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文艺复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傅尔得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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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

北京东四十二条48号，中国摄影出版社所在地，“影像阅读”文丛在此诞生。

出版计划中这一系列谈论影像的书，其作者都是那些一线人员，包括摄影师、学者、策展人、编辑、收藏者等等，他们来自海内外，话题多元、发散。所思所想所感，所有话题力求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给不了观念，那就给材料。编者与作者一同努力，力求呈现丰富多元的影像文化生态。

影像阅读，阅读影像，这样的问题，既迷惑难言，又魅惑重重。但，言说的乐趣不正是在此吗？但愿睿智的作者与同样睿智的读者在这里相聚，品茗畅想，或低头沉思……

自序：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作为一名大龄女青年，在一个“不三不四”的年纪，我的生活像一艘即将撞上冰山又掉不了头的大船。但我仍要拒绝二手生活，拒绝被姿态俘虏，在等死前的绝地反击，就是来一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我说的“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场恢弘的壮丽史诗，而只是一场小小自救，是我的灵魂在走向深沉麻醉的漫漫长途中的挣扎苏醒。

我们热切地拥抱这世界，但往往，囿于自我的软弱，以致依附且顺从这世界。而我们所顺从的社会、群体、权威等，正在弱化我们的感知能力，使我们在被蚕食吞噬时，无法予以还击。偶尔，你会对此抱有神经质的愤怒，但终究无力而为。久而久之，不问来路，混吃等死，便成了保有适当安全感的活法，或者，我们可以称这选择为精致的中庸。

在某个独处的时刻，你或许会被这处境的真相吓出一身冷汗。甚至，你发现，在这喧闹的群体社会，就连要保持清醒的独处，保有个体的独特性，都成了一场艰难的搏斗。

沮丧的还不止这些。在某个时刻，我发现自己像一部组装混乱的计算机，丧失了评判是非黑白的标准。更可怕的是，如计算机一般，我只是一堆零部件的组合，而没有一个更为高级的被滋养的灵魂。而群体的目标已大过于我的自我认识，社会的标准已覆盖了我的判断，自己正如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笔下的“没有个性的人”，单调且麻木。

这无法让人忍受。人应该丰富地活着，要和精神上的空洞、贫乏做斗争，保有一定的敏感，对现实做出基于自我价值观的响应。所以，来一场“文艺复兴”式的个人抗争与搏斗，恢复对个体的感知，让自己作为一个人而活着，有迫切的必要。

在这场“文艺复兴”式的搏斗中，重要的一点，是在接受二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之后，伤筋动骨般地否定自我，进行一场有必要的自我再教育。如此，方可怀疑一切，解构一切；方可标准分明，保有个体；方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对我而言，这场搏斗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出口，是影像。

影像从来不缺少人的因素，它是审美经验，也是观点表达，它是人的处境的包罗万象的反映。无论是对当下现实的见证、社会情绪的把握，还是对个人心境的表达、群体诉求的呈现，影像都以其灵活的“镜像”特质，来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

作为“镜像”，摄影是对世界现成物的框取、挪用和拼贴，在对传统进行挑战的艺术家杜尚看来，现成品不是艺术，而是一种哲学观点。依循此点，摄影作为对世界更为直观的反映，它讨论的命题和观点，不仅广阔，且无遮无拦没有界限。

这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近三四年来，我对国内外一些摄影师的采访，以及我对他们作品的一些看法。谢谢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摄影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对这世界进行思考后的自我表达；而与他们的每一次交流，我都曾在思考碰撞中，接受过一场再教育。每一次，都触动了点什么，松动了点什么，一场场碰撞下来，世界在眼前更为广阔。

不仅如此，此书更收录了一些我的个人思考，这思考的命题，最后都指向“文艺复兴”式的对个体灵魂的松绑。

我一直在找寻，自己要的是什么。而每每要将其进行确认时，便会陷入人生的虚无与不确定中。在看过弗洛姆(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书后，发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竟是最难的人生命题。

所以，我便不再急于一步到位地廓清这个“最难”的问题，而是放松下来，从其他一些具体的命题入手，抽丝剥茧之后，终会达到那命题的核心处。或许，在和影像世界耳鬓厮磨的十来年间，我其实一直在试图去界定人生的几个重大命题，而当这些命题的内涵在缓慢的探索中逐渐显示出其轮廓时，我的“文艺复兴”才真正开始。

就这些命题的探索，我在此书中划分了七大块，每一块都是一扇重要的疑问之门，如对

存在

三十岁前，三十岁后，虚掷年华，玩命挣扎。

作为一名大龄女青年，我正站在这中央。

如果人生有一道道闸门，我确实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其中一道闸门，一直在人生的路上随机狂奔。“随机”是一个很妙的词，意味着不确定，没有方向和路线，前方迷雾阵阵，或是在清晨的森林，或是在落暮的沙漠，有时有路，有时没路，时而清晰，时而迷蒙。我疲于奔命，却不知道终点在何处。

跳进去的这道闸门，是一扇包罗万象的影像之门。对我而言，它至今仍然扑朔迷离，而我依旧在找寻。

我无法去推测另外一道闸门里会有什么，毕竟，人这一生的任何时机，都只有唯一。

几年前，玩手机里的游戏《糖果传奇》(Candy Crash)，发觉战略的重要。要到哪一步，就要先解决哪些障碍。一招损，则招招损，以致应接不暇，信心丧失，失去掌控，无力迎战，满盘皆输。要对结局有个胜算，得一开始就总揽全局。

如果人生可以像游戏那样，一眼望穿且预判到过程的每一步，会不会胜算更多？若一开始就乱了方寸，破罐破摔，是不是就不耐烦地混吃等死，或无奈后厌世洒脱？

但是，人生就是步步为营，没有哪一步能插科打诨轻松糊弄。即使输掉了开始，就算接下来应接不暇，也要奋力搏击，方能扭转局面，有个不至于混吃等死的结局。

游戏开头没玩好，顶多杀掉重来，再玩一盘，人生则不同。

所以，人生至此，“文艺复兴”式的搏斗有其必要，如此，方能个体启蒙，成为个体，最终保有个体。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人生有闸，生死有门。

在三十的当口，推不推，都得进。傅尔得2015年11月30日存在

吉米·尼尔森：存在，就是艺术

怎么把钱花得有质感，是一门学问，比如，支持某种冷僻的梦想——记录不可挽回的人类历史。

摩根大通从1905年开始，给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Sheriff Curtis)提供资助，第一笔资金75000美元，资助他拍摄北美印第安人。在30年中，柯蒂斯拍摄了80个印第安人部落，留下了40000多张底片，出版了19套书，让消失中的印第安人永远留在了影像里。

同样把钱花得有质感的，是一位名叫伯克霍兰(Marcel Boekhoorn)的慈善家。他给了英国摄影师吉米·尼尔森(Jimmy Nelson)40万欧元的资助，让他拍摄现存于世的部落文明。2013年底，吉米·尼尔森的第一本记录原始部落的书出版——《在他们消失前》(Before They Pass away)。这本耗时3年的书，史诗般地记录了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35个部落的影像。

一页页翻开，唯有赞叹：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艺术。

吉米·尼尔森用图片勾勒了部落的共性：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他们的世界中没出现过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敬畏自然。他们更没经历过工业时代，男人集体狩猎，女人在家耕种，潇洒纯粹地活在天地之间，游历在山谷、森林、冰原，住简易搭建的房子，靠山吃山，衣不蔽体，披或者不披猎物身上扒下的皮毛，千年百年，过着跟祖先的祖先一样的生活。《在他们消失前》书影

现代文明世界的我们，要是与现实世界隔绝个三五年，出来就发现日子不会过了，周遭所有东西早已更新换代，街上熟悉的面馆，也不见了，面馆连着左邻右舍的那一排门脸房，都不见了。

我们破除了自然的神秘和恐惧，眼里却越来越看不到自然，体会不到清晨站在山坡顶端，朝阳升起时，面对一望无际森林之巅的震撼。

我们只能在吉米·尼尔森的影像中，感受人类和自然原本共生的美。

在溪水里，在山顶上，在高耸苍劲的大树下，在葱郁的灌木旁，部落里的人们拿着安身立命的武器，穿戴上动物的牙齿和羽毛，集体站立摆出的群像，张张都像耗巨资打造出的时尚大片。

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纯粹美感不同，吉米·尼尔森拍摄的部落个人肖像，则记录了传统和风俗之美，这美是部落族群在与生活的对抗中，外放出来的形式美。

为了对抗外在的不明凶险，他们在脸上画上独特纹路，涂抹夸张的颜色。为了让自己强大，他们在头、脖子和身上装饰动物的牙齿、骨骼或羽毛，好看起来面目狰狞。

每一个部落族人的装扮，都特立独行。一一看完后，我们会感慨推崇一种美和流行时尚的肤浅。相反，在他们身上，在皮肤的纹路和成年礼的烙印中，我们找到了社会亚文化的起源，比如朋克、文身、在身体上穿针打孔。

这本书压缩了时空的纵深，对人类学博物馆的魅力大概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它昭告我们，人类的初始样本仍鲜活地与我们并存，就在我们生活范围的边缘处。这种感觉，就像有人抱着一个婴儿来到你面前，说那是刚出生的你。于是，你看着自己初生时的样子，那种纯粹和稚嫩，美好到想哭。

但是，吉米·尼尔森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并不是为了让你遁世和抒发怀旧情结的。为了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有时候，他和助手们会在毫无方向可言的烂泥和沼泽地中徒步两个星期；而有时候，他甚至租用了直升飞机。他的拍摄计划，有如人类学的田野式调查般严谨，目的就是为了在人类原始部落走向不可避免的消亡的途中，用影像记录下人类纯粹存在的美好。“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用我的影像来保存世界上现存的部落。我并非想要阻止他们改变，因为我知道那不可能，我只是要用视觉影像把他们记录下来，以此来提醒我们和后辈们，人类的纯粹和朴实生活之美，以及那些我们看起来已经忘记的文明世界的基本要素。”

吉米·尼尔森对文化多样性的天生敏感，从儿童时期就被激发出来了。“我爸爸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在我7岁的时候，我到过的国家就已经比一般人这一辈子去的都要多得多。你可以想象，我在那么小的年纪，对周遭世界的文化的改变就已经非常敏感。”而后来的摄影记者生涯，也让尼尔森继续保有这份天性，“我走访了很多地方，像阿富汗、巴基斯坦、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前南斯拉夫。我还在中国待了三年，做了一个摄影项目《中国文学肖像》。”

相比一般人而言，他对文化的多样性更加敏感，也更乐于接受。同时，他也希望这世界所丰富的，就让它继续丰富下去。

在装扮和群居中，部落族人强化了身份和文化认同。或许，对于自己的文化，他们并不自知。面临此境，摄影师有着自己的期许：“我想让部落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比我们的更加纯粹和美好，没有腐败和贪婪。我想让他们为自己的真实而骄傲，要保护并保存好这份真实。”

吉米·尼尔森所做的，就是要展示人类最初的灵魂，并和它的消失对抗。

在跟部落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灵魂，也被无数次地召唤出来。“有一张照片是三个蒙古Kazakh部落的男人，他们肩上停着老鹰，站在山顶。那张照片花了三天时间才拍完，因为每天早晨的光线都不足。第四天早上，山顶的温度到了-20°C，光线非常美丽。当我脱下手套按快门的时候，我的手几乎跟相机冻在了一起。我开始大喊大叫，当我回头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女人已经跟着我们到了山顶。她们中的一个马上过来，轻轻地把我的手放进她的外套里，直到我恢复知觉。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个部落的女人都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教徒，也就是正统的伊斯兰教，但是她们在当下为了救我，破了宗教禁忌。”关于《在他们消失前》，本书作者在《睿士》(ELLE MEN)杂志的采访报道。

人类之间的纯粹美好，是可以超越宗教的。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吉米·尼尔森都存在心底，回到现代社会后，反复讲给人听。

吉米·尼尔森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谦卑：在任何时候，接触任何人，你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和骄傲。

说实话，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最新款的苹果和三星智能手机，并不能代替我们仰望星空和思考道法自然。

很久之前，我在Youtube网站上看过一些表现原始部落的影片，那个未进入文明的野蛮世界，我一分钟都不想待。部落仍旧是那些部落，显然，吉米·尼尔森在这个项目的拍摄中，摒弃了现实中部落社会的残酷和野蛮，刻意营造了浪漫感。或许，这就是吉米·尼尔森想要放大给我们看的地方。

他们的存在，其实是在呵护着人类的灵魂。现代社会缺失的，他们那里还有。2013年12月

吉米·尼尔森：生于1967年，英国摄影师，1987年开始摄影师的职业生涯。2009年开始拍摄大型项目《在他们消失前》，踏遍全球各地，拍摄原住民及其正在消失的生活形态。

凯尔·福特：走向人类的风景

每天盯着手机里全国空气污染指数实时监测软件，看着北京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都会令人心惊肉跳到头皮发麻，就连出个门，都成了一件颇为悲壮的事情。

近年来，世界各地自然灾害的爆发频率和危害程度，一次又一次地超出了人类脆弱的经验。而当末日预言再一次破灭时，人类更应该内省：现实环境并非一蹴而就，是我们，一砖一瓦年复一年地改变了它原先的模样。

美国摄影师凯尔·福特(Kyle Ford)就将镜头对准了我们身在其中却视为寻常的场景和画面，他带着人类的自省，凝视着从原始一步一步走进现代的风景。

从2007年起，他花了4年的时间，跑遍了整个美国，完成了一个名为《第二自然》(The Second Nature)的私人拍摄项目。从画面上看，他的作品虽然雅致而平静，但丝毫掩饰不住他在这个主题上所洋溢的热情。他敏感地将我们熟视无睹的画面进行提炼，凝视他的作品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在取景时对原始自然所展开的深沉想象。这些想象给予我们的，是对自然保护、人类审美的思考。

凯尔花了如此大的精力来搜集处于人类活动各个层面中的自然风景，大概就是想要一个解答：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花了多长的时间，又进行了怎样自觉或不自觉的抉择，才把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凯尔的凝视，是人类和地球之间如何相处的一种见证。

当我们正沉浸在水族馆的海豚表演中时，凯尔却在一旁，默默地架起了他的迪尔多夫( Deardorff )8×10胶片机,冷静地旁观着取景框里的画面。当我们从观看席上下来，和他一起旁观现场时，会不由自主地引发这样的思考：海豚这个物种，是怎样一步步地变成娱乐人类的工具的？

凯尔也会用他的大画幅相机来凝视一棵三百多年树龄的橡树。“决定保留下这棵树的人已经不存于世，但正是对这棵树生存与否的决定，让其作为美的现实而延续下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来决定自然的变化，将一部分消灭，将另一部分保存，这种明显带有倾向性的筛选，同时决定着自然和审美的趋势。最终，只有幸存的才会被认知。”

虽然，凯尔说他其实不想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做评价，他只呈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最后的评价得由观者自己去做。即便如此，当我们看到这棵老态龙钟却挺拔依旧的橡树时，那渗透着自然的宁静与尊严、沮丧和无奈的情绪，瞬间便从那唯美的画面中喷涌而来。这棵橡树中心对称构图的平稳画面，使我们在感受它和周遭环境之间平衡与和谐的同时，也唤起了我们对人类的审美记忆。

凯尔的视觉语言，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路走来饱含了深情，却也无疑流露了对社会发展不完美的遗憾。虽然他尽量以低调、中立的画面呈现，但依然掩饰不了镜头背后的悲观态度。

在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合力下，自然原本的野蛮生长早已面目全非，现实如此。即使是摄影界早期的大师级人物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他镜头下那一片片美到令人惊叹的未被践踏的荒野，也早已不单纯了。相对于亚当斯来讲，在拍摄美国风景这一点上，后起之秀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就显得更务实，一如他的画册《不寻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所宣示的：凡大自然所在之处，也就是人类所在之处。这一点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地形摄影的代表人物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所认为的一样：所拍摄的风景，都是经人类改造过的。

可见，在探讨人类和风景的问题上，凯尔并不孤单。他在镜头背后的沉思，很多人都尝试过。而最后的结果，是引来更多的人开始看待“第二自然”。

在他清晰流畅的视觉叙述里，我们环顾了身处现代城市之中的生活经验，陷入了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纠葛的深刻思考。不管是出现在室内电视画面中的山峦、户外林荫道上的大型广告牌，还是写字楼大厅的墙体画，抑或是被公路从中劈成两半的山川……这些画面，都是对自然保护和人类审美的搜证，也是围绕这些主题所进行的提问。

而问题的结果，很难有绝对的回答，凯尔仍在继续他的求解。在以人类为主导的审美选择和发展改变中，自然逐渐改变了它原本的样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自然做了大量正义的牺牲。正像凯尔所说，“不管对你来讲是否明显，整个自然其实已经被人们的影响所改变。真正扩张的自然不再存在，现在的自然只存在于人类的改造中。所有我们周遭被称为‘自然’的事物，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受人类改造的程度有多大。”的确，从自然的角度，它一直在被改变，只是程度的问题。

人类在追求文明的过程中，一直在控制和改变着自然。而同时，我们在生活中，又对自然产生着各种向往。那正是因为，人类早已清楚，现如今的自然，已然是凯尔镜头下的“第二自然”。我们多久没有见过像凯尔镜头下那棵橡树那样充满了生命力的、刚猛有力张牙舞爪生长的植物了？那种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热情，大概会成为人类永远追求的记忆。

我在巴黎卢浮宫的花园里看见过一棵棵树，它们或是被修剪成半径和高度接近统一的圆锥体列队在道路两旁，或者是一根根枝桠被修剪成各种几何体拼凑的糖葫芦串儿。看着那些奇形怪状的树，我就在想，人类有时候是不是太过无聊？

如果自然的正义牺牲有其必要和必然，那么，人类对自然过度改造呢？大概，就会出现我手机里频频爆表的空气污染指数，它们每天都会让我头皮发麻。2013年2月

凯尔·福特：摄影师，生活在香港，工作在世界各地，作品主要关注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再现，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

等待，角色转换

床上的关系，是情侣和夫妻的关系。

有了孩子，情侣之间的关系、角色和责任等，势必发生重大的改变。男女间情侣角色的扮演，需要充分的爱情和爱欲。而准父母，已然不再是纯粹情侣的关系。

男人，可以对睡在身边的女人保持无限的热忱。可情人一旦变成了孩子的妈，对大多数男人来讲，要对一个孩子的妈保持永远的情欲和热情，都会有内心的挣扎。

而对女人来说，当了孩子的妈，关注的或许不再只是男人。对男人，她大多会产生不一样的期望，将他看作孩子的爸。或者，如果他善尽一个孩子的爸的角色，她就会很满意。

自然，改变的并非仅此而已。

就像俄罗斯摄影师亚娜·罗曼诺娃(Jana Romanova)所担心的，她在接受身边的朋友陆续做了准父母的事实的同时，依然无法想象生活要是没有了自在的旅行和促膝长谈的夜晚，将如何继续。

所以，改变的，不仅仅是责任，也有原本无尽的自由的骤然消失。《等待》(Waiting)是亚娜·罗曼诺娃于2011年完成的一个私人拍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她拍摄了40对即将成为父母的情侣熟睡在床上的样子，以此来表达情侣的角色、责任在等待中转换的过程。

男人，在做了准父亲的同时，或许失去了一个情人，但赢得了一个孩子的妈，人生或许更加丰富。亚娜以年轻女性摄影师的视角来聚焦这个社会问题，或许会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傅尔得：在拍摄过程中，你呈现的是拍摄对象的自然熟睡状态？还是精心设计后的摆拍？

亚娜：这个项目的拍摄想法非常简单，对于所有我拍摄过的夫妻，我都是晚上到他们家住着，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开始拍。他们都知道我会在早上拍摄他们，只是不知道精确的时间。通常，我会选择在周末早上的六七点钟来拍摄。在拍摄的过程中，为了不吵醒他们，我的一切行动都非常缓慢，尽量做到拍摄过程的安静。但有时候，他们也会在拍摄过程中醒来。在我的这个系列中，有好几张，其实他们已经醒过来了。但是我认为，这些对最后的结果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傅尔得：在你的照片中，拍摄对象睡觉的姿势，以及他们房间的陈设等，可以透露很多信息，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故意摆的吗？还是你只是等到了这种时机的出现？

亚娜 ：我的这个系列中，很多拍摄对象并不是我的朋友。两年前我开始进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拍摄的大都是我认识的人。此后，我渐渐开始在社交网络中找拍摄对象。可以这么说，这个项目并不仅关于我个人的朋友，而更多地是关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生活在大城市的俄罗斯年轻人。画面中展示的他们睡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卧室，我没有改变他们生活环境中的任何一样东西，照片中的任何陈设，都在它们主人原先摆放的地方。一开始，我只是想要展现他们在等待小孩降生过程中与对方的关系。但是，当我拍完了40对夫妻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双方的关系，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仔细看我的照片，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日常都会做些什么，他们的经济状况，等等。这又像是在人们睡觉的地方做一次私密调查。

傅尔得：刚刚你说到，这个系列中很多都不是你的朋友，如果是不熟的朋友，拍的时候感觉是否会不一样？

亚娜：的确，他们中间只有几对是我的朋友。其他我不认识的拍摄对象，就像前面所说的，都来自社交网络。对于我的朋友，拍的过程中我可以抓到更多东西。但是，就我不认识的拍摄对象来说，实际上可以这样讲：我认为系列中最有意思的片子，都来自我从网上认识的夫妻。可能是因为，在拍他们的时候我会更加精力集中，正因为不认识，反而会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心。这就像每个人一样，对于新的朋友，我们的好奇心会更加强烈。

傅尔得：在你这一系列的作品中，相机的角度都刚好在床的几近垂直的上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角度？《等待》系列之一　亚娜·罗曼诺娃摄(图片由亚娜·罗曼诺娃提供)

亚娜：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反复从很多不同的观看角度进行了尝试，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不仅能够看到他们睡觉的全部画面，也能同时看到房间的样子。我发现，在有些照片中，以从上至下的角度来看，他们好像在床上奔跑或者飞翔，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魔幻的感觉。所以，我决定以这个视角来拍完整个系列。

傅尔得：当你在拍的时候，相机是怎么摆放的？拍摄过程中，你认为技术上最难的地方在哪？

亚娜：说到这个，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我用了一些非常复杂的设备将照相机放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然后用遥控来控制拍摄。但实际上，我只用了一架很普通的家用梯子，爬上去后，用三脚架将相机架起来，用自拍模式让相机延后10秒自动触发快门。很简单吧？说到技术上最难的地方，我倒是想到了一点：我的照相机和三脚架加起来大概有3公斤的重量，每次拍摄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让它们千万不要掉下去砸到他们身上。

傅尔得：你为什么选择在清晨拍摄？是因为光线的原因吗？

亚娜：我选择在早上拍摄，也不尽然是因为光线的问题。当然了，早上的光线是最美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早上，睡觉中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这也是《等待》这个系列的关键要义——等待醒来的过程。

傅尔得：你睡在拍摄对象家里吗？画面中有很多人呈现出来的睡姿是裸露的，原因是他们中很多人有裸睡的习惯，还是为了附和你的要求？

亚娜：我的拍摄对象在自己的家中，都会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来穿什么或者不穿什么，穿多或者穿少。我从没有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该穿些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都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且，我跟他们之间根本没有讨论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傅尔得：在等待及拍摄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吗？

亚娜： 或许是因为我闯入了人们的私人生活，而这个层面的生活，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展现在外人面前的，所以，每一次拍摄对象不一样，情况都会不一样，也会有不一样的趣事。事实上，在我拍摄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感觉并非一成不变。在开始的阶段，大概是两年前，在早上六七点钟进入他们的卧室时，我得承认，我真的非常不自在，因为那会感觉自己像是电影中的秘密侦探。但拍到后面阶段时，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观察和等待拍摄对象的一举一动中，那个时候，我甚至都无法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傅尔得：一张照片你大概会用多久的时间来拍？我的意思是，在一对拍摄对象家里，你会花多长的时间拍到你想要的画面？

亚娜：通常，拍摄一对伴侣，在早上一到两个小时的拍摄中，我基本上能得到让我自己满意的一张片子。

傅尔得：这个系列在非常私密的空间进行，大多数人可能会拒绝你的请求。已经被拍的人，他们答应拍摄的原因是什么？

亚娜：我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个系列。之所以时间这么长，是因为绝大多数被我问到的人，都不愿意自己的私生活被侵扰到。我写了大概300多封邮件，发给社交网络上具备拍摄条件的人，问他们是否可以让我来给他们拍这样的照片，最后大约只有15%的人答应了我的请求。我想，他们答应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因此拥有其他人所不能有的家庭照片。因为，我给了他们每一对伴侣我认为最好的一张片子。

傅尔得：你所拍摄的对象，都正处于等待小孩出生的过程中，女方都是在怀孕的不同阶段，对吧？

亚娜：我尽力地去展现他们在不同阶段中的样子，最早的是怀孕2个月的，而最晚的，是在我拍完之后的第二天，就生出了小孩。

傅尔得：我在网络上看到你关于这个系列的摄影书，书的扉页上写着“To My Parents”，你是想对你的父母表达什么吗？

亚娜：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对他们表达的，我只是想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因为，很多年前，他们也处于同样的等待状态，等待我的到来。当然，没有他们，我的这个系列也不可能存在。

傅尔得：之前看到你的文字描述，你说你的朋友陆续成为准父母的消息，让你十分震惊。你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旅行和促膝长谈的夜晚，生活将如何继续。请问，拍摄结束之后，跟拍摄之前相比，你自己对结婚生子的看法有改变吗？

亚娜：说到我自己想法的改变，我想并没有。我只是从那些我所拍的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伴侣之间的关系也增加了不少认识。而且，当我得知那些当初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孩，如今已经2岁时，就会生出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想，这真是不可思议。

傅尔得：你的主题是等待，这种等待于你自己而言，是一种什么？

亚娜：对我而言，“等待”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等待小孩的降生；第二层，是我刚才说到的等待醒来；第三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等待着人生发生几乎颠覆性的改变。在我拍摄的时间点，他们正处于通常的情侣和将有小孩的父母这种角色的过渡中，我对他们这种身处于“边界”的状态，非常着迷。2012年5月

亚娜·罗曼诺娃：纪实摄影师，1984年生于俄罗斯，工作、生活于圣彼得堡。其作品关注在“后苏联时代”各国对集体身份的认知。亚娜的纪实摄影项目，发表于许多国家的摄影展览和摄影节上，如葡萄牙、芬兰、阿根廷、美国、荷兰等。

文艺解决什么？

在看《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之前，我对它的内容没有做丝毫的预设，完全不知道这会是一出什么样的戏，要看的原因，只是觉得小剧场的话剧十分接地气，是如把脉般对社会某种真实情绪的探讨，即便是故作矫饰大声嚷嚷的宏大挣扎，也有其态度。

在演出黑幕换场的短暂几秒钟的间隙里，我发现自己可以很自然地仰起头，枕在椅背上，在全场的黑暗中肆意享受到某种喜悦。那是一种很浪漫的自由，属于你一个人，但那世界又不只是你一个人，那是一个辽阔的天地。

这是一种感动，并不是戏有多好。戏也好，只是没有那么好。跟海报上有内容有宗旨的简短介绍比起来，演出反而是一种散漫的无厘头，再叠加一些无厘头，你可以笑，严肃地笑，荒诞地笑，心酸地笑，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严肃的愤怒相比，自嘲显得更高级；重要的是，不管跟狗一样活着，还是像狗一样活着、苟且地活着，我更关心的是，这小剧场的文艺，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小剧场的文艺，它不解决你的吃饭问题。选择做一个艺术家，或者向这个范畴靠边的职业的人，有一个普遍的宿命，就是不能求物质，或者说，是无法求。但它或许能给你一瞬间的快感，或是锋利的一刀；它不解决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它可以让你附庸，但只能当你用有态度的独立姿态跟它摩擦、相处时，才会产生火花和升华；它不解决你的豪华轿车和名牌包包，它甚至阻碍你变得更为精明、算计、圆滑、锋利和冷酷。

它解决什么呢？它解决空间的问题。

比如说，让你暂时脱离一班拥挤的地铁，可以消隐在嘈杂的人群和闭塞的办公室。它如一扇窗，延展你的空间，让你在世界之外拥有另一个世界，让你任何肆意的、狂妄的、变态的、无厘头的情感，都可以策马奔腾。

它解救你如顽石的日子，让你柔软。

如同大多数人一般，把日子过成了顽石般无可救药，在日复一日中，不再关心云淡风轻，也不关心鸟语花香……或者，有那么一刻，它让你发现自己仍有温度地活着。它如一道闪电，或是一道流过你体内的电流，让你瞬间肌肉颤抖，从休克中醒来。或者，你的人生一直在等待那一刻，甚至你不知道自己在等待着，但当它击中你时，你获得巨大的喜悦和救赎。

它解决生死。

死是宿命，结果都是死，只是怎么死。好比大家都在海里，挣扎是丈量你跟漂浮在若隐若现之处的浮木之间的距离，类似于小剧场的文艺，它让你挣扎，但这挣扎远甚于放弃希望后的僵死，那是主动放弃、死心后任环境处置你的生死。

现实是没有额外的安慰的，很多人都是没有靠岸的，也没有岸可以靠。而如小剧场的文艺，可以构成一瞬间的、暂时的慰藉，它是黎明前永无止境的黑暗中让你产生幻觉的一簇烟火。

文艺应该是自由的。在另一个延展的空间里，可以没有边际地谈及任何事情，没有孰优孰劣，没有高尚低贱，没有机构认证，没有条条框框，不受任何指挥和影响，它是没边界的出口，你怎么走，走到哪，都是个人的事情。

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它应该是自由的。任何的束缚，任何的作茧自缚，都是不自由，一点点的不自由，都会让你再也柔软不起来。2014年10月

有态度的自拍

极具活跃度的美国社交名媛金·卡黛珊那张展示产后身材的自拍照，丰乳肥臀，姿态撩人，简直成了Google上检索selfie (自拍照)这个词的图片代言，无愧她“Queen of the Selfie”(自拍女王)的称号。

显然，自拍已经成了世界潮流，且呈来势汹汹不可抵挡之势。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丹麦总理施密特一起玩自拍的照片，被媒体的镜头逮了个正着。今年(2014年)3月初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和众大腕们的那张集体自拍照，打破了社交网站Twitter的转发纪录，在一个半小时内，转发量就达到了190万次。

科技和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使数字身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需要，而且，这种需要正由模糊和被动，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自拍已经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去年8月，selfie作为一个新词被牛津字典评为年度词汇并收入其中，给出的解释是：通常指用智能手机或网络摄像头拍摄后上传到社交网站上的自拍照片。

职业摄影师们是不屑selfie的，有人让马丁·帕尔(Martin Parr)诚实回答他是否拍过自拍的照片，他当下便回答：一张都没有。

职业摄影师们的自拍照，当然是架好三脚架，沉思良久，在镜头前摆出隐喻丰富的姿势后，配合考究的光线，再按下快门。在他们眼里，selfie和selfportrait(个人肖像)有着巨大的区别，无论从技术还是诉求上来看，他们的自拍都是有态度的。

卢西亚诺·卡斯特利：性别扮演

瑞士艺术家卢西亚诺·卡斯特利(Luciano Castelli)的自拍照，就是对性别、身体、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思考。巴黎的欧洲摄影之家在五月底刚结束了他的自拍系列展览“自拍像：1973-1986”(Self-Portrait 1973-1986)，这个展览展示了他在22岁至35岁间具有爆发力的创作。

卢西亚诺可谓是善尽了自己的身体来进行视觉探索的艺术家。他把自己的裸体涂抹成一只斑点狗，匍匐在地，眼神释放出未经打磨的野性；或是赤身裸体，慵懒忧伤地跟一只白天鹅纠缠在一起；或是设置一个男性间的温情相拥；抑或变装打扮，化烟熏浓妆，装锋利的长指甲，穿长及大腿的皮靴，在镜头前摆出性感的姿势，浓烈的情欲呼之欲出。

卢西亚诺将性别的矛盾、身体的探索、身份认同中的挣扎和爆发，用自拍的方式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些视觉探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含有男性和女性的部分，这种结合吸引着我。”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直面死亡的自拍

伦敦的泰特当代美术馆展出过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展览，那次展览中，自然包括了占梅普尔索普作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自拍。梅普尔索普原本想要跟前女友帕蒂·史密斯一样，用音乐在纽约闯出名堂。但是，最后让他功成名就的，是摄影。

梅普尔索普的摄影用光、构图极为考究，颇具古典艺术意境，其内容却富有挑衅，突破禁忌。他镜头下的男性和女性的裸体、同性之爱，以及性的受虐与施虐，让他在备受争议的同时声名鹊起。

梅普尔索普的自拍将他对角色的审美和思考，套用在自己的身体里。但自从1986年他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便不再进行扮演，而是将镜头直指自身，也直面死亡。

梅普尔索普有两张自拍照，摄于他去世前的几个月。有一张是他自己眼睛的特写，那是一双病人的眼睛，虚弱又坚强，矛盾中迸发着绝望边缘的原始生命力量。另外一张里，梅普尔索普拄着一根骷髅头的拐杖，他的黑色衣服和背景融为一体，而头刚好悬浮在黑暗中，和他当时正走在死亡路上的现实相符。但是，梅普尔索普紧握骷髅拐杖的双手，和他苍白且用力的眼神一起，似乎要直面死神，跟死神角力。

薇薇安·迈尔：无名自拍

作为一个明星式的人物，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名气中有相当大的成分在于她的不自知，要不是有人把她抵押出去的胶卷冲洗出来，她就是一个爱好拍照的保姆。Powerhouse Books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薇薇安·迈尔：街头摄影师》

(Vivian Maier: Street Photographer)，封面即为薇薇安的自拍照。

2013年10月29日，在这个“自拍年”内，已过世4年的薇薇安·迈尔赶了一趟时髦。她晃荡在街上的自拍照被整理成书出版，包括她拍摄的57张黑白照片和29张彩色照片。这个数字，对于这位一辈子拍了近15万张照片的摄影师来讲，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虽无从知晓她的拍摄意图，但那些自拍照里的薇薇安·迈尔，成了我们解读她的重要线索。拍照是她精神上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力量。

简·戴维斯：超级胖妹的自拍

作为一个体重120公斤的超级胖妹，简·戴维斯(Jen Davis)的自拍照，是在摧毁自信的过程中，重建了自信。

作为一个体重严重超标的人，在人群中免不了被打量。不管你是露骨地或者是有礼貌地观看他们，哪怕是轻轻地一瞥，都可能会让他们内心泛起狂澜。简·戴维斯的勇敢就在于，将镜头狠狠地对准自己，且这个过程长达11年。从她的照片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胖妹敏感的内心，还随着她的成长感受到她的心智改变。

我们在超模凯特·摩斯的裸照上看到了性感和遥不可及，但在简·戴维斯的自拍照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尽管你不关心简·戴维斯的敏感内心，但她的身体绝对是一个触发器，让我们看到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以及引发对美丽的思考。

胖到没自信，胖到没有男朋友，都是残酷的现实。自从2007年去耶鲁大学读纯摄影的硕士，简开始有了自我，在拍摄中，她不仅为自己安排了男朋友，还安排了性。她用具有纪实风格的片子，从身体和精神上来探索两性。在两性关系上，胖妹简在拍摄中成全了自己，“我想知道，被男人搂住时的感觉。”

作品带来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让简尝到由身体带来的自信。

艾力克·索斯：非自拍

跟大众流行的自拍结合得最紧密的，就数马格南的明星摄影师艾力克·索斯(Alec Soth)了，以他的出版社为名字(@littlebrownmushroom)的Instagram可谓非常活跃。

他在Instagram上发起了一个叫Unselfies(非自拍)的活动，在这个活动里，他用各种方式将脸部故意遮挡，这些自拍照，是职业摄影师的自拍照与大众流行的自拍照之间的最暧昧写照。

作为当代摄影界的明星，艾力克·索斯是又要装，又要不着痕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假如人们问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说自己是艺术家，似乎显得很装。但是，如果说自己是摄影师，这个称谓就是一种适当的遮挡。因此，就好比我的Unselfies项目，我先拍摄自己的肖像，然后再矛盾地把脸部盖掉。”

艾力克·索斯的自拍当然是有态度的，Unselfies系列就是对自拍现象的一种评论，也反映了职业摄影师对自拍现象的思考，以及探索智能媒介在拍摄日常化中的作用。无论如何，看完艾力克·索斯那些搞怪的自拍照，的确能触发我们反思的按钮：自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还是去Instagram上看看艾力克·索斯君吧，为了在自拍照中遮挡住自己的脸，他可是什么招都用上了。2014年5月

他是达明·赫斯特的老师，他用照片作画

位于伦敦肯辛顿公园的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正在展出艺术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的作品。作为居伦敦乃至世界前列的画廊，画廊的艺术总监是目前国际上最有权力的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又称“小汉斯”)。

虽然迈克尔是名号响当当的顶级画廊高古轩的艺术家，也是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大学老师，但小汉斯和迈克尔的互动也早已不是一两年。

作为艺术界不眠不休、每4个小时只休息15分钟、每天灌50杯咖啡、“像达·芬奇那样睡觉，像巴尔扎克那样喝咖啡”的艺术界劳模，小汉斯从2006年开始，在蛇形画廊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让人听起来就既兴奋同时又令人精疲力竭的活动：对艺术家、诗人、哲学家、学者、音乐家、建筑师等等，一个接一个进行长达24小时的访谈。

2010年和2012年，迈克尔都是小汉斯的座上宾。对于这次迈克尔在蛇形画廊的展览，画廊也展现了很专业的布展。为了配合迈克尔作品的强烈色彩，蛇形画廊将每个房间都用不同的颜色涂上了不同的背景。在展厅转来转去，一股浓浓的波普气息迎面而来。

1966年出生于爱尔兰，在美国长大，并在耶鲁大学取得本科、艺术硕士学位的迈克尔，曾因美国陷入“越战”而深感不自在，便回到了欧洲。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艺术圈，摄影界的主流人物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厂”。虽然“波普艺术之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在伦敦，但理查德·汉密尔顿、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等当时活跃在伦敦一线的艺术家们都很“哈美”。

从美国来到伦敦的迈克尔，面对欧洲的“哈美”觉得有趣，因为伦敦艺术家眼里纽约艺术家那些如梦似幻的东西，在当时的迈克尔眼里，都是极为普通的事情。直到1973年作品《一棵橡树》(An Oak Tree)展出，迈克尔成为英国观念艺术的重要人物。

这次在蛇形画廊举办的展览，迈克尔是在对普通物件进行一场细致的反复的表达。

为什么是那些普通的物件？

用迈克尔自己的话来讲，哪来那么多特殊的事件？“我们总是在找特殊事情的特殊性，或者等着发生一个特殊事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平常的物件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接近了了解生活的本质。”

迈克尔特地将普通物件画成实际存在的、普通的东西，他只画物件的普通轮廓，但正是这些成了他的创作语言。

工具是迈克尔创作的对象，从手电筒、老式磁带、电风扇等，到现今几乎人手一部的苹果手机、苹果电脑等。伦敦蛇形画廊展出迈克尔·克雷格-马丁的作品 傅尔得摄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使用的工具不断更新换代，这使得最终被废弃成了它们最终的命运。反观人类自身，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命运？仔细去观察我们选择制作什么工具，逐渐抛弃了什么，这件事本身是有意义的。

而我们对工具使用的变化，反映着我们自身的发展变化，迈克尔的作品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存在。

强烈的色彩，是迈克尔的一大特色，作为情绪的表达，节奏、环境变换的表达，颜色的运用是迈克尔刻意为之。

物件的线条轮廓和色彩搭配，让观者将个人情感带入，赋予观看物以个人意义。

迈克尔的作画过程，也挺有趣的。

他开始用手画，现在用照片来画。用照片画画更容易，以前他还真的要把实物摆在眼前，为了画一个东西，还必须去买。

现在，他在电脑上，借着照片，用鼠标来完成原始画。接着，他再用投影仪放大在画布上，画出物件轮廓。

所以，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超越原物件的大小。迈克尔这样创作已经超过15年。

其实，到20世纪90年代止，迈克尔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老师。他教过的学生，有不少已经成名，还有的成为艺术界的巨星，如达明·赫斯特。

作为老师，在迈克尔眼里，达明·赫斯特是非常典型的成功艺术家，他们表现得就像一个艺术家该表现的，跟20世纪60年代安迪·沃霍尔表现得那样，比如有着浪漫的想法、把自己灌醉……非常活在当下。

而作为老师的迈克尔还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论作为一个艺术家》(On Being an Artist)。

迈克尔认为，以前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成为一个波西米亚，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想成为成功的艺术家，要先成为企业家。

在这个一般人都难找到工作的时代，从事艺术就像音乐界昙花一现的流行文化般，很难再去建立一番事业。“前几代的艺术家总是可以靠点什么来生存，我这一代的艺术家还有书可以教，而再下一代就只有救济金可以领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撒切尔执政后，救济金也没有了，也没有书可以教。年轻艺术家可以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像企业家那样管理自己，试着从自己做的事情中赚钱。”

听起来很残酷，却是事实。老师的话需要认真思考。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相比艺术家的身份，迈克尔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老师。2015年12月

365天，524道菜

四年前看了一部电影《朱莉和茱莉娅》(Julie &Julia)。想想，几年过去，我居然在有事没事时，看了它好几遍。最近，我又想到它，似乎为我每天做早餐找到了某种精神考据。我想，在我大脑皮层的某个皱褶里，一定存储了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与美食有关的电影，但是，我过去每一次重新看它，居然都不是为了食物。

最近一次重看，大概是今年(2014年)的元旦刚过之后。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住在皇后区一家比萨店楼上的女主角，晚上在自家屋顶跟丈夫和朋友们一起过她三十岁的生日，“365天，524道菜”，在过去的一年中，她完成了美国传奇厨师朱莉娅·柴尔德(Julia Child)的经典食谱上所有的菜。

我想，一年的坚持，每天的努力，便是她在三十岁的关口，可以临危不乱、可以平静蹚过去的解药。

那一幕，空中交错着排排美国式彩色小灯泡，拉出远处布鲁克林大桥的身影，杯盘交错声中，星空宁静，一切柔和，那是我念兹在兹的平静感，每次看这部电影，我都盼望着享受这一幕。

在曼哈顿上班住在皇后区的人多了去了，女主角朱莉·鲍威尔(Julie Powell)就是一个。故事发生在2001年的“9·11”之后，她每天在茫茫人海中挤地铁上下班，随着曼哈顿的来往人潮到达办公室，坐进属于她的格子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接各种关于“9·11”后曼哈顿下城重建的投诉、抱怨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不幸，她也好不到哪去，作为一个底层接线员，她的生活是苦闷郁闷胸闷。

执着做一件事情，大概是为了重新定义自己。找不到存在感的朱莉·鲍威尔向自己发起了一个项目，名为“朱莉计划”(Julie Project)：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名厨朱莉娅·柴尔德食谱书《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上的每一道菜。为了让自己破釜沉舟，她还给自己建了一个博客，把每天的成果发到上面。

好几个月过去，终于有一个人在她博客上留了言，结果，那个人是她的妈妈，还泼了她一盆冷水。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焦虑浮躁且不安的过程，丈夫也搬出去了，她一个人继续执着折腾。最后，总是有鼓舞人心的结果，她家的电话被纽约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各家媒体打爆了。

朱莉的故事，是发生在纽约的真实故事，她的博客仍可以找到。而她的偶像、美国厨神朱莉娅·柴尔德要是没有在2004年时去世，那么今年的8月15日，她就刚过102岁的生日。那本在美国饮食界永垂不朽的食谱书，首发在1961年，朱莉娅·柴尔德的目的，是为了告诉美国妇女怎么做菜。朱莉娅·查尔德由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她的传奇故事也穿插在这部电影中，跟朱莉一样，历经曲折。

之前，我看这部电影，都没有看到食物，因为我一直都讨厌在食物上浪费任何时间。我看到的，是因为一本食谱而牵连在一起的两个不同时代的美国女人，执着地对生活发起了反扑，找到生命的价值。

而现在，我如果要再重看，大概会仔细去看看那都是些什么菜，怎么做。因为，自从做早餐之后，我发现，各种食材都可爱，做食物是切换大脑的良好方式。而且，就像朱莉所说的，“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烹饪吗？是因为当感觉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时，我说的一切就是一切，如果我加蛋黄酱到巧克力、糖和牛奶中，它就会变得黏稠起来，这种确定感让我感到舒适。”

这是我们能立即掌握的确定感，而且，当你品尝它时，你的努力能立刻得到回报。

接线员朱莉在爆红之后，变成了真正的作家，从比萨店楼上搬了出去，她的故事也拍成了电影，并获得了近1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对我而言，关键是，每天的细小变化，真的能一点点改变生活的状态，接近于可以定义自己的状态。2014年8月

如何不成为一个造粪机

还好，现代社会，高考已经越来越失去它的重要性。起码，在令人沮丧的就业率和居高的失业率面前，它在分配社会阶层流动上，越来越无力了。去国外念书，在五道口创业，到非洲当农民等，都是可以藐视高考的法则。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在1982年发的《迷墙》(The Wall)，真是一部表达愤怒的好专辑。如履薄冰的幼小人生，就是这么被愚蠢而无情的教育碾压到失去个性，变成一节一节肉泥。《你只是墙上的另一块砖》(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的MV中，后面的怒吼很爽，砸墙很快意，可将如今的余怒平息。

初中时，隔壁班的年轻老师因为打了一个学生一巴掌，被那学生的家长在教室罚站了一个小时。发小在隔壁班，她告诉我，他们班的物理老师虽然也容易激动，但年纪大一些，理智一些，情急之时，气急败坏下，动口不动手，往往冷静地来一句“你们这些造粪机”。

当时，如雷贯耳。但余波荡漾良久，此后，如何不成为一个造粪机，成了我人生的重要命题之一。

环顾四周，我们家最小的堂弟都念大二了，终于可以说，高考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不成为一个造粪机。

人性有很多弱点，一不留神，胸中那团小火苗没有蹿上来，很容易滑入混吃等死的境地，得时时提防着，一不小心，就成了造粪机。

对于是否活得成功活得有意义，是否活成了造粪机，有很多标准，有社会的定义，也有自己的定义。

社会有标准，是二流的就不会被当作一流。名片上的行业和职务很重要，决定了在你转身的瞬间，那张名片是否会被扔进垃圾桶。房子的地段很重要，你买的房子，是在北京二环内还是在鸟不生蛋的三线城市，决定了初识者在三秒钟内向你表示多少尊重。

但是，按照社会标准成功的人，不见得能跟快乐成正比。不成功的会得忧郁症，成功了的也容易得忧郁症，也容易陷入“生活在云端，精神在地狱”的境地，在十八层地狱没死的，跳楼未遂的……好在可以投靠佛法，可以在佛经中定下心来，寻找人生的出口。社会庞杂，标准变化莫测，你有多成功，就会有人更成功；社会比你想象得更势利，稍稍把持不住，容易误入歧途。再者，得到社会认为的成功，跟自己心中的标准是两码事。

按照自己定义成功的，有自己的刻度和标准，比如年龄。人生短暂，要对自己有交代，30岁前要做什么，40岁前要做什么，50岁前要做什么，人各有志，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在每个刻度到来前，心里都提着一口气，眼看着时间到了，来不及了，没希望了，真气容易涣散。

唐代王勃感叹时运不济，命运磨难，在写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后，溺水而亡，才27岁。项羽27岁称西楚霸王，带军征战，乌江自刎时，才30岁。

一生有多长，年龄是一个好刻度。有朋友跟我说，45岁前，要拍一部商业电影，不然人生就没戏了，他还有5年的时间。也有朋友跟我说，60岁前，要拍一部纪录片，不然人生就没时间了，他还有2年的时间。

这些都能抵抗活着的无意义，只要一口真气提在胸口，都能抵抗成为造粪机的可能。

自己定义的成功，也可以跟年龄的刻度无关。年龄大小不重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及是否在做，更重要。

我奶奶80了，腿脚不活络，步伐沉重，我1分钟走的路，她至少要花5分钟。爷爷走后多年，她坚持一个人住，坚决不去任何一个儿子的家，坚决不让任何人伺候。她在小区围墙边的空地旁开垦了一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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