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世增,朱桂茹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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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医：疏肝和胃养天年( 调理脾胃，“和气”生健康；畅达情志，“智”取养生经。国家级名老中医李世增携夫人朱桂茹汇集名老中医夫妇50年养生经验)试读：
前言
《疏肝和胃养天年》从策划到整理资料，直至完稿，历时一年多，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了。撰写这本书让我重新拾起被草药香熏染的童年回忆，它记录了我踏上中医之路的历程，同时我也很庆幸在这个过程中能结识热爱中医的同学、朋友、爱人。真心感谢一路走来帮助过我的所有人，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理解。
中医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经了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见证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中医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辨证论治的方法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而这样一门古老的医学，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与我的夫人一生致力于研究与发展中医事业，是中医让我们结下缘分，收获爱情。一路走来，我们很庆幸也很荣幸能踏上中医之路，收获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书中记录了我们的生活故事，有过挫折、欣喜、难忘、感动，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对生命最好的感知。十几年的基层锻炼确实丰富了我们的阅历，积累了经验，也增强了能力。这段时光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是难以忘怀的，而这段平淡的岁月也书写了我们简单而多彩的人生。
人生中总是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在成为一名中医学教师之前，我们夫妻二人从未想过还能以除医生以外的另一种身份去传承中医文化。当我们重新踏入阔别多年的故土，当我们第一次站上讲台，一种随之而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又给了我们的人生另一种诠释。医生和教师两种角色的转换贯穿于我们的中医之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传承和弘扬中医学的道路上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从临床到教学再到科研，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使得我们在中医这条道路上也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绩。五十余年的实践，让我们的医术各有所长，彼此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默默坚守，无悔付出。我从脾入手，擅长治疗脾胃病。朱老师擅长调肝，对于女性常见的妇科病有她自己的独到之处。
书中我从中医的角度讲述了脾胃常出现的问题、治疗的思想，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希望大家能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认识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重要性。朱老师选取了近些年来女性常见、多发的妇科病，结合临床案例，讲述了她自己独到的治疗方法和体会。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依靠它养生治病，毫无疑问，中医文化早已根植于人们心中。但是，我仍然要说，传承中医事业对我们来说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它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弄清楚、搞明白，其中许多深刻的道理仍需要我们去探索研究。近些年，中医学在世界范围内也备受关注，如今它的脚步已经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临床实践也一次次验证了中医理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推动中医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虽然中医学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它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作为中医事业的传承者，我们要保护好中医药文化，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逐步提升中医药服务大众的能力，推动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走好“健康中国”之路。
健康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医，并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的方法，关注健康，关爱生命。第一章 那些与中医交织的岁月第一节 草药香中忆童年
中医是中国最古老的医学，它历经了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谈到中医，我不得不提到我的祖父和伯父。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祖父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医大夫，又是一名教书先生。伯父承祖父之业，也是一名中医大夫。从我记事起，伯父每天都在自己的小药铺里看病抓药。我在耳濡目染的中医环境中，也渐渐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小便立志要学中医，最终也确实走上了运用中医治病、服务于民的道路。
那会儿每逢节假日我都要去伯父那里住上几天，每次去也少不了去药房转转，药房里经久不散、清香的中药味也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叮叮当当的有节奏的砸药声，总是在我耳边回响。药房里形形色色的中草药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一个个小红抽屉里，我也时常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总会偷偷地拉开抽屉的一角，想要探个究竟。这些中草药在伯父眼里可是无比珍贵的宝贝，他们可是伯父用来治病救人的“利器”。每次伯父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们调配到一起，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平日里一有病人来看病，我总喜欢静静地坐在伯父身旁观看。伯父常常对我说：“看病可不是小事，我们既不能耽误了病人治病的最好时期，也不能粗心大意，只有找对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认真地听着伯父的话，虽然我不懂如何看病，但我知道生命可不是拿来开玩笑的，认真严谨的态度可是一个医生必备的素质。“伯父，你是怎么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的？”我好奇地瞪着大眼睛问道。“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这可是判断病情的依据。”伯父摸着我的小脑瓜回答说。“你不是看到了吗，伯父每次给别人看病都会问问病人的情况，然后给他们‘号脉’。人生病了，身体内部一些器官的病变就会在外显露出一些‘信号’，找到这些信号才能更好地判断病情。”我静静地听着，虽然并不十分理解，但伯父说，这种诊断方法可是中医所特有的，它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当时伯父住在农村，农村的医疗条件自然不比城里，很多人生病了都没有条件去城里的医院看，就是想在当地看看中医也要受到一定经济水平的制约。那个时候每家的生活条件都不富裕，孩子又多，生病了能及时来看病的都是少数。
记得一天下午，我正在药房帮伯父磨药，伴随着一阵咳嗽声迎面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那时正值秋冬之际，天气骤然变冷，她穿着一件紫红色大衣，当她走近时，我明显能听见她吃力的喘气声。她见到伯父，就迫不及待地跟伯父说：“大夫，你看我这肚子怎么突然变大了，这里还有些疼，前几天只是咳嗽，最近几天咳嗽严重了，有时半夜都不能睡觉，感觉喘不上气来，我是怎么了？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夹杂着一阵阵咳嗽声，这个女人一边吃力地讲述着自己的病情，一边坐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憋得通红。
病人往往喜欢胡乱猜疑自己的病情，然后给自己下一个最坏的结果。伯父对于这种情况也是见过多次，想必也能理解病人的心情。这时伯父忙安慰病人，说：“别瞎想，我给你看完才知道得了什么病，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说着，伯父又一次询问她疼痛的位置，并揣摩着疼痛的原因，伯父说：“可能是积水了。来，我给你号一下脉。”“最近你的心脏怎么样？”伯父问。“我一直有心脏病，心脏一直不太好。大夫，我这是得了什么病？严不严重啊？”“别太担心了，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先吃几服药看看。”说完，伯父就低下头开始写药方。这个女人在一旁坐立不安，眉头紧锁，一手撑在桌子上，一手托住脸颊，眼睛低垂地注视着下方。“药抓好了。”伯父说着把药递给了她。我在一旁看着，只见她一次次把手伸进衣服的口袋里，把全身能找到的所有的钱都放在了桌子上，零零散散加起来依然与需要付的费用相差甚远。她低着头站在那里，不敢再与任何人有眼神的接触。空气中依然可以听见她大口的喘气声和一阵阵的咳嗽声。伯父走过来看见一桌子的零钱好像立刻明白了什么。“你先把这几服药拿回去吃了，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好转，下次再把药费给我，记得吃完这几服药一定要来复诊。”伯父说。“记住药最好用砂锅来熬，先大火煮开，然后用微火，千万不能把药煮干了，这样就会失去药效。药在早饭前和晚饭后喝下去，一天喝两次。”这个女人忙点头表示记住了，临走时，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谢谢您，大夫。”能看见她的眼里闪烁着泪光。
听伯父说，她得了肺积水，虽然不是绝症，但也需要尽快治疗。后来这个病人又来过几次，前后吃了有十几服药，病情明显有了好转。
伯父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上天既然赋予了我治病救人的使命，我就要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我就觉得自己没有白活，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生活中人人都会遇到困难，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自己也会得到快乐，生活也会过得更有意义。伯父当时心里清楚，这个女人一定拿不出足够的医药费，虽说在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但是如果在能力范围内我们能够帮助到她，也要尽自己所能，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有可能挽救的是一个人的生命。
儿时的记忆距今已有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多数已经变得模糊了，但一些画面还深藏在记忆里。在我印象中，伯父家有一个暗红色的木质书架，它一直静悄悄地被安放在墙角，书架上摆放着各种中医书籍。闲暇之时，我也会站在书架前随便看看，偶尔取下一本翻看，心想着这手中泛黄的书页定是历经过众人之手，虽然当时我不理解，如今也不记得书上写了什么，但这一画面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伯父一有时间，就会教我背《汤头歌诀》《药性赋》等，“桑菊饮中桔杏翘，芦根甘草薄荷绕；清疏肺卫轻宣剂，风温咳嗽服之消……”。或许是这些歌赋让我对中医逐渐有了粗浅的认识。
如今年纪大了，时隔几十年的记忆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很多记忆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而那些经过岁月的洗礼所沉淀下来的画面，终将被存放于记忆深处，伴随着我的一生，成为我一生的财富。第二节 花椒树下的“土”办法
1949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一推开门发现院子里坐着五六个解放军。“快过来，咱家来客人了。”奶奶拉着我的手，笑盈盈地向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小孙子。”“他们是解放军叔叔，快向叔叔问好。”
看见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我心里非常高兴。
奶奶说这些解放军要在我们家住上一阵子，当时我心里乐开了花。这样一来，家里就热闹了好多。但奶奶可要忙坏了，一方面要招待客人，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家里所有人的饮食起居。奶奶是一个善良、能干、热心肠的人，受爷爷行医的影响，奶奶多少也懂点儿医学知识。
这天中午奶奶正要去做饭，正好看见一名解放军从外面回来，左手捂着脸，人看起来也没什么精神。奶奶连忙走过去，问道：“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这名解放军回答说：“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左边的脸不知不觉就肿了起来，还有点儿疼，现在感觉浑身没有力气。”奶奶赶忙走过去摸了一下解放军的额头，说：“你的头有点儿热，是发烧了吧。”奶奶又看了看他的脸，果然他的左半边脸比右半边脸大了很多，还有点儿红肿。“你恐怕是得了痄腮。”奶奶一边注视着他的脸，一边思索着说。“痄腮？”这位解放军的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是的，没错！你是第一次得这个病吧，这就是我们说的‘腮腺炎’，没事的，别担心，一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儿药用上，不要紧的。”说着奶奶忙往外走，我也好奇地跟在奶奶身后。我知道奶奶不是大夫，但她要去哪儿找药呢？我定要去探个究竟。
那时正值初春，天气逐渐转暖，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树枝上抽出嫩绿的新芽，小草也从土中探出头来，大地上的一切生灵仿佛在轻柔的春风中被悄悄唤醒。这是一个阳气生发、生机盎然的季节，同时也是各种病菌和微生物大量繁殖，滋生疾病的季节。
奶奶走在前面，我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奶奶停住了脚步。我也跟着停了下来，奶奶环顾着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奶奶，咱们来这儿做什么？”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问道。“这儿有我们要找的药。快看，就是前面那棵树。”奶奶大步走过去，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
我的目光随之转向那里，跟着奶奶来到了那棵树下。
这棵树和其他的树并没有什么不同，树枝上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几朵白色的花骨朵儿零星地点缀在其中，虽然不多，但十分耀眼。“奶奶，这白色的小花真好看，这是什么树？”我问道。“是花椒树。”奶奶回答说。“花椒树？我们来这儿做什么？”我不解地问。“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奶奶回应着。
只见奶奶蹲下来，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朝着树下挖了下去，就这样，一下，两下……树下的泥土被奶奶挖出了些许。我站在一旁傻傻地看着奶奶，不知道奶奶究竟要做什么。不知不觉，树下已被奶奶挖出了一个大坑，地上的泥土也越堆越多。“这些差不多够了。”奶奶一边说着，一边把挖出的土装在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说：“走吧，我们回家！”“我们要这些土做什么？”我疑惑不解地问。“这不是土，而是药，这些土可以治好叔叔的病。”奶奶说。“用土也能治病？”我完全不相信奶奶的话。“那是当然。”奶奶不假思索地说。
虽说奶奶不是中医，但奶奶也或多或少了解一些药性。春天的时候，奶奶用曼陀罗煮水缓解了隔壁爷爷的哮喘，但是这一次奶奶要用土治病，我心中还是存有几分疑惑。
回到家，只见奶奶把土倒进一个小盆里，加上清水，搅成糊状。“药弄好了，快给叔叔送去。”奶奶摆手高声叫我。我急忙跑过去。“这不是泥巴吗？这也能治病？”我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奶奶。“你可别小看了这些泥土，它可是清热解毒的好东西。你让叔叔把这些泥土敷在脸上。快去吧。”
我双手端着泥土，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东西能好使吗？”“叔叔，您在吗？”屋里没人应和，我便轻轻推开门。
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屋子里还是微微有些发凉，只见叔叔一个人蜷缩在炕上，身体一直在瑟瑟发抖，想必是高烧的缘故。“叔叔，叔叔……”我一边叫他，一边晃动着他的身体。
几声叫喊后，叔叔微微睁开双眼。“我给你送药来了，奶奶说要把这些药敷在脸上，它可以清热解毒。”
叔叔微微起身，看了一眼，并没有多问，按照我说的方法，把药轻轻敷在了脸上，然后慢慢躺了回去。
就这样一天两次，每天早晚各一次，由我负责给解放军叔叔送药。渐渐地，我和叔叔熟悉了，送药的时候也会时常聊上几句，但叔叔从未问过有关药的一切。说来也奇怪，一周以后，叔叔的脸竟然奇迹般地消肿了，烧也慢慢退了，人也比前几天有精神了。
接着又继续用了几天，叔叔的脸完全消肿了，也不疼了，病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好了。
小伙子满心欢喜，称赞奶奶是“神医”，我也从心里佩服起奶奶的医术。看见小伙子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奶奶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没过多久，这些解放军就离开了我们家，离别时，小伙子紧紧抓着奶奶的手不舍得放下，一遍遍地感谢奶奶在他生病时对他的照料。
花椒树下的土治好了解放军的“痄腮”，这是奶奶用过的土方法。时隔几十年，这件事依然清晰地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我对这种治疗方法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但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那个年代的老百姓没有条件去看医生时，大多会使用一些经验所得的简便实用的小偏方来医治常见的疾病，如今我依然没有找到合理的依据去解释其中的原理，但在当时确实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三节 中医路上的修行
1960年，我已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想要继续读大学就必须要选择一个专业，确定好未来的方向。当时家里比较拮据，我的兄弟姐妹很多，就家里的经济状况而言，很难供我读到大学毕业。但在当时，师范类和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可享受国家给予的补贴，选择这些专业，可以大大减少家里的经济负担，再加上祖父和伯父的影响，我多少对中医有些了解，于是决定填报中医专业！谁承想这样的一个抉择将成为我踏上中医之路的起点。1960年我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经过考试，我顺利被学校录取。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我也按部就班地进入学校学习中医专业。那时国家对中医专业的学生有特殊照顾，学校每个月发12块5毛钱饭票，那时物价很低，有了这12块5毛钱的饭票，我的每顿伙食也很不错了。对于家庭困难的同学，学校还会发助学金，可以用这笔助学金买些学习用具。
刚入大学那一年正赶上自然灾害，很多人吃不饱饭，学校为了照顾我们，要求体育课取消激烈运动，体育课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打太极拳。当时我家经济困难，所有食物定量发放，供不应求，饿肚子是家常便饭。那年又赶上我祖父和父亲的腿不好，时常出现水肿，走不了路，只能卧床在家，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了孝敬老人，我每个月把学校发的半斤点心票省下来，回家带给祖父和父亲。这并不足以解决家里的困难，但我也只能做到这些。
虽然当时的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生活上的困苦并没有阻碍我在中医路上前行，我一直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哪儿来的那股冲劲儿，心中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着我前进。
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依然有人抱怨生活的不公平，每天愁容满面，无精打采，生活里充满着负能量。其实好生活源于我们的心态，只有知足、乐观、豁达、积极地去面对生活，生活才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明天。
中医的学习之路，是苦乐参半的。任何学习之事都没有捷径，中医学习更是如此，它容不得你有半点儿马虎和懒惰。课上我们要学习书本上的内容，课下要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参考书。中医学的知识博大精深，要想学好必定要下苦功夫，但当每次取得优异成绩时，心中也会十分欣喜，这种喜悦让我在学习上更有奋劲儿。渐渐地，我越来越喜爱中医，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真正地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和魅力。
学习中医要研读的书籍庞杂，它不像西医各科之间界限划分比较明确。中医讲究阴阳五行，它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因此中医更注重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所要接触和学习的东西就更加复杂。
要想学好中医，有四部经典著作必须要研读，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这些古老典籍是中医的精髓，但是读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由于这些著作成书距今久远，一些语言读起来晦涩难懂，这样无疑增加了阅读的时间和难度。虽说我出生在中医世家，但是系统、详细的学习还是从读大学之后开始的，这些书籍和药理知识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一切对我来说也都很陌生，但也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学习之路的修行很漫长，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课上需要理解记忆的知识浩瀚庞杂，课下需要自己研读的书籍更是数不胜数。那成百上千种生僻的中草药名字不仅需要牢记于心，而且对于这些药物的功效、用法、用量等也不能有半点儿疏忽。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做到认真看病、细心治疗、热心待人，视病人为亲人。
大学这段时光，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渗透着淡淡的苦涩，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苦，通过学习中医学知识，我认识到了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现在看来那是一种磨炼，更是一种财富。六年的学习生涯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转眼间到了1966年，我们开始实习，这一年我先后参加了三个医疗队，跟着老师到处治病救人，在实践中运用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我跟着医疗队走南闯北，先后到了湖北、甘肃，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国家的政策是“把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医疗队的形式在农村实行巡回治疗。我们跟着老师来到偏远的农村，为老百姓提供送医送药上门服务，尽可能改变当地的医疗条件，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
当时我们没有固定住所，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老百姓对我们也很热情，主动留我们在他们家过夜。一日三餐也都在老百姓家解决，每家吃一天，每个人给老百姓一斤粮票和两毛钱，当时我们称这种方式叫“吃派饭”。当然农村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老百姓家也没有过多的粮食，多数情况下只能靠吃白薯和窝头充饥，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次白面。有时，老百姓为了款待我们，拿出家中最好的黏米，做成糕来款待我们。黏米可是老百姓饭桌上极为少见的食物，这东西不是家家都有，一般人吃不到，逢年过节能吃上一次也算是好的。质朴的老百姓以最简单的方式向我们表达谢意，我们也被深深打动。
当时的农村医疗卫生环境比较差，再加上食物短缺，人体营养供应不足，人们身体状况普遍不太好，那时我们主要帮助老百姓治疗一些常见疾病。老百姓的生活大多比较困难，根本拿不出钱来买药，我们深知老百姓的难处，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尽可能少给病人开药，多数情况下采取针灸的治疗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药箱，药箱里除了常备的红药水和止痛片以外，每次出诊一定不可缺少的就是针灸用具了。
农村的老百姓由于常年在地里劳作，很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炎。我记得有一个妇女，50岁上下，得了很严重的鹤膝风。这种病表现为膝关节肿大疼痛，屈伸不利，同时股胫的肌肉消瘦，整条腿形如鹤腿，故名鹤膝风。这个病多因经络气血亏损，风邪外袭，阴寒凝滞所致，久而久之，肌肉日瘦，肢体挛痛，膝大而腿细，如鹤之膝。针对这一症状，我采取针刺的方法，每次取足三里、阳陵泉、膝眼、三阴交、昆仑等几个穴位，一次针刺15～30分钟，针刺的时候再用艾条施以灸法，二者共同运用，虽然这种方法不能完全治愈这种病，但会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当时的医疗水平、生活条件有限，这也是当时我们最常用的方法。
每次出诊医生都各自背起自己的小药箱，有时来到农民家里，有时出没于田间地头，不分昼夜，哪里有病情就去哪里。夜里有急诊病人来找，我们也是随叫随到，十里八里也不辞辛苦。除了帮助老百姓治病以外，闲暇时我们也会给他们普及一些卫生健康的知识，帮助他们修建厕所，改善居住条件，增强他们的卫生意识。
那段时间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农民的质朴和善良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一句平凡的话语，一个真诚的眼神，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在一点一滴感染着我们，这种感情就像涓涓细流滋润着我们的身体，温暖着我们的心。当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恬静自若、惬意静谧的生活，我至今无法忘怀。第四节 两心相悦，十指生根
我与夫人朱老师的相识相知，还要从我们大学时说起。如今大学生谈恋爱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是我们那会儿学校有规定，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那个年代思想还比较保守，与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可不同。在我印象里，朱老师那时梳着两条大辫子，个子不高，闪亮亮的眼睛中透着几分聪慧，穿着朴素却很整洁。她平时不爱说话，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各种文体活动也少不了她的身影，而且她还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记得那会儿学校一开大会她就在下面钩毛线，她会钩各种花样，她钩的书包，样子十分别致，惹得其他同学羡慕不已。
由于时代观念的影响，那时候我们对待恋爱还是十分慎重的，彼此不会轻易承诺。虽然少了如今年轻人的怦然心动，却也因对彼此有了足够的了解而感情更加深厚。虽然没有经历轰轰烈烈的爱情，却也让我们体会到沁人心脾的温暖和甜蜜。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依然留有我们彼此初识爱情的模样，这段经历我老伴儿应该感触更多，还是让她讲讲吧。（以下内容为朱桂茹老师所著）
那好，我来说说。在我印象里，那时李老师是一个踏实、不张扬、任劳任怨的男孩子。作为班干部，他默默地为班级干实事，为同学谋利益，从来不争名夺利。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年李老师依然坚持着这样的人生准则，不图功名利禄。记得他当处长和局长那会儿，开会完全可以坐汽车，但他从来都是只骑自行车。后来在内蒙古当副院长时，出差完全可以坐卧铺，但他每次都只坐硬座。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图高官厚禄，工作上尽心尽职，这也让我觉得他很可靠，很靠谱。
再来说说我们的爱情故事。爱情这东西是讲究缘分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让人难以捉摸。我原本是1959年入学，他是1960年入学，我们原本不是同一届，但是命运就像冥冥之中给你安排好了一样，中间总会播放一些小插曲，最终把你们带到一起。
我家兄弟姐妹七个，我是老小，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体质不好。
大学期间在一次体检中因为肝功能异常，转氨酶稍高一点儿，肝大两厘米，医生强制要求我隔离。现在说来这也算不上什么大病，但当时学校要求我休学一年。当时我很不情愿，于是请求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帮我在课上记笔记，我在家自学，虽然一学期有大部分的时间没去上课，但是在期末考试中，我的各门学科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可是学校并没有因此让我免于休学，反而因为缺课时间太长，强制要求我休学一年。
一年以后，我再次回到学校，就是跟着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学习。休学的这段日子虽然让我耽误了学业，但也因休学给我带来了一段美好的缘分。我被分到李老师他们班级，当时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我们年级的级分会主席。那会儿，我是团小组长，我俩又在一个小组，因为工作上接触多了，久而久之，我们便渐渐熟悉，互相了解，经常一起讨论工作，周六偶尔也会在学校一起看看电影，彼此很要好，但也只是同学关系。
可缘分这东西就是这么巧，我家原本住在城里，后来搬到了海淀黄庄，而他家住在大钟寺，我们两家之间坐公交车只隔了一站地，周末放假我们经常一起回家，这无疑增加了彼此接触的机会。时间的积淀让我们由熟悉到了解再到相知，课下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温习功课。当我们取得优异成绩时，会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彼此分享快乐。或许那时我们心中都有好感，但彼此都未曾言说。我们心里清楚，一切都要以学习为重，任何事情都不能凌驾于学习之上，学习上的共识搭建起了彼此心灵的桥梁。
记得那会儿，每年夏天学校都会布置割麦子的任务，每人必须定时定量完成。说实话，我是一个最怕劳动的人，我倒不是因为怕累，而是因为体质不好，每次劳动都要远远落在别人后面。再加上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所以一有劳动任务就很发愁。
又是一年的夏天，田野里一片金黄，看到那一片片翻滚着的麦浪，心里愁苦不堪。学校早早按人头分配好了任务。那一天，全班同学来到田间，我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子前，还没开始割，心中早已泄了气。事实也是如此，体力的匮乏很快拉开了我与别人的距离，尽管我已经尽力追赶，但也无济于事，还是越落越远。经过几小时的体力奋战，一些同学已完成任务即将离开，再看看我，眼前的麦子还有大半没有割，这时的我心急如焚。而此时，我发现麦子的另一头有一个身影正在缓缓向我靠近，又仔细看了看，那不是李老师嘛。不知何时，李老师竟无声无语地帮我割起了麦子……
割麦子这种体力劳动，别说女同学，就是男同学做起来都十分费力。我每割一会儿就要坐在田间休息一下，但李老师像不知疲倦一样，我眼看着麦子一捆捆倒下了，他的身影也越来越近。
夕阳西下，李老师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只见他额头上一颗颗晶莹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满脸通红，汗水已经浸透了大半截衣服，手上的泥土、细小的划痕、凸起的水疱布满整个手掌。我看在眼里竟说不出过多感谢的话，心中所有的感动只能浓缩在一句简单的“谢谢”当中，但这两个字又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劳作完我们结伴而归，一路上没有过多的话语，没有浪漫的故事。也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把彼此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这份感动如今依然无法用合适的语言来诠释，但已深深珍藏于心底。
大学的生活平静如水，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但谁都不曾打扰对方，只是驻足于原地静静守望，彼此心中一直珍藏着那份神秘与期待。
转眼间我们即将毕业，同学们纷纷被安排到各地实习，那一年我被分到了延庆。原本体质不好的我，在实习期间，身体又出现了一些状况。
我是一个十分怕冷的人，在实习的那段日子里，不知为何整个人突然变得特别怕热。大冬天我也要把袖子挽起来，感觉整个身体有用不完的热量。平时我饭量比较小，一个月最多也就吃16斤粮食。但是那段时间，我的饭量突然大增，一顿饭我就能吃8两粮食。当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我还挺高兴，觉得能吃了，身体会越来越好，但是吃得多了，身体不但没有胖，反而瘦了好多，一个月下来瘦了将近20斤。
一天上午我和同学去药房称药，刚到10点钟，我就饿得不得了，整个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两腿发软，心发慌，头也晕晕的。我跟旁边的同学说，最近总是饿得特别快，手有时候也不受控制，写字直哆嗦。“小朱，我看你的脖子好像有点儿粗。”一旁的同学说。
我一摸确实有点儿粗，而且我的手又开始不听使唤了，我明显能感觉到手在颤抖，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征兆。
于是我急匆匆跟老师说明了情况，请了假，打算回家检查身体。回到北京，我马上去了301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就是我们说的“甲亢”。
甲亢这种病现在也很普遍，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工作或学习压力大、长期疲劳、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等原因造成的。患者一般会出现怕热，消瘦，心悸，心慌，失眠，多汗，脖颈肿大或微肿，眼球突出等症状。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是因为体内七情不遂、肝郁不达所致。肝火旺盛，灼伤胃阴，阴伤则热，胃热则消谷善饥。吃进去的食物不能转化为人体的能量，都转化成了热量，所以得这种病的人，短时间内容易迅速消瘦，怕热，疲乏无力。甲状腺功能亢进与人的情志和体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在读大学那会儿，对自己的要求从来没有松懈过，每学期都会制订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每个月有每个月的目标，每周有每周的任务，我想很可能是因为这样苛刻的要求再加上自己体质的原因，身体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时我的病情很严重，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我知道如果做手术必然会耽误学习，这样可能又要推迟一年毕业，当时我真的要彻底崩溃了，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一方面我担心身体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不想再耽误学业。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感觉天要塌下来了，我一个人跑到没人的地方痛哭，心里特别难受。
李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给予我很多关心、照顾和安慰。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用着急。慢慢调养，好好治疗，病很快就会好起来，有我陪着你，帮你渡过难关。”真是患难之时见真情，几句贴心的话温暖着我的心田，给了我战胜病痛的信心和决心，我决定住院手术。
每到周末，他就往医院跑，还会给我带一些水果、点心。在当时食物紧缺的条件下，这些东西都是稀缺的食品。我记得当时每人每个月只有半斤点心票，许多同学自己都吃不饱。到了月末的最后几天，许多男同学就已经把这一个月的粮票用光了，余下几天就要靠喝粥度日。而在这种情况下，李老师还能想着我，把省下的点心送给我吃，我心里很受感动。
那时我在301医院住院，每次李老师都是从大钟寺走到301医院（五棵松），就为了用省下的车费给我买水果。这样一点一滴的相伴与关爱打动了我的心，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就这样在患难中又一次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那时起我们真正走进了彼此的内心，但也只是放于心底，默然相爱。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没有像如今的年轻人一样一起逛街、看电影的经历，但那段日子还是苦中带甜，幸福满满。
还好天遂人愿，那一年我们一起顺利毕业，而且毕业后我俩都被分到内蒙古工作。注定的缘分逃也逃不掉，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在去内蒙古之前，他为了给予我更好的照顾，我们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第五节 携手中医路，相伴到永久（本节内容为朱桂茹老师所著）
1968年初我俩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作。我们先到了乌达（现合并为乌海市），被分配到乌达矿务局医院，那是矿上最基层的医院。
当时我拿着一个皮革包，李老师手提一个现在市面上基本买不到了的柳条包，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内蒙古。这里的一切与北京完全不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透着当地的风俗习惯。
当时和我们一起被分到内蒙古工作的还有一对夫妻，我们4个人被安排住在同一间房里，房间不大，4个人住显得有些拥挤，房子只有一个房间，中间仅用一个门帘隔开，4个人同住有很多不便之处。
几个月后，终于给我们两家分开，每家都分了一间房，房子虽不大，但也算有了独立的空间。房子没有厨房，只在外面有一个简易的凉房，是锅炉房改造的，既没窗户也没有门，这里就成了我们平时做饭的地方。厨房里有一个铁炉子，这里的人都习惯用烟煤生火做饭。当地的工人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医生，特别热心地教我们怎么生火、点炉子。因为烟煤灰很大，所以当地人的厨房往往与住房分开。虽然以前没有用过这样的炉子，但是这里的煤质很好，生火做饭还比较顺利。“饭做好了，快来吃吧！”李老师大声叫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屋里竟然没有桌子，只有一把椅子，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只好把椅子当桌子用。后来热心的工人送给我们两把小板凳，我们才有了坐着吃饭的地儿，当时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到内蒙古工作，是我们第一次背井离乡到这么远的地方，如果说不想家，那是不可能的。我记得刚到内蒙古的那几个月，周围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使得我们各方面还不太适应，想家的思绪一直萦绕在心头。一到周末我们就跑到火车道沿线，远远望着一列列通往北京的火车，默默不语，每当这时思家的心情总是久久难以平复。
还记得第一次蒸馒头时的情景，虽然在家我们都见过蒸馒头，但并没有自己动手做过。我们俩尝试着和面、加水、揉面，费了半天劲，眼看着一个个馒头成了形，便下锅、烧火、加柴，等待馒头蒸熟。不多时，就听到锅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俩有些纳闷，开始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于是我们慢慢掀开锅的一角，发现锅里的馒头已经面目全非，馒头都顺着笼屉流到了下面，已然变成一锅面粥，粥已经被煮开了，蒸馒头最后以失败告终。
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尝试和摸索，渐渐地，我们学会了生火做饭。热心的女招待员又教我们如何剪花边贴墙围子。虽然生活条件有些艰苦，但是工人们的热情和善良总是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由于内蒙古地处偏远山区，当时物资极度短缺，当地没有店铺，平时很难买到蔬菜，水果也几乎没有，很长时间才能盼来一次输送物资的小车。“小朱，快出来啊！那边来了很多卖东西的小车，我们快去凑凑热闹。”朋友在外面大声呼喊。
我们一路小跑，只见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老百姓的身影，他们手里都大包小包地拎着买来的东西，有蔬菜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这些东西被放在一个个简易的房子里进行买卖，房子没有窗户，门口用一个厚厚的门帘遮挡，掀开后才能知道里面卖的是什么。由于物资短缺，盼来一次卖东西的不容易，每次遇到这一情景，大家都会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东西被一抢而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买肉真的能挤断肋骨。
我对朋友说：“咱们去买点儿肉吧，好久没吃了。”说罢，我们急急忙忙地寻找卖肉的地方。“咱们买多少钱的？”朋友问。“多买点儿吧，来五块钱的吧！”我们商量着。
当时的肉也就五毛钱一斤，五块钱估计能买个十斤左右。“您好，来五块钱的猪肉。”我大声嚷着。“五块钱？五块钱的怎么卖啊？我们一卖就是半扇，这么少没法卖。”卖肉的人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们。
后来才知道当地人一买肉就买很多，然后切成块，用盐腌上，撒上花椒，浸在油里，吃的时候就拿出一块。不光买猪肉，别的东西也是一次性买很多，然后储存起来，留着慢慢吃。了解情况后，我们也决定入乡随俗。
从点炉子烧火做饭到买东西，我们自己都尝试着去做，生活也渐渐步入正轨。虽然还有很多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是我们也都能想办法一一解决。
我们所在的地区有很多煤炭，当地的人大多以采矿为生。矿区作业很危险，这些工人每天不辞辛苦地劳作着。采矿可不是闹着玩的，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工人常常要下到几十米的井下工作，他们穿着大棉袄、大水靴，戴着钢盔帽，头上顶着一个矿灯，肩上扛着一个大铁铲，光是穿戴的衣物和工具就有十几斤。如果国家有要求要提高产量，矿区的所有部门都要参与其中，到矿区支援采煤。通常情况下，女职工负责推车运煤，男职工和采矿工人一样下井铲煤。下井的男人也都穿着大棉袄、大水靴，忙的时候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出来时一个个都染成了黑人模样，只有牙齿还保留着本色。那段时间真是年年高产，月月高产，周周高产，下井支援是常有之事，工人有什么头疼脑热或外伤，我们医生也不能耽误工作，“送医送药到井口、井下”是那个时候我们积极响应的号召。
记得分配到内蒙古的那一年，我只有26岁，大学刚毕业，工作经验不足，中医的理论知识还可以，但西医的相关知识比较薄弱。医院因为工作的需要，要求医生轮流值班。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很犯愁。晚上值班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和一个药房的医生，来看病的人可不分中西医，这无疑提高了对医生的要求。
显然，中医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当时我对西医的临床工作又不是很熟练，所以心中有些不安，总担心着万一出现一些特殊情况，自己会应付不了。于是我向医院讲明了自己的担心，当地经验丰富的医生都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我，有问题可以随时找他们，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好再去推托，就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任务。
那时候遇到病情严重的病人，我们都要到病人家里去治疗，路途再遥远也要尽量克服。尤其是遇到生孩子的，有时要穿过大沙漠来到老百姓家里给她们接生。当然老百姓对待我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每次给病人看完病，热乎的饭菜便早已端上了桌，一定要留我们在家里吃饭。他们用最真诚的话语、最质朴的举动表达着内心的感谢。
记得有一天，我遇到一个需要手术治疗的痔疮病人，有着丰富外科手术经验的医院院长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让我主刀手术，他在一旁进行指导。
手术开始了，我胆战心惊，心里像敲起了鼓，怦怦地跳个不停。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手术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叮铃铃……一阵电话声响起，院长拿起电话：“嗯，好，我这就去。”说着就急匆匆地走了。原本紧张的我，此时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出点儿什么意外。只见病人的肛门周围不断出血，怎么也止不住，我的心更是狂跳不已，头上的汗珠不断地往外冒，手心捏着一把冷汗，可是手术不能停，我也只能牢记操作步骤，硬着头皮继续进行。“没事的，朱医生，我不怕疼，你怎么做都成。”病人强忍着疼痛，声音有些微弱。
听到这样的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简单的话语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鼓舞，同时还有深深的感动。其实我心里清楚肛门周围神经特别多，病人一定很疼。
一小时后，手术终于结束，还好，一切还算顺利，手术基本完成，我也战战兢兢地走出了手术室，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有了那一次手术经验，对于一般的外科小手术，我也能自己处理了。
时间悄无声息地催着你往前走，转眼间来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一年，眼前的厨房已经破旧不堪，一场风下来，到处布满了沙子，于是我们想重新盖一个厨房。
盖房子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大工程，当地买不到砖，但是矿上说可以给我们提供木料。没有砖可以用土坯代替，但是土坯需要自己做，矿上只能提供模子。尽管条件艰苦，我们还是决定要盖厨房。于是每天下班后，我和李老师就会去一个没有人的大沙滩，从沙漠深处挖出沙子和泥土，李老师再走到几百米远的矿上一桶一桶地挑水，用水把沙子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然后再一点一点填到模子里，拍平，然后放在沙滩上晾晒。就这样一块、两块、三块……
要是遇到晴天，坯子晾晒的速度比较快，要是赶上雨天，一场大雨下来，没晾干的坯子又需要重新晾晒，就这样，几千块坯子足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坯子终于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盖房子了。工人们看见我们一块块运坯子，主动要求来帮助我们，大家听说了我们要盖房子的消息后，一时间，七八个师傅汇聚到我们家。我们彼此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有帮着和泥的，有帮着打木料的，有帮着挑水的……你一言，我一语，干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真是“人多力量大”，一天时间，一个厨房就盖起来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厨房盖得特别令我们满意，同时也解决了我们生活上的很多问题。厨房既可以做饭、吃饭，也可以当一个小房间来住人。厨房的后面还有一个小煤棚，平时可以放些杂物和煤炭，阴天下雨可以有个遮挡。
小小的房子搭建起我们与工人们的感情，工人们身上的那种直爽、热情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怀念那段与工人们在一起的日子。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匆匆流逝，转眼间我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了12个春秋。那一天忽然从北京传来消息，由于我们的母校需要老师，让我们调回北京工作。离开久别的家乡已有十几年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让我们兴奋不已。
我们如期回到北京，学校把我们分到中医学院分院任教，我和李老师分别选择了教授方剂课和温病课这两门学科。刚刚调回来，为了保证上课的质量，我们先要去中医学院进修。李老师有一个学期的准备时间，并不需要马上任教。而我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我所教授的课程急缺老师，一开学马上就要去学校上课。
从跟患者打交道到一下要站上讲台，这种角色的转换对我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我一向不太爱说话，每次开会都很少发言，每次会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同意大家的意见”。所以让我突然走上讲台面对这么多学生，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
但学校已给我们分配好了任务，马上要准备试讲。于是我们开始查阅参考书，撰写讲稿，研究课上每个环节的设置，一遍一遍地修改，终于弄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一字一句地背讲稿，当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就决定先讲给李老师听。刚一张嘴就觉得不是想象中那么回事，讲到一半已经讲不下去了，每一句话都是磕磕绊绊，说不利索。李老师说这样可不成，这肯定不行。于是我就重新修改讲稿再背，我又找到我们的同学，由于他们比我们提前调回北京进行教学工作，在上课方面必然有一些经验。跟我的同学们试讲后发现我的授课还存在很多问题，他们跟我说：“小朱啊，你这样讲可不行，语言不能重复，不能磕磕绊绊。你一开口就知道你很紧张，看起来也有些呆板，这样学生很难接受。你讲课就要像我们聊天一样，肢体表情要自然，语调要有抑扬顿挫，要跟学生有互动，还得再练练。”除此之外，他们又在授课的具体内容方面给了我很多指导意见。
为了讲好课，我每天不断练习。那时我家住在地坛公园附近，于是我每天就去公园对着树讲，我把树当成学生，带着表情，深情并茂地一遍一遍练习。
终于到了试讲的这一天，教室里坐着院长、书记和各科的老师。上课铃一响，我走上讲台，按照准备好的内容开始上课，板书的内容、语言的速度都按准备的进行，一切都比较顺利，下课铃刚一响起，我也恰好讲完最后一句话。
当时院长很惊讶，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所有试讲老师中，再没有其他老师在响铃的最后一刹那刚好讲完所有内容。院长和老师对我的授课内容也很认可，所以我一次就通过了试讲。我心想，谁知道我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在地坛公园练习的时候，我都是掐着表，一分一秒地计算，每句话多少时间，讲每一部分内容需要多少时间，都讲完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时间不够，应该删掉哪一部分，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可讲可不讲，主次内容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出现特殊情况，怎样合理删减，从容应对。
试讲结束了，但是我的教学生涯才刚刚开始。为了准备新学期的课程，我广泛查阅参考书。方剂学本身就是一门很枯燥的课程，每节课都是围绕药物组成、功效、主治这几部分展开，而且每部分内容相对固定，要想把这门课上好并不是容易的事。于是我结合不同的资料，不同的参考书，以及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把理论知识与典型案例相结合，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这些知识。
我把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带到课堂上，一方面丰富了我的授课内容，升华和补充了理论知识；另一方面理论又能更好地指导实践，真正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彼此互相促进。对于这样的方剂课，学生爱听，老师讲起来也更有自信，它不仅能带给学生真实感，还能使枯燥的课更生动，更有意义。
平时我和李老师除了在授课方法、所授知识上有所交流以外，还会经常对一些疑难杂症进行激烈讨论。当我们遇到一些病症不知道从何下手时，我们经常查阅杂志及相关资料。我们家有两个大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中医书籍，茶余饭后，我们时常一起交流，彼此畅谈心得体会。
当然，我们也有因看病的观点不一致而发生分歧的时候。中医就是这样，它讲究辨证治疗，因为辨证的结果不一致，而后采用的治法方药也不尽相同。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什么意见也只能互相保留，从实践中进行验证。所以要是有亲戚朋友介绍患者到家里找我们看病，我们一定会说你想找谁都可以，但只能找我们俩其中一个，我们不可以合着给你看病，因为我们的观点可能不一样，入手不一样，用药也不一样。
我在治疗皮肤病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在治疗痤疮时，通常情况下，医生会给患者用一些清热解毒、清热凉血的药。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在痤疮用药时加一些辛温发散的药会起到更好的效果。我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一味清热解毒，用凉性的药物，就很容易使毒热淤积在里面，热不散，硬疙瘩就不会化，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加一些发散的药，硬疙瘩就更容易消散。
我的这种用药方法是借鉴了银翘散治疗外感病的原理。银翘散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一个方子，中医讲究寒证热治，热证寒治，方中在寒凉的药物中加了两味温性的药。治热病，当用凉药，这里为什么要加热药呢？这就是说用药时不要凉遏太重，一味地清热了以后，这热反而淤积到里面不散。我把这个方子的原理，运用到治疗痤疮上。痤疮一般是体内有热毒，如果一味用凉药清热解毒，反而把热淤在里面，痘痘便不会消散，所以加了两味辛散性温的药——荆芥和防风，这样使用起来痘痘就会很快消散。有了这个体会后，我建议李老师在遇到类似的病症时，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用药，用了以后他也觉得效果不错。
平日里像这样的交流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医生和教师不同角色的转换，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回想彼此几十年的相知相伴，我很欣慰，也很满足。中医知识已经渐渐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热爱这份事业，也愿意携手把祖国的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第六节 教书育人，桃李满园
无论离家多远，对故乡的眷恋始终根植于人们的心底，时间的悠长，路途的遥远也无法使这份眷恋之情淡去。对北京的亲人和那块故土的思念，从未减轻。在内蒙古的那些日子里，有过苦涩，有过欣喜，但踏上归家之路的这一刻我们依然无法掩盖住内心的喜悦。期盼、亲切、温暖、熟悉，各种情愫仿佛一瞬间涌上心头……
北京这座城市将重新成为我们人生的新起点。同时我们心里也清楚，中医将伴随我们的一生。我们将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一项事业、一种责任来发扬光大，惠及更多的人。1980年，我们夫妻二人调到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任教师，这一干就是近30年，这30年间我们用小小的粉笔书写着我们对中医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调回北京后，虽然我们从事的还是中医事业，但角色的转变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我教授温病学这门课，朱老师教授方剂学。从医院踏入学校，从医生变为教师，两扇门的距离对我们来说是那么近，但又那么远。我们开始查找资料、写教案、备课、试讲，所有的工作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对于没有教学经验的我们，起初也是带着内心的忐忑和紧张踏上讲台，而经历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考、琢磨、修改、练习之后，内心逐渐有了一份自信与从容。
课本中的理论对学生来说总是显得有些晦涩难懂，如何把枯燥死板的内容讲得清晰透彻，而又富有趣味，这不仅要求教师的基础知识要扎实，同时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
一节课的缺席，对学生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作为教师，没有理由放过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知识点。教师作为知识的领路人，一言一行学生都看在眼里，因此我们更应该对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这也是对学生负责。
每一节课我都精心准备，理论知识的讲解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于是我查阅各种资料，尽可能丰富知识来源。要想把知识讲深讲透，我先要把每个知识点弄明白，这样讲起来才能游刃有余，做到深入浅出。短短40分钟的一节课，有时我要花好几天来准备，这也让我明白了，要想给学生一碗水，必须先有一桶水的道理。理论的讲解总是有些枯燥，只有穿插真实的案例，课堂才会显得饱满。好在我们有十几年的临床经历，而把这些切实的体会作为教学案例是再好不过的选择。我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仔细回忆、整理、描述，尽量给学生呈现出最真实的画面，学生喜欢听，课堂内容也变得更鲜活，更具真实感。那时，我除了要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以外，还要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当时我作为我们年级的教研室主任，要定期组织老师进行教学研究，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学科上难以讲解的知识点进行讨论、深入研究，定期进行教学评估，教研学习，改善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进而从整体上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时间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我也由教研室主任成长为教务处处长，后来又兼任校长助理，一身多职的教学生涯忙碌而又充实。我常对学生说，在加强医术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了“医德”。“德为医之本”，要以仁爱之心治病救人，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要丢了自己的根本。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步入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欣慰和满足。
就这样，我们进进出出穿梭于校园与家的路途中，后来由于我在学校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就逐渐减少了相应的教学任务。而朱老师这些年间一直在讲台上默默地耕耘着，在教学方面应该体会得更深。让朱老师说说这30年间的体会吧。（以下内容为朱桂茹老师所著）
在这30年的教学过程中，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而知识的储量是衡量教师基本功的重要一环。刚步入教学的那段时期正处于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水平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也十分缓慢。那时我们获得参考资料的主要途径就是看书，图书馆、书店是我们经常去的场所，能够买到一本实用、有价值的参考书，真像如获至宝一般。很多时候，想找的图书买不到，彼此借阅书籍就成了我们获取参考资料的方式之一。
在我印象里，无意中借到一本黑龙江医学院出版的参考书，书的内容很好，去了很多书店都买不到，于是我下决心手抄原书。书是16开的，共有上下两本，合起来也有十几万字吧，我利用课余时间，从头到尾，一字一行地抄写，最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两本书抄完。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这本书的手抄本。
岁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寒来暑往，日子过得平淡而有规律，我们也渐渐适应了自己的角色，尽心尽力去播撒祖国中医学的种子，培养着一批又一批有意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学生，而他们也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北京的冬天不常下雪，然而那个早晨，整座北京城都笼罩在无边的大雪之中，一夜积了很厚的雪，雪花还在肆无忌惮地飞舞，眼看着并没有停的意思。我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出家门，由于积雪太厚，自行车异常难骑，蹬不动，走不快，再加上迎面打在脸上的雪花，严重影响了我的骑车速度。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走，眼看就快到上课时间了，我可不能迟到。心里越是着急，越觉得这段路异常难走，心想着，照这样下去，上课肯定得迟到，我匆忙停下车，把车子扔在一边，开始四处寻找出租车。下雪天打车并不那么容易，幸好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一辆面包车朝我开过来，我匆忙上了车。“去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去那儿的路太难走，你换个车吧！”“我是那儿的老师，学生们正等着我上课呢，我要是再耽误，上课肯定得迟到，现在又不好打车，我不能让几十个学生白白等我。”
司机看我没有下车的意思，又得知这一情况，也就只好答应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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