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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毛姆

出版社：开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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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与六便士试读：

说实在的，我刚认识查尔斯·史崔兰那会儿，并未发觉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今天却很少有人否认他的伟大了。我说的这个伟大指的可不是成为走运的政客或者立功的士兵的那种伟大。对这些人来说，与其说他们的人伟大，倒不如说他们的地位伟大。环境变了，他们的伟大也就缩水了。人们经常发现，离了职的首相当初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没了队伍的将军无非是个很一般的市井英雄。但查尔斯·史崔兰却是真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无论如何，你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感兴趣。他的艺术作品扰乱你的心，吸引你的注意。史崔兰受讽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有悖常理对他进行赞誉也不再被视为某些人的古怪行为了。在世人眼中，他的缺点已成为他的优点的必要补充。人们仍可继续争论他在艺术界的地位。崇拜者对他的吹捧和诋毁者对他的贬损，或许都是受一时的怪念头指引，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我觉得，艺术中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有个性，我就愿意原谅他的一千个(1)(2)缺点。我认为，委拉斯开兹要比艾尔·格列柯强得多，但因为见得太多，总觉得他的画有些乏味。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中却充满肉欲和悲剧，像是把自己的灵魂的秘密拿出来献祭。艺术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通过其崇高或美妙的作品装点世界，满足人们的审美感，但这一点也同人类的性本能很相似，都有其粗暴的一面。艺术家把作品放到世人面前的同时，也把他自己的伟大之处一并放到世人面前。追寻他的秘密和阅读一部迷人的侦探小说有几分相似。这个谜如同宇宙，其特点就在于永远无法找到答案。史崔兰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有着奇特、痛苦、复杂的特点，甚至连那些不喜欢他的画作的人也无法对它们漠不关心，这肯定就是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并兴趣浓厚。(3)

直到史崔兰去世四年后，莫里斯·修雷特才在《法国信使》上写了那篇让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免于被遗忘，并且照亮了后来一些或多或少愿意向他学习的作家所沿循的那条道路的文章。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法国，没人比修雷特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他提出的那些观点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似乎有些夸大，后来却被证明是公正的，而查尔斯·史崔兰的名声也在他所订立的那些观点上稳固地建立起来。史崔兰名声噪起这件事是艺术史上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事件之一。但我并不打算评论查尔斯·史崔兰的作品，除非它们触及到他的性格。我不同意某些画家的看法，他们傲慢地声称，门外汉对绘画一无所知，这些门外汉要想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并掏出支票簿。“艺术只有匠人才能完全理解”，这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露，艺术语言人人能懂。但我也承认，评论家倘若没点儿本事，便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我本人对绘画刚好是一无所知的。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无需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又是一位令人钦(4)佩的画家。他在一本小册子中已经对查尔斯·史崔兰的作品详尽地讨论过了。这本小册子文风迷人，但这种文风在当今的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流行。

莫里斯·修雷特在其那篇著名文章中概述了查尔斯·史崔兰的生平，他这么做是想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充满热情，评判却很公正，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识之士对一个极富原创性的天才的关注。但他是一个善写报纸文章的高手，不会不知道只有“人们的兴趣”才能让他更容易地达到目的。后来那些过去与史崔兰有过接触的人（有些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特玛特尔的咖啡厅里同他见过面的画家）吃惊地发现，那个当初跟他们在一起厮混、被他们视为失败者的画家，竟是个真正的天才。这时，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开始出现一系列关于他的文章，有的写对他的回忆，有的写对他的欣赏。这些文章提升了史崔兰的名气，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却永远也无法让他们获得满足。这个主题大受欢迎，勤劳的魏特布雷(5)希特-罗特霍尔兹在他那部气势磅礴的专著里列出了一长串的权威文章。

人类有制造神话的天性。它会抓住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的生活中令人诧异或迷惑不解的事件，编造出种种神话，并且近乎狂热地深信不疑。这是浪漫主义对平淡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小插曲成为英雄通向不朽之路的最可靠的护照。冷嘲热讽的哲学家想到下面这件事时(6)肯定会暗自一笑：沃尔特·雷利爵士之所以能让人们记得他，并不是因为他把“英国”这个名字带到了未被发现的国土上，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踩着走了过去。查尔斯·史崔兰生前默默无闻，他只树敌，不交朋友。怪不得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要借助活跃的想象力以弥补那贫乏的回忆呢。另外，显而易见，尽管人们对史崔兰了解不多，但也足够富有浪漫情调的文人铺陈敷衍了。他在生活中有很多离奇、可怕的事，他的性格中有几分古怪，他的命运里也有不少可悲的遭遇。一段时间过后，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便会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冒出一个神话，而明智的历史学家是不会贸然对这个神话发起攻击的。

但罗伯特·史崔兰牧师并不是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说人们对(7)他父亲后半生的误解颇多，公开宣称写这部传记的目的就是“消除那些已传得沸沸扬扬，并给仍然在世的人带来巨大痛苦的误解”。毫无疑问，对史崔兰生平描述的大众版本中有很多让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在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屡屡发笑，并暗自庆幸——幸好它写得实在枯燥乏味。史崔兰牧师在传记中把他的父亲描述成一位出色的丈夫、父亲，一位慈祥、勤奋、正派的君子。当代牧师在研究学问（我觉得是对《圣经》进行诠释）中获得了一种对事情进行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史崔兰牧师“诠释”他父亲一生中的全部事实（对一位孝顺的儿子来说，记住这些东西易如反掌）时所采用的那种精妙的手法，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让他荣登教会中最尊贵的宝座。我似乎已经在他那肌肉发达的小腿上看到了主教的皮裹腿。他做的是一件危险，或者说勇敢的事，因为史崔兰的名气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被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艺术作品，或许是因为他们讨厌他的性格，或者是因为同情他的惨死；而儿子的这番好心却不亚于朝父亲的崇拜者头上泼去一盆冷水。史崔兰最(8)重要的作品之一《萨玛利亚的女人》九个月前曾卖给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后来由于这位收藏家突然离世，此画被再度拍卖，结果被克里斯蒂拍卖行买去。这次拍卖正值史崔兰先生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而这幅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前低了235镑，看来此事并非巧合。倘若不是人们那制造神话的非凡天赋，将这个击碎了他们的全部猎奇渴望的故事不耐烦地扔到一旁的话，或许单靠史崔兰的个人力量和独创能力是无法扭转局面的。很快，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那部最终抚平所有艺术爱好者疑虑的作品就出版了。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属于这样一派历史学家：他们不只相信人性本恶，还认为人的恶劣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毫无疑问，与那些故意将浪漫伟人写成道德楷模并从中获得快感的作家相比，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的乐趣要更多一些。对我来说，倘若作(9)者认为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之间只是一种经济关系，我会觉得非(10)常遗憾；要想让我接受泰伯利欧斯是一位如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那般没有任何过错的君主，那就需要更多的证据。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史崔兰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那些词句，叫人很难不对这位不幸的牧师感到同情。他那维护体面的遁词被斥为虚伪，他的铺陈赘述被斥为谎言，他对某些事的缄默被斥为背叛。就这些缺陷来说，倘若作者是位专业作家，理应受到斥责；但作者是传记主人公的儿子，所以是可以被原谅的。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受到了斥责，被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斥为假正经、骗子、做作、狡诈，烹调手艺糟糕透顶。我个人觉得史崔兰牧师在驳斥人们已经信以为真的他父母之间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时，还是有些鲁莽了。这件事是这样的：他在传记中提到，父亲在一封从巴黎写来的信中曾将妻子称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印了一份。罗伯特提到的那段话好像是这样的：“愿上帝惩罚我的妻子！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她下地狱。”教会在其势力鼎盛时期并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些让人讨厌的事实。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史崔兰的热情崇拜者，如果他想为史崔兰粉饰缺点本不会有风险。但他目光如炬，某些行为看似纯真，但他一眼就能看出后面的可鄙动机。他既是艺术研究者，又是精神病理学家，几乎能够洞悉一个人的潜意识。没有哪个神秘主义者能从平常事物中看到比他所能看到的更深的意义。神秘主义者能看到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东西，精神病理学家却能看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看着这位学识渊博的作家心急火燎地搜寻着每一件令这位英雄丢脸的事，我们从中获得的那种乐趣的确不同寻常。每当他列举出某件能够证明主人公冷酷或者卑鄙的事，他在心中就会对他增加一分同情；每当他找到某件已经被遗忘的可用来证明罗伯特·史崔兰牧师的孝顺是假的事时，他就像宗教法庭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欢呼雀跃。他的勤奋令人吃惊。没有一件琐事能逃过他的法眼。可以确定的是，倘若查尔斯·史崔兰有一份未付的洗衣账单，那么这事儿肯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倘若他有一笔半个克朗的欠款未还，那么这笔债务的任何细节也绝不会被漏掉。

(1)迪埃戈·罗德里盖斯·德·西尔瓦·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代表作有《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宫娥图》等。

(2)艾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生于希腊克里特岛。作品多为宗教画、肖像画，色彩偏冷，人物造型奇异修长。代表作为《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

(3)即《文雅信使》，1672年由多诺·维泽创刊于里昂。创刊之初，其是一张具有乡土气息、风格多样、内容较杂的报纸，刊载新闻、文学记事、演剧附刊、诗歌、大学招待会启示、高级官吏的任免、婚丧事、趣闻、谜语等内容，后来转变为一份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的报纸。1724年其更名为《法国信使》，由外交部赞助，成为巴黎最富权威的文学刊物。

(4)《一位当代画家：对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绘画的评论》，爱尔兰皇家学 院会员爱德华·雷加特著，马丁·塞克尔出版社1917年出版。（作者注）

(5)《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哲学博士雨果·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著，莱比锡施威英格尔与汉尼施出版社1914年出版。（作者注）

(6)沃尔特·雷利（1552—1618），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著名冒险家、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更以保护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出名。

(7)《斯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著，海因曼出版社1913年出版。（作者注）

(8)克里斯蒂拍卖行名画目录册对此画描述如下：一个裸女，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土人，躺在一条小溪边。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60英寸×48英寸。（作者注）

(9)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同名悲剧中的男女主角，这部悲剧最初发表于1623年。

(10)即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罗马皇帝。Chapter 02

关于查尔斯·史崔兰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没必要再多费笔墨了。给画家树碑立传的终究是作品。我的确比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是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时常和他见面。倘若不是战争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我是不会将自己的回忆写下来的。众所周知，他的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在那里，我也遇见了一些认识他的人。我发现我刚好可以为人们讲讲他悲惨一生中那段仍然最不为人知的日子。倘若果真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史崔兰是个伟人，那么在他生前与他相识的那些人的叙述就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倘若有人和艾尔·格列柯的关系，像我同史崔兰的那样亲密，那么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我们还有什么不肯付出的呢？

但我并不想在此类借口中为自己寻找慰藉。我忘了是谁曾提议，为了灵魂着想，一个人每天都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话的人很聪明，我也始终在遵循这条清规戒律，因为我每天都要起床、上床。但我的性格中有苦行主义的倾向，并且我每周都要让自己的肉体承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我一期都没落过。想到那么多的书被创作出来，作者看着这些书出版，有着那么强烈的渴望，并等待着这些书的命运，这的确是一种有益身心的锻炼。一本书从这么多的书中脱颖而出的机会有多大？即便成功了，那成功亦是稍纵即逝。天知道作者为了给某位偶然读到此书的读者几小时的消遣或者祛除其旅途中的无聊付出了多少心血，尝尽了多少辛酸，又承受了多少折磨。如果我能根据书评做判断，那么很多书都写得非常好、非常认真，作者在创作中付出很多心力，有的甚至是终生辛苦劳作的结果。我从此事中获得的教训是，作者应从写作的乐趣和卸下思想负担的轻松中获取酬劳，对其他一切不予理睬，不去关心对作品的评价和作品的成败。

如今，战争来了，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向我们早年不了解的神灵求助，已经看得出我们的后辈将向哪个方向去。年轻一代意识到了他们的力量，变得又吵又闹，已经不再敲门了。他们硬闯进来，夺了我们的座位。空气中满是他们的喧闹声。有些老一代的人模仿年轻人的滑稽行为，竭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完。他们和那些最有活力的年轻人一起呐喊，但发出的声音听上去竟是那么空洞。他们就好像某些可怜的浪女，试图用眉笔、脂粉、尖叫和玩乐恢复青春的幻影；聪明些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那克制的微笑中流露出一丝宽容的讥讽。他们记起自己当年也曾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踩在脚下，也是这样喊着叫着，面露鄙色；他们预见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有朝一日也会让位于人。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嘛！想当年，(1)尼尼微声名齐天之时，新《福音书》已经老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觉得它们很有新意，但其实连他们说这些话的腔调跟一百年前的先人相比，丝毫也没有区别。钟摆荡过来，荡过去，这一过程永远重复。

有时，一个人从其享有盛名的时代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此时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一幅景象。比如，如今还有谁会想(2)起乔治·克雷布？他曾是他那个年代里的著名诗人，当时世人一致认定他是个天才，这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他的诗风(3)承自亚历山大·蒲柏那一派，擅长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诗人们唱起新的歌谣。克雷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我觉得他肯定读过那些曾引起世界轰动的年轻诗人的作品，而且我猜他肯定认为这些东西是一堆垃圾。当然了，大多数的新诗的确是垃圾。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几首诗，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过气已久，但他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我也偶尔读过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热情的济慈或者灵气更足的雪莱，并且已经发表了世人愿意铭记的诗作，这我还说不好。我赞赏他们优美的辞藻——他们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所以再谈什么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很可笑了——他们那得体的文风让我惊叹。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词汇（从他们所用的词(4)汇来看，他们在摇篮期就用手指触碰过罗杰特的《同义词典》），但对我来说却空洞了些。我觉得，他们知道得太多，体会却过于肤浅；他们拍我肩膀时的那个亲热劲儿，和他们猛扑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有点儿缺少活力，他们的梦想也有点儿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老了，不中用了。我仍将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不过，倘若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那么我就是个特大号的傻瓜了。

(1)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帝国首都，遗址在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对岸。

(2)乔治·克雷布（1754—1832），英国诗人、博物学家。

(3)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著有长篇叙事诗《夺发记》《愚人志》，并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4)英国医生、自然神学家、词典编纂学家彼得·马克·罗杰特（1779—1869）1805年出版的词典。Chapter 03

但这一切都是顺带说说。

我年纪轻轻就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此书有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各式各样的人都想与我结识。

我初次被引进伦敦文学界时，害羞且热切；如今在这些回忆中游走，不无凄凉之感。我很久没有光顾伦敦了，倘若小说中对其独特的风貌描写为真，那么它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中心发生了变化。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40岁被视为杰出人士，如今超过25岁就被视为笑话了。我觉得过去我们都有点儿不敢显露自己的感情，因为害怕被人嘲笑，所以都约束自己不给人以自大傲慢的感觉。我觉得在当时放荡不羁的文艺界并没有多少贞洁可言，却记得那时的文艺界人士好像并不像现在这些文化人有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觉得在自己的某些荒唐行为上盖上一幕优雅而沉默的窗帘，并不是虚伪。我们说话时注重含蓄，不总是口无遮拦。那时的女性尚未获得她们应有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记得去一些好客的文人家里做客，总要乘公共汽车走很长的路。因为害羞，我总在街上不停徘徊，直到最后鼓起勇气按动门铃；然后，我怀着满腹忧虑，被领入一间挤满了人的闷塞的屋子。我被引荐给这位名人、那位名人，这些人对我的著作所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明白他们在盼着我说几句妙语，可直到茶话会结束，我仍想不出什么风趣言语来。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我不停地为客人们端茶倒水，将切得形状不整的黄油面包递到客人手上。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我，这样我就能很随意地观察这些名人，听他们说妙趣横生的话了。

我记得我见过不少身材高大挺直的女人。她们长着大鼻头，目光如炬，衣服穿得好像盔甲。我还见过许多像老鼠一样身材矮且瘦的老处女，她们言语温柔，目光狡猾。我总被她们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这种做法逗乐；还有，我也总是敬佩地注视着她们在觉得无人注意的前提下在椅子上擦手指时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这么干对家具肯定不怎么好，不过我觉得轮到女主人到她的朋友家里做客时，她肯定也会在她们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这些女人有些穿得很时尚，她们说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写了部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倘若有好体形，就应当尽情显露，小脚穿上漂亮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东西”。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样不免轻浮，他们穿的是“艺术纺织品”，戴的是富有原始社会风情的首饰。男士们的着装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量不让别人看出他们是作家。他们总希望别人将他们看作老于世故的人，不论去什么地方，总希望人家将他们视为某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他们瞧上去似乎总有些疲惫。我之前从不认识什么作家，发现他们很怪，总觉得他们不够真实。

我记得，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妙趣横生。他们中的一个人刚一转身，他们就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是吃惊地听着他们说的那些尖酸刻薄的玩笑话。与他人相比，艺术家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他不但可以讽刺他朋友们的容貌和性格，还可以讽刺他们的作品。我为不能像他们那样反应敏捷、说话滔滔不绝而深感惭愧。在那个时代，谈话仍被视为一种需要下功夫培养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回答比锅下烧荆(1)棘的爆声更受珍视。当时警句还不是愚人用来冒充聪慧的工具，高雅之士随便说几句便可让谈话变得妙趣横生。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妙语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但我觉得，最惬意的莫过于将谈话转入我们从事的这门艺术的另一面——交易中的细节来了。谈完一本新书的优点，自然想知道这本书卖了多少本，作者得到了多少预付稿酬，他可能会从这本书中得到多少钱。然后，我们就要谈这个或那个出版商，拿这个人的慷慨与那个人的吝啬比较一番。我们还会讨论是把作品交给提供优厚稿酬的人好些，还是交给一个善于挖掘作品最大价值、竭力“推”书的人好些。有些出版商不擅长做推广，有些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好。有些出版商紧跟潮流，有些却很老派。再后来，我们还会谈论代理人以及他们为我们争取到的机会；谈论编辑以及他们喜欢的那些作品，千字付多少稿费，是立即付清呢，还是用别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切很浪漫，它给了我一种身为某个神秘的兄弟会成员的亲密感。

(1)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Chapter 04

那时，没人比罗兹·沃特福德对我更好了。她既有男人的智慧，又有女人的执拗。她的小说富有原创性，读了让人心绪难平。有一天，我正是在她家里见到了查尔斯·史崔兰太太。那天，沃特福德小姐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在她的小房子里，来客比平时要多。每个人似乎都在和别人交谈，只有我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坐着，感觉很窘迫。大伙儿似乎都在专心谈事，我因为太害羞，所以没能拉下脸来硬插进哪个交谈的群中。沃特福德小姐为人体贴，注意到了我有些尴尬，便走到我跟前。“我觉得你该去跟史崔兰太太聊聊，”她说，“她很欣赏你的书。”“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倘若史崔兰太太是一位著名作家，我想在跟她交谈之前最好先把情况摸清楚。

罗兹·沃特福德为了让她的回答发挥更大作用，故作庄重地垂下了目光。“她专门举办午餐会。你只要吹吹牛，她准会请你去的。”

罗兹·沃特福德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她将生活视为写小说的机会，将公众视为素材。倘若有谁对她的作品表示过欣赏，并且非常大方地宴请过她，她也总会不时请他们到她家做客。她有些瞧不起这些名人的崇拜者，心里却又觉得很高兴，她在他们面前很高雅地展示了一位杰出女作家的一切。

我被带到史崔兰太太面前。我们聊了十分钟。我发现她除了声音好听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有套房子，正对着未完工的大教堂。我们刚好同住一区，所以便觉得亲近了些。陆海军

(1)商场是所有住在泰晤士河与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人的一条纽带。史崔兰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张吃午餐的请柬。

我的约会不多，所以便欣然接受了邀请。我到得晚了些，因为担心到得太早，便绕着大教堂兜了三个圈子，进门后才发现客人都已经到齐了。沃特福德也来了，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罗德。来客都是作家。正是初春，天气不错，大伙儿都挺高兴。我们说东道西，无所不谈。沃特福德小姐很苦恼：是按照年轻时的审美观打扮，赴宴时身穿草绿色的衣服，手拿一支水仙花呢，还是像成熟时那样打扮得风骚些，踩上高跟鞋，穿上巴黎式的连衣裙呢？——最终却只戴了顶新帽子。这顶帽子让她兴致骤增，我还从未听过她这么刻薄地议论我们共同的朋友呢。杰伊太太深知用词过激是机智的灵魂，便用比耳语高不了多少的音调发表了几句足以让雪白的桌布染上红晕的评论。理查·特维宁时不时就冒出几句奇言谬论。乔治·罗德知道自己的才华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显摆，所以每次张开口不过是往嘴里送食物。史崔兰太太话不多，却有一项了不起的本事，总能让大伙儿聊个不停——谈话一冷场，她总能插进去一句合适的话让谈话继续下去。史崔兰太太37岁，身材略高，体态丰满，却又不显得臃肿。她生得不漂亮，但脸蛋儿却很讨人喜欢，这或许主要归功于她那双透着友善的棕色眼睛。她的皮肤灰黄了些，一头黑发梳理得很精细。她是三个女人当中唯一脸上没化妆的，和别人比起来，显得朴素而真实。

餐厅是按照当时的流行风格装饰的，很朴素。高高的白木护壁板，(2)绿色的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相框里的惠司勒的蚀刻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直直垂着。地毯是绿色的，上面有白色小兔在枝叶(3)繁茂的树丛间嬉戏的图画，这人让人联想到是受了威廉·莫里斯的(4)影响。壁炉台上摆着蓝色的代尔夫特出产的陶器。那时候，伦敦肯定有500间和这个装修风格一模一样的餐厅，朴素，富有艺术情调，却有些乏味。

离开史崔兰太太家时，我是和沃特福德小姐一起走的。天气很好，又加上她的新帽子增加了她的兴致，我们决定散着步穿过圣詹姆斯公园。“这次聚会挺不错的。”我说。“你觉得食物很好吃，对吗？我告诉过她，要是她想跟作家聊天，就得把他们喂好。”“这建议可真棒！”我回答，“可她为什么要跟他们聊天呢？”

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她觉得他们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觉得她头脑简单。可怜的人，她觉得我们这些人都很了不起。毕竟，她愿意请我们吃午饭，而我们也没什么损失。我喜欢她这一点。”

回想起来，史崔兰太太算是那些巴结社会名流的人当中最没有恶意的了。这些人为了把猎物弄到手，从汉普斯特德远离尘嚣的象牙塔(5)一直追到切尼街最下等的工作室。史崔兰太太在寂静的乡下度过了年轻的时光，她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中，不但读到了很多浪漫故事，还让她了解了伦敦的罗曼史。她酷爱阅读（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很罕见的，她们大多对作家本人的兴趣胜过于对其作品的兴趣，对画家本人的兴趣胜过对其作品的兴趣），自创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里面自由地生活着，那种自由是日常生活中所没有的。在和作家们结识以后，她似乎觉得过去自己只是站在脚灯另一旁看舞台，这回却勇敢登了上去。她兴奋地看着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丰富多了，因为她不但设宴款待他们，还深入他们内心的幽谷之中去审视他们。她觉得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无可厚非的，但她自己一刻也没想过要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上的怪癖，正如他们的奇装异服、荒谬言论，让她觉得趣味十足，却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她的信念。“有史崔兰先生这个人吗？”我问。“哦，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股票经纪人吧。人很闷。”“他俩感情融洽吗？”“他们相互爱慕。如果你在他们家吃晚饭，就会见到他的。但她很少请人吃晚饭。他很沉默，对文艺丝毫不感兴趣。”“为什么可人的女人总嫁给无趣的男人呢？”“因为聪明的男人不会娶可人的女人。”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她，便问史崔兰太太有没有孩子。“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俩孩子都上学了。”

这个话题说尽了，于是我们开始聊别的事了。

(1)英国的一家百货公司，创办于1871年9月15日。因创办人为一伙儿陆海军军官，故此得名。旗舰店位于伦敦维多利亚大街。

(2)詹姆斯·阿伯特·麦克尼尔·惠司勒（1834—1903），英国画家，生于美国，活跃于19世纪末。

(3)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艺术家。

(4)代尔夫特（Delft），荷兰城市，以出产陶器闻名。

(5)切尔西的一条古街道。Chapter 05

整个夏天，我都没怎么见到史崔兰太太。我时常去她家吃美味精巧的午饭，或去参加更为盛大的茶话会。我们意气相投。我那时很年轻，或许她喜欢引领着我那幼稚的脚步走上艰辛的文学之路；而我遇到些小麻烦，也愿意找个人倾诉一番。我知道她会认真听我说的，也会给我一些合理的建议。史崔兰太太天生就爱同情人。同情是一项招人喜欢的本事，却常被那些知道自己有颗同情心的人滥用。因为他们一看到朋友深陷不幸，便会热情地猛扑过去，使出浑身解数，但他们的热情中有着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同情心喷射而出，如同油井喷油；布施同情的人放纵地倾泻着他们的同情，有时却让不幸之人觉得很尴尬。有些人的胸膛上已经沾染了那么多的泪水，我不能再把我的洒上去了。史崔兰太太很巧妙地运用着她的长处，她会让你觉得接受她的同情是在帮助她。年轻的我一时冲动，曾对罗兹·沃特福德提及此事。她说：“牛奶很美味，特别是在里头加上几滴白兰地，但母牛巴不得丢掉它。肿胀的乳头是很不舒服的。”

罗兹·沃特福德说话恶毒。没人能说出这么尖酸刻薄的话。但话又说回来，哪个人做事也没有她做得漂亮。

我还喜欢史崔兰太太一点。她把房子收拾得典雅别致，屋里总是一尘不染，摆着花，让人觉得轻松闲适。客厅里，印花布窗帘上的图案虽然很简单，色彩却明快而漂亮。餐厅很小，但富有艺术情调，餐桌瞧上去也很大气；两位女仆衣着整洁，也很漂亮，食物也总是烹调得很好。谁都看得出，史崔兰太太是一位很赞的家庭主妇。另外毋庸置疑，她还是一位令人钦佩的母亲。客厅里摆着她儿子和女儿的照片。儿子叫罗伯特，16岁了，在拉格比公学念书。照片上的他穿着法兰绒面料的衣服，戴着板球帽，而在另外一张照片上他则穿着燕尾服，系着直立的硬领。他有着光洁的额头，好像在沉思着的漂亮的眼睛，就像他母亲的一样，瞧上去整洁、健康而端正。“我觉得他不算太聪明，”一天，我正看照片，她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性格很乖巧。”

女儿14岁，一头浓密的披肩黑发，表情和善，目光沉静，也像她母亲的一样。“他俩长得都很像你。”我说。“是的，和他们的父亲比，他们更像我。”“你为什么一直不让我见他？”“你想吗？”

她笑了，笑得真美，还微微羞红了脸。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还这么容易脸红，是很少见的。或许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她的纯真。“知道吗？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文学，”她说，“是个十足的小市民。”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点儿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相反，却是怀着深情切意说的，仿佛由她自己说出他最大的缺点就可以让他免受她朋友们的挖苦。“他在证券交易所工作，是个典型的经纪人。我觉得他一定会把你烦死。”“你烦他吗？”“知道吗？我碰巧成了他的妻子。我很爱他。”

她笑了，想掩饰自己的羞涩。我猜她是怕我说出什么讽刺的话来。换了罗兹·沃特福德听了她这样坦白的话，肯定会挖苦她几句的。她犹豫了一会儿，目光变得更加温柔了。“他不想装天才。他在证券交易所也没赚多少钱，但他人很好，很善良。”“我想我会非常喜欢他的。”“等哪天我请你同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地吃个晚饭，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是你自己非要来的，倘若那天晚上你过得很无趣，可不要怨我哦。”Chapter 06

我终于见到了查尔斯·史崔兰，不过那天我认识的不止他一个。那天上午，史崔兰太太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说晚上她要请客，有位客人爽约了，她请我补这个缺。便条内容是这样的：

理应提醒你，你会被烦死的。我早就知道这是一场无聊透顶的宴会，不过你要是能来，我会感激不尽的。咱俩可以小谈一会儿。

我只是出于好心才接受了她的邀请。

史崔兰太太介绍我给她丈夫认识时，他只是有些冷漠地和我握了握手。她愉快地转向他，努力开了个小玩笑。“我请他来是想让他瞧瞧我是真有丈夫的。我想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听了这个小玩笑，史崔兰的表情就像人们发觉某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笑时的反应，什么也没说。新来的客人吸引了男主人的注意，我被独自放到了一旁。人终于到齐了，只等着开饭。我一边和一个让我“陪同”的女人聊天，一边想：文明社会的人施展才智，将短暂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这到底是为什么？还真是想不通。就拿今天的聚会来说，你不知道女主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请这些客人来，而这些客人又为什么不嫌麻烦地偏要来。来客共十位，他们彼此相见时都很淡漠，分开时便觉得如释重负。当然了，这纯粹是一种社交义务。史崔兰夫妇“欠”了很多人的“宴会债”，而他们对这些人是根本没兴趣的，所以必须要请人家来，而这些人就这么接受了邀请。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为了避免吃饭时夫妻对坐得无聊？为了给仆人放个假？还是因为没有理由拒绝？还是因为别人“欠”他们一顿饭？

餐厅里拥挤不堪。来客中有一位皇室法律顾问和他的妻子，一位政府官员和他的妻子，史崔兰太太的姐姐和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还有一位议员的妻子。正是因为这位议员不能离开议院，我才被请来补缺的。客人们的身份都很尊贵。女士们都很高雅，所以不用盛装出席；她们也知道自己是有身份的人，所以用不着去取悦别人。男士们个个穿得体面。总而言之，诸位宾客都给人一种志得意满、殷实富足的感觉。

宾客们的嗓门儿都比平时要大些，都发自本能地想让聚会热闹些，所以屋里就变得一片嘈杂。大伙儿聊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每个人都在和邻座闲聊，吃汤、鱼和小菜时和右边的聊，吃烤肉、甜食和开胃菜时和左边的聊。他们聊政治、高尔夫、孩子和最近上演的戏剧，聊皇家艺术学院的画作、天气和度假计划。聊天从未中断过，噪声也有增无减。史崔兰太太将宴会办得这么成功，她可能都要自我庆幸了。她的丈夫举止得体。或许他没怎么说话，宴会快结束时，我感觉坐在他两旁的女士的脸上都显出了极其疲惫的神色。她们觉得他太闷了。有几次，史崔兰太太略带忧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最后，她站起来，领着几位女士出了屋子。史崔兰在她们身后将门关上，走到桌子另一头，在皇室法律顾问和政府官员中间坐下。他再次将波尔图葡萄酒传递过来，给我们送上雪茄。皇室法律顾问连连称赞酒的美味，史崔兰跟我们说了他是从哪儿把酒弄来的。我们开始聊酿酒和烟草。皇室法律顾问对我们讲了他正在着手办的一个案子，上校聊了马球的事。我没什么可说的，便坐在那里，竭力装出一副对谈话很有兴趣的模样。我觉得这些人对我没有丝毫的兴趣，所以便很坦然地观察起史崔兰来。他比我预想的要高大，我不知道当初自己为何要把他想得很瘦弱，很其貌不扬。其实，他身材魁梧壮实，大手大脚，晚礼服穿在身上都显得有些笨拙。你就觉得他和一位穿着停当去赴宴的马夫差不多。他40岁，长得不好看，却也不难看，因为他的五官长得都挺端正，不过比一般人的都大了那么一点儿，所以就显得粗笨了些；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张大脸瞧上去光秃秃的，让人看了有些不舒服；微红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睛小，呈蓝色或灰色。他确实相貌平平。史崔兰太太说起他来总有些不好意思，这下我不再纳闷了。对一个想在文艺界闯出点儿名堂的女人来说，他几乎成不了她骄傲的来源。显而易见，他没有社交天赋，但这种东西不一定人人都要有的。他甚至没有任何古怪之处，让他免于凡夫俗子之流。他不过是个善良、无趣、诚实的普通人。有人可能会钦佩他的品质，却不愿和他交朋友。他太缺少个性了。他很可能是一个好公民，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一位尽职尽责的股票经纪人，但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没有任何必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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