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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6 23: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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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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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翅膀

沉重的翅膀试读: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一年三月

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

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一

八一年起,迄今已历八届。获奖作品反映了一九七七年以后不同时段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是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的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持续的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

年起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本社出版的获奖作品。二〇〇四年,在读者、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的建议、推动与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并一直努力保持全集的完整性,使其成为读者心目中“茅奖”获奖作品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又推出不同装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以满足广大读者和图书爱好者阅读、收藏的需求。

茅盾文学奖四年一届,获此殊荣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感谢获奖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2013年8月

序言

张光年

改革难。写改革也难。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或者说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就连描写这种在斗争中起飞的过程,也需要坚强的毅力,为摆脱主客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

这方面动笔较早的作家,体会较深,受到的磨炼也较大。张洁同志是其中的

个。

近日在病房里陆续读完了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第四次修订稿(复印件)。我既从作品中改革者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也从这位女作家自强不息的劲头受到鼓励。作家歌颂

十一

中全会后献身于工业战线体制改革的人们,热望以自己的笔促进改革;在创作实践中,她自己也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日新月异的改革。这种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沉重的翅膀》最初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的《十月》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成为首都文坛上(还不只是文坛上)一个惹人注目的事件。我读时,不禁联想到此前看过同一作者的几个短篇。张洁同志的文笔是细致的,敏感的,长于人物的心理描绘,但有时流露出感伤情调。现在,这位女作家从自己织造的精致的、时而织进淡淡哀愁的纱幕中走出来,大踏步地走上新时期工业战线新旧斗争的战场,这是应当鼓掌欢迎的。我们看到,作家的视野开阔了,心胸开展了,笔底也显得挺拔泼辣了。所惜的是,作家在走上这个广大战场从事时代画卷的综合描绘时,缺乏洞察复杂矛盾的思想准备,也缺乏统御众多人物、众多场景的熟练的调度经验,特别是保留了、或者放任了以主观表现干扰客观描写的不良习惯(不是主客观有机的有效的结合)。有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是绝妙的,有些则几乎是作者心理、情绪的化身。人物对话中议论过多,作者还迫不及待地随处插进许多议论。固然有些议论是精彩的,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但有些是不必要的,不妥当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引起严重的责难。“你好容易把读者吸引到你精心织造的形象世界中,读者可以同人物共喜忧了,又跟着来一段议论,把读者从情景中赶了出来……你多次多次地这样折腾读者,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我终于直率地向张洁同志面谈了自己的读后感。引号中的这段话,可能是较有说服力的;其他的未免生硬些,说不定是泼了冷水。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当这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响时,《文艺报》召开了专题讨论会。我没有参加会,只看到记录。这两天我重新阅读了发表于同年《文艺情况》第二十期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讨论会纪实》,内容很丰富。会上从事评论工作的十多位同志踊跃发言,谈得多么好啊!同志们都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对缺点从各方面提出具体的恳切的批评;这些意见是中肯的,有些是相当深刻的,并且都对作者怀着更上一层楼的热望。他们都比我谈得好,谈得深。我心里想,一位作家发表了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著作,能得到这样恳切的评论和热情的期待,她应当感到幸福和宽慰。

此后不久,得知张洁同志考虑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先就那些不妥当不必要的议论部分,做了一百多处删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贯给予作者热情帮助与支持的韦君宜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书已付型,在纸型上挖改完毕,她要签字付印了。《沉重的翅膀》出书了,它的母体的阵痛尚未了结,有时还相当沉重。据说因为长期的连续的挫折,这位作家一度在南方卧病。创作的路本来是很不平坦的,这就不必多说了。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这部小说的第四次修改稿,可以想见作者付出了不少心血。说起修改,我也曾给作者出过难题,考虑到她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潜力,我建议对全书做较大的改写,使人物集中一些,枝蔓减少一些,主题突出一些。虽则是一片好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

现在这个修订本,虽说还未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包括作者自己的要求,但经过大幅度的去芜存菁功夫,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韦君宜同志告诉我,全书三分之一是重新改写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内容上的修改加工,作者还在很多地方做了语法修辞上的推敲与润色,使这些地方的语言简练挺拔了。在中青年作家中间,一部长篇作品发表出书后,还下大功夫进行反复修改加工的,如今并不多见。这种艺术上认真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今年是改革年,在党和政府大力推进下,改革的新风已吹遍祖国的沿海和内地,乡村和城镇。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批披荆斩棘的创业者、改革者,向作家艺术家们发出热情的召唤。为歌颂工业战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十二

大精神指引下的改革之风,为描写不辞艰苦地开创新局面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少作家正在进行可贵的努力。张洁同志是较早的尝试者之一,备尝了甜酸苦辣的况味。自己的、别人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对今后的展翅奋飞都是宝贵的。相信她将以改革家的精神激励自己,继续关注并参与工业战线除旧布新的斗争,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越发健壮成熟,使作家的彩笔与笔下的新人物同步飞腾!

为别人的小说创作写序,我太无能了。只因我曾冒昧参与了这部作品的苛求者的行列,如今此书以新面目重新问世,欣喜之余,写几句聊表微忱。序文中仍然写进了一些不甚得体的话,敬希作者和读者原谅。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于首都医院谨将此书献给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作者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一

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送过来。案板上,还响着切菜刀轻快的节奏。

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融着太阳的暖意。

发了几天烧,身子软软的,嘴里老有一股苦味,什么也吃不下去。

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一点儿顺心的小事,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比方说,一个好天气;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看了一部好电影;电车上有个吊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现在呢,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病后的好胃口;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

多亏莫征。如果没有他,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抓药、煎药、变着法儿地调换着伙食的花样……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他会拿眼睛翻她,还会不屑地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

她高兴。不由得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你叫它耍贫嘴也行,或是唱几嗓子。她试着咕咕噜噜地哼了几句,不行,嗓子是嘶哑的,还带着齉齉的鼻音,两个鼻管里仍旧塞满了没有打扫干净的浊物。

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便收起了心。真的,一个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能太过放肆。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何况她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不合时宜的人物。

她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今天中午吃什么?”

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红菜汤、腊肠和面包。”

这孩子真不赖,竟然没有忘记。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有教养的家庭?——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就像她一样。

可教养又是什么呢?在那几年,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汇的同义语。

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那时,莫征只有三岁多,很像英国电影《雾都孤儿》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黑黑的眼珠,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每次开饭以前,他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我可以吃饭了吗?”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当时,叶知秋绝没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为这,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莫征。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不然,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双双死于非命之后,莫征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逃。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再不就咬它一口。别相信它会抚摸你,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要么就勒死你。

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它们像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

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像一切女人一样,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丑陋真是一种不幸。

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她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稍稍地削薄一点。于是,又短又厚的头发,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远远看去,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

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

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

菜饭端进来了。

莫征,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两个盘子上还摞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

腊肠切得很薄,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顺着盘子绕成环形,斜躺在盘底。面包切得很均匀,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简直像用尺子比着、量着切出来的。

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微笑,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叶知秋的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比如,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如果没有莫征,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奇怪,食堂里烧的东西,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永远是一个味儿,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就算下个狠心抽出时间,她也不会做。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不,生存能力!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别管是做饭、弹钢琴、或是法文……可是他为什么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不,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而是什么呢?她的思绪飘移开去……

汤大概很烫,放在桌子上之后,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头尖。

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手指粗而长,手掌厚而宽,指关节和桡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小小的人儿,脚还够不着踏板,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可现在,当叶知秋心血来潮,在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用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他呢,却远远地躲进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仿佛那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

什么叫做应该是呢?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衣服皱皱巴巴,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大小不一。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像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的三角口子。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整天和树枝、灌木丛打交道,灌水、剪枝、喷药……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剐破。即使这样,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方方的下巴,棱角清晰的大嘴巴,黑而柔软的头发松松地披向脑后,仿佛修剪过的、不宽不窄的眉毛,整齐地、直直地伸向太阳穴,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微微地往上翘着,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稍大了一些,目光总显得凝重、迟缓,还有点儿淡漠。

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这声音总让叶知秋感到不放心。她不知说过多少次,要么赶快拿去修理,要么就丢掉它,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而莫征总是懒懒地说:“没事儿,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叶知秋只好随他。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得对那凳子瞟上几眼。这会儿,她的眼睛也还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

唉,太爱操心了。

莫征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满意地称许着:“不错,挺地道,像你的法文发音一样。”

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联的事呢?莫征不愿意回忆它。但只要有一点光亮,它就会像影子一样地出现,紧紧地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不肯和他分离,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他张开嘴巴,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咽下了那勺菜汤,好像要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肚子里去。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不安地跳动起来。接着,他又用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哐当”一声。叶知秋一愣,一时以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不,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极力压抑着的啜泣声。

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说道:“高尔基笔下的生活。”

叶知秋停止了吃饭。

莫征,还是带着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问道:“怎么啦?”

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不易动情的莫征面前,她有时倒像个幼稚的、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在别人的哭声里,我觉得难以下咽……”“你简直像个基督教徒。”

她发脾气了。她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莫征!”然后站起身来,往外走去。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那弓着的腿,活像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您还是歇会儿吧,您管得了吗?过不了两天还得打。”

他说的是真话。楼上这一家,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那两口子都不是泼皮式的人物,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可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狼狈啊。

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您还是再吃点儿吧,一会儿该凉了。”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摇摇头。

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翻动着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那些报纸。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已经竣工投产、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还有一个多月,一九七九年就要过去了。她立即想起病前就应写完的那篇报道,便在写字台上寻找她已经拟好的那份写作提纲。

奇怪,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没有,也许放在抽屉里了?

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是同样的杂乱无章:日记本、信札、邮票、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工作证、眼镜盒(有好几个)、药瓶子(空的或是装着药的)……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耐心的人。每当她急急地在抽屉里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屉,没用的就把它扔掉。这里有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旧信,瞧,还有这个空药瓶子。“砰”的一声,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

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她也舍不得丢掉。它们好像是她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着由衷的同情;因为她对一切丑恶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些事情遍及每个角落——她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层干部,把她当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那些事情,照例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当她像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难哪。

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光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

但是,提纲总得找到。“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她没有说什么提纲不提纲,那对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像不大看得上,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什么纸?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莫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写的报道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提纲,怎么是废纸?”“我怎么知道那是提纲。”莫征的语调里竟没有一点儿不安或歉意。“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莫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过:“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有人看吗?又有人信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叶知秋拍了桌子。

莫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

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

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莫征在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官话”!

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梁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老百姓还拥护你吗?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

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

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话又说回来,开门

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

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莫征问。“我去打个电话。”“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他老是那么不耐烦。“我是叶知秋。”“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你怎么出尔反尔呀?”“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说过陪她一起去采访郑子云。那么,他当初又何必鼓动她呢?“你为什么不去?”“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论谁上他家,都像去求他们赏点好处。我是看那种脸子的人吗?再说——”他本来想说,部里的情况挺复杂,闹不好就会卷进两种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郑子云的主张,就是反对田守诚部长。你说你没参与?没门儿,那时你想择也择不干净。田守诚那张网可是大得很哪,别以为你不在工业系统,人家照样可以收拾你。什么老战友啊,老首长啊,横里、竖里,关系多得很,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吃得消吗?!

可是一回头,看见石全清进了办公室,便收住了话头,改口说:“反正我不去。”“你这个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郑子云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我劝你也别去。”“那你就别管了。”

贺家彬的心软了。说归说,他能看着她只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蹚吗?二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爱)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

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间、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你想搞政治联姻?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间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间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

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

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囍”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

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三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活该!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笑话!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这种夹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入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外头买不着哇!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千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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