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斯雷尔·M·柯兹纳（Israel M．Kirzner）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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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评传试读：
译者序言：米塞斯为什么重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不是“主流”（mainstream）经济学，但属于“主线”（mainline）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从边际革命开始，而边际革命是主观主义革命，即主观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之前的客观价值论。在“边际革命三剑客”（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中，门格尔最为彻底地贯彻了主观主义，其他两位的“主观主义”只是服务于均衡思想的手段，如德索托教授所指出的，“边际效用规律只是对数学均衡模型的补充……而对门格尔来说，边际效用理论具有本体论上的必要性”。“边际革命三剑客”的分歧预示着经济学的分野，一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代表的传统，也是后来的马歇尔传统，这一传统把“均衡”作为核心，后来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可视为古典经济学和边际思想的折中，它只是在名义上接受了主观主义思想，并没有去应用它；二是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该学派一以贯之地贯彻了主观主义，所以奥派也称主观主义学派。“主观主义”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为什么那么重要？一个原因是斯密的经济学缺乏一个可靠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其价值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为他自己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理论支撑，而主观主义思想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古典自由主义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理论支持。
米塞斯无与伦比的贡献
米塞斯是奥派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门格尔—庞巴维克传统。在米塞斯扛起奥派复兴大旗之前，很多人认为奥派的思想已经被主流吸收了，它已经融入主流，一个独立的奥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米塞斯通过对门格尔传统的重新诠释，对主观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再次意识到奥派的独树一帜。米塞斯把门格尔的主观思想发展成“行动学”。行动学的基本出发点是“行动人”，相比主流经济学高度抽象化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行动人是更为真实的，它强调人有自己的目的，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不是在给定的约束下追求最大化，或者说，人的行为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而外，这意味着人的行为不能用给定的函数去表示，这便意味着人的创造性。而干预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不相信人的创造性，它在“人论”上是错误的。
主流经济学把资源最优配置作为目标，这样“人”就被忽视了，甚至变成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而在米塞斯的行动学中，不存在单独的资源配置问题，或者说它只是人行动的结果，只是个体根据自己的目的配置（选择）自己的手段（方法）。哈耶克认为，经济学是关于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无意识结果。而使每个个体受益的正是这有意识行为下的协作，也就是市场。所以“看不见的手”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行动，斯密虽然提出“看不见的手”概念，但只是作为对市场的一种“描述”，没有进行理论挖掘，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派经济学家弥补了斯密的这一不足。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把行动的个体抹去了，“看不见的手”被不恰当地简化为“均衡”，这样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可见，奥派这根“线”比新古典经济学更能接续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理念，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奥派是经济学“主线”的原因。
米塞斯构建的“行动学”理论体系相当完整。其中包括“经济计算”，这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指出计划经济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因此也是无法运行的；提出回溯定理，解决了货币价值的循环论证问题；批评利息的生产力说，捍卫了利息的时间偏好说；区分垄断与垄断价格，指出垄断是常态，只有在出现垄断价格的情况下才损坏消费者，但这种情况一般只见于原料的控制等少数情况。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经济危机的成因；他的市场过程思想视企业家为市场的驱动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对应；他的产权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权与封建社会中的产权有根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只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使用资产，因此消费者才是真正的老板。这些理论逻辑一致地贯彻了“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在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米塞斯所做的贡献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米塞斯的理论体系中，一个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是先验主义方法论。行动学公理是先验有效的，它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求助于经验的证明，相反，经验依赖于先验的行动学知识。人的行动本身也具有先验的性质，我们的头脑里总是先有概念、范畴和理论，然后才有行动。先验和经验不是一对反义词，而是互补的，我们有了“先验”知识，所以并不需要经历同样的经验才能理解他人的经验。“先验”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涉，有的先验知识是与生俱来的知识，但也不否认经验、内省和后天学习对于获得先验为真的公理性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先验的反义词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实证，即一种认为可以通过“假设—验证”的方式获得知识的方法，当然那种把可靠的理论作为前提的实证并不是批评对象。
经济学的敌人
在这本书中，柯兹纳提到了经济学的两个敌人：一个是历史主义者，另一个是实证主义，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否定存在普遍有效的理论，以及“排除基于内省的洞见”。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证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对实证主义的批驳也适用于对历史主义的批驳。实证方法为芝加哥学派所倡导，也是目前经济学界最为流行的方法。如前面的提到的，米塞斯最为重视的是“方法论”，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尽管同意米塞斯的很多观点，但他最不同意的是米塞斯的方法论，他认为行动学是“狭隘的”，他认为“假如不能对某些命题或陈述是否正确达成一致，那是无法通过寻找逻辑错误的方式去解决它的”。他认为答案是寻找与预测相冲突的证据，这也是科学进步的方式。
对于弗里德曼的批评，米塞斯早已有无数精彩的回答，或许只是弗里德曼从未理解而已。我们可以从米塞斯的《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书中随便挑出一句：“有关人的行动事实的统计资料，不同于有关人的生理机能的事实。他们没有考虑这样的一个事实：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变化得快一些，有时变化得慢一些。在人类的价值判断中进而在人的行动中，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那种规律性。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指引，因而与过去打交道的历史学家以及专注于预测未来的企业家，都必须努力‘理解’这种行［2］为。”对社会现象这一基本事实的理解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而弗里德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经济学的基本性质缺乏了解，才更容易陷入到“狭隘”的实证主义中去吧。
如柯兹纳在本书中提到的，组成现实王国的是利用与动机，这个王国的存在无法用实证主义者的“可检验性”标准去证明。我们认为，只有在一个简单的世界中，比如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才存在可以被实证的关系，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不是这样“机械”的世界，在这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很多影响根本看不见，无法观察，甚至也无法概括，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必然是瞎子摸象，忽视那些“看不见的”，而逻辑推理可以把“看不见的”考虑在内，提供全景图。经济学的“科学性”不体现在实证或计量这些“硬”的技术性方面，而是体现在论证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以及现实性等这些“软”的方面上。由于人有共同的心智结构，他人通过自己的理解，有能力对某个论证过程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这也是个体增进自己知识的过程。
奥派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哈耶克说他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说那是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样危险的一本书。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崇拜建立在数据与模型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是极其危险的，这不是对经济学的无知，就是道德上的无耻。当下的经济学界竟然流行“没有数据和模型，就不是经济学论文”这样一种荒谬的观念，很多人为了发表文章，屈从于这样的观念，这自然不是科学研究的诚实态度。实证主义的流行使经济学成为“伪科学”现象最为严重的领域。也难怪拉赫曼把计量经济学流行的年代称为“经济学的黑暗的时代”。实证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敌人，也是干预主义的帮凶，因为干预主义者的政策需要“科学”的伪装，以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这种伪装正是实证主义可以提供的。
对米塞斯理论体系“封闭性”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显然，米塞斯的学说具有无限的应用前景，人们可以用米塞斯的经济学分析各种现实问题，并且也有助于得出可靠的结论。相比之下，芝加哥学派建立在均衡思想上，黑板经济学的色彩比较浓，用在分析现实问题时会出现很大偏差，如认为市场会失灵。在政策上，芝加哥学派还是强调目标管理，不相信市场自发秩序。如弗里德曼虽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预主义的支持者，罗斯巴德甚至称弗里德曼为“国家主义者”，这也是因为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基础并无根本不同。
或许正是因为思想方面的贫弱，如没有关于货币和资本的理论，没有企业家理论，没有市场过程的思想，甚至没有可靠的价值理论等等，现代芝加哥学派越来越朝着“技术化”的方向发展，将经济学的研究变成有关数量问题的研究。实证主义的流行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如柯兹纳在本书第六章提到的，“在米塞斯看来，战后的经济学家已经无可救药地迷失了方向。事实上，正是20世纪中叶，经济学朝着技术复杂性方向的发展才导致了这门科学被悲剧性地滥用。”另外，虽然米塞斯的理论体系已经相当完美，但也不要担心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米塞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人当然还是可以站在米塞斯的肩膀上继续将其理论往前推动，如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就是一例。
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发现”表达出来，这和企业家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产品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对某些事先给定的假说进行检验，那么他们本身就丧失了“行动人”的性质，变成“机器”。经济学研究不是“计算”，而是逻辑论证的展开过程，它最终要回溯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去，这个基础是每个有共同心智结构的人都能接受的，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先验”特征。
同样，经济学的学习本身也是发现什么经济学是“好的”的过程。一个常识是“流行”不等于“好”，也不等于“发展”。在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中流行的更多的是反经济学的东西，如历史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干预主义的思想，它们都被伪装成“经济学”。实际上，米塞斯早已指出，大学中那些有着经济学名义的课程往往是反经济学的—“打着经济学的旗号反经济学”。真正的经济学知识在大学中是相当贫乏的，这是让人感到担忧的。笔者认为，经济学教育应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主干，即米塞斯的经济学加上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以取代目前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奥派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转型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关键是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却没有共识。当人们不能真正理解市场时，容易把政府干预导致的问题归到市场头上去，这样就要求政府更多干预，使政府越来越大，市场也就会越来越遭受侵蚀。对于理解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奥派经济学，尤其是米塞斯的经济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当我们有了可靠理论的指引，就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走很多弯路。“坏”的经济学制造认识上的混乱，导致错误的政策，误导中国改革，所以绝不可低估它对中国的危害。比如很多人推崇张五常教授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论，这种观点认为政府从事商业活动是中国的优势，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到这种结合上。它是错误的“实证主义”方法的产物，也与芝加哥学派的方法有关。如果这样的错误认识得不到纠正，中国就会继续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的转型将难以取得成功。
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运行之道的阐述和揭示，奥派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之“道”。那种支持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说，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在现实中也必将是有害的。自由市场，不是先入为主的立场，而是正确经济学的必然结论。遵循“道”，经济才有希望。干预主义就是试图人定胜“道”，但受惩罚的是“人”，而不是“道”。
熊彼特说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哈耶克提出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经济学界受益于市场经济，但其在整体上却是反市场的，扮演着“市场经济的掘墓人”的角色。“经济学界”的转型，要比“经济”的转型更为迫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威胁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思想观念上，反市场的经济思想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威胁。
米塞斯的经济学不是由曲线和函数构成的，不是求最大化，不是曲线移动，而是由每个个体根据他自己的内省都可以理解，都能证明为真的文字构成，所以米塞斯的经济学也是非常 “人文”与“人道”的。在米塞斯理论体系中个体的人始终是主角，如果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非关于“物”的科学，那么米塞斯的经济学无疑是首选。
米塞斯的所有努力都是从“挽救文明”出发的，他不是为了发展某个学派而做研究。这样的思想高度，加上他的才智，使米塞斯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米塞斯的学说是人类最宝贵的知识财富，人类应为有这样的经济学家而感到幸运。《米塞斯评传》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传记，为了解米塞斯思想提供了概览。作者柯兹纳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当代奥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也被无数人认为是哈耶克之后最令人期待的诺贝尔奖候选人（2014年，权威机构汤森路透就曾预测其为当年的获奖者），由他来介绍米塞斯的思想再合适不过。
本书第一版于2010年出版，早已售罄。相比那时，米塞斯的作品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读者，米塞斯本人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本书的再版将为读者朋友了解米塞斯的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引（而且此书也是海南出版社“经济学家”系列书籍的第一本）。当然，对于已经读过本书第一版的读者来说，笔者相信多年以后再次阅读这本小册子，也必会有所反思，必定会获得新的启迪。此次再版对第一版中的一些文字错误做了纠正。本书的编辑付出了大量辛劳，也是本书再版的策划者，在此深表感谢。还要感谢著名出版人汪宇先生，著名学者姚中秋先生，中国社科院冯兴元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我的同事毛丰付教授、娄朝晖博士，以及我的研究生古晓洁、侯翠芳和郑苗苗等参与了文字校对工作，在此一并感谢。朱海就2018年5月于杭州
缩 略 语 与 参 考 文 献
正文中，所有与页码连在一起的参考文献都出自米塞斯与他夫人的著作。对于这些参考文献，我们采用如下缩略语的形式，所有其他参考文献都在书末的尾注里。
EFI 《经济自由与干预主义文集》（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
onism：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E d. B e t t i n a B i e n-G r e a v e s. I r v i n g t o n-o n-H u d s o n，N.Y.：T h e F o u n d a t i o n f o r E c o n o mi c E d u c a t i o n，1990.
EP 《经济政策：思想》（Economic Policy： Thought for Today and Tomorrow）
South Bend，Ind.：Regnery/Gateway，1979.
EPE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P r i n c e t o n：V a n N o s t r a n d，1960.
HA 《人的行动》（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 e w H a v e n：Y a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1949.
HASS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 e w R o c h e l l e，N.Y.： A r l i n g t o n H o u s e，1969.
LCT 《古典传统中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S a n F r a n c i s c o： F o u n d a t i o n f o r E c o n o mi c E d u c t i o n a n d C o b d e n P r e s s，1985.
NR 《笔记和回忆》（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 o u t h H o l l a n d I I I.： L i b e r-t a r i a n P r e s s，1978.
MMC 《论货币与信用的操控》（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N.Y.：F r e e Ma r k e t B o o k s，1978.
MMMP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Money，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A u b u r n，A l a.： P r a x e o l o g y P r e s s o f t h e L u d wi g v o n Mi s e s I n s t it u t e；N o r we ll，Ma s s.：K lu we r A c a d e mic P u b lis h e r，1990.MYWM 《我与米塞斯在一起的岁月》（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N e w R o c h e l l e，N.Y.：A r l i n g t o n H o u s e，1976.
S 《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L o n d o n： J o n a t h a n C a p e，1936.
TH 《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Theory and History：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N e w H a v e n：Y a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1957.
TMC 《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Jonathan Cape，1934.
UFES 《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The Essay on Method）P r i n c e t o n：V a n N o s t r a n d，1962.
作者原序
这本书当然算不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全部传记（甚至也够不上他的学术传记）。我只愿能够最简明扼要地叙述米塞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故事。为了把他经济学家的形象大致勾勒出来，我遇到了某些困难，而这些困难绝非偶然所致，因为讲述这个故事对我自己具有深刻的意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深为敬重的老师，我所学到的、所教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关于经济学的应用还是关于经济学本身，或多或少都是大约半个世纪前我在纽约大学时，从他的课堂和讲座中学来的，都是在过去的46年中，从他出版的作品中学到的。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米塞斯被学术界极力排斥。当我本人对经济学的理解随着时间而加深时，我对学术界对他的排斥的认识也加深了，伴随而来的是我对他的尊敬和热爱。然而，确切地说，实际上正是这种尊敬和热爱使我不可能毫无偏袒、公正客观地讲述经济学家米塞斯的故事。但是，米塞斯在思想上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诚实者，如果他有知，定会坚持要公正、客观地讲述他的故事。对他做任何言过其实的描述，与他在思想上的诚实所表现出的那个标准都是不一致的。
在尽我所能地展现米塞斯与他的经济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没有流露出我自己对米塞斯经济学巧妙与深刻的钦佩；另一方面，我也要指出其他经济学家（有时甚至是米塞斯的追随者）在理解他的经济学时遇到的困难。
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米塞斯的知识贡献与知识遗产进行了探索。所有“米塞斯经济学”的学生都会感谢贝蒂纳·本–格芮弗（Bettina Bien-Greave），她非同寻常的两卷本《米塞斯：一个评传》是一个真正的信息宝库。理查德·埃贝林（Richard Ebeling）教授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米塞斯的生平与著作。埃贝林教授即将推出的米塞斯全传值得热切期待。埃蒙·巴特勒（Eamonn Butler） 雄心勃勃，试图对米塞斯所有的知识贡献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它的出发点与本书颇为不同）。卡伦·沃恩（Karen Vaughn） 教授对思想史上一个内容广泛且吸引人心的“乐章”进行了一次著名的探索（《奥地利经济学在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在这个过程中，她对米塞斯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阶段做了有意义的（和批判性的）考察。作为米塞斯杰出的美国门徒，穆雷·N. 罗斯巴德（Murray N. Royhbard）在他晚年时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对米塞斯作品的欣赏。罗斯巴德本人有大量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是受米塞斯的影响与启发性的有力证明，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些著作的某些地方我们有着与他不一致的看法。对于其他人来说，特别是那些在“米塞斯学院”（以奥本大学为根据地）工作的学者们也为米塞斯的学术成就添光增彩。我丝毫不会怀疑，在未来的岁月中，对于这个思想史中令人着迷的领域，将会有更多的贡献产生。能够为这个领域做出我自己一点小小的贡献，也使我获得极大的个人满足。
我感谢ISI图书出版商吉弗里·O. 尼尔森先生（Mr. Jeffrey O.Nelson），是他向我提议去做这个项目，并鼓励我去完成它。我要特别感谢我纽约大学“奥地利经济学项目”的同事，马里奥·J.里佐（Mario J. Rizzo）教授和大卫·哈珀（David Harper）博士，他们为这本书做出了贡献。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建议，并给予我鼓励，而且他们都读了整部作品的初稿，并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但他们都无须为这本书的缺陷承担责任）。衷心感谢萨拉·斯卡夫基金会（特别是理查德·M. 拉里先生）为纽约大学“奥地利基金学项目”提供的支持，在基金会的研究资助下，我写完了这本书。在这个纽约大学“奥地利经济学”项目中，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思想。我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这个项目中现在和以前同事的感激，他们有马里奥·J. 里佐教授，大卫·哈珀博士和彼得·勃特克（Peter J. Boettke）教授（现在乔治梅森大学继续他富有成效的研究），还要感谢很多其他人，他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为米塞斯经济学的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般来说，当一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结束时，其作品的时效性会丧失，他将靠边站，让位给这个学科中的后来者。但是，自米塞斯1973年去世之后，几十年过去，对于他的经济学洞察，我的欣赏与日俱增，对其思想的理解也日趋成熟。我对米塞斯科学贡献的认识，对他的思想勇气以及他工作中一贯的诚实与正直发自内心的敬重，使得这个项目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希望我的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把同样的科学认识和道德敬重传递给新一代的读者。伊斯雷尔·M. 柯兹纳2000年9月第一章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
米塞斯本人认识到了他的“不妥协”，而且也为他的“不妥协”辩护，但他认为自己仅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在科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我有明确的界线。在科学中，妥协是对科学的背叛。在政治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在战后的奥地利，我是经济学的良心”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经济学家与社会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画一幅肖像。这样一幅画必然主要是由线条与色彩的涂抹构成，它们代表米塞斯的思想，并且说明他的这些思想是如何不同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物的思想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此进行叙述和说明。但是，一幅画不仅包括线条与色彩，还包括它们所依附的画布。除非我们对米塞斯做出知识贡献的人文与历史背景做一个大致的交代，否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学者的米塞斯，他的故事将难以被人们理解。本章将对人文与历史背景做一个简要的交代，我们的叙述将是简明扼要的，不仅是因为篇幅有限，也是因为米塞斯生活的很多细节对于理解米塞斯的思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些对写一个全传来说是有意思的。这一章谈及的只是他生平（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较为重要的事件，这些对于人们理解米塞斯经济与社会思想发展的一致性与他思想的可理解性似乎是有必要的。维也纳：早期的时光
1881年9月29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名叫利姆博格的城市。他的母亲名为阿黛尔·冯·米塞斯（Adele von Mises）。他的父亲名为亚瑟·埃德勒·冯·米塞斯（Arthur Edler von Mises），是政府铁路部门的一名建筑工程师，46岁时，他在一次胆囊手术之后去世，那时米塞斯还是一个22岁的大学生（路德维希唯一长到成年的兄弟姐妹是他的弟弟理查德，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哈佛教授和概率论理论家）。虽然他出生的地方距帝国首都有几百里远，但是米塞斯一生中有大约40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从11岁开始，他在维也纳参加了8年的“学术训练营”（Academic Gymnasium），在这之后，他成为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的一名学生。除了有一年他因为服兵役而中断学业外（在兵役结束时，他收到了任命他在炮兵预备役部队做陆军中尉的通知），米塞斯在大学度过了5年，期间在司法研究、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史等领域获得了极高的荣誉，1906年，他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影响米塞斯大部分经济学工作的那些老师们的头脑直接或间接地被德国历史学派（关于这个学派，在下面的章节中做进一步的说明）的思想所占据。在米塞斯获得博士学位时，他已经发表了几篇有关历史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作品。然而，米塞斯在那时已经开始反对这个学派关于方法论和意理上（ideological）的信条，也许其中的部分原因是1903年年末他读了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的结果—他后来指出，这个经历使他成为一名经济学家（NR，33）。很明显，米塞斯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才受到庞巴维克强烈的个人影响（庞巴维克从奥匈帝国财政部长这一显赫的职位退下来之后，自1905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举办著名的私人研讨班）。连续几年，米塞斯都参加了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直到1913年，他成为一名（不领薪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被允许在大学授课。正是在这个时期，沿着门格尔（米塞斯与他有大量的私人研讨）与庞巴维克开辟的路线，米塞斯对经济学有了系统的理解。他的经济学知识逐步积累，到了1912年取得了突破，建立了他自己的货币理论。这本书奠定了米塞斯作为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且为他以后来获得“奥地利学派”一个主要倡导者的声名打下了基础。
有几年米塞斯参与了多种职业性的经济活动，在这之后的1909年，米塞斯在“奥地利商会”（一个半官方组织，它直接关注的是国家商业与产业方面的政策）中获得了一个职位。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工作，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使他直接卷入到那个年代有争议的公共事务中，也使他接触到了很多奥地利政治、工业与金融界的领导人物。米塞斯从一开始就把学术研究、大学教学以及一名处在激烈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争论漩涡中的公共经济政策专家的实际工作结合在了一起，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因此得到了发展。
奥地利（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学术状况将在下一章中予以概述。要认识米塞斯早期在货币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与当时的公共政策问题（在20世纪初恶性通胀的年头，这些公共政策问题的严重性达到了危急关头）之间明显的相关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里我们简短地指明这么一个事实，即米塞斯早期作为博士生、大学讲师和公共政策经济学家的年代是一个社会政治动荡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的中心，古老而庄严的帝王城市维也纳尽管仍然庞大但却正走向衰落，她正被战后的氛围笼罩，在这个氛围中，整个新经济与政治都处于史无前例的动荡之中。
米塞斯本人在晚年写过关于欧洲大陆在世纪交替时政治与思想潮流的文章。毫无疑问，他所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青年时代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印象，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他建立了他毕生的信念。米塞斯把在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德国知识分子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先由门格尔领导，其后由庞巴维克领导）之间的激烈争辩，看作是具有远远超越经济理论的原理与方法本身的重要事件。米塞斯写道，大多数的德国教授多多少少都在他们的作品与讲课中热切地为帝国政府的政策做宣传：权威–保守主义、社会政治主义、保护主义、大军事主义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等等（HSAS，23f）。米塞斯把门格尔学派视为自由主义的守卫者，是使自由与文明免遭国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威胁的最后的思想之源。根据他的观察，在即将进入20世纪的第33个年头时，米塞斯认为，从历史学派的作品到纳粹主义，从施穆勒对霍亨索伦王朝的选民与国王的吹捧到宋巴特把阿道夫·希特勒称为“圣徒”，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在一篇写于几十年前（1940年）的回忆录中，米塞斯把20世纪的战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要为之负责）追溯至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说。他说门格尔（明显是在世纪交替之前）预计到欧洲统治者追求的政策将会“导致可怕的战争，而战争将以恐怖的革命结束，与之相伴的是欧洲文明的毁灭，各国财富的破坏殆尽”（NR，35）。正是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思想氛围中，米塞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也明确了下来。
米塞斯本人经历了困苦的战争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一名陆军中尉，他在前线喀尔巴阡地区表现积极，但是1917年，在他得了一次伤寒之后，被召回维也纳，在“战争署”（Department of War）的经济部工作（MYWM，25f）。正是这一职位上的工作，加上那些在他看来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混乱的回忆，导致他1919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民族、国家与经济》（这本书多年后由Leland Yeager 教授翻译成英文）。米塞斯后来描述这部作品是“一本有政治意图的科学著作，它试图淡化当时还没有专门术语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德国与奥地利公众的影响，并且建议用民主–自由政策来重新改造当时的社会”（NR，66）。该书的风格体现了在米塞斯一生中所有作品的共同特征—激情。他认为，如果要创造一个文明社会并且保留它的话，他自己科学工作的结果对实际的政策有巨大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
在战争结束的那几年，米塞斯作为一个维也纳知识分子，他已经颇有声望。在这几年中，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使他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变得引人注目。他1919年的书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是他1922年的著作Die Gemeinwirtschaft （1936年该书英文版名称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后文称《社会主义》）却把米塞斯直接置于公众争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本书不仅与战后奥地利强大的政治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不一致，而且与当时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所持的普遍好感态度也不一致。在对他1920年那篇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纯经济学论文）进行扩充的基础上，米塞斯在书中不仅阐述了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能性的评论，而且从一般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做了大量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分析。这一工作使得米塞斯成为那些把米塞斯的自由社会（自由市场）理想看作是一种陈旧（oldfashioned）思想的人的大敌，这些人认为米塞斯的理想有逆于进步的潮流，而且在20世纪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声名狼藉。
与此同时，在战后那几年混乱的日子里，米塞斯在商会的职责迅速扩大，他直接参与了当时关键的政治与政策问题。尽管在表面上他只是商会的一名职员，而实际上米塞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用米塞斯自己的话说（写于大约20年后）：“在商会中，我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位置’……我的‘位置’比任何一个不在某个大政党中担任负责人的奥地利人的‘位置’都重要……我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NR，73f）。在他的回忆中，米塞斯讲述了他是如何劝告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阻止他于1918—1919年间在维也纳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NR，18f）。但是，米塞斯的成功是极为有限的，“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我进行了毫无希望的抗争。我所实现的，只是延迟了灾祸的降临，维也纳没有在1918—1919年冬天期间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占领，工业部门与银行体系的崩溃没有发生在1921年而是1931年，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努力的结果”（NR，74）。
正是在战后早期的这几年中，米塞斯获得了“固执”“不妥协”的名声，这些性格特征后来被友善的观察者解释为是米塞斯坚定、清白以及思想（与政治）勇气的体现。米塞斯本人认识到了他的“不妥协”，而且也为他的“不妥协”辩护，但他认为自己仅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在科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我有明确的界线。在科学中，妥协是对科学的背叛。在政治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在战后的奥地利，我是经济学的良心”（NR，75）。
在某种程度上，米塞斯有能力用他货币经济学专家的威望，帮助奥地利在20世纪初免受灾难性通胀的威胁。“如果不是我们强烈地呼吁反对连续的赤字与通胀政策，1922年年初5先令的价值将会降至1892年同等黄金价值的百万分之一或十亿分之一……这个巨大的灾难被避免了……奥地利的货币没有像德国货币那样在1923年崩溃……然而，有很多年，这个国家都因遭受连续通胀而承受其破坏性结局的痛苦。”
回顾米塞斯在20年代初这几年的活动，他在参与了激烈的政治与政策活动的同时，却仍然能找出时间，耐心而平静地撰写学术著作，这看上去的确非同寻常。而且这几年米塞斯还通过授课或举办大学讲座，保持了与大学的联系。另外，他还领导他自己著名的私人研讨班，这个私人研讨班每两周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办一次（关于这个研讨班，我们将在第二章再次提及，它吸引了维也纳一些最出色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包括F. A.哈耶克、G. 哈伯勒，F. 马赫卢普，E. 沃格林，阿尔弗雷德· 舒茨和费利克斯·考夫曼）。至少是在他的这些朋友眼中，他们把米塞斯看作那个年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MYWM，22），我们无须为此感到奇怪。
实际情况是，尽管米塞斯倾向于在大学获得一个终生教授的职位，如果有这个职位，他就可以专心地从事研究与教学了，然而，这样的机会一直与他无缘。米塞斯在1913年成为大学编外讲师，1918年获得副教授的头衔，然而他却从未获得终生教授的教席。哈耶克告诉我们，米塞斯指责这是因为他们“反犹太族”；然而，在米塞斯本人的回忆中，他从未为这一事件做出过这样的解释。相反，米塞斯写到自己“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德语国家的大学中我将会一直被拒在‘终生教授’的大门之外”（NR，93）。“大学教授的席位对我关闭是因为大学寻求的是‘干预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NR，73）。米塞斯的一位维也纳学生—费利克斯·考夫曼博士指出，米塞斯那些年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这种敌意明显地构成了他从没有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终生教授的原因，尽管凭借他的科学与学术地位，他完全有资格担当。如果不考虑对他的敌意态度，这种事实会很难理解”（MYWM，2nd，202）。米塞斯在大学的影响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他受到了汉斯·梅耶（他早些时候接替了他的老师维塞尔，占据了终生教授席位）的敌视，至少在米塞斯的回忆录中，这个人是“满脑子搞阴谋诡计反对他”。
1925年年末，米塞斯第一次与玛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Sereny-Herzfeld）相遇（她也是13年后与米塞斯结婚的人）。在他们相遇之前，她守寡已有几年，更早些时候，她是德国一名成功的女演员，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她出版的关于她与米塞斯共同生活的回忆录中，玛吉特·冯·米塞斯收录了几封米塞斯在他们相遇后写给她的信。很明显，米塞斯已坠入爱河，事实上他曾在1926年向她求婚。米塞斯女士说，在他们订婚后不久，米塞斯“变得惧怕起婚姻来，他担心两人结合后，小孩的出现会给平静的家庭带去变化，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将使他的工作分心”。“路考虑到他给自己设定的责任，他觉得有艰巨的工作在他前面等着他去做，他有很多东西要写。”他面临着“一方面是他的工作及他对自己的思想信仰所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他的感情与爱”（MYWM，27）的抉择。在日内瓦的岁月
在玛吉特·冯·米塞斯的回忆录中［她写这个回忆录是为了“揭示一个真实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伟大的老师—但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需要很多爱与感情”（MYWM，7）］，玛吉特极富感染力地描述了在维也纳的紧张岁月。在1931年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由于信贷体系几近崩溃而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及其结果米塞斯已经预计到）。她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使我们能了解米塞斯的人格与个性。这是动荡的年代，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的上台对奥地利的独立构成致命的威胁。米塞斯完全意识到，纳粹最终占领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完全知道这一危险对他自己的安全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就在1938年德国军队进入维也纳的那个晚上，他们就侵入了米塞斯曾经与他的母亲一起住过的公寓，用38个箱子装走了他的图书、作品与文件（MYWM，35）。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意识”部分地解释了1934年当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研究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请他成为教员时，他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的原因。1934年10月，他离开奥地利去日内瓦，他一生（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主要的一章（或几章）结束了，但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根据各种流行的说法，米塞斯在“学院”（如他经常这样称呼它）的6年时光给他带来满足与平静。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自由，在维也纳我无法摆脱各种政治任务的纠缠……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去了”（NR，137）。在《人的行动》（1949年）一书的序言中，米塞斯描写到“在那个地方有宁静祥和的学习氛围”，正是在这种气氛下，他能够写重要的经济学论文。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用玛吉特·冯·米塞斯对他的评价即是“（他）从没有像在日内瓦那样幸福过”（MYWM，54）。
正是在日内瓦，1938年，在米塞斯向她求婚之后的第12个年头，米塞斯与玛吉特·丝瑞尼–赫兹菲尔德（Margit Sereny-Herzfeld）结婚。证婚人是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著名的国际法律权威以及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这位被他的朋友视为“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的典型，在多年的犹豫徘徊后，终于结婚了。如果说他的第一个5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独的，那么在他的后35年，他日益依赖于玛吉特给予他的关爱。假如说他早期的犹豫是他因为担心婚姻会妨碍他的科学工作，那么很明显，他后来的工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玛吉特坚定的信赖、不懈的鼓励和持续的关爱，玛吉特给予的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1973年他去世的那一天。实际上，在米塞斯去世后，玛吉特女士把她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米塞斯著作（以及他们两个人的自传）的出版。玛吉特写道，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她清楚，一个成功的婚姻要求“她丈夫的工作应该比任何她所能做的事情都更重要”（MYWM，45）。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米塞斯的余生及他生命中的其他方面。米塞斯的品格与个性
在玛吉特·冯·米塞斯的回忆录中，她向我们讲述的，也许算不上是对她丈夫与他们婚姻毫无偏倚的描述，但至少她对米塞斯的品格与个性做了细致和极为坦率的说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情感，但是在玛吉特看来，他的爱太强大了（ MYWM，44）。他的敬业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日内瓦，他滑倒了摔在冰上，受了重伤。尽管伤痛难忍（后来的X光片表明是骨折），但他还是继续授课，指导后面的讨论（ MYWM，53f）。然而，在他们婚姻的早期（以及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玛吉特透露，米塞斯的脾气很暴躁。“他的火气会一下子上来，大多数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小的、无足轻重的事情。他的情绪会失控……当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时，我真是害怕得要死”。渐渐地，她写道，这种“可怕的发作”事实上是“沮丧的标志”，隐藏着“不满意”，是“热切渴望关爱的标志”。在他们结婚之后，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几年后完全消失了（ MYWM，44）。但是，米塞斯与他以前在维也纳时期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再次证明了他的脾气引发了人们的惊恐。哈耶克谈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他对马赫卢普和哈伯勒都发过火，因为他们都批评过他”。玛吉特谈了一个小插曲，在1965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马赫卢普惹他老师生气的事。马赫卢普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是“有好几年，米塞斯都拒绝与我说话”。玛吉特建议路德维希要宽容，要争取恢复“早几年前的融洽气氛”（MYWM，146），但马赫卢普还是“避免与米塞斯讨论任何货币政策相关的问题，或他在场的时候讨论这些问题”。要指出的是，在其后的岁月里，同样地，还是这几个学生（特别是马赫卢普、哈伯勒，当然还有哈耶克），他们都坚定地表达了对米塞斯不同寻常的忠诚及对他健康状况的关切—尽管米塞斯曾经对他们有过怨恨。
尽管他的学生对他忠诚，但人们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个人印象却有巨大的分歧。他在学说上的坚定立场招致了那些把他看作是固执已见的、极端的和缺少同情心的人对他的敌视。如马赫卢普在米塞斯去世几年后说，“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货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不喜欢米塞斯，甚至是憎恨他”。但是，准确地说，那些支持他那些立场的人把他看作是极可亲近的人，也正是因为米塞斯坚定的学说立场，有一位他的敬仰者这样写道：“凭借不懈的热情，勇气和坚定的信仰，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谬误理论与谎言（它们被用来证明我们多数的新制度具有正当性）的谴责。”然而，除了他的学说立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学术追求上的“固执已见”和“激情”（以及玛吉特·冯·米塞斯向我们描述过的他的暴躁脾气）都给那些不仅拒绝他的学说，而且拒绝米塞斯本人的人提供了借口，但是他的敬仰者看到的只是“他的优雅的姿态、他的欧式风度……他的和善和对研究生的理解”。他们赞叹他“考察了广泛的历史文化，由于他的考察有人文的形式以及这个星球上少见的奥地利智慧，因而其价值不仅生动鲜活而且光彩夺目”。在纽约的第一年
米塞斯在日内瓦幸福而又平静的生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很快被打破。尽管瑞士是一个中立国，但是也不能为米塞斯提供安全保障，德国军队占领了欧洲大陆，而他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当法国于1940年6月沦陷时，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他妻子坚持要求移民美国的建议（MYWM，54）。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米塞斯有点含糊其辞地写道，他离开学院“是因为他不能再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把他的存在看作是对其国家政治的妨碍和安全的威胁”（ MYWM，55）。在玛吉特·冯·米塞斯回忆录中名为“逃离欧洲”的这一章中，她为我们描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长达一个月的旅程—部分旅途险象环生—路德维希与她离开日内瓦，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最后是轮船，经过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直到1940年8月2日才抵达美国。
他们的人身安全现在有了保证，但是这次迁移对米塞斯的职业发展来说却是一次倒退。他放弃了在有影响力的高等研究院中的高薪职位，离开了无论在学术圈还是政治圈都已声名远播的那块大陆，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况且他已经年近60岁，对语言也不完全熟悉—他想恢复他学术上的成功，但显然这看起来希望渺茫。虽然米塞斯进入美国拿的是“非配额签证”（non-quota visa）（这个签证的颁发是基于一个仓促安排的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他提供了为期6个月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位置），但是他不能确定的是，这个位置是否将会为他提供一个永久的机会（MYWM，44）。但不管怎样，在他到达纽约后不久，他“不打算去伯克利。他觉得纽约才是美国的文化中心，他想呆的地方正是这里”（MYWM，64）。但事实上，在美国的第一年他在学术与资金等方面都困难重重。米塞斯几个从欧洲过来的朋友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几个他以前的学生（包括阿尔弗雷德· 舒茨与F. 马赫卢普）尽他们的力量为他们以前的导师寻找合适的学术职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米塞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讲师，但是没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对他发出认真的邀请。直到1945年，他才在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研究生院获得“访问教授”的资格，这所学校当时羽翼未丰，算不上一流大学。
显然，米塞斯并不被美国经济学界欢迎，原因除了他的年纪之外，还有他不入时的政治与经济学方法论立场。如果人们告诉你，米塞斯在他到达美国之后，陷入到痛苦与贫困潦倒的萎靡状态中，仅仅依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来提一下神，我们不会觉得奇怪。然而，由于他的乐观、坚定以及个人的与知识上的勇气，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当玛吉特·冯·米塞斯声称，从1943年开始的25个年头“是米塞斯一生中最多产也是最有创造性的时期”（MYWM，89），我们可能会有点吃惊。但是，的确如此，在这个时期，米塞斯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用英语出版了相当多的著作和论文，与一群忠实的美国支持者新建了友谊。他还培养了一批美国学术门徒，几十年后，这些人成功地将他的思想传播给一群在整个经济学界中至少称得上是“重要的少数派”的人士。
对路德维希与玛吉特而言，从抵达纽约直到赴纽约大学任教的这几年都是“调整”之年。用玛吉特的话说，米塞斯“丢了他的工作、他的书以及他的收入”，玛吉特写道，他的精神状态处于低点（MYWM，63）。只要读一下他的回忆录（他在抵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月写的），我们不仅可以肯定这一点，而且也会留意到，他对早期的学术和政治敌人，流露出了某种厌倦。然而，这种反感一点儿也没有阻碍米塞斯挑战新的环境。根据他妻子对这几年的回忆，米塞斯积极地融入到在纽约的生活，他结交新的朋友，和他的欧洲老熟人、同事及学生保持往来。纽约曼哈顿西区是米塞斯喜欢居住的地方，那里距剧院区和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很近，这对米塞斯来说颇为重要。1940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一笔款项，支持米塞斯的工作，这种资助关系延续至1945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米塞斯的生计。
米塞斯的美国朋友和仰慕者尽管还少，但数量却在增长，这部分地归功于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和劳伦斯·费尔蒂希（Lawrence Fertig）。黑兹利特是一个著名的财经记者，纽约《时代》杂志的财经编辑。米塞斯于1936年英文版《社会主义》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促使他与当时还在日内瓦的米塞斯建立了联系，在米塞斯今后的日子里，他对米塞斯的支持从没有间断。黑兹利特安排米塞斯为《时代》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写于1942—1943年间的论文引起了“国家制造业协会”（NAM）主要官员的注意，其结果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给米塞斯安排了一系列任务。劳伦斯·费尔蒂希在《世界电报》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每周经济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以及当他在电视镜头中经常露面时），他经常提到米塞斯和他的思想。另外，从1952年开始，费尔蒂希有好多年都是“纽约大学受托委员会”的成员（MYWM，148）。玛吉特·冯·米塞斯在提及黑兹利特与费尔蒂希时说，“他们立即认识到路不是一个对私利感兴趣的人。因此，他们都帮助路做他所不能做的事情。他们相信，路已经不必再为生计问题犯愁了”（MYWM，90）。
也许正是由于和NAM之间的联系，米塞斯于1943年与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当时洛杉矶商会的总经理有了来往。米塞斯坚信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是危险的，这一信念给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年，在一些有影响力和有远见的富有商人的帮助下，里德建立了“欧文顿”（Irvington）— 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EE）。基金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政治。里德与他的同事希望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传播给美国公众。在这个基金会建立后不久，里德就使米塞斯成为FEE的一名定期成员。与FEE的关系，是米塞斯此后几十年工作中比较满意和愉快的部分。到1946年年末，在这个新国家中，米塞斯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职业方面都得到了巩固。这一年，他成为美国公民—这是他极为珍视的一件事（MYWM，70）。从1942年起，他与玛吉特在纽约西岸拥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他在家里做研究时可以看到哈得森河的风景。他的个人藏书也从日内瓦搬了过来。他在纽约大学有一个访问教授的教席，在FEE也有一个职位。这两个职位使他能保持他的教学与写作活动。最重要的也许是，到1946年时，他已经开始忙于他的鸿篇巨著《人的行动》的写作，该书是对他1940年在日内瓦时就已经出版的《国民经济学》一书英文版的扩充与重写。1945—1973年《人的行动》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米塞斯一生经济学贡献的结晶。米塞斯关于经济学、经济学方法、市场过程、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以及比较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干预主义）等的原创性思想，在这本长达889页的巨著中都有系统的论述。但是，这本书也包括了米塞斯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理解”（economic understanding）对于人类社会保留自由与文明是至关重要的。这本著作的规模和内在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不会被人们忽视，尽管书中的观点不流行也不入时，但是对那些重视米塞斯并热切地维护自由市场的人来说，这本著作具有某种“宣言”的性质。用更为通俗的话说，这本著作确立了米塞斯在战后经济学界和美国社会思想界的地位。
实际情况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界的变化、米塞斯移居到了美国以及他本人努力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开始职业生涯等原因，米塞斯在美国的社会讨论中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慢慢地使他的形象发生细微的变化。当他在日内瓦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他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米塞斯主要被看作是一个搞学术的经济学家，他的科学贡献已被人们认识，尽管对社会政策而言他的贡献还有争议。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出版了《人的行动》之后，米塞斯几乎完全被美国经济学界忽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爆炸式增长为特征）—更不必说经济学思想的变化了—使米塞斯的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家眼里显得完全老式和过时，这不仅包括他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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