明白她们的心思，但哪里顾得上呢！他的心境必定满是悲凉与无奈。最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启程了。只是在临行之际，他仍旧强颜欢笑，留下了那首即兴而发的离别诗：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枉然。但留颜色在，离别只今年。混一江表
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生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始终被笼罩在一片浓郁的悲凉氛围之中。他本人以及身边的宫女、随从和大臣们，普遍感到前路未卜，命运多舛。江都的局势与往常一样，充斥着喧哗与骚动。杨广此时意志消沉，精神颓废，对一切熟视无睹。可不少大臣都还记得，27年前，他第一次游江都时是何等精神昂扬，奋发有为。
长江南北的统一，是开皇九年（589年）由隋朝当局完成的。此前近三百年间，江南、江北各有一个政权，长期相互敌对，梦寐以求想吞并对方。江南士人之中，有不少是祖上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辗转流离过去的。他们一直以正统自居，无时不在思恋中原故土，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失地，恢复祖先的荣耀。得益于长江天险的阻隔，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国力强盛时谋划着反攻中原，国力衰弱时则求划江自保。
但他们没料到，统一南北的愿望竟是在敌人手中实现的，这对江南人而言是极不光彩的。三百年前，他们的皇帝第一次被作为俘虏入居江北的朝廷。如今，历史又重演了。开皇九年，20岁的杨广作为隋军统帅，在一班大臣和将领的辅佐之下，率50余万大军渡江南下，不到半年就攻陷了建康（今南京），将江南收入隋朝版图，实现了数百年来无数英雄志士期盼南北统一的夙愿。
由于长江南北长期分裂，很多江南人从未到过北方，统一后对长安新朝廷的统治就有些不适应，相互攀谈时多有怨言。长期以来，江南的确是一片乐土，那里法律宽松，气候适宜，局势稳定，人们不用受战乱之苦，生活富足而安逸。而统一之后，由于正统的优越感丧失了，有些人就感到不平衡。他们习惯了早先的散漫，不适应受法律严格拘束的新生活，与长安朝廷的要求格格不入。
当时，杨广的父亲隋文帝杨坚为此大伤脑筋，在几经斟酌之后，首先寄希望于教化之功。和大部分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一样，杨坚也自幼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即位后倡导道德教化不遗余力。当然，他身边少不了有一批这方面的得力助手，苏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江南初定、民心未附之时，杨坚首先即认定这是他的用武之地。“斟酌古今，助我宣化！”
从杨坚这句评语中，我们能看出他对苏威既满怀期许，又饱含高度赞赏。苏威果然不负众望，奉命以超乎寻常的才华和速度制定了《五教》。然后，朝廷满怀信心地将其颁布到江南，要求当地百姓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要诵读。但清初宰相刘统勋却对此举的效果颇怀疑义。他坚定地认为：“安抚新归附的百姓，应以镇静为要。硬让他们背诵《五教》，不能醇化风俗不说，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使他们滋扰生事。”
刘统勋之语不无道理。就当时而言，隋朝当局的举措显然是失之草率了。江南的贵族和百姓无不视诵读《五教》为奇耻大辱，很多人群起抵制。有的人甚至结伙杀死本地官吏，之后兴奋地叫嚣：“看你还让我们诵读《五教》！”
在那之前，朝廷为了表示对江南百姓的善意，曾答应十年内不在那里收税，并免掉了五十岁以上百姓的徭役。这些也都没获得他们的好感。当有传言声称要将其迁往关中时，他们心中的反感变成了仇恨。
开皇十年（590年），江南接二连三地发生暴乱事件，仅半年就出现了三个皇帝、七个大都督和若干名刺史。他们纷纷举起叛旗，公然反抗长安朝廷，妄图摆脱其掌控。好在他们一直各自为战，没有联合起来，当然也就不是越国公杨素的对手。
当时隋朝名将众多，但没有比杨素更骁勇善战的了。他那套赖以扬名的作战套路，风格独特，百试不爽，尤为引人注目。对此，杨素本人曾自鸣得意地声称：“出军之前，我会借故斩杀几十名士兵。等临阵交兵之时，我先派一二百人冲击敌阵，脱逃者全部处斩，然后再派出一批。”
这样一来，杨素麾下将士在临阵作战时，无不战栗惊恐，奋勇向前，人人怀有必死之心。同时，杨素对随同征战的将士有功必赏，所以虽然有些残忍，将士们也都愿意追随他。
杨素率领这么一支勇猛善战的部队，奉命开赴江南镇压叛乱，不出意料获得了惊人的效果。有一次，他正与敌军对垒，其麾下一位名叫来护儿的将军自告奋勇，率几百艘战船冒险绕到敌后，出其不意焚毁了敌军的大本营。另一员猛将史万岁则带领两千人马跋山涉水，三个月内转战一千多里，作战七百余次，攻克了无数洞落。活跃于江南的多支叛军，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剿灭了。他们的事迹很快风靡大江南北，连朝廷都为之震惊。
杨素就凭着这样的显赫军功，牢固树立了自己的赫赫威名和在朝中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其余百官都望尘莫及。那个时代，杨素是受到隋文帝礼遇，并影响其决策的极少数人之一。直到新皇帝杨广坐稳江山之前，他在朝中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且不可动摇的。
长安朝廷通过强悍的武力震慑，快刀斩乱麻，重新将自身权威伸展到了江南。但暴力虽然可以压制异议和反抗，却不能赢得支持和化解不满。隋朝当局要赢得江南人的好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开皇十年（590年），当时还身为晋王的杨广，就在这种复杂局势之下临危受命，被派到江都，去稳定那里的局势。接下来，他在那里耗费了十年光阴。十年潜伏
杨广在江都的工作，是从整顿文化事业入手的。这当然得益于他的远见卓识。他自幼对江南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致，梦寐以求想一睹江南风物，现在终于如愿了。
谈到公元6世纪的江南文化，佛教的兴盛自然是绕不开的，当时正是佛教各宗派在中土扎根，并大放异彩之时。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当时佛教宗派文化空前繁盛的写照。在江南，佛教的根基已十分深厚，意味着杨广在那里少不了要做一些涉及宗教界的工作。
当杨广一行抵达江都时，江南的乱党多数已被平定，只有少量余孽未息，还在徒劳地做困兽之斗。但无休止的战乱留下了满目疮痍，有待进一步整顿修复。杨广就是肩负这项重任，被朝廷派来江南的。抵达江都之后，他目睹了战乱后的惨淡景象：所经之处遍地狼藉，个别地方还有叛军在负隅顽抗；不少贵族和文化界人士对新朝廷持犹疑观望态度，有些还心怀怨愤和敌视；僧人们流离失所，在残破不堪的寺庙中谋生，大批佛经散落各地。
战乱之后百业待兴，但整顿和恢复工作必须循序渐进。杨广此时年轻气盛，兴趣广泛，尤其陶醉于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被朝廷寄予厚望。在贤妻萧妃和几名心腹支持下，他坚定了信心，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之中。
萧妃出身江南皇室，自幼却是民间长大，性格温和而有教养。作为丈夫的贤内助，她的品格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杨广在她的帮助下，先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吴侬软语，然后聘请一位当地的望族人士从事招抚工作，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没多久，三百多个叛军头目都归降了。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开始为打破南北方在政治、文化上的隔阂而努力。“他必须说服江南人，说他们的新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与其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之人。”崔瑞德对他身负的使命洞若观火。
杨广以整顿和振兴江南文化为己任，在这上面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和精力。鉴于当时佛教风靡一时，因此从当地拉拢一位享有崇高声望的佛界领袖，是很有必要的。杨广心思缜密，早就留心此事了。经过多方物色，他最终确定了一位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天台宗的智剀禅师。而在延请智剀之前，他早已经下令重新收集和誊抄散乱的佛经，在江都也新建了多处道场、佛寺和藏经馆堂，还召集了大批学者，致力于儒家典籍的编纂。“他很得意，自认为功德无量，还写诗自夸。”袁刚介绍说。
年近六旬的智剀禅师，后来被奉为天台宗初祖，当时在江南广有德望。此前，他曾隐居深山长达三十余年，期间只是偶尔受邀出山，弘法传道。当杨广执着地请他出山讲法时，他一连婉拒了三次，最后才勉为其难答应了，但同时也提出了四项条件：“殿下，对于佛法，请别对我期望过高！”“我生性朴直，即便努力克制，也难保不忤逆他人，请勿以世俗规矩要求于我。”“山野之人，素无拘束，若生山壑之念，请允许我去留自便。”“我此行志在弘法，不愿阿世，若不合情势，还请不要见责！”
杨广对延请智剀极为重视，也甘情愿不计代价地付出。他先后多次屈尊延请，恭候禅师的大驾，虽然屡次遭到拒绝，但仍然矢志不渝。当对方终于被其诚心打动，肯应邀光临时，他的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隆重其事，他还特意在江都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斋席，有一千多名僧众应邀出席。“弟子承蒙祖上积善，有幸生于皇家……如今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
初次会晤智剀，杨广极为恭敬地表达了对大乘佛法的崇敬，并赠给了对方一顶天冠。然后，他在禅师面前跪受佛戒，获赠佛号“总持菩萨”。作为礼尚往来，智剀则接受了他恭奉的“智者”称号，后来便以“智者大师”名号著称于世。
这是一场伟大友谊的开始，尽管后来饱受批评与质疑，但还是维持了下来。即便智剀不愿久居江都，旋即离去，晋王杨广仍然不改初衷，以极大的耐心与他保持书信往来。禅师的一名弟子灌顶，谨慎地收录两人的往来信件，共有40多封。杨广在信中言语极为恭敬，自称弟子，丝毫没有王者相加的逼迫口气。
杨广与智剀的这段交往，成为其早年生涯中一段不可忽视、却又难以评断的特殊经历。外界人士的反应，自然少不了热忱的赞颂，但更多却是各种责难和批判。出人意料的是，智剀在六年后圆寂，由此避免了后人更深的误会和猜测。“莲花香炉，犀角如意，均是大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远闻，长保如意。”
智剀是在口述完这份告别辞后的第三天圆寂的。后来，灌顶奉命将其连同禅师的遗嘱一起捎带给了杨广。谁也无法形容，他阅览智剀遗书时的心情是何等沉重与悲痛。事隔多年之后，灌顶又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这位年轻的亲王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远拜大师的灵仪，五体投地，呜咽不止。在那之后，杨广又在天台山设了一次千僧斋，并在一篇《功德愿文》中称：“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
杨广采取这些举措时是心怀至诚的，很少有人怀疑这一点。崔瑞德甚至很肯定地认为，这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但后来，情况就慢慢地起了变化。有人开始怀疑，杨广这样做是为了求取双亲的欢心，因为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和母亲独孤皇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另外，有人还进一步发挥，称从中看出他志向远大，不甘屈居当时身为太子的长兄杨勇之下。
同样是崔瑞德，还观察了问题的另一面：“他有强烈的政治直觉，为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结合起来，以缓和南方精英的反对情绪。”
无疑，这才是对杨广那段经历最为精辟的总结。夺宫之计
江南的局势已经稍有起色，杨广还继续坐镇江都。但那片小小的地方已装不下他日益膨胀的野心。他对未来的期许，首先当然是取长兄杨勇的太子之位而代之，将来成为整个帝国的君主；其次则是坐镇江南，等父亲杨坚驾崩后割据自雄，成一方诸侯，与长兄杨勇分庭抗礼。
当然，究竟前景如何，除了一厢情愿的畅想之外，更重要的还要看他具体如何操作。这其中，最关键的无疑是改变杨坚夫妇的态度。
若论治国勤恳、生活俭朴、清心寡欲，隋文帝杨坚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他是一个苦行僧式的皇帝。他之所以能够养成这些优良品质，并多年坚持下来，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拜独孤皇后所赐。独孤皇后出身名门，是一名虔诚的佛徒，颇有文化和教养，政治直觉也不弱。在这方面，她几乎能与后来者武则天相媲美。但对丈夫和五个儿子影响最大的，却是其性格的另一面。她有很强的嫉妒心。
独孤皇后对丈夫和儿子们要求极度苛刻，还经常横加干涉他们的私生活。他们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责难。但因为她早年与丈夫同甘共苦，清贫度日，杨坚对她一直尊重有加，即便在荣登九五之后，仍然小心翼翼保持着一夫一妻的训条，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用说三宫六院、妻妾成群，杨坚在宫内拈花惹草都难得一遇。仅有一次，他看中了一个朝官之女，忍不住与她发生了关系。但没过几天，消息传到独孤皇后的耳中，那位朝官之女立马就被暗中处死了。
杨坚得知此事之后悲痛万分，独自一人从苑中策马而出，不由径路奔入山谷二十余里，直至大臣们尾追而来。这时，他因忍受不了心中的压抑，失声控诉道：“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几个大臣规劝他道。
即便大臣们如此规劝，杨坚也没能很快恢复冷静。那天他在山谷中驻马良久，夜深时才赶回寝宫。好在天生的谨慎和克制使他保持了必要的忍让，而没有贸然采取不智之举。
杨坚与独孤皇后一共生有五子，长子杨勇不到二十岁就被立为皇储，杨广排行第二，被封为晋王。杨勇是个浪荡子弟，在私生活方面十分不检点，既不具备父亲的优良品质，与母亲的要求也相距甚远。独孤皇后出于母性的关爱，曾为他操办婚事，娶先朝王室之女元氏为妃。但他对元氏竟毫不理睬，继续与其他宠姬打得火热。
云定兴的私生女尤为得宠，她的待遇规格与元妃一般无二。元氏得心疾猝死后，她开始专擅东宫内政，这使独孤皇后大为不满。
独孤皇后的确已经派人在监视儿子们的日常作风，尤其是其出轨言行，杨广自然也在其列。但他从父兄身上吸取了教训，也熟谙母亲的性格与喜好，因而巧妙地避过了监视者的耳目。当几个兄弟还沉溺于胡吃海喝、声色犬马之中而不能自拔之时，他已凭着超越杨坚的谨慎与克制，悄无声息地脱颖而出，在父母和朝臣之中树立了声望。
其实，杨广自幼就比其他弟兄得到父母的更多宠爱。他天生容貌俊俏而不失庄重，这自然是无可挑剔的，更为关键的是，杨坚夫妇从监视者那里还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举止优雅，言语得体，待人谦卑，无不良嗜好；除正妻萧妃外，其余姬妾只是备员；侍从们均年老貌丑，衣着简朴；房屋里的帐幔老旧，琴瑟断弦，布满灰尘。但凡杨坚夫妇派去的使者，无论地位高低，都由杨广和萧妃亲自出门迎接，并摆设盛宴款待，之后还有厚礼相赠。
有这么一个近乎完美的儿子，杨坚夫妇自然由衷地喜悦。尽管长子杨勇早已被立为太子，但在独孤皇后的心目中，他与二弟杨广其实早已有了高低之分。杨广被派往江都任职后，杨坚夫妇令他每年回一次长安。杨勇的正妃元氏猝死于开皇十一年（591年）初，在那个遥远的冬日，杨广恰好身在长安。不久，当他要返回江都，依依不舍前去与母亲辞别时，独孤皇后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伤心地哭了。“儿臣即将去镇守远方，就要和您分别，日后不知何时再来侍奉。儿臣对您的挂念，无时不凝结于心间。”杨广话未说完就匍匐在地，不停地哽咽抽泣起来。“你远在藩镇，如今我又年老，今日一别，如同永别。”独孤皇后也伤心道。“儿臣愚钝，见识低下，虽然一直谨遵兄弟之谊，但不知犯何过失，仍然失爱于东宫。大哥心怀愤恨，屡屡想加害于儿臣。儿臣常被各种诽谤和毒害所扰，一直忧心戒惧，谨小慎微。”“我越来越无法容忍太子了。我为他娶妻元氏，希望兴隆基业，不料他竟毫不理睬，还一味宠爱那个阿云。元妃本无疾病，但突然就死了，还不是他派人投了毒药。但事已至此，我也无法追究，谁知他又对你打这样的主意。”一边说着，母子一边相对而泣。“我如今还在人世，他尚且这样；等我死后，他还不知会怎么欺凌你呢？如今东宫没有正妻，你父皇百年之后，难道你们兄弟要向云氏的孩子叩拜吗？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啊！”太后想到杨广惨淡的未来，已经悲不自胜。
与独孤皇后的对谈结束后，杨广从母亲的后宫出来，心情大畅。通过刚才一番谈话，他已探明了皇后的态度：杨勇的太子之位并非不可撼动。尽管独孤皇后是在无意之间表露意向的，但对杨广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杨广在江都大力培植私人党羽，为自己的未来搭桥铺路。后来官至宰相的宇文述，就在此时成了他的主要心腹，开始帮他积极谋划夺宫之计。东宫易主
宇文述是追随杨广最久的心腹之一。早在杨广被派往江都之前，两人就已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宇文述当时的官职是安州总管。杨广在决定与杨勇夺位之后，为了培植自己的羽翼，特意请求其父杨坚批准，将宇文述调到寿州任刺史总管。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共谋夺宫之计。
按照宇文述的分析，在众多朝臣之中，既受隋文帝信任、又能影响其决策的，几乎就只有杨素一人。因此，杨广要想扳倒太子杨勇，就必须得先打通杨素的关节，将其拉拢到自己阵营中来。
在这件事上，杨广对宇文述言听计从，很快就派他返回长安，去结交杨素的弟弟杨约。宇文述肩负重任，还带着一大批珍玩宝器，回到长安后，开始隔三岔五地邀请杨约畅饮、豪赌。
杨约与胞兄杨素同在朝中为官，虽然权位稍低，但两人关系极好，在朝中共同进退。这次宇文述一再相邀，杨约不便拂逆其盛情，几乎每次都很高兴地前去赴宴。但奇怪的是，即便每次已不胜酒力，但酒后赌博时，他仍能轻而易举将对方赢个精光。渐渐地，杨约意识到了对方是在刻意输财，只是一时还揣摩不透其意图。“这些都是晋王的赏赐，让我与阁下一起玩乐。”宇文述的惊人之语出口，一下子使气氛紧张不少。“这是要干什么呢？”杨约惊诧不已。“您和尊兄杨素功勋盖世，执掌朝政多年，羞辱过的大臣不计其数。一旦皇上驾崩，谁来庇护您呢？现在，太子杨勇失宠于皇后，皇上已有废黜太子之意。那请皇上立晋王为太子之事，就仰仗您了。事成之后，晋王必会感恩戴德，铭记于心。您和尊兄有了新的后盾，地位也就稳如泰山了。”
对于杨约的回复，宇文述已记不清了。他只要确定珍宝被对方照单全收，其他的就无关紧要了。于是，一系列针对太子杨勇的阴谋，开始在悄无声息之中紧锣密鼓地策划出炉，然后付诸实施。没过多久，独孤皇后也参与了进来。她除了在丈夫杨坚枕边煽风点火之外，还投给杨素一笔活动经费，供他策动杨坚废立太子之用。杨素遵照她的旨意，亲自部署了一系列迫害太子的计划。
不知从何时起，针对太子的各种怨言、传闻、诽谤，开始纷至沓来，在朝廷中肆虐疯传。报道来自独孤皇后、杨素和被收买的东宫官吏，几乎无孔不入，很快充斥了整个朝廷，闹得沸沸扬扬。杨坚清楚记得，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有太子的丑闻被爆料出来。
因为事关重大，谁也不敢轻易提出质疑。杨坚尽管生性谨慎，竟也未怀疑事有蹊跷。最初，他还以极大的同情试图理解不幸的儿子，但是众口铄金，加上他本人生性多疑、脾气暴躁，最终还是让负面舆论占了优势。“这个儿子，我早就觉得不能继承皇位了，”有一次，杨坚伤心地对杨素说，“皇后老劝我废黜他，但他是长子，又是我身为平民时所生，我一心希望他能改过，已经忍耐至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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