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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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上)试读：
前言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影响和领导下，武昌首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是影响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重视其革命精神的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逢十年都要举行隆重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
武昌是首义之城，湖北是首义之地。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湖北省政协一直十分重视辛亥革命首义史料的抢救、征集、整理和出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组织健在的辛亥革命老人或口述、或撰写了亲历辛亥首义的回忆类史料，整理后结集为《辛亥首义回忆录》出版。该书共四辑，初版于一九五七年，重版于一九七九年，得到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好评，被评价为硚究辛亥革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新编辛亥首义回忆录》，收集、整理、汇编了五十余年来湖北省各级政协关于辛亥首义的“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的代表性作品，以飨读者。其中，从《辛亥首义回忆录》中精选了二十一篇，是为《新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上册；从湖北省各级政协历年编辑出版的文史书刊、辛亥革命百年论坛文集、其他新征集到的辛亥老人的后裔和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文章中精选了三十八篇，是为《新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下册。其目的是集中展示湖北省各级政协五十余年来抢救、征集、整理、出版辛亥首义文史资料的成果，为学界和读者提供了解辛亥首义、研究辛亥首义的重要参考。为尊重历史，按照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尊重口述者、撰写者个人意愿的工作原则，我们对入选文章尽量保留其原有的内容原貌和语言风格，做了一些文字校勘、内容注释、作者简介等工作。编 者二O一一年九月
辛亥武昌首义回忆
◎陈孝芬［按］陈孝芬又名彰发，字铁侯，湖北红安县人。以知识分子于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入第二十一混成协马队当兵。共进会及同盟会会员，孙中山曾授予其大都尉军衔。武昌首义，任长江水师统领。所述共进会、文学社合作情形及宋锡全撤退经过，均未经人道及，具有极大参考价值。（一）自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的读书分子只得另谋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我是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黄坡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二）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除建立新军外，更设立了一个陆军小学堂。清政府不准，经张之洞再三请求，始允改称陆军特别小学堂，以示区别。学堂分仁、信、智、勇、严五斋，每斋预定由新军中挑考士兵一千人，内又分普通班十班，附设海军、测绘、经理、军医各一班。仁、信两斋于一九一○、一九一一年（宣统二、三年）先后结业，智字斋虽已报考，终因清政府不准继续招生遂致停办。在校的士兵，称为学兵。当时都说陆军特别小学堂，是“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因为是学兵自十八岁有至三十岁的，所以有此形容。在仁、信两斋的二千学兵和在队伍中读过书的士兵们，日益互相亲近，大家对满、汉种族界限的认识日益明确，从思想上起了变化。（三）日知会失败后，新军中的读书分子对于清朝的腐败无能、百般压制人民，很为不满，因此成立了新的组织，象群治学社、振武社、自治团等等，进行活动。自治团是陆军特别小学堂的学兵组织的，发展到四十余人，以贺剑川（即贺公侠）为团长，借研究文学为名，每星期每人必须作文一篇，由团员共同评定甲、乙，阅卷之余，乘机商谈时事。后来有人向监督刘邦骥告密，说自治团有政治作用，于是贺剑川、熊幼臣走四川，黄申芗走江西以避之。团体虽然无形解散，而团结的力量和反清的思想是继续存在的。同盟会直接领导的共进会和由振武学社改组而成的文学社两个革命集团，都暗中发展组织，不遗余力。自治团的同学如高尚志、萧国宝、陈复元、曾尚武、方孝纯、杜武库、江炳灵、丁仁杰、黄申芗、谢超武、余秉燕等和我都加入了共进会；黄振中、黄维汉、唐牺支、单道康、孙长福（按：或作孙昌复）、黄孝霖等都加入了文学社。加入团体固然不同，而精神却是一致。他们分别加入共进会、文学社后，很快就和在军队里的革命同志如熊秉坤、金兆龙、阙龙、吴醒汉、蔡济民、王文锦、梁维亚、彭超衡、万钧等团结起来，大力发展革命组织。熊且任工程营总代表，以后首先发难，起了带头作用。加入文学社的，也和王宪章、廖湘芸、章裕昆、李六如、杨王鹏、胡玉珍、邱文彬等军队同志携手合作，扩大组织。从此两大洪流，成为武昌首义的原动力。（四）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蕲春查光佛以同盟会员身份，来省进行革命活动。那时他已经剃发投入第四十一标当兵，他与我同营的饶叔甫、叶开平是同乡，常来营中，渐渐和我谈及种族问题，后乃介绍我入同盟会，并请准孙中山先生给我和黄驾白（炮队第八标同志）以大都尉军衔，以我为马队总代表。我们开会的地点多在蕲春学社（即现在的武昌路新鼓楼洞东面半山上）和洪山宝塔最高层。我们的计划是要尽力把革命思想带到每个部队中去，从而把种族革命的力量统一在同盟会的领导下面。（五）一九○九、一九一○年（宣统元、二年），革命力量已经到了汹涌的高潮，军队骨干分子人数已达百分之二，共进会、文学社两大革命主流各在吸收会员和社员，以加厚革命势力。各个革命分子都以大无畏的精神，情愿牺牲自己眼前的利益，以谋群众长远的利益，不稍怀疑，不稍退缩。我在学堂第一次期考中，是考在前十名的，后来老是考在一百名以外；其他的同志，也有很多和我一样，这说明为了革命活动，已不注意个人的成绩了。与此同时，查光佛、詹大悲、何海鸣、凌大同等，在汉口办了一个《大江报》，就是同盟会的党报。我每晚必到报馆去一趟，编编报、做做短评。如遇学堂放假回营的时候，每晚由南湖到汉口，由汉口回南湖，来去路程更远，回到南湖常在夜深一、两点钟，也毫不以为苦，并且觉得很愉快。（六）由居觉生（正）、孙尧卿（武）领导的共进会和胡瑛、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都负起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重大责任，在力量尚未充实、时机尚未成熟时，自然分途进行，以免目标太大、人数太多，易被敌人发觉。若力量已经充实，仍然各树一帜，一到事机成熟，号令仍不能统一，力量也不能集中，则属有害无益。孙武总想和文学社合作，这种见解是对的，可是李春营、杨玉如、杨舒武（杨时杰字）等和蒋翊武商量合作时，未能得到圆满结果。我和蒋翊武、刘尧澂情感很好，乃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蒋翊武始终坚持殊途同归主张；后来再三和刘尧澂商讨，刘尧澂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理由，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并要我出席说明合作的意义。届时在长湖堤龚霞初家中开会，文学社到会干部七十余人，结果大多数主张和共进会合作，但须孙武到会见面。我又约孙到会。孙、蒋见面后，双方表示了合作到底、推倒清朝的宏愿。孙武去后，蒋翊武执我手曰：“铁侯！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我说：“只要大业可以成功，将来上当不上当哪能固定？我想是不会的。”此后，一支富于革命性和力量的庞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也就成为同盟会直接领导下的新生力量了。共进会是长江中部同盟会的支流，孙武对共进会作了很大的努力。孙武作事有毅力、有决心、有勇气，险阻艰难，在所不计，所以他在居正、刘公、杨时杰等帮助下，使共进会能够蓬勃发展，这是铁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后来军政大权落到官僚政客手里，遂为他们所左右，我想非其本愿。（七）我在一九一一年（辛亥）五月中旬完成共进会、文学社合作任务以后，由司书生考取了排长。马队第十一标第一营早已出防襄阳，我在原营留守，但因考了排长，势必亲到防地，始于农历六月初一日由襄河买舟去襄阳。此时河水正涨，整整舟行一个月，农历闰六月初一日才到襄阳的双沟防地。没有半个月，就接到省垣密信，要我农历八月十五日以前回省，恰好马队第八标第三营来接我们的防，我马上向管带王祥发请准头批动身，押运辎重先回武昌。下水船行得很快，不到五天，于农历八月二十日早到达汉阳。王宪章、黄振中、邱文斌三人在兵工厂江边巡视，一见面就说：“你回来得太好，汉阳已于昨晚由我们占领，武昌、汉口也都光复了。你不要回武昌去，就先任第二师师长（按：此时尚无师长之称）兼交通部部长职务，我们都来帮宋锡全的忙。”言毕，即拉我去见宋锡全。宋即叫我任长江水师统领，我怕人家笑我爱做大官、不爱做小官，只得答应。结果孙武以此为词，说我脱离了共进会。（八）长江水师没有随着陆军向新的方面前进，仍然是几十只古老破旧、行动困难的旧式舷船，真是有名无实。某日，宋锡全接武昌军务部电令说：据某某报告，瑞澂、张彪和第八镇辎重营管带肖安国，都在武当口楚有兵船上，水涸无煤，船不能动，赶快派兵去捉。着陈孝芬速带全部炮船前往，务把瑞澂、张彪、肖安国等拿获，另派步兵一连归其指挥。陈部到达江汉关时，即通知该连上船。并通知该连将原报告人交该连看守，听候引路。特令。我接到命令后，马上就用拖轮两只，把原有炮船分作两队，一队在前，一队在后，行至江汉关，军务部所派之连长赵洪清即带所部和报告人上船。不料船行至洋火厂江面，只见武当口楚有兵船大炮连发，三道桥冯国璋的队伍炮弹也如雨般地落在江面，我们自己两望的炮兵阵地，也在不断地还击。水师的炮船又笨重，进退异常困难，炮船被打沉二只，死兵士三十七人。我自坐的拖船，烟囱也被打坏，逆行至日本租界江面始得脱险。首义时革命军炮队之射击（九）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辛亥九月初六日），刘家庙失守，我军退回大智门，准备苦战。是日夜半，宋锡全令我把所有的炮船集中汉阳东门待命，我问何事，他答以到汉阳东门便知，我于是把全数炮船开到目的地。一到东门，只见岸上辎重堆积如山，队伍有由鹦鹉洲陆路上行的，有由火轮 驳船装载溯流而上的，情形极其纷乱。我问宋何故如此，宋答以据黑山炮兵电话，敌人已由黑山上面渡河，不得不退却。我说：“前方正在血战，这消息怕不确实；如果虚报，没有得到武昌方面许可，私自撤退，影响战局，责任重大。”宋云：“消息实在，你跟我回武昌吧。”船行至鹦鹉洲上面的荒五里，我问宋：“这里还不过江吗？”宋说：“沌口安全些。”到了沌口，宋对我说：“沌口过江，仍不安全，且到金口再讲。”十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金口，王宪章才告诉我，他们要到长沙去，我坚决不与同行，宋始给我官票二千串作为部队伙食。王宪章、邱文斌、黄振中，胡玉珍等异口同声地说：“铁侯！你舍得吗？”我说：“各行其是，何所不舍。”当日下午四时左右，我就率队到达武昌，往军务部报告宋锡全逃走情形。孙武叫我去见黎都督。一进都督府头门，卫兵就把我的佩刀摘下，令人莫名其妙。到都督办公室时，黎说：“你跟宋锡全跑了吗？着交军法处。”此时若不是我的队官卢长春跪地请求，和事先有李春萱等为我缓颊，其祸真不浅也。（十）宋锡全私自撤退到长沙，究竟为了什么？我一直都在鼓中。事后据他的团长黄振中对我说：“宋之要回长沙，是受了胡瑛的愚弄。胡瑛本是文学社拥戴的一个人，首义后，胡瑛没有军、政两权的高位，心中已快快不乐，整个文学社也没有得到很好、很多的位置，感到在湖北地区没有发展的余地。胡瑛想乘宪政派排挤都督焦达峰的机会，回湘取得军政大权，所以给宋锡全五百支枪，为实现其企图作准备。宋头脑简单，素不受武昌革命政府节制，以致铸成大错。事先我们曾开过会的，因你是共进会的人，所以没有要你出席，可是你只上了一点小当，我们文学社的人确实上了胡瑛的大当。”（十一）共进会、文学社在一九一一年（辛亥）六月间合作成功以后，确是精诚团结的。但自宋锡全私自由汉阳撤走，已引起共进会的不满；不久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师长被暗杀，又使文学社的同志寒心。共进会手握兵权的师长蔡汉卿和其旅长杜邦俊，甘愿与黎元洪御用的师长王安澜、杜锡钧等朋比为奸，助纣作恶，日以寻故诛戮文学社同志为快，孙武从未加以制止，任其所行，以见媚于黎元洪保全其禄位，遂致仇恨日深，形成势不两立。文学社中坚分子幸存者不及十之一、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不图于武昌辛亥首义之役又复见之！至文学社有人说张廷辅的被刺是黄申芗所为，并说孙武密嘱黄申芗如能把张廷辅杀掉，就以张之师长缺给黄，不料张虽去而黄竟落空，黄思杀人只落得一双血手，意极不平，乃有推倒孙武之举……，以上是事实？是猜想？颇难断定。又有人说，辛亥以后，共进会同志变节的多，文学社则罕有，这也是事实。要知道文学社的同志在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以内，存在的为数甚微，共进会的同志则损失不大。照现在情况来讲，文学社现在只有八个人，共进会则有二十人内外也。日 知 会◎范鸿勋
［按］范鸿勋，字尚立，湖北武昌（今鄂城）人。清末为日知会会员。一九○五、一九○六年（光绪乙已、丙午）间，联合四旅找以为各省党人会合之所。后被迫走宁、沪、京、津以达关外，所至以鼓吹革命为事，武昌首义后回鄂。解放后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辛亥以前，武汉的革命运动，始有科学补习所组织，后事泄，科学补习所被清吏查封，同志星散。接着就有日知会的组织。
科学补习所于一九○四年十月（光绪三十年九月）失败。同志刘静庵（潜江县人）在马队营（黎元洪当管带）当兵，为避免风声，匿居于武昌候补街圣公会。
圣公会是属于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基督教派，它所设的教堂不止一处，都标明为圣公会。在武昌高家巷的是我国籍牧师胡兰亭所主管，他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与革命同志曹亚伯及静庵相识。静庵遂借为掩护，未久，仍回营。静庵因所接信件中有隐秘语，为营吏所疑，讽令请假离营。适曹亚伯自长沙来，商请胡兰亭留静庵住堂管理日知会（原是圣公会内一个阅报室）的书报。这是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夏季的事。
静庵既得日知会以为工作据点，遂遍商于革命同志，重新组织，另订章程。表面上仍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置备书报，任人阅读。凡属宗旨相同者自由加入为会员，以乐捐方法为经费之来源，普通一元，多者五元；未捐款及未签名入会的，只要宗旨相同，一样地被认为同志。会内分设干事、评议两部；干事部又分设总务、经理、文书、交际四科。公推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浙江省人，在汉口办报）、冯特民（武昌县人，为《申报》访员）、濮以正（安徽省人，当兵）等为评议，范腾霄（利川县人，见习士官）、朱子龙（江陵县人，在工程营当司书生）、李亚东（河南省信阳县人，见习士官）等为干事，共二十余人。会员和会外的同志约二百人，可分为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其中以军界中同志为最多，有督队官（现在的副营长）、队官、排长、见习士官、士兵；军官有方柏年（安徽省人）、钱葆青（黄安县人）、吴兆麟、罗子清（均鄂城县人）；士兵有彭楚藩（鄂城县人）、刘尧澂（湖南省人）、蔡济民（黄陂县人）、熊秉坤（武昌县人）、王宪章（贵州省人）、黄申芗（大冶县人）、贺公侠（天门县人）、任重远（潜江县人）、祝制六（荆门县人）、郭抚宸、宋锡全（湖南省人）、姚金镛、许兆龙（天门县人）、熊子香、熊海春（黄冈县人）、徐升渊（鄂城县人）、郝可权（靳春县人）、冯大树（崇阳县人）等。另外还有些同志的姓名已无可查考。这些同志出身于贫苦的家庭，本身成为失业的知识分子，正如当时流行的口语，乃均“投笔从戎”。这批失业知识分子起初还是想从这个途径出洋留学（清吏张之洞曾在军队中挑选了几个知识分子，送往日本学习陆军），或升入本省的陆军学校，后来因接触革命思潮，便感觉到握有武器可成为发难的基础。还有些同志，先抱有革命思想，再投入军队，做宣传联络的工作。此外，学界和新闻界的同志亦不少。武昌、汉口间革命风气，原自学界和新闻界开始。宗教界同志仅三、四人。一九○六年七月（丙午六月），孙中山先生派法人欧几罗到武昌日知会同志欢迎于高家苍圣公会内
日知会在几个月间曾开演讲会多次，有时放演电影或做物理、化学的试验。文华书院（是圣公会所设的一个中等学校）中的教师张纯一（汉阳县人）、余日章等，均参加上述的文化活动。张具有革命思想，多择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举行讲演会，每每延至初夜。到会人数，逐渐加多。演说内容，初系说明时势，暗示有革命的必要，以后就坦直宣传革命，辞意激昂，有时声泪俱下，很能吸引听众。讲演会的内容辗转传播至军队和学校中，不免风声敞露，为清吏所注视，因之会中同志多主慎重，遂少开会。延至一九○六年三月（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始开成立会，到会会员百余人。当时在武汉的革命同志，实不止此数。以后更少开会，看报人数亦少。静庵在表面上渐成为忠实教徒，实际上更努力推进革命工作。
日知会虽成为当时革命同志们的联络中心，但并未成为一个组织完整的革命团体，对于革命同志并未建立一个领导关系，同志们各以私人友谊及同乡关系结合为小团体多起。如汉川梁耀汉系陆军预备学校学生，在校里及各营里联络不少同志，又与亲戚黄警亚等捐出私财，设立明新公学及群治社；黄冈熊子贞、刘子通、何季达、何子植、邱介甫、张润身、钟粟成、李协丞等，分别设立讲习社和学社（当时的学社就是公寓，便于学生寄宿和各地进步人士来往）；何子植等并与武汉下游一带的哥弟会和黄州水师营的士兵通联络；麻城余诚、天门李长龄、信阳李亚东等设立东游预备科及江汉中学；钟祥彭养光、赵鹏飞（炮队士兵）设立安群公益社；张聘安（按：张为黄梅商人，未当兵）、梅鼎州、钟剑林投营当兵，又合设集贤学社；枝江时功璧在武昌城内散发革命书籍；荆门季雨霖在新军第三十一标第三营为督队官，与同县李楚翘、廖汇川、张佩绅、徐祝平等相结合，张等并在襄河一带联络哥弟会；沔阳张难先在仙桃镇设立集成学校，对乡镇青年传播革命思想；黄冈吴贡三在县城内设立私塾，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书，他的外甥殷子衡在团风办阅报社。又如汉口孙武早年就参加过唐才常所组织的自立军，又参加过科学补习所，往来日本东京和长江各埠，广通声气，在汉口地区具有社会基础。除这些人外，还有些小型活动，因为缺乏记载，不能备举。同志中绝大多数都是家境贫困，在所实现的一些活动中常苦经费无着，大部分出自借贷，不能作持久打算，以致发生间歇现象。但同志们并不以此为虑，仍热诚为革命工作，使革命迅速地走上高潮。就重点说，在新军两万人中，倾向革命的已达十分之一；就一般说，社会民众已听惯了革命言论，不象从前那样地畏避，至于仇视革命、硬作对头的人，已经成为少数了。
在武汉的革命同志们组织日知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武汉的革命同志，一致推崇中山先生，并认同盟会为全国革命运动的总汇。但彼此间尚未达到统一组织或从属关系。
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间，同盟会总部通知日知会，谓法兰西政府有意帮助我国革命，并派有军官长期联络，将赴长江各埠考察，应予接待。刘静庵密约一些同志，在武昌圣公会开会，欢迎法国军官欧吉罗，宾主都有演说，打破几月来不常开会的沉寂。后此事为清吏所侦知，更急于阴谋加害。
有些湖南、四川的同志，因往来于同盟会总部所在地日本东京，经过武汉时必来访问日知会。有些同志们，注重哥弟会，不惜投身其中，引以为革命的力量，甚至于倚为主力，如湖南的姜守旦、成邦杰等皆是。一九○六年十一月（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姜守旦、成邦杰等约到一些哥弟会的同志在浏阳、萍乡的乡镇间起义，聚众近二万人，因为缺乏武器，短时期内归于溃败。湖北清吏根据湖南的来文，张贴悬有赏格的布告，缉捕刘家运（被称为湖北全省会首）、姜守旦、黄庆武（黄兴的别名，指称为湖南“匪目”）、朱子龙等共十五人。在姜等尚未发动的前期，同盟会总部已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耀汉的亲兄）三人来武汉布置响应。瑛等到后，静庵密约少数重要分子到汉阳伯牙台同瑛等讨论，讨论中都对经费问题无法解决。适有奸人郭尧阶（与张难先同县，张早劝刘不可轻信）声言六合锑矿公司经理刘小霖愿助银十万元，众信以为实。哪知郭早向清吏告密，第一日晚间捕朱子龙、梁钟汉于汉阳；第二日刘小霖设宴于胡瑛所住的名利栈（汉口），胡被捕；隔数日，警探等搜查日知会（这时胡兰亭已他调，刘藩侯接充牧师）无所得，刘静庵避至黄陂县乡村后被捕；续捕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仙桃镇）、吴贡三（黄冈县城）、殷子衡（团风镇）共九人。这是一九O六年底至一九O七年初（丙午、丁未年间）的事。刘静庵、吴贡三、殷子衡、李亚东经过严刑讯问，其余的人亦受尽迫胁，均能表现坚贞，毫无牵引。静庵因教会中人尽情营救得免死，被判终身监禁，至一九一一年六月（辛亥五月）病死狱中。其余八人亦因会内外同志分途营救，得从轻减：胡瑛被判永远监禁；吴贡三被判监禁十五年；殷子衡被判监禁十年；李亚东被判监禁五年；梁钟汉被判监禁三年；朱子龙尚未定判，于一九○七年（丁未）四月间病死狱中；张难先在狱四月，因病保释；季雨霖在狱未及一年，亦被保释。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八月）武汉光复，胡瑛等五人出狱，瑛佐詹大悲组织汉口军政分府，旋受任鄂军都督府外交部长（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瑛首先附逆）；吴贡三联络黄州府属八县绅民，响应义师；殷子衡自汉口归，相助规划；李亚东经同志们推任汉阳府知府；梁钟汉经本县（汉川）同志们推任总司令，亲来武汉请示；季雨霖自外省归，受任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张难先佐季草创成军，略定荆、襄一带。
日知会在刘静庵被捕后无形解散，武昌、汉口间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直至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原来潜伏在军队中和新投入军队中的同志们，又开始进行组织工作，其中复经演变发展，直到首义的前夕。八月十九夜所见及其他◎童 愚
［按］童愚字自纯，湖北黄冈人。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以知识分子入新军第二十九标当兵，旋考入陆军小学堂测绘班。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并入测绘学堂补习，参加辛亥八月十九夜起义。解放后为湖北文史馆馆员。本文所记军政府草创情形、前清陆军学制、革命团体，具有参考价值。一、陆军测绘学生的革命行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未平明，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制台衙门门口就义后，全城人民为之震动。是日，天气阴暗，学生、军警一律不准外出，沿途除岗哨外，行人寥寥无几，城门紧闭，交通断绝，恐怖之状前所未有。夜九时许，忽闻步枪之声，同学等曰：“此工程八营发难也。”我与同学即停止自习（学堂规定：除星期日外，每日下午七时半至九时半自习）。枪声初起时，同学方兴（原名绳修）即越学堂头门赴工程第八营抢得指挥刀二柄，工兵占领楚望台后，乃又翻越头门回学堂。方以刀一柄授李西平（西屏），二人分别登楼至各寝室，以刀击案曰：“今日是我汉人驱逐满人之日，同学们与我下楼到操场站队，赴楚望台拿枪，如有不去者，我即枪杀之。”同学当时并无异言，其实方兴初回时，同学有匿厕所、厨下及床下者。至此，到操场集合之新、旧两班还不足一百人，我是其中之一人。队站好，方兴与李西平宣布：“今日口号是‘同心协力’。如途中有人以‘同心’二字呼者，我们就以‘协力’二字应，否则即以枪击之。到楚望台即发白布缠臂，以作标志。”话说完，即由方、李二人带领同学将门打开（学堂管、教员均已逃走），徒手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至军械库途中见死兵士三人，同学们说：“这都是满人，或者是不赞成我们反清的亦未可知，不然，何致见杀呢？”我们到楚望台时，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士兵有一部已到达，连工程第八营与我等同学共不过三几百人，人声嘈杂，枪声不绝，秩序相当紊乱。一般人都道：“俟人到齐，即进攻督署。其时炮队尚未进城，同学们以为如此革命，无异儿戏。接着进军械库，各取毛瑟快枪一支并子弹、挂囊、皮带等武器，负荷在肩，俨然一兵士也。半夜，工程第革命军攻占武昌阵地略图辛亥八月十九日夜说明：1.左旗、右旗、武建营、武恺营均清制营房。辛亥首义前，湖北新军分驻其中，后相沿作地名。2.原图系作者当时绘作军用。后由李白贞先生加以订正。
八营送来稀饭几桶和碗、筷等，我们即抢以充饥。未几，我们的领导说：“我们已推戴工程第八营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所有兵士都鼓掌。因吴是参谋班毕业，于军事学大有研究，且又带兵多年，又是日知会的老同志，所以推他为总指挥，没有一人反对。我们领导又说：“我们测绘学生担负由中和门起至通湘门止的守望任务，以防敌人袭击。”当即分途达到各人的岗位。夜半至天曙，冷气袭人，同学都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以清兵入关，屠杀汉人太多，今日推翻其统治，正是我们替祖先报仇之期也。
嗣后，楚望台军械库情形如何我不得知，惟闻炮声，知炮兵已入城矣；长街举火，知已围攻督署矣；蛇山与楚望台之炮同时并发，知督署快下矣。十月十一日（八月二十日）午正，我们的领导来传达命令，要我们立刻集合，由中和门经黄土坡转东厂口到谘议局，负守卫责任。布置就绪，已下午一点钟。有人说：“黎协统来矣。”我和同学十人正在谘议局头门守卫。我荷枪与谢流芳同学立在门的右方，只见一簇人拥着黎元洪由东场口匆匆走来，有穿便衣的，有着军服的。黎头戴瓜皮青缎红顶子帽，身穿蓝呢夹袄，夹衣上穿一件海狐绒对襟大袖马褂，脚下穿的双梁青缎子靴，背后的豚尾尚未剪掉，完全前清官僚神气。黎面容沮丧，毫无愉快表情，似一肚皮的闷气无处宣泄者。甫入门，对过小学侧有枪声直向谘议局射击，子弹落在门外，灰尘向上喷起，同学们各避入守卫室内，我还记得当时谢流芳同学躲在卫兵室床下（谢是测绘学堂新班学生，湖北沔阳人，十月十日后，即当了军官。湖北二次革命时，为黎所枪毙）。这时，有别部武装同志十余人，向开枪地方赶去，对方已退避无踪。查悉枪声由宝瑛公馆发出，宝是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毕业，曾充第十五协第三十标统，后陆军小学堂正式成立，宝调充该堂总办。据当时一般人云，宝瑛知黎元洪来谘议局，故发枪欲杀黎（一般记载是第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带兵围攻谘议局），非有他也。谘议局内赶去的兵士在宝瑛公馆内查抄，惟宝瑛之胞妹一人在，余无所见。某兵士当将其妹杀死，此事惟蔡寄鸥有记载。
自是以后，我负采购和书记责任，是夜在谘议局召开党军会议，我见有吴昆在内。会议公推黎元洪为鄂都督，并推荐各部部长。都督府庶务股长是邢伯谦（黄梅县孔陇人），邢是两湖师范学生，加入革命党有年，为人短小精悍，自负有办事才，故推他为庶务，以总其成。
第一次采购是十月十一日（八月二十日）的下午，邢伯谦带领我们测绘学生八人，负枪出西场口，经魏家巷、后宰门、弓箭街等处（现在统名后宰门），至火巷口左长街某一匹头号（大概招牌是刘祥茂，现曹祥泰对面），买红、白洋布做旗帜和袖章。邢随带五十两大元宝一锭，在那时值六十余串钱。布店人说：“你买多少？我们店内是无钱找零的。”邢曰：“尽数买吧。”红、白布即由我们背回谘议局，作旗帜袖章之用。又在弓箭街、后宰门等处缝衣店、刻字店拉了几个缝工和刻字工人，他们见我们负有枪支和子弹，皆不愿来，经我们开导了好久，始每一店来了三、两人。到了谘议局，先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都督之印信”刻就，缝工连夜赶制旗帜（因革命之旗帜、文件，均在汉口被抄毁），布告则雇人缮写。但我也是缮写文件的一个。七、八日中，除分班守卫外，还要做庶务和缮写工作。此时都督府内虽有了组织，但仍无头绪，人声嘈杂与市场无异。
黎元洪一进谘议局，即到楼上厅内，左右均是特别小学堂学生和测绘学生。别的人我已记不清，朱树烈是我补习班的同学，他是沔阳人，他一天到晚总在黎之身后，身负刀枪，俨如周仓之于关云长。黎行走，他跟着行走，黎睡觉，他也守在一旁，可以说在黎之豚尾被人偷剪（剪时黎曾痛哭有声）以前，他无时无刻不在黎之身后。所以黎当大权在握时，在湖北他是审计处长，在北京总统府他总揽庶务。黎元洪一天到晚坐着像菩萨一样，从不发言，出席会议，他也不置可否；剪发后，他知道业已逼上了梁山，方才说话。当时一切计划，均由重要党人作主，黎不过画诺而已。
十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七日）以后，我们同学知汉口三道桥一带已发生战事，当呈明都督：我们应本其所学，回测绘学堂成立测量部，分出测图，以供现时军用；如暂时不愿回测绘学堂者，可在都督府听遣。除李西平、甘绩熙、朱树烈三几十人外，我和其余均回测量部内任职，分途进行测量，汉阳至沌口一线，由我担任。
汉口、汉阳两处战事激烈时，我们同学曾奉令渡江作战。一在十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一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七日），两次均是黑夜渡江，我也是作战的一员。赫山（亦作黑山）之役，同学李荫寰牺牲。李是测绘乙班学生，与我同肄业于陆军测绘学堂补习班，死时大概只有二十余岁。
十一月三十日（按：一般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即农历十月初七日），汉阳失守，龟山之炮直射武昌，都督府被炮击毁一部分，测量部操场上落两炮弹，部长徐济民即率全部职员迁避于大东门外之卓刀泉，作为办公之所。人多屋少，大都席地而居，直至和议告成始迁回城内测绘学堂办公。测量部在清帝逊位后，遵部令改为湖北陆军测量局，我被同学推为地形课第一班班长。徐济民（沔阳人）是测绘甲班学生，属特别小学堂仁字斋，与我先后同学五年之久，其人胆大而心不细，二次革命后，亡命申江，被逮捕回鄂，系狱七、八载，经保释，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后，病劳瘵而卒。其女徐全直系陈潭秋爱人，湖北女子师范毕业，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在南京被蒋介石杀害。因徐与我有同学同事之谊，故附及之。二、记清末黄冈军学界讲习社
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以黄冈为名，主要是避免清警吏的注意，而社员本不限于黄冈一县之人。当时外省在鄂军界、学界之志士，实皆参加其中。倡议者为熊十力（原名定中）、熊子襄、涂诰、童愚、锺大声、冯群先等。明亡后，黄冈有杜茶村、易明甫、何士云诸遗老皆不肯降清，至顺治、康熙间，犹秘密谋光复，联络长江数省义士反抗粮、税，后为汉奸于成龙所剿灭。熊十力等以黄冈为革命机关名称，乃以明季先烈激励后人而已。社员之结合，初取兰谱方式，旧俗：异姓为兄弟，必订立盟章。首次十人为一谱，此十人又各自约十人，以后逐渐推广。首创此法者为熊十力，而熊子襄、童愚、锺大声、童澍等皆赞成之。社之成立在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春，不过三数月即为清统制张彪所封闭。
清廷初仿西洋兵制，令各省练新军。一九○六年秋八月，会操于河南彰德。熊十力倡议：乘清鄂军出动之际，即谋光复。先期派同志分头洽商本省荆、襄、施南各路及河南省内会党，在各道各府起义，清政府必派兵出剿。军中既多同志， 自必滋长义兵声势；义兵日盛，援军日增，相反相成，则鄂、豫两省首先动摇。两省为南北关键，一经发动，足以号召四方，倾覆清廷，当无疑问。
其时，熊十力在陆军小学堂（熊在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入伍，考取陆军小学仁字斋）向军营士兵运动甚力，渐为张彪所闻。熊又在学堂揭示处痛骂张彪，洋洋千言，张彪益恨之，密令逮捕。得总部参谋官蓝天蔚派人示意，熊十力乃出走至彝陵（宜昌）。张彪悬赏千金购其头，且请于总督张之洞下令通缉。张之洞阅十力试卷及揭示处之文，心异之，斥张彪曰：“小孩子胡闹耳，何必多事！”遂不复究。张彪竟查封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团体破坏，社员星散。事后得悉：社员中亦有奸细，否则亦不至破坏如此之速。
社员姓名能记忆者有：
熊十力、熊飞宇（原名兴亚、更名飞宇，号子襄）、熊持中（凯群）、童愚（原名震球，更名愚，号自纯）、锺大声（律丞）、冯群先（以字行）、张其亚（鹤亭）、涂诰（原名振凯，更名诰，号觉民）、童澍（慰怀）、丘可珍（以字行）、丘介甫（以字行）、杜玉成（以字行）、易戴羲（介三）、张海涛（以字行）、张炳南（以字行）、林武冲（以字行）、夏校（执中）、毛承诗（逵甫）、马某（名佚）、何子云，以上均黄冈籍。蕲春郝可权（大衡），黄梅邢仲谦、邢叔谦，广济彭巨法，汉川梁耀汉（瀛洲），荆门季雨霖（良轩），孝感李实栗、李实秀，鄂城徐叔渊，徐达明，沔阳余镇楚（起平）、赵光华，河南刘起沛，湖南黄云龙。
其中季雨霖于辛亥起义时，为安、襄、郧、荆招讨使，旋改编为第八师师长。郝可权在伊犁独立，拥杨缵绪为都督而自长军务，为社中之最著者。又如童愚亦能奋不顾身，参加战斗。涂诰与熊十力等为光复黄州尽力。张其亚为黄、武各属招抚使（驻武昌县，即现之鄂城县），各州县相属反正，毫无惊扰。张海涛与其父炳南，在讲习社创办时，首破产租武昌草湖门内正卫街房屋一所为社址。林武冲、毕振英、童澍均具长才，各有贡献。居正《梅川日记》、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所记均不详，故特表而出之。三、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及测绘学堂沿革
一九○四年（光绪三十年），武备学堂停办。翌年就其原址由各营选取兵士开办武师范，但未开学。是年十月又由各营选取兵士建陆军小学堂，至十二月又由各营选考测绘班。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合上三次招考之生入堂授课，统名之曰陆军小学堂。学堂共分五班：一、陆军班（不分科），二、海军班（系由陆军班内挑选），三、测绘班，四、经理班（另由营招考），五、军医班（原军医学堂归并）。计陆军班五百名，其他各班各六十名，共约八百名，以上均为陆军小学堂仁字斋。至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又招考信字斋，名额与仁字斋相等。张之洞原意以仁、信、智、勇、严名之，每一斋以一千二百人为限，所谓“六千君子共学堂”是也。迫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张之洞入阁，军谘府湖北籍之军人握有实权者，与陆军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汉川人）为难；又以张之洞入阁时有湖北陆军小学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比较一折，以“湖北陆军小学用钱少，造就人才多，保定则反是”开罪于速成学堂总办段祺瑞。军谘府领衔具奏，谓：“湖北陆军小学不遵部章，应予解散。”经张之洞从中关说，乃改为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并以办完仁，信两斋为限，不再继续招生。所以智字斋虽由各营选送学生名册，实未考也。
仁字斋于一九○九年五月（宣统元年四月）毕业，信字斋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秋毕业。毕业生除海军、测绘外，其他各班均由各营陆续提升为下级军官。事实上两班毕业生一千五、六百人，提升者不及一百人。此辈既为在职军官所嫉视，兵目又往往加以非难，以致抑郁难堪。其时反清声浪日高一日，隶军籍之千余学生，自必互为联络，彼此激荡，促成八月十九日之义举，而清社以屋也。
陆军测绘学堂开办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二年）秋，即以陆军特别小学堂之甲、乙两班学生并入授课，地址仍就特别小学堂原址；并以原有之武备学堂一部分，另开一讲武堂。讲武堂之学生，系由营送考智字斋之兵士，一年毕业。测绘学堂新生，部定三年毕业。特别小学堂甲、乙两班毕业生并入者，则一年毕业，名为补习班（专补习地形），取消军籍。一九一○年（宣统二年）秋九月开学，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辍学。首义后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又招考测绘生一百名，名为陆军测量学校，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毕业，附设湖北陆军测量局，主办人均测绘甲、乙两班学生。
陆军小学堂、陆军特别小学堂、陆军测绘学堂之主持人员如下：陆军小学堂总办张彪，会办黎元洪，监督刘邦骥，提调白寿铭，此四人至特别小学堂停办为止。测绘学堂正式成立，刘邦骥任总办，监督是詹贵珊，提调是方济川。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春，刘邦骥升充湖南军事参议官，其所遗之总办一职由白寿铭接任。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万鸿喈
［按］万鸿喈，原名迪庥，湖北黄冈县人。一九O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以知识分子入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当兵。文学社社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成立，转学警政。解放后任职湖北省文史馆。此篇所述革命党人拟议以黎元洪出任都督事，颇具参考价值。
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记得我的父亲和蔡的父亲唱和的两句诗：“伤心怕看澍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甲午后割澍湖、旅大），曾使我们两人深受感动，同时又看到当时的一些进步书报，就起了革命的念头。一九○八年（戊申），父亲叫我到省考学校谋出路，我却响应了“要革命到营里去”的号召，于是年下季，毅然投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蔡济民则在我之先投入第二十九标，他特来介绍我认识刘九穗和黄元吉两位同志（黄与我同棚）。当时他指我对刘说：“我们两人是邻县，又是好友，都是受了那两句诗的影响，激于义愤，相约前来投军革命，这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并嘱他们介绍我与江光国、祝制六联系。过了几天，刘九穗对我说：“如果有同营的人问你‘学生为什么来当兵？’你就回答 ‘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并可举朝鲜、印度亡国的惨痛来和中国的现状作对比，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宣传工作。”
在我们营里打牙祭的时候，我记起了日知会同志李亚东、胡瑛、梁钟汉、季雨霖等在牢里（按：时季业已出狱）很苦，感到很难过，就对黄元吉说：“我愿意捐几个钱接济他们，请你向营里同志们提倡，大家都捐助一点，好吗？”黄就对同营的说：“这个新兵才来不久，对他们又无认识，就有这种意思，难道我们就不赞成吗？”因此集了一笔钱接济他们（近因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同梁谈及此事，才知这笔钱他们已收到了。几十年前的事实，现在才弄明白）。这件事于无形中联系了同志的感情，鼓舞了同志的革命热忱。
一九○九年（己酉），祝制六、江光国、刘九穗、黄元吉约我到抱冰堂去玩，并对我说：“营里本有共进会和群治学社，因同属革命团体，向来不分彼此，你现已是重要分子，可以不举行入会形式，但你以后对同营的人，要换一个方式宣传。就说 ‘清朝政治腐朽到了顶点，专于媚外，压迫人民，我们要使国富民强，非要先打倒清朝不可。’不过象这种话只能趁机向个别兵士鼓动，如有志同道合的，就把他拉拢来，经过一、二同志审查后，再叫他填愿书，并对他说：‘已将你们的姓名填表入册，如不严守秘密，就会发生危险。”，经我介绍的胡忠良、高维汉、宋树忠等，都是用的这种方式来坚定他们信心的。那时愿书并不是先印好的，而是各自用便条写的，收到愿书以后，经同志看过就予以销毁。共进会黄申芗用孙中山名义委任黄元吉、曾省三等，后怕藏着危险，也是烧了的。
一九一○年（庚戌）四月间，黄元吉、汤行健、李岳嵩、陈献斌等因长沙饥民事起，曾在本队军装房机关室商讨援助事宜。正在这时，营中主持共进会的黄申芗被人告密，潜逃出营。五、六月间，群治学社为之中挫，本队梁维亚、黄元吉等也被迫出营，第二营祝制六也要走了，革命活动稍形停顿，但并没有因此中断。
当时所有共进会、群治学社等不过是表面文章，实际活动仍在营里。例如胡祖舜等三人组织的兰友社，其他如日知会（按：日知会此时已不存在）、群学社、武德自治社等都是如此。
是年下季，由詹大悲建议：将振武学社改为文学社。詹大悲、蔡济民嘱蒋翊武先到第三十一标找我和刘九穗、江光国，我们就约蒋到酒保去吃酒（彼时各标都有酒保，可以欠账，又可自由谈话）。蒋询我们对改组为文学社的意见，我们一致赞成，并商定于辛亥元旦日开成立会。那天我正逢值日，本要请假去参加，但他们说：“有事的可以不去。”我听到刘九穗问：“社长以下，还要些什么人协助？”蒋说：“在这个秘密时期，不要多设名目，以免张风发生危险，如蔡济民肯担任副社长，便于在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发展组织，倒是个好办法。”
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辛亥元旦），江光国前往参加成立会，回来对我们说：“已推定蒋翊武为社长，因黄鹤楼人多地杂，不便谈话，只好分开吃茶。文学社就这样表示成立了，好在我们是重在精神，不在形式的。”至于改用文学社名义，表面上是说为兵士研究文学，其实是避清吏耳目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群治学社的目的相同，首先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并以《大江报》为文学社的宣传机关报。该报在各营中都设有分销处与特约通讯员，促成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因此组织工作发展极速，由左旗的第四十一标和第三十一标发展到右旗的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与马炮工各标营队了。对驻在汉阳、汉口及京汉线上的军队，我们也曾公推祝制六到第四十二标宣传革命，发展组织。
文学社发展组织的对象都是兵士，对于所谓官胚子的正、副目（即什长、伍长）和学兵（即特别小学学兵），则除原已参加革命者外，对其余的人是很慎重的，因为有鉴于日知会和共进会上次的失败。对新加入的同志，规定于每星期日下午六、七时，由介绍人邀至操场当中作摸瞎游戏，其实是一个碰头会。第四十一标和第三十一标两处的同志，可以随意参加，蒋翊武也必来碰头，此系左旗发展的情形。
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间，孙武因不能联系新军，便将邓玉麟找回来恢复共进会。三月初，谭人凤、居正带来同盟会接济的八百元，其中由孙武给邓玉麟百元开设同兴酒楼，借以联络军队，并拉文学社新同志加入共进会，其中也有因共进会停顿而加入文学社的人又被拉转去。我们发展组织的时候，对联系的群众总是说：“孙武系孙文之弟，特派来做革命工作的，并带来钱与枪械甚多。”在那时革命基础尚未奠定，说孙武系孙文之弟，正是号召革命的一种方式，所以孙武也容易将加入文学社的人又拉转去。我们曾开过一次会讨论此事，大家以为这是壮大我们的革命阵营，只要宗旨相合，何分彼此，当时刘尧澂、蔡济民提议不如与孙武合作，众赞成。我说：“我也是赞成合作的，不过我提议必须分工，以便将来分担责任。”大家说；“这个意见很好。”当公推刘尧澂、蔡济民与孙武、邓玉麟等商洽合作办法。谈判进行非常顺利，所以后来由孙武负军务部长的责任、蒋翊武负临时总司令的责任。
我们当时的革命方针，是将狭小的革命小组织和会社结合成为一个壮大的革命团体。这个时候，因革命力量已逐渐增强，乃于六月间到小东门内开会，检查在军队中发展组织的情形。第四十一标和第三十一标为最多，约十分之二；第二十九标和第四十二标十分之一以上；第三十二标和第三十标十分之一；工程营、炮标、马标都在十分之一以上；混成协的炮、马两营以及坛角的辎重和工程两队，也是十分之一以上；各处仍在积极发展中。总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约一万五千人，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此外，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除党人外，几乎全是同情革命的；南湖陆军第三中学和陆军小学的情形也大略相同；其他因革命嫌疑开除或请假出营的同志，在起义时仍回营拿枪参加的，还为数不少。根据这些大概数字，我们的人数虽少，但确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可以控制得住，所以大家都满怀信心，期在必成。
我在营中因积极活动，大露头角，后队队官序良（旗人）怀疑我是革命党，告知本队队官黄应麟注意我的行动。黄就调最顽固的第五棚正目闵仕忠到第八棚来监视我，但又查不出我有什么证据，就强令我请假出营，并叫我出营后不得逗留武汉。各同志叫我回家暂避其锋，以后如有行动，马上写信通知。到了农历八月上旬，黄元吉写信约我到武昌来过中秋节，我即于十月四日（八月十三日）赶到武昌，黄和蔡济民对我说：“本来预定八月十五日发难的，因湖南焦达峰请延期，刘九穗也来信说吴禄贞布置尚未就诸，所以展期发动。”清军焚烧汉口之惨景
其次谈谈推黎元洪作都督的问题。照说武昌义旗一举，全城克复的时候，应由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革命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何以突然捧出一个不革命、非党人的黎元洪来作军政府的都督呢？关于这一问题，外间传说，诸家记载各执一说或含糊其词，至今几成疑案。据我所知，这件事确在事先作过决定，现在把我所亲身经历的洪山秘密会议情形追述出来，以供参考。
一九一一年四月（辛亥三月间），蒋翊武托刘九穗来邀我到洪山宝通寺开会，据说此会是各标、营、队有代表性的重要分子会议。我和刘走到长春观门口遇着蒋翊武，蒋小声告我说：“今日开会，是讨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问题。”我当时回答：“黎非同志，何以推他为都督？”刘笑对蒋说：“早知万同志反对此事，开会时必有争辩，所以先为告知，我们可找一草地休息，详谈一下。”在休息时间，刘对我说：“革命党人中间并非没有首领人材，蓝天蔚在第三十二标的时候，大家即有意推蓝为都督，但他远在奉天，一时不能南来。最适合都督之选的是吴禄贞，但他也在北方，我们已决定先派人去和他接洽，恐怕他也一时赶不到。至若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他一个都督名义，俟将来吴禄贞领兵南下，再推吴为正式都督，给黎一个其他相当位置，有何不可？”蒋并笑说：“将来推你为大东门及通湘门司令时，你还得好好注意黎的行动呢。”他说完了这话，我们重新回到洪山庙内，见有士兵六人（五人忘其名），其中有祝制六同志向我注目示意，可知他们都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一同步登宝塔，蔡国桢（即蔡济民）同志因着排长制服，留在塔下守卫，作为掩护。塔内先有着便衣的三人，一为孙武，一为张振武（或是詹大悲，现在记不清了），余一人忘其名。开会无仪式，不签名、也不作纪录。蒋翊武提议：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代表中有人反对，有人问：“黎元洪是否同志？”当由刘九穗将在路上对我说的那篇话又复述一遍，各代表听了轻轻拍手点头赞成。会议历时约十余分钟即各自散去。我回营后，心中仍有些不安，以为推一不革命的人作革命领袖，将来作事恐难于得心应手。次日各同志在操场开小会，我私将刘九穗、蒋翊武引到一旁问道：“文学社人数最多，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何以不作都督？”蒋先答道：“在湖北起义，自以湖北人为首领为适宜。”我又问：“既然如此，蔡国桢同志也可以被推为都督。”蒋郑重告我说：“革命团体很多，以前有日知会，以后有共进会、群治学社等等，里边的首脑人物象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素不争权夺利，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老弟以为何如？”我听了这话，方始释然。
以上系洪山秘密会议商定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经过大略，后来组织军政府，果以黎为都督。是否即按照洪山会议执行，则不得而知了。
关于派人和吴禄贞取联系一事，经我们大家决定，推刘九穗同志前往。刘在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后队当兵，是以革命为职业的，其人品学兼优，智勇超群，又长于辞令，遇事不惮劳瘁，他同吴为邻县，又有一点关系，所以是最适当的人选。那时因路费无着，只好分途筹集，我与江光国各出二串文，其余别的同志也捐出八串文，蒋与蔡各筹集了十串文，共计三十二串文，折合大洋四十多元，刘始成行。后据刘来信说：见吴以后，谈话投机，并置诸幕府，委以参军。所惜吴中途被刺，功败垂成，此不仅湖北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也。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张文鼎
［按］张文鼎字达诚，湖北红安县人。以清末炮八标第二营右队队官参加武昌起义，整队入城，为当时起义各部人数最多者。所述姜明经赞助革命，黎元洪就职讲话，汉口作战经过，张景良、罗家炎之死等，虽存在严重偏袒情绪，仍不乏参考价值。本文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一、本标的革命活动
一九○八年（辛亥前三年），共进会干部邓玉麟同志时来往本标各营（邓在炮八标第三营当过兵）与老友们会谈，表面上是联络旧日感情，实际是向士兵灌输革命意义，启发他们的思想，从中争取会员。炮标各营士兵中，以襄、豫间人为多，性情忠实爽直，一经启发，即服膺革命，因此申请入会的逐渐增多。于是公推徐万年为炮八标标代表，胡兴胜为第一营营代表，王鹤年为第二营营代表，陈天寅为第三营营代表。为防止泄露，各营随时加入的新同志，即由代表随邓往汉口秘密机关向孙武汇报。
一九一一年六月（辛亥五月）以后，邓来标与徐万年等接洽益频，到七月底，全标官长、头目，无形中都知道兵士入革命党者很多，因无佐证，亦秘而不宣。惟徐万年常在马房服务，往来人多，不免传说纷纭。头目等怕出意外，即向徐万年本人及队官柳柏顺说明其事，只瞒标统一人，借他事将徐万年开革离营，以息风声。不料事过数日，又发生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三日）之变。斯时全标官兵都知道第二营管带姜明经是同盟会的同志，但摸不着具体内容。姜和孙武常有往来，队官张文鼎与孙亦有一面之缘，与共进会会员汪性唐则系熟友。八月（七月初），孙派汪到张寓，向张说明炮队革命进展情形，并告知姜管带亦为同志，请张加入共进会协力革命，张即慨然允诺，以军纪关系，惟心照而已。
第三营事变后，姜明经召集本营队官训话，略谓：“外面传说革命党要在武汉起事，炮队士兵都是革命党，你们大家知道吗？”又说：“湖北地方四通八达，水陆交通便利，朝发夕至，恐无此冒险者。三营的举动，冒失糊涂，不能说是革命，大家职责攸关，各自好为防范。”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八月初四日）夜深，姜召张队官问：“你得着什么信息没有？你认识的有党人吗？”张答：“日来传说，各标营的兵都是革命党，老百姓也说要造反了。”并将汪性唐来家之事具实以告。姜曰：“既然如此，须谨慎而行，惟无官长加入，大是缺点。一旦起事，不但难出建制队伍，稍有不利，还恐弃炮而逃，乌合之兵，反致误事。你何不见机联络队级以下的官长，届时也好得个帮助。”辛亥八月十九日夜，张即照所说进行。炮队以建制队伍出动，顺利占领武昌。炮八标官兵的勋绩，是不可磨灭的。二、九月二十四日事件
各标营士兵自请退役者，照例在每月下旬呈报长官，待下月初关饷后批准施行。退役时，同伍间有感情者为之饯别，系部队中老习惯，并不妨碍营规。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辛亥八月初一日）关饷后，第三营左队有王天保、梅青福、汪锡九、何天成等自请退役，其请假单均经长官批准，即各将军装、武器交待清楚，次日购买什物、收拾行李准备出营。其同队老友孟华臣、张肇勋、赵楚屏等备有酒菜，请待操毕为之饯别。至晚间，围坐饮酒，谈笑甚乐，适值日排长刘步云前来令勿喧嚷。王天保等此时已有几分酒意，又均系共进会同志，愤懑之余，失言反抗。刘排长佯作未闻，随于深夜进城，先后至管带和队官家中报告其事。二十四日（初三日）早，队官甯鸿钧回队，先传集王天保等说道：“你们退役弟兄们，平日在队都是很好的。这次请假回家，同事的与你们饯别也是很有面子的，不料酒醉反抗官长，太不成事体。但我不计较你们，今天赶即出营，早日到家，免得父母悬念。”后又传集张肇勋等，请刘排长出来加以惩办。刘恐再有反抗，不敢惩办，正迟疑间，管带杨起凤到营，急传何天成、王天保、张肇勋等到营部，以酗酒闹事、违抗长官为理由，喊令跪下，重责军棍。于是激起何等反抗，当将营部玻璃门窗及什物捣毁，并抢取军刀约二十把，号召同志集合；因无附和者，遂自动逃避。代理标统卓占标，以电话报告统制张彪，张电令马队标统喻化龙就近弹压。喻即率少数随从，来到炮标，见肇事目兵已逃，即集合该营官兵训话，并安慰一番。杨起凤任职不久，不谙军情，尤恐自己受到处分，未敢稍加意见。喻即由电话报告张彪，谓肇事目兵已逃，张亦不再追究，此事遂息。三、汪性唐送信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上午，炮标均未下操。因昨夜深下雨，操场有泥水，各队均在整理内务，进行打扫系马场等工作。这时第二营右队队官张文鼎，正在马房检查一切，有千家街汪恒春药店少老板汪秉权来向张说：“汉口有位汪性唐在我店里说：‘要见姜管带，卫兵不准进营，如能见张队官也一样。’请你到我店去。”张即往药店，时已十一点钟。汪见面说：“孙武前天（十七日）在宝善里总机关部，因装制炸弹失慎爆发，面受重伤，已避往公和里黄宅。总部被俄捕房查抄，所有名册、旗帜等统被抄去，并捕同志二人，均已引渡。各代表在黄宅开紧急会议，决定分途通知各标营同志昨晚动手，不料各处门卫太紧，通知不能到达，以致未能举事。小朝街机关亦被捉去同志二、三十人，今晨已杀了三个，局面严重万分。经众议决：准定本（十九日）晚起事，除已由各代表通知各营队外，因炮队关系特别重要，特派我来接洽，此时不能见姜管带，即请你转达，今晚闻得城内枪声，务必即时响应，拖炮入城进攻。”张答：“随时都在准备中，尽管放心。”汪别去，张即回队。下午三点钟光景，张队官的护兵史宗堂（共进会同志）对张说：第三营范得龙同志通知：邓玉麟、徐万年都在他们马房里问汉口今天来过人没有。张答：“上午十一点钟，汪性唐来过。”史当即依言转告。张屡往见姜，姜处有监视人员，不便入内。因瑞澂见革命风潮紧急，风闻姜明经是革命头目，饬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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