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友传家立高德：秦观与秦氏家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苑聪雯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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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友传家立高德：秦观与秦氏家风试读：

在秀美江南的太湖北岸，有一座风景怡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无锡。在无锡城的六箭河畔，住着一个人丁兴旺的名门望族——锡山秦氏。根据无锡方志和秦氏宗谱记载，锡山秦氏可溯源于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十一传至秦惟祯，始定居无锡，迄今已繁衍三十余世，历时九百余年，“其间仕宦、甲第、名臣接迹以起，海内称为鼎族”。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锡山秦氏的始祖秦观，辛勤读书，积极入仕，和亲睦友，造福后裔，使得锡山秦氏一族繁衍至今。锡山秦氏的历代子孙在其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一介布衣，都显示出一脉相承的特点：一是书香传家，善学好读，工于文章书画。仅《中国名画家词典》中记载的锡山秦氏画家就有三十余人，留有传世著作者更是不计其数。二是注重礼节，笃守孝道，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已形成良好家风。究其渊源，世德当溯之始祖秦观，历以诗书传家、孝友传家居世，先人之遗泽至深至远。

一、 秦观其人

秦观（1049～1100年），原字太虚，后改字少游，自号淮海居士。幼年的他被家人亲昵地唤作“七儿”“秦七”。其实秦观在自家兄弟姊妹中并非排行第七，而是按照当时的习惯，在秦氏家族同辈人中以长幼排序是第七。秦七这个名字不仅在他年幼时为人称呼，及至年长，甚至在他成名之后，也仍然常常被人提起。如陈师道说：“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这里提到的“秦七”，即指秦少游。

古人强调“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其子女取名、字一般都是十分慎重的。恰如《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一书的作者许伟忠所言，“秦七”“七儿”的乳名一直被叫到六岁后，秦观才得名“观”，这更说明他的父亲为其取名是十分慎重的。“观”字的由来，要从秦七的父亲秦元化在太学读书的经历讲起。

秦七出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他先是跟随祖父居住在江南，后迁居至淮海，即扬州，定居在高邮州武宁乡左厢里，以栽桑务农为生。祖父的名字无考，曾任承议郎一职，父亲名叫秦元化。秦七出生那年，祖父要到江西南康任职，由于秦七的父亲元化公当时已在京城游学，祖父承议公不得不带着即将临产的儿媳赴任。赴任之途的艰辛和劳顿，使得秦七的母亲戚氏在颠簸的旅途中生下了他。

当时，官船刚刚驶出九江，戚氏忽感腹痛难忍，即将临盆，此时已经来不及叫接生婆了，船舱里年纪尚轻的侍女在一旁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只得由已有生产经验的祖母帮助接生。旧时女人生孩子男人是不能在场的，船舱外的祖父忧虑万分，喃喃自语道：“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来回踱着步子，急得直搓手，可就是帮不上忙。

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清亮的婴儿啼哭声终于从船舱内传来。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这个在苍茫的云水之间出生的男孩，就是后来被奉为“宋一代词人之冠”的秦观。日后，秦观在《书王氏斋壁》中记述道：“皇祐元年，余先大父(即祖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实生焉。”寥寥数语便概括了自己仓促的出生。

皇祐四年（1052年)秦七已四岁，虽然祖父在江西南康任承议郎的任期已满，但是全家仍然寄寓在南康城外的僧舍中，以便承议公完成和新任官员的交接手续。直到第二年，他们才迁回家乡高邮。

转眼间，秦七长到了六岁，聪明伶俐，惹人喜爱。祖父将他送到私塾里去读书。秦七的私塾老师为人方正、博学，不仅在教学上严格要求，而且方法上也有更多的灵活性，在乡里颇有点名望。秦七在这样有学问的塾师那里受到了极好的教育，知道读书要认真，既要虚怀若谷，又要独立思索，不能死记硬背了事。他的天分智慧加之勤奋努力，使他的学业在私塾里鹤立鸡群。

就在秦七入私塾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元化公前往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求学，师从胡瑗。

胡瑗是北宋著名的学者，精通儒家经术。自幼时起，胡瑗能刻苦学习，虽然家中生活拮据，但他求学之志不减，常以圣人、贤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恪守“孔子因学于人而后为孔子”这一信条，勤学不懈。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是乡里有名的才子。

青年时期的胡瑗，为避世事干扰，专心求学，同他的好友孙复、石介一道隐居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他们三人在泰山度过了十个春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学问上，对儒家经典及百家之言悉心研读、细心体会，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后因苏州知州范仲淹举荐，胡瑗被召入京师太学。在太学执教期间，由于他学识渊博，教育有方，培养了不少人才，门下名徒云集。当时礼部选拔的人才多出于其门，据记载“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

秦七的父亲秦元化投身胡瑗门下，有名师讲授学业，自然才学大进，不久，便在太学上下小有名气。

在父亲离家期间，秦七的母亲秉承了丈夫的心意，寒窗课子。秦夫人个性果敢坚毅而又仁慈善良，颇像孟子的母亲，又严又慈，除了严格监督孩子的学业，还重视孩子的人格教育。加之秦七懂事得早，知道刻苦读书，早期的良好教育为他日后的创作和科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和元年(1054年)，秦元化游太学归来。秦七与弟弟见父亲秦元化久去而归，围在父亲膝前，兴致勃勃地缠着父亲问东问西，央求父亲讲讲太学里有趣的事情。

父亲秦元化在言语之中盛赞汴京太学之盛，尤其对两位学友——海陵人王观及其堂弟王觌的才华，极为褒扬，称其有高才力学，其他文士没有能与其相比的。秦元化钦佩王观、王觌兄弟的才学，于是以王观及其堂弟的大名，分别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秦观、秦觌。这既表现了父亲对儿子的厚望，希冀秦观兄弟读书仕进、出人头地，也是对秦观兄弟的鞭策。

秦观兄弟的词学成就证明，他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希望，其学业成就远远高出王观兄弟。

1. 有志于学

父亲秦元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太学游学的经历，令年幼的秦观向往不已。尤其是当父亲谈到王观兄弟相继举进士中第，且名列前茅时，秦观很受激励。在秦观小小的心灵中就开始羡慕名家，且有心想着自己长大以后也要成为有才学的人。后来，秦观在《李氏夫人墓志铭》中还记叙了这件事：“余时为儿侍左右，闻而心慕之，愿即见，盖不可得。”可见他人小志高。

秦观本就天资聪颖，自称“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从小又受到父辈的熏陶，再加上父母的精心调教和悉心引导，以及自身的勤奋好学，十岁时即略通《孝经》《论语》《孟子》大义。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使一个黄发嫩须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知书达礼、腹有才华的青年才俊。

秦观早年对赋的写作颇下过一番功夫，曾自言道：“某少时用意作赋，习惯已成……不畏磨难，然自以华弱为愧。”他所作的赋，或论史，或咏物，或记游，或述志，题材颇为广泛，而且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秦观二十一岁，这时他已经能够吮墨挥毫，作出《浮山堰赋》这样哀逝者、祭孤魂，涉猎文史、悲天悯人的赋体文章来。秦观在这篇文章中，以梁武帝掘浮山堰灌城阻敌的荒唐之举为题材，批评梁武帝好大喜功、轻举妄动。

熙宁二年，新法初起，一时大兴水利，秦观担心此举会劳民伤财，甚至产生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后果，于是有感而发，借梁武帝时堰崩人亡的故事，以古鉴今，希望皇帝可以从中领悟为政之法、为君之道。《浮山堰赋》中描写了浮山堰因淮水暴涨堰坏，淮水奔流入海，下游十余万人皆被冲入大海的惨状：“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秦观的深思远识可见一斑。

此时的秦观，性格豪放慷慨，强志盛气，对世事关怀，见识卓奇。他曾对挚友陈师道说过，自己在年少的时候，想和唐代大诗人杜牧一样，志向远大，将来报效国家，建功立业，流芳后世。“字以表德”，取字可以彰显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礼记·檀弓上》记载“幼名，冠字”。注曰：名以名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代男子成人，不便直呼其名，故另取一个与本名含义相关的别名，称为字，以表其德。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古代男子一般在十五岁即可冠字，而秦观是在弱冠之后，方取“太虚”为字，“太虚”是“天”的同义词，秦观以其为字，是以浩茫的太空象征自己高远的志向。

2. 科场打拼

古人常说“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苦读，最终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秦观亦不例外。然而才华横溢的秦观，在科举征途中却屡遭挫折，仕途颇为坎坷。

秦观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尚德崇文、以耕读传家的乡绅士族家庭。这从他的自述中就可见一斑：“敝庐数间，足以庇风雨。薄田百亩，虽不能尽充粥丝麻，若无横事，亦可给十七。”

秦观十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早孤的秦观依靠祖父和叔父生活，这也促使身为长子的他早早地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为了赡养祖父和母亲，为了抚养年幼的弟弟，供他们读书成才，秦观被迫拼搏科场，寻求仕进之路。

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这一年的四月，三十岁的秦观起程北上。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赴京应举，二是拜师苏门。

秦观抱着满满的期望，参加第一次科举应试，这时的他意气风发，大有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气，可惜开榜之时，从头看到尾，也没在榜上找到自己的名字。赶考士子皆盼高中，秦观等来的却是落第的命运，这使他大受打击。

秦观的此次失败，从客观方面说，倒也在情理之中。原来秦观参加科考之时，正赶上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在科举考试中完全取缔了诗赋，改试经义，将“诗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

王安石的《上皇帝言事书》一文论述了当时科举之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诗赋取士”的批评。在王安石眼中，诗赋属于“无补之学”，不能经世致用，也无助于变法，“诗赋取士”制度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一方面，某些士人即使学识浅薄，亦只需凭借诗赋就可以轻松地通过常科与制科考试，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员，而这些经由诗赋上位的人，并不具备与其地位相应的行政能力。另一方面，真正具有行政能力，能为国家干实事、为变法服务的人，却因为不擅长诗赋，不能通过朝廷设置的诗赋考试，老死于山林田野。由此可见，王安石作为此次科举改革的设计者与主持者，在关于人才的标准与取舍中持有轻诗赋重经义的观点。

在这种罢诗赋及明经诸科，重策论，以经义、策论试进士的背景下，精通文学的秦观，虽文章高古，有屈原、宋玉之才，却不符合当权者所制定的新的取士标准。

秦观在这场大考中折戟铩羽，饮恨而归，退居高邮。一回到家中，他便深居简出，闭门读书，学习时文，以求应试，而不再像往日那样，喜与滑稽饮酒者优游乡里，不屑于从举子学习时文。这表明秦观并未对前程丧失信心，而是矢志不渝、奋斗不已。

秦观虽然未能金榜题名，但是此次赴京应举也并非全无收获。原来在赴京途中，他经由徐州拜谒了仰慕已久的苏东坡，还拜在其门下，了却了平生的一桩夙愿。在“满树嫩晴春雨歇”的时节，高邮书生秦观和徐州太守苏东坡终于正式见面。两人相视一笑，宛若星辰际遇。

苏东坡礼贤下士，置酒备乐，俨如待上宾。此时的苏东坡已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在当时的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能如此热情奖掖秦观这个后生晚辈，这让还是一介书生的秦观有些诚惶诚恐。他躬身下拜，虔诚而郑重地执弟子礼。苏东坡不胜欢喜，执手相邀同入席。席间，两人举杯对饮，促膝长谈，叙起故人，吟哦佳篇，不亦乐乎。苏东坡对这位慕名追随、出类拔萃的有志青年心生喜爱，尤其对秦观的不凡文笔多有嘉许。东坡认为“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因此他非常注意发现和奖掖文学新秀，以至于在日后竭尽全力扶持和提举新秀秦观。

盘桓数日，师生二人论道谈文，倾吐心声，仿佛故人，惺惺相惜，朝暮不离。临别时分，秦观依依不舍，心怀感恩，写下《别子瞻学士》：“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不仅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仰慕之情，更言尽拜教于苏轼的强烈愿望。东坡也回赠一首《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其中一再提到，秦观与自己“遇合”是“天遣”，是上天的安排。苏轼还称许他“忽然一鸣惊倒人”的才华，表示“夜光明月非所投”的谦虚态度，表现了提携后辈的巨大热忱。可见，秦观深得苏东坡的器重和赏识。从这次的徐州会面起，秦观便开始了与苏东坡亦师亦友的交往，自此秦观的政治命运便与苏东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秦观因考期迫近，不能久留，苏轼约他考后再来徐州。那个时代，读书人只有科举一条出路，无论如何都必须先通过这座独木桥，所以苏轼当时最关心的是学生秦观的考试。

秦观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在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经历了第一次的秋闱失利，秦观这次依旧名落孙山。比之初试落第，第二次的失利对秦观的打击更为沉重，因而失意之情更加强烈，这在他的诗文中屡有表现。在《画堂春》一词中，秦观以“杏园憔悴”喻落第失意之情，以“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柳外画楼独上，凭栏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聊表心迹。

落第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词人情动于中，常形于吟咏。“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词人秦观没有明写他“恨”什么，但一句“此恨谁知”，却正是词人情感复杂幽微的自叹之语。词人写春归之景，借以惜春之怀，发幽婉深恨之情，以抒发自身失意而世又少知音的幽恨，寄情悠远，意蕴言中，韵流弦外，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味。

科举的接连失利，使秦观的心境更加忧愁悲郁。残酷的现实让他认清了“风俗莫荣于为儒，材能咸耻乎不仕”的社会现实。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以求其赏识，获得举荐。

士子们奔趋于科举求仕的道路上，犹如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在这种情势下，对大多数士子而言，要在科场上获胜，除了修好举业外，还要仰仗考场外的功夫。如凭借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关节，投文干谒，以此获得名公权贵的赏识，借引奥援以为己用，即是其中颇为关键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东坡给德高望重、罢相隐居的王安石写信，极力推荐自己的得意高足秦观，希望借王安石的人望及在朝中的故旧僚属，使秦观得显于世。王安石读了秦观的诗词文章后，立即回书，称秦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秦观顿时名重天下。

秦观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在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这次他经过多年的刻苦攻读，又有了苏东坡、王安石等人的大力举荐，终于得偿所愿，蟾宫折桂。此时他的心中五味杂陈，在《谢及第启》中，以“折剑重铸，死灰复燃”来形容自己繁复的心情。历三届八年，方才榜上有名，秦观时年已经三十七岁。如果加上前期参加县试、乡试，他在科场打拼的时间已将近二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奔走道途，常数千里；淹留场屋，几二十年”。

3. 仕宦沉浮

秦观历经三次大考，寒窗苦读近二十载，其科考之路可谓崎岖而漫长，谁料十年仕宦之途也同样屡遭挫折。他学务经世，名重当时，却生不逢时，“为世所弃”，命运乖蹇。

元丰八年秦观高中进士以后，以布衣而被起用，初授定海主簿，后调任蔡州教授。主簿、教授两个官职，均不过八品。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一次北宋王朝最高级别的人才选拔考试——制科考试即将科行，做了定海主簿和蔡州教授这样小官的秦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士气高涨，摩拳擦掌，准备向这场“天子自诏”的制科考试发起冲击。那么，制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考试制度，以至于秦观如此高度重视呢？

制科不同于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科，它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度，倘若被录取，就可以获得较快的擢升。参加制科考试的考生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即所谓的“天子下帘亲自问”。制科开设次数极少，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科对考生的资格审查也极为严格，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能够考中的就更少，考中而成绩优异者则少而又少。两宋时期考中制科的只有四十人左右，而考中进士的则有将近四万人，相差近一千倍。 

秦观应召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试。“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直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敢于向皇帝提意见。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应制科。秦观十分重视此次考试，不仅把应制科看作进身之道，还认为这是展示胸中才华抱负的良机，故而精心准备了策三十篇、论二十篇，对新法停止执行五年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状况作了一个全面审视。

然而此次应制科秦观无功而返，原因并非其成绩未能及格，而是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秦观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与苏东坡的亲密关系及在党争中的鲜明态度。

秦观在《朋党》一文中云：“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斜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开始，秦观就以“自古有之”的论断对朋党表态，重要的是对朋党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邪正，严格区分“君子”“小人”两类不同性质的朋党。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君子、小人或两废或两存，而两废、两存的结果都是小人得志，君子遭殃。其中影射洛党为邪党、小人，应“废”之；蜀党为正党、君子，应“存”之。

这些言论无异于引火烧身，必然招致洛党攻讦，秦观终因论朋党文辞冒犯洛党而未被录取。此外，因亲附苏轼，秦观被视为旧党，自此受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

其实在秦观入仕之初，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残酷的政治旋涡之中，无法自拔。

秦观登科后不久哲宗即位，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也在不久之后病故。哲宗尚且年幼，故由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政治形势又起了一个反复，起用元祐党人，即旧党之人——司马光为相，苏轼亦被召还朝为礼部郎中，擢为翰林学士。

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秦观在蔡州任上寂寂五年后，终于在苏东坡等人的力荐之下，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进入秘书省工作。

元丰改制以来，把本是主管图籍的职能部门崇文院（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的通名）与具有行政职能的文化机构秘书省合并为一，馆阁作为图书之府的功能已被秘书省所取代，但是因为宋人对馆阁制度的留恋，改制后的秘书省(包括南宋)仍以三馆秘阁称之，秘书省职事官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正字，也依旧被视为馆职。

作为承担着“教化渊源之所出，礼乐揖让之所司”功能的典籍文献，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北宋时期的馆阁集图书之府、著作之庭、校文之处三者为一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馆职也被看作文人身份学识的名片，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因此，馆职的选任也格外重要。正如宋人杨杰所说：“图箓秘藏，上帝名之册府；贤能丛聚，前古谓之蓬山。岂徒收校籍之勤，盖所重育材之地。文章翰墨，得士为多，辅弼公卿，由此其选。”

秘书省正字虽然只是个从八品的微职，但是“职业简清，宠光优渥”。能够正式进入馆阁，对于秦观而言是莫大的殊荣，正如他所言：“馆阁者，图书之府，长育英材之地也。从官于此乎次补，执政于此乎递升，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谓天下之妙选矣。”可见，馆阁既是典籍之西昆，又是育才之蓬山，作为朝廷的长育英才之地、储才待用之所，公卿贵人、廊庙之具、帷幄侍从均由此途而出，这里既是高级人才的储备库，又是仕宦的捷径和平台。

一般来说，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其光明的前途。然而，秦观却在任职不久，又因洛党一派的朱光庭、贾易诋其“素号薄徒，恶行非一”而被罢去太学博士。所谓“薄徒”“恶行”，是指秦观在蔡州为官期间，与坊间歌女多有往来，这成为政敌攻击他的主要罪证。他们借机攻击秦观，说让他这种“薄徒”任职秘书省，是对文馆的一种侮辱。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得秦观大受打击，他开始对从政灰心，且有退隐之意。

元祐七年（1092年），由于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朝廷重用，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由范纯仁举荐能胜任“著述之科”，被召为宣教郎、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授宣德郎，参修《神宗实录》。数月之间，拔擢连连。

此时是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亦为他一生最惬意的日子。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秦观“蛰伏”在苏氏的羽翼之下，仕途畅达，文心大展，颇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快感。

一日，词人“下班”后走出宫城的左掖门，看着在夕阳中铸有金凤的城门楼熠熠闪光，拂掉翩然坠落到衣襟上的秋叶，走出城门来眼见京城的繁华夜景，忽然间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就是从那云雾缥缈的天宫中走出来的一般。想到自己多年打拼，今日终于有幸成为京官中的一员，豪情顿生，诗兴大发，作《晚出左掖》一绝：“金爵觚棱转夕晖，翩翩宫叶堕秋衣。出门尘障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十月，十八岁的宋哲宗亲政，开始大加挞伐旧党之人，使得旧党一派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相继遭贬。作为苏轼的门生，秦观官达未久，难逃厄运，也被卷入派别之争中。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秦观被贬出京，任杭州通判。从此开始了一再贬谪、流离至死的坎坷命运。

在离开西京洛阳之前，他又重游西园，感时伤今，人世沧桑给他以深深的触动，于是作《江城子》以抒发愁苦：“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词中虽然一再抒发愁苦惆怅，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在他的潜意识中，充满了对京都“多情”人、“当日事”的深深留恋。这时候，京城的西园雅集，诏赐花酒，虽然都成了南柯一梦，但是他还存有幻想，虽然已经意识到前途困难重重，要达成自己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夙愿实非容易，但还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朝廷。

在赴任杭州通判途中，御史刘拯状告秦观在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诋毁先帝。于是他又被以“增损神宗实录”罪贬往处州“监酒税”。从此闻名天下的才子秦观，沦为一个地方小官。

在处州，秦观过着“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修绠汲清宽”的生活。平日他在集市上收税，不废俗事；办完公差，为了排解心中的愁闷，便常常来到竹柏深处的寺庙里参禅悟道。

这里没有官场上的倾轧排挤，也没有闹市的纷争喧哗，这里的一切皆蕴含身随物化、随缘任运的禅机，置身其中，胸中的烦恼与不快也会被这片幽静驱走。对于秦观来说，这里是人间的天堂、心灵的归宿，在这幽静的所在，他不再忙于奔走官场，没有了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便能洒脱无拘，既可与僧人谈禅论道，又能为僧人抄写佛经。他还在法海寺的寺壁之上题写绝句《题法海平阇黎》，其诗云：“寒食山州百鸟喧，春风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弥陀”即指《阿弥陀经》，为佛教净土宗经典之一，宣扬西方极乐净土“无有众苦，但有诸乐”，只要一心诵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死后即可往生净土。秦观原想在佛门净地摆脱世俗杂念，谁知这也成为罪证，他的政敌居然从《题法海平阇黎》这首诗里罗织出“谒告写佛书”的罪名，借此诬陷他专门请假到寺院写佛经。

绍圣三年(1096年)，四十八岁的秦观再次获罪，被“削秩”，迁到比处州更为荒僻遥远的湖南郴州。“削秩”就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至此他被朝廷彻底弃置了。

其实在秦观遭到贬谪之前，虽不得驰骋抱负，却并不是全然郁郁不欢。毕竟青年时即得到海内文宗的推许，又有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晁补之等一干师友相处往来，功名未就而文名已成，也足以使人安慰。他的才华易于使人一见倾倒，而他柔弱的秉性、多愁善感的气质，其实也最易得到师友的照顾呵护。虽然一再遭到洛党的攻击，却终究还是一直处于师友的保护之下，未曾受到特别大的冲击与伤害。在仕途上他牢骚失意，有伤感，有消沉，却不是绝望无助，因为他还期许能够有一天重回朝廷，施展抱负。

直至此次削秩郴州，秦观再也看不到重回中原的曙光，他流露出难以自拔的悲苦凄凉。此次并非他一人孤身远徙，连保护自己的师友也纷纷遭受同样的厄运，那种举目无亲、前途渺茫的惶恐悲哀，便如洪水般冲垮了他的意志之堤，使他发出了惨痛的哀音。

行前，困顿无望的秦观面对自己困窘的处境和未卜的前途，神思恍惚地怔了怔，垂头丧气地作了《河传》词，以抒发愁苦：“乱花飞絮，又望空斗合，离人愁苦。那更夜来，一霎薄情风雨。暗掩将，春色去。篱枯壁尽因谁做？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莫怪为伊，底死萦肠惹肚。为没教，人恨处。”这里的愁苦程度比起《江城子》来要深得多了。他恨那“一霎薄情风雨”，即令他削秩郴州的诏命。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暗掩将，春色去”，对重新回到朝廷不抱任何希望，可见转徙郴州给他思想上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

从浙江起程前往湖南郴州，路途遥远艰辛。无奈的秦观念及家中老幼不堪长途奔波，只能将全家几近二十口人另行安置。原来秦观在外出做官之初，就一直把母亲带在身边，以便早晚侍奉。此时，秦观的老母戚氏已逾七十高龄，而且又久抱末疾。加之“尽室幼累”，全家上下老老少少近二十人，实在不能再跟随他长途跋涉了。贬往瘴疠险恶之地自然是用心险恶，而贫困生活对遭贬者带来的困扰可能更在精神凌辱之上，须知贬谪的挫折感和失落感总是通过生活的变化体现出来的。

当秦观独自到达湖南时，已是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旅途的辛苦再加上人地生疏，经济拮据，此时秦观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朝廷对“元祐党人”又一次加重处分，秦观接到了编管横州的诏书。所谓“编管”，大约相当于现代的“管制”，如同被编入另册，发配某地，监视改造，其人身自由是受到限制的。编管时有专门的差役押送，如同囚犯。这样的处境，对文人出身、胸怀壮志的秦观来说，是莫大的打击和侮辱。秦观转徙不定，前途叵测，他十分悲愤，作《冬蚊》诗：“蚤虿蜂虻罪一伦，未如蚊子重堪憎。万枝黄落风如射，犹自传呼欲噬人。”在这首诗中，秦观将当权者比作蚤虿蜂虻和蚊子，想到自己是被那当权的蔡京、刘拯之流迫害诬告，才落得如此下场，不免对这些人发起讨伐，将一腔愤懑倾诉于笔端。 

到横州的次年九月，秦观被“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雷州地处雷州半岛，东临南海，北行不远便是北部湾海岸，隔海相望，那边便是越南。一贬再贬，最后秦观竟被贬到了“天涯海角”。

雷州因潮湿蒸郁而人烟稀少，渐渐地成为百兽出没的荒凉之地。雷州气候与江南迥异，“苍茫飓风发。怒号兼昼夜”。秦观则过着“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的囚徒般的生活。由于精神和肉体受到过度的摧残，他那生命之火已愈渐微弱，他自己也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他在《自作挽词》中表露心迹，其中叹息：“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反映出他遭受远贬的深悲极怨。

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政局有了变化，秦观在雷州遇赦，官复宣德郎，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流放生涯，他感慨万千，作《和陶渊明归去来辞》一首，其中的情感且喜且悲，难以言状，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秦观先被徙任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削秩郴州，编管横州，最后又被移送雷州编管，连遭五次贬谪。

在被编管横州时，秦观还过着被监视的谪居生活，这严重消磨了他的昂扬斗志，使他更加郁郁寡欢。又加上一再遭贬，眼望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秦观心中满是凄苦。

事实上，贬谪虽然是一种精神压制，以失败者远离权力中心作为一种羞辱，但也必然会是一种肉体折磨，加之贫困等原因，常会导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被投闲置散的秦观拖着羸弱的身体，好不容易挨到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贬谪者得以内徙。自从接到内迁的诏令后，秦观开始了与七年前贬谪边荒时近似的漫长旅程，依旧是奔波劳顿。此时，秦观的恩师苏轼也在遭受接连贬斥的厄运之后，受到了朝廷的召回。苏轼在离开海南之际，曾写信给秦观，师徒二人相约在徐闻县见面。两位志趣相投、情感深挚的师友，阔别已久，一朝相见，自然是悲喜交集。临别前，秦观把自己预写的一篇挽词给苏轼看，“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秦观仿佛知道自己大限已近，苏轼看了挽词后，以“齐死生，了物我，戏作此言”来安慰秦观，“遂相与啸咏而别”。孰料这一别竟是永诀。元符三年八月，五十二岁的秦观因长期抑郁致病，客死藤州。

由此可见，壮志凌云的秦观一生都在党争的夹缝中生存，在失意苦闷中度过，成为“古之伤心人”。张文潜曾作《祭秦少游文》云：“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道尽了秦观坎坷的一生，句句痛彻心扉。一代文人，命运竟是如此坎坷曲折，最后竟愁病交加，死在荒蛮之地，实在令人感慨。

秦观在科场宦海中沉浮，先则为亲老之命、生计所迫，奔走于科举之中，中进士时已三十七岁；继则“京国鬓如丝”入仕，本想有一番抱负，谁料却仅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等小官，还受累于党派纷争，备受诋毁，迭遭贬黜，功业难就。这些不幸的遭遇，使他丰华流逝，忧郁伤怀，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4. 一代词宗

秦观是一个拥有多方面才情的词人，诗词文赋俱佳，有《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行世，其中汇集了文、赋三十二卷，诗十四卷，词三卷。秦观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地位尊崇、影响深远，在诗、文、词、赋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其诗被王安石赞为“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其文被黄庭坚赞为“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其赋被苏东坡誉为“有屈宋姿”；其词历来为论者所推崇。

冯煦赞赏其词：“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张炎称赞其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周济赞其词：“少游最和婉醇正。”胡薇元称扬其词：“《淮海词》一卷，宋秦观少游作,词家正音也。”楼敬思钦佩其词：“风骨自高，如红梅着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陈廷焯欣赏其词：“词理莫深于少游。”王国维夸赞其词：“少游词境，最为凄婉”。

这些评价虽然过高，却也可见其盛誉。秦观虽拜师苏轼，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并且深得老师赏识，但是他的词却并没有沿着老师开辟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抒发士大夫逸怀浩气的方向发展，而是远绍花间、南唐遗韵，吸取了晏殊、欧阳修词的含蓄蕴藉，将忧郁阴柔的个人气质融入其中。

秦观词的题材比较广泛，但写得最多的还是男女恋情、离情别绪。对笔下的女性，秦观抱着同情尊重的态度，较少冶艳之词，常常能从情境与心理入手写出女性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在这些情爱词中，以《鹊桥仙》最为有名：“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中所说的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由来已久。在秦观之前题咏牛郎织女故事的作品不少，多以代诉相思之苦、分离之哀。秦观这首词却能自出机杼，不言一年一度相会的短暂，而重在描绘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情境之美好，歌咏他们的爱情忠贞久长。“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如此“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消解了以往七夕词中的凄怨哀伤色彩，也使这首爱情词具有了沉着高远的韵致，久传不衰，堪称绝唱。

此外，他还常常把男女的思恋怀想、悲欢离合之情，与自己政治上的坎坷际遇、生活中的困顿经历结合在一起，使他的情词带有鲜明的惆怅伤感的个性色彩，情致蕴藉含蓄，费人揣摩。

如《满庭芳》一词就在抒写恋情悲苦之中，夹杂了世情的辛酸。词云：“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开篇三句以实笔写别时所闻所见的深秋景物，极目天涯，一派高旷辽阔中的冷峻与衰飒的气象，萧飒中隐含着别离之意。暮霭苍茫之间，不直言儿女情长，而是追怀往事，其山水之吟也染上了他强烈的个性色彩，以“无言”之笔言说一身微官濩落、去国离群的游子之恨。

秦观本性多愁善感，他这类言情伤别之作，是发自心灵深处的肺腑之言。而且他又将自己丰富的经历、闪光的才华、曲折乖舛的人生融入词作之中，使其蕴含着强烈的自我感受。此外，他还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婉转的语调表达感伤的情绪。因此，他的词句寓情于景、借景寄情，尤为动人。步入仕宦之途后，在激烈党争的形势下，被卷入政治旋涡的秦观身不由己，人生路途更为艰难坎坷，一再遭受贬谪之苦。此时，他词作中的“艳情”色彩逐渐退却，“身世之感”明显地凸显出来，内心的哀感更为深沉浓重。

正如王国维所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秦观的词境由早期的凄婉变为凄厉，哀怨失意至极，正是由这首《踏莎行》开始的。前文说到，哲宗绍圣三年，秦观接到削秩郴州的诏书，此词即作于在郴州之时。《踏莎行》词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所抒发的感情，确实可以用“凄厉”来形容。现实是如此无奈，秦观因为卷入新旧党争，一再遭贬，最后贬徙郴州，并削去了所有官爵和俸禄。对于自己不幸的遭遇，秦观满心悲苦，欲寻觅世外桃源以栖身，但放眼望去，重重迷雾已笼罩了楼台，月色苍茫，使人连渡口的方向都难以辨清。在一片苍茫凄迷之中，只剩下无可奈何的悲叹了。

词人客舍孤馆，身置羁旅的孤单中，又被料峭的春寒、凄切的杜鹃啼叫声和沉沉的暮色所包围，内心之孤苦真是不堪忍受。秦观的伤春里边，没有被今昔离合悲欢的某一个特定情事或人物所局限，他所写的是内心深处的最细微的体会，所以写得耐人寻味。他的感觉最敏锐、最纤细、最容易被触动，能写出对美好光阴、美好花朵的那份爱惜和珍重；写出对不能长久保留的美好的事物的哀婉和叹息。虽然词中没有直接描写词人的情感，但这一系列的意象已经衬托出了词人的悲苦绝望。

被贬至蛮荒之地，与亲朋隔绝，偶来的书信不仅不能给词人以慰藉，反而使他增添了重重怅恨、孤苦，增添了思乡怀归之情，让人更难释怀。一句“砌成此恨无重数”，真切地表达了被遗弃的末路之人的强烈悲感。最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笔锋一转，埋怨郴江本来绕着郴山流就可以了，却不知为了何人要流到湘水中去。对兀自奔流的无情江水的埋怨，暗喻自己欲归而不得，表达了对自己命运坎坷的无可奈何。

秦观将流放中的悲苦、孤独、无奈抒发得曲折幽微、含蓄委婉。相传苏轼绝爱此末二句，秦观去世后，苏轼叹惋地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一样经历过远贬迁谪之苦的苏轼，与秦观有着共同的命运遭际，或许最能体味其中的情愫。

二、 迁锡始末

前文说到，秦观祖籍高邮，这个说法是有据可依的。根据秦氏家谱记载：“秦氏自受姓以来，游圣门者有四。唐时籍属会稽，天宝末分徙高邮左厢里。”这里的“游圣门者有四”，指的便是孔子七十二个弟子中有四人为秦姓。秦观家族唐代时生活在会稽，在唐天宝年间，秦观的祖先由会稽迁徙到高邮武宁乡左厢里。

秦氏本是高邮淮海后裔，何以迁至无锡？这就不得不提到那句“讵得踵三隐，山阿相与邻”。这句诗出自秦观的《同子瞻参寥游惠山三首》的第二首。

诗的标题中提到了两个人:子瞻和参寥。子瞻即北宋文学家苏轼；参寥即诗僧参寥子，与苏轼、秦观为诗友。

宋元丰二年(1079年)初，秦观要由家乡高邮前往会稽探亲，自叔父秦定在熙宁三年(1070年)考中进士，任职会稽后，秦观的祖父承议公也跟着二儿子前往。一晃已经九年了，祖父年事渐高，加上叔父公务繁忙顾不得回乡省亲，秦观十分想念他们，决定动身到浙江会稽探望祖父和叔父。

此时恰逢苏轼自徐州徙往湖州，途经高邮，于是与少游以及道潜和尚参寥子在高邮会齐，乘其官船一同南下。三人一路且行且游，诗词唱和，兴致盎然。在途经无锡时，三人商议，决定同游惠山。

五年前苏轼已游过惠山，那时他不堪王安石等人“以杂事诬奏”加以迫害，为了避开汴京这个政治旋涡，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在此期间，苏轼频频往返于杭州与湖州、润州、秀州、常州、姑苏、无锡间，公务之余，流连于江南的湖光山色中。

苏轼登过钟山、焦山、茅山、虎丘等，其中每一座山都不乏突兀挺拔，也不乏俊秀婀娜，然而，众山竞秀，他尤对惠山更为钟情。

那次的惠山之旅，苏轼以茶为缘，与钱安道兄弟一起，烹饮“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的小龙团茶，在氤氲茶香中，写下了“独携天上小圆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名句。

五年后，苏轼故地重游，与知己秦观、参寥一起，登临山水，赏玩从游，唱和颇多，相得甚欢。他在《游惠山》诗《序》中记述了此事，“余昔为钱塘倅，往来无锡，未尝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复为湖州，与高邮秦太虚、杭僧参寥同至”。

山石荦确，三人一边说笑，一边沿着盘旋在惠山九龙脊上虬曲蜿蜒的小路登山，不觉已来到山顶，放眼远望群峰，顿觉心旷神怡。走进山巅的惠山寺，他们看到了唐代三位诗人王武陵、窦群、朱宿为惠山题写的三首诗。贞元四年（788年）八月，曾做过谏官的王武陵，与他的两位僚友朱宿、窦群会于惠山精舍。仲秋时节，皓月当空，凉风习习，三人逍遥于长松之下，偃息于盘谷之上，清谈玄言，好不惬意！此情此景，大有乐天知命、超凡脱俗之感，于是赋诗导意，吟咏秀美景物，各赋五言古诗一首于惠山寺壁。

惠山之景，令人心旷神怡。难怪古往今来众多的墨客骚人，尽管其所处时代不同、身世不同及学识造诣不同，然至此无不勃发诗情。苏轼、秦观、参寥三人沉浸在自然胜景之中，又有感于唐人诗的“其语精简”“出尘之姿”，于是追随使用唐人诗的风格和韵脚，各作诗三首。

苏轼率先吟道：“梦里五年过，觉来双鬓苍。还将尘土足，一步漪澜堂。俯窥松桂影，仰见鸿鹤翔。炯然肝肺间，已作冰玉光。虚明中有色，清静自生香。还从世俗去，永与世俗忘。”诗中不仅写出了惠山清幽之景，还写出了置身其间怡然自得的感受，表达了“还从世俗去，永与世俗忘”的情怀，意在抛开世俗之纷扰，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高远，并以此为最大的快乐与理想境界。

秦观选择了一块隆起的山石登了上去，踞此远眺，恰逢天朗气清，碧空如洗，极目南天，便可见一抹黛青，炙热的阳光照着万顷湖水，水光在风中翻动，仿佛燃起耀眼的金光，此刻恩师苏轼的那句“水光翻动五湖天”闪现在他的脑海。秦观暗暗赞叹老师的诗文及才华，到底是老师的大手笔，一句就写尽太湖日照下的壮观。再往下细细思量，秦观不禁又自卑起来，想起了自己虽然勤学苦读，却遭遇科考落榜之事，一股落寞、委屈的思绪涌上心头。苏轼见秦观呆呆地立在那里，眉头深锁，神情黯然，不知他想着什么心事，就悄声问他在想些什么。苏轼对于秦观的学业和前途处处关心，尤其对他的政治前途，更是倍加关注，一有机会他便向朝廷举荐秦观。

为了不让老师看出自己的沮丧与惆怅，为自己担心，秦观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哀伤掩饰起来，忙推说自己在想诗。他脱口吟道：“洞天不知老，金界无栖尘。缅彼人间世，乌蟾阅青旻。讵得踵三隐，山阿相与邻。”

前面提到的那句“讵得踵三隐，山阿相与邻”，即是秦观所作诗篇《同子瞻参寥游惠山三首》第二首的最后一句，这句诗的字面意思是说，希望能仿效前辈山林隐逸，使得自己能与惠山的山水相伴。诗中所说的三个隐者就是唐代的三位诗人王武陵、窦群、朱宿，“山阿相与邻”则表达了秦观对惠山山水的无限留恋与向往。

元符三年，秦观被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当年八月行至藤州，出游华光亭，忽然感到口渴，于是向随从要一杯水喝，等到随从取回水，递给秦观的时候，才发现他已含笑而去了。秦观最终客死异乡，秦观之子秦湛千里扶柩，归葬父亲于扬州秦氏祖坟。

惠山有“江南第一山”之称，屹立于碧波万顷的太湖边，有山海之灵气相助，素以名山胜泉闻名。九峰连接，山形奇丽，西面临水，林木荫翳，山谷深幽，奇峦巨石，山路悄然，在诗人笔下，惠山“下有寒泉流，上有珍禽翔。石门吐明月，竹木涵清光”，境界十分清幽，让人如临仙境。秦观与友人在此同游，赋诗记游抒怀，忘却了尘世的烦恼。

秦湛顾念着父亲老迈之年谪居南荒、飘零至死，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给父亲孤寂的亡灵稍许慰藉，最终将秦观的棺柩从高邮的祖坟迁出，葬至无锡惠山的支脉蔡龙山。秦观的墓园选在惠山二茅峰自东北向西南迤逦而下至东大池谷地的山脊上，四周翠峦环抱。此处左右各有一个支脉环拥，俨如双阙。从自然形势观之，确实颇具气象。从墓前眺望，可以隐约见到太湖烟波浩渺，波涛翻滚，水光接天。秦观生前仕途坎坷，常有归隐山林之心。死后安葬在此处，背依苍山，俯瞰波光云影的太湖，林石幽深秀丽，算是最佳归宿了。

因秦观长眠于无锡惠山，他的第十一世孙秦惟祯遂在宋淳祐年间迁至无锡居住，锡山秦氏这才算在无锡扎了根。正如锡山秦氏后人秦蕙田在宗谱《乾隆丙寅谱序》中所说：“今谱之可考者，则自宋淮海先生始。先生之子处度公为常州倅，迁葬先生于无锡之璨山，因家武进新塘乡，是为毗陵治（始）迁祖。十传而瑞五公迁无锡。”根据无锡方志和秦氏宗谱的记载，居住在无锡城内的秦氏家族，来源于无锡县富安乡的胡埭镇，而胡埭秦氏又是从武进县新塘乡的秦村迁徙而来。

在无锡秦氏宗祠的咏烈堂里供奉的画像，似乎也可以从侧面印证秦蕙田的这段话。祠堂的正中挂着秦观的画像，其左挂着秦观的儿子秦湛的画像，两人都身穿华丽的朝服。秦湛致仕后，念其父葬于无锡，于是择地居于晋陵新塘乡，以姓氏将村子命名为秦村。

而右边挂的则是一个头戴儒生方巾、身穿布袍的平民的画像。这个颇不显眼的人就是秦惟祯(瑞五)，他从秦村迁至无锡县富安乡的胡埭镇，成为秦氏家族无锡分支的始祖。

秦惟祯为何要从秦村迁至无锡县富安乡的胡埭镇呢？谁肯无缘无故地背井离乡，跑到举目无亲的地方去呢？原来秦惟祯此番背井离乡，也是因家道中落而外出寻找出路的无奈之举。

自秦观之后，其子孙的官职一直呈下降的趋势。秦湛曾任常州通判，通判之职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其孙仅为直讲，在国子监内辅助博士讲授经书；其重孙则只获得了品级最低的县主簿职位。到宋末，就是这样低的官职在这个家族里也难以找到了。

由于田产一代一代地分割，传至秦观的十世孙——秦谟，便已是家道中落了。秦谟为一介寒儒，他的原配虽贤淑淳厚，却一直无嗣，晚年续娶的继室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当秦谟七十五岁去世时，次子秦惟祯年纪尚小。

不久之后，秦惟祯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幼年失去双亲，而且家贫无以为计，备尝艰辛。生活上的艰苦、精神上的寂寞，锤炼着这位少年的心，使他在孤独的人生道路上突然“长大”，秦惟祯决定独自到异乡谋生。

他带上自己的随身衣物，向着东面的无锡进发。当时的无锡县已经是一个中等城镇。到了晚上他已走了十八里路，到达属于无锡地界、位于无锡西南的一个叫胡埭的小镇。因徒步赶路而疲惫不堪，看看天色渐晚，又看看四周环境，秦惟祯思量半晌后决定躺在一座名为状元桥的桥上休息，准备次日早晨继续赶路。

这座桥的桥名是有象征意义的。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授予殿试第一名的头衔，人们将高中状元称为独占鳌头。这座桥便是为了纪念无锡第一位状元蒋重珍而建，此人为南宋胡埭人，嘉定十六年（1223年）高中状元及第。

就在秦惟祯夜宿状元桥的当晚，一个住在胡埭、名叫王野舟的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他看见一只美丽优雅的白鹤昂首站在状元桥上，桥下成千只小鹤欢快地展翅飞舞。醒来后他感到十分诧异，次日一早便勿勿携夫人，准备按照梦的指引，到状元桥去一探究竟。

他们远远地便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桥上熟睡，走近来细细端详，这陌生人虽然看上去满面风尘，长得却不像是粗野的农夫，更像是个书生。王氏夫妇轻轻地把他唤醒问话，一番简单交谈之后，王野舟认定梦中之鹤应当就指此人，那些小鹤代表的就是他的众多子孙后代。

王氏夫妇把这个惶惑的、潦倒的年轻人带回家，悉心照料，视如其子。恩公王野舟没有看走眼，秦惟祯果然是一个优秀的书生，在本地考中了秀才。孝友传家牌坊

男大当婚，秦惟祯到了要考虑终身大事的年纪了。王野舟提出，想将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王家虽然家道殷实，方圆百里内数一数二，但世间好事难得圆满，王野舟夫妇膝前无子，只有三个女儿。那时候，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叫绝后，这可犯了“第一大不孝”之罪。 老夫妇一直为身后无人祭扫坟墓而感到忧虑，他们想通过招女婿上门的方式，让秦惟祯入赘王家为婿，这样一来，小夫妇的头生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姓王，以赓续其岳父的香火，保证了身后有人祭祀。“入赘”的做法虽然不甚平常，但也并非绝无仅有。一般都是由一个无子之家向家境贫寒的新郎提出的要求：不是妻子嫁到婆家，而是丈夫到岳父家入赘。在传统社会中，男子做上门女婿通常都是迫不得已的，大多数男人以之为屈辱，认为是件十分不光彩的事，很少加以考虑。

秦惟祯当时或许会感到羞耻，但因感激王氏夫妇的恩情便也同意了。对秦惟祯来说，这也是一个实实在在将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好事。

王野舟的女儿容貌端庄，性情贤淑，知书达理，在婚后为秦惟祯生下三个儿子，一家人的生活虽不是大富大贵，倒也平安和顺。由于秦惟祯无意功名、爱好自然，便借岁寒三友之名，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依次冠字为松隐、竹隐和梅隐。这其中蕴含了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希望，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如君子一般，自强不息，清华其外，淡泊其中。

从小饱读诗书、知书达礼的王氏具备了好妻子的要素：母性、慈爱、包容、体谅。她的这些性格，对松隐、竹隐和梅隐的教育，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三子皆注重个人修养，皆是忠孝仁义之士。这种德行也影响着其后世子孙，竹隐、梅隐两公后代最为繁盛，秦氏后代有史可寻的，大都是他们的后裔。第二节 散叶锡山 谱系分支

  宋末元初时，秦惟祯迁家至无锡，从此，秦氏这一脉与无锡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那里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自秦氏迁锡之后，锡山秦氏便在无锡代代相袭，家族逐渐扩大，日渐繁盛，门第声望亦不断显赫，称望于锡，历数百年而不绝。子孙繁衍，虽派别支分，甚少有他徙，故海内言氏族者，必首推锡山秦氏。

然而，秦惟祯只是居于无锡胡埭之富安乡，还并未迁至无锡城邑之内。直到元代末年，他的孙子秦彦和才从胡埭迁居至无锡城内六箭河北岸的玄文里。秦氏子孙繁衍，分居在大河上、小河上两岸。河上秦栋厦云连，鳞次栉比，跨师古河（即六箭河，现崇宁路）两岸都是秦姓住宅。清初，继而又向小娄巷、中市桥巷、东河头巷、虹桥下、新街巷、县前街、斜桥下、熙春街等处扩散，成为聚族而居的中心大家庭形态，为城中一大支派，其后裔被族内称为“河上秦”。其后秦德藻(字海翁)之后析为二十四房，为“河上秦”中尤为兴旺的支派。

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秦惟祯七世孙秦金又自胡埭之张舍迁居县城西水关，在此建宅尚书第，其后裔被族内称为“西关秦”。

河上秦与西关秦是城中秦氏家族的两大支系，其间人才辈出，或是隐士处子，或是乡绅名流，或是文人学者，或是封疆大吏，或是高官要员，或是保家卫国的英雄豪杰，或是抗暴除奸的仁人志士。锡山秦氏随着朝代递嬗、政治动荡而历经几番起落兴衰，却又在时代的巨轮下，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第二章  chapter 02孝友传家

自宋淳祐年间至今的七百余年中，秦氏家族绵绵瓜瓞。改朝换代和战火的洗礼都未能使其衰落，它依然坚固，有如磐石。是什么赋予秦氏家族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清代乾隆帝御赐的“孝友传家”匾额中找到答案。“孝友传家”牌坊由御赐“孝友传家”匾额而来，匾额原在秦氏双孝祠，所反映的是明成化年间孝子秦永孚、秦仲孚兄弟争相为父秦旭刺胸取血治病，为母舐膝溃疡治疮伤的孝感故事。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御书“孝友传家”匾额赐予秦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秦裔建坊于寄畅园街。至今，御题“孝友传家”的复立牌坊还立于秦园街。“孝友传家”牌坊见证历史、阅尽春秋，见证了一代代秦氏族人的孝行，也敦促着后世子孙继承“孝友”的优良传统，承袭孝友传家之风。

孝友即是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友爱，秦氏列祖都以孝友教育子女，这也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孝弟为立身之本，以忠信为立心之基”，这是锡山秦氏家训之首语。秦氏家族对于孝友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形诸文字，以传示宗人子孙，使之成为秦氏家族的优良家风。锡山秦氏孝友的传统，早在家族迁锡之初就已形成。

秦惟祯的次子秦竹隐，励节操，敦孝友，奋志于学，博涉经史，能识大义，在乡里很受敬重。

竹隐公仲益之子秦彦和，其德行修持为人称道，“宗族称孝，乡党称弟”。

秦彦和之子秦季昇，不仅侍奉双亲尽心尽力，而且又因孟昇、叔昇两位兄长皆早逝，诸侄年少无依，于是将这些“幼而无父”的侄儿收养。他说：此吾兄之后，皆吾先人之后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秦季昇收养兄长家失怙的幼儿到自己家，视如己出，对他们悉心照顾，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因此，秦季昇因为恂恂孝友而闻名乡里。

秦季昇的善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儿子秦旭。秦旭在父亲病重之时，白天辛勤照顾，奉汤进药，夜间则衣不解带地守候在父亲身旁，“稽颡北辰，祈以身代，忧劳尽瘁，发有变白者”。父亲辞世之时，他悲痛欲绝。父亲去世后，继母尚在世，且重病在身，秦旭对继母华氏也极尽孝道。兄弟之间也是情重姜肱，秦旭的弟弟孤身一人，又因贫困而不能自立，于是秦旭终身抚育自己的弟弟。

孝顺父母双亲、和睦友爱兄弟，虽为伦常之事，却为一家之祥瑞也。受秦氏先祖的影响，秦氏后人也都谦和敦厚。豪门多几代便衰，但以“孝友”传家的家族却能子孙延绵。锡山秦氏家族向来以“孝友传家”的家风驰誉乡里，孝子悌弟者历历可数。“四百年中先后六孝子，江左佳话自古此一字。”明代有永孚、仲孚双孝旌门；后又有秦瀚、秦仁、秦德藻三孝承前；清代咸丰年间，还有堪称至孝的“后双孝”的萼翘、芝珊两兄弟，兄割股疗亲，弟万里寻父。正如《锡山秦氏双孝征文汇录》中的祠联所述：“弟寻亲，兄疗亲，弟兄两难，洵足垂名千古；前双孝，后双孝，前后相继，尤钦媲美一门。”第一节 百善孝为先

我国民间有句俗语：“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孝文化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其中既有不少传说中的典故及遗迹，又有众多标志性的地名和建筑。尤其是二十四孝的故事，以戏曲、剪纸、皮影、石刻等形式广为传播，如“缇萦救父”“黄香温席”等至纯至孝的故事，可谓是妇孺皆知。“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秦氏家族重孝，更是将“孝友传家”奉为家规遗训，可见其极为重视“孝”的观念。在秦氏家族中，“孝”不仅表现在事生，也表现在事死上。事生，即父母在世时，要养亲敬亲，居常以礼，侍疾以忧，行之以顺，谏之以理；事死，即对已故先人葬之以礼，继志述事。

一、 善事父母“孝”字是一个上下结构的会意字，在金文中，整个字形像一个长发的老人用手抚摸一个孩子的头，大抵是表示长者与年青一代之间的亲密关系。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孝”被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意思是说一切顺承父母者为“孝”。《诗经·小雅·蓼莪》有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蓼莪》抒发了失去父母的孤苦和未能终养父母的遗憾，连用“生”“鞠”“拊”“畜”“长”“育”“顾”“复”“腹”九个动词，直颂父母恩德。诗篇所表现的朴素自然的父(母)子之情，正是“孝”所生发的基础。

儒家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诸方面对“孝”的内涵给以界定：父母在世时，在生活上要“不亏其体”；在语言上要“不辱其身”；在思想上要“念而不忘”；居要致以敬，养要致以乐，病要致以忧。“善事父母为孝”，是一种从子女心里发出的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也可以说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自然反应，是至诚至爱的骨肉之情。

1. 养老敬亲

中国人历来重视孝道，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古人讲的“孝”中虽然含有许多迂腐守旧的成分，但其养老敬亲的基本精神是永不过时的。

秦氏家族重孝，孝子为后人所尊敬，后世子孙也将前辈的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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