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藤井省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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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的鲁迅言说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
作者：【日】藤井省三
译者：潘世圣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13337328“有邻”丛书发现不同视角下的中国
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联盟策划出版。2018年，联盟由新星出版社策划并联合岩波书店、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共同发起，旨在集合中日出版界中坚力量，打造联合、开放、包容的出版平台，鼓励以多种方式策划出版中国主题图书，并在中日两国出版发行。
中国·新星出版社
日本·岩波书店
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
日本·东方书店中文版序
本书原为日本的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所刊行，属该社教养启蒙系列丛书“岩波新书”中的一册。初版印刷两万册，售罄后继续以电子版形式出版发售至今。韩文版也已刊行面世，不久中文版也将荣幸出版，我想这都受惠于鲁迅文学已经成为东亚现代经典这一事实。
现在，这本由日本鲁迅研究者面向日本读者写作的小书有机会被译为中文，以供鲁迅的祖国的读者们阅读批评，我感到由衷喜悦。
阅读和理解鲁迅文学，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层面和文脉，譬如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鲁迅的个人史，或者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等等。无论是中学生出色的阅读感想文，还是文艺批评以至研究论文，都是在某个层面和脉络中进行深入广泛阅读的产物。在如何阅读和理解鲁迅这一点上，中国的文艺批评家以及现代文学研究者与日本的研究者大致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以我个人而言，在四十多年的鲁迅研究中，一方面依托了19世纪以来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所形成的考据学传统，以及20世纪后半叶开始在东京大学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吸收借鉴了中国学界丰富而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最终摸索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坐标，即在东亚文学史的文脉中阅读鲁迅。
我在多年前出版了《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围绕着鲁迅如何创作《故乡》，而《故乡》在中国又如何为人们所阅读的问题，对《故乡》阅读史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鲁迅阅读了俄国作家契里珂夫（1864—1932）的短篇小说《省会》的日文译本，并模仿《省会》创作了《故乡》，塑造了苦恼的中年男性和快活的少年两种人物形象，表现了辛亥革命后弥漫于中国农村的绝望与希望。
二、中国的《故乡》阅读因时代而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鲁迅的模仿和创造以及中国“《故乡》阅读史”的变迁，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通过《故乡》阅读史可以生动地把握现代中国的脉络。
其后，我将研究重点转向“鲁迅与日本”这一领域，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四、在留日时期以及北京—上海时期，鲁迅通过阅读大量日文书籍，接触并学习了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五、20世纪30年代之前，鲁迅及其小说、散文诗创作受到过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影响；而20世纪40年代之后，日本的太宰治、松本清张、大江健三郎、寺山修司、村上春树等人则受到鲁迅的影响。
六、日本作家模仿鲁迅所建构的文学史以及日本鲁迅文学阅读的变迁，也同样与日本社会的历史紧密相关，通过日本的《故乡》阅读史也可以切实地把握现代日本历史的流动轨迹。
在研究成果一至六项的基础上，笔者推断鲁迅在中日间的这种文学现象，推而广之应该也适用于东亚地区。于是召集北起韩国南到新加坡，再加上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开展专题合作研究，先后进行了“20世纪东亚文学史中的村上春树”“东亚的鲁迅阿Q形象系谱”“现代东亚文学史国际共同研究”等三项国际合作研究，历时达十二年之久。
本书就是笔者上述鲁迅阅读和研究的集成。笔者的视点和方法与中国的鲁迅阅读究竟有哪些相似又有何等不同呢？——不知道会不会有读者带着这些问题来阅读本书。笔者由衷期待读者们的指教和批评。
本书的译者潘世圣教授多年来围绕鲁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发表了很多出色的论著。衷心感谢潘教授百忙中为本书的翻译费心劳神。藤井省三2019年9月1日，南京大学平仓巷宿舍序言
要叙述现代中国，则鲁迅文学必定不可缺席。要叙述现代日本以及东亚，鲁迅文学同样不可缺席。当我们以鲁迅文学为坐标轴来展望现代日本和东亚时，可以清晰观察到东亚的个性与共性。
1902年，鲁迅在其留学的东京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之后他在东亚诸城市生活并工作，最后定居上海，于1936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鲁迅辞世距今已逾七十载，但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依然为广大中国乃至东亚各国读者所阅读和喜爱。在日本，所有初中国语教科书[1]都选入了他的作品，鲁迅文学几成日本的“国民文学”。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阅读鲁迅作品始于东京奥运会（1964年）期间，本书的第一章就从这里开始。当时日本已进入经济高速起飞阶段，东京的空地和荒地急速消失，我也从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棒球少年变成读书少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鲁迅那篇珠玉般精美的小说《故乡》。后来我上了大学，专攻中国文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作为最早的一批交换生来到中国。留学期间，我曾四次访问鲁迅的故乡绍兴，并被这个自20世纪初叶以来仿佛一直在沉睡的小小古城深深吸引。
第二章主要叙述鲁迅的南京读书时期；第三章则关注鲁迅在东京和仙台的留学体验；第四章讨论鲁迅在北京一边于教育部任职，一边正式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情况；第五章和第六章讲述鲁迅经过厦门、广州、香港到达上海，与爱人许广平开始了中流社会的家庭生活，同时不惧危险，用笔杆子与国民党独裁政权展开激烈斗争。
第七章探讨从太宰治、竹内好到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如何阅读、接受鲁迅；第八章考察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这两个东亚国家，如何形成阅读和学习鲁迅的传统，其共同点以及差异点何在等问题。
第九章再次将视线转向中国，试图描述以下一些问题：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鲁迅神圣化），邓小平时代基于“独立思考”的鲁迅再认识，大学升学率急遽上升以及竞争日益炽烈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中学生、大学生对鲁迅的疏远，还有最近出现的所谓鲁迅之死系日本医生谋杀等问题。
好，让我们一起开始周游鲁迅的东亚之旅！注释：[1]日语中的“国民文学”通常有如下两个含义：一、指一个国家所特有的可以代表和表现国家的文化、国民性的文学。二、被一个国家的国民广泛阅读、普遍认可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此处指第二种含义。第一章我与鲁迅绍兴鲁迅文化广场之鲁迅像一、我的鲁迅体验与鲁迅《故乡》邂逅
我与鲁迅的初次相遇，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是1963年，即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我家住在东京大田区马込的一条20世纪50年代中叶修建的住宅街上，房子周围有很多空地，小学三年级之前，我每天都会在空地里玩棒球。但到了四年级，那个棒球少年却开始每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书了。因为周围的空地都开始造房子，[1]不再有地方可以打棒球了。接着，都营地铁浅草线也延伸过来，将马込与东京都的中心连接到了一起。
就在我从一个棒球少年摇身变为读书少年的时候，我遇到了鲁迅的小说《故乡》。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丧失的物语
时隔二十年，“我”重回故乡，却发现记忆中的美丽故乡如今已变成一片落寞的故土，于是禁不住悲凉起来。小说的叙事者“我”重归故乡，也是因为家道中落，要卖掉老房，带上母亲和侄儿告别故乡，前往异地开始新的生活。出现在“我”面前的儿时的小伙伴闰土，因为贫困，早已成为一个木偶般迟缓木讷的农民；那个年轻时贤淑美丽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也变成一个庸俗厚颜的中年妇人……这就是《故乡》的内容梗概。
这篇关于“丧失”的物语，给我这个因奥运会带来的建设高潮而失去空地的棒球少年以莫大感动。于是，暑假的读书作业我便选择了鲁迅的《故乡》。正是这篇小说第一次告诉我，成熟总是伴随着丧失。
后来，我又在中学国语教科书里与《故乡》重逢，到了60年代[2]末期，日本发生高中校园纷争，我看到毛泽东推赞鲁迅为“中国革命的圣人”，于是开始阅读岩波文库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筑[3]摩书房出版的三卷本《鲁迅作品集》。在竹内好鲁迅观的影响下，我对鲁迅作品特有的浓重暗色产生了强烈共鸣。同样是在1970年，和我一样出生于1952年的歌手藤圭子咏唱“十五、十六和十七/我的人生多暗淡”“圭子的梦啊，在夜里绽放”，那一年她获得了日本歌谣大奖。我想，在青春时代，对暗淡而非明快更有共鸣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不过无论如何，引导我去关注“暗”的思想的，确乎是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凝视民族与自我的暗部
考进大学后，我选择了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则埋头写作硕士论文，探讨20世纪初叶的鲁迅如何接受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等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对外受到欧美和日本侵略，对内则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以及其他农民起义，在内外双重夹击之下，中国逐渐走向衰落；而日本则在历经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及日俄战争（1904—1905）后，大力推进建设民族国家并实现欧化（近代化）。面对中日两国的差异，“究竟该如何拯救中国？”“中国需要走何种近代化道路？”成为留日学生鲁迅和他的老师，那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1869—1936）以及二人共同的好友苏曼殊（1884—1918）——他曾试图联合印度的独立[4]运动家，向佛教寻求革命家的道德，后来成为一个漂泊的诗僧——在20世纪初叶所欲致力解决的课题。我曾考察他们三位有关拜伦的批评和翻译活动，试图还原他们充满纠葛和搏斗的精神历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鲁迅正是为了追求光明，而凝视自己的民族以及其自身的暗部。
完成硕士论文后，我即于“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来到中国留学。1972年，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但直到六年后的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才正式签订。因此日中政府间的留学生互派制度直到1979年才得以施行。在北京“被滞留”一个半月以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当时那里尚能看到“文革”时期的混乱以及毛泽东时代的痕迹。我刚入学时，学校的研究生院制度还没有恢复，一些知名教授还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迫在校内打扫卫生，进行劳动改造。而这些教授得以平反昭雪并重回讲台，还是我结束留学回国之后的事。注释：[1]“都营地铁”，即由东京都运营和管理的地铁。[2]“高中校园纷争”，指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部分高中校园发生的学生运动。60年代中叶，以反对越南战争为契机，日本部分大学校园内掀起学生运动，到60年代末期，运动愈演愈烈，波及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学，并出现了武装暴力等极端行为。随后，运动又波及许多高中校园，学生以抗议运动的方式呼吁改善学校环境、改革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要求废止学生制服，实现服装自由化等，后经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运动得到平息。[3]竹内好（1910—1977），现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评论家。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同年与同伴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刊行《中国文学月报》，1944年出版近现代日本最早最重要的鲁迅研究专著《鲁迅》；后作为在野评论家针对日本的近代、国民文学以及现代中国等问题展开一系列评论和研究活动，1953年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1960年为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辞职，其后继续从事中国研究。在鲁迅评论和研究以及鲁迅文学翻译方面贡献尤为卓著。[4]苏曼殊一生三次出家，其生活、文学以及革命活动均与佛教关系密切。一般认为，苏曼殊在清末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断割贪痴”淡名利的思想，与“佛法断割贪痴、流溢慈惠”的影响有关。其追求的“革命家的道德”亦即革命乃为反抗社会而非为个人名利之信仰。二、《故乡》之旅绍兴之旅
由于上述缘由，我便找了个理由，离开学校去外面旅行。鲁迅的故乡绍兴位于上海的西南方，中间隔着杭州湾，坐火车要六个小时。留学的一年时间里，我曾四次前往绍兴。绍兴河溪纵横交错，是一座静谧的水乡小城。那里春天油菜花盛开，而夏天路边会摆满卖甘蔗的小摊儿，甘蔗切成30厘米一截，市中心解放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用它来润喉止渴。到了收获的秋天，人们忙着晾晒稻谷，火车站前、马路上、小桥上，整个城市到处都铺满金灿灿的稻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去绍兴旅行之外，留学一年的最大成果，便是感受到十年“文革”后中国的凋敝现实。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回国前我与几位关系比较好的加拿大、德国、丹麦以及菲律宾的留学生们一起交谈，大家都觉得对十年“文革”中那种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抱幻想了。绍兴风景（1979年）关于《故乡》的意外发现
回国后，我先后担任了东京大学助教以及樱美林大学副教授，在教书的同时，对鲁迅与日本、欧美文学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先后出版了《俄国的影子——夏目漱石与鲁迅》（平凡社选书）、《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一九二〇年代的东京、上海、北京》（美篶书房）等研究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故乡》我竟然获得了大大出乎意料的发现。
1921年1月，鲁迅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故乡》，1922年5月，鲁迅前一年根据日本新潮社版《契里珂夫选集》重译的《連翹》及《田舎
[1]町》两篇小说，收入世界文学短篇集《现代小说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出版问世。《省会》的主人公“我”是一位革命派知识分子，时隔二十年，“我”乘汽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重返故乡，但故乡的街景已变得一片陌生，“我”不禁深感寂寞，回想起令人怀恋的少年和青春时代，赶去与学生时代的友人重逢。友人已是警察署的新任副署长，正忙于镇压民众。重逢令“我”深深失望。留学时期的笔者（1980年，于绍兴）1980年的绍兴《省会》和《故乡》的故事情节极为相似，考虑到《故乡》的创作与契里珂夫两篇小说的翻译都在同一时期进行，可以判断，鲁迅应该是模仿《省会》而创作了《故乡》。契里珂夫的影响
契里珂夫（1864—1932）系俄国左派作家，活跃于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1905年）。1920年，由关口弥作翻译的文库版《契里珂夫选集》在日本刊行。日本大正时期，俄国革命曾给予日本自由主义者以及左翼文学青年以强烈影响，这些人都是契里珂夫的忠实读者。
鲁迅在翻译这两篇作品时，参考日本版《契里珂夫选集》译者序，撰写了《〈连翘〉译者附记》，并在文中介绍了契里珂夫的经历：他“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儿；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间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鲁迅进一步指出：
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
这篇并非只为《连翘》而写，它同时也是另一篇《省会》的附记。《连翘》以回忆的形式描写主人公少年时代的朦胧恋情，与有关革命的“深沉的思想”并无直接关系。反倒是《省会》一篇，以第一次革命后的俄国为背景，明显涉及“思想性”问题。《故乡》对契里珂夫的创造性模仿
那么，鲁迅的《故乡》是否仅仅是对契里珂夫《省会》的单纯改编呢？《故乡》开头便说“我”对故乡已经“没有影像，没有言辞”，这显然是在封堵对故乡风景的直接描写。但另一方面，鲁迅却召唤出回忆中的风景。当“我”从母亲口中听到儿时伙伴闰土的名字时，“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即月夜下海边那一望无际的西瓜地。在那里，少年闰土手握钢叉，向“我”连模样也不知道、来偷吃西瓜的小动物猹尽力刺去，但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小说开头对风景描写的封堵，反倒成为突出回忆中美好风景的伏线。
所谓的“猹”是鲁迅的造语，多年后鲁迅在回答编辑的求证时这样解释：“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1929年5月4日《致舒新城》）
然而，当“我”与闰土重逢时，他已变得恍如他人，接着又听人说他将“我”家的碗碟藏在灰堆里以便偷偷拿回家去，于是记忆中的故乡风景“忽地模糊了”。可以说，《故乡》整体上都是围绕着风景来构思的。开头先是封堵风景的直接描写，接着是记忆中的风景突然登场，然后是记忆风景中“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消失。《故乡》的“归乡—再会—失望”这一情节安排，显然是对契里珂夫《省会》的模仿和学习，但故乡风景描写的曲折结构却无疑是鲁迅的独特创意。
在小说结尾，“我”坐在驶离故乡的小船中，慨叹“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而“我”也孤独地置身于那少年不再的故乡风景中。
说到契里珂夫《省会》的时代背景，适逢俄国第一次革命遭受挫折，政治气氛一片消沉，于是人们每每在乡愁——那承载着甜美的青春和希望的过去——的世界获得休憩与慰藉。小说的开头，作者满怀深情地讴歌一如二十年前一般的伏尔加河夏日傍晚的景致，所表现的正是俄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心理状态。鲁迅对契里珂夫的小说框架进行了大幅度重构，以此透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并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出色完成了《故乡》对《省会》的创造性模仿。注释：[1]中文名分别为《连翘》《省会》。三、邓小平时代的绍兴时隔十六年的绍兴之行
1992年，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高歌猛进，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1995年末，我如《故乡》中的主人公一样，时隔十五年重访绍兴。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开往绍兴的火车上，很多乘客还是用化肥袋或大包袱皮作行李袋，里头塞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再用扁担挑在肩上。而到了1995年，这些都变成了时髦的旅行包和装满礼物的塑料袋。
在绍兴火车站前，待客的出租车成群结队，大街上满是载客的微型巴士，乘一次仅需一元钱。市郊高楼林立，市中心更是百货店一家挨着一家。过去仅有的一家对外国人开放的招待所，也变成了豪华的三星级酒店，食堂早餐是自助形式的中餐，客人多是一家一家的，人们的衣着也很漂亮。酒店的住宿费也从一晚12元涨到了200元……我当留学生的时候没有什么钱，曾到原本不允许外国人住宿的国营旅馆，再三央求，才得以与中国客人住在一个多床位的大房间里。当时确乎是一晚一元钱。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这十几年来也下跌了很多，当年1元人民币可兑换170日元，而现在已变成了13—16日元。繁荣的背面……
在文化设施方面，过去仅有鲁迅纪念馆（1973年开馆）一家。到了1993年，漂亮的绍兴博物馆已经竣工，二层的展厅专门介绍绍兴市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1—1995）的巨大发展：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由1212元增加到2950元，城市工人则由2161元增加到7300元，分别是原来的2.5倍和3.5倍；绍兴市在教育方面也狠下功夫，大学和中专升学率位列浙江省第一，绍兴大学成立筹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不过，在繁荣的另一面，环境污染以及垃圾处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过去干净的空气被废气污染，曾经静静流淌的河溪漂浮起一片片泡沫；郊外的菜地也几乎被塑料垃圾包围。远处，一位中年男子拉着一辆装满废纸箱、废纸的三轮车，一路捡拾路边的废纸，细心地展开抚平，再放到车上。这个情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绍兴博物馆前（1995年）今日之绍兴
如今，又一个十五年过去了。2010年12月，我再次来到绍兴。这十五年的变化，比上一个十五年（1980—1995）更加急剧。绍兴饭店于十年前再次进行了大规模改建装修；客房数量和停车场面积大幅度增加（但豪华庭院的面积有所缩小），酒店由三星级升为四星级。此外，还新建了两家超高层五星级酒店，它们比绍兴饭店更加高档；至于三星级酒店，更是新开了六七家。市中心的繁华街道解放路，在三十年前还到处是甘蔗摊儿，如今已是一家又一家的百货大楼和时装店，其间还点缀着星巴克。早晚时分，城市的中心街道到处都是私家车和出租车，经常发生交通堵塞。
2010年10月，上海至杭州的中国版新干线开通，“和谐号”以250公里的时速奔驰在两座城市之间；杭州到绍兴之间的列车也提速至120公里。上海到绍兴的旅程由过去漫长的六个小时缩短为一个半小时。绍兴解放北路古轩亭口繁闹的夜晚（2010年）鲁迅故里的绍兴传统商业街（2010年）
市中心的绍兴鲁迅纪念馆也焕然一新，与鲁迅有关的建筑物和文物受到严格保护。纪念馆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开放，展览馆也一直建在鲁迅故居院内。2003年，展览馆撤掉，有关部门对鲁迅旧居进行彻底修复，并正式命名为“鲁迅故居”；另在故居东侧新建了两层的纪念馆。纪念馆既保留了传统样式，又具有现代的随性雅致。与此同时，纪念馆东邻的鲁迅本家以及北邻朱家也被政府收购，并得到了修复和保护。短篇小说《故乡》描写主人公归乡出卖老屋，当时买入周家老屋的便是富商朱家。
鲁迅故居的南侧，是少年鲁迅曾学习过的“三味书屋”（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北侧则是当年十三岁的鲁迅为筹措药费给父亲治病而经常光顾的当铺，书屋与当铺中间隔着两条东西流向的水路。至于“土谷祠”——《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栖身的土地神庙——则在故居的后院百草园西侧。这些地方现在都已得到修复。绍兴鲁迅故里东入口（2010年）
分管纪念馆研究部门的徐东波副馆长介绍说，纪念馆新馆刚开业时，参观门票每张40元，每年有参观者80万人。到了2010年，根据中央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规定，纪念馆实行免费参观，游客人数也增加到了200万，其中有很多是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游客。鲁迅为当地旅游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绍兴名副其实的“文化英雄”。另外最近几年，虽然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有所减少，但在绍兴，人们用鲁迅作品编写教辅，有的小学还尝试以芭蕾舞形式排演鲁迅的《伤逝》。小说原作叙写了一对青年男女从同居到死别的爱情悲剧，我在翻译这篇小说时将题目译为“爱与死”。我说，排演《伤逝》这样的芭蕾舞剧还是高中生比较合适。徐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由得苦笑起来：中学生哪有余裕搞这样的课外活动啊……阅读鲁迅之于今日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鲁迅在《故乡》中所描绘的风景，那个我于留学时期所亲近的仿佛一直在安睡的小城风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绍兴逐渐趋向上海化。的确，“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接着便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中国完成了一场巨变。在后邓小平时代的今天，巨变的激流依然汹涌澎湃。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对于东亚人，阅读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从1995年重访“故乡”时我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2010年当我再一次踏上绍兴的土地时，这一感觉变得更加切实和强烈。而本书，就是今后仍将继续阅读鲁迅的我，所进行的一场自问自答。四、现代东亚与鲁迅文学与革命
鲁迅认为，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来说，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来，文学即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方法，文学与革命实为两位一体。留日时期的鲁迅（1902—1909）于1904—1905年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光复会成员多为江浙人，是一个以反对满清为宗旨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团体。1905年8月，光复会与兴中会及华兴会联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在稍后的1906年，鲁迅从已经入学一年半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回到东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这一时期他所写作的文论《摩罗诗力说》（1907年执笔），以日本和欧美的文艺评论为母本，对欧洲浪漫派诗歌系谱（从拜伦到俄国及东欧诗人）进行了考察。鲁迅在文章开篇便指出，在中国，自孔子以来一直有儒教意识形态存在，诗歌一直都是专门取悦于专制君主的工具，而在近代欧洲，却有追求自由、呼唤反抗的浪漫派诗人不断出现，屹立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先头。遍历东亚都市
此后，直到1936年55岁辞世为止，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故乡》《阿Q正传》（1921年）、《祝福》（1924年）、《非攻》（1934年）以及各种各样的随感杂文，并终生致力外国文学和美术的翻译介绍。同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通过自己的文学事业为民族国家的建设效力；而在另一方面，诗人的存在意义——即被民众所抹杀的诗人（革命人）缘何要成为民众的先驱，又成为终其一生的文学主题。
在急剧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鲁迅以凛然的姿态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一生也是一场遍历东亚都市的旅程。他的旅程从故乡绍兴开始，历经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香港，于1927年到达上海，并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十年岁月。显然，鲁迅及其文学的独特个性与气质，与这些都市密切相关。要叙述鲁迅，则必须关注他所遍历的都市。
在20世纪，建设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亚的最大课题。虽然日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功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它仿效欧美帝国主义，侵略并殖民东亚，结果饱尝败北苦果，在经历美军的占领和支配之后，终于重生为一个民主国家。韩国在战前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战后也有过军事独裁统治的时期，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成功建立起民主政体。曾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于1965年独[1]立，后来也成功完成了城市国家建设。总之，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中心的东亚近代史，正是由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多样化实践所构成的。本书的写作目的
在整个20世纪，东亚读者以各自不同的视角来阅读鲁迅，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作为东亚共同的现代经典，鲁迅依然被人们继续阅读。《鲁迅的都市漫游》将以鲁迅的东亚都市遍历为轴线，追索鲁迅的一生及其作品，同时更加深入地接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通过梳理日本乃至东亚对鲁迅的接受，进一步理解东亚的共同性和多样性。
鲁迅从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派诗人那里汲取了个性主义与反抗精神，并试图理解和接受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近代化浪潮，而鲁迅文学展示着既接受又对抗这一立场的重要性，积极倡导个人的主体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声浪愈演愈烈的现代东亚，鲁迅文学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阿Q形象的系谱
在另一方面，当中国终于实现了巨变——大清帝国蜕变为中华民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后来进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鲁迅满怀冷峻和同情，通过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描绘了缺乏主体性、远离变革的庞大群体，以及那些跃跃欲试但却最终没能参加变革的旧日幽灵般的人们，对新时代的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探索。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等人，都曾援用阿Q这一人物形象，对战后日本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以及以精英、白领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
2008年夏季的那场金融危机，即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事件的爆发，预示了“后现代的终结”即将开始。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本书将回溯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战败后的20世纪50年代，以及村上春树在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80年代所进行的深刻省察，并关注他们一直以来的文学活动。因为鲁迅文学正是这些日本作家的原点之一。
尽管比日本晚了二三十年，中国也同样迎来了现代以及后现代时期，甚至来不及等待市民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成熟，便开始迎接一个又一个的转折，及至今日，已在面临“后现代的终结”。对于直面危机时代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而言，对“阿Q形象系谱”的省察或许会帮助他们获得深邃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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