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3-07 07: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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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金娥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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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一书即将面世,这是一项历时四年多且凝结了多名科研人员心血的集体研究成果。在此做一个简要的交代。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的最终成果。该项目于2013年立项;2015年底结项,被鉴定为优秀成果。结项之后,课题组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和补充,至今终于面世。本项目在2013年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主任刘淑春研究员担任首席研究员。2013年底刘淑春研究员退休后,2014~2015年,由国际共运部副主任潘金娥研究员担任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该项目成员以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际共运部的研究人员为主,为了使研究成果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课题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著名东欧问题专家马细谱研究员参与进来,负责撰写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还邀请了精通老挝语的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研系硕士研究生的谢泽鑫来撰写老挝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一章。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先后几次邀请了多名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前来指导,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之骅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金民卿研究员、赵智奎研究员,中央党校科社部原主任胡振良教授等。专家们对该项目的理论意义、概念界定、研究范畴、逻辑结构、核心内容以及结构框架等进行了悉心指导。此外,利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前来北京出席第一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之机,课题组还邀请了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范文德教授、哲学所阮才东所长、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博士、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金龙镇等专家参加了课题的座谈会,各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于本研究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开拓了研究视角。在课题结项时,赵智奎研究员、中央党校科社部的门晓红教授、中央编译局的许宝友研究员,对本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刘淑春研究员对俄罗斯和东欧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对于以上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课题组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充分的吸收。因此,本书最后展示出来的,不仅是各部分执笔人的研究成果,还包含了很多专家和前辈们的思想精华以及对本课题的关爱和期望。在此,课题组对上述各位专家和前辈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和真诚的关爱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实际上,本课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的一个创新项目,在论证设计之初内容分为三大板块,即:苏东社会主义的历史追问与反思;现实社会主义的探索与争鸣;欧洲、拉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等。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把三个板块的内容融为一体,整合成目前的书稿内容。其中,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重点阐述其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越南、朝鲜、古巴、老挝这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则重点介绍其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而对拉美21纪社会主义则做拓展性介绍。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研究内容,实际上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国际共运部的庞晓明副研究员、李凯旋助理研究员分别对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的情况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因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而未能纳入本书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最后,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要由衷地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祝得彬副编审的大力支持,他亲自为本书申请了出版经费!还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认真审核,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小艳对本书一丝不苟的编辑和校对!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课题组成员都已尽力而为,但是由于该研究内容涉及面广,而且有一些问题学界一直存在各种不同意见,因此我们相信,本书还有很多不到之处,错误和遗漏也在所难免。真诚欢迎读者们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对于本书各章节的内容,执笔人文责自负。

本书写作分工如下:潘金娥(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际共运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负责全书统稿工作,并撰写第三章、

导论

部分内容、第八章部分内容;潘西华(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际共运部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负责撰写导论主要内容;康晏如(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助理研究员)负责撰写第一章;马细谱(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研究员)负责撰写第二章;贺钦(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际共运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负责撰写第四章、第七章;荀寿潇(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助理研究员)负责撰写第五章;谢泽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助教)负责撰写第六章;孙应帅(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际共运部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负责撰写第八章主要内容。刘淑春(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研究员)于2013年任创新项目首席研究员,主持课题论证和框架设计。课题组2017年8月15日导论

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当今世界“资强社弱”的格局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然而,在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越南、老挝等国在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改革和革新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拉美地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政权再度崛起,掀起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热潮;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热”。这些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因其本身与生俱来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开放性以外,还在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或地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发展和创新,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与时空俱进”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既有本国或地区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考察世界各国及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当前,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既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推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本项目将致力于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拓展和深化,旨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经验与借鉴。一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推动力

20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本国实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各自国家的不同形态和特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创建了苏联、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经济文化的实践道路,取得了辉煌,也经历了挫折,积累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虽然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做出了努力,并能反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构想。总之,处于不同国度的共产党人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

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无论执政还是非执政的共产党都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以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大变动背景下的强烈震动,并在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色,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很多发达国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与拉美地区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方兴未艾,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形成强烈冲击,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树立了样板。在当今资本主义陷入新的结构性危机,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大调整的时刻,能否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这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般过程就是各民族国家寻求民族解放与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受的诸多失败与挫折,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根本对立和矛盾运动的表现。各国各地区百年来的实践已证明,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曲折后,尚未走出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始终是认识和改造[1]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能够继续为当代人解决当代问题乃至后世问题提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为此,总结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求苏东社会主义的兴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因素的消长、拉美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等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关系,不仅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而且有助于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明晰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探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需求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南。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苏共二十大给我们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2]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中,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些论述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会失去生命力。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4]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胡锦涛同志也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5]“应该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6]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7]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实践层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实际相结合,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并回答了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世界和中国变化发展了的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道路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带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治国理政新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回答了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等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在新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业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一方面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和执政能力,不断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放眼于国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四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地区与欧洲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历史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借鉴,不仅有助于推动这一伟业的顺利前行,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三 弥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

目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十分稀缺。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谨慎态度。赵康太等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概念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本身就是国际主义理论,而“民族化”则易于被理解为民族性,甚至同民族主义画等号,“本土化”也易于被理解为地方性,同地方主义相提并

[8]论。因此,在中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学者们对此持谨慎态度,相关研究也难以展开。原因之二在于:从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不仅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还需要有其他学科知识,尤其是要具备国际视野、多种外语能力等条件,这样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指导下具体深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因此难度很大。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已有成果主要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直接采用“本土化”的表述,这是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广而逐渐被大家所关注的一个概念。与此相关,近年来国内学界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概念,如“时代化”“民族化”“本国化”“具体化”等。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赵康太等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赵明义等著《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林建华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与中国化》(《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张燮的《浅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济与法》2010年第4期)等。其中,最早讨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化”和“本土化”的专著是赵明义等著《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这是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设立的重大课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最终成果。据介绍,该课题的名称有个变化过程:2000年申请课题的名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批准该课题时,名称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各国实际相结合”;在撰写的过程中,课题组经多次研究,认为还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将成果名称定为“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该书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涉及当代化、本国化或本民族化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时间性、空间性、条件性的有机统一。可见,该项研究还只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土化”问题。赵康太等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该书较为全面地概括和比较了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异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基本内涵、实现形式、代表人物、历史进程、基本途径、基本规律、文化背景与当代走向等问题。这些成果为本项目开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总体来说,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理论逻辑上进行分析,对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沿革和理论创新,尤其是实践成果的介绍不够全面。

关于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目前国内外关于苏东社会主义成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视角去探寻苏东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成果凤毛麟角,只有少数学者对列宁和斯大林践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验进行了考察。例如,王浩斌在其《试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和《试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两篇论文中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在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中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和“斯大林思想”;姚雪萍在其论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发展的践行典范——列宁新经济政策解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中强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设想框架的突破。此外,还有学者在相关著作中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形态,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和“斯大林模式”,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思想,“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思想,以及民主德国的“新经济体制”,“匈牙利模式”等,但这些研究在总结和归纳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走向终结的根源和历史教训方面尚不够系统。而国外关于苏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代表作有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莱谢克·科拉柯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也疏于对苏东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与启示。国内对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其改革的实践和最新发展动态为主,其中又以对越南的研究居多,其中不少是本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成果。例如:潘金娥著《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版);郑一明、潘金娥主编《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4月版);潘金娥等著《越南革新与中越改革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版);毛相麟著《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贺钦的《古巴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意义》〔《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金祥波著《朝鲜对外战略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沈志远的《“朝鲜式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观点》(《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1期);崔桂田著《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柴尚金著《老挝:在革新中腾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冯颜利等著《亚太与拉美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等。这些成果主要研究了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及外交战略调整变化等,其中部分研究谈到各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尚未有专门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视角进行综合考察的专著。

关于拉美与欧洲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尽管国外学者对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潮早有关注,如1990年我国曾出版了美国学者谢尔顿·利斯所著的《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林爱丽译,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但国内学者对拉美左翼思潮尤其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刚刚起步,近几年出版了徐世澄主编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刊发了袁东振的《拉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基本特征与主要趋势》(《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期)、王鹏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讨论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等论文。这些成果对“拉美地区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现状和发展前景的阐释,缺少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视角所进行的研究。而目前国内对欧洲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本项目尝试进行一些弥补。

本书将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吸收和借鉴,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在上述问题研究中鲜有涉及的部分,正是本研究着力突破和创新之处。经过三年的研究积累,项目组目前已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例如:潘金娥所写的《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路径与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沿革及其与中国的比较》(《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潘西华所写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概念及相关问题》(《长江论坛》2014年第1期)、《时空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的切入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康晏如所写的《国内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现状》(《人民论坛》2014年11月);贺钦所写的《试析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等。本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对上述课题成果的深化和全面总结。我们期待本项研究成果能够为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成果做出一定的贡献,为学者们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提供较为全面新颖的第一手材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国际经验。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相关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首先要弄清楚两个概念,即“马克思主义”和“本土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不会偏离方向。一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观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属性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各国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曾间接或直接地给出不同答案。国内学界对此也见解颇多。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当时法国工人内部存在“蒲鲁东派”“盖德派”等。上述派别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以此来互相攻击。事实上,各个派别均是未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派别。马克思对谁都不抱好感,不屑与他们为伍,并曾明确指出:[9]“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以间接形式首次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应。恩格斯虽然也曾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也未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做过直接界定。直到1886年8月18日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才第一次从正面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认为“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10]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

随后,列宁和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概括与界定。列宁在1914年为《格兰纳特百科辞典》写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曾这样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即“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11]的体系”。在这一定义中,虽说列宁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系统性,但其只强调了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地位和作用,却遗憾地漏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创始人——恩格斯,这在客观上为后来学界出现的“马恩对立论”“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论争提供了历史依据。斯大林回避了这一点,转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阶级属性,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12]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后又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13]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在这一定义中,斯大林没有因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否认其阶级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点,因为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及其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间接或直接的定义,为后人定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献依据与借鉴。以反传统观念为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曾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同界定。例如卢卡奇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在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方法,即观察事物的方法,主张运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柯尔施则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和理解成活的、总体性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并且认为其是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葛兰西则迫于狱中环境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见解,直接用“实践哲学”指代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强调实践一元论和历史辩证法,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等。这些观点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在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与发展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它为人类社会提供[14]了最科学、最完整、最严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一阐述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整体性得以全面体现。作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此外,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尝试着为“马克思主义”下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定义。例如,有的定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继承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科学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结构的完整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崇高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等等。虽说尚未达成共识,但仔细梳理后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与时空俱进”的特点是被大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国、各地区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化过程中,才得以生存、传播与发展,才得以在内容上由最初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发展成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活的科学。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既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规定特征,又要根据时空变化理解其发展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具体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观点、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而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并在他们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各国或地区实际不断发展的科学本身,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二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概念也未曾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提出,但针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国情特殊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广泛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探索适应各民族国家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15]为转移。”再如,1887年恩格斯在其《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提[16]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国化”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

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也曾多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7]再如,列宁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也强调“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18]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由于国情迥异,在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任务也必然具有特殊性,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言论,为定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文献来源。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此概念做了一些研究。北大的黄楠森教授曾经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运用而呈现出不同特色,或表现为不同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当然存在不同条件下如何运用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运[19]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本土化的问题。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原理同各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之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20]结合,从而成为各具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各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各国特色的科学理论,这种具有各国作风和各国气派的,被该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该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必然产生该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1](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相关概念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意义上的概念使用有多种,如“时代化”“民族化”“本国化”“具体化”。因此,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概念界定时,需要做一些理论边界的划分。

时代化 时代化是沿着历史发展脉络从纵向分析的,是一个时间概念,其更注重时间的条件性。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和语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性。时代化与本土化应该是同步的,但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更为全面,且具备“与时空俱进”的特点。

民族化 民族化是一个横向的空间概念,注重空间的地域性。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使之能够适应民族国家革命和发展的实际情况,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国家、地区运用和发展的问题,是科学理论与民族特色结合的过程。

本国化 本国化也是一个空间概念,是指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其灵魂——立场、世界观、方法论——在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实践过程中,必须结合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实际即国情、族情,不能将其当作教条,在各国、各民族中生搬硬套,应坚持走具有各国、各民族特色的革命、建设、改[22]革、发展的道路,形成各国、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侧重于从本国实际出发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可以说是等同的,其前提是以作为实体的国家为对象范围。若超出国家的范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则更为适用,因为其对象范围可以是实体国家,也可以是更为广阔的地域,如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地区、欧洲地区、拉丁美洲地区的本土化等。

具体化 具体化实为从哲学的角度对本土化的描述。马克思主义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发展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各国与地区具体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可见,从纵向时间概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存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概念;而从横向空间概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根据对象范围不同,具体到一个民族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到一个国家即马克思主义“本国化”;而从哲学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存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问题。因此,上述概念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对上述概念的优化组合,它既包含了时间的概念,又蕴含了空间范围,兼具“与时空俱进”的特点,因而既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或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又能够反映其文化和地域特征。

综上所述,本书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表述方式。所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和本国传统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本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有相对固定的特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既包括了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例如,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作为行动指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包括作为实现途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作为根本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原则和方法(一)把握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指的“本土化”,是专指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在各国或地区“落地生根”,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的本土化。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内涵的丰富为主要内容,以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离开了上述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最终走向失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要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为自身融入时代因素和民族特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要完成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本土化动态过程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离开本土化的动态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其活力和发展动力。(二)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首先,从空间上来看,“本土”是指各国或地区的具体“国情”。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得以传播与发展,主要依赖传播者紧扣具体时空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同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国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问题。反之,若是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则会遭遇水土不服、被排斥或者面临“本土化”的失败。与此同时,对于“本土”的理解,也不能离开本土所处的“世情”。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以来,时代发生了剧烈变迁,世情发生了剧变。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内部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内部实际结合起来,观照具体时空下的阶级构成与文化情境,而且要面向世界,将本土化放入国际视野,借助对其所处时代与世情变化的分析,结合人类思想史的发展逻辑和大文化圈概念对该国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进行综合考察。

其次,从时间上来看,“本土”是指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传统、当下和未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发展,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面临不同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发展史入手,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节点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用动态的视角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就曾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新世纪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处于这些历史阶段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的。(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不仅包括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或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系列新的思想或理论形态的过程,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或地区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同样必须沿着“时空性”的发展脉络展开。1.在“本土化”的理论中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各国或地区的共产党结合国情、世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观点进行取舍运用,进而结合变化了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的过程。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的程度不同,形成的理论形态也各不相同。例如:马克思主义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本土化”的过程中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或体系,包括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越南共产党指导思想的胡志明思想、作为朝鲜劳动党指导思想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作为古巴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何塞·马蒂思想和卡斯特罗思想等。我们在把握这些新的理论形态时,需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综合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应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存在误读而教条地对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或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加以运用,结合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在创新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不能只看到或承认各国或地区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创新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而不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简单归结为一种立场、方法、观点,而不去学习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更不能否定和架空马克思主义,用什么其他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所提出新的思想同新的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各国或地区的实践层面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形成一种道路、制定一种政策或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比较而言,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与各国或地区民族文化的结合就相对比较困难,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或地区“本土化”的最初阶段,可能仅仅表现为一些新的思想。但思想同理论是有区别的,某一政党或某一个领导人提出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不一定能形成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或体系一般应具备这样几个基本的标准或特征:理论来源的科学性、理论主题的鲜明性、逻辑体系的严[23]谨性、价值取向的人民性。只有那些经受住实践检验,并已提升到一定高度,形成相对重大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和基本原理思想,才可能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为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既不能因为一种新思想萌芽的弱小而忽略它的存在和作用,也不能简单地将新思想等同于新的理论形态,甚至取代真正的理论形态,片面扩大思想的作用。2.在“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呈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从实践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进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进程中,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呈现不同特色。

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发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这些国家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很大,因此,受各国具体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整齐划一。苏联时期的各国照搬照抄的做法已经证明失败,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呈现理论多样性,例如:越南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老挝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方向的人民民主制度;古巴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进程;朝鲜正在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探索,都是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24]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或地区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沿着“时空性”的研究脉络,结合各国或地区的具体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阶级条件、阶级同盟条件等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进行具体考察。四 研究和评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得失需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其间充斥着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理论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或地区本土化的过程,同样曲折、漫长、饱受挫折甚至反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苏联的本土化经历了从“俄国化”或“苏联化”到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再到“民主主义化”直至“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出现过这样和那样的一些曲折。对于这些曲折,我们必须沿着“时空性”的研究脉络,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进行考察,这样方能最大限度地给予所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以客观评价。

当前,研究和评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得失时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错误倾向主要有三种:一是按照是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一概念来做出判定。这里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有没有明确提出“本土化”这一概念来判断。从上文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基本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提出或使用过“本土化”这一概念,但是却多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无产阶级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列宁也没有直接提出过“本土化”的概念,但在指导俄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另一方面,不能以一国或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明确使用“本土化”这个称谓来判断其有没有实际发生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如越南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老挝也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老挝化,朝鲜、古巴也均是如此。但上述国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的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因此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积极探索。

二是按照当下的成就来评判各国或地区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一种探索,有探索,就会有成败。我们不能以当下的表现来评判各国或地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探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例如,原苏东地区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做出的贡献。又如,目前的朝鲜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探索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制度。虽说当前朝鲜社会主义面临巨大困难,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

三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论”。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论坛上,“多元论”一度成为时髦的理论口号,诸如多元经济、多元政治、多元文化等。在此鼓噪声中,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似乎成为过时的僵化教条,为“打破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西方的伽罗迪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搞“多元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应有各种不同观点的竞争”和“它们之间的尖锐对立”。多元主义的唯心主义立场和固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使其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被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多元论”的本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世界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本土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前提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

此外,以实施主体是不是共产党来判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做法,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施主体、推动者必须是共产党或工人党,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对此,我们需要客观分析。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施主体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而在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施主体还包括非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虽然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乃至实践马克思主义。判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实践过程中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欧美日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众多,其中有些观点还截然相反,但总的来看,它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上仍有共通之处。因此,了解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将有助于拓展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认识视野。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一 逻辑思路

为了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项目组按照从总结历史经验到反映现实、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发展的逻辑顺序进行考察。首先,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对象国传播的历史起点,分析其原因、客观条件和成功的因素,总结马克思主义在对象国(或地区)生根发芽的合理性;其次,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在对象国(或地区)传播、与实际结合的过程,包括理论创新与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最后,在对各国纵向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各国进行适当的横向比较,归纳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必然与发展规律,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在本土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在研究的过程中,项目组还将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各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为什么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走向终结?为什么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等国的社会主义未跟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失败?上述国家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有什么规律?它们的做法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等等。二 基本内容

按照这一逻辑思路,本书研究设定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

导论部分:阐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相关背景、基本概念和本项目研究的相关情况。主体部分包括七章,第一章“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与第二章“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两个部分,着重梳理考察的是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曲折过程及其经验与教训。尽管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先后由于各种因素而遭遇挫折,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第三章“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与启示”、第四章“古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与启示”、第五章“朝鲜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与启示”以及第六章“老挝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与启示”,是对国外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而第七章“马克主义思视阈下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着重梳理其源流、历史、理论与实践等,并做基本的评价与展望。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历史特点不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并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数不多,因此,研究与对比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本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及其理论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而21世纪拉美的社会主义,则丰富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认识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本书第八章将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规律、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并提出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启示。三 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比较研究法和综合研究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文本解析与调研相结合。为了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国(或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历史经验与启示,针对不同模块,我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分析“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两个部分时,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最新资料和新的研究框架,采取个案分析和综合比较、归纳的方法,总结出可资借鉴的各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社会主义多样性的经验与启示。研究中将文案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并通过访谈、研讨会等形式,吸收借鉴学界成果,深化研究。

在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与启示”进行考察时,充分发挥本项目组研究人员的语言优势,通过收集第一手国别文献资料、召开研讨会、实地调研和访谈等多种渠道,收集资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梳理其发展历史,总结其实践经验与教训,并对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观点进行总结和归纳,分析其发展前景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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