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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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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锋犀利（上）试读：

一　未雨绸缪，准备充足

1.准备辩题，全面强化

任何登峰者的背后总有一条崎岖的山路。

人们通过电视欣赏到大学生辩论会上群星闪烁，异彩纷呈的情景。40分钟的角逐和演示，创造了三尺辩台数不尽的奇丽、壮美潇洒的景致，也留给人们许许多多的启示、激发和思索。然而在这流光溢彩，极尽辉煌的背后却是参赛队伍厉兵秣马，刻苦操练的艰辛过程。（1）搜集资料，准备辩题

辩题是最能体现辩论会目的的一个方面。大众化的题目娱乐性较强；专业化的题目知识性较强；敏感问题社会性较强等等。现今大学生辩论赛，辩题确立的出发点是：把握时代精神，捕捉社会热点。

辩题选择要注意到观众的知识结构、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准，不同性质的选题可以在不同范围的观众面前辩论。

选题最应当注意的应是其平等性。即对于正反方来说，本题都有可辩的地方，不可明显的一边倒。这是出选题的艺术所在。一场辩论会的精彩与否与题目的精彩与否有直接的关系。而一边倒的辩题，会让一方觉得一味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或只能凭技巧，凭语言取胜，变成“无理辩三分”的“狡辩”。这会使辩论会降格失色。

辩题应是具体的，明确的，一目了然的，有突出的立场。抽象朦胧的题目会导致双方都高谈阔论而没有交锋，从而造成“演讲”而不是“辩论”的效果。辩论必须有交流，“辩”就是双方的事。

国际性的辩论会，特别是有不同主见国家和地区参加的辩论会，要尽量避免一些都敏感的问题，以免造成难堪和不愉快。

辩题确立后，辩论队伍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针对公布的辩题搜集、整理、组织材料。

组织材料之前，要首先对辩题本身加以深入研究。一是要研究对方可能的思路和对策，以找出我方的应敌之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切忌只顾一面，绝对极端；二是要善于利用辩题中的关键字眼作为突破口，从而坚守阵地随时反攻。对辩题的透彻理解和灵活运用，有助于思路的安排。

接下来就需要搜集、整理、组织材料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做为第一步的准备工作，切忌把自己囿于狭小的范围来组织，就论题准备论题。博大才能精深，最重要的是开阔思路。也只有在思路清晰的前提下，才能够对所掌握的材料运用自如，才不会轻易地乱了阵脚。所谓有很广的知识面，主要从这里体现出来。

材料的搜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包括访问专家、社会调查、参加有关研讨会、查阅资料，一边搜集，一边整理，一边讨论，一边形成基本思路。实际上，组织材料的过程也是整理思路、扩充知识面的过程。最后的辩论稿可能只有几百字，但是这几百字却是以成千上万字的材料为依据的。

材料准备充分了，思路讨论清楚了，下一步就是分头写辩论稿了。

根据所确定的总体构思，合理安排四位辩论员的论点。一般的程序是“启”“承”“转”“合”，即由第一位辩论员破题，为自己观点开辟阵地，稳住阵脚；第二位接着加强论点，猛攻或坚守一个方面；第三位发言人的任务与第二位相似，只是要比第二位论得更深，议得更广；第四位总结，升华我方观点，将辩论推向高潮。必须注意的是，每位辩论员尤其是前三位辩论员的中心观点必须十分突出，切忌混沌一片，不分主次。这样，每个人的发言既有各自的根基，又和其他三位紧密联系，一环扣一环，容不得半点脱节。整场辩论就是一篇结构致密的文章，防守时攻不可破，反驳时全线出击。

辩论稿是一篇文章，但它又不仅仅是文章。由于辩论是口头表达，辩论稿应尽量口语化、生活化、生动化，切忌“之乎者也”，文绉绉的官样话。辩论稿中运用的语言风格将体现辩论的风格，而辩论的风格应根据辩题、评判、观众等因素灵活确定。辩论风格好坏的评定主要根据这种风格是否能够使辩论员发挥最高的水平、辩论呈现最高的水平而定。每个辩论员有每个辩论员的风格，四个人的风格合在一起就构成辩论队的风格。

辩论稿当然通过背诵才能记熟。但是，辩论稿陈述时要防止有背诵的痕迹，否则别人听起来则以为你是在朗诵，而不是在辩论说理。注意：辩论要求的是说，又是不同于一般的说。（2）全面强化，造就才俊

辩论艺术是高度灵活，富有充分创造空间的艺术，仅仅凭借某些《雄辩术》，《论辩学》等教科书的指点、或死守着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辩信条亦步亦趋，那是永远不会造就冠军的。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辩论赛中取胜，必须对参赛队员的知识结构，应变技巧，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强化训练。

2.搜集证据，运筹辩略

辩论作为观点和思想的交锋，说到底，是同辩手们知识水准的高低、知识积累的厚薄直接相关的，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运动项目。语言的力量之源，部分可以说来自诸如生动的语气、优美的词句，但主要的部分还是来自于人类因知识而产生的理性与科学的力量。辩论中的一方即使技巧娴熟，但如果没有较高的知识水准和丰富的知识积累，不仅可能陷入“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而且也可能对对方的论点论据一知半解，甚至不知所云而使自己的论辩难以为继。这种“点式思维”，也会如一串断线的珠子，没有延续的主线，让评判和观众只看到虚点的枪尖，产生零乱无序没有章法的感觉，这于己方求胜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好的辩手必须把辩论看作是一种知识的较量，把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看作是辩论的首要基础。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用在辩论场可谓是丝毫不爽。如果说当今世界之争是科技与知识之争，那用在辩论场，也是如此。如果认为只要能说会道，就能勇往直前，那对辩论的误解就太深。

复旦大学队两度在新加坡夺得辩论会冠军，评委和新闻界的评述无一不涉及复旦的辩论队员们学术底子较厚。北大队去年取得万家乐杯高校辩论赛第一，相对来说他们的知识优势，奠定了他们较好的场上优势。事实上，缺少知识的辩手有如缺少弹药的枪炮，即使轰鸣，也不可持久。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在辩论中有足够的知识？应该说，知识是无穷尽的，但相应的知识积累却是可以实现的。一是要读书，读大量的书，只有在读书时涉猎面广，才能博闻强记，打下厚实的知识根底。一个喜爱辩论的人，必须首先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二是在知识结构上，要注重“专”和“博”，“精”和“杂”的结合。现代社会是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想要通晓各门学科几乎不可能，但有限的精力不妨在学有专攻的同时，广泛阅读、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信息。尽管有的知识也才只知皮毛，但也是重要信息，依然可以构成思维索链上的一环。只有把专业精熟的优势同知识面宽的“博”结合起来，辩论中才能应对自如。

3.选择正确的思辩方法

一般地说，思辩指的是辩论所运用的基本思想方法。拿到一个辩题，我们脑子里很自然会有很多想法：如何破题，如何论述，如何反驳对方，如何组织语言，等等。把这些灵感经过反复推敲，形成指导辩论进行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即是思辩的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路”。

如果把辩论比喻成一列火车的话，那么知识则是火车的车厢，思辩是支撑车厢的车轮。辩论要精彩，关键是要靠车轮快速而又准确的带动，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知识的车厢沿着辩论双方的争论所设立的轨道隆隆向前。我们所说的辩论时的反应敏捷、思路清晰和立论缜密，都是对思辩这一车轮运行状态的良好描述，都是因思辩的力量而体现出来的。陆机在《文赋》中有这样的论述：“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就是言此。

在辩论中，怎么样才能发挥出高效能的思辩来呢？

西方盛行的辩论分析非常讲究思辩时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结构功能，这是达到严密的、连贯和清晰的思辩能力所需要的系统的思维训练。尽管有些辩手没有学过逻辑，没有经过这样严密的训练，但只要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逻辑推理的能力、形象思维和辩论思维的能力通常也都具备。如果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或个人的自学，在思维的逻辑性和辩论能力等方面也都会有较大的提高。（1）辩论思维特征

荷兰学者埃默纶和荷罗顿道斯特在其所著的《辩论·交际·谬误》一书中，曾简单概括了辩论时思维活动的三个特征：

[1]实现功能化

即将辩论语言片断作为真实言语事件中的辅助成份，而不将逻辑推理孤立起来。也就是说把辩论中每段语言都同整个论证过程在逻辑上统一起来，每段话又都要尽自己的功能责任，为中心内容服务。因此逻辑并不总是具有说服人的辩论功能，它们可能只是解释部分话语。话语片断必须被看作是整个语言环境中有机组成部分的言语行为，只有这样它们的作用才能被识别。

[2]实现社会化

就是辩论逻辑的推理不能只看作是单单向对手进行的，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面向更多的人的交往过程，在说服对手的同时，使更多的人接受己方的辩论观点。

[3]实现辩论化

这就是说不单把辩论看作是迫使对方接受你的思维结果，还要把辩论看作是一种使人信服的批判手段。即强调思辩中多方探讨的可能性，争论不是仅凭在逻辑上压服对方而算数，还要通过提出一定的方法消除对方的疑虑而使辩题中的矛盾完全解决。

上述三个特点对于我们构筑辩论中的思维运行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事实上，辩论中的思辩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思维形式，另一个部分是思维的内容。（2）辩论中的思维形式

辩论中的思维形式具体包括：

[1]急智

这是辩论中最主要的思维形式。正如前所述，辩论，尤其是辩论赛，都有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它同我们平时工作不一样，辩论犹如竞赛场，往往要在瞬间作出一系列的推理以及准确的判断。特别是辩论赛场上风云变幻，有利形势稍纵即逝，所以根本容不得你咀嚼再三才出口发言，自由辩论时更是要求双方在发言上要快速转换。所以，辩论思维的首要环节是一定要具备急智，力争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最佳反应。如果一方辩手有较好的急智能力，不仅场上反应敏捷，有效防住对方攻击，而且能抓住对方的破绽予以反击，不失时机转守为攻。培养急智能力，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同脑筋快慢有关之外，也同自己平时是否注重这方面的培养以及形成急智式的思维习惯很有关联。

[2]收敛性思维

由于辩论的时空限制，再加上辩题对谈论内容的范围框定，辩论中如果跑题的话，就会指东说西，文不对题，本身就是辩论中最大的败笔；如果论述细枝末节过多，不仅有损立论的有效说明和推进，而且可能语多有失，由于准备不足而给对手找到攻击的靶子。所以“收敛性思维”，就是要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点，避免辩论跑题。经验不太丰富的辩手在场上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不能有效地注意运用收敛性思维方式，往往在场上兴之所至，想到哪说到哪，说出去，却再也收不回来了。因此，辩手们在场上应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到收敛式思维。一个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辩手们在场上只想到如何扩展辩题和己方立论范围内的问题，凡超出已有准备的立论中的观点范畴的，宁可不讲。

[3]发散性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是指辩论中，要敢于在思维的内容上寻求突破，敢于离开固定化的、格式化的理论推绎，采用比喻、举例等手法，将观点的反驳或维护尽量形象化、生活化和明朗化。这一思维方式常使用的办法是，让自己的思想果敢地抛开晦涩冗长的理论语言，扩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闻异趣上去，临场打开自己搜索论据的视野，采摘最生动、最直接的事例来说明问题，常常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给对方以迎头痛击，而且能制造生动活泼的场上气氛。凡优秀的辩手或辩论队在运用发散性思维方面都是十分老练、极有心得的。

但是，如果过分或随意地使用发散性思维，也会给辩论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加节制地使用这一思维方式会使辩论变得油滑甚至庸俗。因此，在辩论中兼具收敛性和发散性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单纯在思维上的收敛可能导致单调沉闷，辩论中会显得气势不足；但也切不可失去冷静，听凭思维的野马到处驰骋。所以，在运用这两种思维方式时一定要把握住相应的度，切不可只顾一头，而应做到有张有弛，有收有放，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3）辩论

辩论思辩的内容要求做到以下两者的统一：

[1]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整场辩论的主干，只有在很强的逻辑思维的支撑之下，别的思维方式才可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因而逻辑思维的运用是辩论的核心部分，也是辩论的灵魂。逻辑思维分两个部分，一是形式逻辑思维，二是辩证逻辑思维。好的辩论，首先必须要有好的设计、出色的辩才，必须具备良好的思维逻辑。对于队式辩论来说，逻辑设计尤为重要。

队式辩论一般都有四名队员组成一队参赛，四名队员都要论说同一辩题，但又不能重复，而且还要各有所论；立论时期，四名队员陈述己方观点在逻辑上不仅各有分工，而且还要层次递进，到四辩形成高潮。就具体的立论形式而言，固然有总分、有递进，但万变不离其宗，到四辩一定是“百川归海”，不允许本方的观点枝节还游离在外。具体辩题的逻辑设计过程不仅要紧扣辩题，而且还要预想到各种有可能遭受的攻击点，在立论的逻辑安排上既要未雨绸缪，更要能为自己辩论中攻击对方先进行铺陈，在预测对方立论的基础上确立最佳的逻辑攻防体系。因此，辩论的逻辑构思和设计是最关键的一着。事实上，辩论赛未开始，但教练们之间立论上的逻辑之争，便已成为决胜的开始了。尤为痛苦的是，有时由于辩题的原因，抽签抽到是正方还是反方往往会发现自己在逻辑上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从反方（也可能从正方）来理解题意，完全同现实趋势相反，甚至有悖于己方的现有思想。这是一种思维的痛苦。但这样的痛苦总是短暂的，既然辩论赛已经设定了一定立场，就只能按既定的立场去进行，建立立论的逻辑安排，有时甚至在进行某种类似诡辩的逻辑设计，硬着头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一般来讲，辩论的逻辑设计一般要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对己方的辩题首先要在题意上作深入的推敲，甚至要逐字逐句斟酌，以便根据题目所提供的最大信息量来寻找、推导立论的各种可能性。这第一步就是要吃透题意。

在辨析论题的基础上，找出最好的逻辑思路，并依据这条逻辑思路展开时的客观需要，往里填充各种数据、事实和材料。好的辩题总是有相当的可辩性，如果题目可辩性差，那就意味着题目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可辩性强的辩题往往都具备相当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即不是定论化的问题，可以容纳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不同角度观察所得出的不同结论等等。而且，辩题本身也可涵盖多种事实和材料，所涉及问题的解决也会有不同的方案等等。因此，我们不仅要坚持认为比赛中我们拿到的辩题是可辩的，而且更应从自己的理解和分析人手，找出最好的归纳和论证的思路，并根据这条思路“按图索骥”，来寻找最好的事实论据，从而坚定己方立论正确的信心，实战中才能良好地表现出“理直气壮”的态势。

在确定自己的逻辑思路和论证体系的基础上，还应仔细设想对方的逻辑设计，通过相互比较和反复掂量，来发现自己立论中有可能存在的矛盾与漏洞，并力争发现对方逻辑中的矛盾和漏洞，再调整自己的逻辑设计，使其既要立得住，防得稳，又能从自身论点出发，去攻击、瓦解对手的逻辑立论。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对手在逻辑上确有一些“诡辩”的地方，应一一指出，诸如：偷换概念、循环论证、以偏概全、机械类比等等，从而以逻辑来服人，以己方严密的逻辑来征服对方。

[2]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同样也是辩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一旦逻辑思维严格地限定辩论立论中的层次递进关系，以及攻防的战线后，形象思维的工作就是要对这些逻辑的主线进行填充装饰。这就是所谓有了骨架、躯干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感情材料充当血和肉，去充实全部立论。此外，自由辩论时期，才是精心设计的逻辑结构是否能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时期。这时对方短兵相接，尽管你在赛前已作充分准备，预见到一些对方有可能在己方阵地上寻找到的“突破口”，但场下的准备总是不可能穷尽一切的。更何况赛场上风云变幻、瞬息间往往对方露出“绝活儿”，或己方应变出现差池。这时，原有的阵地到底如何防御，这常常是自由辩论时期可能遇到的难题之一。

怎么样真正使自己立论逻辑主干在整场辩论中“我自岿然不动”，又如何使场上辩论队员能随机应变，能把自己较为完备的立论在赛场的实践中处处转化为己方的思辩优势呢？这一点应成为辩论训练时着重强调的问题。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立论的逻辑如果真是思虑周详，举措适当，本来是可以像水银泻地一样，无漏洞可寻的。但场上、场下的差别在现实中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己方的立论又是否能在场上变成有效的进攻手段，并不全在逻辑的严密，而重在实战的发挥。再者，理论上说，场上的辩论队员如能以己方之矛，攻敌方之盾，以自己逻辑化解、击溃对方，找出对方逻辑的弊端应该是最理想的突破口，但实战中真正找到对方的逻辑缺口实属罕见，因为己方精心准备的同时对方也在精心准备。实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场上队员的逻辑能力，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了解己方的逻辑主体，并能吃透基础上的形象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能在场上把己方已有的立论揉碎了、掰开了，以自己形象的思维围绕着立场的要点左盘右旋，上下左右地多方位、多角度地论述到，便已经是临场思辩的实战需要了。这一点是必须做到的起码的辩论思维程序。

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是孤立的，它不仅同平时的刻意训练有关，也同一个人的总体素养密不可分。形象思维能力更需要在实际生活中锤炼。

目前，在国外，辩论分析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的领域，思辩方式的研究成果是很系统的，现在仅就思辩方式体系的一个角度来阐述一下思辩方式的分类。（4）思辩方式分类

思辩方式按思维方向来划分可分为纵向思辩、横向思辩和弧状思辩三种：

[1]纵向思辩

纵向思辩，顾名思义，就是直来直去的思考方式，思路是单一的，注重逻辑推理，因果关系在此显得尤为重要，就像数学里的证明公式，通过一连串由此及彼的推出，得到所要证明的结论。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最常见和最实用的思辩方法，我们在这里着重加以介绍。

中国民间有个笑话，形式上可以说是纵向思辩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位财主画虎类猫，却无自知之明，就问身边的家仆：“你看像不像？”家仆不便直言，只得连声回答：“像，像！”“像什么？”“小的不敢说。”“你怕什么？”“怕老爷。”“那我又怕谁？”“怕皇上。”“皇上怕谁？”“怕老天爷。”“老天爷怕谁？”“怕云。”“云又怕谁？”“怕风。”“风呢？”“风怕墙。”“墙怕什么”“老鼠。老鼠谁都不怕，就怕你画的这幅画。”

为了更加明了起见，我们不妨将纵向思辩再细分为正向思辩和逆向思辩两个基本类型。

正向思辩

这种方法就是从已知条件着手，运用逻辑推理，步步深入，得出结论的思辩方式。

比如说我们曾讨论过多次的“高消费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大于弊”一题，结合国情，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正方可以有这样的推理：

当前国情是消费品过多，消费力相对不足朱镕基同志92年底讲话指出当务之急是要高消费，平衡市场由因至果，一个很明了的一阶判断，相当有说服力。当然，反方也可以从国情的另一方面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节约有限的资金用于生产。

这也很令人信服。并且反方还可以通过由果及因的正向思辩法，来进一步增强力度：

高消费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国力决定消费力不足居民收入偏低。

企业效益不好，生产力水平不高（国情）所以，反方可以得出结论：“高消费行不通，应当扩大生产，增强企业活力。”然而此时正方也可以针锋相对，同样以由果导因的正向思辩，从同一角度出发进行反驳：

消费力不足居民收入偏低，企业效益不好并非生产规模过小，而是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所以正方也可以顺理成章，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活跃市场。”

对于像这样内含了很强逻辑性的问题，正向思辩是很有效的手段。用强大的逻辑力量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一般很难驳倒，所以最好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双方都采用了同样思辩手段的原因所在。正向思辩又有由因及果和以果导因两种方法，根据需要可以灵活运用。这种方法往往也是用于立论的基本逻辑思路。

然而光是立还不足以成辩，必须要反驳对方，在这种需要下，逆向思辩便成了对付正向思辩的最佳方法。

逆向思辩

逆向思辩相当于数学上的反证法，在逻辑学上叫做归谬类推，它是推理的方法之一。由证明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是不真实的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是一种间接论证方法。运用逆向思辩时，先提出与自己结论相反的假设，或先假设对方观点正确，然后从这个假设中得出和已知条件相矛盾的结果来，这样就否定了先前的假设，从而肯定了己方观点。譬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晏子使楚”的故事，当楚国人开狗门迎接晏婴以辱其矮小时，晏子并没有怒斥楚人，而是以开狗门的行为正确为前提，说：“出使狗国，只能从狗门进去了。”搞得楚国人抹了自己一鼻子灰，只有将晏子迎进大门。见楚王时，楚王傲慢无礼地问：“难道齐国无人了吗？为什么派这个矮小无德的人来见我呢？”晏子用了同样的方法，并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我们齐国有个规矩，什么样的人出使什么样的国家。我确是最不贤德，所以来朝见楚王。”致使楚王反受其辱。《资治通鉴》里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战国时魏文侯并吞中山之后，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并标榜自己是位仁君，只有大臣任座认为封地给他儿子而不给兄弟，算不得仁。文侯大怒，斥退了他。这时候另一位大臣翟璜赶紧对文侯说：“我认为大王是位仁君。因为有人说‘君王仁义，下臣耿直’，刚才任大夫敢于直言，可见大王之仁。”文侯听了，又羞又喜，连忙差人请回任座。翟璜用的也是逆向思辩之法，先假定文侯是位仁君，然后说明任座的行为是对的，使得魏文侯能正确对待意见。

往复思辩

将逆向思辩与正向思辩结合来用，以退为进，有破有立，这种思路恰像是先后再前的往复运动。所以我们不妨称它为往复思辩。刚才说过，正向思辩是立论的重要手段，而逆向思辩是破对方立论的重要手段，任何一种方法单独使用都未免显得单薄，在实战中，常常将二者并用，才能做到攻防兼备。

从思辩角度说来，《威尼斯商人》里的鲍西娅对付夏洛克的方法就是这样，先让一寸，而后更进一尺，从而使对方理屈。中国有一个传说与此相似，说是一位青年妇女丧夫，将儿子含辛茹苦拉扯大，但儿子赡养母亲觉得是累赘，就对母亲说：“妈，您养了我18年，现在我也养了您18年，正好抵销，算是清帐了。”母亲无奈，只好告官，却不料县官完全准了儿子的理由。正当儿子窃喜时，县官又说：“现还有一桩未了，你母亲生下你时给了你血肉，你生下有多重，现在便从身上割下这么多肉来，方能两讫。”这一来，逼得儿子只好低头认错，保证要恪尽孝道。

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缩回自己的拳头正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对方。面对强大的对手，这种方法愈显出其独特的功效。在美国内战后不久的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中，约翰·爱伦的竞争对手是他的老上司陶克将军——一位战功卓著的老国会议员。陶克将军盛气凌人，他在竞选辩论中说：“同胞们，记得就在十七年前的昨天晚上，我曾带兵在茶座山与敌人激战，经过激烈的血战后，我在山上的树丛里睡了一夜，如果大家没有忘记那次艰苦卓绝的战斗，请在选举中，也不要忘记那些吃尽苦头、风餐露宿而屡建战功的人。”他说的是事实。而约翰·爱伦也毫不示弱：“同胞们，陶克将军说得不错，他确实在那次战争中立了奇功。我当时是他手下的一个无名小卒，替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这还不算，当他在树丛中安睡时，我还携带着武器，站在荒野上，饱尝了寒风冷露，来保卫他。凡身为将军，睡觉时需哨兵守卫的，请选陶克将军。若也是哨兵，需为酣睡的将军守卫的，请选爱伦。”

结果，爱伦在竞选中获胜。

发散思辩和归一思辩

前边我们介绍了纵向思辩有正向和逆向两个基本类型，这两个类型叠加，又形成了往复思辩。但一场对于复杂命题的辩论所使用的纵向思辩往往不是通过单一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纵向思辩所组成的思路，使辩论的思辩方式出现了新的特点。

当为了说明一件事而要列举许多理由时，这种思辩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许多纵向思辩从不同角度指向一点，因此我们称它为归一思辩；当为了历数一件事的许多影响时所运用的思辩方式又仿佛是从一点辐射出的许多纵向思辩，因此我们称它变发散思辩。这两种由纵向思辩派出的思辩方式很常见，也很容易理解。

[2]横向思辩

横向思辩的特点是与纵向思辩相比较得到的。横向思辩没有那么严格的因果判断，也不会出现前后联系紧密的链状推理，被对方从中斩断一环，也不至于引起像在纵向思辩中那样的全线崩溃。实际上它是一种辅助的思路，通过触类旁通、旁征博引来对正题进行辅助的论证。

横向思辩又可分为相向思辩（利用类比的方式）、平行思辩（利用对比的方式）和两难思辩。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3]弧状思辩

弧状思辩是不同于纵向思辩、横向思辩的又一种思辩方式，“拐弯抹角”这个成语正好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它的特点，这个特点与它的名称是十分吻合的，即证明一个观点时不从正面直接说明，而是先谈开去，将话题引向别的事情，当拐出去的这个弯得到认可后，再趁机把圈子兜回来，扣住正题，用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去间接说明论题，因此它又是一种间接思辩方式。

4.巧用智谋，胜券在握

辩论由于是一个复杂的技巧性的活动，因而就必然同人的智谋的运用有很大的关系。辩论是既“斗勇”，又“斗智”。斗勇，是重在比谁的气势盛、意志坚定和信心十足；斗智，则重在比谁能出奇制胜，谁能攻其不备，谁能谋划周详：《孙子兵法》是世界军事理论中的一部奇书。孙子用兵之道，就特别强调出其不意，兵不厌诈。辩论中同样也有一个如何用布阵的问题，十分讲究智谋在获胜中的关键作用。具体来说，智谋在辩论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善于出“奇”而攻其“不备”，即在应对准备中要设计出出人意料的东西，使对手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局面；二是要预先谋划周详，充分考虑到对手的水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现实条件，以求棋高一筹。辩论进行之前，任何以辩论双方水平的高低来猜度或预测辩论的结果，都只能是一种假设，不是恰当的和应有的制胜之策，假若以此来作为辩论准备时的一项考虑是十分危险的。即便辩论前知道对手的实力情况而总结出对手实力不强，也切不可掉以轻心。辩论赛中以弱胜强也非偶然之事，而辩论的临场发挥很重要。

如何保证己方在辩论中胜券在握，保证辩论时有最好的发挥，除了要在知识、思辩、语言、心理和场上人格的展示等方面猛下工夫之外，巧用智谋、谋略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道理。“万家乐杯电视辩论大赛”总决赛中的那场，辩题是“就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立论构思中，正方北大队完全抛开文化的纯粹性来作为立论的框架，而是把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把民族文化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进步作为民族文化展现其真正展现其真正民族特性，保持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活力的根本标准。这在现实中也是很容易站得住脚的。今天，正是因为我们从具体的中国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创造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才使中国文化活动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可。从这一立论出发，正方在赛场上巧妙地躲过了对方所打出的一系列“炮弹”，如裹小脚的老太太、水烟袋等这种所谓的“国粹”不能列入世界文化大雅之堂等等问题。正方还进一步准备了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裹小脚的老太太、水烟袋是当前的民族文化，还是落后的社会文化？”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方很难回答。如果回答是当前的民族文化，正方就能说它是落后的社会文化，是过去封建社会愚昧和不文明的产物，对方同学死抱陈旧腐烂的旧东西，难道也要让中国人都做九十年代的“孔乙己”？如果反方选择了后者，回答是落后的社会文化，我们就说既然已成为过去，对方同学又怎么能硬要往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塞呢？难道崇尚三寸金莲的美或是水烟的烟味醇厚才算得上中国人吗？如果对方死缠不放，认为裹小脚和水烟袋曾经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正方就进一步责问反方：儒家学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当年孟老夫子断言“男女授受不亲”，照对方同学看来，我们今天也需如此了。那么，满校园男女同学问轻松、自然的交往岂非在作践泱泱文明了？话说到这里，反方已然陷入被动，想要挣脱，瞬息之间已是很困难的了。可见，在辩论中最好的办法是以攻对攻，针尖对麦芒。但如何能攻在点子上，并且有话可说，又把话说得顺畅有力，机智风趣，是需要靠辩论双方场下与场上的智谋来完成的，辩论说到底，也是一种智谋的较量。

此外，如何具体根据对方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以便扬长避短，随时掌握场上主动，也是辩论中巧用智谋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万家乐”总决赛中，正方北大队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代表队，一场“遭遇战”。反方中青院队也是一路过关斩将，由一支开始并不为人看好的队伍杀入决赛，气势正旺，实力不可小觑。赛前，北大队仔细观看了中青院队的辩论，认为该队最大缺点就是场上四名队员实力不均，为此而设计相应对策，在场上集中火力攻击该队实力最强的朱芸同学。只要她一开口，北大队就把话说重、说深、说死，力争先把对方主力的气势打掉，首先轰哑中青院队的这门“大炮”。其次，北大队又把辩题同对手的特点作了仔细分析。认为辩题的理论性强，这正好发挥我们北大队理论素养较高、理论知识面宽的特长，同对方论道，用理性与知识的“笼子”套住对方，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又是轻松、活动、自然。

当然，在辩论中巧用智谋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必要的算计可以攻其不备，巧施奇兵。但如果处处想着算计对方，总想以出人意料的东西取胜也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造成弄巧成拙的结果。对于辩论的准备和场上的实战，都应以基本的辩论程式和艺术技巧的规范为基础，智谋应该是辩论这支矛的矛尖，要尽可能地使矛尖锐利，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但如果“矛”过于尖细，则很容易折断，也不能成为利器。因此，在辩论中首先应从大处着眼，作好充分的准备，然后辅之以智谋，磨砺其锋芒，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条件下，力求出奇制胜，以便最有效地打击对方。

二　辩证思维，高瞻远瞩

1.辩证思维和辩证概念

辩证思维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对事物要看得全、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活、看得真实，简言之，即看得具体。掌握辩证思维是运用高瞻远瞩战术进行辩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的思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总的看来，人类思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思维可称之为普通思维，高级阶段的思维可称之为辩证思维。普通思维是对外在相对不变状态下的事物的认识，它反映的是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辩证思维是对变化发展着的事物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辩证法的反映。恩格斯说过：“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辩证思维的任务是为了把握客观辩证法。辩证思维要完成这个任务，一般应具备这样几个特点：（1）全面性

辩证思维在考察事物的时候，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不仅看事物的某些侧面，而且还看事物的各个方面，它是把事物作为由各个方面组成的统一体来认识的。尤其重要的是，它总是力求找出决定事物本质和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矛盾，即找出事物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根本方面，把事物当成对立面的统一体来把握。（2）灵活性

辩证思维在考察事物以及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时，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凝固的、静止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它不仅考察事物的现状，而且考察事物的历史，还要想到事物的未来。辩证思维的这一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定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就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就是说，辩证思维对任何一个已知的事物，都是把它们当作其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环节来考察。（3）系统性

辩证思维在考察事物的时候，不是把事物看作孤立的、单独的，而是看作一个具有内部和外部联系的有机整体或系统。它不仅考察事物外部的诸方面的相互联系，而且考察事物内部的诸因素的相互联系，还要考察事物同周围其它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总之，它把事物置于一个特定的系统中来认识，可以说它是一种立体的思维。在辩证思维看来，任何事物如果脱离了它所处的系统和诸种因素间的条件联系，它的存在及其性质都是不可理解的。（4）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实践的范畴纳入认识论，同时也纳入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获得关于认识对象的具体真理的思维。因而作为人和被认识事物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的实践，必须要制约着辩证思维的全过程，成为辩证思维的源泉、动力和真理性的标准。辩证思维在观察任何问题时都牢记实践的观点，把实践范畴作为思维运动的基石，用实践的观点去看待任何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凡未经实践证实的东西，它决不轻信和盲从。这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同唯心主义的辩证思维以及一切诡辩论的根本区别。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时指出：马克思“在每一步的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所谓“辩证思维”，不是真正的辩证思维。

在论辩中，我们需要运用具体辩证思维。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是非常丰富和具体的，每一具体的对象都包含着差别和矛盾。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取得论辩的胜利，就必须把握事物的差别和矛盾。

2.最好与最坏的发散思维

从一个方面去考察讨论，舌头是最好的，从另一方面去考察讨论，它又是最坏的，舌头是“好”与“坏”的统一体。伊索正是把握了“舌头”这一事物的矛盾属性进行辩论，因而征服了对手，并给了人们以深刻的理性思考。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具体辩证思维应当是一种多角度思维，也就是发散式思维，求异思维。

我们知道，事物往往是立体的、多侧面、多层次的，正如苏东坡庐山诗中所写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如此复杂的事物，如果我们采取单向的线性因果思维法，只从某一个点上去把握事物，总不免要失之偏颇，犯片面性的错误。因为只从某一点上来看事物，犹如“管中窥豹”，虽然“可见一斑”，但这一“斑”显然不是豹子的全貌，更说不上是豹子的实质。因而，我们要把握一个事物，就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辩论也是这样，同一个问题，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说出一番道理，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你的说法进行肯定和否定。在对一个论点进行论证时，也要尽量从多角度进行思考，从多层次进行观察，探究事理。只有这样，才能使论辩沿着追索真理的路途前进，否则，常会发生“论而未辩”或“辩而不果”的现象。

3.突破定式，多角度思维

辩论时，同是一件事，从不同方面看，会得出不同的看法。战国时，秦赵两国间曾有一个“协定”，规定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赵国要尽力协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也要尽力协助。“协定”签订后不久，秦国便发兵攻打魏国，赵国以某种原因，却发兵救魏，秦王为此派人责备赵王：咱们有约在先，现在秦国要攻打魏国，赵国却去救魏，这是不遵守“协定”啊！赵王一时被难住了。公孙龙知道后，出主意说：也可以派人去责备秦王，就说：赵国救魏，而秦国却不来协助赵国，这也是不遵守“协定”的。结果，秦王没办法，只好停止向魏国进兵。1902年元旦，教育家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举行结婚典礼。婚礼上，来宾们侃侃而谈，就社会问题展开了讨论。陈介石阐述了夫妻平等的理论，宋恕则认为夫妻不存在平等，高低应以学行相较。还说，假如黄女士学问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对待黄女士，这怎么能说是平等呢？假如黄女士的学问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弟子礼对待黄女士，平等又从何谈起呢？陈、宋二人相持不下，最后请蔡元培表态，蔡先生说：“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

在夫妻是否平等的问题上，宋恕的观点是错误的。简单的“是”或“非”的判断难以反映事物的复杂关系。蔡元培先生则首先对规律关系进行了分解，区分出“学行”、“人格”两个方面，然后才以“是”与“非”作出结论。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井冈山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初，人们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不了解，认为不如去攻打城市。1928年4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某北山脚下的战地，发表了一次演讲，批评了这种错误认识。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们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

某些人只见眼前困难，看不到井冈山对于发展革命的重大意义，这是见害而不见利，毛泽东对井冈山生活进行了剖析，揭示了利之所在，纠正了人们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不管争论如何激烈，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当论辩发生时，人们总习惯于去追究到底是甲对还是乙对，而很少去注意论辩过程中双方思维方式的多角度、多层次性，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致使我们今天的辩证思维科学，处于认识论方面的低水平，也使我们的论辩，成为一种单向度的或平行线式的论辩。即论辩的双方由于观察问题缺乏多角度、多层次的透视，虽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争辩，向对方倾泻了许多“炮弹”，然而结果却不了了之，双方均自以为得胜而归，而事实上却根本没有发生“撞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的思维缺乏多角度、多层次性，从而造成不少“论”而未“辩”的争辩。

比如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所进行的一场论辩，“丑陋的”和“俊美的”一般都不难从字面看出，这是一对内涵针锋相对的反义词，问题在于，当这对反义词被引入了以“中国人”为题的一场大辩论时，是否仍保持这种针锋相对的撞击关系呢？正确答案是：没有，它们并未发生真正的思想交锋！

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文中言辞固然不无偏激之处，但他揭示的毕竟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假、恶、丑”一面，而且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以美为丑”，没有把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也作为丑陋加以鞭挞。这一著作引起反响之后，曾有不少人以“中国人丑陋吗？”“俊美的中国人”等为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可是，这些批驳者们大谈特谈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其扬名于世界的成就，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也同样没有“以丑为美”，没有把中华民族的某些陈规陋习、落后保守心理作为“俊美”加以褒奖。结果，这场论辩（其实是单方面的“论”，并未“辩”起来）表现为，柏杨先生用强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坏”的心理习俗一面，热望尽快割除；反驳者用强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好”的品德特性一面，亟盼发扬光大，双方所论的看起来是同一命题（中国人），其实是同一命题下的两个分命题（中国人的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柏杨先生否定了“坏”的一面，并未贬斥好的一面；反驳者褒扬了“好”的一面，也并未夸奖坏的一面，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分析这场“论争”，应当说，“丑陋的中国人”——观点原不错，“俊美的中国人”——认识也正确，而所以会发生“论辩”的真正原因是：柏杨先生将丑陋的加在“中国人”身上，引起了一些人的民族感情方面的不愉快。当然，感情上的不愉快原本不应该导致“理智”上的判断失误，但论辩思维方面的低水平引发了这场论辩。结果，这场看起来颇为热闹的“论辩”，犹如两列对开的火车，在铁路上相会时，固然声震一时，但其实并未发生“撞击”，它们“相遇”后擦肩而过，又各自按照“批评缺点”和“褒扬美德”两条平行轨道前进了。

再比如在哲学上，我们总是将“世界可知论”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对“世界不可知论”则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这种观点其实正暴露了“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弱点，“可知”与“不可知”，从字面上看，是一对针锋相对的反义词，然而，用多角度思维法来看，“世界可知论”与“世界不可知论”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世界观”，正如铁路桥上的火车与公路桥上的汽车一样，是在两个不同层次上运行的思维运动过程。“世界可知论”其实是从“微观”认识的立场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自然界中任何一个未知现象，科研方面的任何一个难题，医学上任何一个不治之症，人类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直至最后全知。人类正是在这“逐一攻克”的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着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从这一角度看，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世界当然是可知的。

而“世界不可知论”却是从宏观认识的立场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宇宙是无限大的，而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虽然人们可以通过知识的世世代代的积累来扩大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但无论积累多少代，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总量都必然有一个极限，或者说，都是有限的认识。如此看去，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就永远不能完成，永远不可知。

弄清了这两个思维过程的不同层次性，我们就不难知道，其实它们并不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而是关于认识世界的两个层次不同的思维运动过程。它们在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思想“撞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并无尖锐的对立和矛盾冲突。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在其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写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无所不知而又一无所知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对“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矛盾的一种新的认识。

上述例子证明了，根据多角度思维法，在论辩中选择正确角度的重要性。但仅知于此还是不够的，这一特性还告诉我们，当对同一事物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观察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是不同的，它们虽然都无错误，但往往又都各有其片面性，因此，要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则不仅要学会“由合而分”——对论辩双方分别进行准确的辩析，还要学会“由分而合”——将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结果加以科学的综合归纳。

当我们在理论上对某一论题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考察时，由于“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制约，往往不善于把两种不同考察所得的结果“合而为一”，恢复论题的完整面目，而往往将同一论题的不同侧面看作是不同的论点，甚至是互相冲突的论点。

比如，以“按劳付酬”原则对“按酬付劳”思想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总习惯于从褒义去理解“按劳付酬”（按照各人创造的劳动价值取得相应的报酬），从贬义去理解“按酬付劳”（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其实，这都是注意了理论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按劳付酬”难以解决的一面是：不同的“劳动”很难制定数量与质量的科学合理的统一标准，结果，往往不是劳动的数量一面被否定——三级工与八级工的劳动数量差与工资差不成正比例，就是其“质量”一面被否定——同为副教授，水平又有高低之分，最后只好以“平均主义”妥协，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是以具有某种差别的“平均主义”充作科学意义上的“按劳付酬”。而“按酬付劳”的另一层意思是：拿了这份报酬，就要按质按量地完成这份工作，决不当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决不当“不撞钟”的和尚！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按酬付劳”的思想又显示了高度的责任心！

认识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把“按劳付酬”和“按酬付劳”的各自两面的意义加以综合归纳，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并无矛盾。“按劳付酬”是从管理角度提出来的，而“按酬付劳”是从“劳动”角度提出来的，其中，都含有对完善分配制度的盼望和追求。按照各人的劳动付给相应的报酬，既然取得了一定的报酬，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劳动；也含有对现行分配方式中的“不合理因素”的否定和制约。由于劳动的数量（或质量）未能在分配上得到承认，因此，劳动者不愿再继续付出这种被否定的劳动。二者共同追求的，是分配方式的合理和完善，只是提出“口号”的角度不同，层次不同而已，其间并无思想冲突，或者说，双方都正确阐述了理论的一个方面，而又各有其不全面性，惟有将二者“珠联璧合”，才能构成完整的分配理论。但长期以来，人们仅根据它们所谈的都是分配问题，就错误地判定它们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于是，以一方去否定另一方，这就犯了“瞎子摸象”的错误。

由上述诸例可知，具体辩证思维对于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式是极有价值的。它不仅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新的思路，从而在论辩中更准确、更有力地击败对方，而且也有利于全面把握所论辩的问题，并进而看到对方观点中的合理成份，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纠缠，使我们的论辩水平大大提高。

在辩论赛中使用高瞻远瞩战术，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比如，1993年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决赛的辩题是“人性本善”，反方复旦大学队所要论证的是“人性本恶”，他们关于“人性”的把握理解便可称得上运用辩证思维的典范。

复旦队认为，人性是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指的是无节制的本能和欲望，这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本恶是指人性本来的，先天的就是恶的；而善则是对本能和欲望的合理节制。这种表现人的恶的无节制的本能和欲望使得人们有自私的属性，但是人人皆自私又导致人人都不能自私，因而制约、权衡中产生了节制，这种节制便是人性中的善。人的本性是恶的，但这种本性的恶又可以导致善，人性正是恶与善的矛盾统一体。我们既要肯定人的本性是恶的，又不能否定人性中的善，所以复旦队便能在论辩中灵活机动、左右逢源。相反，正方台湾大学队由于使用的是机械的、片面的、僵化的思维模式，他们看到的只是人性中的善，一味地回避、否认人性中的恶，后来当复旦队连续5次追问“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时候，便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

具体辩证思维阶段研究的概念是结合概念的具体内容，包含着差异、矛盾、对立，是复杂多样的辩证统一体。这种概念我们称之为具体概念或辩证概念。在辩论中，我们要想牢牢地掌握住论辩的主动权，就必须注意概念的辩证特性。

在复旦队的《人性本善》这一辩题准备的正方辩词中，关于“人”这一概念的辩证特性便表露得最为淋漓尽致。辩词中这样写道：“人是由恶性和善性组成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善。’人具有食、色、劳动、思维等各种机能，当这些机能处于人性的支配下时，人的行为是善的。就某个而言，当人性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时，他的本质是好的，反之，当兽性占主导地位时，他的本质则是坏的。当我们说某个人的本质是坏的时候，只表明他的人性处于兽性的压抑下，而非人性本恶。就如同太阳是明亮的，但当发生日食时，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得出太阳本暗的结论。”复旦队这里指出，人具有人性，当人性占主导地位时，人的行为是善的；人又具有兽性，当兽性占主导地位时，人的行为是恶的，人就是由人性和兽性、善和恶组成的矛盾统一体。在论述了“人”这一概念后，接着又论述人的“本性”，其中写道：“人性作为人类本性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这也正是人身上具有兽性的根本原因。然而人之为人不在于兽性，惟有人性才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也惟有人性才在人类身上盖上了伟大而尊严的印记。狮身人面的司芬克斯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品，也是人类本性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已经从自然界中挺身而起，抬起了自己高贵无比的头颅！”

这里肯定人的本性是人性，是善，但并没有否定人具有兽性的方面。这样的论辩中便可左右逢源、稳操胜券。

94“长虹杯”大学生电视辩论赛第六场比赛中，正方中山大学代表队的论点是“烟草业对社会利大于弊”。正方在陈述这一观点时就采用了辩证思维技巧。首先他们承认：吸烟危害健康，这正是烟草业的弊之所在。这是众周知的。然后他们又指出：烟草种植、吸食的历史远远长于烟草业的历史，烟草业这一行业的产生与存在是以人们的吸烟习惯所形成的社会需求为前提的。这种观点和立意就跳出了反方所熟悉的“吸烟有害健康”的领域，而把两军对垒的阵地摆在了己方门前，从而占据了主动。

三　出奇制胜，先发制人

1.找准角度，抓住主动权

在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有一场题为“儒家思想是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辩论。南京大学队持反方对澳门东亚大学队。南大队首先对辩题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儒家思想”、“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和“推动因素”四项词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立论的切入角度。经过认真分析后发现，辩论双方的焦点肯定会集中在“主要”与“推动因素”这两个词组的联系点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

南大队猜测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思路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将“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动因素有多个，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论。针对对手的这一思路，南大队决定由“主要推动因素”这一关键概念入手，与对手针锋相对，明确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须是具有总揽全局、纲举目张的作用，它必须能把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有利条件和推动因素组织起来，有效地协调起来。同时，南大队严格区分“主要推动因素”与一般的“推动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动因素是指一些具体的战略和政策，比如贸易立国，外贸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等。“不和对方在思想层次上纠缠，不用西方的个人功利思想来对抗儒家思想，承认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积极的作用，但它却没有经济功能；至于主要推动因素，只能是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南大队的总思路。

这样的思路很奇。因为思想确实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但是很难说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相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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