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亚妮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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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诗传试读：

序言

作为一位作家，徐志摩的作品洋溢着饱满的鲜活感。无论是诗歌中的温柔，还是散文中的幽思，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追求美与自由的诗人形象。一首《再别康桥》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勾起了多少人的惆怅。那清丽的语言、和谐的节奏，伴随着跌宕起伏的情感，带来的审美体验岂是一个“美”字便可以概括的？

他对于诗歌理论的创建，对于“三美”的实践，直接开启了人们对于形式的关注与研究。徐志摩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乐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

然而这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这位不羁的天才却命运多舛，情路坎坷。他的执着与热情如烈焰般燃烧了不少女子的心，他也如飞蛾扑火般为了一直追求的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执著与痴迷，成就了天地间最大的悲哀。

然而，他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爱情的向往却给予了别人伤害。对父母，他不但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还屡次因情事而惹怒父母，最后更是让父亲在痛失爱子时还背上骂名；对前妻，他有的只是冷漠与无情，堕胎时的自私、离婚时的急迫，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理智；对儿子，他更是没有尽到教养的义务。父亲因他而老泪纵横，幼仪因他而一生不幸，陆小曼因他而受尽指责，林徽因与凌叔华还因为“八宝箱”而陷入了一场拉锯战……

人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倘若这种追求造成了某些人的大不幸，那么我们便会认为这种追求是一种自私。因此，当我们仰望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时，会沉浸在他所建造的美的王国，沉醉其间，感慨不已；而当我们俯视作为男人的徐志摩时，我们不免会对他的自私愤懑不已。这也许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毁誉参半的一个原因吧。

佛家说人生有八苦，分别是：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爱别离、五蕴盛苦。纵观徐志摩的一生，这八苦他都一一品尝过。不忍再对这位愁苦而又无奈的诗人再做批评，只想通过他的文字触摸到他命运多舛的一生。

因此，带着矛盾的态度，我写下了这本徐志摩诗传，将他短暂的一生与作品相结合，从女性视角来梳理他作品中情感的脉络，力图描摹出他内心世界的爱与恨之泪、冰与火之歌。

第一章 胸无城府人如玉：名门之后

一 祖母的慈荫

硖石，一座江南的美丽小镇，山青水秀，翠色欲流，风景分外秀美。小镇静静地躺在东、西两山的环抱中，看硖河从中穿流而过。山上青碧如黛，云树环合，宝塔、亭榭点缀其间；城中喧闹欢腾，商铺林立，民家、校舍散落分布。也许正是这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才养育出了徐志摩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

徐家就坐落在硖石小城的闹市区中。徐家祖籍河南开封，世代经商，在明朝正德年间迁居至此。虽徐志摩曾戏称自己出生寒门，但据资料显示，徐家颇为富裕。梁实秋曾说：“志摩出自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没有受过现实生活的煎熬，一方面可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需为稻粱谋，他可以充分地把时间用在他所致力的事情上去；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不幸，因为他容易忽略生活的现实一面，对于人世的艰难困苦不易有直接深刻的体验。”

志摩的祖父徐老先生名民枢，字星匏，清朝时捐过副贡生，但主要以经商为业；志摩的父亲徐光溥，字申如，有胆有识，眼光长远，他继承了父业，辛苦经商，颇有建树。除了在本地经营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庄外，他还投资开办了硖石电灯厂、蚕丝厂、布厂等众多工厂，并且将这些工商业务开展到了沪杭两地。沪杭铁路修建时，他放长眼光，破除旧思想，力争使得铁路东弯经硖石，为硖石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家业的不断兴旺，徐家渐渐成了硖石一带的首富。申如先生也凭借自己杰出的商业才能担任了硖石商会会长，在硖石一带，甚至沪杭两地都有相当大的名气。

光绪二十二年冬，瑞雪纷飞，新年将至。就在人们正准备喜迎新春之时，徐家又添一喜。农历十二月十三日这天，徐申如先生喜得一子，徐家大宅一片喜气。父亲为儿子取名章垿，字槱森，小名幼申。作为徐家的独子长孙，幼申自出生之日起，就在父母祖辈仆佣的簇拥中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成了徐家的一块至宝之玉。这种独子长孙的地位再加之他自幼聪颖活泼可爱，全家上上下下都对他甚为宠爱。

家中最年长的要算一家之尊的老祖母了，她就像守护神一样，时时刻刻守护着自己宝贝的孙儿。只要长孙稍有些身热咳嗽，她便着急得整夜睡不安稳。孙子的一怒一颦、一忧一喜，时刻牵动着祖母的心。这种无微不至的爱与关怀，使得徐志摩和祖母最为亲近。清晨起床后，志摩会特意去祖母那里问安；放学归家后，志摩会来到祖母身边，和她一起分享学校里的趣事怪谈；闯祸的时候，会躲在祖母的怀里寻求庇护；伤心的时候，会来到祖母身边，由她拭去眼角的泪水；无聊的时候，会缠着祖母讲各种有趣的故事……祖母那无私的爱和温暖，使童年的志摩备感甜蜜。他说自己是“爱我疼我宠我的好祖母”的“最钟爱的孙子”。

在祖母的细心呵护下，志摩的童年生活异常幸福。小小顽童如同想要展翅的鸟儿，急切地挥动着稚嫩的翅膀，他无须害怕，也无须烦心，那根爱的丝线始终牵引着他，柔韧有力，左右不离。回忆起那时的时光，志摩无疑是幸福而惬意的，“早上走到祖母的床前，揭开帐子叫一声奶奶，她也回叫我一声，伸手到里床去摸给我一个蜜枣或三片状元糕，我又叫了一声奶奶，出去玩了，那是如何可爱的辰光，如何可爱的天真”。

在志摩不满六岁的时候，祖父病故。这对于懵懂幼稚的志摩来说，无疑是次可怕的经历，如同“火烧、强盗抢、做怕梦，一样的可怕”。亲人们围拢在床前，一片哭喊。小志摩则跪在地板上，手里擎着香，随着众人大哭。虽然还不明白死亡的真正含义，但是这切身的可怕的经历却一直存于脑海，不曾遗忘。年少的志摩不会想到有一天，慈爱的祖母也抛下了自己，病重离世。

1923年秋，正在山海关外游玩的徐志摩收到家中电报，上书“祖母病危速回”。待他奔至家中时，祖母已经在病床上昏迷多日了。“一个人到了天伦骨肉的中间，整套的思想情绪，就变换了式样与颜色”。看着躺在床上渐渐失去意识的祖母，志摩感受到了一种模糊的隐痛。儿时的欢笑还萦绕于耳，祖母的关怀还现于眼前，但何以如今的祖母却失了灵性，不再回答孙儿的呼唤，不再与骨肉眼神相交，不再伴着亲人一起焦虑、一起伤心、一起流泪……到了八月二十七日，祖母睁开了双眼，在与亲人们作无言的交流后，撒手人寰。“她最后的呼气，正似水泡破裂，电光杳灭，菩提的一响，生命呼出了窍，什么都止息了”。瞬间志摩的情感决堤了。一切在这里静止，那些爱的过往，那些温暖的往昔，那些欢声笑语，再也不见。自此一别，再无相见。“我的祖母，在那旧式的环境里，到我们家来五十九年，真像是做了长期的苦工，她何尝有一日的安闲，不必说子女的嫁娶，就是一家的柴米油盐，扫地抹桌，哪一件事不在八十岁老人早晚的心上！”正是如此勤劳朴实的祖母，给了徐志摩无微不至的爱与关怀。这种情感的不吝给予，使得徐志摩自幼性情温柔而诚挚，自由而奔放。祖母的爱对其一生都深有影响。

二 家父的寄望

徐志摩出生之时，徐家正家业兴旺、声誉日隆。年仅二十五岁的徐申如在商场上崭露头角，正意气风发、春风得意，他的第二位妻子钱慕英又为他生了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少爷。喜得麟儿的他不禁满心欢喜，并对志摩寄予了厚望。他为儿子取名为章垿，字槱森，小名幼申。其中“章垿”乃遵循礼仪之意，“槱森”抱财源滚滚之盼，“幼申”则是“槱森”的同音字，取名如此，可见徐申如对儿子的殷切之望。

为了让儿子将来能够继承祖业，光宗耀祖，在志摩刚刚四岁时，徐申如便迫不及待地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塾师孙荫轩对志摩进行启蒙教育，第二年又聘请当地名人查桐荪教授，让志摩跟随他习文。可是小志摩生性热爱自由，在和小伙伴们一起诵读诗书时，常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思游弋于室外的自然美景中。特别是夏日的雷雨天气让小志摩极为兴奋，他在《雨后虹》一文中写道：“我记得我个人从前亲切的心理反应。仿佛猪八戒听得师父被女儿国招了亲，急着要散伙的心理。我希望那样半混沌的情形继续，电光永闪着，雨永倒着，水永没上阶沿，漫入室内，因此我们读书写字的债务也永远止歇！孩子们照例怕拘束，最爱自由，爱整天玩，最恨坐定读书，最厌这牢狱一般的书房——犹之猪八戒一腔野心，其实不愿意跟着穷师父取穷经整天只吃些穷斋。所以关入书房的孩子，没有一个心愿的，底里没有一个不想造反；就是思想没有连贯力，同时书房和牢房收敛野性的效力也逐渐进大，所以孩子们至多短期逃学，暗祝先生生瘟病，很少敢昌言从此不进书房的革命谈。但暑天的打阵，却符合了我们潜伏的希冀，俄顷之间，天地变色，书房变色，有时连先生亦变色，无怪这聚锢的叛儿，这勉强修行的猪八戒，感觉到十二分的畅快，甚至盼望天从此再不要清明，雷雨从此再不要休止！”如此奇妙的比喻、叛逆的心思，表现出了小志摩对自由的向往之心、对束缚的厌恶之情。小志摩生性活泼、喜动贪玩，但却极为聪明，因此老师并未因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与无拘无束的行为而惩戒他，相反却对他甚是喜爱。在得知志摩不幸遇难后，儿时的老师孙荫轩还在追悼志摩时写了一副挽联：“三十年前晨夕欣从，初学聪明超侪辈。”

1918年，在得知政学两界重量级人物梁启超愿意收志摩为徒后，徐申如欣然拿出一千银圆作为儿子的拜师礼，希望在名师的教诲下，儿子能够拥有渊博的学识与过人的才干。同年，庚款留美引发了一股自费出洋的热潮，徐申如又急忙为儿子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出国深造的机会。在父亲的鼎力支持下，徐志摩先是进入了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来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

望子成龙的徐申如除了在学业上对儿子付出甚多外，还在生活中为他考虑良多。眼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成人，虽才华横溢，却没有养成稳重妥帖的性子，便想为他寻觅一门称心如意的亲事。徐申如认为，小家庭的甜蜜与温馨或许能让儿子收了自由烂漫的心性，家庭带来的责任与重托应该能赋予志摩踏实稳重的性格，因此为儿子寻一门合适的亲事便成为徐申如的头等大事。恰巧这时江苏宝山县的张家听闻了志摩之才，便主动托人来提亲，想把年仅十三岁的女儿张幼仪许配给志摩。张家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于是徐申如未征得儿子的同意，便点头应允了这门亲事。

1915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鞭炮声声，炸开了一地火红，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礼在一片喜庆声中如期举行。然而志摩却并不像别家的新郎那样满面喜色，相反却郁郁寡欢。他虽羽翼未丰，但翱翔天际的梦想始终在心中翻腾。如今不自由的婚姻牢牢地捆住了自己的翅膀，他怎能不懊恼呢？烛光旖旎，但映入眼中的美景虚设，连带着那个顶着红盖头的娇羞新娘也惹人厌烦起来。徐申如一定不曾想到，自己精挑细选的这门亲事不但没有让儿子走向成熟，反而更加激发了他飞翔的愿望。

婚后第四年，温婉贤惠的张幼仪为徐家添了一个男丁，取名积锴。面对新生命的到来，徐家上下都满心欢喜，志摩也异常兴奋。这种喜悦之情不仅仅源于儿子的出生，还源于自己终于完成了家庭的“使命”，可以挣脱牢笼，一飞冲天了。在儿子出生的那年夏天，徐志摩便急切地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妻子的泪水与儿子的降生并未牵住他奔向远方的脚步，祖母的不舍与父母的重托也未能改变他追求自由的梦想，志摩留给亲人的只有那毅然决然的背影。中国自古便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志摩也屡次称自己为“不孝的娇儿”，但是如若没有这种挣脱牢笼的勇气与艰难跋涉的动力，又怎会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立起一座浪漫主义丰碑？

对于志摩的远行，家人除了不舍与嘱咐之外，并无反对之意。徐申如也一心指望儿子能学成归来，继承家业，然后在张、徐两家的相帮下，立足于金融界或者政界。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志摩出国数年，西方文化的洗礼赋予了他崇尚民主、追求自由的新思想，社会民主的政治理想与自由浪漫的文化精神决定了他在选择未来之路时，必将一反传统观念，告别商界，走向文坛。

让徐申如始料未及的除了志摩的事业外，还有他的婚姻。“西服与小脚”的观念让志摩对于张幼仪无爱又无情。出国不久他便迷恋上清纯而又灵动的少女林徽因，并与张幼仪协议离婚。在被林徽因婉拒后，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双双坠入情网，引起广泛的社会舆论。对于儿子的离婚与情变，徐申如震怒不已。面对老父的伤心与焦虑，志摩也很难过，他在1925年9月12日的信中说:“我昨晚看了爸妈可怜的情形也很动心，随便把自己毁了，不怎么交关，但结果还得连累无辜的老亲，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很想摇一摇头，忍忍痛暂时脱离了变态心理再说。”由此可见，为了不忍父母伤心，志摩甚至想斩断情丝，与陆小曼作别。然而爱情的燎原之火以摧枯拉朽之势裹挟了志摩的心灵，两人终于在1926年10月3日举行了结婚仪式。

对于这场婚礼，徐申如无奈地接受了。他在硖石特意为儿子修建了新居，且在志摩婚前就发去电报表示：“尔婚事如何办理尔自主之，要款可汇。”可是陆小曼婚后的种种行为让徐申如异常不满。1931年4月初，志摩母亲病危，徐志摩想让陆小曼前来硖石侍奉母亲，却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徐申如甚至说：“她若来，我即走！”4月23日，母亲与世长辞，陆小曼穿着孝服急忙赶来硖石。徐申如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在半路上阻拦，坚决不允许陆小曼进入家门。陆小曼无奈之下只得中途返回上海。徐申如的行为无疑激怒了徐志摩，他当晚便与父亲顶撞起来。面对爱妻的离世与儿子的不解，徐申如悲愤难抑，来到妻子灵前放声大哭。一室的惨白在隐隐灯火下更添冷意，原本父子情深至此走向背离与反目。

同年11月19日，徐志摩竟因飞机失事而魂归天涯。老年丧子的徐申如不禁老泪纵横、涕泪交加。他认为使徐家遭受如此悲剧的正是陆小曼，不是她的挥金如土，儿子怎会四处奔波？没有京沪两地的频繁往返，又怎会遭受如此飞来横祸？至此他对陆小曼更是恨入骨髓，严令禁止陆小曼前来参加追悼会。在儿子的葬礼上，他写了这样一幅挽联：“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字字血泪，可见其伤悲。

1944年3月，徐申如在上海逝世。丧妻的悲痛与志摩的离世，让这位对儿子穷尽心力的老人于孤独寂寞中离开人世。1946年，张幼仪携子徐积锴将老人归葬于硖石东山，墓边静静躺着的就是他的爱子徐志摩。也许黄泉下相见，父子二人能捐弃前嫌，言归于好。

三 母亲的爱宠

和徐申如不善表达的厚爱不同，徐志摩的母亲带给志摩的是如同棉花糖般层层包裹、丝丝萦绕、香甜软腻的深情。这种区别也正是普天下父爱与母爱的区别。

徐志摩的母亲钱穆英如同千百万旧式妇女一样，勤劳持家、温婉待人。她本是海宁县慈溪村钱纯甫的长女，后来嫁到徐家，成为了徐申如的第二位妻子，并生育了志摩。从此，丈夫与儿子便是她一生的牵挂。

小志摩年幼调皮，经常惹父亲生气，此时母亲便起了润滑剂的作用。她一边慢声细语地宽慰着丈夫，一边用温暖的大手拭去儿子腮边的泪花。对待婆婆，她孝顺有加；对待丈夫，则进退有度；对待儿子，更是倾尽心力。这样无边的爱与温暖，为小志摩建造了一座爱的天堂。母亲的存在让志摩从未体会过爱的缺失，她所给予的满满的爱的蜜糖，使小志摩的童年弥漫着甜蜜的芬芳。也许正是这种对爱的不吝给予的教养，才使得徐志摩在遇到真爱时，无法化开他那满腔浓烈的爱恋，才使得他写出了一首首感人至深的诗歌作品。

童年的小志摩一直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他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自然也是他心中的神。在《给母亲》一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母亲在他心中的分量。母亲，那还只是前天，我完全是你的，你唯一的儿；你那时是我思想与关切的中心；太阳在天上，你在我的心里；每回你病了，妈妈，如其医生们说病重，我就忍不住背着你哭，心想着世界的末日快来了；那时我再没有更快活的时刻，除了和你一床睡着，我亲爱的妈妈，枕着你的臂膀，贴近你的胸膛，跟着你和平的呼吸放心的睡熟，正像是一个初离奶的小孩。……

如果说在童年时期，母亲是小志摩“思想与关切的中心”，那么在徐志摩出国留学期间，母亲就成为他思乡的温情符号。徐志摩赴美留学时，母亲前来上海相送，相看泪眼朦胧，未语凝噎哽咽，母亲满腹的牵挂都写在了那双深情的泪眼中，定格成志摩心中永远的画面。

异国他乡的人文风情固然开阔了眼界、赋予了新思，但家乡那栋老宅中年迈的祖母、严厉的父亲、温情的母亲以及结发的妻子与嗷嗷待哺的婴孩都始终深埋在徐志摩内心深处。多少次梦归故里，看见亲人那笑意盈盈的眼，都会使醒来的志摩黯然神伤。

1922年10月徐志摩从英国归来，母亲按捺不住欢喜之情，跟随丈夫来到上海去接志摩。她没有去码头，而是留在一家名叫三泰的客栈中，焦虑地等待丈夫带儿子回来。五年的牵挂与等待让这位母亲心中激荡不已，她在房间中坐立不安，不断地向窗外远眺，希望在往来的人群中识别出儿子的身影。这时她的听觉也变得格外灵敏，房间外的脚步声就像踏在她的心头，让她不时地打开房门探视是否是爱子归来。关于这次相见，徐志摩也印象颇深。他在一年后尚能清晰地还原出相见的情形：“去年的十月十五日，天将晚时，我在三岛丸上拿着望远镜望碇泊处的接客者，渐次地望着了这个亲，那个友，与我最爱的父亲，五年别后，似乎苍老了不少，那时我在狂跳的心头，突然迸起一股不辨是悲是喜的寒流，腮边便觉着两行急流的热泪。后来回三泰客栈，我可怜的娘，生生地隔绝了五年，也只有两行热泪迎她唯一的不孝的娇儿。但久别初会的悲感，毕竟是暂时的；久离重聚的欢怀，毕竟是实现了。那时老祖母的不灭的清健，给我不少的安慰，虽则母亲也着实见老。”相见的喜悦与母亲的老态给徐志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风波又起，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父亲震怒，坚决反对二人的婚事，此时母亲又成为志摩的支持者，她最早同意了二人的婚事，并在父子中极力斡旋。在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信中，我们可以发现，1926年2月21日，徐志摩父母终于同意了二人的婚事，“关于我们的婚事，爸爸说这时候其实太热，总得等暑后才能去京。我说但我想夏天同你避暑去，不结婚不便。爸说，未婚妻还不一样可以同行？我说但我们婚都没有订。爸说：‘那你这回回去就订好了。’……眉，所以你我的好事，到今天才算磨出了头，我好不快活。今天与昨天心绪大大地不同了。我恨不得立刻回京向你求婚，你说多有趣。”2月23日，徐志摩又给陆小曼去信一封：“眉眉，有安慰给你，事情有些眉目了。昨晚与娘舅寄父谈，成绩很好。他们完全谅解，今天许有信给我爸，但愿下去顺手，你我就登天堂了，妈昨天笑着说我，‘福气太好了，做爷娘的是孝子孝到底的了。’”从母亲的笑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对志摩的溺爱，用“孝子”一词来形容这种溺爱更是极为妥帖。身为母亲，她必然希望已经离婚的儿子能够再次觅得良缘，儿子与陆小曼的情事虽然引来不少非议，但是希望儿子获得幸福的初衷并不曾改变。在这位慈母的心中，极力斡旋替儿子达成心愿自然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母亲的溺爱让徐志摩也学会了感恩。

1931年，母亲病重。此时徐志摩刚刚到北平任教不久，听闻消息，他急忙赶回家中看望母亲。4月，徐志摩归家两次。4月23日，徐母病逝，年仅五十八岁。失去了母亲的徐志摩悲痛难忍，在提笔给密友胡适报丧时，不禁述说了自己的伤悲：“我的母亲已于半小时前瞑目。她老人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一辈子只有劳苦和烦恼，不曾有过一半天的清闲。回想起来，我这做儿子的也真是不孝，受了她生养天大的恩惠，付还她的只是忧伤。但她真是仁慈，在病中没有一句怨言，这使我感到加倍的难受。病中极苦，从上星期六起即转凶，当晚极险，但下一天重复喘息过来，和她亲人极亲切地话别。她心上是雪亮的，临死一无危惧或懦怯的意思。她一生人缘极好，这次病转重以后每天有很多亲友来看她，方才弥留时所有的近亲都在她身边。父亲也好，为她念佛祝福。但可怜他老人家从此也变孤单的了。我有五天不曾解带，有好几次想写信，但一行都写不成，方才经过一阵剧烈的悲痛，头脑倒觉得清静些，因此坐下写几行给你，一来报丧，二来我知道你是最能同情，因为你也是最不忘母惠的一人。可怜我从此也是无母的人，昊天罔极，如何如何！”

母亲在徐志摩的一生中都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正是她的无私让志摩学会了爱的浓烈，她的娇宠让志摩展开翅膀翱翔于天际之间，她的质朴让志摩穷尽一生都追寻美的本真。可惜在这位慈母逝世几个月后，她的娇儿也化为一阵青烟追随她而去，令人欷歔不已。

四 和尚的预言

徐志摩出生时，按照族谱排列，被取名为徐章垿，字槱森。他的父亲属猴便取名申如，而他也和父亲一样属猴，故取小字幼申。志摩一名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父亲给他另取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个典故。

中国历来就有晬盘之喜的民俗，按照旧时的风俗，当孩子满周岁时，富裕人家必定会宴请亲朋好友。宴席上的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并不是宴请的主要内容，“抓周”才是宴会的高潮。“抓周”又称“拭儿”、“拈周”，是对孩子前程的一种预测，当然这种预测并不科学，只是象征了亲友们对新生儿前程似锦、一帆风顺、和美兴旺的祝愿。

在“抓周”时，家人会事先摆好大案，上面放置好各种物品，有文房四宝、算盘、小官帽、钱币、花朵、刀剑、首饰、胭脂水粉……物品的多寡视家中经济条件而定，如若是个女孩，往往还要添加上针线、锅铲等。大案摆好后，母亲便抱来娇儿，让其端坐案前，然后众人都围绕一旁，观察孩子先看什么、先抓到什么。如果他抓起了一枚钱币或算盘，旁人便会齐声恭贺他日后财源滚滚、富甲一方；如果他抓起了笔或书册，旁人便恭祝他日后才华横溢、高中三元；如果他抓住脂粉盒不肯松手，人们也不能说他好色，而是会笑称他日后多情重义、善结良缘，终归是用祝词来为孩子讨个彩头。

在小章垿周岁这天，按照家乡的习俗，家人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晬盘之喜。徐家在硖石一带颇负盛名，因此亲朋好友、新知故交纷纷前来为徐家唯一的娇儿祝福。小章垿穿戴一新后被簇拥着抱了出来，此时大漆盘中已经摆满了各式物品。家人把他放置在这个摆满了各式物件的红漆大木盘中，小章垿新奇地左顾右盼、胡抓乱摸，客人们也围在一旁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抓周结果。就在此时，一个法号志恢的和尚来到了徐家大院，他还称自己能够预知未来，想为小章垿摸骨算命。家人忙将他请进室内，他伸出手在章垿头上抚摸了一圈，然后异常惊喜地对徐申如说：“此子系麒麟再生，将来必成大器。”听闻此言，徐申如分外高兴，忙叫下人打赏，亲朋好友更是齐声道贺，恭祝徐家得此娇儿，日后必将光宗耀祖。

虽然我们现在不曾得知小章垿在抓周中到底抓到了什么，但是志恢和尚的这句预言无疑将这场晬盘之喜推向了高潮。这句话不仅仅为小章垿讨得口彩，更是暗合了徐申如望子成龙的心愿。1981年，在徐志摩北大肄业赴美留学前夕，父亲徐申如便记取“志恢和尚的抚摩”中所寄予的美好愿望，郑重其事地将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志摩”，希望他此番学成归国后能够大展宏图、光耀门楣。

关于徐志摩周岁时的这件轶事，在众多相关资料中都有所记载。我们虽不知这句预言仅仅是志恢和尚为了讨彩的一句恭维，还是他确实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徐志摩确实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的诗、他的情、他对于自由和美的追求一直都是学界的热点，历久弥新，经年不衰。林语堂先生在《新丰折臂翁·跋》中评价徐志摩说：“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可见其文采斐然。苏雪林也在她的散文《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中称其为“这位才气横溢，有如天马行空的诗人；这位活动文坛，不过十年，竟留下许多永难磨灭的瑰丽果实的诗人；这位性情特别温厚，所到处，人们便被他吸引、胶固、凝结在一起，像一块大引铁磁石的诗人……”无论预言如何，徐志摩在文坛上的成就斐然，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称为我国新诗史上的领军人。

五 家仆的陪伴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我们认识了他的长妈妈；在巴金先生的文中，我们见到了长工陈永贵；在萧红的《呼兰河传》里，也有长工的身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少作家都提到了这类长工、家仆，他们忠厚、淳朴、通情、重义的美德始终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徐志摩儿时的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位家仆始终陪伴着他成长，那就是家麟。后来徐志摩还以他为原型作了一篇小说《家德》，用以叙述这位家仆的淳朴美德与过人之处。

家麟来到徐家时，正值壮年。他在徐家算是“做生活”，在徐家做事只求有饭吃、有房住，却并不拿工钱。每逢替小志摩挑了行李，志摩要给他钱，他就吹胡子瞪眼睛，质问到：“给我钱做什么？”

虽然没有工钱，家麟在徐家却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情。劈柴、搬运、种菜……大大小小的事，只要需要，他都会尽心去做。每天天还未亮，家麟便早起打开一重又一重门，清扫院落，整理劈柴。倘若做饭的婆婆忙不过来，家麟还会帮忙煮粥、做饭，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吃完早饭，他要么去菜园中浇水、择菜，要么跨坐在长凳上仔细地劈柴，总归是闲不住的。

在徐志摩的童年生活中，这位家仆一直伴随着他成长，带给他种种喜悦与欢乐。家麟极会种花，徐家后面的花园都由他打理。他精心种植的花朵种类繁多，有月季、山茶、玫瑰、美人蕉，有孩子们极爱的可以染指甲的凤仙花、比鸡冠要大上好几倍的紫红的鸡冠花……到了冬日还有不败的腊梅、红梅，在雪中悠悠送香，甚是娇艳。除了善于种植各种鲜花外，家麟还装了满腹的关于花的知识，对于每一种花他都能说上半天。例如，花是否喜阳、是否耐旱，它有怎样的脾，怎样的胃，怎样的花期与色彩，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正如徐志摩在《家德》中所述：“梅花有单瓣、双瓣，兰有荤心、素心，山茶有家、有野，这些简单，但在小孩儿时听来有趣的知识，都是他教给我们的。”

家麟极富学识，除了关于花的各种知识外，他还会看书、讲述书中的有趣故事。在小志摩看来，与学堂里的先生上课时所讲的内容相比，家麟的故事要有趣得多。孩子们每日里最喜欢围坐在家麟身边听他讲岳飞传里的岳飞老爷。听到欢喜处，孩子们都兴奋得拍起了巴掌；听到紧张处，都聚精会神、屏住了呼吸；听到伤心处，更会眼泪汪汪，甚至大哭起来……无论是东窗事发带来的紧张感，还是岳老爷归天的悲痛，或是朱仙镇八大锤的热闹，他都讲得极为精彩，孩子们更是听得津津有味。和先生们在学堂里的“催眠曲”相比，小志摩爱极了家麟满腹的精彩故事。

但是家麟最拿手的不是他种植花果，也不是他满腹的故事，而是他的赞神歌。所谓赞神歌是一种古老而特殊的民间仪式歌谣，倘若谁家许了愿需要请神，便会请专人来唱这种节奏顿挫的歌谣来赞美各路神仙，希望仙人听到这些歌谣后能帮助自己实现愿望。在硖石，这种风俗也相当普遍，每逢有要请神的人家，他们便会早早地来请家麟前往，非得由他去使开了他那粗嗓子唱一唱赞歌。什么纯阳祖师啦、关帝爷啦、梨山老母啦全都得他来赞美，倘若他有事不能去唱一唱，那对家主人来说真是极大的遗憾。这种风俗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极大的盛事，徐志摩日后提起这种盛事来仍然记忆犹新：“小孩儿时候我们最爱看请神：一来热闹，厅上摆得花绿绿点得亮亮的；二来可以借口到深夜不回房去睡；三来可以听家麟的神歌。乐器停了他唱，唱完乐又作。他唱什么听不清，分得清的只‘浪溜圆’三个字，因为他几乎每开口必有浪溜圆，他那唱的音调就像是在厅的顶梁上绕着，又像是暖天细雨似的在你身上匀匀地洒，反正听着心里就舒服，心一舒服小眼就闭上。这样极容易在妈或是阿妈的身上靠着甜甜地睡了。到明天在床里醒过来时耳边还绕着家麟那圆圆的甜甜的‘浪溜圆’。”

请神不是每天都有的，因此家麟的赞神歌也不是常常能听到的。倘若孩子们好久都等不来请神之事，馋了耳朵，便会纷纷跑来徐家找到家麟，撒着娇央求道：“家麟，家麟，唱一点神歌听听吧！”小志摩也常常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牵着家麟的衣襟，仰着脸，央着他唱。但他却总是板着脸回答说：“神歌是唱给神听的！”但是有时逢到他心里高兴或者低头做事的时候，口里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低声哼唱起来，在那里浪溜他的圆。徐志摩离家在外时，常常会怀念起家麟的赞歌，但遗憾的是家麟认为自己嗓子干了，唱起赞歌来远不如以前那样婉转如意，怕亵渎神灵，便推说忘了，决意不再开口。

家麟在徐家生活多年，他的忠厚、淳朴，以及对自然的爱与关怀，都在徐志摩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赏春花踏青去的春日、数星星听故事的夏夜、摘果实听赞歌的金秋、剪红梅堆雪人的寒冬，小志摩身边都有家麟陪伴。也许正是这种源于自然、源于本真的美好吸引着徐志摩，使他穷尽一生都在追寻着爱与美，抒写着感动与渴望。

六 私塾的枯燥

徐父望子成龙，早在徐志摩刚刚四岁时，便将其送进私塾习文默字。那时中国的新旧学制正处于交替时期，虽然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新式学堂还未能如雨后春笋那样遍布各地，孩子们大都像以前一样进入私塾里读书学习。徐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有自己的家塾，给徐志摩请来的业师是孙荫轩先生。他是同里庆云桥人，现今关于他的轶事并不多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古文知识一定相当渊博，徐父才会特意聘请他来为徐志摩进行启蒙教育。

到了第二年，徐家又请来查桐珍先生教志摩读书。这位老师又字桐荪，学识渊博，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位先生满腹经纶却不注重仪表，徐志摩后来在《再谈管孩子》一文中还特意提到了他的这点痼癖：“我小时候的受业师袁化查桐荪先生，因为他出世时父母怕孩子遭凉没有给洗澡，他就带着这不洗澡习惯到棺材里去——从生到死五十几年一次都没有洗过身体！他也不刷牙，不洗头，很少洗脸。脏得叫人听了都腻心不是？”他还在早期的一篇札记里自我检讨道：“查先生这个人明明是因懒惰而散漫，别人却赞美他是落拓不羁，我的父母都是勤勉而能自励的人，我这个儿子何以懒散成这个样子，莫不是查桐荪先生的遗教？”可见，查桐荪先生给徐志摩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并不是他的满腹学识，而是他的散漫不羁。在这样一位老师的教诲下，徐志摩学习到了扎实的古文知识，但也养成了自由散漫的性格。

现今我国的教育体制已经取消了书塾，幼儿的启蒙教育代之以幼儿园。和书塾相比，幼儿园的教学活动要丰富多彩得多，无论是蓝天下的游戏，还是室内的音乐课程，或是独特易懂的双语教程，都是小志摩在书塾中接触不到的精彩。

书塾的枯燥远不是四岁的孩童们可以接受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从体会，但是却可以从很多文学作品中见到关于书塾生活的独特描写：在《书塾里的生活》中，我们体会到了郁达夫童年时的拜师求学；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徐志摩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深刻体会：“白天天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说乎’； 虽则手里一把大蒲扇，不住地扇动，满鬓满腋的汗，依旧蒸炉似的透发，先生亦还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在他们的笔下，书塾往往像个牢笼，关住了他们的童心与向外眺望的目光。先生每日里会拿着戒尺惩罚不听话的孩子，教他们念的也多半都是“人之初，性本善”或者“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诸如此类。《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通常会是孩子们的初学教材，待识字多了，师傅们便会教他们对对子、写诗文，诵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书塾里教授的内容虽多，但是规矩极其严格，动辄罚站，甚至还会用戒尺打手心，因此孩子们在强压下学得极其无趣，书本上的大字看在眼里却走不进心里，而窗外飞过的蝴蝶、盛开的花树、叽叽喳喳欢叫的鸟儿却更容易抓住孩子们的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徐志摩对书塾以外的世界更是充满了向往之情，他甘心做一片雪花、一棵水草、空中的一片云，在自由中徜徉，在空灵中荡漾。天地有大美，花草携意境，这些都是书塾生活里不曾具有的魅力。

夏日的午后，读书读到烦躁的时候，小志摩心里就期盼着来一场大雨，冲散天地间的热气与心头的烦闷。暴雨将至，原本万里晴空会忽然满布乌云，书塾对面白墙上的日影渐渐隐息，小花园里的水缸盆景也静默下来，像是在等待这变故时不禁胆颤得噤了声。书房里光线也暗淡下来，只有先生榻上的那只烟灯反而在这时大放光明。在日光的缺席下，书房里的书桌、墙上悬挂的字画都像是变了形一般，扭曲得令人心寒。这时突然窗外吹来一阵凉风，透过重闷的空气吹进房来，孩子们满身腻烦的汗几乎结冰，然而此时他们的注意力，却不在这种种视觉与触觉所带来的新奇感受上，而在这些预兆所即将带来的大变上，“我们新学得的什么：洪水泛滥；混沌；天翻地覆；皇天震怒；等等字句，立刻在我们小脑子的内库里跳了出来，益发引起孩子们只望烟头起的本性。我们在这阴迷的时刻，往往相顾悍然，热性放开，大噪狂读，身子也狂摇得连坐椅都磔格作响。”

在足够的铺垫后，沉闷的雷声拉开了大戏的幕布。再过片刻，雨点降至，只听得庭院里的石板被敲得劈啪有声，仿佛有马匹跑过。忽然天边响起了一个或是几个惊雷，携着坍天破地般的阵势，门窗都被吓得颤抖起来，孩子们也连忙堵住了耳朵。闪电劈开的天幕下，扁豆般大小的雨块被狠命地狂倒下来，“屋溜屋檐，屋顶，墙角里的碎碗破铁罐，一齐同情地反响；楼上婢仆争收晒件的慌张咒笑声，关窗声；间壁小孩的欢叫；雷声不住地震吼；天井里的鱼潭小缸，早已像煮沸的小壶，在那里狂流溢——我们很替可怜的金鱼们担忧；那几盆嫩好的鲜花，也不住地狂颤；阴沟也来不及收吸这汤汤的流水，石天井顷刻名副其实，水一直满出尺半了的阶沿，不好了！书房里的地平砖上都是水了！闪电像蛇似的钻入室内，连先生肮脏的炕床都照得铄亮；有时外面厅梁上住家的燕子，也进我们书房来避难，东扑西投，情形又可怜又可笑。”

这样混乱的情境下，孩子们并未被吓得惊慌失措、放声大哭，反而却觉得异常好玩。大自然上演的交响乐将原本炎热又乏味的夏日变得异乎寻常的热闹，这里轰隆隆响，那里噼里啪啦，还有乱跳的小雨和惊惶的燕子，比起枯燥的书本，哪个孩子不高兴、不欢迎呢？因此每逢夏日的雷雨，天空一打阵，孩子们便“起劲看，起劲关窗户，起劲听”，描红练字的搁下了笔，认字念书的闭上了口，先生此时是不会管的，任凭孩子们随着室外的热闹纷飞涨起各自的思绪来，书塾里的孩子这时方才显露出各自的童真与天性，化身为欢快的鸟儿，而不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小夫子。

枯燥的书塾带给了徐志摩扎实的古文功底，值得庆幸的是，徐志摩并未在书塾生活中丢了自己烂漫的天性。正是文学素养与烂漫天性的完美结合，使得他凭借自己独特的诗风文情屹立于现当代文学之林。

七 西寺的玩耍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徐志摩那样去抒写自然。他以浓厚的兴趣和满腔的热情去描写自然界中的一景一物，将澎湃的个人感情投射其中，并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的高度。相对于其他作家来说，徐志摩的作品中少有被特意强调的个人观念或者情感，相对于做“时代的鼓手”，他更愿意做一个自然的歌者，更注意通过自然的和声来抒发内心世界的情感。他不同于郭沫若，他以浑成天然的笔触来表现自然、抒情达意；也不同于艾青，他的笔调清新秀美，为自然赋予了人性的色彩；更不同于田间，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听不到时代的鼓点，却能见到美的永恒。可以说浑然天成、如盐入水的情景交融是徐志摩诗歌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重要特征。老子的“道法自然”、儒家的“仁者之爱”、庄子对自然人性的追求，在徐志摩的作品中都被鲜明地表现出来。而这种对于世间大爱的追求和自然人性的赞美，都离不开徐志摩幼时对自然山水的偏爱。

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雨后虹》中，徐志摩亲笔记录了自然赋予他的种种：“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里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教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爱教的弟子。”

硖石镇风光如画，景色秀美，两山之上更是郁郁葱葱，青色欲滴，石奇洞幽，百花争艳。小志摩甚是喜爱在东西两山上玩耍，仿佛那里的每棵树、每块石都能在他的童心中幻化出一个美丽的故事来。东西两山又有个代称，叫做“浮石沉芦”。东山有一种当地罕见的浮石，即便是放在水中浸泡了几年还会浮出水面。而在西山则有一种罕见的芦苇，放入水中不漂浮在水面上，而是下沉。正是凭借这两件稀罕的物品，东西二山又被称为“浮石沉芦”。小志摩经常爬到山上找寻这两件宝贝，让大人们帮他雕刻捡来的石头或者编折来的芦苇。除了这两件宝贝外，小志摩还对山上的各种小动物情有独钟。他常常蹲在大树下看黑压压的蚂蚁忙忙碌碌地搬运东西，感慨它们那小小的身躯里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他喜欢在小河边看清澈的河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儿，羡慕它们的悠然自得；他还喜欢看树枝上欢唱的鸟儿，它们时而在蓝天下展翅飞翔，时而在树影间嬉戏追逐，时而停在枝头梳理羽毛……那些欢快的小精灵常常引起他无限的遐想。回到家中后，他喜欢和院子里的小猫、小狗玩耍。他有时蹲在它们身边给它们讲各种故事；有时揽入怀中，给它们梳理毛发，或者恶作剧似的给它们扎一个冲天小辫；有时和它们做游戏，逗得它们欢蹦乱跳，满院子的叫闹声。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们的勃勃生机让小志摩深深为之着迷。但是他不能总是往山上跑，父亲更不允许他弄得院子里“鸡飞狗跳”，于是徐家临河的小窗口便成为了小志摩另一个秘密花园。他常常拿着祖母给他的食物来到窗边，一边吃美食，一边看美景。白日里，窗外弯弯的河道中缓缓流动的河水在阳光的映射下波光粼粼，河上悠然来往的小舟更是给这幅美景平添了几分诗意。街道上悠长的叫卖声绵软香糯，连带着空气中都飘荡着丝丝香甜。夜幕降临后，小志摩也常常透过窗口仰望茫茫夜空，满天的繁星眨着眼，弯弯的月牙儿像小船，那上面到底有没有嫦娥和玉兔呢？还有那飘香的金桂和砍树的吴刚……深蓝的夜空带给他无限的遐想。

每逢过年过节，便是小志摩最为兴奋的时候。不是因为又添了几件新衣，也不是有贺岁红包可拿，而是他可以和小伙伴们去西山麓的西寺看庙会。在那里有变戏法的，一会儿红脸关公，一会儿白脸曹操，施展着各种精彩的魔术，让孩子们叹为观止；也有套圈儿的，在地上远远地摆放着各种物件，孩子们拿着小圈跃跃欲试；还有卖糖人的，香甜的糖汁做出栩栩如生的各种造型，如此色香味形意俱全的佳品让孩子们垂涎欲滴……除了这些以外，庙会上还有唱曲的、耍猴的、看相的、测字的、说书的、卖艺的，等等，徐志摩和小伙伴们总是看得眼花缭乱，吃得肚子圆圆，玩得尽兴而归。

无论是自然美景的馈赠，还是淳朴民风的滋养，徐志摩都从中受益匪浅。他热爱这片土地，更倾心于将它们的秀美凝固于文笔间。无论是青山上的奇石，还是河水中欢快的鱼儿，这些从大自然中采撷的意象，均为徐志摩的诗赋予了自然的灵性，使得它们溢漾着四季的清韵、弥漫着香甜的芬芳。我国清代著名的散文家袁枚尤为推崇诗人的感悟能力，他认为：“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唯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着文字。”也就是说，万物有灵，诗人能够在作品中再现自然的神韵，做到诗中有画、动人心魄。徐志摩的作品可谓是颇具空灵的神致与清雅的风韵，是自然的画作、心神的欢歌。

八 想飞的愿望

飞翔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愿望，直到1900年10月莱特兄弟成功研制出了依靠风力作动力的滑翔机，并于三年后发明了有发动机的飞机后，人类才终于实现了翱翔于蓝天的梦想。

飞意味着对自由的渴求、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及挣脱束缚时那酣畅淋漓的快感。几乎每个孩子都曾经在草地上奔跑时伸出过手臂，模拟鸟儿的动作，在游戏中作飞翔的假想，小志摩也一样。见惯了蓝天下飞翔的鸟儿的自由，他渴慕着有一天自己也能享有这种自由，欢快地畅游于天地间，而不是呆坐在书塾内默字习文，间或透过那一方小小的窗口去放飞自己的思绪。

对自然的热爱与对自由的渴慕一直埋藏在徐志摩的内心深处。虽然没有翅膀，不能像鸟儿那样遨游天际，但是他却从未放弃自己想飞的愿望。他像躺在蛹中的小飞蛾，怀揣一个梦想，静静地积蓄力量，等待化蛹成蝶的那一天。

小志摩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可是书塾里老师讲述的那些知识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因此他便爱上了家中仆人家麟所讲的故事。那些精彩的故事、动人的情节把小志摩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老师的戒尺、父亲的威严、母亲的唠叨，有的是花的海洋、朱仙镇的热闹、岳飞的传奇经历……别样的世界、精彩的人生、跌宕起伏的情节、悲欢离合的情感让小志摩体会到了一个个故事带来的惊喜。

如果把家麟的故事看做是小志摩思绪的放飞，那么洗澡这件他幼时深恶痛绝的事情则可以比做是世俗的束缚。

徐志摩日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认为自己并不快活，他说：“你做小孩时候快活不？我，不快活。至少我在回忆中想不起来。你满意你现在的情况不？你觉不觉得有地方习惯成了自然，明知是做自己习惯的奴隶却又没法摆脱这束缚，没法回复原来的自由？不但是实际生活上，思想、意志、性情也一样有受习惯拘执的可能。”可见，他认为这种不快活来源于各种习惯的束缚。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思想意志，都难免会受到种种世俗观念的束缚，他对这些束缚实在是厌恶透了。例如穿衣，孩子们的衣着实在是不科学，浑身都被包裹得紧紧的，像个小粽子一样，胳膊、腿都被裹得严严实实，不准露在外面，说是怕着凉。可是孩子们的裤子却是开裆的，屁股往外一露，小肚子也就会连带着通风，这样更容易着凉。可是大人们却又不管了，该裹还是裹，该露还是露，只因这样的穿着是一种习惯，他们不去思考，只盲目从众。再比如洗澡，因为传统观念认为用不滚开的水洗澡容易着凉，于是即便是夏日里，孩子们的洗澡水也滚烫异常。于是我们常常看见明明是舒服的泡澡却被演绎成一场“战争”，孩子边哭喊边逃跑，妈妈在后面追着哄着。对徐志摩来说，洗澡和剃头是他顶厌烦的两件事情，每次都要母亲亲自来捉了去，他在文章里描绘说：“我记得孩子时候顶怕两件事，一件是剃头；一件是洗澡。‘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我妈总是这么说；他们可不对我讲一个人一定得洗澡的理由，他们也不想把洗的方法给弄适意些。这影响深极了，我到这老大年纪每回洗澡虽不至于厌恶，总不见得热心，看做一种必要的麻烦，不是愉快的练习。泅水也没有学会，猜想也是从小对洗身没有感情的缘故。”由此可见，这些由传统观念转化而来的行为模式无疑伤害了孩子们认知世界的热情。

不知有多少孩子因为被紧紧裹住身体而不能自由地奔跑，多少孩子因为幼时洗澡的噩梦而拒绝畅游水中的乐趣，多少孩子因种种束缚而被绑住了梦想的翅膀……想飞是每个孩子幼年时的梦想，但是能挣脱出世俗的牢笼，展翅飞翔的又能有多少呢？值得庆幸的是徐志摩并未因种种牵绊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经过努力他终于走出了家乡那一方小小的世界，名贯中西，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

第二章 腹有诗书气自华：北上求学

一 开智学堂的启蒙

1907年徐志摩十二岁，那一年硖石开办了当时最新式的学校——开智学堂，徐志摩便进了学堂读书，业师张树森，字仲梧，与徐志摩同乡，对他甚是喜爱。

这所学堂与以前的书塾截然不同，它不仅仅开设古文，还开设有数学、外语、音乐、体育等课程。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符合徐志摩的发展需求，因此他一改以往在书塾中萎蔫的状态，变得活跃起来。他恢复了孩子的本真与天性，好动好玩，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心，无论是数学的神奇，还是星象的奥秘，他都沉醉其间，汲取着各种营养。虽然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并不多，但徐志摩的成绩在全班总是名列前茅，人称“神童”。

最能展现徐志摩在此期间成绩的应当属他的一篇名为《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的作文了。他在文中写道：“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羸弱顽疲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欲挫其锐，非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也不可，且贼之千里进攻，利在速战，苟与之坚壁相持，则贼计易穷。幸而潼关天险，西连京师，粮运既易，形势又得，据此以待援军之集，贼粮之匮，斯不待战而可困敌也。哥舒之计，诚以逸待劳，而有胜无败之上策也。奈何元宗昏懦，信任国忠，惑邪说而诅良谋，以至于败。故曰：潼关之失实国忠而非哥舒也。”这篇文章论述了潼关之战失利的原因，斥责了皇帝的昏庸，对平定安禄山叛乱之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论点鲜明，论证充分，颇见文学功底。一位小学生能写出如此佳作，着实让老师们大吃一惊。

徐志摩有先天性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这几年求学时用眼过度，他的眼睛在此时已发展为高度近视，原本就不十分清晰的世界渐渐蒙上了一层薄雾，变得朦胧模糊。虽然此时看世界不乏诗意，但是生活、学习也着实不便。徐申如特意带着志摩前往上海，为他配了一副眼镜。当徐志摩戴上眼镜后，他惊奇地发现原来世界竟是如此清晰的一幅图画。湛蓝的天空下飞翔的鸟儿不再是一个小黑点，花园里的花朵也显得更为娇艳。这神奇的眼镜让徐志摩赞叹不已，西方先进的科技更让他产生了向往之情。眼镜从此以后便成为徐志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带他进入了一个清晰明朗的世界，也为他输入了科技造福于人类的新感想。

在开智学堂的这几年，徐志摩受到民主思想的启蒙，开始对现实社会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当时反清运动已经蔓延到徐志摩的家乡，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反清运动的影响下，徐志摩阅读了大量的报刊，其中包括《民报》等一些激进刊物。他的一位名叫庶仲坚的体育老师也常以强身健体为名，给学生灌输反清立汉的激进思想，徐志摩经常参与其中。这些新思想、新理念被求知若渴的徐志摩一一吸取，面对社会现实，他不禁心潮涌动、意气风发。

二 杭州府中的夺冠

1910年春，经沈钧儒先生介绍，年仅十四岁的徐志摩和表兄沈叔薇一起进入了浙江当时最好的中学——杭州府中学习。离开了家乡，告别了亲人，来到大城市的徐志摩兴奋不已。天地又开阔了许多，颇有一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滋味。

进入杭州府中后，徐志摩发现这所学校曾造就了大批名人大家，例如鲁迅、叶圣陶、朱自清、柔石、丰子恺、冯雪峰、夏衍等人。这所学校的老师也都是当时浙江的名宿大家，学术氛围浓厚，学习资源丰富，可谓是硬件软件都首屈一指。面对如此有利的学习资源，徐志摩心里乐开了花。他原本就生性活泼、大方活跃，来到这个舞台上，更是毫无拘束、跃跃欲试。他整日里和表兄沈叔薇在一起高谈阔论、学习玩耍，自由又开心。

对于那时意气风发的徐志摩，他的同班同学郁达夫有着深刻的印象。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与诗人，他也曾在杭州府中就读。郁达夫在《志摩在回忆里》一文中提到自己在1910年春由嘉兴府中学堂转来杭州府中念书。初到异地，生性腼腆的郁达夫更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就像一只蜗牛似的躲在壳里，连头都不敢伸出来，因此徐志摩的张扬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文中写道：“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总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宿舍里，总是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着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

顽皮和聪明可谓是徐志摩给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了。那时的徐志摩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小说阅读上，各种类型的小说他都有所涉猎，并且读得如痴如醉。郁达夫每次遇见他，几乎都能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本小说，他对郁达夫说：“这些旧诗词，我在书塾时也学过，总感到受的限制太大，写不好。我现在对小说发生了浓烈兴趣。什么社会小说、警世小说、探险小说、滑稽小说，我都读，读得简直着了迷。”对小说的广泛涉猎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他呈现了另一个世界，而且还引起他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思考。

1913年，杭州府中创办了校刊《友声》。在校刊的第一期上，徐志摩便发表了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表达了自己对于小说功能的思考与解读。他认为各种类型的小说都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功用，例如科幻小说能够引发人们对科技的兴趣，发明新产品，增长新知识；警世小说能够揭露社会的黑暗、人性的扭曲，为涉世不深的人提供一个经验范本；探险小说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滑稽小说则可以为世人驱除烦闷，怡情解压……他在文中总结说：“凡诸所述，皆有益小说也，其裨益社会殊非浅鲜，有志改良社会者，宜竭力提倡之。”

除了钟情于小说外，徐志摩还对自然科学格外感兴趣。在《友声》第二期上，他又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一文，表达了对居里夫人的崇拜之情。

正如徐志摩后来在《猛虎集》的序文中所写：“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在杭州府中读书的那几年，徐志摩在诗歌作品上并未有什么建树，而是将目光投向广泛的知识领域与社会现实。这个很少去温习功课、每次考试都是班级中的第一名的聪明孩子，让老师们很是偏爱，同学们也颇为羡慕。年少的欢乐时光总是那么短暂，1914年夏，杭州府中的学习生涯就在小说的滋养与星空的探秘中渐渐画上了句号。

三 北大预科的滋养

1914 年，徐志摩从杭州府中毕业，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再次远行求学，父亲怕他难以适应北方的环境，便心心念念地随行来到北京。在徐志摩给伯父蓉初先生的信笺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初至北京时的兴奋之情：“二十一日自上海动身当晚抵宁，渡江上津浦车。二十二日午刻过泰山，只见其背峰在云间耳。三时到济南，车站宏伟壮丽，盖德人所经营也。十时半抵天津车站，津浦路止此，当晚住中国旅馆。自河北以北，气温骤降，凉风甚厉。二十三日乘八点十分早车晋京。十一时抵前门，即正阳门车站。搜检颇不认真，站上有百里叔当差照应。现住金台旅馆，明日迁至蒋宅。”无论是泰山的巍峨，还是济南站的壮观，抑或是北方的凄厉寒风，都让徐志摩兴奋不已。初到北京，志摩水土不服，体热唇焦，但他仍旧兴致不减，积极乐观。

对于徐志摩在北大读预科的情形，他的朋友毛子水在《北大求学时代的志摩》一文中描述到：“那时他对于文艺，似乎是很有兴趣的。我记得当时有所谓菊选，大家都纷纷拥戴梅兰芳，结果果然梅兰芳被选为剧界大王。志摩却说，平心而论，当然是杨小楼最好——我头一次去看杨小楼的戏，还是跟他去的——不知志摩的思想后来改变了没有。而我对于中国戏的观念，一直到现在，还受了他那时一句话的影响：我以为如果我们中国的旧戏，有些可看的地方，还是杨小楼好看些。他进预科的第一年，本住锡拉胡同他的亲戚蒋君家中。后来袁氏叛国以后，他的亲戚南返，他就搬到腊库去住。我有时候上他那边去，远远便听见他唱戏的声音了。 他对于网球，也有相当的嗜好，不过兴致不十分浓罢了。”作为杨派艺术的创始人，杨小楼和梅兰芳、余叔岩一起被称为“三贤”，享有“武生宗师”的盛誉。徐志摩爱极了他那朴实无华的行腔和对于角色感情的准确把握，常常陶醉于他那讲求意境、颇具神似的唱腔中。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在后来徐志摩的诗作中反映得格外明显。无论是漫天飞舞的雪花，还是波光粼粼的湖面，徐志摩都力图表现出意境之美，神韵之真。

除了喜爱戏剧以外，这一时期的徐志摩对时事也格外关注。动荡的时局、蒋百里的遭遇都让徐志摩思考良多。1915年2月11日，中国数千名留日学生聚集抗议日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李大钊先生散发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对当前的国难发出了泣血的呼喊；4月，上海掀起震动全国的储金救国运动；7月，台湾余清风发起抗日运动；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帝制；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打出人权与科学两面大旗……种种运动让徐志摩热血沸腾。如何才能让祖国不再经受磨难，变得国富民强，成为徐志摩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北大读书的日子里，徐志摩所学的各门功课成绩依旧名列前茅。他不仅用功读书，而且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生活、思想上添了许多新意。在蒋百里的影响下，他开始涉猎外国文艺，广交朋友，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新知。为了实现心中理想的革命，改变祖国的面貌，徐志摩决定去国外留学，寻求救国良方。

四 异地求学的新意

1916年春，徐志摩结束了在北大的预科，南下上海，进入上海沪江大学。创办于1906年的沪江大学，原名为上海浸会大学，是一所由美南浸信会与美北浸礼会联合举办的教会大学。它以“信义勤爱”为校训，信，乃信崇真理、诚信不欺；义，即仁义礼智、遵道秉义；勤，则勤学好问、奋发勤勉；爱，是大雅博爱、爱人以德。

上海十里洋场的浮华、灯红酒绿的喧嚣和北京的氛围截然不同，这让习惯了京味的徐志摩甚是不适应，而且教会大学里宣讲的人性真爱更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救国良方，于是徐志摩并没有在上海安心读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当年秋季便离开上海北上。他先是来到了天津的北洋大学攻读法科，想通过法律来完善社会体制。1917年秋，北洋大学法科被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便也随之转入北大就读，专攻法政。

再次来到北京的徐志摩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形势。7月1日，张勋等人拥清，宣统帝在北京宣告复辟；12日，讨逆军风风火火进入北京，张勋匆忙逃入驻京的荷兰公使馆。再观国际形势，7月17日，俄国爆发了七月流血事件；11月7日，在列宁的领导下又爆发了十月革命，俄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士兵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的军阀混战与俄国的革命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亲身经历的军阀混战的情景、屠杀无辜的惨象更使得他在日后发出了“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的控诉。面对国内混乱的局势，徐志摩等一大批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摩拳擦掌，发誓要将理想的革命带入中国，为祖国母亲换新貌、展新颜。《人变兽》一诗虽然不是创作于这一时期，但诗中表现的生灵涂炭、命如草芥的场景却和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相同。“朋友，这年头真不容易过，你出城去看光景就有数——柳林中有乌鸦们在争吵，分不匀死人身上的脂膏；城门洞里一阵阵的旋风起，跳舞着没脑袋的英雄；那田畦里碧葱葱的豆苗，你信不信全是用鲜血浇！还有那井边挑水的姑娘，你问她为甚走道像带伤——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诗中呈现的军阀混战、杀戮当道的悲剧在1917年的北京早已上演。这些惨景映入年轻的徐志摩眼中，激发了他去实现理想中的革命的愿望。此时的徐志摩不再是西山脚下那个憧憬着飞翔的孩子，而是北京城中抱负满满的斗士！

在异地求学的这几年间，徐志摩从家乡优美静谧的小镇进入我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从醉心于小说到广泛学习各种知识；从想飞的孩童变为热血的青年，一个个脚印都见证了他的成长。在蒋百里以及梁启超的影响下，他萌发了跨出国门的想法，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愿望使他飞得更高、想得更远。

五 张仲梧的欣赏

张仲梧，字树森，清末举人。他以教书为业，是徐志摩在开智学堂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凭借着渊博的学识，在当地享有盛名。徐志摩、吴世昌等人都跟从他读过书。他的书法恭正严谨，与程宗伊齐名。

张先生是举人出身，据他的学生吴其昌介绍说：“张先生长方脸，结实身子，浓眉毛，两只眼睛炯炯有光，常常吓得孩子们心里别别乱跳，又是一位桐城古文家，读一句‘—— 乎’‘ —— 耶’的文章，那尾声要拖至二分钟以上——我敢罚咒说：就是听龚云甫唱戏，也没有听张先生念书那么好听……张先生古文的高足，前后应该有三位：第一位一致地推徐志摩；第二位，是轮到许国葆先生；第三位，他们硬说是我。”从此段文字我们可以得知，徐志摩在当时乃是张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虽然徐志摩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刻苦读书，但扎实的文学功底以及独特的观点都让张先生对他多几分喜爱。面对不怎么读书，却聪明机灵的徐志摩，张先生甚是喜爱。《论哥舒翰潼关之败》一文写成后，张先生更是对徐志摩青睐有加。此文逻辑的严谨、语言的工整、结构的完整都让张仲梧先生异常满意。

老师对聪明的孩子总是格外偏爱，张树森先生也是如此。他将徐志摩看做是可塑之才，在学业上对其倾心相授，在生活上对他关爱有加。与同时期的其他老师相比，这位国文老师也是徐志摩最尊敬的长者。与以前在书塾里教书的先生一样，张先生也具有渊博的学识与扎实的文字功底，但是又与书塾里的先生不同，张先生不需要借助戒尺的威力便能让孩子们听话读书，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往台下这么一扫，不需多说什么，孩子们便乖乖地捧起书本来温习功课。这双眼睛常常让孩子们又爱又怕，但是徐志摩是不怕张先生的，在先生看他的目光里，他读到了鼓励、关爱，甚至还有少许的溺爱与纵容。

多年后听闻徐志摩的噩耗，张树森先生难忍心中伤悲，大笔一挥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噩梦千里，再见难期，最可怜父老母亡，妻嫠子幼，忽与刘安同升，真堪一恸；耿报二传，惊心欲裂，惨莫如仙龙佛化，骨碎头焦，若比仲由之醢，更苦十分。”惊愕、痛心之情跃然纸上。张先生育人无数，徐志摩一直是他引为骄傲的学生，面对他的离世，张先生就像痛失了挚爱的珍宝，悲伤难忍，抑郁难平。他的侄儿张惠衣在开智小学时曾经与志摩是同窗好友，也写了一副挽联：“平生具绝世风华，试看几卷新诗，宛如月逗孤云，花散文锦；一死亦半空霹雳，传与千秋遗事，惨遇赋鹏贾傅，抱石灵均。”

六 张嘉趝的赞叹

张嘉趝，又名张公权，张幼仪的四哥，我国著名的金融家，曾经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偶然的一次机遇，他见到了徐志摩，对他赞不绝口，并在心中埋下了为其和小妹张幼仪联姻的种子。

那是1913年的一个春日，春光明媚、柳绿花红，阳光普照着万物，暖风裹挟着花香。此时的徐志摩还在杭州一中就读，而张嘉趝则担任兴武督理浙江军务朱端元的秘书，刚好奉命对杭州一中进行工作视察。校长在这位贵客来临之前，便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选取了各科优异的学生的学习成果，作为学校的教学成果进行展示，其中便有徐志摩的一篇论文佳作。

张嘉趝在巡视的过程中，认真听取了校长对学校各项工作的介绍，并且仔细查阅了学生们的学习成果。在看这些成果时，校长特意推荐了一个名叫徐章垿的学生所作的论文。张嘉趝在读罢这篇名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后大为赞叹。该文的作者将梁启超先生的文风模仿得惟妙惟肖，语言优美，逻辑严谨，颇具大家风范。他又翻看了数百篇学生们模拟梁启超先生的作文，其间没有一篇文章能够像徐志摩这样准确地捕捉到梁先生字里行间那种文白夹杂、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与条理清晰、分析透彻、一泻千里、大气磅礴的文风。

除了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极为惊艳外，张先生还对徐志摩的书法赞不绝口，他认为徐志摩的用笔也蕴含着不凡的才气。据张幼仪回忆说：“四哥回家后便提及了今天偶遇的这位才子，“四哥细看他的每个字形，留意到字‘骨’，也就是笔法的劲道或是毛笔每写一画、一钩、一撇时在纸上所用的力量，显示出他有坚定的目的和方向； 字‘气’，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韵，这种神韵只有在一个人受过几年书法训练以后，适时摒弃所学才能表达出的眼光和操守。”

看罢文章，张嘉趝对该文的作者充满了好奇，便在校长的引荐下见到了徐志摩本人。面前的少年，文质彬彬、气宇轩昂，大大的脑袋，一副十分聪明的样子。他戴着一副镶着金边的眼镜，一双眼睛大而有神，鼻子高挺，皮肤白皙，看上去极为俊逸灵秀。面对张先生的问话，徐志摩并不显得拘谨，而是沉着冷静，应对自如。侃侃而谈间，流露出过人的才气与胆识。

张嘉趝在见过徐志摩后，心中甚是喜爱，通过打听，知晓这位年轻的才子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独子，如此家世、才情都让张嘉趝很是满意，于是心中打起了小算盘，想为妹妹张幼仪与这位才子定下一段好姻缘。

张先生回家后，便以本名张嘉趝为署名，寄了一封信给徐申如，信中提议徐志摩与他的妹妹定亲。在信寄出没过多久，他便收到了徐申如的回信：“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趝之妹为媳。”他在家中还对妹妹说起了这位才子，言语之间对徐志摩赞不绝口。面对父母的首肯与哥哥的力荐，张幼仪嫁到了徐家。婚后她才知道，徐志摩对这桩婚姻的态度是心不甘情不愿，碍于张家的势力与父母之命，才选择与她结婚。

徐志摩的才情让张嘉趝甚为欣赏，但是张嘉趝不知晓的是，自己的一番美意仅仅只是剃头担子一头热，这桩婚事给自己的妹妹带来的并不是凤凰于飞的美满生活，而是失意与背叛，失望与痛心。

七 蒋百里的影响

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父亲便带着他远上北京求学。据徐志摩当时的信件记载，他们父子二人于8月23日乘八点十分早车晋京，24日由金台旅馆迁往锡拉胡同的蒋宅居住。信中的蒋宅便是蒋百里先生在北京的居所。徐志摩在北京学习期间一直住在蒋百里先生的府上，蒋先生的言行、交往都对徐志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蒋百里，名方震，又号澹宁，浙江海宁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蒋百里是徐志摩姑丈的族弟、徐申如的好友，也是梁启超先生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未来北大读书时，便已听说过这位叔叔的奇才轶事，对蒋百里先生尊崇有加。

蒋百里在1912年以陆军少将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就想通过重组军队以壮军威，来实现自己建军救国的抱负。他在就职不久便召集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训话，谈了自己在国外研究军事十余年的深刻体会，号召学生们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指导中国的国防建设，以他山之石攻玉。他在最后对学生们说：“你们在辛亥革命军中，当过各级军官的不少，今天能够辞了军职来到校中当学生，这种精神，可望‘凌欧驾日’。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做好了榜样，你们不跟着来，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但是当时的陆军部由北洋派段祺瑞、魏宗瀚等人把持，他们对蒋百里的举措百般挑剔、横加干涉。蒋百里数次入京交涉，都未能取得进展。恰在此时，袁世凯又暴露出自己的称帝野心，南方各省都在酝酿反袁计划，学生们也按捺不住，纷纷请假离校，想去南方参与反袁活动。面对如此局势，蒋百里以诸葛亮为例劝说学生们留校学习，他对学生们说：“诸葛亮为什么要等三顾茅庐而后出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天下大势尚未成熟耳！中国的事业方才开始，青年们学业未成，何急急为？”但被激情蒙蔽了心智的学生们对于蒋百里的劝诫听者藐藐。

面对陆军部的有意刁难，学生们的毅然离校，蒋百里认为学校的前途不容乐观，于是便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一早便在操场上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他对学生们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适，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说完，便当众开枪自杀，试图以此来唤醒民心。

他还留下了几封遗书，其中给教官张翼鹏并转诸教官的遗书上写道：“半年以来，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是也……”当此事及所书遗书被公诸报端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徐志摩也被激愤了，他随着悲愤万分的学生们组成代表团，通电呼吁，要求政府务必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所幸经过抢救，蒋百里先生并未离世，而是渐渐脱离了生命危险。

初次来北大读书时，徐志摩有幸住在蒋百里家中，从学校回到蒋宅后，他经常和百里叔叔或谈论国事，或欣赏诗文，或倾诉乡情，很是投机。蒋百里虽然在辈分上是徐志摩的叔辈，但实际上是徐志摩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二人没有辈分的鸿沟，没有年龄的障碍，对于国事有着相同的热血与激情；对于文学有着共同的审美取向与追求；对于家乡有着同样的思念与柔情。

除了在爱国思想上，蒋百里对徐志摩有着深刻的影响外，他的爱情观也影响了徐志摩。在蒋百里治疗期间，他的专职护士左藤屋子每日为百里量体温、输液，精心照顾他的饮食，并从思想上开导他。有一天她对消沉的蒋百里说：“忍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志气的好男儿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来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养人才的老前辈？”听了左藤的这番话，蒋百里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不禁对眼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恋之情。两周后，他对左藤说：“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蒋百里伤势渐好后，又让侍童史福悄悄地塞给左藤一封信，上面别无他语，只是求她不要离开医院。在左藤回日本后，蒋百里还是一直给她写信，甚至在信中说：“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后来征得父母同意的左藤又返回中国，并于1914年底嫁给了蒋百里。

蒋百里在硖石老家早有一位父母包办的结发妻子，但是在他与左藤相识后，他并未被国籍、现实等诸多因素捆住手脚，而是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的婚姻也被老家的发妻无言地接受。徐志摩对蒋百里这种冲破国界与封建观念的藩篱，大胆争取爱情与幸福的举动十分赞赏。看到蒋百里和左藤从自由恋爱走向婚姻，徐志摩心中萌生出许多感慨，对自己的包办婚姻也连带着生出些芥蒂来。

1923年，蒋百里与胡适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徐志摩作为其中的一员，与蒋百里更是结为至交。1929年，蒋百里支持唐生智举兵反对蒋介石，事败后被蒋介石关进监狱，这时感情充沛的徐志摩还背起了铺盖卷儿，喊着也要进监狱去陪他坐牢，二人的交情可见非同一般。

蒋百里在辈分上是徐志摩的叔叔，但二人的交往更像是莫逆之交的友人。他的爱国热情、文学梦想、对爱情的追求都对徐志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的求学过程，因蒋百里的陪伴而热情洋溢；新月社的文学实践，因蒋百里的参与而越发精彩；爱情路上的执著追求，因蒋百里的示范榜样而斗志昂扬……可以说，正是有了蒋百里，才有了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徐志摩；正是在蒋百里的影响下，才有了日后执著追求心中爱恋的徐志摩，也才有了感动我们的万千诗文与真挚情思。

八 梁启超的收徒

徐志摩早在南方读书时，就已经很是敬佩梁启超先生，他曾在读梁启超的文章后，在日记中写道：“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和《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也曰，弟子的也该烧了。”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对其产生的影响。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广泛参与了社会变革，曾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戊戌变法”，并提出“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是我国民初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四大教授之一，也是当时著名的新闻报刊活动家，还是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章视角独特，思想深刻，引人深思，对当时的一代青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徐志摩也不例外。他在读完梁先生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后燃起了浓厚的爱国热情，在日记里挥笔写下自己的感想：“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己者矣！”

徐志摩考取北大预科，进入北京后，蒋百里先生在与其交流时，也会不时地提到梁先生，并流露赞许之意，徐志摩便更为急切地想要“趋拜榘范”，跟随梁启超学习。

1918年6月，在徐志摩即将离开北京之前，在蒋百里的介绍下，经徐志摩的妻兄张君劢先生引见，徐志摩终于见到了梁启超先生，并得以拜他为师。能够成为梁先生的弟子，徐志摩可谓是如愿以偿，异常欣喜。事后他在给梁先生的书信中表示了感谢，他在信中说：“夏间趋拜榘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途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抃乍会至于流涕。具念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

在拜师这件事情上，徐志摩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父亲徐申如拿出一千块银元作为拜师的贽礼，妻兄张君劢先生作为梁先生的弟子，则在师傅面前对徐志摩称赞不已，向梁先生介绍了志摩的才气。徐志摩在拜见梁启超时，谈吐文雅，灵气暗露，应对得体，很是让梁先生喜欢。再加上别人的引荐，梁先生便也十分看重这个新入门的弟子。

出于对徐志摩的厚望，梁启超建议徐志摩去外国留学，开阔眼界，学习新知。徐志摩对先生的这个建议也很是赞同，他也有意去国外学习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带回改变中国当前混乱现实的良方。父亲徐申如对志摩出国之事也欣然应允。他希望儿子将来能学成归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在金融界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将徐家的生意做大做强。因此尽管父亲心中恋恋不舍，但还是为徐志摩出国之事作起了准备。梁启超先生也在徐志摩出国之前，写来书信，以资鼓励。

第三章 师夷长技以自强：赴美入英

一 中国的汉密尔顿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从上海十六铺码头搭乘南京号轮船启行赴美。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徐志摩此次离家，远行万里，家人都甚是不舍。年迈的祖母不知背转身去流了多少眼泪，母亲更是将行装整理、查验多次，生怕远在异乡的儿子缺衣少食。父亲不能再像上次赴京求学那样，将儿子送至学校，安顿好各项杂事，只能屡屡嘱咐志摩要与同行的其他人相互照应，互相扶持。妻子张幼仪则携了年幼的儿子倚在门旁，泪眼相送。祖母和父母更是去上海为其送行。

那时候交通远没如今便捷，坐轮船赴美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这一别，便只能凭借书信问安。思念拉扯着亲人的心，但志摩为了心中的理想，远赴美国，学习新知。看着岸上挥泪相送的家人与好友，他感慨万千。随着一声汽笛，轮船渐渐驶离了岸边，亲友的身影渐渐模糊不见，迎接他的是未知的广阔天地，陪同他的则是亲人们给予的爱与期盼。

这次出国的不仅仅是徐志摩一人，还有一批清华毕业的庚款生和一些自费生，例如徐志摩的表兄刘叔和、中学同学董仁坚以及李济元、查良钊、汪精卫等人。近代以后，列强凌辱、军阀混战，很多知识分子都梦想能够出国留学，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这些留学的学子们学成归国后，施展自己的才华以致力于改变祖国落后的面貌，解救百姓于战乱之中。

8月31日，轮船安稳地航行在太平洋上。此时距出发之日已有半月，面对即将到达的美国，徐志摩难掩兴奋之情，在船舱中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赴美致亲友书》。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诸先生即祖饯之，复临送之，其惠于摩者至，抑其期于摩者深矣。窃闻之，谋不出几席者，忧隐于眉睫，足不逾闾里者，知拘于蓬蒿。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曰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驻我脑。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传曰：父母在，不远游。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唯以华夏文物之邦，不能使有志之士，左右逢源，至于跋涉间关，乞他人之糟粕，作无惨之妄想，其亦可悲而可恸矣。垂髫之年，辄抵掌慷慨，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今自出海以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皆足悲哭呜咽，不自知涕之何从也，而何有于乐？我国自戊戌政变，渡海求学者，岁积月增，比其返也，与闻国政者有之，置身实业者有之，投闲置散者有之。其上焉者，非无宏才也，或蔽于利；其中焉者，非无绩学也，或绌于用；其下焉者，非鲋涸无援，即枉寻直尺。悲夫！是国之宝也，而颠倒错乱若是！岂无志士，曷不急起直追，取法意大利之三杰；而犹徘徊因循，岂待穷途日暮而后夺博浪之椎，效韩安之狙？须知世杰秀夫不得回珠崖之飓，哥修士哥不获续波兰之祀。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尝试论之：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边，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及其足履目击，动魄刿心，未尝不握拳呼天，油然发其爱国之忱。其竞学而归，又未尝不思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虽然，我徒见其初而已，得志而后，能毋徇私营利，犯天下之大不韪者鲜矣。又安望以性命任天下之重哉？夫西人贾竖之属，皆知爱其国，而吾所恃以为国宝者，咻咻乎不举其国而售之不止。即有一二英俊不诎之士，号呼奔走，而大厦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且社会道德日益滔滔，庸庸者流引鸩自绝，而莫之止，虽欲不死得乎？

徐志摩在文中对以往的青年学子学成归国后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进行了反思，对意大利三杰的爱国之举高度赞扬，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幸而有成，亦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

那时候，为祖国的强盛而刻苦读书，是每一位爱国青年的志向，徐志摩也不例外。他在国内亲身经历的军阀动乱，促使他走出国门去寻找理想中的救国法宝。那时父亲不断地鼓励他去西方学习先进的金融管理知识，归国后继承家业，报效祖国，志摩也深信只有实业方能救国，但是后来的国外经历，使他发现，仅仅是实业并不能救祖国于水火之中。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改革、军事上的强盛、人性上的改良……于是他一改之前的抱负，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据韩石山先生考证，这里的两句话并不是呈现一种递进关系，而是一种转折，“财政部长只是汉密尔顿的一个职务，他一生的功业要显赫得多，他当过军事指挥官，当过律师，写过《论魁北克法案》等重要著作，创办过《纽约晚邮报》；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重要作用；他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目标明确、不避艰辛的实干家；他的一切努力与建树，都有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循着这个思路，再看徐志摩一生的行事，他的学业、他的功绩，甚至他的为人作派，一下子就是另一种声光，另一副色彩，另一重境界了。”这种观点还是让人颇为信服的。

正是因为徐志摩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祖国才多了一位爱国战士，学界才多了一位文学家，诗坛才多了一位深情的诗人，而不仅仅是一位金融家，一位实业者。

二 美国的拼命三郎

经过二十多日的海上航行，徐志摩一行终于抵达了美国。

他首先进入了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攻读学位。这所大学与我国现在的大学不同，它不是公立院校，而是由商人乔纳斯·希尔曼·克拉克和教育家格朗维尔·斯丹利·贺尔两人合力在1887年创办，是当时美国最早的两所具有研究性质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凭借其专业性与研究性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弗洛伊德便先后五次来到该校为师生们做有关心理分析的演讲。克拉克大学后来还遵循了克拉克先生的遗愿，用其设立的基金开设了三年制的大学课程班，并为一些并不富裕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而且和其他院校相比，它的入学手续也较为简单。这些优势吸引了大批中国学子前往该校求学，徐志摩便是其中的一员。

徐志摩在1918年秋天于克拉克大学注册时选择的主修方向是银行业及社会学。选择银行业无疑是为实现家父的嘱托与实业报国的理想，选择社会学则是为了进行社会的改革，使其扭转罪恶的趋向。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入学后的徐志摩并未进入金融系或者社会系，而是进入历史系学习。

由于克拉克大学对于学术的要求很高，徐志摩便与四位从中国来的室友一起设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六时起床，七时朝会，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为了满足克拉克大学的要求，徐志摩还在第二年夏天进入康奈尔大学夏令班修了四个学分，这才赶得上在1919年冬季毕业，如期取得了一等荣誉学位。

初到克拉克大学读书，徐志摩的英文水平实在有限，有时候连基本的日常交流都有困难。但是他勤学苦练，进步神速，很快便掌握了这门语言。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读书期间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参加陆军训练团，但是这些活动丝毫没有妨碍他刻苦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要尽量缩短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习期限，因此学习任务就显得更加繁重不堪。实际上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习时间仅有一年半，他修完了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以及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政治这三门历史学课程，还有两科经济学课程、两科社会学课程、两科法文课程、一科西班牙文课程以及一科心理学教程。如此繁重的学业，远非常人可以想象。对于这些课程，他并不是泛泛了解一番就放手，而是精读、细读，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些国内难以学到的知识在徐志摩眼中都如同闪光的珍宝，他就像在神秘宝库中的探险者，极力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多的珍宝。他用了三个学期便取得了克拉克大学的学士学位，并且是含金量极高的一等荣誉学位。即便是在康奈尔大学的夏令班中，徐志摩也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听说有一次康奈尔暑校里一位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拉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后来徐志摩又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其间的辛苦可想而知。

三 如饥似渴求新知

早在赴美的轮船上，徐志摩便已立下决心，要刻苦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化为己用，学成后报效祖国。所以当他进入克拉克大学，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时，他是如此地迫不及待，想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更多的知识。

在完成克拉克大学的本科学业后，徐志摩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时又上了一个台阶的徐志摩并没有懈怠下来，而是继续在知识的山峦上挥洒着汗水。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的知识外，他还选取了多门外语，从一个英语并不流利的学子变成了掌握多门外语的精英。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徐志摩并未延续之前的专业，继续学习历史，而是进入了政治学系。为了改变西方人眼中的国人形象，他选取了《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一主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香港学者梁锡华在1979年版的《徐志摩新传》中评价这篇论文学术价值并不高。这个观点遭到了韩石山先生的反驳。韩先生认为这篇论文引证翔实、立论公允，不失为一篇佳作。

徐志摩选取的这个主题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还包含有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甚至还论述了某些封建思想的劣根性。将这种无所不包的主题作为论文题目本是不讨喜的选择，它的研究范围大、内容多，令写作者难以控制和把握，但是徐志摩有自己的理由和想法。他在导论中说：“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它的长处和弱点，它的落后性和进步性，要懂得它当前为了适应新的状况而进行改良和革新的必要，并估量它改革和发展的可能进程，都必须对不同阶段的妇女地位问题进行公平的、仔细的考虑，因为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而且包容了中国的道德准则和政治准则，我们尤其有必要这样做。”有了开题的必要性后，徐志摩便运用自己丰富的理论知识，从传统地位、教育地位与经济地位三方面来分层论述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现状，文章有理有据，论证得入木三分。

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后，徐志摩又把目光投向了未知的科学领域，甚至研究起了相对论。徐志摩在路过巴黎的时候，遇到了妻兄张君劢先生，张先生送他一本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浅说》。在去伦敦的路上，徐志摩便迫不及待地将这本书通读了一遍。无奈的是，书每个字都认得，但合在一起却不甚明白其中的意思。徐志摩知道自己的根底浅，便在回到伦敦后又把书本细读了一遍，还是不得真髓，他又四处向人请教，翻阅了相关书籍以及研究论文，总算是略晓得些皮毛。在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大致弄懂后，徐志摩便将心得体会写成《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一文，寄回国内并刊载于《改造》杂志1921年8月的第三卷第八期上。这篇文章可谓是向国内知识界普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第一文。后来徐志摩还说：“ 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的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从历史系到政治学系，从《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到《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我们可以发现徐志摩对于知识的涉猎之广、研究之深。这种对于知识的渴望与汲取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一种常态。正是他们的跋山涉水、刻苦攻读，才有了知识火种的东进与传播，才有了普及新知所带来的文化动荡。

四 轰轰烈烈爱国潮

早在徐志摩初到美国时，便对其国民的爱国热情甚是感慨。那时美国还笼罩在一战的硝烟中，面对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美国人并没有怨言，而是齐心协力为战争做好各项后备工作。行走于美国的街道，时时都可以感受到洋溢的爱国热情。美国人的这种爱国情怀给徐志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老师梁启超先生的信件中就记录了自己的种种感受：“入克拉克大学学习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1918年11月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上下一片欢腾，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位爱国人士的脸上，人们兴高采烈地欢歌相庆，手舞足蹈，欣喜若狂。“遂有今日，一扫云雾，披露光明，消息（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时五十分）到美，举国狂。”“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霁色，以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和慰。嗟乎！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在这种民心凝结的环境下，徐志摩的爱国热情有增无减。他原以为只有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封建国家，才会有澎湃的爱国情，不曾想到在经济发达的美国还会有如此团结的民心。人们战时的坚韧、战后的欢腾无疑不深深地打动了徐志摩，并激发了他内心深处更深沉的爱国热忱。

即便在学习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徐志摩和室友们也不曾忘记出国留学的初衷，他们坚持“七时朝会，晚唱国歌，读书阅报，关注时政”，将对祖国的爱恋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还加入了国防会，一起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奋斗。国防会的成立源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关于其中的细节，吴宓在作品中作了详细的论述：“先是民国四年五月九日，中国政府屈服于日本，承认其五项二十一条以后，在波士顿城之中国留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国防会’之名，易滋疑问及误解。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由此可见，国防会实际上就是一群爱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救国会，他们以澎湃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崛起而努力，试图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国人，共同抵御外辱。

徐志摩在听说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成立了国防会后，便一心想趁寒假的时间去波士顿的哈佛大学看一看。他和宿舍的其他留学生商议此事，室友道宏认为此去开销过大，难以应承，便委婉推辞了。但徐志摩认为这次出行是完全有必要的，且不说国防会之事已经令人热血沸腾，仅仅是其间的英贤之士，便不可与其失之交臂。于是他便约了李济、周延鼎等人同赴波士顿。

1918年12月21日，徐志摩一行抵达波士顿，住在康桥青年会。第二日又前往哈佛大学，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其中有陈宏振、吴宓、梅光迪、赵元任、朱宗焘等中国留学生。对于这次行程，徐志摩并未作详细记载，但幸运的是吴宓先生在一篇回忆中对其中情形作了详细记述：“我住在哈佛大学宿舍Thayer Hall 三十五号室。同房住的，是尹寰枢(字任先) ，是中国国防会的副会长；我们的住室便是国防会办公和职员会议的地方。我那时十分爱国，日夕劳忙，和郑莱、陈宏振等一般朋友，帮助尹君办理会务；一面又要打电报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一面又要在美国报上写登文章；一面又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事情，讨论某案，弹劾某人，真是忙个不休，十分起劲……就在那时，我初和志摩认识。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济之)，另一位便是徐章綬，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由此而知，徐志摩这次波士顿之行不仅仅加入了国防会，而且还通过这个平台与一帮爱国青年相识，共同探讨国事，商讨外交政治，为祖国的觉醒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徐志摩生性活泼，爱交际、易激动。美国所见的爱国潮激发了他更深沉的爱国热情，国防会的成立则为他的爱国热情提供了一个新空间。在这里他找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留学青年，他们相互交流，共同努力，为唤醒国民、振兴祖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 对烟囱的新解

烟囱，在工业时期往往是发达工业的一种代言。我们常常在老电影中看到这种镜头：高大的厂房，烟囱林立，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完成手中的作业，时而有车队载满货物从厂区驶出……

20世纪初，这种场景在西方国家很是常见，但是在旧殖民地旧封建社会的中国却是难得一见的景观。烟囱就像火车头，像有轨电车那样，成为先进工业的代名词。

初入美国的徐志摩，还保留着实业救国的想法。美国那随处可见的高大的烟囱，让他感受到了浓厚的工业气息。他往往用羡慕的眼神看着这个吐着黑烟的庞然大物，幻想着如果中国能够遍布高耸的烟囱，那该会是怎样的壮观，怎样的兴奋。彼时的中国还秉承着传统的农业思想，“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从这传统的唱词中我们便能知晓当时人们理想中的生活状态不过是一亩三分地、温饱有余、天人合一。而正是这种小国寡民的思想、自给自足的状态，使我国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于是从美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开始了自我反思。

振兴经济、实业救国，是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内心的呼唤。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便出现了实业救国的论调。陈炽在《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中宣称：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这可谓是我国近代实业救国理论的滥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也提出了实业救国论。他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一文中指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他以家乡为基地，开办纱厂，为我国发展近代纺织工业而努力实践。当时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也已获得了初步发展，但是软弱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下签署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西方列强在这些卖国政策的帮助下疯狂掠夺我国的资源，使得我国民族灾难空前严重。面对帝国主义的猖狂掠夺，一些有识之士奋起抵抗。他们不忍见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西方列强的蹂躏，更不忍见我国资本主义产业遭到致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实业救国论，希望发展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奋起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此时的实业救国已经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徐志摩也深受实业救国论的影响，面对美国的先进工业，一股崇拜、艳羡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随着在美国学习的深入，他接触到了马克思、罗伯特·欧文等人的著作，至此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以往感兴趣的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开始降温。因为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异常浓烈的兴趣，同学们还给他取了一个亲切的外号——“鲍尔雪维克”。他在《南行杂记》中也对此间的情形作了记载：“我最初看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欧温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在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发泄的。”

正是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徐志摩的实业救国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此时工业区内高耸的烟囱已经不是先进工业的代表，而是吞吐着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的膏肓。他阅读了大量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还有一些针对英国现实的评论文章以及现实主义小说，其间描写的工人的惨状深深地刺痛了徐志摩易感的内心，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同情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看了一部小说。内中讲芝加哥一个制肉糜厂，用极小的孩子看着机器工作；有一个小孩不小心把自己的小手臂也碾了进去，和着猪肉一起做了肉糜。那一厂的出货是行销东方各大城的，所以那一星期至少有几万人分尝到了那小孩的臂膀。肉厂是资本家开的，因此我不能不恨资本家。”带着这种对资本家的异常痛恨与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同情，他的实业救国梦逐渐开始走向破灭，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萌发。

烟囱，从外表看敦实高耸，很是气派，但其内部却浸满了黑色的烟灰，这正如资本主义工业一样，表面蓬勃生机的背后浸染的是工人的血汗。此时，看到问题实质的徐志摩对烟囱再也生不出好感来，一些扫烟囱的童工为了清扫烟囱而不幸被熏焦的悲惨遭遇更是让他对这个吃人的烟囱愈发痛恨起来。至此对烟囱的新解带来了他思想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改变，实业救国走向破灭，社会主义开始萌芽。

六 对罗素的崇拜

徐志摩在哥伦毕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原本打算继续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结果大哲学家罗素先生的诱惑使他改变了主意。徐志摩离开美国，远赴英国，想跟随罗素先生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

这段经历，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记叙。“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作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及社会活动家，他的逻辑分析哲学理论在世界享有很高声誉。作为逻辑分析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被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特聘为讲师和研究员，为学生们讲授逻辑学原理和数学原理。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如：《 政治理想》、《战争中的公理问题》、《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社会重建的原则》、《往自由之路》等。罗素才华横溢、崇尚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之际，他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对战争的厌恶与痛恨，在社会各界奔走呼吁要和平不要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反战宣传。1915年初，为了反战，他写了《战争恐惧之源》，在当时颇具影响力；1916年，他又出版了《社会重建原则》，对当时很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与主流观点相左的见解。从1914年英国参加一战到1917年底，罗素一直都在为反战而奔走呼吁，罗素的正义行为虽然获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却遭到英国政府及当时权贵的痛恨，他们凭借一张反战传单将罗素送上法庭，判为有罪，三一学院也因此对他作出了解职的决定，并取消了他研究员的资格。1918年，他又因撰写反战文章而被投入监狱。即便在狱中，他也坚持学术研究，完成了著名的《数学哲学导论》，并着手开始撰写《心的分析》。

当徐志摩了解到罗素的这种不畏强权、追求和平的事迹后，他深深地为这种坚持真理、坚守道义的大无畏精神所折服。他开始广泛阅读罗素的著作，并为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幽默机智所倾倒。他崇拜罗素满溢的才华、朴素的思想、严谨的态度、绝佳的文笔。正是在这种崇拜的驱使下，他没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想追随罗素先生继续学习。

可惜的是这次长途之旅却扑了空。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罗素此时已经前往中国去讲学了，徐志摩未能见到他，只得申请进入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学习。

在经过将近一年的漫长等待后，罗素先生终于结束了他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讲学和访问，与新婚妻子布莱克回到了英国。罗素回到英国后，徐志摩求得他的地址后，于1921年10月18日写信请求见面：“欧格敦（Ogden）先生把尊址赐告，但未悉此信能否顺利到达。您到伦敦要是能惠一音以便安排一个大家见面的时间，我将感激不尽。自到英国后我就一直渴望找机会见您。我愿在此向您表示我的热忱，并祝蜜月旅行愉快。”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周后徐志摩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拜访罗素的机会。这次见面罗素先生给徐志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待人彬彬有礼，热爱教育事业，对很多问题见解独到，言谈间常常令徐志摩茅塞顿开。此后徐志摩常常来往于剑桥和伦敦之间，不但经常聆听罗素先生的教诲，还积极参加他所倡导的各种活动。

为了增进和罗素先生之间的关系，他用尽了心思。在得知罗素喜得贵子后，他连忙致信祝贺，并精心准备了一场聚会，期待罗素一家的光临。他在信中说：“为了一个美丽的婴儿的来临，让我向尊夫人及您自己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你们的弄璋的喜讯是鲍惠尔小姐日前在剑桥告诉我的。为这次即将来临的聚会，我们准备了红鸡蛋和寿面，这是中国人在这类场合的惯例。我们期望尊夫人在十号那天能和您一起赏脸光临。”

1922年，徐志摩准备回国。在回国前夕，他先到巴黎，后去柏林，准备与罗素夫妇见上一面。然而阴差阳错，他们又一次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徐志摩便在给罗素先生写的信上把张幼仪在柏林的地址留作二人联系的地址，期待继续通过鸿雁传书与罗素先生交流。徐志摩回国后在成贤学舍期间还写成了《罗素与中国——读罗素〈中国问题〉》这一论文，可见他对罗素先生的敬仰之情。

在与罗素先生交往的这几年，徐志摩获益匪浅。他不仅仅从罗素那里学到了广博的知识、敏锐的社会意识，还学会了对道义的坚守，甚至连写作都受到罗素先生的影响。香港学者梁锡华就从写作方面探讨过徐志摩受罗素影响的痕迹：“志摩初期的政论文在行文用字方面是梁启超式的，笔锋带感情而满纸热力活力，真可说是慷慨激昂，淋漓尽致；但自英回国后，文体多了一种幽默讽刺的风味。在这方面罗素及一般英国作家的影响颇为显著。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时间能追及罗素著作中所表现的惊人智力，以及文字的明快利落。”

七 与名流相交

在徐志摩为等待罗素先生而在伦敦大学学习期间，他经常参加伦敦大学的演讲会、报告会。他生性爱热闹，很快便结识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例如陈西滢、金岳霖、郭虞裳、赵元任等。通过这些朋友的引荐，他又结识了当时有名的英国作家威尔斯、魏雷、曼殊斐尔等。通过与这些名流的交往，徐志摩在文学道路上获益匪浅。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途徙，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

有一日，徐志摩正在窗前写字，看见门口来了辆汽车，便急忙迎出去，原来是陈西滢与章士钊前来拜访，一同前来的还有英国大作家威尔斯。四人相谈甚欢，威尔斯还提到对中国菜的喜爱。此后，威尔斯便经常邀请徐志摩去家中小坐。

此时的威尔斯虽已年过半百，但仍旧精力旺盛。他可以同时写两三部作品而不会思维混乱或者才思枯竭。他写东西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而是一旦获取到灵感就立即动笔，哪怕寒冷的冬夜也会披衣而起。他经常在夜间写作，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便会用打字机将文稿敲出来，送往书局印刷。

威尔斯也是个爱交际的性情中人，有一次他和徐志摩一起去华维克花园散步，兴致大发时，两人面对拦路的一道篱笆竟要跳将过去。五十多岁的威尔斯被篱笆绊倒，衣服都扯破了，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两人继续交谈的兴致，直到夜晚十一点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回家就寝。

威尔斯先生的这种热情洋溢、平易近人的性格，让徐志摩甚为感动。一位是业已成名的大作家，一位是默默无闻的留学生，威尔斯先生却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而是像一位老朋友一样给予徐志摩文学上的指点和帮助。他甚至鼓励徐志摩将优秀的中国作品翻译过来，由他负责联络出版。正是在他的鼓励下，徐志摩对文学创作动了心。

在威尔斯的介绍下，徐志摩又认识了魏雷先生。那时候魏雷先生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从事的是中国文学研究。和徐志摩相识后，二人经常就文学问题进行交流，魏雷经常就唐诗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向徐志摩请教，而徐志摩也在探讨中从魏雷先生那儿得到了不少研究文学的新方法、新视角、新认识。对于这种获益，魏雷先生一直铭记于心，他在1940年还写了《欠中国一笔债》一文，表达了对徐志摩的感激：“以往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在英国接受工业教育。在剑桥大学那一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说中文，写就更不用谈了。大战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到了剑桥。他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我们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所知已不少了，也略懂二者在古代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们却不太清楚文学艺术这些东西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我们从徐志摩身上所学到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我已说过了，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

偶尔的一次机遇，徐志摩又遇到了狄更生先生。关于这次偶遇，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有所记载：“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 A Modern Symposium ) 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

狄更生先生风趣幽默、善良淳朴，一见到他，徐志摩便被其修养与智慧所折服。徐志摩后来还深情地说：“ 英伦的日子永远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思这一段时光，并会忆念到有幸结交了像狄更生和你这种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狄更生先生特别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曾经于1912年到1913年间到中国访问。出于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好奇与热爱，他还登过泰山，拜过孔庙，并在回国后写了《从中国的来信》一书，对东方文明持盛赞的态度。每当徐志摩前来拜访时，他便对这个从东方来的孩子格外热情。两人探讨文学、闲聊人生，都对浪漫主义作品与社会政治改革醉心不已。徐志摩对这位长者的尊崇甚至发展到每逢他来皇家学院，徐志摩便前来聆听教诲，即便狄更生先生有事离开，徐志摩也会来到他的房间外，坐在门口沉思数个钟头！受到狄更生及其好友傅来义先生的影响，徐志摩开始关注艺术作品与人生之间的种种关系，自己的艺术观开始发生质的飞跃。后来李欧梵先生在谈到狄更生先生与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时，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狄更生和徐志摩的智能发展过程竟然出奇的相像，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和西方的作用却正好相反。”这句话的意思是，狄更生作为一位西方作家却醉心于中国文化，而徐志摩却将学习重点放在西方诸学科，两人之间的交流无疑就像一对齿轮，相互吸引，相互补充。

除了以上诸多名流外，徐志摩还结识了很多西方学者，诸如傅来义先生、瑞恰慈、欧格敦等。其中还有一位作家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曼殊斐尔。

作为一位女作家，她用心血凝成了两本小说集：Bliss和Garden Party。徐志摩对这两本小说集评价甚高，他认为：“凭这两部书里的二三十篇小说，她已经在英国的文学界里占了一个很稳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说只是小说，她的小说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她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数知音者的赞赏。”

徐志摩和曼殊斐尔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两人见面的时间仅有短短二十分钟，但正是这短短的二十分钟却照亮了徐志摩内心对于爱和美的追求。

1922年7月的一天，通过曼殊斐尔丈夫麦雷的介绍，徐志摩冒雨前往彭德街十号拜访了曼殊斐尔一家。那时候曼殊斐尔因病而不能下楼见客，徐志摩等到晚上十点半也未能见到她一面。时间太晚，徐志摩只好告辞。他临走时惋惜地对男主人麦雷说: “今晚密司曼殊斐尔不能下来，否则我是很想会见她的。”麦雷一听此话，便诚恳地说:“如若你不介意，不妨请上楼去一见。”就这样徐志摩惊喜地跟着麦雷先生上了楼梯，进入曼殊斐尔所在的房间。在他看来，曼殊斐尔虽在病中，却是极美的：“她也是铄亮的漆皮鞋，闪色的绿丝袜，枣红丝绒的围裙，嫩黄薄绸的上衣，领口是尖开的，胸前挂一串细珍珠，袖口只齐及肘弯。她的发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样剪短的，但她栉发的式样，却是我在欧美从没有见过的，我疑心她有心仿效中国式，因为她的发不但纯黑而且直而不卷，整整齐齐的一圈，前面像我们十余年前的‘刘海’梳得光滑异常，我虽则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她发之美也是生平所仅见……至于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澈的星空，你只觉得他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你仿佛直接无碍地领会了造化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伟大最深刻的戟刺中经验了无限的欢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灵。我看了曼殊斐尔像印度最纯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灵魂的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她仿佛是个透明体，你只感讶她粹极的灵彻性，却看不见一些杂质。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蓝丝绒的榻上，幽静的灯光，轻拢住她美妙的全体，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波，狂潮骤雨似的向着我灵府泼淹……”

这次会面仅有短短的二十分钟，但是这二十分钟却被徐志摩称为“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可惜曼殊斐尔得了严重的肺病，在半年后便离世了。乍听到这个消息的徐志摩悲伤难抑，他将惋惜之情化作一行行诗作，表达了心中的哀思。我昨夜梦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我昨夜梦登高峰，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古罗马的郊外有座暮园，芝罗兰静掩着客殇的诗骸；百年后海岱士黑辇之轮。又喧响于芳丹卜罗榆青之间。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说造化是真善美之创现，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边？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非也！生命只是个实体的幻梦；美丽的灵魂，永承上帝的爱宠；三十年小住，只似昙花之偶现，泪花里我想见你笑归仙宫。你记否伦敦约言，曼殊斐尔！今夏再见于琴妮湖之边；琴妮湖永抱着白朗矶的雪影，此日我怅望云天，泪下点点！我当年初临生命的消息，梦觉似的骤感恋爱之庄严；生命的觉悟是爱之成年，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因情是掼不破的纯晶，爱是实现生命之唯一途径；死是座伟秘的洪炉，此中凝炼万象所从来之神明。我哀思焉能电花似的飞骋，感动你的天日遥远的灵魂？我洒泪向风中遥送，问何时能戡破生死之门？

在徐志摩回国后便将曼殊斐尔的八篇小说翻译成中文，并于1927年交付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定名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用韩石山先生的观点，在徐志摩交往的这众多名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便是罗素与曼殊斐尔，“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曼殊斐尔给了他纯正的艺术感觉。多少年后创办《新月》月刊时，他代新月派同人提出的尊严与健康这一人生命题，可说是从罗素与曼殊斐尔这里肇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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