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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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王朝试读：
内容简介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汉高祖刘邦至汉景帝刘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大帝国，与西罗马并称两大帝国。而到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匈奴帝国战败而向西狼狈逃遁。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直到一千多年后蒙古人的崛起。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而汉朝人也乐于这样称呼自己，“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中国华夏民族的永远的名字。
第一章 刘邦建立西汉
汉高祖刘邦（前256年—前195年6月1日），字季（一说原名季），沛郡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汉族。出身平民阶级，秦朝时曾担任泗水亭长，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称沛公。秦亡后被封为汉王。后于楚汉战争中打败西楚霸王项羽，成为汉朝（西汉）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汉景帝时改为太祖，自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开始，多以最初的庙号“高祖”称之，谥号为高皇帝，所以史称汉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汉高帝。他对汉民族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刘邦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伟大的开拓者之一、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指挥家。
战国时的魏安釐王21年·周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乙巳岁即公元前256年诞生于秦泗水郡（即汉“沛郡”）丰邑县中阳里家中，父母为刘煓和温氏，前面有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刘煓夫妇生完这个孩子以后，感觉不会再生了，故名字为季，人称刘季也。
公元前221年庚辰岁，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帝国，之后刘邦试吏为秦国泗水郡的泗水亭长。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起义，刘邦在沛县响应，参与秦末的推翻暴秦行动。
公元前206年刘邦首先进入关中要地，秦王子婴请降，秦国灭亡。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是四年零三个月楚汉之争，消灭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于二月初三甲午日（即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在定陶即皇帝位，建都洛阳，高祖三年再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
刘邦在位十二年（公元前206年二月—公元前202年二月在汉王位，公元前202年二月—公元前195年五月在皇帝位），从登基后，刘邦一面平定诸侯王的叛乱，巩固统一局面，一面建章立制并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他死后，谥号是“高皇帝”，庙号太祖。“太祖”与“高祖”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最后确定的庙号为“太祖”，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而那时，“皇帝”，并不是个十分好的称号，秦始皇，始皇帝，也就传了两代，人们就认为皇帝是个不好的称号，所以刘邦称自己为皇帝，是要很大的勇气的。最初，惠帝即位尊刘邦为高祖，景帝因为以其父文帝为太宗，故改高祖之号以为太祖。自汉武帝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开始，习惯性的使用初庙来称呼刘邦，后世多沿用之，因此史称“太祖高皇帝”、“汉高帝”或“汉高祖”。
西方对刘邦的评价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瑟，汤恩比评论说：“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太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汤恩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探讨历史时说：“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人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你这一说法，在考虑今后世界问题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汉高祖刘邦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作为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以高度评价的。”
他说：“如果我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希腊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公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的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了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象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的成功的统治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才干。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世界，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
他对未来的展望时说：“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象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一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就是汉朝的刘邦。”（摘自《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和池田大作对话录》）
刘邦之最
毛泽东评论：刘邦是封建皇帝里面最厉害的一个。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的皇帝，但疑心挺重，威严不大，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所创立的汉朝统一长达400余年，刘邦作为汉唐盛世之一的大汉盛世的肇基者，其伟大历史功绩为后世所称颂与敬仰。
刘邦是汉族族名的开创者，经过他的开创以及其后世子孙皇帝的进一步开拓发展，汉族成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族名，汉人成为中国人的代称，汉语成为中国语言的代称，汉字成为中国文字的代称、汉学也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代称。
刘邦是汉文化的开拓者之一和汉文化的保护者。作为楚国人，刘邦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大融合，从而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汉文化，也拓展了多元的中华文明。刘邦消除分裂纷争状态、结束横征暴敛的历史，由统一到马下治理而达到天下大治，开创了雍容大度的政治局面，从而保护了汉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华文明得以传承。
他结束了从夏朝到战国近千年中国奴隶分封制的状态，从而开创了真正的统一时代。
他结束了从周朝东迁到秦朝570多年天下纷乱不止和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历史局面，从而开创了一个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低税率时代。
他结束了秦朝摧残文化打压言论的暴政，开创了雍容大度的政治局面和多元的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
他一统中华，从而开创了具有400多年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汉也成为整个民族的代称，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汉唐盛世也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骄傲的时代。
他由平民登上帝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布衣将相”的局面，结束了“血统贵贱论”，实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神话，成为激励着平凡的人特别是下层人积极奋斗从而不断走向成功的光辉典范。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皇帝，他统一中国，通过消灭异姓王、迁徙六国强族到都城周边加以控制，彻底结束了从夏朝到战国近千年中国奴隶分封制的状态，他制定休养生息政策，结束了自公元前771年以来周朝东迁后到秦朝570多年天下纷乱和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历史。
相关事件
早年经历
刘邦出生于丰县中阳里金刘寨村，和卢绾同年同月同日生，因此两家非常要好。幼时和卢绾一起拜马维先生为老师，在马公书院读书。年龄稍长后，经常逃学，常被老师训斥，但他性格豪爽对人很宽容。他也不喜欢下地劳动，所以常被父亲训斥，说他不如自己的哥哥会经营，日后在统一天下之后，刘邦还拿此事和刘太公开玩笑：“您看我和刘仲（刘邦的哥哥）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
大人们都认为刘邦没有大志，不能治理商业，也不能干活，没有收入。但刘邦依然我行我素。刘邦长大后做了泗水的亭长（亭长是管十里以内的小官），时间长了，和县里的官吏们混得很熟，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刘邦的心胸很大，在一次送服役的人去咸阳的路上，碰到秦始皇大队人马出巡，远远看去，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威风八面，羡慕得他脱口而出“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啊！”
娶妻吕雉
刘邦的妻子是吕公的女儿吕氏，名叫吕雉。吕公和家乡的人结下冤仇后来到了小沛定居，因为沛令和他是好友。在刚刚到沛时，很多人便听说了他和县令的关系，于是，人们便来上门拜访，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刘邦听说了也去凑热闹，当时主持接待客人的是在小沛担任主簿的萧何，他宣布了一条规定：凡是贺礼钱不到一千钱的人，一律到堂下就坐。刘邦根本不管这些，虽然他没有带一个钱去，他却对负责传信的人说：“我出贺钱一万！”吕公听说了，赶忙出来亲自迎接他。一见刘邦器宇轩昂，与众不同，就非常喜欢，请入上席就坐。这次刘邦不但白吃一顿饭，酒足饭饱之后，吕公又将他盛情留下，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刘邦巴不得成这门亲事，征得父母同意之后，便和吕氏结了婚，这就是以后历史上有名的吕后。汉惠帝刘盈就是她和刘邦的儿子，还有一个孩子就是鲁元公主，她嫁给了软弱却孝顺的张敖。
起兵反秦
刘邦以亭长的身份为泗水郡押送徒役去骊山，徒役们有很多在半路逃走了。刘邦估计等到了骊山也就会都逃光了，所以走到芒砀山时，就停下来饮酒，趁着夜晚把所有的役徒都放了。刘邦说：“你们都逃命去吧，从此我也要远远地走了！”徒役中有十多个壮士愿意跟随他一块走。刘邦乘着酒意，夜里抄小路通过沼泽地，让一个在前边先走。走在前边的人回来报告说：“前边有条大蛇挡在路上，还是回去罢。”刘邦已醉，说：“大丈夫走路，有什么可怕的！”于是赶到前面，拔剑去斩大蛇。大蛇被斩成两截，道路打开了，继续往前走了几里，醉得厉害了，就躺倒在地上，后边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看见有一老妇在暗夜中哭泣。有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妇人说：“有人杀了我的孩子，我在哭他。”有人问：“你的孩子为什么被杀呢？”老妇说：“我的孩子是白帝之子，变化成蛇，挡在道路中间，如今被赤帝之子杀了，我就是为这个哭啊。”众人以为老妇人是在说谎，正要打她，老妇人却忽然不见了。后面的人赶上了刘邦，刘邦醒了。那些人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刘邦，刘邦心中暗暗高兴，更加自负。那些追随他的人也渐渐地畏惧他了。
在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陈胜、吴广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陈（现在河南淮阳）以后，陈胜建立了“张楚”政权，和秦朝公开对立。这时，沛的县令也想响应来继续掌握沛郡政权，萧何和曹参当时都是县令手下的主要官吏，他们劝县令将本县流亡在外的人召集回来，一来可以增加力量，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县令觉得有理，便让刘邦的挚友樊哙把刘邦找回来，刘邦便带人往回赶。这边的县令却又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不好控制，弄不好还会被刘邦所杀，等于是引狼入室。所以，他命令将城门关闭，还准备捉拿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闻讯赶忙逃到了城外，刘邦将信射进城中，鼓动城中的百姓起来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大家一起保卫家乡。百姓对平时就不太体恤他们的县令很不满，杀了县令后开城门迎进刘邦，又推举他为沛公，领导大家起事。刘邦便顺从民意，设祭坛，立赤旗，自称赤帝的儿子，领导民众举起了反秦大旗。这一年已经是前209年10月，刘邦已经有48岁了。秦末农民战争中还有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原来楚国贵族的后代项籍【即项羽 项羽字籍】和叔父项梁，他们在吴中（现在江苏的苏州市）起兵，兵力很快达到了近万人。在项梁死后，项羽决定和刘邦一起西进关中。
开始时，刘邦也不太顺利，但经过几次战役，刘邦步步西进，大破秦兵。
公元前207年12月，刘邦率大军到达了咸阳东边不远处的灞上（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献城投降，将传国玉玺亲手交给了刘邦，秦国至此灭亡，共立国15年，47天。
立足关中
刘邦很得意地进入了咸阳城，以“关中王”自居。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刘邦有些留恋起来，准备就此住下，享受享受。樊哙劝他注意天下还没有平定，别忘了秦的前车之鉴。刘邦根本听不进去，直到张良亲自来劝，他这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刘邦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
刘邦到达灞上之后，便召集当地的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得到了民心支持。
项羽在打败章邯，迫使他投降之后，也领兵直奔关中而来。范增劝他趁机除掉刘邦这个对手，项羽就下令准备，要在第二天进攻。这时的刘邦在兵力上无法和强大的项羽相抗衡，他只有十万军队，不可能战胜项羽的四十万精兵。最后是项羽的叔叔项伯“救”了刘邦：项伯和刘邦的谋士张良很要好，见项羽要进攻了，便连夜潜入营中找到张良，让他赶紧走，以免被杀。张良却说不能丢下刘邦，就将消息透露给了刘邦。惊慌之下，刘邦赶忙向张良要计策，张良让刘邦赶紧去见项伯，说明自己没有野心和项羽争夺王位。
刘邦依计约到项伯，说明自己并无称王野心，并于项伯约成儿女亲家。项伯当天夜里就返回了军营，他对项羽说：“因为沛公先行进入关中，为我们扫除了入关的障碍，我们这才能顺利地通过函谷关，沛公是有功劳的人，我们不应该猜疑他，应该真诚相待。”项羽听了，便决定不再进攻刘邦。
第二天，刘邦来到了项羽的军营，只带了樊哙、张良和一百名精锐亲兵。到了项羽的大帐鸿门，当面向迎接他的项羽赔礼道歉。项羽请刘邦入内赴宴，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了刘邦，没有成功。这就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由来。后来刘邦借故离开，回到了大营。
在鸿门宴上，刘邦表现出了极高的沉着与冷静。能够全身而退，除了张良、项伯、樊哙的力保之外，关键是刘邦的冷静与沉着。
鸿门宴之后，项羽便领兵西进，分封各路将军为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是巴、蜀和汉中共四十一县，国都为南郑（现在的陕西南郑）。项羽自己称为西楚霸王，掌握军队最高统帅权。楚怀王熊心被尊为义帝。
楚汉相争
会战项羽
公元前207年12月，刘邦灭秦后在关中称王。公元前206年1月，项籍挥军破函谷关，想消灭刘邦军。刘邦自知不敌，亲赴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谢罪。不久，项籍入咸阳，烧阿房宫、杀秦王子婴。春，项籍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实际却将其发配到了江南，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同时分封18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领巴蜀及汉中地，并故意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意）为雍王、塞王、翟王，领关中地，以扼制刘邦。刘邦只好忍气吞声接受封号，于四月领兵入汉中、并烧毁栈道（用木板架在悬崖上铺成的道路），表示再也无意出兵，以麻痹项籍。项羽亦率军东归。6、7月，齐国贵族后裔田荣不满分封，赶走齐王，杀胶东王，自立为齐王。刘邦乘乱重返关中，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并用计欺骗项籍，使其相信自己取得关中后已心满意足，再也不会东进了。项籍放心去攻打田荣，对西边没有加强防范。11月，刘邦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名为义帝发丧，派人联络诸侯，公开声讨项籍，拉开了4年楚汉战争的序幕。
初战彭城
公元前205年5月，刘邦乘项籍在齐国停留的机会，率领诸侯联军56万一举攻占彭城。项羽闻之，急率轻骑兵3万奔袭，联军被杀十万，溺水淹死十万，刘邦仅率数十骑逃脱，反楚联盟瓦解。
争夺成皋
同年6月，刘邦到达荥阳，一路收集败兵，并派韩信于萧索之间击败了楚追兵，得以端息，稳住了阵脚，遂重整军队，依托关中基地和有利地势与项羽长期抗争。7月，一直负隅顽抗的章邯终于兵败自杀，刘邦解除了后顾之忧；且在逃往荥阳前便派人说服英布反楚，联络彭越扰楚后方；派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攻魏俘魏王豹，破代，灭赵杀陈余。公元前205年冬，项羽发动反攻，围困荥阳，形势十分危急。刘邦用陈平反间计，使项羽怀疑范增，不用其谋，迫使范增怒而归乡。刘邦又派纪信装扮成自己去楚军诈降，乘机逃出荥阳。项籍加紧围攻荥阳，并夺取成皋。
为了减轻楚军对荥阳的压力，刘邦率军经武关、宛（今河南南阳）、叶（今叶县南），想引诱项籍南下。为配合汉军行动，此时韩信也率军到达黄河北岸，声援荥阳。彭越正在进攻下邳（今江苏邳州南）。项籍被迫率军回救，刘邦乘机收复成皋。公元前204年7月，项籍以凌厉攻势拔荥阳，再夺成皋。
霸王别姬
刘邦一面命汉军在巩县一带坚守，阻击楚军前进，一面命韩信组建新军击齐，派人入楚腹地协助彭越进攻雎阳（今河南商丘南）、外黄等地，再次迫使项羽回救。公元前204年11月，刘邦用计再次收复成皋，斩杀了项羽大将曹咎。
项籍在击败彭越后，寻汉军主力决战不成，屯兵广武（今荥阳北）与刘邦形成对峙。不久，韩信在潍水之战中歼灭齐楚联军，完成对楚侧翼的战略迂回，又派灌婴率军一部直奔彭城。项籍腹背受敌，兵疲粮尽，遂与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公元前203年10月，项籍引兵东归。
楚、汉订盟后，刘邦本想退兵，在张良、陈平提醒下，下令全力追击楚军。公元前203年11月，两军战于固陵（今淮阳西北），项羽小胜。公元前202年1月，刘邦以封赏笼络韩信、彭越、黥布等，垓下一战重创楚军，逼项籍自刎于乌江（今安徽省和县境），终于结束了为期4年的楚汉战争。
四面楚歌
公元前202年1月，刘邦、韩信、刘贾、彭越、英布等各路汉军约计70万人与10万久战疲劳的楚军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展开决战。汉军以韩信率军居中，将军孔熙为左翼、陈贺为右翼，刘邦率部跟进，将军周勃断后。韩信挥军进攻，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前军先诈败，信引兵后退，命左、右翼军包抄攻击楚军后部步军。楚军久战疲劳后军迎战不利，汉军将楚后军与项羽前军骑士分割两半，韩信再指挥全军反击，楚军大败，阵亡四万余，被俘两万，被打散两万，仅剩不到两万伤兵随项羽退回阵中。后楚军退入壁垒坚守，被汉军重重包围。楚军兵疲食尽。韩信命汉军士卒夜唱楚歌，歌云：“人心都向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致使楚军士卒思乡厌战，军心瓦解，项羽只有率800人突围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境），这时项羽身边只剩下28骑了，一亭长愿带项羽逃至江东重振霸业，遭项羽拒绝。项羽带着28骑大战汉军，最后全军覆没，项羽不愿被俘受辱，于是在乌江自刭而死。刘邦于是还至定陶，驰入韩信军中，收夺了他的兵权，后改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邳州市东）。
建立汉朝
在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兑现了先前的诺言，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越王。受封的韩信和彭越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赵王张敖以及长沙王吴芮共同上书刘邦，请他即位称帝。刘邦开始假意推辞，韩信他们说：“大王虽然出身贫寒，但能率领众人扫灭暴秦，诛杀不义，安定天下，功劳超过诸王，您称帝是众望所归。”刘邦顺水推舟地说：“既然你们大家都这样看，觉得有利于天下吏民，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
即位的同年6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刘邦的总结确实说对了，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后来，刘邦定都长安是因为一个叫娄敬（因被赐姓刘，又称刘敬）的士卒的提醒，娄敬从山东赶来见刘邦，说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周朝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周朝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到关中定都，这样便可以在秦地固守险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张良同意娄敬的建议，他说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刘邦听了表示同意，于是很快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巩固皇权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他在设盛宴招待英布等大臣时，曾经对在场的父亲太公夸耀说：“原先您老经常说我没有赖以生存的赚钱之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无赖“即不会赚钱养家，许慎曰‘赖，利也’。”无赖“即无利入於家也”），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现在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也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
第一个让他不放心的就是在各地的异姓王。他们都有兵将，有的还有三心二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其他将领，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止，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刘邦从做了皇帝，到最后病死，中间有八年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了解决这些让他不放心的问题。
他先收拾的是韩信。在公元前201年，即高祖六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问怎么办，大家说发兵讨伐。但陈平却反对，他说楚国兵精粮足，韩信又善于用兵，发兵很难取胜。他建议刘邦以巡游云梦为借口，让各诸侯王都到陈县（现在河南淮阳），到那时韩信一定会来，然后再抓他问罪。刘邦依计行事，果然将韩信抓住了。韩信听到对他的指控，大声喊冤：“古人说的果然不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也早就该烹杀了。”刘邦将韩信押到了洛阳，但又没有明确的证据，便释放了他，但降成了淮阴侯。这使韩信怀恨在心。
第二年，韩信谋划让陈豨在外地反叛，使刘邦亲自前去平叛，然后自己在都城袭击太子和吕后。但还是事情败露。吕后采用了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骗入宫抓捕，最后被斩于未央宫钟室，留下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
除了韩信，其他诸侯王如彭越等人也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
对于其他将领，刘邦也颇费心机。开始，刘邦先是分封了萧何等二十余人官职，但众将领因为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刘邦就没有封官。一次，在洛阳南宫，刘邦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怕他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自己曾经想将他杀掉。张良听了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更不用着急了。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当场命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张良的计策果然奏效，众将的心都安定了。
对于六国的后裔，刘邦则将他们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消除了后顾之忧。
关于丞相的过大权力，刘邦通过把萧何下狱来打击削弱相权。在刘邦平定了黥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是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刘邦一听就恼了，硬说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借百姓之名为商人牟利。刘邦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有大臣问丞相犯了什么罪，刘邦却为自己狡辩说：“原先李斯做秦国的丞相，凡是功劳都归始皇，不好的事都由自己承担。但现在丞相萧何却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替他们求我开放上林苑，刁买人心。因此要治他的罪。”通过打击元老功臣萧何，刘邦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将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在巩固强化皇权方面，刘邦也是想尽了办法，一是通过尊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二是通过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这两件事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经历了春秋和战国长期的混乱之后，又经历了短期的秦朝统治，再加上秦末战争，这使得人们心中没有忠君的观念，还保持着战国以来就形成的“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思想，这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刘邦通过尊重父亲来教育大臣和百姓遵循礼法，尊重长辈，效忠君主。
刘邦和父亲刘太公在一起住，为了向大家表示他孝顺，每五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他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主人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
等刘邦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刘邦行礼机会。刘邦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刘邦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刘邦很崇尚孝道，称帝后将父亲刘执嘉接到皇宫居住，封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在皇宫生活日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丰邑城生活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现在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才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一座新丰城，又将丰县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邑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
第二件事是对同母异父兄弟季布和丁公的处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两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丁公听说了，就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刘邦抓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籍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文治天下
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之后，刘邦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
在政治上，刘邦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刑法。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便立即废除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在平定天下后，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这是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刘邦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法律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在经济上，刘邦废除秦朝苛法、豁免其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解放生产力，“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同时鼓励生育，扩大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抑制打击唯利是图的商人及残余的奴隶主阶级。刘邦还接受娄敬的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刘邦使百姓得以生息，民心得以凝聚，国家得以巩固。
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刘邦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刘邦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到高祖刘邦末年时，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可以说他是汉始皇，创造汉民族的人。他在汉初制订的英明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开创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与奠定了汉武反击匈奴的坚实基础。
刘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长达四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令后世国人景仰与怀念，他本身也另后世众多的人所怀念歌颂。
中矢归天
为了皇权的巩固，刘邦费尽心机。本来他年龄就大，在平定英布叛乱时又中了箭伤，到了长安病情加重。吕后找来名医，刘邦问他病情，医生说能治，刘邦一听口气，就知道不会好了，气得大骂医生：“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说完赏赐给医生五十金打发他走了。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刘邦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不会知道了。”刘邦驾崩于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6月1日），享年六十二岁，葬于长陵，谥号为高皇帝，庙号是太祖。他开创的汉朝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儒家文化又产生了影响，了解汉朝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
陵寝
刘邦死后，群臣建议庙号为太祖，尊号高皇帝，也就是谥号为高皇帝。葬于长陵。也称高祖。
汉高祖刘邦长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三义村之北的咸阳原上，坐北朝南，南面是川流不息的渭水，北依巍峨壮观的九峻山，南与富丽堂皇的长乐宫、未央宫隔渭水相望，气势雄伟，规模宏大。整个长陵陵区由陵园、陵邑和功臣陪葬墓三大区域组成。陵墓附近曾经出土过属于西汉时代的“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和“长陵西神”文字瓦当，因此证实了这里的陵墓确为长陵。
汉高祖刘邦鲜为人知的一面
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
刘邦的战力评估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像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
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
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
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被相当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击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
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二，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
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
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
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其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
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
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
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
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
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微而隐，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支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
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
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进攻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
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而要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
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
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
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
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
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
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
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刘邦的任人唯亲倾向如果以刘邦与项羽相比较，在用人之道上两人恰成相对的两极。项羽以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为当世诟病，刘邦则以知人善任著称。两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汉相争时就已有定论。
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瑒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刘邦问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语，皆为刘、项之对照，凡项受指责处，皆是刘得分处。
然而，事物总不会是绝对化的。刘邦亦有任人唯亲的时候。试论如下。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
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提及此事，就只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
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它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
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绁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
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绁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
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
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
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以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它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
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地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
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豨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豨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豨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
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
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
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人那样失败，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第二章 汉文帝刘恒
刘恒（前202年—前157年）是汉朝的第3个皇帝（不包括两位汉少帝的情况下），汉族，汉高祖刘邦第4子，汉惠帝刘盈弟，母薄姬，被立为代王，建都晋阳。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吕后死，吕产、吕禄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刘恒在周勃、陈平支持下诛灭了诸吕势力，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文帝，在位23年。汉文帝在位期间，是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他和他儿子汉景帝统治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治世”，被史家誉为“文景之治”。
刘恒生于前203年腊月十一（1月15日），是汉朝的第3个皇帝（不包括两位汉少帝的情况下），汉族，汉高祖刘邦第4子，汉惠帝刘盈弟，母薄姬。8岁被立为代王，曾有代王王后一位，刘恒还是代王时便已过世，代王王后生有四个儿子，在刘恒称帝后不久，这四个儿子相继去世。后有宠姬窦漪房窦美人。公元前180年吕后死，齐王刘襄兄弟兴兵伐吕，周勃、陈平见势亦响应，夷灭吕氏一族，史称“荡涤诸吕”。功臣派畏齐王势壮，贪代王势孤，拥立24岁的刘恒即位。
刘恒登基后窦漪房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窦漪房成为皇后。刘恒个人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在位23年，享年47岁。葬于霸陵。其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也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初封代王
薄姬是吴（今江苏苏州市）人，秦末，魏豹自立为魏王，纳薄姬为妾。楚汉战争初期，魏王豹被韩信、曹参打败，她也成了俘虏，后被送入织室织布，而魏豹被刘邦派去守荥阳，后被刘邦手下周苛为除后患杀之。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她生下刘恒。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带兵平定了代地陈豨的叛乱，就立8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
代王即位
汉文帝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对他政绩的充分肯定。文帝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薄姬。
刘恒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是很幸运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吕后仅生了一个，即惠帝刘盈。在惠帝去世后，吕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对刘邦其他的儿子们大开杀戒，吕后共害死了四个。刘邦的大儿子刘肥最后未被陷害，得以善终。吕后最后死时，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了刘恒和刘长。
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母亲薄姬原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没有升到“夫人”，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刘恒八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下来，后来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
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在吕后死后，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代替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他们觉得刘弘不是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相反，这使他起了疑心，他的属臣们也意见不同，有的认为是一个阴谋，有的则分析说不会有假。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的意思是：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我不久要即位天王，将父亲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启延续禹的那样。占卜的人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现在一般的王要高一级。[1]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一步步小心从事，深怕又中了计，丧命黄泉路。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继承了皇位，住进了未央宫。
软硬兼施，巩固权势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也恢复了称号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也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一项很有效的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所以每次上朝结束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也不把文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文帝的神色变得越来越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了。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文帝很快也答应了。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又任命他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在后来有人举报周勃在家常身披盔甲，有谋反之心时，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文帝的舅舅薄昭向文帝说明实情：被罢免丞相职务后害怕被抓，所以家中有些防备，但却没有反叛之心。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
寻找失散的亲人
窦漪房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找到已经失散多年的兄弟，其次就是对已故双亲尽一些孝道。虽然窦漪房已经贵为皇后，但她依然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时候薄太后正忙于尊礼薄氏祖先。她不敢和老太太攀比。
但窦漪房一个好心的决定帮了她大忙，就在她被册封的那一天，她向刘恒提议，宴请天下所有鳏寡孤独之人，并赐给生活穷困之人布匹、米面、肉食，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九岁以下的孤儿，分别赐给每人一石米、二十斤肉、五斗酒、两匹帛、三斤棉絮。
以善闻名的刘恒对皇后的建议大加赞赏，并很快实施。于是，天下老百姓都对窦漪房皇后的善心口口相传，窦漪房的家世也逐渐流传开来。
一个叫窦少君的年轻人听到了窦漪房的家世。
他就是窦漪房的亲弟弟，当年分别的时候，窦少君才五六岁，现在已经成人。
姐姐离开没多久，厄运就降临窦少君身上，由于哥哥在外面劳作，家里没有人看管，窦少君被拐走了。他先后被拐卖多次，最后在河南阳宜一户财主家当了奴仆。
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就和工人睡在悬崖下边的窝棚里。一天，主人派窦少君到山上烧炭。不料，这天夜里，风雨大作，山崖暴发泥石流，一百名工人大都丧生，由于窦少君睡在窝棚边可轻易逃跑，才逃过这一劫。
死者的家属跑到主人家哭闹不休，主人不得已只好逃到长安，窦少君也跟着主人逃到了长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逃到长安的窦少君第一件事就是算了一卦，想看一下自己的命运如何，不料抽到一上上签。算卦的老头说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大富大贵。
窦少君打死也不信自己会大富大贵，对算卦老头说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不料没走多远，他就听到了皇后窦漪房的故事。
窦漪房？当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怔了一下。自己的姐姐，当年被送进宫的那个姐姐不也叫窦漪房吗？再联系刚才算卦老头说的话，他有点将信将疑了。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于是他豁出去了，向皇帝上书，说自己是皇后失散多年的亲弟弟窦少君。
刘恒看了这封信，问窦漪房怎么回事。窦漪房只好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地向刘恒说了。
刘恒听了，捶胸顿足，说自己有愧于皇后，只顾自己的亲人，却把妻子的亲人忘记了。
于是，他和窦漪房一起召见窦少君。
窦漪房的相貌虽然改变了不少，但是窦少君还是认得出来。但是窦漪房已经认不得弟弟了，因为当初离开的时候弟弟才五六岁，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窦漪房怕误认，那样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她问窦少君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就是自己的弟弟。
窦少君不仅把父母怎么死的说了出来，还回忆了当年姐姐离开他的情景，最后一次给他洗头发，最后一次做饭给他吃……
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流下泪来。这时候，窦漪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跑下去和弟弟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一幕被史官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书上说，当时不仅大汉的皇帝感动得落泪了，连旁边的宫女也跟着哭泣。
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赏赐窦少君大量的财产和田地。但窦漪房深知刘恒勤俭节约的品性，不可因为自己而破例，只让弟弟接受了足够养活他的部分财产和田地。不久又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弥补文帝赏赐弟弟所造成的亏空。有这样一位贤明的皇后，刘恒这一辈子也就满足了。
不久窦漪房的哥哥也找到了，三兄妹终于团聚。
今日不同往昔，三兄妹谁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
刘恒照例又要赏赐窦漪房的哥哥，又被窦漪房阻止。她的哥哥跑到她那里问原因，为什么不要皇帝的赏赐？不要白不要！窦漪房耐心地给哥哥如是这般地分析了一番，哥哥才不情愿地撅着嘴巴，答应了妹妹和弟弟一起住。
如此谨慎，不给大臣们一点把柄的窦漪房仍然遇到了麻烦。照理说，这是窦漪房的家事，与别人无关，可是她是皇后，皇后没有家事，皇后的一切事都是国家大事。杯弓蛇影的大臣们见窦漪房突然冒出来两个年轻力壮的兄弟，有点吃不消了。他们担心窦漪房会成为第二个吕雉，他们要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其实连萌芽都没有，一切只是大臣们的假想敌。
一次早朝，绛侯、灌将军等一干串通好的大臣联合起来对文帝进谏，大意是说窦氏兄弟都是鲁莽之徒，没有任何文化素养，不应该依靠皇后的裙带关系而加官晋爵，让他们做富贵闲人，并且还要挑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臣与他们比邻而居，教导监督他们，以防止他们滋事扰民。
正所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也只有窦漪房做皇后，这些大臣们才敢这么说，要是换作吕雉，估计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了，保准是千篇一律的对吕雉的亲戚们这封赏那封赏的提议。
文帝没有立即答复大臣们的进谏，尽管他相信窦漪房绝对不会成为吕雉，但吕雉的祸国殃民仍然使他如芒在背。当天晚上，他把大臣的进谏对皇后说了，面露为难之色。善解人意的窦漪房马上解除了文帝的忧虑，她说大臣们的进谏是对的，哥哥弟弟没有读多少书，正需要教导呢。最后又强调一句，无论刘恒做怎样的决定，她都支持。
宠信邓通
邓通是汉文帝的嬖臣，他别的本事没有，只有一套拍马屁、阿谀奉承的本领，于是他拿出浑身解数，奉承吹捧，以取媚于汉文帝，时常能把文帝捧得云里雾里的。汉文帝从此更加宠爱他，时常跑到邓通家中，跟他玩各种游戏。
一天，文帝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文帝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邓通从此富可敌国。邓通既蒙文帝宠爱，感激涕零，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了。
一天，文帝的毒疮突然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文帝痛得钻心，整天伏卧床上，哀号不已。一帮御医药开了不少，文帝吃了却不见疼痛稍减分毫，最后竟痛得晕了过去。邓通在旁急得抓耳挠腮，一见文帝竞昏死过去，心里想：“皇上要是就这么死去，往后我可到那儿去报答他呀？不如现在我就用嘴巴替他把脓血吸出，也算是对他临死前的一点孝心吧！”于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竟一下子扑到文帝身上，也不管那脓血有多污秽腥臭，就张开嘴巴，对着文帝屁股上的烂疮就吸。说来也奇怪，邓通才吸了几口，文帝的疼通便减了几分，竟悠悠地醒了过来。邓通又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里舔了几舔，文帝竟觉得一下子疼痛全消了。等他舔完，文帝扭过头一看，见是邓通，大受感动，心想关键时刻又是邓通对自己最忠心，总算不负对他的一番提拔和宠爱。以后几天里，邓通又给他吸了几次，文帝的痔疮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文帝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进来问安，文帝便叫太子来给他吮疮。太子无奈，跪在榻前，对着文帝溃烂的屁股，勉强把嘴巴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竟一个恶心，呕吐起来。文帝见了大不高兴，太子只好怏怏退出。
后来太子听说邓通曾为文帝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几年后文帝死，太子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那个相士的话，饿死街头。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理政
文帝刘恒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汉文帝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
巩固皇权
军权是最大的权，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封赏功臣、宗室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刘恒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镇压诸侯王叛乱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的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开创治世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在“安民”方针指导下，归纳起来，文帝采取的措施有：
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令列侯归国
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转输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诏令特许的，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躬修节俭
文帝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第一个治世
由于文帝采取了上述的方针和措施，就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源于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
1、统治者认识的改变：汉初统治者从秦亡的教训中，第一次看到了“民”的力量，认识到这个力量虽在平时不显现，然而绝不能忽视它。如果过分侵犯了“民”维持生存的起码权利，“民”就不是原来的被动状态，而要以暴力的行动显示出它不仅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力量。所以统治者就要对“民”让步，就要顺“民”心。
2、统治者大力推行黄老政治：汉初统治者，尤其是文帝和景帝，坚持“清静无为”“躬修节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结果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解决了秦过分剥削农民、破坏合理的权利和界限的根本问题，这样，就造成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3、文帝个人的励精图治：刘恒即位不久，就废止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异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谦让宽容，以礼相待，便自然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正因为如此，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后人的赞誉，也得到了西汉末年赤眉军的尊崇，他们攻占长安后，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司法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现在，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是缇萦救父。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汉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后世有许多评说，大多是认为出于“悲怜”缇萦，体现了文帝的“德政”。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边疆政策
汉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匈奴
自白登之围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文帝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此外，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南越
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尉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文帝即位，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文帝抗击匈奴入侵的战争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死。文帝即位，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文帝急令丞相灌婴将车骑8万迎击匈奴，自率诸将诣甘泉宫（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作为应援。匈奴右贤王见汉军大队来攻，遂退出塞外。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老上单于初即位，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派宦者燕人中行说为护送使者。中行说不愿去匈奴，被强令出使。中行说忿恨上路，到匈奴即投降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对他亲信倍至。中行说在匈奴千方百计破坏汉匈的和亲关系，鼓动老上单于伺机南下攻汉。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前锋直抵雍县（今陕西凤翔南）、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文帝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第二年，文帝死。
景帝时，继续执行高祖刘邦以来的和亲政策，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注意改善与匈奴的关系。因此，匈奴对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边境袭扰，不再有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第三章 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在位16年，崩于景帝后三年（前141年），终年48岁，谥号“孝景皇帝”。安葬于阳陵。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性格特征。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诸侯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世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世子砸死。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而且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这使刘濞大为恼火。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晁错的父亲得知此消息，立即大骂晁错不孝，并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在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远见。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卖官等各种无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诛其九族。虽然晁错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毕竟不能使诸侯服气。这样削藩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给了七国一个发兵的理由。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率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盟友东瓯国，被东瓯王所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
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政治：清静恭俭
对于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储位：明争暗斗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4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储位的明争
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年）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争储位的暗斗
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王夫人全名王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信、田蚡、田胜、妹王儿姁，曾嫁金王孙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儿姁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是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元年（前156年），《汉武故事》称其出生于七月初七。
据传刘彻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史记》记载是其母王夫人“梦日入怀”，当时人视为吉兆。野史《汉武帝内传》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彻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彻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
景帝四年（前153年），因薄后无子，刘启最初遵照‘立长’的传统立自己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同时立当时四岁（古代按虚岁计算）的刘彻为胶东王。
刘嫖是汉景帝的同母姐姐，馆陶长公主。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俗称陈阿娇）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许给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景帝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馆陶十分恼火，转而来讨好景帝的另一位宠妾王娡王夫人，要把女儿许配给刘彻，《汉武故事》认为景帝最初并不认同这门婚事（“上未许”），究其原因，可能与陈氏和刘彻年纪有关。
历代正史野史都不曾记载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氏的出生年月，但一般都认为陈氏是刘彻表姐，这是有原因的。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54年，刘彻虚岁三岁的时候，景帝五子江都王刘非十五岁（《史记·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刘非和景帝四子刘馀同母（推断老四刘馀至少16岁），景帝长子刘荣、次子德、三子阏于同母（假定老三和老四同岁，老二比老三大一岁，刘荣比老二大一岁），由此推断，此时的刘荣至少也是十八岁了，第二年（公元前153年）刘荣被立为太子，馆陶求亲被拒，此时刘荣至少十九岁，汉代这个年纪早已可以承担延续香火的责任了，陈后此时至少十三四岁方可与刘荣婚配生子。而刘彻此时虚四岁。由此可见，刘彻和陈后年龄相差可能十岁甚至更多。
陈氏和刘彻订婚之后，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刘彻。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
王娡王夫人暗中派人催促大臣奏请立栗姬为皇后。前元七年（前150年）十一月，一次朝会上大行官奏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请封太子母亲栗姬为皇后。景帝大怒，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争储的余波
后来，中元二年（前148年），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景帝另立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景帝驾崩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于是病中为太子主持加冠，临终前，对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景帝病死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8岁。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谥号“孝景”皇帝，“景”为布行刚义的意思。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
关于晁错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晁错之死——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还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地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君主，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对袁盎不以为然。晁错被杀以后，有一个名叫“邓公”的人从前方回京，向汉景帝汇报军情。邓公的官职是“谒者仆射”（宫廷卫队长郎中令的属官），级别“比千石”，此刻被任命为校尉（比将军低一级的武官），将兵平叛。汉景帝问邓公：晁错已经杀了，吴国和楚国应该退兵了吧？邓公却回答说，怎么会退？吴王图谋造反，准备了几十年，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其意非在错也”（他们的意图并非在诛杀晁错）。所以，吴国和楚国是不会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却恐怕会闭起来，不敢再说话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景帝问他为什么。邓公说，晁错为什么要主张削藩？是因为担心诸侯过于强盛，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这才提出要削减藩国辖地，以提高京师地位。这是我们汉家社稷的千秋大业和万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行，自己却被冤杀于东市，这不是“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做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听了以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默然良久”，才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对，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拟订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晁错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还死得很窝囊。
不过，正如“诛晁错，清君侧”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也不是晁错被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错该不该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么回事。
削藩其事
我们知道，秦汉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个旧制度，就是“邦国制”，历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这个新制度，就是“帝国制”，历史上叫“郡县制”，也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这也是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郡县制”，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分封诸侯）。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君主自行治理。当时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藩篱）的意思。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则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国制”。
不过，刘邦在实行“一朝两制”时，也留了一手，即只准同姓封王，不准异姓封王。为此，还杀了一匹白马来做盟誓，叫“白马之盟”。后来，吕后破坏这个规矩，封姓吕的做王，就被视为“乱政”，最后被武力平定。平定诸吕的功臣，就是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将领——太尉周亚夫的父亲周勃。
其实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这回带头造反的吴王刘濞，就靠不住。刘濞是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刘邦出身平民，家里没什么文化，就用这“伯仲叔季”来做名字。刘邦叫刘季，其实就是“刘小”。他哥刘仲则其实就是“刘二”。刘二是个没有用的，他儿子刘濞却能干，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那时刘邦正发愁吴越一带没有一个得力的王侯去镇守，就封刘濞做吴王。不过刘邦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刘濞的样子似乎有“反相”。但是君无戏言，覆水难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过来，只好摸着刘濞的背说：五十年以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万别造反。刘濞立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侄臣哪敢呀！
这当然只能作为故事来听。刘濞造反并不因为他身上有“反骨”，晁错削藩也并不因为刘濞要造反。晁错大讲特讲削藩时，刘濞还没造反呐！事实上，削藩不是针对哪一个诸侯的，而是针对“郡国制”的。按照这种制度，藩王们是有实权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军队和财政收入，俨然“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便很可能超过中央政府，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这就要钳制，要打击，要削弱其势力。这就得“削藩”——先裁减其领地再说。
但是这有风险。因为没有哪个藩王是愿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夺了去，就连阿猫阿狗都不会愿意，何况凤子龙孙财大气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担心，我们削藩，他们会不会造反？晁错却不以为然。晁错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也就是说，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马上就反，但是为害尚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后患无穷。因为那时他们已羽翼丰满，存心造反，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头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变成彻底的“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强最大最牛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是非功过
现在看来，汉景帝这一刀是开对了。“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初分封的王国有的变成了郡县，有的分裂成小国，大都名存实亡。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汉的国祚也因此延续了三百多年。所以，司马迁把景帝一朝称作“安危之机”，史家也公认削藩乃“治安之策”。从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唯独西晋是个例外。西晋开国以后，又倒退到西汉初年的“半封建半郡县制”，结果是酿成“八王之乱”，自取灭亡。
这样看，晁错岂非高瞻远瞩？
实际上，藩国过于强大，必定威胁中央，对于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共识。晁错的死对头袁盎，就对汉文帝说过“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的话。当然，袁盎说这个话，只是针对骄横无礼的淮南厉王刘长，不像晁错那样把削藩看作基本国策。但要说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是糊涂虫，鼠目寸光，尸位素餐，都不如晁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恐怕也不是事实。
然而晁错却几乎遭到一片反对，甚至“世人皆曰可杀”，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使然。我们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在武帝以前，则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景帝的亲娘窦太后，更是一个极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所以，汉景帝母子君臣，大约都是“黄老门徒”，只不过窦太后是个“死硬派”，汉景帝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能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汉景帝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巴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是“清静无为”。他们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讲究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的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相信的是“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像晁错那样急火攻心，还能不坏事？
其次，大家都认为七国造反，全是晁错惹的祸。刘濞有没有问题？有。比如“称病不朝”就是。称病不朝当然是“失藩臣之礼”。但刘濞装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觐见的时候，由于一点小事被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杀了，从此两家关系不好。以后又怕皇帝杀他，就更不肯来朝了。所以，装病，“计乃无聊”。后来，文帝赐吴王几杖，又准其告老不朝，关系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错偏偏没事找事，引火烧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终于惹下大祸。那么，不整治他，整治谁？
当然，七国之乱是不是晁错惹的祸，可以讨论。即便是晁错惹的祸，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去顶罪，也可以讨论。问题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袁盎“诛晁错”的建议却反倒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这也是晁错被杀的第三个原因——他不但这次“犯了众怒”，而且平时就“不得人心”。
毫无疑问，对于所谓“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问题在于晁错的对立面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袁盎是一个正义耿直的人。当他还只是个秩比六百石的“中郎”（侍卫官）时，就敢对汉文帝说平定了诸吕之乱的绛侯周勃只是功臣（有功之臣），不是社稷臣（和国家休戚相关、和君王生死与共、和朝廷肝胆相照的栋梁之臣），气得周勃痛骂袁盎，说我和你哥是哥们，你小子却在朝廷上诽谤我！后来，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的人落井下石，告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宗室诸公莫敢为言），挺身而出为他辩诬的，却是当年说他“坏话”的袁盎（唯袁盎明绛侯无罪）。周勃的无罪获释，也多亏了袁盎的努力（绛侯得释，盎颇有力）。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正派的。这样的正直之士，难道是小人？
袁盎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担任陇西都尉时，“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担任吴国丞相时，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偷偷相爱（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袁盎知道后，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并不追究。后来，这个下属听说东窗事发，畏罪潜逃，袁盎亲自把他追了回来，将婢女赐给他，还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七国之乱时，袁盎被吴王扣押在军中，看守他的军官碰巧就是此人，于是袁盎得以逃脱。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厚道的，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报。这样的仁恕之士，难道是小人？
实际上袁盎在朝廷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江湖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帝时著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是他发现并推荐给朝廷的，武帝时著名的直肠子汲黯也非常仰慕他（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汲黯是被认为几近“社稷之臣”（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人。他也常常不给皇帝面子（数犯主之颜色）。直言不讳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就是他，讽刺汉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后来居上”（该成语即典出于此）的也是他。汉武帝对他是又敬又怕，礼遇甚隆，甚至让他三分。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汉武帝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平时晋见，汉武帝衣冠不整就见了。但如果是汲黯来了，汉武帝一定衣冠楚楚，郑重其事地接见。这样的人都敬重仰慕袁盎，袁盎难道会是小人？
袁盎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的朋友也多为侠义之士，比如季布的弟弟季心。季布、季心这哥俩都是“为气任侠”的。季布的特点是“一诺千金”，季心的特点是“勇冠三军”。季心做中尉司马时，连他的长官——中尉郅都对他客客气气。郅都是景帝和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外号“苍鹰”，行法不避权贵，皇亲国戚见了他都侧目而视，他也不把那些凤子龙孙放在眼里，却唯独尊敬季心。郅都尊敬季心，季心则最为尊敬袁盎。季心住在袁盎家里时，把袁盎当作自己的长辈，把灌夫和籍福当作自己的弟弟。灌夫和籍福也是侠义之人。灌夫的特点是“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籍福的特点是“左右逢源，善与人谋”。这两个也都是侠义之士。此外还有剧孟。剧孟也是大侠。袁盎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了危难，上门求救，不推脱说父母尚在，也不装着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约就只有剧孟了。袁盎与季心、剧孟、灌夫、籍福等人为伍，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慷慨的。正因为袁盎兼有国士和侠士之风，所以他其实是死于国难——因为反对梁王刘武谋取储君地位而被刺身亡。而且，梁王派来的第一个刺客还不忍心对他下手。这样的死国之士，难道是小人？
其实，不但袁盎不是小人，其他反对晁错的人也不是。比如和丞相陶青、中尉陈嘉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就是“忠厚长者”。此公当司法部长兼法院院长时，但凡发现案子有疑点，就一定退回去重审；实在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则流着眼泪向被告宣读判决书，送他们上路，保证要让囚犯死而无憾。所以《史记》和《汉书》都说他“其爱人如此”。这样一个人如果也主张杀晁错，那么，晁错恐怕就当真有点问题了。
晁错其人
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说，晁错是颍川（在今河南省境内）人，早年追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搁在现在，就是政法学院或政法专业毕业的。学成之后，参加太常寺的博士考试，因为文字功夫好而当上了太常掌故（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吏。太常也叫奉常，寺就是部。汉代的太常寺相当于隋唐以后的礼部，掌管宗庙祭祀和礼仪，也管教育，负责选试博士。那时的“博士”不是学位，是官职，战国时期就有，秦汉因之，职责是“掌通古今”，也就是掌握古往今来的历史知识，以备皇帝顾问和咨询。太常寺博士考试的结果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甲科出身的补郎，乙科出身的补吏。郎，就是宫廷侍卫官；吏，就是政府办事员。一个年轻人，在皇帝身边做几年“郎”，便很容易升上去，吏要升官就难一些。所以郎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吏好。太常掌故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吏，级别百石。汉制，副县级的吏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叫长吏（长字读上声）；百石以下的，叫少吏（少字读去声）。太常掌故就是这样一个相当于主任科员（科级干部）的“少吏”。
这位正科级的少吏时来运转，是因为被朝廷选派出去学《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许多学问几乎失传，以至于“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精通《尚书》的只剩下一个“济南伏生”。可是当朝廷发现他时，这位“故秦博士”已经九十多岁了，“老不可征”，只好诏令太常寺选派可造之材到老先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年轻人就是晁错。这下子晁错的学问大长，名声也大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文帝发现了这个人才，便任命他做太子府的官员。先是做太子舍人，以后做门大夫，最后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级别是秩八百石，可以算是“中层干部”了。
家令虽然比不上太子太师、太子太傅或太子太保，晁错对后来的景帝影响却很大。此公“学贯儒法”，口才又好，经常在太子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太子便对他“有点崇拜”（以其善辩得幸太子），太子的家人也都称他为“智囊”。“智囊”这个词，最早是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里子的身上（樗音初）。樗里子这个人，大约是足智多谋的，故“秦人号曰智囊”，并有“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的谚语。可见“智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颜师古的解释是“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显然，晁错也是个有才华的人。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都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个部分。言“守边备塞”的那一部分（即《论守边疏》）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论贵粟疏》）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擒），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无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则是流动性强。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则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水竭则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奴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点，则我们的部队还没到，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部队，是留下呢还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资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轮换一次）的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这些内地移民以他乡作故乡，视卫国为保家，必能“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为国家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已联为一体，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民解决了生计，国家节约了军费，边防得到了巩固，人民得到了安宁，岂非两全其美？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被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劝农力本”的主张也被采纳，其他如“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则被拒绝（孝文不听）。不过文帝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奇其材），调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属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级别一样，但职责不同，是“掌论议”。
晁错终于如愿以偿，参与朝政了。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这个人，是不甘寂寞的；而历史选择他来唱削藩这场大戏的主角，也绝非偶然。
可惜，历史选错了人。
历史之错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结果是“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他。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事情是这样的：晁错因为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出入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壖垣）凿穿了。这当然是胆大妄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这个说事，“奏请诛错”。晁错听说以后，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即夜请闲，具为上言之）。于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为晁错开脱。景帝说，晁错凿的墙，不是真的庙墙（非真庙垣），而是外面的墙（乃外壖垣）。那个地方，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故冗官居其中），没什么了不起。再说这事也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么人？是追随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辅重臣。这样一个人都搞不定晁错，别人又哪里斗得过？不难想见，这件事以后，晁错自然更加恃宠骄人。
这里得顺便说一下，就是申屠嘉这个人，绝非小人，司马迁称他“刚毅守节”。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
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屠嘉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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