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正斌,熊勇清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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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读的经济管理学科史(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序第一部分 财富是怎样增长起来的 1556～1870年第一章 从蒙克莱田谈起——300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最初的经济学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凯恩斯革命与新自由主义向精确的、实用的经济科学迈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第二章 以金钱为唯一财富的学说——重商主义经济学
重商主义的兴起少输出货币，多吸收金银贸易出超，生财之道对重商主义的透析重商主义实践的成功与失败第三章 发行钞票能够增长财富吗——约翰·罗的货币思想
发行钞票的药方是设想错了，还是做法失误罗氏改革的教训：货币过多引发经济危机第四章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威廉·配第
政治上无气节，经济学上是天才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由地租理论引起的工资、利息思想简要的评论启示：国土面积对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意义第五章 农业和商业是财富的两个乳头
法国为什么会民穷财尽振兴之路：发展农业和商业什么是财富勿使权力涉足其间简要的评论验证：国内商业促进经济繁荣第六章 魁奈医生寻找“自然秩序”
魁奈和他的重农主义集团寻找“自然秩序”《经济表》理论特色和政策实践启示：我们应如何为经济立法第七章 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
一个本分而又爱好思考的平常人《国富论》的经济原理马克思的评价验证：《国富论》促进国富第八章 “看不见的手”
“经济人”“看不见的手”验证与启示：自由促进财富是有条件的第九章 国家作用的新定义：“守夜人”
天赋自由权自由企业制度中的政府职能“小政府”与赋税启示：政府开支的原则应是“支出≤收益”第十章 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者李嘉图
从股票交易所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比较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以利润为中心的分配论比较成本和货币数量说警示：推升成本可严重打击一国经济第十一章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贵族们的经济学家人口与生计报酬递减律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评论第十二章 都是财富的创造者吗
萨伊财富就是“效用”创造效用的劳动就是创造财富的劳动产值统计口径和三产业划分验证和启示：凡是需要的劳动都创造财富第十三章 财富的增长问题就是生产问题——萨伊定律
“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一荣俱荣”萨伊定律的缺点和它的价值验证：以萨伊定律解决经济危机第十四章 浪漫主义经济学说
一方水土，一种学说消费是财富的促进剂分配——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基石要大致拉平收入到底谁错了验证与启示：公正利于财富增长第十五章 德国人的传统分析：从历史角度看经济问题
德国人经济学的哲学渊源新旧历史学派验证与启示：从本国历史研究中寻找经济发展道路第十六章 李斯特与发展民族经济
以统一、发达的德国为毕生事业财富的生产力远比财富本身重要对外贸易保护，对内工商自由要重视发挥民族国家的作用启示：别人爬过的梯子我们还能不能用第十七章 理想主义者对社会的描述
早期乌托邦实业制度、合作社和公社制普鲁东和勃朗的社会改革设想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理想第十八章 马克思奋斗的人生
青年马克思涉足社会流亡生涯艰苦环境下的学术研究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权威第十九章 《资本论》
概述《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资本的分配《资本论》的影响《资本论》的启示：资本积累引起经济危机第二十章 古典学派和它的贡献
一组人物图两方面的成就经济学走向它的第一个高峰启示：对“自然而然”的经济到底能做什么第二部分 边际主义称雄的时代 1870～1936年
第二十一章 由三个人发起的所谓边际主义革命
不谋而合漫长的理解过程边际主义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吗启示：以边际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第二十二章 杰文斯和他的效用论
短暂而富于创造的一生边际效用价值论杰文斯的其他理论观点验证与启示：工资和劳动管理应考虑“劳动负效用”第二十三章 门格尔和他的财货论
奥地利学派的宗师财货论启示：新的开发和发明由什么决定第二十四章 瓦尔拉和他的一般均衡论
洛桑学派的创始人一般均衡论瓦尔拉的纯粹经济学的应用主张启示：市场经济的效率在于整体均衡第二十五章 维塞尔的“新价值论”
消费品价值的决定：边际效用定律生产要素的价值决定：归属理论成本理论的贡献：机会成本边际效用价值论能撑起经济学大厦吗启示：价值论是不是一个陷阱第二十六章 独特的资本利息论——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
以往的利息理论庞巴维克的利息论启示：利息有助于财富增长第二十七章 帕累托对边际主义的贡献
一个为政治信念而研究经济的人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偏好序列分配论和社会福利论验证：中国改革的帕累托最优第二十八章 因综合而成名的大经济学家马歇尔
马歇尔的光辉学术特点：什么都没首创，但什么都成为他的体系的一部分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启示：折中、综合、渐进也是事物进步的方式第二十九章 局部均衡论
需求曲线供给理论均衡价格启示：以均衡思想分析经济问题第三十章 美国人的进展（一）：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分配论的进展静态动态分析与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验证：按贡献分配更有利于财富增长第三十一章 美国人的进展（二）：费雪论货币购买力
以往的货币理论费雪的交换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的比较启示：维持货币的购买力是个很难的问题第三十二章 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经济——制度经济学
制度主义的领袖人物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一个简短的评论第三十三章 累积过程原理——瑞典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塞尔
平生少得意累积过程原理维克塞尔理论的新贡献验证：金融危机是货币累积起来的第三十四章 卡塞尔与他的购买力平价说
一个得志者购买力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意义第三十五章 管理科学的兴起
泰罗：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大师科学管理理论这是一场管理“革命”启示：科学的管理要与薪酬结合第三十六章 边际效用与福利经济学
忠于老师而又有自己的创见福利，一个古老的话题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验证：向穷人倾斜的分配有利社会总福利第三十七章 确实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
消费不足说：马尔萨斯、西斯蒙第、萨伊和李嘉图设备更替和技术创新论：朱格拉、马克思和熊彼特货币数量论和银行信用说：从休谟到维克塞尔启示：经济危机可逐渐减轻第三十八章 新古典经济学回顾：从杰文斯到庇古
经济学的第二个春天从基数效用到效用偏好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挥启示：为什么市场经济最有效率第三部分 西方世界的凯恩斯主流 1936～1970年
第三十九章 凯恩斯革命
一本著作掀起了一场所谓革命具有贵族气质的学者这个影响如此巨大的思想的形成第四十章 为什么消费越多财富会增长越快——《通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是储蓄不足还是消费不足影响消费的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影响储蓄转变为投资的因素：资本边际效率倾向下降引起需求不足的另一个因素：灵活偏好结论：需要刺激消费或调节有效需求验证：刺激消费也可能刺激危机第四十一章 有两个办法刺激有效需求——《通论》的政策含义
最好的办法是增加消费开支增加货币发行由此而来的两大宏观调节政策凯恩斯“处方”的效用有多大第四十二章 国家作用的再定位：由“守夜人”变为调节者——《通论》的社会哲学和国家职能
管理人性的社会哲学要重新认识重商主义政府职能的新界定一个评论：经济发展与哲学革命第四十三章 经济学的演绎推理能够测量和计算——计量经济学家弗里希、丁伯根和克莱茵
以数学语言说明经济问题是一个早有的想法弗里希——计量经济学的创始者丁伯根和他的经济周期波动模型战后计量经济模型：克莱茵时代第四十四章 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不完全竞争”——琼·罗宾逊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经济学必须面对实际琼·罗宾逊与“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张伯伦和他的《垄断竞争理论》启示：经济研究要回到现实第四十五章 经济自由+秩序——德国经济学的新特色
欧肯和他的弗赖堡学派现行经济秩序的弊端究竟在哪里为竞争建立规则启示：不能发展“野生”的市场经济第四十六章 联邦德国复兴与社会市场经济——“来自竞争的繁荣”
具有组织实践才能的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启示：建立促进财富增长的“和谐社会”第四十七章 希克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
具有某种创造天赋的人价值论IS-LM模型第四十八章 新自由主义的“斗士”——哈耶克
哈耶克的简单生平奥地利学派的忠实追随者为捍卫经济自由而奋斗如何评价哈耶克第四十九章 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
经济必须是自由的中性货币理论法治、私有制和货币非国家化验证：市场经济不都是有效率的第五十章 “理性所指导的有意识行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经济学
以“经验内容”充实“经济理论空匣”投入—产出平衡表“理性判断”多大程度上可信第五十一章 管理科学的新进展：行为科学
经济学与行为科学霍桑实验与“人群关系说”需要层次论X-Y理论Z理论一点评论第五十二章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第一次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实际增长率公式保证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启示：中国需要很高的投资水平返回总目录五口通商后的广州牛顿《拾穗者》瓦特和蒸汽机无敌舰队哥伦布瓦特改良蒸汽机莱特兄弟和他们发明的飞机达尔文发明之王爱迪生大萧条乌托邦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罗斯福新政二战三巨头田纳西水利工程美国圣地亚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贫穷的非洲德国弗莱堡大学埃克森欧元前言（一）
西方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喜欢标新立异，刻意追求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想法。这就使得西方学术界呈现学派林立、纷争不断的局面。经济学说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最使人敏感，因而学派纷争尤为激烈。但是，另一方面，西方人又最具“从众”心理，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不但不反对所谓公理、假设和权威，而且往往以它们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所以，纷繁复杂的经济思想，也并非无线索可循。
一个主要线索是西方的人文哲学。经济学说最初本来是由哲学家思考的，而哲学家思考经济问题，总是从人的本性这样的一般性规律入手。人有欲望，需要满足，于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早期的哲学家就是这样看待经济行为动机的。虽然在西方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下，欲望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其中的某些牧师，仍然坚持人的欲望并非罪恶，而且，也不能全然抑制。这一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大胆的世俗思想家公然提出“享乐主义”，把幸福与欲望的满足联系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想，最后发展形成系统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哲学：人的本性就是欲望的满足，欲望则是由物品或效用来满足的，一分财富代表一分幸福。所以，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不过是追求最大投资利益的“经济人”自发行为的综合；在马歇尔那里，经济学不过是追求个人最大效用的“有血有肉”的人“消费选择”的综合。诚然，凯恩斯有所保留，但他同样认为，如果不让人们发财，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窒息，所不同的只是他主张“发小财”。不管西方经济学存在多大的分歧，都是由人的本性是追求自身幸福或欲望的满足这一根本点出发的。
从这一点看，西方经济学说可分为两大流派：完全以个人欲望满足为依归，分析经济问题、建立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的所谓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后者的哲学根源大体出于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虽然人性总体上被认为是追求自身利益，但同时存在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绝对命令”，即社会的总体意志、道德意志。这一哲学思想与东方传统有某种程度的吻合。
另一条线索是价值论。我们知道，经济学存在两种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什么是价值？价值由什么决定？如何增加价值和分配价值？等等，回答这些问题，就回答了经济学的大部分难题。劳动价值论比较古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配第、马克思，再到斯拉法，都是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分析经济现象。这一学说的特点是从物质生产领域开始思考问题，并把物质领域的生产当作理解所有经济问题的关键。它必然得出资本剥削劳动、资本主义非正义公平的结论。效用价值论同样也很古老，古代思想家在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效用决定价值问题上从来就含糊不清。但它的正式形成尚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大体上是以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面貌出现的。效用是一个包含广泛的概念，包括物的效用和服务的效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体系自然成了一个社会经济生活所有方面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学说。效用价值论自创立之后，就是西方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根据，西方学者都是从效用价值论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所以，理解了效用价值论，就不难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胳和分歧所在。
西方经济学内部分歧虽然很多，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却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与此相联系，西方经济学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制度问题，当年凡勃伦并非创新地从制度方面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被当时美国的经济学界冷拒门外。只有当西方从“社会主义恐惧症”中恢复过来，对西方制度开始“有信心”的时候，从制度、产权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才得到承认。但是，他们论证的是私有产权、私有制度对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二）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如重商主义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新古典经济学阶段、凯恩斯主义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百家争鸣阶段。按照通常的这种逻辑安排，本书分为四卷，以反映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但是，这种划分很可能引起这样的误解：后来的经济学必定优于先前的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优于重商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优于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优于新古典经济学，等等。这显然是荒谬的。重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国家干预学说，但既不能说它落后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同样也不能说它优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
一种经济学说，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落后的，被当时的人们所轻慢，但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粉墨登场，成为新的时髦理论。萨伊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定律，曾被视为否认经济危机而被经济危机的事实所否定。但过了160年后，又成了“供给学派”的理论依据。货币主义在最近一二十年是相当闻名的了，不过是重复了一二百年前的货币数量论观点。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学派，大体上是以往经济学思想的再版。
由于时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和当时舆论的侧重差异，以及学者个人的认识和性格特点，使一种或几种经济学说成了影响时代进步的主要理论。当时代发生变化，舆论转变了方向，新个性特征的学者登场，另一种学说或另几种学说便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不论哪种学说何时占主导地位，都不能就此断言它是先进的或保守落后的。只能说，相对于时代所要解决的任务来说，哪种理论较为合适，而其他的理论则不太合适。
这就是说，人们不能局限一种学说。每一种学说都是为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提出来的，既不能以出现的时间先后为评价优劣的标准，也不能以影响大小作为取舍的依据。人们只能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办法。固守一说，而否认其他学说，只能使自己落后于时代而被淘汰。（三）
因此，对于各种经济学说思想的阐述，应力求做到通俗、全面、系统和客观。所谓通俗，就是努力做到简明易懂，生动有趣。所谓全面，就是要有代表性，需要把各种不同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收集进来，同时又避免重复、多余。所谓系统性，就是所阐述的各种理论之间有某种逻辑关系，而非时间编年史。所谓客观，就是实事求是。西方经济学说除了有意避开其制度内在矛盾的一面之外，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都很有建树，但这些建树又夹杂在某种西方种族主义思想、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偏见之中。序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按马克思的说法，从配第到现在，少说也有三百年历史，追溯源头，可直达古希腊，古希腊的繁荣或许要算上经济学的一份功劳。经济学发展的第一轮高潮，发生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同时，也是西方“精神革命”，特别是其中“科学启蒙运动”的重要结果。思想解放后的社会精英，渴望说明新的经济发展浪潮，并对由此引发的各类问题给予合理性解释，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对策。经济学家们确实做到了，当时的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在斯密《国富论》所阐述的经济思想指引下，果断地废除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法典，实行经济自由的政策，把“社会生产力魔术般地呼唤出来”。
经济学发展的第二轮高潮，即所谓经济学的“边际主义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前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对以前经济学及其政策的反思和完善。它进一步告诉人们，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者的投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的选择自由。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就是因为它是根据消费者的选择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么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这个时期的旗手人物。
经济学发展的第三轮高潮，发生在世界性大经济危机（1929-1933年）不久，可以看作是对历来提倡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反思，是为解决经济危机寻找对策。经济学发生的所谓“凯恩斯主义革命”，其意义恐怕不是因为凯恩斯学说指出了“自由市场制度失灵”，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它为治理长期使西方痛苦不堪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出了“良方”，这就是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非常需要这样的“良方”，直到今天，不管人们如何争议，它仍然是政府手中最好的调节经济的工具。
经济学发展的第四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60-80年代。这一轮经济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反思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也是被无以数计的宏观经济计量和预测模型弄得疲惫不堪、无所适从的反应。虽然，人们把主流的新经济学理论泛称为新自由主义理论，但就其政策需要看，无疑是其中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更具有实践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性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世界性的严重金融问题，是继续国家出面“救市”的老政策，还是根据新自由主义学说通过改善市场制度，让“市场自己”解决，世界经济好象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政府选择了救市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选择了反对。
作者是根据这样的脉络来安排《经济学300年》内容结构的。或许，还可阐述更多一些经济学家的学说，但就学说的发展和政策的演变历史看，能重点集中演绎经济思想及政策的广阔画卷已经足够。
但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含义的分歧比其他任何学科的理论分歧都要大得多。如何对待、处理不同的思想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采用批判的方法对待不同的学说观点，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推陈出新”，或毛泽东所说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伟大的千年学者，他的伟大学说和方法至今仍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着巨大影响。但我们也知道，批判的方法并非是对待不同学说观点的惟一方法。人类的思想财富，实际上也是不断累积的结果，是在扬弃中发展的。新的学说思想添加在原有学说基础之上，人类思想财富才不断累积增加，才有今天这样的思想丰富、学术繁荣的景象。如果一定要否定、抽去原来的思想成果，才可以把新的思想成果添加进来，那么，我们就成了“摘包谷的猴子”，不管人类产生了多少伟大思想成果，但人们手中却只有当前所产生的那一个学说思想。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不可能每一个经济思想观点都是正确的，实践的发展，会使不同学说观点都得到验证。所以，我们不应该把那些被证明是“垃圾学说”的东西仍然当作宝贵的思想财富来保存，这只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只会使人们总是从原来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只会不断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同样，也不是所主张的每种类型经济政策都是有用的，实践同样会证明哪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哪些政策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也不能把那些没有用的政策工具仍然保存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我们应整理我们的“政策工具箱”，淘汰没用的“工具”，保存可能有用的“工具”。
但问题是，我们很难验证哪种经济学思想和政策含义是正确的，哪种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因为“实践验证”有个时间过程。可以说，当代人很难验证当代人的学说观点及政策主张，因为人们不可能从一次实践中证明真伪，需要多次实践的反复证明，才可能使人们辨别真假。但当我们需要借助再一次实践检验的时候，当时的条件却部分已不存在，或大部分都不存在了，这就是马克思所告诫人们的：经济学不可能象物理学或化学那样借助实验手段来证明其学说正确与否。这样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在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库”和“经济政策工具箱”里，宁可多保存一些学说思想和政策主张，在没有辩明之前，不要轻易地把不同的经济学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当作垃圾抛弃掉。
关于不同经济学思想和政策含义，《经济学300年》的作者大致上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我并不完全赞成作者关于“所有学说都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枝枝叶叶”的观点，作者采取了过于宽容的作法。
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存在相关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否经济政策一定是根据经济思想来制定的呢？或者说，是先有经济学思想才有经济政策吗？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有的具有“直接相关性”，而大部分却只具有“简接相关性”。“直接相关性”，是说先有经济学思想的突破，后才有经济政策的诞生。比如，英国1824年废除带贸易保护性质的《谷物法》，改行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因为当时李嘉图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说征服了英国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以，才通过了自由贸易法案。而有的则正好相反，是先有经济政策，后有经济学理论解释，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早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举办公共工程刺激经济的所谓“新政”，而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看起来，它只是对“罗斯福新政”的理论阐述。
大部分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实现的，而且，往往在时间上“滞后”很多。因为一个经济思想产生之后，得到人们的认同有一个时间过程，它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来影响执政者的政策。所谓“思想是不朽的”，就是因为它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是长期的，只有当受其影响的人执掌政权，而形势又需要相应的政策来解决问题，那种经济思想才会作为政策工具来运用。比如，科斯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说，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政策运用却在80年代才开始。弗里德曼所竭力主张的“货币主义”学说，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甚至更早，但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里根政府时期，才开始受到政策重视。
再举一个典型例子。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应用价值是无需质疑的，但却不能直接全部照搬到实践中来，它需要有一个实践筛选过程，需要考虑条件允许与否。不顾这些，实践全然照搬理论，或将书上的原理原封不动地加以具体化，结果就只能产生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20世纪一个最大的“实践错误”。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经济思想的宝贵财富，被各种不同的经济思想所广泛消化吸收，再通过其他途径，转化为政策思想。毛泽东特别反对“教条主义”，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认为，一当产生一种新经济思想，必然接着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并被运用到实践中接受实践检验，这是一种简单的想法。《经济学300年》所阐述的每种经济思想之后，总是附加一个“验证与启示”，很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这样的“简单想法”，这是我所担心的，也是我要指出来的。
本书文风，值得称道。以往我所看到的大多数经济学理论著作，写得都很严肃，很“学术”。不少作者以为，科学是严肃而严密的，经济学也不能例外，如果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或数学公式推导，就不能算作是经济学的著作。然而，这些很有“学术含量”的经济学著作，虽可以“高雅”自居，但或多或少与读者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易识难知。《经济学300年》持通俗的文风，用简洁的文字，读起来，轻松愉快，有如一种置身于田园中欣赏万树千花的感觉，给人以愉悦。尤其前半部分，写得更是深入浅出，文笔流畅如清风，思想涌出如小溪，可读性很强。
读完这本书，就像听完一首甜美的歌曲，有一种希望“再来一首”的渴求。我真诚希望，《经济学300年》的作者——我的同窗老友，能在东、西方经济学思想史方面，写出更多而又“缩微”的新著，以满足我和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尤其是满足中国经济学人的阅读需求。
最后要提及的是，西方经济学说，从更高层面来说，她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但她是在西方的人文、政治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并非全然适应中国。中国自己的悠久历史，同样产生了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如果我们在将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同时，敏感发现现代中国经济实践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并从中发掘“东西互动”的经济学新元素，那不仅能创造出更为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成果，也可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经济思想做出更大的贡献。陈东琪2009-10-24第一部分财富是怎样增长起来的1556～1870年第一章从蒙克莱田谈起——300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熊彼特
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皇冠，既古老，又新颖。它有2400多年的历史，而今更是百花争艳，盛况空前。经济学之树遮天蔽日，枝叶繁茂，不见其主干。抬头仰望，令人惊叹不已：经济学，这人类智慧的巨大硕果，是如何长成？又为何愈久愈新？最初的经济学
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法国人蒙克莱田（1575～1622年）。他是一个金属器具制造业主，一个新教徒，一个积极支持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改革派。他曾向当时的路易王朝上书，极力主张法国国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积极干预管理国家经济生活。1615年他的上书正式发表，命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他的书名。在经济学史上这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事件，蒙克莱田也因此而载入史册。
以前的经济学，最多只能称为“家政学”或“家庭管理学”，属于微观经济学。根据文字记载，在西方，研究经济问题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公元前四五世纪，有个叫色诺芬的人，他师从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一本叫《经济论》。书中写的是一个优秀的主人应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他说，一个人是否管理好了自己的财产，主要标志是看他是否使自己的财产得到增加。这大概是最早的经济学著作。
过了不到100年，著名的圣哲亚里士多德也发表了一本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的著作，名叫《政治术》，但说的是“家庭管理”。他把家庭管理分为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家庭成员中的关系，即奴隶主和奴隶、夫妇、父子之间的关系，其中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被视为最重要的关系；二是研究家庭如何致富的艺术。
那个时代的经济，是奴隶主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是由奴隶主役使着一大群奴隶，在奴隶主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劳动。当时的优秀思想家们普遍感兴趣的主要是奴隶主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并使它不断增加的问题。后来，西方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时期，虽然小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但为主的仍然是自然经济，一个封建领主独立地经营管理着自己或大或小的领地，经济问题的实质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关心的也还是家庭主人如何管理好他们的庄园，使财产增加，不断延续繁衍。所以，在英语里，“economy”这个词，就是从希腊“家庭管理”那个词演变过来的。千百年来，无数学者、思想家从维护他们时代的自然经济出发，研究如何使家庭财产增加致富，却反对商业资本、货币资本甚至也反对商品货币经济。
这样，蒙克莱田提出“政治经济学”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他的经济学，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而“政治”最初的意义是指“政事得以治理”和“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历代以来总是与国家的管理相联系。蒙克莱田的“政治经济学”，正是推崇国家干预或管理经济的经济学。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承前启后，为他的教科书式著作取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并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为政府管家”。他说：“一般而论，经济是精明而节俭地供应全家一切需要的艺术。……在一家为经济，在一国则为政治经济学。”从此“政治经济学”一词四海传播，一直为许多经济学家沿用至今。不过在叫法上还是有些微差别，有的国家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
经济学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萌芽、幼苗期。在这一漫长时期，有这样一些名字为经济学大厦增砖添瓦：他们是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克优斯·贾图、西塞罗和奥古斯丁，西欧封建中世纪时期有托马斯·阿奎那、阿尔诺德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有了正式名称之后，便迅速伸展它的幼嫩枝叶。在法国，柯尔培尔把重商主义发展到极端，由此孕育了既重视商业，但更重视农业的布阿吉尔贝尔，并最后酝酿出了一个以宫廷御医魁奈为首，包括财政部长杜尔阁在内的重要学派，即重农学派。在英国，有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有称之为劳动价值论之父的威廉·配第，有“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马克思语）”詹姆斯·斯图亚特，有从资产阶级“自然法”、“自然权利”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地租和利息的著名思想家洛克，还有第一次指出了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量的诺思，以及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的马西，提出著名货币数量论的休谟等等。
在西方，17、18世纪是旧世界灭亡，新世界诞生的伟大世纪，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殊死搏斗，并相继战胜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开辟道路。启蒙运动，思想的火花不断在碰撞中闪现，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培根等等，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讴歌。这注定是一个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
1776年，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是年，一位年逾不惑的大学教授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经济学处女作，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犹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一著作震惊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斯密的论点仍在不断地被引用，他的思想仍然光芒四射。
英国100多年前还不敌西班牙和荷兰，克伦威尔在1648年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财富便以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增加起来，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生产力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斯密躲在他的小楼里潜心研究了10个寒暑，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由放任”，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社会经济：让经济自由，它便会有序地飞速增长。亚当·斯密，这个孤独而又孱弱的教授，凭借上帝之手，拉开了现代经济学的锦绣序幕，为经济学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几乎可与斯密比肩的是大卫·李嘉图。这位交易所的年轻炒股高手，当他25岁就腰缠万贯之后，开始对经济学情有独钟。他认真研读斯密的著作，把斯密左右摇摆、含混不清的观点加以廓清，毫不犹豫地将逻辑贯彻到底，较为前后一贯地以劳动价值论解释所有经济问题，在比较成本学说，地租理论等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有新的进步。他主宰着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主流，形成了后人称之的李嘉图学派。但李嘉图学说以劳动价值论说明一切经济问题，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首先发难的是马尔萨斯，而起来维护的则是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而当试图把不能解决的矛盾加以辩护的时候，其学说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李嘉图学派也因此而解体。
不知是李嘉图的成就高不可攀，还是确实认识到在斯密学说中占主流的东西并不正确，一些学者开始沿着斯密学说中的非主流路线前进，即马克思所说的避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本质，转而重视经济生活中量的研究。他们首先建立了效用或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其学说的理论基础，进而研究价格、成本、货币、工资和利息利润数量的确定，以及汇率、经济变量关系模型等等。经济数量关系研究领域越来越被拓宽，如同茫茫大海，无边无际。原来在斯密学说中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的东西，日益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并因此造就了近代以来除李嘉图学派以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流派，不胜枚举。
1870年，经济学上发生了所谓“边际主义革命”。英国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奥国人卡尔·门格尔和瑞士洛桑大学的莱昂·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边际效用主义”学说。他们不甘保守的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冷落，奋力地为他们的学说抗争。他们奔走宣扬，带弟子，立门派，几十年后终于在世界掀起了一股边际主义旋风。门格尔创立了以主观效用论为旗帜的奥国学派，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弟子维塞尔、庞巴维克享誉世界。第二代弟子中又出现了像冯·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大师，和熊彼特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学者。瓦尔拉则建立了洛桑学派，他的一般均衡论经由著名继承者、意大利人帕累托而发扬光大。他们的学说对于后来著名的瑞典学派的出现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
就在经济学理论呈现一片纷纭繁杂的情景之时，一位老人出现了。他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领域钻研近60年。看他的著作，就像一个长者在唠唠叨叨，思考其内容，又像一个大杂烩，各家之言尽在其中，似乎平淡无奇，无甚可歌可写之处。然而，正是这位老头，把分歧林立的经济学重新整合成一个精美完整的体系，把微观经济学（他放弃“政治经济学”一词而改用“经济学”，似与他的学说侧重微观，而不是蒙克莱田以来一直重视宏观有一定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认为，任何一家经济学新观点，都是人们的认识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都是经济学之树的枝枝叶叶，具有可取之处，并不能一概否认。所以，他处心积虑地要把各家之言糅合在一起，以与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一致起来。人们也因此把他归入古典经济学，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革命与新自由主义
马歇尔完成了斯密以来经济学的最大整合，大学讲坛上马歇尔教条盛行，他熏陶了近两代经济学家。但这也意味着能对马歇尔学说发难的，必然也是受之长期熏陶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深知它的致命弱点所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他从马歇尔学说（也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两个根本性假定前提的批判入手，对自由市场经济能使经济最好发展的思想予以毁灭性打击，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1936年，凯恩斯的名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这部书并不很厚，一气呵成，却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目前的几十年里，凯恩斯学说几乎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对此，人们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极端愤怒的奥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亲赴英国找凯恩斯论战，由此激起的看法观点在他胸中泉涌而出，从而使他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斗士和一代宗师。同时，我们还要提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大师、费莱堡学派的创始者欧肯，以及他的自由社会市场经济追随者们，他们高举经济自由主义大旗，不倦地为之摇旗呐喊。
曾经盛行于世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导致了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内部也四分五裂，产生了以琼·罗宾逊夫人、斯拉法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萨缪尔逊、索罗、托宾等为中心，以正统派自居的所谓凯恩斯主流派，以及由一些名气尚不很大的经济学家组成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但自从凯恩斯革命以及它在哈佛这样的大学安营扎寨，并在美国取得支配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便被淹没了。但是自由主义学者们是非常顽强的，不甘于沉落到二等学者的地位，他们夹紧尾巴，默默地为自由主义学说开辟新的领域。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们开始显露头角。20年后“经济滞胀”为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带来了机会。首先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向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弗里德曼这位个子矮小，但精力旺盛、智慧超群的学者，以他多年对美国货币发行和消费历史的研究，根据统计资料证明：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即所谓收入增长与消费倾向、储蓄关系的理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从长期看，人们的平均消费水平趋向稳定，较少受暂时收入增加的影响。而且，增发货币到头来并不增加就业和产值，实际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有一个一定的量，因而利率在长期内也并不受货币供给量的影响。通货膨胀及其凯恩斯主义的货币财政政策是加剧经济波动的根源，因而也就是必须根治的“恶魔”。这些理论给了凯恩斯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标明凯恩斯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学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
以货币主义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由于有众多的分支而日益显得声势浩大。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了著名的人力资本学说，其主要代表首推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学说告诉人们，不应该把教育或健康等问题看成是像买一把牙刷或一辆汽车那样简单的问题，而应该看成是包含家庭或个人的投资考虑的经济行为。芝加哥大学的另一著名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推动了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把经济分析的应用范围推广到非商业性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中去。他宣布说，在人的行为和决策方面，不合理的成分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或者说比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所认为的要少千百倍。著名的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共同开创了“产权经济学”。这一学说使人们大开眼界：人们不应该从某一个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寻找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而应该从制度及所有权体系的漫长缓慢的孕育过程中去探索，是由于制度体系越来越朝有利于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方向演变，保证了把资本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才促使了经济的增长。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学说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减弱，市场制度的自由选择原理开始运用于政治领域，这就是所谓“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要提到两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他们思想之大胆，立说之新颖和学识之丰富，足可跻身于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的最前列。这一年代出现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供给学派的出现，它重新打出了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自由主义旗号。供给学者强调：国家的手伸得太长了！需要缩进去，而“看不见的手”要重新加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度被压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因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的经济滞胀，终于得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这是一次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大合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攻倒算”。人们在总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产生时发现，在43位获奖者中有30位来自美国，而其中许多又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或正任职于这所自由主义学说基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的诺贝尔奖，都给予了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这无疑是大大提高了“芝加哥学派”在学术界的声誉。
当然，兴起的自由主义学说并非仅仅说说而已，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政策的理论支柱。反通货膨胀被提到西方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向精确的、实用的经济科学迈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真是群星灿烂，学派林立，一片繁荣盛世的景象。经济学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严密性和可操作性已成为经济学的典型特征。196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设立，更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之帆鼓起了强劲的东风。
经济学这一历史性转折起因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萧条给经济学家们长期讴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秀丽田园风景画”涂上了阴暗色彩。它震撼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经济学家们以后研究课题的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找到一种可靠的解救危机的“药方”，人们纷纷探寻大萧条的起因，提出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破坏性社会剧变的有效措施。名牌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们大多变成了实用主义者，所研究的重点从经济行情转向经济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问题。
实用经济学的进展首推经济计量学的创立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荷兰人詹思·丁伯根最先提出检验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且应用货币数量、利息率、产量、价格等广泛统计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论证了投资的增减是经济周期变动的主要原因这一凯恩斯理论的主要观点。挪威人雷格纳尔·弗里希在创立测算需求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时，抓着了理论与测定之间的实质；在创立实证性理论时，非常重视理论结构的自律性。他是一位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卓有成效的经济学家。他与丁伯根共同创立了计量经济学。
其后，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代表要数美国的劳伦斯·克莱因。他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将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沟通起来，开创了宏观分析结构中从数量上评价经济政策的基础。1946年，很多人认为，战后美国经济将出现大萧条，失业人数将超过600万。而克莱因根据自己的经济模型，却预测说，会出现战后经济繁荣期，被历史所证实。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预测会出现轻度的经济停滞期，也被历史证实了。自计量经济学问世以来，经济学家编制的各种经济计量模型与日俱增，它们日益为企业和政府预测未来提供某种依据。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投入—产出经济学，是美籍前苏联人瓦西里·里昂惕夫独自创立的一门经济学。据说，他是受前苏联编制的1923～1924年综合计划平衡表的影响。他应用实际资料，系统地考察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进行投入—产出分析。里昂惕夫的经济学被广泛应用于裁军问题、环境和能源问题，以及对经济形势的预测。
斯密在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中专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取得了迄今为止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成就。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不可能不研究经济增长，但注意的重点在市场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上，或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上，把经济增长当作市场机制可自然而然解决的问题。凯恩斯向新古典经济学发难，提出刺激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这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只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热潮的开始。
接着，另一个英国人威廉·刘易斯创立了发展经济学。还有西奥多·舒尔茨，以及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人阿马蒂亚·森。他们继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之后，研究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美籍乌克兰人西蒙·库兹涅茨凭借对历史旧资料的统计分析，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发现了增长过程中的规律性和结构性变动的大量事实，重新证实了行情波动中消费率的变动，并得出平均消费率趋向长期稳定的结论，他阐明了经济“长波”等。美国人罗伯特·索洛运用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研究，提出了资本与劳动可以相互替代的论点。他把经济增长中劳动与资本数量增加的因素同技术变化的因素分开，创立了一种表明不同因素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理论模型。后来的美国人罗默、英国人斯考特，则干脆把知识作为与劳动、资本同样的因素来建立经济增长模型。而美国人道格拉斯·诺思则从制度结构变迁和产权界定的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取得了惊人成果。
由瓦尔拉首创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新的科学基础上得到了发展。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约翰·希克斯论述了经济体系的静态一般均衡的稳定条件，并且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包括时间因素描绘经济过程的动态均衡理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肯尼思·阿罗则应用现代数学方法，使一般均衡理论不但用于纯静态均衡分析，也可用于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空间分布分析和不确定分析。另外还有美国人杰格尔·德布鲁、法国人莫里斯·阿莱斯等，由于在一般均衡分析方面的贡献，都获得诺贝尔奖殊荣。
经济管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开始时并不是由经济学家们推动的。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弗·温·泰罗首先在美国掀起了一场科学管理革命。还有经理出身的法国人亨·法约尔在管理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德国的大学教授马·韦伯夫妇创立行政组织理论，共同开创了管理科学的繁荣局面。进入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行为科学”理论。到60年代，美国一位名叫梅奥的副教授在霍桑工厂长达10多年的实验，总结出了《人群关系学说》，出现了一个所谓组织行为学理论的时代。现在的管理理论，学派繁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学派、权变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过程学派。尤以赫伯特·西蒙的组织内部决策过程的理论最为杰出。
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哈里·马可威茨、威廉·夏普、默顿·米勒，他们对资产选择和证券市场的分析，为人们的证券投资提供了可供遵循的模型；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和德国人哈德·泽尔滕，这三位经济学家把对策论运用于经济分析，成就卓越；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美国人威廉·维克里他们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作出了开拓性和基础性贡献；期货市场的专家布莱克、默顿和斯科尔斯对不可确定的期权交易风险加以计算，一起发明了期权定价公式，使过去靠运气和经验的交易成为可测算的交易，等等。
经济学的触角几乎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经济领域的各个分支到社会的教育、人的社会行为甚至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涌现出大量的杰出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发现，并顺着其开辟的道路向前深入。他们的学说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从而使经济学呈现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翻开经济学的历史，我们为一些默默无闻地为经济科学作贡献的人所感动。像德国边际效用主义创始人戈森，一生被埋没，自费出版著作，虽然他认为自己真的发现了真理，但结果却无人问津，仅卖出了一本，最后不得不自己收回。还有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真心相信自己的信仰，至死不变。当人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欢迎凯恩斯学说时，哈耶克却严厉批评凯恩斯主义药方只是拖延问题的解决。强大的凯恩斯主义压力，使当时的英国自由主义旗手罗宾士都缴械投降，但他一如既往地深化自己所坚信的学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赞扬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而是他坚信真理的精神、科学家的铮铮硬骨，确实令人钦佩。
经济学，这一人类智慧的巨大硕果，是无以数计的人无声滋润而成，是一往无前地追求真理的有节气的学者、思想家的精诚所至！正是他们那种或固执、或折中、或愤怒、或平和的自由论证，相互激荡，相互砥砺，促进着经济学的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威武雄浑的历史画面。
面对灿烂的经济学明星，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在学术上为什么会作出如此骄人的成绩？我们从中能够领悟些什么？
就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大都不是职业经济学家，而多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想把自己心中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和生活经历中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当他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便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配第是个贪得无厌的政客，魁奈只是个宫廷御医，李嘉图则为股票市场的炒股高手。但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的经验，当他们平静地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便说出了别人没有说出的真理。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增多和研究问题的深入，经济学家日益职业化。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向经济学术活动和经济实践工作。他们忙于著述和教学，大多同时又在学术机构或政府部门、联合国机构担任职务。诚然，也有作出显著成绩的经济学家一生只有一两本著作或仅有几篇论文。但科学的价值不是以字数来衡量的，他们都提出了对后来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
后来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应多数是学文科的，正好相反，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有某种类似之处，他们多半来自于其他专业，主要是数理专业。开始时，他们对经济学并不很了解，但当他们具备了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已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再转而研究经济学的时候，他们是平静的，没有偏见，而且不受经济学权威的拘束。所以，他们自由地思考，于是便产生出了新颖的观点。当顺着其道路继续下去，便有了他们自己都不敢肯定的发现。当然，即使是数理专业出身的，那些超一流经济学家，同时也都有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如马歇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是一流的作家。在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那些有名的经济学家大都选修了文学，数学当然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必备知识。不过，这对文理渗透的西方大学来说，一个学生文理兼修是既正常又非常容易的事。经济学研究的精确性要求，和经济学日益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开拓，著名经济学家们所具有的知识面日益拓宽。
经济学说的发展和大经济学家的长成，都有其历史继承性。或许是由于传统的压力，也或许是由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只能是渐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们非常尊重前人的学说。我们看看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继而新古典经济学，再至凯恩斯主义以及最后的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其继承发展线索十分清晰。可以这么说，大的经济学家很少使用“批判”这样的字眼，双方论战中虽然语言可能尖锐，挖苦夸张，以标榜突出自己，但他们对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却都是极为尊重的，都注意从前人、他人中汲取营养。轻率的批判和狭隘的排挤是出不了大成果的。
现代大经济学家多数出自历史根基深厚的名牌大学，如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洛杉矶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瑞典的哥德斯堡大学等。它们都有自己的学说特色，并且大多相传了好几代。许多大经济学家都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不断发扬光大，所以注意遴选继承者，收揽可造人才，招集相同观点的学者。而他们所在大学的体制，确实又为这种中世纪师徒式的关系提供了各方面条件，因而能够在学说、资料、风格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断累积力量，最终盘根错节，不时孕育出大经济学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根基深厚。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体制的伟大进步，中国也会产生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但也要经历一个引进、模仿到累积自己的基础，从而孕育出伟大成果的过程。经济学的中心曾经是在英法，继而扩展到中欧的德奥，最后伸向北欧的瑞典、挪威等整个西欧。那时，美国人在经济学方面显得幼稚，他们不断派人到欧洲留学。但到后来，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美国成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学术的中心是变化的。而关键是要加强与世界先进学术的交流学习，累积自己的基础。中国人的名字载入经济学史册，在体制改革完成后，应该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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