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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8 00: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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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尚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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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党政治

日本政党政治试读:

前言

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党的出现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时代政治舞台的主角是君主,那么当今世界各国政治舞台的主角就是政党。从时间上看,从现代意义的政党在英国议会中出现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是在各种各样政党直接或间接指导下展开的。政党的确立和发展,似乎成了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空间上看,随着现代化和民主化潮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成为世界上比较普遍的政治形式。于是,政党研究也就成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虽然在现代政治中,政党不是作为制度的直接组成部分而存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但是,现实中,任何一种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政党。正因为这一点,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往往成为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政党这种“形”在制度外、“体”在制度中的独特的政治角色定位,使其在制度的操作和自身的政治活动中,不仅能通过权力和制度,而且还能通过思想意识和各种社会单位,组织和指导社会发展。政党的这种功能,是其他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所没有的。政党政治正是以具有这种特殊功能的政党为主体形成的,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通常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

政党政治起源于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它与资本主义议会政治、选举政治相呼应,共同支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政党是阶级组织,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根本利益,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其主要目标。这就决定了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党政治形式尽管有多种,如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等,但其本质是共同的,都是资产阶级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1)因此,从根本上讲,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基本政治形式。

作为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基本政治形式,政党政治必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起作用,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抽象到现代化发展的层面,那这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类型可以分成原发性的现代化发展,如英国、美国等;和后发性的现代化发展,如本书要分析的日本现代化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发展中,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基础有很大差异,所以,政党政治作用于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形式和效果都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因为政党政治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所以,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政治发展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就有其现实的意义和理论的价值。这种研究不仅能从政治的角度比较好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而且能更为全面、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形式和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

在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本书选择日本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日本是后发性现代化发展取得成功的典型代表,从其成功的现代化发展反观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关系,有研究上的典型性和一定的理论总结价值。第二,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发展经历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向失败,而后一个时期的现代化发展走向成功,而在两个历史时期中,日本的政党都对日本现代化发展起了作用,因此,在日本,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关系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同时,由于日本是一个东方社会,所以,这种历史特殊性还包含有一定的文化意义。第三,日本政党政治在战后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资本主义国家罕见的“一党独大”形式出现,这种独特性也赋予了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本书选择日本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也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本书将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来把握和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关系。

日本近代政党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日本政党没有直接启动日本的现代化,但在日本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它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明治维新后,主要从自由民权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政党是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确立的直接推动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军占领统治下重新复活的日本政党,比较成功地领导了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并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暂且不论日本政党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具体作用有多大,属不属于决定性的,仅就作用本身而言,这是不能不看到的。事实上,只有看到这种作用,并加以分析和研究,才能全面认识日本现代化的历史、特性、经验和教训;至于日本政党政治,也只有将其和日本的现代化过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到比较深刻的说明。

众所周知,日本的现代化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面临双重危机:一是幕府封建制危机;二是西方列强强行渗透的危机。前者属封建国家的危机,后者属民族的危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面对危机,日本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维持封建制,其结果必然是民族危机加剧;二是力求民族自强、独立,为此必须废除幕府封建制。日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所以,明治维新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富国强兵”,其手段就是“学习西方”,走“脱亚入欧”的路线。在这样历史和现实的规定性以及社会的自觉反应和选择下,明治维新以社会改造为自身的出发点。基于这样出发点所进行的社会变革范围,自然要比单纯以政治变革为出发点所进行的社会变革范围大;而且,它在实际的发展中为政治变革和发展所提供的基础和条件,也必然要超出执政者的主观欲求。明治政府反对的政党政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分析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时认为,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发展带来了两大历史性的转变:一是独立的现代国家建立;二是日本社会体制从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2)的解放。这两个历史性转变及其所形成的发展趋势,使政党政治在日本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作用下,反对政党政治的日本帝国宪法最终也无法阻止政党内阁的出现;同样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作用下,作为日本帝国宪法起草者、明治维新元老的伊藤博文,最终也不得不以亲身实践政党政治为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历史的发展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一向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明治维新并不像西方社会建立现代国家所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而是由封建制内部的武士阶级发动的。因而,虽然明治维新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但还是有其比较强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影响了日本整个现代化过程。日本政治中的保守主义的源头也在于此。历史常常是无情的。发动并推进这场维新变革运动的是武士阶级,但在这场维新运动中,武士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却是最大的失利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而且失去了原有的经济保障。所以,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急剧分化,其中失利者从对由倒幕运动的得利者为主体形成的明治维新政府的不满,发展到明确反对明治政府的官僚独裁。在反对明治政府及其官僚中,失利的武士在民主主义的旗号下,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这场运动很快与当时正在全国蔓延的农民运动结合,从而形成全国范围的运动。日本近代政党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酝酿和产生的。

自由民权运动是以在日本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为其基本纲领的,因而,运动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积极的后果:一是在近代日本开辟了以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产生了作为这种政治发展领导力量和推进力量的近代政党;二是推进了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建立。但这场运动却也有其明显的消极面,即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这场运动虽为自由民权运动,但运动的主体,除了旧的封建武士之外,就是农村的地主、豪农和农民。所以,井上清指出:“自由(3)民权运动是一种包含农民革命成分在内的运动”。美国历史学家E.H.罗曼也指出:“英国的自由主义是城市运动,可必须注意,日本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和保守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相对立的都市商人运(4)动,它是以地方农村为其基础的”。另一方面,就运动所高举的自由民权的旗号而言,自由民权运动虽强调民主、自由和人权,但运动本身并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意识。“自由民权运动的初期,打出的是‘士族民权’和‘上流民权’之类的旗号,具有浓厚的士族意识”。(5)因而,整个运动没有反对天皇制度,也没有对作为天皇国家基础的(6)国家主义作有力的批判,反而默认了它们。自由民权运动的消极面直接遗传给了作为该运动产儿的日本近代政党,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化过程,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战前阶段,二是战后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现代化的努力都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但在战前阶段,日本的现代化努力因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而最终以失败告终。导致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很多,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脆弱和保守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脆弱和保守,一方面与日本政党本身天生的保守性和妥协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与政治的客观环境有关。明治维新中建立的明治政府是由以倒幕有功的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四大藩阀势力为中心组成的。出于国家建设和天皇地位巩固的需要,明治政府在建立现代国家体制时,首先建立了官僚统治体系,其中,四分之三的高级官僚由来自上述这些藩阀的人担任。因此,明治政府的统治很快就成为了官僚专制统治。这种统治的性质决定了明治政府在随后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否定自由民权派所倡导的以代议民主为中心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选择了君主至上、国家至上的普鲁士式的君主立宪制,从而限制了现代政党政治发展必要的政治空间。因此,尽管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使政党政治的出现和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实际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发展,却使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因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而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日本政党政治本身“与生俱来”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决定了日本政党政治保守的特性。从战前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战前政党政治的脆弱和保守,主要体现为政党政治无法有效地抵制和消除从封建社会延续或演变过来的各种保守或反动的势力,反而时时向这些势力妥协,甚至依从这些势力,其中以对官僚势力的依赖和对军部势力的妥协最为明显。这种脆弱和保守,在战前直接导致了两个历史后果:一是政党政治本身的彻底破产;二是在主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从而最终使战前日本的现代化努力失败。这个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现在的日本政党政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当时美军的占领统治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为政党政治在战后日本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尽管战前、战后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7)这两个时代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强的历史连续性。仅就政党政治而言,作为战后政党政治主体的自由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是以战前已有的政党组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不论在政党的人员、组织形式还是政策方针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战前的延续和发展;而且政党政治本身(8)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方式也是战前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对战后的日本政党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战后的政党政治发展总带有战前的痕迹,诸如战后政党政治中的保守主义、“保革”对立、派阀政治和金权政治等,都与战前的政党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战后日本政党政治虽处民主政治发展时代,但依然保留了许多日本传统政治的色彩。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是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日本在战争中的失败,一方面意味着在日本,限制政党政治发展的传统阻力,如军部势力和旧的帝国体制彻底破产;另一方面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发展时代的出现。因此,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不仅没有旧势力的阻碍,而且获得了新的制度保障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是作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力量之一发展的。这是战前、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同之处。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战后日本政党直接成为日本政治舞台的核心,直接承担起领导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重任。以自民党“一党独大”为基本标志的“五五体制”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基本格局的形成,而且标志着战后政党直接领导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体制的形成。战前脆弱和保守的政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战前日本现代化最终的失败;而战后具有较强统治力和领导力的“五五体制”,即“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战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五五体制”的出现,确立了政党,尤其是自民党在日本社会中的领导权威。迅速确立新的政治权威,对于战后日本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方面弥补了天皇时代结束后日本社会的“权威真空”,从而能够通过国民精神的重建和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战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有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从而保证战后日本现代化合理的发展和有效的实现。从战后至90年代,政党作为日本社会重要的权威力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战火留下的一片废墟上,建成了一个富裕、繁荣的现代化社会。在这奇迹的背后,政党,尤其是自民党的有效领导起了关键作用。“五五体制”以及自民党的统治并不完美,用民主的原则和政治道德来衡量,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其中的消极面、腐败面、甚至反动面,但如果我们从日本整个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全景来看,那就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或否定日本政党在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五体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功,提醒我们在考察日本政党政治与日本现代化发展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的同时,还必须从这个体制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出发,分析现代日本政党政治是如何通过各种体制有效地作用于日本社会,并引导、组织和推动日本社会走上现代化的。因而,本书在从历史角度考察日本政党政治与现代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同时,还将在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层面上,对日本政党政治作用于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作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从而对这问题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

进入90年代,随着自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丧失,“五五体制”也随之崩溃,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80年代开始,日本就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把建设“政治大国”作为新的发展目标。经济大国是实现政治大国的基础,但政治大国具体实现过程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的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政治的发展就是如何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政治的现代化。于是,战后政党政治中许多从战前沿袭下来的旧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格局,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社会发展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政党政治转型的动因和基础。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预示:在日本未来的发展中,政党政治本身的转型和发展对日本政治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将是其对未来日本社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主要形式。如果这种转型和发展能使日本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形成有活力的政党政治,那么未来的日本社会发展就能在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政治指导下展开。

从日本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可以看出,日本的现代化使政党政治在日本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并不断推进其发展;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政党政治在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对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领导和推动作用。显然,日本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为此,本书将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日本政党政治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作历史的考察和结构与功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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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2)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18页。

(3)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31页。

(4) E.H.罗曼:《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日文版,岩波书店,1993年,第267页。

(5) 依田喜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序说》,日文版,龙溪书舍,1986年,第117页。

(6)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24页。

(7) 参见大江志乃夫:《战后改革》,《日本的历史》(31),日文版,小学馆,1976年。

(8) 雨宫昭一:《战后体制的形成》,见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编:《战后体制的形成》,日文版,大月书店,1988年,第27页。

第一部分 历史·社会

第一章国家转型与政党发展一、明治维新与国家转型

在世界历史上,像明治维新这样深刻改变一个社会历史的变革并不多见,因而,不论在日本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明治维新都是重要的一幕。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把明治维新所开启的近代日本历史,比喻为“东方的彗星”,说它“像彗星一般地跃登历史舞台”,(1)“又像彗星一般地消失了”。

明治维新的影响,源于它对日本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变革涉及到政治、法制、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使日本社会和历史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社会发展上,使日本社会迅速(2)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化;在政治发展上,使日本废弃了作为近世封建制(后期封建制)社会上层建筑的幕藩制国家,并创造出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并取而代

(3)之,从而使日本的国家形态发生历史性的转型。

明治维新虽然在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影响深远,然而,对这场维新的性质,一向有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改革说;有封建政权内部的变法维新说;有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尽管众说不一,但有两点却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一是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刚刚萌芽,因而,事实上,明治维新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而是由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有识之士和下级武士发动的;二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很快获得独立地位,并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按一般的说法,明治维新是从1868年开始的,然而,不到30年,“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并吞台(4)湾之后,被欧洲国家承认为现代国家”。这两个历史事实给明治维新的性质分析带来了复杂与困难。从后果来看,它确实导致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从维新本身来看,它不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不具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这样复杂的历史变革,自然不宜用一种模式或理论来套它,作单一的判断,而应回到历史的本身来看这样的历史变革。因此,我认为,对明治维新的总体认识,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

首先,明治维新是日本社会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和挑战所作出的积极反应。明治维新的最基本动因之一,是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列强的压力。由于幕藩封建制的历史落后性,这种压力很快在使幕藩封建制陷入危机的同时,也使日本社会陷入民族危机。这两大危机的同时存在,构成了明治维新的基本历史背景。面对这两大危机,日本必须作出选择:要制止民族危机,就必须有全民族的动员,以抵御外敌,而这就要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直至废除幕藩封建制;相反,如果守住幕藩封建制,那么民族危机就无法摆脱。在多重危机的刺激下,日本选择了前者,把解决民族危机放在首位,从而使废除幕藩封建制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因此,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明治维新是世界资本主义压力下,日本封建社会内部所作出的积极反应,是日本社会对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所作出的积极反应。这就意味着明治维新不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是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日本社会对以现代化为主导的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积极反应的结果。

从哲学意义上讲,既然是一种主体的反应,那么在肯定这种主体反应的客观规定性的同时,还应看到主体在这种反应中的主观选择。具体而言,日本社会进行维新变革,走现代化发展道路,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历史潮流客观作用的结果;然而,变革所要确立的体制和现代化发展的具体道路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社会主体,主要是当时维新变革倡导者和组织者对西方社会体制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结果。任何一种主观选择,除与被选择对象有关外,还与选择主体本身的性质和主观动机有关。就选择的主体而言,当时日本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刚刚萌芽,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的社会;维新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还不是新的阶级或新的生产力代表。这样的选择主体,决定了在变革维新的具体选择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强的保守性。这正是为何日本在维新变革中选择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保守性直接感染了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化发展。

其次,明治维新以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为基本取向。明治维新是在日本社会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下所作出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虽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主要的是日本社会急于摆脱在西方列强压力下出现的民族危机和文明危机的要求。因此,明治维新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把日本发展成具有与西方列强同等势力和地位的强国。在这核心目标下,维新变革把旧的封建制度作为实现日本“富国强兵”的阻碍因素而予以废除,从而在客观上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所以,从总体上讲,明治维新是以建设现代化强国为其基本取向的,发展资本主义是这种发展取向的必然要求。基于这样的发展取向,明治维新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脱亚入欧”的西化战略。对此,曾在明治维新时代任政府外相的井上馨说得十分明确:“只有实行西欧化,才能使我国欧洲国家化,使我国人民欧洲人民化,在东方建立起欧洲式国家。只有如此,我国才能开始取得在外交条约上同西方国家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国独立、富裕起来。”(5)

最后,明治维新是以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为基础的。明治维新是对近代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反应和顺应,但并不是脱离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反应与顺应,相反,它是以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为基础的。对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家吉田茂曾告诫人们:不能只注意明治维新本身,那样就无法理解明治时代日本现代化的秘密。他认为,德川幕府时代还是为日本近代国家基础的形成提供了一定历史遗产,如统一国家、儒教伦理和能承担近代国家组织与管理的武士阶级等,而这些遗产是日本现代化成(6)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明治维新虽然不是日本本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没有因此而独立于日本的历史而存在;相反,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日本自身的历史而展开的,如尊王攘夷运动、大政奉还改革和王政复古都是基于日本的历史而进行的。而且,几乎贯穿明治维新后日本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和魂洋才”的现代化思想和主张,也是基于日本的历史而形成的。所以,明治维新在表现出很强的历史革命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历史继承性。这种历史继承性为日本现代化在比较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展开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使日本的传统渗透进现代化的发展,从而给现代化发展带来一些具体困难。日本派阀的传统就给日本政党政治向现代化迈进带来了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从总体上讲,是日本社会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开明有识之士和下级武士,基于当时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发展所作出的积极反应的变革。这种完全以西方社会和国家制度为取向,旨在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社会变革,在客观上使日本社会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走向现代化。但是,由于这场维新变革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而且,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虽属封建集团内部的开明有识之士,但毕竟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不是新的阶级力量,所以,这场维新变革在表现出“革命性”的同时,还表现出保守性和不彻底性。维新变革中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是日本战前现代化发展出现重重矛盾和曲折,并最终因走向军国主义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建设现代化强国为基本取向的明治维新,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因而,随着明治维新在“内废封建,外学西方”的变革与发展中展开,日本国家也就迅速发生转型:从半殖民地国家转向近代民族独立国家;从幕藩封建制国家转向近代天皇制国家。在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看来,日本国家发生转型正是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所在。他认为,从现在反观明治维新,其意义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明治维新为出发点,日本获得了从欧洲列强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并成为亚洲最初的独立国家的决定性转机;二是明治维新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改良,即便如此,也是对封建榨取作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却是新的社会体制在那个历史阶段只能建(7)立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出发点。从明治维新所开启的近代日本历史发展来看,从半殖民地国家向民族独立国家转化,为日本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基于体制变革所实现的从幕藩封建制国家向近代天皇制国家转化,则为日本政党政治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

日本以明治维新实现国家转型是通过一系列的变革和社会发展实现的。这种转型,从形态上看,使日本国家从半殖民化形态转向独立形态;从幕藩封建统治形态转向天皇集权统治形态。由于这两方面形态的变化,是基于明治维新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和明治维新中深刻变革的推动而形成的,所以这种转型所反映的是日本国家整体性质的转化。具体体现在:

第一,在国家的历史地位上,日本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向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转化。近代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而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则是以近代民族的出现和统一的中央政府确立为基础的。在日本,这两方面都是在明治维新中完成的。在传统的封建统治下,由于封建割据,日本民众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即分属于不同的藩;在藩与藩之间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所以,只有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割据统治被彻底打破,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形成,日本民族才真正形成。对这一点,井上清说得很明确:“我们日本民族,和以它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即日本‘国民’,也是在打破封建的过程(8)中才形成的。”

封建割据的打破,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形成过程中实现的。就日本的历史发展而言,明治维新前的幕藩封建国家,虽然已具有中央集权的特性,但实际上,幕藩封建国家并非近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原因有二:一是幕府虽集有大权,但它权力的权威必须借助天皇才能得到,这也就是说,在整个国家主权构成中,幕府虽掌有实际的权力,但没有真正的权威,权威属于天皇,天皇是日本国家的象征。这样,权力和权威实际上是分离的,从而不能形成统一国家主权。二是幕府虽集有大权,但对幕府来说,各藩还是有自主性,具有自治(9)能力,因而,幕府的集权并没有完全消除封建割据。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统治后形成的。

明治维新运动大致可分夺权和改革两个阶段。夺权阶段主要是推翻幕府统治,夺取中央政权。在倒幕夺权的运动中,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明确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主张“王政复古”,即将一切权力归还到以天皇为首的朝廷。由倒幕派协定的《萨土盟约》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议定天下大政之权在于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则一切万机,均出自京师议事堂。”所以,推翻幕府统治的过程,同时也是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倒幕运动成功后,维新变革进入了改革阶段。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废除封建制。首先是“版籍奉还”,废除领主封建制。1869年6月,新政府使用谋略,以和平奉还的形式,使各藩交出土地和人民,并归顺中央统一领导。其次,在“版籍奉还”的基础上,在1871年7月,实行“废藩置县”的重大改革,从而彻底废除藩制,全面夺取地方政权。通过设置县制,任命知事,将全国的统治权彻底归属中央政府,从而真正确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

第二,在国体上,日本从封建统治国家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转化。尽管明治维新不是由成熟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但是由于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在总体上是倾向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因而,明治维新的具体改革措施在沉重打击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和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迅速迈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方面的具体措施有:1.改革封建身份制。从1869年废“大名”、“公卿”旧称起,到1873年发布《征兵令》止,明治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剥夺了武士阶级的特权,同时“非人”、“秽兵”等贱民也获得了平民的称号,从而在形式上实现了“四民平等”。2.废止封建俸禄。武士阶级的俸禄几经改革之后,最后于1876年8月改为公债,一次处理完毕。这就迫使武士阶级中的一部分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资本家、寄生地主、剪息票者等),而其余的大部分则沦为被剥削阶级。这样,武士阶级在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被最后消灭的同时,新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也开始迅速发展壮大。3.开设议会,容纳上至公卿下至陪臣庶民的社会各主要阶层参与政府。这就使得国家权力由少数人垄断向由社会主要阶级掌握的方向发展。在这过程中,明治维新之初为适应现代国家组织和管理的需要而进行的现代官僚体制建设工作,也起了不少促进作用。因为,在确立现代官僚体制的过程中,官僚的选拔和人才的录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垄断体制,向社会开放,从而使社会的有识、有才之士上升为国家的管理者。国体的转变,除靠这些旨在废除封建阶级统治,确立新的统治力量的体制改革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这方面,明治维新所作出的努力也是十分积极和有效的。

第三,在国家政体上,日本从封建专制统治向君主立宪制转化。明治维新一开始就重视政体的变革和转化,虽然维新的领导者在“倒幕运动”中提出的是“尊王”的口号和“王政复古”的主张,但他们要建立的并不是封建的家长制专制统治,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这对日本的政治发展来说,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从主张维新变革的改革者开始设计改革方案起,每一阶段的方案设计都对在日本设立议院予以积极的肯定。从坂本龙马提出的著名的“船中八策”,到《萨土盟约》,再到明治维新中宣布的《五条誓文》,每一次改革方案和改革宣言,都正式肯定了在日本设立议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经过各方的努力和一定时间的准备,到1889年,帝国宪法颁布,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设立。由此,日本正式确定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政体的变化为日本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战前的日本政党政治正是在这种政体形式下形成和发展的。

第四,在国家的社会基础上,日本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明治维新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取得丰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社会变革的全面性有关。美国学者在全面比较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俄国大改革(1860年)后认为,明(10)治维新的改革不仅面面俱到,而且富有革新精神。这种面面俱到的改革主要体现为改革不仅限于变革旧体制,而且注重在变革基础上对新社会、新体系的全面培育。前面提到的封建身份等级制的废除,不仅具有体制变革的意义,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社会解放意义。因为,身份制的废除和“四民平等”的实现,使广大民众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成为新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主体。马克思早就指出,具有独立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明治维新为这种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此外,明治维新在经济体制改造、产业发展和近代国民培育上,也为近代社会的育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具体有这几方面:1.改革土地制度。1873年正式着手进行地税改革,在法律上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了新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同时,改革封建贡赋为货币地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耕种或脱离土地。这样,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制度就在日本确立。2.殖产兴业。在清算封建制度的同时,明治政府积极地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官营示范或提供贷款,引导私人兴办工业。为了尽快地建立起近代工业社会,明治政府把大批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资本家,还通过免征税的政策,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殖产兴业的措施使日本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3.改革教育。为培育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国民、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明治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教育。吉田茂认为,重视教育是日本现代化的一大特征。4.文明开化。在“脱亚入欧”的战略下,日本积极吸收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以及科技和艺术等知识,从而推动日本社会的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近代。日本近代社会的育成和发展,不仅为日本近代国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为近代国家全面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

基于上述四方面的变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踏步地向近代国家迈进。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这个过程是十分迅速的,正如列宁所说,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已同美国一样,显示出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11)(12)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日本国家的转型,使得作为近代国家政治生活核心要素的政党政治在日本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实现的国家转型并不十分彻底,还保留了不少旧的因素,如帝国色彩、天皇统治等。这种不彻底性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化发展和政党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今天日本政党政治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都还能够在这种影响中找到根源。二、日本近代政党的产生

吉田茂在评价日本民族性时指出,自古以来,如果说得好些,日本人对其他民族和文明表示出一种宽容;可说得不好些,那就是一向(13)醉心于外国文明的仿效。基于这种民族特性,日本在1854年放弃“锁国”政策、实行“开国”后不久,迅速提高了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感。当时,各藩为了自强,纷纷派人去欧洲学习和考察。随着对西方文明认同感的提高,日本人就逐渐不再以中国为师,转向以欧美为师。在这过程中,日本不仅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了一些后来承担起指导维新变革和现代化发展重任的新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吸收了大量西方思想和文化,从而在社会中形成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基础。

在以欧美为师,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面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危机,日本迅速认识到制度的变革是走出危机、实现富强的关键所在。因而,尽管在这个时期,日本的资产阶级还极为薄弱,但社会上层的开明之士就已形成移植西方制度的想法和信念。作为维新领导者之一的大隈重信,于1861年在长崎求教于美籍传教士,并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财政等制度。他在回忆那时研究荷兰宪法和美国独立宣言对他的影响时说:“觉得彼之文物制度颇优于我处,隐怀(14)移植之志望。”在这种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维新变革运动除破除幕藩封建制外,就是全面引进西方制度。维新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大久保利通在1876年谈及维新的指导方针时说:“其目的,其模范,尽(15)在拟海外开明之治。”正因为有这种倾心学西方的心志,所以,在明治维新中,日本就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用一套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了旧的社会制度。当时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内容很全面”的《五条誓文》,不仅是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6)还是日本社会改革的依据之一。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后所要建立的制度是那个时代比较先进的。

19世纪的欧美社会已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阶段,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也已从最初的理论设计、论证,走向具体的实践和完善阶段。这就决定了日本想引进的这套制度,尽管主观上有所选择,但客观上必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就是说日本要引进并确立的这套制度,可以在制度的形式上有主观选择,但在制度的有机构造上,是无法简单取舍的。因而,当日本准备引进西方的代议制时,近代政党政治的种子也就在日本埋下了。因为,政党是现代代议制度的实际推动者。所以,随着明治维新运动的展开,政党在日本的出现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出现的自由民权运动为这种历史的必然转化为现实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日本近代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以西方民主思想和理论为基础,旨在争取实现民主权利和一定政治要求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出现,是明治维新大规模的革命性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急切的现代化努力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动员共同催化和作用的结果。日本学者远山茂树在考察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新闻、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后得出结论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自由民权运动是政府主导的文明开化政策的产(17)物。”当然,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就会发现自由民权运动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从明治维新的具体历史过程来看,自由民权运动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士族反叛,二是农民暴动。它们都发生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

倒幕夺权是明治维新得以进行的首要前提。倒幕夺权的主力是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当时,并不是各藩武士都主张倒幕,其中以萨摩藩、长洲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的武士最为积极和坚决,并在讨幕中冲锋陷阵。因而,倒幕运动胜利后,这些有功的“强藩”及其武士中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明治政府的主体,掌握权力,从而在明治政府中形成藩阀统治。然而,其他藩的武士和倒幕运动中的一般下级武士并没有在倒幕运动的胜利中赢得什么政治权力和政治特权。因而,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以藩阀势力为核心的政治统治,就遇到那些在倒幕运动中属非主流派的武士的攻击和反对。明治政府的一系列变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使这种攻击和反对进一步激化。明治维新的旗号有明显的反封建色彩,因而,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封建体制。改革最直接的失利者是明治维新后被编入“士族”的中、下层武士,尤其是其中的下级武士。奉还版籍,实际上夺去了士族赖以存在的领地;四民平等,则使士族失去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国民征兵则使士族失去了“职业的所有权”;带刀禁止和旧式服装的禁止,则使士族失去了最后的象征。因而,这一系列的“革命性措施”,使士族所有的寄托在转眼之间化成了往日的回忆。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士族迅速分化,有的融进新的社会,依各自才能去担当不同的角色,也有相当部分武士变成一般的劳动者。利益的严重丧失,引起士族强烈不满。在这过程中,明治政府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加剧,出现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为代表的“非征韩派”的斗争。同情士族处境、代表士族利益的西乡隆盛想借征韩之机,把士族的反乱之心由国内移到国外,这样既能让士族有用武之地,又能有利于国家兴盛;另一方面则想通过对外征服,重(18)新抬高士族地位,以便最后确立士族独裁政权。斗争的结果是“征韩派”失败,作为当时士族精神领袖的西乡隆盛退出政治舞台。士族也就因此失去了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于是,士族与政府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各种反政府的运动和暴动不断发生。

但是,随着维新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士族反政府运动逐渐分化成进步派和反动派两大潮流。进步派在新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下,转向以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目标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于1874年成立了日本最初的政党——爱国公党,次年(1875年),日本各地组织的类似团体,如“立志社”、“自助社”等,派代表在大阪集会,组成了全国性组织——爱国社,并在全国展开宣传活(19)动。而反动派的反政府活动则最终发展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西南战争结束,士族的反动派被镇压下去后,自由民权运动就成了士族反政府运动的主体,它一方面反对明治官僚和明治政府的弊端,另一方面主张自由和民主权利。

明治维新所引发的社会震动,除士族反叛运动外,还有就是接连不断的各地农民暴动。明治维新后急速展开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领主制下解放出来;然而,对于原先完全是农业国的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必然又要以农民为对象。所以,刚刚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很快又在政府的新地税下,成为新政府、新官僚的剥夺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改革(20)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所以,地主也乘机进行土地兼并。在各种重压下,农民为了生存,必然要进行一系列反抗。因此,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后,各地的农民暴动就接连不断,而且与士族反叛遥相呼应。西南战争结束后,在士族的自由民权派的作用下,农民运动逐渐地融进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农民、部分地主、豪商成为运动的主体。(21)

明治维新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最终由上述分析的两股运动汇合而成。但在这过程中,最初举起自由民权旗号的士族起领导作用,决定着整个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和变化。自由民权运动形成过程清楚表明,最初以士族为中心的自由民权运动,具有很强的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22)运动的色彩。当时所争取的民权,主要是从士族利益出发而言的。1873年,“征韩派”退出权力中心,其中一些维新功臣,如板垣退助等,直接转向领导自由民权运动。此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开始积极进行政治结社、组织政党的运动,最初的政党就是在这背景下形成的;另一方面把争取民权的中心从士族自身逐渐转向士族之外的日常经济生活和国民生活,并视自身为社会民众的领(23)导力量而对政府和官僚起作用。西南战争结束后,自由民权运动又有新的飞跃,形成以士族为领导,以农民、商人、地主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国民运动,并明确提出了既反映士族政治理想的民主愿望,又反映当时日本国民,尤其是农民基本要求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基本(24)纲领,即开设国会、减轻地租和修改不平等条约。1880年,由二府二十二个县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和代表参加的爱国社第四次大会成立了“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并以此取代爱国社,从而把自由民权运动逐渐推向高潮。正是在这高潮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日本政党得以正式形成。

事实上,从“征韩派”退出权力中心,并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积极进行政治结社活动开始,自由民权运动就朝着越来越明确的两大政治目标展开:一是迫使政府兑现在明治维新前后许下的开设议会的允诺;二是在自由民权的旗号下组织政党。最初的政党——爱国公党成立时,不仅发表了明确表达自己政治纲领的《爱国公党本誓》,而且向全国国民提出了《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在当时还禁止民众结社的日本社会,这种公然结党无疑具有(25)重要的意义。它预示着自由民权运动将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的政治力量。1875年,自由民权运动的全国性组织——爱国社结成。爱国社实际上是在爱国公党的基础上成立的。面对不断扩大并日益成为全社会力量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态度由压制转向妥协,于是出现了由明治政府元老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与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板垣退助就政治改革举行会谈的著名的“大阪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两个成果:一是天皇颁布建立立宪政体的限令;二是开设作为立宪政体一个组成部分的地方官会议。明治政府的这一妥协,客观上承认了自由民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所具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这次妥协之后,明治政府并没有对自由民权运动表现出多大的宽容,相反,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自由民权运动进行更严厉的压制,并在建立立宪政体的名义下,进一步巩固集权和专制的政权。但是,政府的压制没有能够有效地制止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反而刺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面对政府对结社运动的压制,一时停止的爱国社重新活动,并在地方上积极促进政治结社运动。1880年,爱国社改名为“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并向天皇呈递了有八万七千人署名的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这次规模更为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一方面使天皇和明治政府终于把制定宪法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则使天皇颁布了开设国会的诏令。这两项斗争成果,使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面对即将出现的新的政治形势和新的国家制度,自由民权运动将运动的中心转向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组建上。在天皇颁布开设国会诏令的同一年,即1881年10月,以板垣退助为首的自由党以“国会开设期成同盟”为中心结成。自由党结成后,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为了能在即将开设的国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也纷纷组织政党。1882年,以大隈重信为首的立宪改进党成立;同年3月,政治倾向保守的立宪帝政党成立,党魁是福地源一郎。

从自由民权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从自由民权运动时代发展到政党时代,既包含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化发展本身的历史必然,同时也包含了特定的传统、时代和人文环境所决定的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前一种历史必然决定了日本政党的近代性;而后一种历史必然,则决定了日本近代政党所具有的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规定性,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目标上。

政党在日本的确立,是自由民权运动几经努力的结果。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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