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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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的萤火试读：
序幕
黑暗中，他拖着一具尸体走在河边，泥泞的石头小路荆棘丛生，血腥味像倒涌出瓶子的墨水般弥漫着。
如果把尸体扛在肩上，会更吃力，还会弄脏胳膊和脸。一次咬牙发力之后，他登上了一个小山丘，用手挽住尸体的脖子，慢慢地把它靠放在地上，像把婴儿放入摇篮中。
他四处张望，心跳剧烈。河水如同黑色的线条在移动着。
他握住铁锹，开始挖坑，手上的老茧很疼。每铲一次，土壤就越发潮湿松软，清新的泥土气息飘散出来。
他把尸体放进坑里，再小心翼翼地填平，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他洗了手。向他讲述，你要活下去，向他讲述。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在那一瞬间，他蓝色的双眼粉碎了笼罩山谷的黑暗，像是一道闪电穿透了他的身体，像是一股能量从远方传来并传向更远的地方。他感到了快乐。
终于，轮到他完成了这个魔法：用埋葬去照亮剩下的世界。—— 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1984-1991童年是一个从未被遵守的诺言。――肯·希尔01
美国小鬼，美国仔。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这样叫他。对所有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整日在街上游手好闲的小痞孩。八岁的时候，他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而我们其他人，都至少有人陪伴，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开着一辆脏兮兮充满脚臭味的小校车、每天重复测量着学生家和学校之间距离的唐·米米大叔。
有时候，我隐约看见他走在人行道上，低着头，单肩背着书包。那种我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我心生嫉妒。每一个孩子都会被父母用可怕的口吻警告，街上有很多强盗、毒贩、强奸犯在暗中伺机伤害孩子，但利奥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他在的地方，周围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变得古怪，老师们会假装忽略他，他在教室里的时候大家会异常安静。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会聚集在庭园里，那是一个小广场，水泥地面，四周长满了大叶植物，我们三五成群地玩耍，像是凝固在时间里与世隔绝。然而当利奥靠近的时候，等着荡秋千的队伍会沉寂下来，默默地给利奥让出位置。
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为什么。
大约十年前，在被那不勒斯银行雇用了之后，我父亲搬去了巴里。不过那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所有被雇用的新人都要去远离银行总部的基层服务至少两年。一般来说，那不勒斯本地人在被雇用后会成为罗马或者巴里分行的文书，这是银行行业里最底层的职位。二十四个月之后才能申请回调，接着便是一段让人筋疲力尽的漫长等待，再加上信念上的坚持，最终才可能回家。对于我父亲，是整整十年的时光。
就这样，一九八四年夏末，我的父亲爱德华多回到了我们在斯帕拉诺街的家中，邀请我们坐上那辆菲亚特127，那是他两年前分期付款买下的。在就要上车的那一刹那，我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回家，”我母亲低声回答，“回那不勒斯。”“这里难道不是我们的家吗？”“不。”我父亲插话进来，“这里是炼狱。”
我们进入高速公路向西开，没过多久，一种莫名的悲伤涌上我的心头，仿佛置身于西部片的场景中。我想哭。我才六岁，却要面对这种荒诞，我要移民到我所出生却没有生活过的那个城市。
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旅途中，爱德华多不停地旋转着收音机按钮，大吹特吹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这次工作回迁也意味着他的工资会上涨。“明天我要买一辆阿尔法苏德，先把首付交了，我想要一辆米色的。我受够了现在这辆烂车，每一次超车都需要上帝之手的帮忙……你觉得呢，娜娜？”
我母亲正在观察着窗外的风景，心不在焉地附和了他两句。他将要买的每一样东西，她都会假装支持，并要求同样的待遇。爱德华多的一辆阿尔法苏德意味着她会得到她梦寐以求的斯卡沃利尼家具。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物质上的，不需要任何言语。
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那不勒斯。我是后来才明白，这座城市，对于每一个像爱德华多这样不计一切代价想要回来的人，相应地会有一千个人想要尽快从这里逃离。我父母亲常说这里就像是黄金国埃尔多拉多，我的第一印象却恰恰相反。这里到处充斥着汽油和塑料燃烧的恶臭，像一个巨大的下水道系统，昏暗的街道上到处是在阴影中移动着的令人不安的存在。
我们钻入市中心的街道，来到火车站附近，爱德华多的脸色渐渐好转，接着我们的车从卡波迪蒙特山上一路下坡，最后停在一栋住宅楼前。我数了数，十层高，像一艘偏航的巡洋舰。菲亚特127的车门被猛地推开，我父母亲喘着粗气钻了出来。
刚下车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小男孩，比我大两岁的样子，正踢着足球。让人觉得诡异的，不仅仅是他在晚上这个时间点在街上踢足球以及身上鲜红色的球衣和脚上带钉的球鞋，而是他每次起脚都能精确地击中住宅楼大门上的玻璃窗。他浑身散发着斗犬般的凶狠气息，那时我还无法预知他将会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哎！”我父亲大声地冲他喊道，“你会打碎那玻璃！”语气粗暴。母亲一脸失望――我们还没有搬入新家父亲便开始得罪邻居。
小男孩用手抱起球，转身面向爱德华多，露出挑衅的姿态。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黑色寸头，那双蓝色的眼睛让我想起波利尼亚诺的大海。“你为什么不滚开，去其他地方搞破坏呢？”爱德华多继续冲他大喊。
这时，小痞孩毫不犹豫地从袜子里掏出一把弹簧刀，猛地刺进球里，再把球向爱德华多扔过来，满脸轻蔑的神情。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他站在那儿狠狠地盯着我们，目光里充满了威胁。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有人敢挑战爱德华多的权威。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忽然一闪，消失在住宅楼大门：他登上大理石阶梯时发出踢踏舞一样的声音，而我们停留在原地无言以对。
他消失得如此之快，在霓虹灯的冷光下，我只能隐约看到像一束蓝光闪过的那双蓝眼睛。
那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我是在学校走廊里遇到他的，我会低下头回避他。如果那个球是向我飞来的，我不会想要把球再还给他。但那个小痞孩跟我父亲作对，带着一把弹簧刀在街上闲逛，既不像社会混混也不像真的犯罪分子，大概算是两者之间，然后，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的家庭是“那些家庭”中的一个。
他母亲叫埃丝特，是一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准修女，为了结婚她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誓言。那场婚礼其实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她的父母也曾是如此。在她就要出发前往意大利的时候，她母亲对她低语道：“不要担心，你不会因为嫁为人妻就停止你对十字架的拥抱。”而埃丝特为了不让她母亲失望，两次拥抱了十字架，私下一次献给了耶稣，又公开一次为了丈夫。丈夫的名字叫文森佐，一个性格狂妄的那不勒斯人，专门来到这片新大陆迎娶她。“跟着我回意大利吧，我们结婚。我向你保证你父亲的余生都不用再铲粪了。”
有些男人擅长用简洁有力的话语征服女人的心，像上帝之子那样让人信服，就这样，一个关于新生活的诺言打动了埃丝特，她相信这种新生活对她和她的家庭都有好处。唯一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需要跨越八千海里的距离才能拥有它。
文森佐有着一头金发、一双蓝色的眼睛、干净的少年脸庞。别人会叫他“捡纸箱的人”，这个外号源于他父亲利奥纳多，因为他父亲经常在夜里到大街上收集废纸箱，装进小三轮车，再运到拉齐奥南部的造纸厂卖出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森佐放弃了没有什么前途的拳击手职业，转而去效力于一个刚刚得势的外号叫石头脸的年轻大佬。石头脸下令禁止了街上的海洛因和嫖娼生意，这个决定为与其他势力更好地合作扫清了障碍。
石头脸曾和唐·拉法埃莱·库托洛打过赌，并且赢了。因此和最有势力的家族结了盟，现在则经营着半个城市的地下赌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避开了他自己生活的街区，而这为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和所有人的沉默。要真正做生意就一定要远离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他的座右铭。
正是因为这一点，文森佐非常看好石头脸，并决定为他效力，尽管这样一来他自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做大佬，但他并不在乎。如果说他最不缺某一样天赋，那便是他的谦逊态度。一开始他只是个打手，接着被提拔为收钱人，再到石头脸的贴身跟班，直到某一天联盟派他带着一个谈判团去美国，和布鲁克林的卡莫拉谈几笔买卖。
石头脸感兴趣的几处房地产都在康涅狄格州，那正是埃丝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的家庭三十年前从意大利移民到美洲大陆，一直靠铲粪谋生。先是在阿根廷的牧场，然后是墨西哥，最终在哈特福德郊区的一个大型农场安定了下来。
文森佐和埃丝特是偶然相遇的。有一天文森佐在几个老乡的陪伴下来到康涅狄格历史博物馆，参观塞缪尔·柯尔特上校的武器收藏展，他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关于武器，即使是最愚蠢的美国人恐怕也要比他在行得多。
晚些时候，他坐在咖啡馆里，和他的客人们讨论着要去武器商店逛一逛，这时他留意到吧台后面有个女孩在听他们聊天。她有着深色的皮肤和头发，黑橄榄似的双眼，仿佛一把口径四十五毫米的手枪将你刺穿。“你是意大利人吧？”他问道。“我是在这附近出生的，纽黑文人，”她答道，“我父母亲是意大利人。”“你太美了，不可能是美国人。”“我可不是那种金发女郎，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你想要一块核桃蛋糕吗？”“如果你告诉我谁是这里的老板，我会为了你买下这整家甜品店。”
埃丝特和她的家人回意大利的旅费全部由石头脸承担，算是他给自己手下的结婚礼。接下来几年，这个美国女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利奥纳多和皮奴西娅――女孩的名字取自外婆，男孩的名字则跟了爷爷，那个捡纸箱的老人。
即使是在一个小孩最可爱的那个年龄，利奥就已经表现出成为小痞孩的潜质了。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每天在街上游荡，虚度着光阴，像是在证明我父母亲的错误或者谎言――街上的生活不会吞噬任何人。02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新的生活，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而我父亲则立刻重拾了旧日的生活节奏。他时刻炫耀着自己再次回家的喜悦，完全不像是刚刚在炼狱里待了十年的人。他过去有一次曾试图放弃过回家的念头，但他没能做到。
事实上，一九七八年的冬末，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们在巴里的生活。一件是我的出生，那天夜里我父亲开车飞驰回那不勒斯，赶到娜娜准备生产的医院，在接连不断的痛苦喊叫中，我母亲凭直觉喊出了我的星座：“马尔切罗是双鱼座！上升星座是双子！”另外一件则是一封迟到的电报信，银行总部的人事管理部接受了我父亲的回调申请。
那封信被压在巴里分行经理卡塔尔多·罗洛的办公室抽屉里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能猜到信里的内容，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并去通知爱德华多，因为就在那几天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混乱。
我父亲认为，除了可怜的阿尔多·莫罗之外，唯一可能要为这场动乱付出代价的人是他自己。他也清楚这样抬高自己有些夸张，因为毕竟和莫罗不同，没有人绑架和折磨他。然而，如果历史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国家继续动乱下去，如果恐怖分子最后赢了，罢工仍然继续，谁能说清楚那封电报信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政治专家们预计整个动乱事件很快就会结束，无论天主教民主党的秘书长最终命运如何，整个国家都将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所以民众们都放松了下来，对事态的发展也只是敷衍地关注一下。就是这样，在那不勒斯银行巴里分行历史上某个毫不重要的经理，打开了他的办公室里某个毫不重要的抽屉。
整整五十四天里，周五除外的每一个下午，我父亲在办公室和相隔三百米的位于阿巴特·吉玛街的公寓之间来回奔波，那时候他还在忙着申请回调那不勒斯；他会打开收音机，时刻关注着可怜的阿尔多·莫罗的处境，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处境。整整五十四个下午，他哭泣过也绝望过，有时候会看到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加倍的失望。终于在第五十五天早上，疯狂的电话铃声停止了，染了头发的秘书从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向大家宣布，在一辆雷诺4的后备厢里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在这次丑陋的动乱事件中，我父亲毫无疑问是支持国家的，然而当这场悲剧结束，他自己却感到如释重负，并试图去理解那些扣动扳机杀死阿尔多·莫罗的恐怖分子，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意大利来说也许是一个合理的命运。
至少他相信是这样的，直到罗洛把他叫到经理办公室里。我父亲戴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却无精打采面如死灰，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秩序仍旧一片混乱，他觉得申请回调也彻底没希望了。“你这样看着我是没用的。”经理说道，深吸了一口萨维内利磨砂烟斗，那是他的圣诞礼物，“我知道现在整个社会都乱作一团，这栋楼里也一样，但我不是负责管理秩序的那个人。”他伸手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掏出那封总部经理签过字的电报信，“刚刚从那不勒斯传来的消息，所有在三月十六日之前提出的申请回调都被冻结了。”他摊开了双手，一脸忧伤，“现在我们只能祈祷那些可恶的红色恐怖分子早点被抓起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自己锁在卧室里，跪在圣尼古拉的雕像前祈祷，那雕像是他刚搬进这里时在厕所里发现的。他的三个室友都是那不勒斯人，都是像他一样在等待回调的银行员工，他们邀请他一起去巴里古城吃生海鲜，他以发烧为借口拒绝了。当整个公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拨出号码，等待着。“喂？”我母亲在电话的另一头。“喂，安娜。”我父亲开始说道，“你先坐下，认真听我说。”
他能感觉到我母亲的心跳在加速，只有在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才会叫她的全名。“明天就打包行李吧，让孩子也准备好，晚上我过去接你们。”这么多年来他内心所积聚的愤怒在说出这句话后都消融了。“不要担心。”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能挣到不少钱，我们会找到属于我们的新家。城市不大，但让人感到亲切，人们都很和善。而你的占星学知识，会让你毫不费力地交到新朋友，你还将发现，那儿是一个孩子成长最理想的地方……”
挂上电话之后，爱德华多抬起头，目光盯着那面无表情的圣尼古拉石膏雕像，白色的胡子，黄色的主教冠，右手捧着一本福音书，左手握着三颗金色的球。他伸出双手捏住雕像的头，用力挤压，接着提起整个雕像，用力向墙上甩去，撒落一地的碎片。03
我们搬到那不勒斯差不多两个月了，而在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将永远改变我们家和利奥家之间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我母亲每个月会在工人协会的期刊上发表专栏，名叫《安娜的占星学》。而我们家更像是一个占星的大舞台，我母亲在这里模拟着太阳、月亮以及不停穿梭的天体之间的关系。占星学是连接着我们家和现实世界的唯一纽带，不管在任何环境里，总会有人想要通过占星预知未来，尤其是那些穿着皮衣的年老妇女和伤透了心的年轻姑娘。
通过银行里一个工会领导人的介绍，我母亲接触到了工人协会期刊的负责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周旋，她才争取到了这个专栏，写一些类似“你将会参与一笔意外的经济交易”或者“你将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这样的内容。对于一份没有人看的杂志，编辑也不关心为什么巨蟹座的人，比如我父亲，会有更顺利的职业生涯。不能提及感情，最好不要让一个男人突然心血来潮，也不能提及身材体形，她的爱德华多现在这样就很帅气，只谈工作和金钱就足够了。再说，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他会主动提问。“接下来几天我的运势如何，娜娜？”“不好。你正受到木星不和谐运转的影响。”“下个星期有一场国库券拍卖会，我挺感兴趣。”“最好再等等。很快就是火星和金星双星伴月了。”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星期二，我母亲像往常一样用打字机写下了这个月的占星专栏，来到杂志社交稿。总经理乔治正等着她，迫不及待地要跟她分享一个新点子：去采访银行里所有员工的妻子，让她们谈一谈她们自己每天所生活的街区街道，记录下来。我母亲也被要求投入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观察周围街区街道的状况，写下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的几天我母亲充满了干劲。在回到那不勒斯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小窝去尝试融入街区的生活。整整一个星期她都在街区里转悠着，俨然是一副视察者的姿态，到了最后一晚，她甚至让我父亲做晚饭并哄我入睡。那一夜，她坐在厨房里对着她的奥利维蒂打字机工作着，次日，一篇长长的报告文章便诞生了。文中激烈地批评了那些缺乏装饰的街道，从没有什么名气的街角一直批评到卡波迪蒙特公园，这个公园曾是国王夏天的度假地，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比其他任何事情，我最想重点强调的是，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但灾民们仍然生活在那些破烂的棚子里，缺少各种服务设施，他们被所有人遗忘了，尤其是被政府机构遗忘了。
这份报告文章里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对当权者的强烈谴责而收尾，而坐在工人协会办公室里落满灰尘的写字桌后面的乔治，将其定义为帕索里尼式的文字，尽管我母亲承认她并不了解这位来自弗留利大区的作家。“说实话，”她补充道，“我没有读过这个帕索里尼的半行文字。”
几天后，这份期刊被送到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所有银行分行。送来祝贺的电话接踵而至响个不停。包括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等等赞誉。我母亲的成功也在父亲的同事之间传开，甚至我父亲回调后所属的流动小组副负责人，也向她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对政府的疏忽大意表示震惊，您的文章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贡献。
我父亲为他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所有能在同事面前展现优雅的事都让他感到开心得意，但很快他便不再关心这件事情，而重新专注于他的信息数据管理工作。自从有了远距离视频这项新技术之后，他便可以在办公室里远程监控这只或者那只股票的状况。菲亚特、忠利、意大利航空、中期银行，如果一个公司名字的旁边是加号他就会开心，如果是减号他就会伤心。但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减号让他开心，加号则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我也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叫达尼艾尔，是艾达老师的儿子。每当缺少代课老师的时候，学校为了避免去寻找临时的老师，就让我们在课堂上两两组队，自己打发时间。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要负责照看年纪小的。和我配对的就是小达尼艾尔，他总是特别信任我。
尽管只有四岁，但他不会像其他同龄的小毛孩那样哭闹不停。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拍卡片游戏，那是些带有足球运动员的卡片，或者一起欺负他的斯普莫内――一个布料洋娃娃，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款。他总是和他的娃娃形影不离，同学们便开始取笑他，叫他男洋娃娃，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其他人对他并不友好，因为他不和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但对我来说，他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在圣诞假期刚过的某一天，天气特别好，但我的游戏伙伴却突然消失了。他的母亲艾达老师也消失了。校长告诉我们他们搬家去了北方，但没有说具体去了哪儿。
生活照旧进行，直到几个月后的某一天，电视上突然开始讨论一九八〇年的地震灾民，那些住在桥下破烂棚子里的，或者那些住在西班牙人街区废弃学校里的，尤其是那些住在卡波迪蒙特公园里的。卡波迪蒙特公园是整个城市最著名的遗迹之一，电视新闻里不停地重复着，这里曾是国王的公园，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在电视画面里你能看到铲土机在疯狂地工作着，政府人员在疯狂地驱赶灾民。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娜娜一动不动，像是瘫痪了一样。
如果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她绝不会写那篇文章，再说，她在自己的占星分析里也警告过：水星一次不和谐的运转，可能会导致人们思维混乱，与他人交流变得困难。现在，那些可怜的灾民被驱赶，流浪街头，无处可去。如果谁都可以随意把别人的话语拿来卑贱地加以利用，那么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她决定与期刊划清界限，也不再写《安娜的占星学》了，即使是乔治也劝阻不了。我父亲则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反驳她：“不要说蠢话，娜娜。你真的相信电视上的那些人读了你的文章吗？你知道那份期刊的复印件最后都被用来做什么了吗？工人协会只不过是寄生在银行身上的垃圾……”
没有人能够理解她的痛苦，愧疚感淹没了她。她不习惯这种感觉。在这一天之前她一直试图做一个隐形人，只想安心度日。一个女人不能自以为很强势或者很有能力。在这件事情之前，她就像一个乖女儿，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习，然后安心生活在一个男人的阴影下。一九六八年她十八岁。她成功避开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嫁了人，然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从不反抗，从不任性，总是衣着得体，总是能够包容大男子主义。她以为所有女人都会是这样，但真相是她也无法预料到今天。这一次，就只有这一次，她抛弃了过去的自己，去追随个人野心这个恶魔。接着便是一场灾难。
过去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科迪姆，他是犹太人的领袖。他在夜里去找耶稣，问他：“一个年老的人如何能获得新生？也许他能够再进入母亲的子宫，第二次出生？”耶稣回答他：“真相是，我只说真相，如果一个人不是从水里出生，不是从圣灵里出生，是不能进入主的天国的。从肉体里出生的还是肉体，从圣灵里出生的则是圣灵。你不要觉得诧异，如果我跟你说，你们必须从高处获得新生。风是自由的，你能听到风的声音，却不知道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每一个从圣灵里出生的人都是这样。”
又过了几个月，街区里新来了一位牧师，唐·卡洛，但因为其进步主义的思想所以在教区里并不受爱戴。有一次在唐·卡洛布道的时候，我母亲得知有几位忠实的信徒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新成立了一个食堂。“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在电视上那些人无耻地驱赶灾民之后，”牧师说道，“街区里明显多了很多在街上游荡的人。恶主宰了这个世界，但这个食堂是善对恶的一次有力回应，因为上帝的圣灵无处不在。”
虽然唐·卡洛看过她那篇文章的可能性极小，但母亲觉得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针对她的，教堂里聚集着的人群的目光都是投向她的，每一次窃窃私语的声音也都是议论她的，她就是所有法利赛人中最卑鄙的那一个。
第二天她来学校接我。她让我陪她去一个地方，我没有提出疑问。那是六月份的前几天，风和日丽。我们开车进入了庞蒂·罗西街，那是一条有很多弯道的上坡路，穿过一大片摇摇欲坠的古罗马水渠一直连通到卡波迪蒙特公园，或者说卡波迪蒙特树林，人们都这样称呼它。车沿着公园外围疾速前行，从窗外涌进的热风让我有些头晕。
渐渐地我们在一栋像是废弃了的矮楼前停了下来，我们走进庭院，钻进一个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迎接我们的首先是一阵食物的香气。接着往里走，一张塑料桌旁围坐着一些身体虚弱无精打采的男人。其中一些快要吃完饭了，另外一些则趴着打盹儿。再往里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我当时感到极度惊慌和不知所措。我转身面对我母亲，惊讶地发现她的眼睛再次放出了光芒，就像她第一次走进工人协会杂志社时那样。
她走向某个留着长胡子的人，他看起来比其他人稍微精神一点。“我想找这里的负责人。”她说道。那个人用长满脓包的食指指向厨房，就在那时，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戴着一条沾满油渍的围裙，哼着老旧的那不勒斯民歌，而当她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便立刻停止了哼唱，歌词像碎骨头般散在了她的嘴里。“您好。”她用严肃的口吻向我们打招呼，“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呢？”她一边整理着头发往帽子里塞，一边认真地打量着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出来她是埃丝特，利奥的妈妈，那个美国女人。“您是住在三层的夫人，对吗？”她问我母亲。“您是四层的那位……”长时间的停顿。两个女人在相互交换着尴尬的眼神，“我想在这里帮忙，出份力。”我母亲低声说道。
美国女人脱下围裙，向衣帽架上一扔。“这里永远都会需要更多的帮助。”她说道，“关于食堂的宣传已经散布出去了，城市各个角落的流浪汉都来了。现在我们需要能够快速盛饭的人……”“一般来说，直到午饭的时候我都是闲着的。”我母亲回答道，表现出一副准备就绪的样子。
美国女人开始收拾餐桌，“不过我得先和唐·卡洛说一下。我们这样吧，一旦有了什么消息，我就去你们家……”
母亲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有那么一瞬间她的目光在试图寻找我。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我也立刻明白她给自己找了一个怎样的大麻烦。但和一件即将要发生而我们目前还一无所知的事情相比，父亲吵架时的喊叫声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即将被甩进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个阳台必须完全敞开的世界。04
文森佐睁开双眼，望了望四周。突然一阵拳头狠狠砸在门上，然后是大喊的声音：“开门，宪兵！”
他的妻子从房间里溜出来，来到走廊上。“他们来了。”她压低了声音跟他说，“你快跑。”先取下小链子，再拧开钥匙，咔嗒一声。“完蛋了，”男人自言自语，“完蛋了。”
然而并没有。
他站起身，来到阳台上，向下望去：闪烁着的警灯反而照亮了他那高傲的心。他顺着栏杆向下爬，周围阴暗、寒冷。这些该死的条子，他想着，总是在黎明的时候。他松手一跳，在三层的阳台上着陆。
这家人真牛，这么冷的天气，阳台的门居然开着，谁知道他们有没有真的在睡觉。必须再进一步，塞尔吉奥正在楼下一层等着他。一旦到了他家，就可以从室内暗道逃离，暗道连通至旁边另一栋楼――这可是在武装宪兵眼皮子底下的地道奇迹。
厨房里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戴着一副牙套，像是被封住了嘴。“嘘……”男人用手指压住嘴，“嘘……”但那个小男孩没有任何要发出声音的意图，只是往杯子里倒牛奶。“快回到床上去。”男人低声说，“我现在就离开了，我命令你要听牙医的话坚持戴牙套，以后你就会有特别美丽的笑容。”
男人疾步穿过走廊，然后停下，透过大门上的猫眼向外瞅了瞅。取下小链子，咔嗒一声开了锁。打开门，一个跨步便消失了。“哎！”一个看守楼道的宪兵冲他大喊，“站住，我要开枪了！”“真的开枪了，浑蛋。”男人又再回到屋里，用肩膀把门关上并顶住。完蛋了，他想，落入圈套了。从楼梯下去找塞尔吉奥已经不可能了。那个条子正像疯子一样大喊：“在这儿，你们快来！在三层！他正躲在那套公寓里！”
又是一阵拳头狠狠砸在门上。“快开门，宪兵！开门，不然我们就要撞门了！”
有人在卧室里打开了灯。男人又再次疾步穿过走廊，来到厨房，来到阳台上。小男孩也在那里，手里端着牛奶。“让开。”男人对小男孩说，准备开始助跑。“站住，我要开枪了。”一个宪兵赶了过来，用枪指着大喊，“举起双手，然后抱膝，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男人看了小男孩一眼，对他微笑。“真的开枪了，浑蛋。”
然后男人跳了下去。05
文森佐，捡纸箱的人，他跳楼拒捕的消息不过几分钟就传遍了整个社区。不过几个小时，他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外号：蜘蛛人。没有人敢轻易尝试从三层楼上跳楼逃跑，蜘蛛人文森佐却做到了，但最终他还是被逮捕了，在医院里监禁治疗了两个月。那一天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股骨骨折，手臂骨折，七根肋骨骨折。
我父母亲则被迫面对宪兵的狡猾审问：“你们和四层的租户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冷的天阳台的门却开着？”“因为习惯，”我母亲据理力争，“室内外的空气需要一直保持流通。”她补充道。
父亲瞥了她一眼，暗示这个细节可以省略不提。宪兵注意到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也没有继续深究。他转而面向我，我把所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与此同时我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如果我在学校里讲述这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将会激起大家怎样的好奇。只可惜我应该在执法人员面前把事情经过讲得更丰富一些，因为还不到两分钟宪兵就打断了我，冲我微笑，然后戴上警帽，一边向大门口走去，一边向我们道歉因为被他的同事撞飞的大门。他向我父亲说道：“把请工匠修理大门的收据拿到警局来，我们会赔偿损失。”“您客气了。”父亲回答道，他焦急地想要赶紧结束这场闹剧。“你们撞坏了门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安娜怒吼道。
紧接着，我父亲给银行打电话请了一天病假，也同意我待在家里不用去学校。
整个早上我们都待在家里，窗户关着，遮阳卷帘也被放下了。我父母都沉默不语，母亲一直在灶台边忙活着，而父亲则在认真地关注每一条电视新闻。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幸运的是没有人提及刚刚发生的事情。
下午的时候，他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要去警局录口供。“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宪兵说道，“只是个官僚形式走个过场。”父亲挂上了电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母亲坐在饭桌旁正等着他，最终他们吵了起来。
他们压低了嗓门喊叫着，父亲声音冷漠而又专横，不停地指责母亲，直到她流下泪水乞求原谅。“再也不能有下次了，”他重复着，“再也不能了。”他不能再接受类似这样的事情了。但母亲不能让父亲破坏这次机会，尤其是在她为他牺牲了一切之后，先是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再是巴里。食堂那边需要她的帮助，美国女人是一个圣女，向她请求帮忙，而她也答应了。“一个圣女？如果真的是一个圣女，怎么会嫁给一个魔鬼？”我父亲理论道。“嘘！什么魔鬼？别人的生活你了解多少？”“某些人的生活我了解得足够多！”“他不是魔鬼，你问问孩子。”她打断他说道，“他甚至说咱们的孩子以后会有一个特别美丽的笑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一直这样争吵着，直到母亲进入我的房间，让我去肉食店加埃塔诺大叔那里拿肉。这是我第一次被托付这样的任务。“没什么可害怕的。”她一边安抚我，一边递给我一万里拉。她已经给肉食店打过电话了，加埃塔诺大叔会在店门口等着我。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购物袋里装满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我知道那只是一个让我走开的借口，而我也决定配合他们的谎言，其实根本不需要找借口。这时，一个足球滚到了我的脚下，是利奥的。我一脚把球踢还给他。“你就是以前那个叫达什么……的玩伴，”他说道，“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的玩伴？”
我点头示意。尽管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的母亲每天都见面，然而我们之间还没有说过半句话，我们对彼此毫无了解。或者说，至少他对我一无所知，而我知道他拥有六套足球服，然后有一次在楼下发生了争吵，他和他忠实的小跟班尼可拉一起，把受害者按住，再把双腿分开，做出要插入肛门的手势，“同性恋！同性恋！西尔维乌秋是同性恋！”他残酷地喊着。“你有看到今天早上的大混乱吗？”
他开始用一只脚练习传球，好像之前发生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好像之前所有人都听到了的那极端痛苦的喊叫声并不是他父亲发出的。“我母亲将会在医院里待一整天，告诉你母亲，我不认为她明天会去食堂那边。”足球又一次向我这边滚过来，这一次球没有直接到我脚下，我被迫移动才接住球，“所以你会跟她说吗？”
利奥看着我回传球，脸上露出奇怪的冷笑，“听着，你当时真的和他在一起吗？”他用鞋底止住球，“我的意思是，在他跳下去之前……”
我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像是石化了一样。尽管一整天我都在扬扬自得于整个街区都将知道我是整件事里最重要的见证者，但这个消息一直传到了利奥那里，还是把我吓坏了。早上经历的画面又一次在我脑中闪过，牙套对腭部的压力，黎明时醒来，一玻璃杯牛奶，男人的微笑。然后是宪兵的狂喊，我母亲穿着睡衣坐在厨房的门槛上。“他死了吗？”我问道，声音颤抖着。
利奥做了一个脚下盘带动作，又开始练习传球，这一次是左右脚交替。“谁？我父亲？”他得意地微笑着，“我不觉得。文森佐是个极其强悍的人……”
真是个奇怪的人，明明是自己的父亲却直呼其名，我就从没有这样想过。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叫爱德华多，所有人都这样叫他，但对我来说，只是对我来说，他就只是“爸爸”而已。“你想踢两脚球吗？”利奥问我。他的目光从球上移开，仔细地打量着我。他的蓝眼睛让我想到来到那不勒斯的第一晚，他挑战我父亲时高傲的样子。“我不能。”“就两脚。”“我必须回家，我还拿着一购物袋的食材。”
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夹克，“你会守门吗？”
我感到自己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惊慌失措，他的脸上满是灰尘和汗水的味道，当时我特别害怕他会掏出那把弹簧刀，但同时又有一种想留下来和他一起玩的欲望。“我需要一个人来接球。”他补充道。“我不会守门！”我回答道。我用力一甩挣脱了他，飞快向住宅楼大门冲去。“哎！”他大喊，“回到这儿来。哎！”
我不想被看作一个胆小鬼，因此我停下了脚步，转身面向他。他身体的轮廓在红色夕阳的映衬下，好像是日本动画里的最后一帧画面。“怎么了？”“你知道为什么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再也没有回来上学吗？”“他家搬去了北方，校长是这样说的。”“啧啧。”他叹息道，“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利奥用头指向我家阳台，“他们永远也不会告诉你。”
的确如此，每一次当我问我父母亲知不知道小达尼艾尔和艾达老师具体在哪儿，他们会立刻改变腔调，开始说别的事情。“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利奥用手抓起球，再次讥讽地冷笑了一下，说道：“如果明天你下来守门，我就告诉你。”
次日想要编个理由出门并不难，那个时间段我父母亲几乎从不在家，尤其是我父亲。对他来说银行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事实上，就是在那一段时期，父亲掌握了一些必要的技能来维持一个稳定的职业生涯。一个好员工需要很多品质，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多：需要能够用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能够在激流中游泳，然后在正确的时间上岸；能够在听从别人命令的同时为自己着想。但要做好所有这些，首先需要做的是去领悟。
就这样他很快便领悟到他所要做的工作的本质，除非他再被分配到其他的岗位上。每天早上，事实上，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员工生病，或者请假，他们来自那不勒斯银行不同的分行，而位于托莱多街的银行总部每天都会派人去顶替。像他这样在流动小组工作的预备员工的任务就是要去填补各个前线的空缺，时刻准备好去打所有战争中最原始的那一仗：意大利人的省钱大战。
因此，每一天，在一层大厅里打着盹儿等着被召唤的预备员工们，公司已经给他们预订好一些主要线路的头等舱了：一个在飞往米兰的航班上；另一个在飞往都灵的航班上；驶向巴勒莫和卡利亚里的航船上的一个双人舱；甚至是开往罗马的潘多利诺火车上的一整节车厢。在二十四个小时内，银行有能力派人抵达在伦敦、巴黎、柏林的分行，如果稍微提前规划，甚至可以直抵香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纽约市的公园大道分行。首都为了支持地方省份以防人手短缺毫不在意那巨大的开销。
接着我父亲领悟到，比如说，在退休之前他会喝下比他预想要多的咖啡因。在银行工作的人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喝咖啡休息一下，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咖啡已经是甜的了，因为银行附近斯普兰朵咖啡馆的老板喜欢偷偷往咖啡杯里加入一点奶油，再用来装咖啡给顾客。如果打破了这个习惯，就意味着与整个国家信用系统的支柱，与那些奶油人为敌。但长远来看，这会让人的血糖严重超标。
他还领悟到严重的吸烟状况。在巴里的时候人们抽林达牌软包烟，但在这里则到处是斯刀普牌无滤嘴烟。每一次从咖啡馆回来，和帕斯夸雷还有其他同事一起，他们会逗留在一个小广场上抽烟，那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庭院，长满了上百年的九重葛。一面墙上有一个门通往一个办公室。随着时间推移，我父亲才了解到一个脸色苍白的人在那里面做着最让人厌恶的工作之一。在那个办公室里，事实上，存放着从无力偿还债务者那儿没收的准备拿去拍卖的家具。
又过了几周，我父亲又领悟到这一点：当一个顾客请求贷款时，总会表露出其实不需要钱的样子，但当他必须要还款时，之前藏着的吝啬鬼那一面就暴露无遗。
在理解中寻求理解，他又领悟到要想成功预测一份贷款是否最终能收回来其实是一门占卜艺术，差不多就像母亲的占星学那样。因为唯一的真理是这个：在抬脚踏入银行之后，每一个人在做并永远都会这样做的，便是撒谎。“这就是为什么在拿出哪怕一里拉之前，我们都会要求顾客去填成堆的表格。”帕斯夸雷反复向他说道，这样的教导从他第一天踏进流动小组的工作间起便没有停过，而其他人则对他毫不在意。他们在工作间里无趣地打转，相互之间窃窃私语，所有人戴着相同的领带，穿着相同的油亮皮鞋。
他算是幸运的了，帕斯夸雷·索马是一个老熟人，是主教堂街上肥皂匠的儿子。贫苦的童年生活，那种流动商贩式的童年生活就像噩梦一样一直缠绕着他。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肥皂匠带着儿子来到他家取走洗衣机：唐·杰皮诺，爱德华多的父亲，没能兑现那台洗衣机的付款。“但仅仅是表格还不够，要想了解一个顾客你必须要用鼻子去嗅他，不然你永远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帕斯夸雷准备开始教导他，用手指了指坐在写字桌前的一个苍白的小伙儿，“当拍卖会开始的时候，你无法想象那些豺狼般的人在这里闲逛着虎视眈眈的样子。事实是在一个银行里，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再不幸的事情，都可能转化为财富。”
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永远也无法领悟这个道理，他承认财富有时会在不幸中蒸发掉，但怎么能说在不幸中有可能冷凝出财富呢？他曾经贫困了太久，在他之前是他的父亲，也无法想象出类似这样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领悟到从银行顺手拿走公家文具是一个固定的习俗。那些文具从此走上了不寻常的道路，以植入广告的形式蔓延至各个地方，反而宣传了那不勒斯银行本身并不具有的华丽形象。理论上来说这是盗窃公家财产，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市场营销的策略。就这样几年下来，每个星期中可能是任何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时会带回数量惊人的回形针、订书钉、订书机、取钉器、包装纸、带孔信封、邮寄表格、钢笔、铅笔、橡皮擦、橡皮筋、胶带、白纸、备忘录、记事本、铅笔芯、自动铅笔、钢笔替芯和剪刀等等，以满足任何需求。最辉煌的时候，他甚至带回两台奥利维蒂书信22型号的便携打字机。
接着他领悟到工会代表和公司领导相互争吵只是演戏，在幕后他们相亲相爱就像正在度蜜月的情侣。在回调总部之前，帕斯夸雷在罗马分行担任文书超过十年的时间。那是整个庞大帝国的倒数第二阶层，倒数第一阶层是那些没有文凭的小职员。浪费了那么长时间之后，要想在职业生涯混个模样出来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总之，大概两年前，他找到工会代表，用五个月的工资换来流动小组经理这一职位。在那些不能明说的事情当中，考虑到出差补助和灰色收入，投资总是有回报的。去年元旦的时候，公司甚至让他带上家人去巴黎游玩，算他的出差任务，也算他的旅游奖励。“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烟火，孩子们那瞪大了的眼睛，你想要这些吗，爱德华？”
出差任务。我父亲立马领悟到这一点，其实那是一个痛苦的按钮。流动小组员工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家庭，这会影响到家庭婚姻的稳定。全家一起去女神游乐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可以独自在外，然后深夜在皮加勒区寻觅漂亮小姐。他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其中的危险，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的岳父已经警告过他了：“爱德华，如果你要回家，就真的回家，否则你最好还是留在巴里，在那里他们也许会让你当上经理，或者派你去北方某个城市当高管，甚至是国外……”
所有那些，不管怎么说，都只是一些可能性。从个人角度出发，我父亲对于一个可能的多彩但昂贵的职业生涯并不感兴趣。于是他向自己妥协，他接受了流动小组的工作，但拒绝了去皮加勒区出差。“你做得很好，”有一天帕斯夸雷再次教导，“因为第一，没人说得准离开这里你就一定能拥有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第二，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并不总能带来财富；第三，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人，即使没有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也能获得财富。重要的是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真的有商机……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如果你在火山口建造房子，那么你就可以确定迟早有一天你会被烧……”
我父亲扔掉手中的斯刀普烟蒂，沉默不语地穿过大理石走廊，大理石下层是阿比西尼亚黑，上层则是彩色的。这一切他并没有听得很明白，但没什么好担心的。像往常一样，肥皂匠的儿子会一直在那里教导他该做什么。“这是一件好事吗？”他问道，打开了工作间的门。突然有那么一瞬间，他面前的大片烟雾让他感觉自己仿佛刚刚跨进了一个地下赌场的入口。“看情况。”帕斯夸雷用一只手整理着自己那蓬乱的红发，“如果你喜欢火，那就是好事。”06
当成人们的生活正在向另外一个星系迁移的时候，我和利奥渐渐地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一九八五年夏天，我们的友谊忽然变得紧密起来，就像天然大火那样熊熊燃烧着。那时学校正放假，他父亲在监狱里，我父亲在银行里，我们的母亲则在食堂帮助着流浪汉，我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父亲同意她回到食堂，而我和利奥便开始天天见面。我们一直在探讨着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的故事。
他并没有像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搬家去了北方，而是和他的母亲及姐姐一起在904快车惨案中遇难了，那是从那不勒斯直通米兰的一列快速火车。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亚平宁大走廊中的一座铁路桥上，事先埋伏好的爆炸装置炸碎了那列火车的9号车厢，导致十七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
圣诞节假期后校长和他父母有过一次谈话，利奥无意间听到了这个真相。自从利奥向我揭开了谜底，我们便不停地向彼此重复着这个故事，像是在祷告一样，直到小达尼艾尔不再是我们曾认识的那个爱玩洋娃娃的孩子，而变成了小说中的某个英雄，变成了我们的主保圣人，把我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为了避免噩梦，成人们选择了沉默不语，而我们却反复在想象中去经历那次爆炸，也许只是为了确认我们也有得知真相的权利。我们想象着自己是爆炸后的幸存者，闲逛在只属于我们的星球上，享受着完全的自由。
利奥还听到一个细节，爆炸之后，在废墟堆中，在小达尼艾尔的尸体旁，静静地躺着那个布洋娃娃。“马尔切，你真应该看看当时那些大人的表情。我从没见过有人因为一个死去的名叫斯普莫内的洋娃娃哭成那样。”
我们一起度过了五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儿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在别人眼里我们净做些残忍的事情，但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意图其实是好的。和街区里的女孩子相处时，我们总是很冲动，蛮横，喜欢动手打闹，说话则色情露骨。比起女孩子，我们更贪图钱财。
当时有个卖轮胎的人，不是我们街区的，衣衫褴褛，右脚有六根脚趾，他出钱让我们用弹簧刀去扎汽车轮胎。每成功扎破一个就给我们一千里拉。一开始他的报价是五百。“一千五。”利奥像挑衅一样抬价。他从法兰绒方格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开始梳理头发。“七百。”六根脚趾压价道，“你们这些无知小子太贪心……”
利奥的谈判技巧起到了作用。首先要梳两边和后边的头发，然后把中间的头发捋成一撮儿向前，“椰子头”，大家都这样称呼，用超级多的发胶发蜡固定住头发，再极其荒谬地向前凸起，凸起的高度和一个人的自恋程度成正比，在那段时间这个发型非常时髦。“成交，七百里拉。”利奥说道。他把梳子插回衬衫口袋里，“再加上三百的封口费，如果人们知道了是你让两个无知小子去坑顾客，你能想象到后果吗？”
他被耍了。
六根脚趾一边用抹布擦着他那沾满油渍的双手，一边盯着我看，我不懂他的表情是在欣赏利奥的谈判技巧，还是在警告我待在他身边有多危险，说道：“你的朋友是个精明的恶魔。”
我确实很崇拜他的谈判技巧。“每一次谈判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去谈判。”有一次他跟我解释道，当时我们在黑暗中等待着行动的暗号。我们的任务是在六个脚趾的街区里每一条街上扎破一个轮胎。“那第二条呢？”“如果你不要求，就没人会给予你。”
我愣了几秒钟的时间，试图去理解那些词语的意思，“那第三条呢？”
他将烟头弹进下水道井盖的小孔里。“如果你不努力，就没人会在乎你。”他用严肃的语气说道。
我们正躲在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后面，这时突然一声噪声打断了我们，利奥站起身从后车窗的映像里观察着街道。虚假警报。可能是树叶，也可能是老鼠。“什么意思呢？”我问他。
利奥向我嘲讽地微笑着，没有再回答。这时哨声传来，轮到我们行动了。
理论上，他年纪比我大，应该会多管教我一些。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很平等，在学校里我们总是上着不同的课，直到他连续两年挂科留级之后终于在我初三那年和我同班了。我们一起离开学校，一起去流浪汉食堂吃午饭，然后一起骑车出去疯玩。
在树林里总会有一些普通的孩子，但我们会把他们训练成一群疯狂的勇士，然后一起玩耍。经过我们的践踏，博物馆门口的草坪变成了粉末状，像死去了一样。有几次，一个相对没那么懒惰的看守威胁过我们要没收足球并叫警察，而我们则一起对他竖中指，再跳上自行车开溜。利奥是船长，我是水手。
每天我都被他拽着到处跑，总是有生意要谈判，总是有钱财要进账，总是有一辆汽车我们要躲在后面。我们会你追我赶地走上几公里的上坡路，会在黑暗中监视街道时相互打着掩护；我们会不停地在阴影中攀爬生锈的铁丝网；我们最害怕的一个词是“抗破伤风”。在父亲从银行下班回到家之前回家是一个基本原则。我母亲则对我们装作视而不见，她对利奥偏爱有加，她对所有白羊座的人都是这样。
每个夏天利奥都要回一次康涅狄格州，在快要分别的时候，我们会躲在他的房间里吹空调，那个年头空调可不常见。炎热的天气让我们无法外出行动，我们就连续几个小时看着电视，狼吞虎咽地吃着炸薯条和花生酱，每一顿饭后我们都会喝一杯牛奶。一旦我们搜集到了一点钱，便冲刺着去买加芥末酱的火腿三明治，然后躲到皮奴西娅的房间再继续狼吞虎咽。皮奴西娅是利奥的妹妹，未来一天我将会娶她为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真正变成一家人。然而，皮奴西娅那复杂的新陈代谢问题是你一旦跨入他们家门槛，便立即了解到的事情之一。“我妹妹就像是一个橡皮筋，不停地变胖再变瘦。是新陈代谢出了问题。”“但是我可不想娶一个胖子做老婆。”“你不要担心，我母亲说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问题会自己消失的。我们家里的人天生骨骼粗大，而你则骨骼瘦小，这说明以后你们的孩子将会有完美的尺寸。”
炎热的天气把我们折磨得够呛，尤其是我们的椰子头发型。在高温下发胶发蜡都会融掉，蓝色的液体像融化了的雪一样流到耳朵上、脖子上，更惨的是前额，我们总是在周围所有人开始大笑之后才意识到。
与此同时我在学习着如何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生活，至少是利奥心目中的美式生活。我很快记住了美国五十个州的名字，从乔治·华盛顿到罗纳德·里根所有总统的名字，以及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名字。那些年里流行的电影比如《回到未来》《壮志凌云》和《七宝奇谋》里的台词我们可以倒背如流。我们是魔术师约翰逊的球迷，我们支持纽约巨人，支持印第安苏族部落，支持美国陆军第七骑兵团。红云、坐牛、黑麋鹿，卡斯特将军、约翰·韦恩，《我的朋友阿诺德》我也学会了轻松戴上棒球手套而不再需要花二十分钟去考虑哪一面该朝上。我还学会了滑旱冰时以最安全的姿势摔倒，只会稍微擦破一点膝盖，但问题是每次都摔到同一个地方，伤口越来越深。利奥递给我双氧水，要求我停止哀叫。“你必须要离开吗，利奥？”“必须，不然我会丢掉国籍。”“那国籍有什么鬼用？”“迟早有一天我会去康涅狄格州生活，到那时候是不是一个真的美国人会有很大的区别。”“以后你也会带上我一起去吗？”
他对未来的计划里可能会没有我，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在一起快乐的时光，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很伤心。
他的皮肤黝黑得像皮革一样，他只需要在太阳下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被晒成那样。不止一次在被老师提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只是露出像海报上的模特那样的微笑，就可以避免惩罚，他从不刻意做任何事情来炫耀自己。他并不吸引人群，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从没有进入过学校的帅哥榜单，但他却不以为意，让他感到骄傲的事情中并不包括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像克里斯蒂安·扎扎罗那样，满脸恶心的脓包，也能上那份榜单，我才不要参与到其中。”他低声抱怨着。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那里美丽的外表并不是一张必胜牌，拥有黑社会气质则更重要。为了吸引人群的注意，事实上，很多男孩子都会笨拙地去模仿黑帮，比如说近距离眼对眼互相盯着，再用喉咙发音蛮横地说话，但利奥知道那些都只是卡通片里的场景。真正的卡莫拉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那不是从任何地方抄袭来的，他们在外表上总是很温顺，很不起眼。正是这一点才令人害怕：你知道在那副正常的面具下藏着一头准备好随时会咬你的恶狼。所以利奥倾向于表现出另一副模样，他知道自己可以很暴力，但他却散发出属于战争诗人的气质。“一个杀手的眼神你一看便知，”他重复说着，“在那个眼神中会有一个声音在诉说着――我杀过人。”
假期结束返校，他激起了所有人的嫉妒。利奥和皮奴西娅从康涅狄格州带回来数不清的新衣服、新玩具、包装食品，还有很多装满宝贝的大纸箱，包括美国表亲们不再听的唱片。埃尔维斯、查克·贝里、麦当娜。一九八八年夏天他回来后变成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超级粉丝，再接下来的夏天则是有着一半的墨西哥血统，仅仅十七岁便因飞机坠毁事故身亡的里奇·瓦伦斯。每年他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我带回新的惊喜，而我也迫不及待地盼着九月初早点到，他们早点回。一旦听到他们家门铃响起，我便知道是他回来了。“所以你明白了吗，那天天气条件特别恶劣，第二天里奇本应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市演出，那是他们冬季舞会派对巡演的下一站……”
整个一九八九年，他的新椰子头发型都在模仿着《青春传奇》那张唱片封面上里奇·瓦伦斯的椰子头，他在其中多加了一些成人气，这就是他典型的又与众不同的十三岁风格。刚扎完一个轮胎后正清洗着弹簧刀，嘴里叼着一根好彩香烟，那是从他母亲每周去监狱要给蜘蛛人带上的香烟那里偷来的。“你有没有听人谈论过音乐死去的那一天？”有一次他问我。“没有。”“天哪，你真是令人绝望。”他调低了音响的音量，“音乐死去的那一天是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日。那一天巴迪·霍利、里奇·瓦伦斯和理查森这三个摇滚超新星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事实上里奇本来是不应该踏上那架飞机的。那本该是属于汤米·阿尔苏普的位子。”“谁是汤米·阿尔苏普？”
利奥摇着头，“那天晚上和里奇玩掷硬币打赌的一个音乐家。”他继续说道，一边在他父亲的沙发椅旁的一个水晶烟灰缸里不停地碾着烟头，“他是一个出色的吉他手，但和那三个人相比则差远了。然而那天夜里转动着的骰子更偏爱他，他输掉了赌局留在了艾奥瓦州，但也因此活到了今天……”“哇啊！”我回答道。那是我所知道的用来表达惊讶之情的最美国的方式。“平庸的人总是比天才活得更久，我的老伙计。”他补充道，又调高了音响的音量，“你的椰子头全都融掉了。”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你现在整个人都变蓝了。”接着他随着《青春传奇》的节奏在空中挥舞着那把刀，“哟，我不是水手……”他开始唱起来，“哟，我不是水手，我是船长……我是船长，我是船长……”
我十二岁生日那天，我们决定和小团伙里的其他成员一起去市民花园庆祝，借此机会也可以离开我们自己的街区出去闯闯。我们需要瞒着家长们偷偷前往基艾亚滨海路，利奥宣称他曾去过那里，然后再搭乘有轨电车，直达胜利广场。
这次带有出逃性质的庆祝我们之所以会选择那个地方，原因很简单：市民花园是由一系列的小花园组成，那里是基艾亚街区的女孩子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而基艾亚街区的女孩子们是整个城市里最漂亮的，她们会聚集在那里等待着其他街区的男孩子们前来追求，接着便是一些肮脏的事情。因为她们来自一个富裕的街区，我们知道她们肯定会瞧不起我们，但我们在意的只是要利用她们的风流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故事。
据说在水族馆附近有两三个这样的女孩子极其疯狂，她们愿意让你做任何事情，愿意用嘴，愿意让你在她们的三角裤里尽情探索。我对这样的话题并没有太多感觉，我并没有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饥渴，只是尽可能地跟着他们。我的年龄最小，听着他们讨论那些露骨的事情也没有明白太多。
我感觉即使是这方面的老手也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困惑，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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