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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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试读：
内容提要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第一章 毛泽东一生多次为曹操“翻案”究竟用意何在？
毛泽东生前多次评曹操，还说过“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话，但他从未讲过自己评曹操的真正用意。
毛泽东如何评价曹操
在毛泽东评曹操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对曹操存有偏见，戏剧里演的曹操是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曹操是历史上的坏人。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曹操是大英雄。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他经常吟咏曹操的诗，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还多次公开称赞曹操。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案：《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分载于1959年4月9日和15日《北京晚报》第三版）。毛泽东读后，即于吴文发表的第二天，即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专门请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林克找来吴文《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来看一看（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19页）。他对吴文中关于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有“拥刘反曹”的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的观点，十分注意。此次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但联系他此前此后对曹操的评价，亦可将此列入他评曹操的范围。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毛泽东虽然评价过许多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特定历史人物——曹操，肯定有其特殊用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当时和此后的人们有种种猜测。
三种猜测和两种误区
人们对毛泽东评曹操的猜测，大体有三种：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属于他读历史书籍时，对人物进行臧否的范围，是他个人谈古论今的学术行为；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谈古论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其编著者认为：“在评价历代帝王时，毛泽东格外看重曹操。”编著者引用了毛泽东下面两段话：“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十分明显，该书的编著者试图以此证明：毛泽东评曹操，属于毛泽东个人谈古论今的范畴。还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读史》，其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的几段话列入“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一栏中，当做毛泽东在研究历史时，试图纠正“千百年来，偏见掩盖历史的真实”的现象而发表的一部分言论。实际上，该书作者也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读历史而有所感的范围。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曹操是他的英雄情结所致；《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的作者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肯定曹操，恐怕也缘于二人在诸多方面有着逼真的‘形似’乃至‘神似’之处。举其大端，譬如叱咤风云、临险不惊的军事才干，气壮山河、舍我其谁的政治抱负，直抒情怀、气魄雄伟的诗词文赋等等，可以说，在各自所生活的时代，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对于二者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即使在个性、气质上，二人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所以，虽说他们上下相隔一千多年，但毛泽东对曹操确实是打内心里予以情感认同的。”十分明显，该文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划入了“英雄惜英雄”的范畴。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是为了给一个历史人物翻案。1959年，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当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人们把曹操当成坏人，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同年，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也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长期把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当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郭文与翦文均是在毛泽东1958年讲了不少评曹操的话不久发表的，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是一种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行为，因而先后著文响应。由于郭、翦二人均为著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一时影响颇大，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仍未衰竭，当今不少学者还相信并引用他们的观点。1999年发表的《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一文的作者就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是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眼光洞察历史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作者还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对当今文艺批评也有启示。
在以上三种猜测中，第一种猜测与第三种猜测，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出发点显然不同。第三种猜测，已经不是把毛泽东评曹操当做个人读史的爱憎好恶，而是看做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特定行为。但是，这种特定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猜测者显然还没有猜透。
上述三种猜测，虽然对毛泽东评曹操作了一定分析，但却陷入了误区。误区主要有二：
误区之一，是把毛泽东评曹操仅仅看作是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和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喜好，至多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从学术研究角度，特意为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毛泽东确实喜欢研读历史，也有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好与恶。但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他研读历史，从不限于个人兴趣，而是鉴古喻今，资政育人。毛泽东也决不会囿于学术探讨范围，特地从历史学术角度，去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翻什么案。而且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这样连续评价曹操，决不会是个人兴趣所使。
误区之二，是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个人的英雄情结所致。确实，毛泽东是个大英雄，他也喜欢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毛泽东决不会因个人的英雄情结所系而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毛泽东评曹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肯定另有用意在。
以上两个误区，使此前的猜测者，都没能真正了解毛泽东评曹操的特殊用意。
毛泽东重评曹操的良苦用意
今天，我们要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真实用意，固然必须避开上述两个误区，但毛泽东评曹操散见于他的十多次谈话中；毛泽东评曹操时，也没有任何言词明确自己的用意所在。到底怎样才能分析透毛泽东的真实用意？
笔者认为，要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真正用意，入手点必须正确。那么，正确的入手点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事实，都应将其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才能正确认识特定的历史事实。
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评曹操，也应遵循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如果遵循这条原则，就能肯定：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入手点，就在于搞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评曹操的。
纵观毛泽东评曹操的言论可见，他评曹操的时间集中在50年代，而他50年代评曹操的言论，又绝大部分集中在50年代后期，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搞清楚1958、1959两年前后中国内部发生了哪些重大政治事件，搞清楚当时中国与外国的主要政治关系，而毛泽东又是怎样思考、对待、处理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关系的，是探寻毛泽东评曹操所含深意的关键。
毛泽东正是在当时中国发生不少重大政治事件、而中国对外关系也有重要改变的情况下，评说曹操的。十分明显，他评说曹操的用意，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学术。他评曹操是有所指的。那么，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对此，要结合当时中国政局，进行一点分析。
众所周知，1957年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反右运动。“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历史事实是：1957年确有极少数右派，他们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形成了一种声势。当时，我们党同少数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集中在三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认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3页）
的确，在右派杀气腾腾的进攻面前，如果不加以反击，社会主义中国即使不出现政权颠覆的情况，也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毛泽东当时是这样估计反右斗争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的反右，只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毛泽东不限于认识反右派斗争的近期意义，他的目光放得更远。他从对匈牙利事件及中国当时政治状况两方面的分析中，看到了反右派斗争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和巨大利益。他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此次反右派，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在此前没有认识到而在匈牙利事件及反右派斗争中新悟出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进了一步，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远利益。他在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时就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到1958年，反右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毛泽东决定：全党全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显然，毛泽东认为，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建设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岐，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1959年5月国民党“八大”二中会议上通过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策进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光复大陆政治行动纲领》等文件中，特别强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反攻”大陆的问题。蒋介石还于当年3月26日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并且在9月29日“接见”西藏叛乱代表时，高唱所谓“自由”的调子。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谈到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1958年2月，他在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批语时，再次强调了反右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意义。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进事件，与反右斗争联系起来谈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则批语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不能妥协。”他在1958年指导大跃进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中国，要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一要有物质条件，二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要通过大跃进来创造，而精神条件的创造，除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外，很重要的一条，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观点，是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兴无灭资”，并且在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和后来设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功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党反右斗争是搞“专制”、“独裁”、“镇压民主”的谰言，予以坚决回击。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页）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是把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政治状况，并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饶、反冒进、反右、反对彭黄张周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他认定，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与资产阶级的严峻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那些“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的“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到1959年8月，他结合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把这一思路进一步加以整理，提出了如下论断：“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这种过分联系的思路当然不对，但他对问题核心的把握却并无不当。基于此种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斗争，又把中国国内、党内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斗争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苏两党关系联系起来。他十分注意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认为苏共一些领导人从1959年起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攻击，是“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
毛泽东除了正面阐述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运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讲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集权的方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内外恶意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借古喻今的重要内容，就是评曹操。
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被看做同殷纣王、秦始皇一样，是个杀人如麻、权倾一时的暴君、奸雄。毛泽东也把曹操与殷纣王、秦始皇一块加以评价。他反人们的传统认识而议之，并且主张翻这桩历史旧案。在他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所包含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稳定恢复发展了社会。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总之，他认为曹操“不坏”。如果把殷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不正确的。”
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仅仅局限于对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后进一步发挥自己评曹操的观点时，包含了他评曹操的真实用意。他指出：曹操的功绩在于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为统一铺平了道路。而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巨大功绩，就是依凭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对立面不是骂共产党搞“专制”、没有“自由”吗？毛泽东就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
由上可见，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毛泽东评曹操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评曹操、反“正统”的观点，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过。1954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此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当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出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就在当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了曹操《观沧海》一诗，并且说了一大段评价曹操的话，说曹操“了不起”，过去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反动士族和封建文化垄断者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这段评曹操的话，核心观点，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统”。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此后，他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以及访问莫斯科时又说过，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很了不起”。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高速度”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除增加了赞扬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发展生产，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等内容外，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提高了对曹操的评价，认为曹操不仅不是坏人，是代表正义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是因为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对一千年、两千年的错案，也要翻。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我们党也要为曹操恢复名誉。
十分明显，毛泽东谈到的要反对“正统观念”是他当时评曹操时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观点。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这一核心观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我们党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围绕此点进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过概述，并且号召全党下定决心，用第二个十年时间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要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恰恰是当时的苏共所不能容忍的。苏共历来以社会主义“正统”自居，“老子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观念十分浓厚，曾对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大加挞伐。后来苏共与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发生分岐，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可否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共认为许多共产党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不大听“老子党”的话了。当时苏共就是这样看中国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搞的这一套，是由于毛泽东“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页）他们尤其对中共高举“三面红旗”表示不赞成、不理解。赫鲁晓夫多次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搞平均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在“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有重大分岐，“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赫鲁晓夫说的中苏两党的原则分岐，当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根本原则的分岐，但十分重要的分岐，是他们对中国探索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表示怀疑和反对意见。今天我们客观地分析，当年苏共所指责的中共某些失误之处，有些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进行的全面指责、全面否定，实质上是他们继承了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老子党”和社会主义正统的观念，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之处。
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无疑是对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世界共运及中苏关系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初步尝试，同时在国内外又存在各种反对因素的情况下，要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十分艰难的。毛泽东当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决非今人所能理解。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就的毛泽东的性格，都决定毛泽东一定要率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时评曹操，反“正统”，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他反对苏共以“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样板”、“正统”自居，压中国共产党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借此启发全党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苏联，坚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第二章 毛泽东为何说“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回红四军？
核心提示：信中，表现出陈毅的坦荡与无私、豪爽与直率的品格。据他在1971年的一次回忆，他在从上海回到红四军的第一天，在朱德的司令部看到了毛泽东写的那封“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回来”的信，朱德担心毛泽东不一定愿意回来。陈毅当时就表示，毛泽东写的这封信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
本文摘自《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7期
1929年5月28日前后，也就是在朱毛红军夺取永定之后的短短几天内，全军各纵队在接连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分兵于永定、龙岩和上杭县各乡村展开活动。闽西的赤色版图，也在贫苦农民们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迅速地拓展开来。
不过，在这一阵阵欢庆的锣鼓声中，包括营连以下的大多数红军官兵也许并不知道，在永定县湖雷这个并不出名的小镇召开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设立军事委员会的问题。
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是最了解朱毛红军党内这场争论的知情者之一。他回忆说，这场争论从永定县湖雷前委会议开始，随后又争到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一直争论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亲历过这一段历史的萧克回忆说，从湖雷会议开始，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候党内不忌讳争论，刚刚学习过的党的六大的党章规定“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到了新泉看到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朱德分别写给林彪的信，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加热烈了，甚至连朱、毛去留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萧克的回忆记述了这样一些情况：
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主持红四军党的“七大”
6月19日，朱毛红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敌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肩负的任务，虽然是要停止争论，化解矛盾，以便应对敌人的“会剿”和发展革命局面，但是在矛盾尚存争论未息的情况下，该由何人来主持这次会议？前委选择了政治部主任陈毅。事实上，在那样的背景和气氛下，陈毅是唯一适当的人选。
6月22日，经过几天的准备，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大厅里召开。
这是在历史上受到诸多争议的一次会议。有说是这次会议把毛泽东赶出了红军，有说是一次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会议。历史当事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又作出不同的评价。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我那时候犯了一个大错误，七次大会的结果很坏。”
朱德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
江华的回忆文章写道：“会议开了一天，虽然通过了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会，但对从‘七大’前就开始争论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萧克认为：“七大‘达到了停止党内争论，增强团结，以便分兵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并为打破敌人’会剿‘作准备。真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概。”
当时不过28岁的陈毅，血气方刚，坦荡直率。他同朱德一起率领南昌起义仅存的千余人马，历尽艰辛，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以来，担任过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一直是这支部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对于这场争论，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他自认为是在晋楚之间，到底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希望两方面团结。
在陈毅看来，自从他与朱德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也有缺点。他说那时候党内比较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朱德也有缺点，1928年7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刘安恭共同反对毛泽东，是很危险的。
考虑到这些，陈毅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批评，“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目的是要大家团结，不能分裂。但是他后来认识到，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造成的结果，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助长了错误。
陈毅按照“各打五十大板”求团结的思想，殚精竭虑，起草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大会经过一天的争论，通过了这个决议。
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新的前委除保留中央指定的毛泽东和朱德，选举陈毅和4个纵队的司令员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闽西土地革命运动迅速展开，赤色区域大为拓展，影响所及，闽粤赣三省边区革命势力相继而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南京国民政府为之震动，决心调集三省兵力对朱毛红军和正在崛起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联合进攻，谓之“三省会剿”。
赴上海党中央请命
在1929年的整个年头里，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于朱毛红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出指示，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人才，但是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更由于红军一直在流动游击，联络十分困难。因此，中央急于得到红军的真实情况，特别希望高级指挥员到中央汇报，以便直接听取红军的活动情况。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并且决定：“陈毅同志去中央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
会议结束第二天，前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立刻分别行动。陈毅告别了毛泽东、朱德，在闽西特委派出的交通员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厦门福建省委机关，择机转赴上海。
实际上，陈毅此行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心里并不愿意，只是因为在龙岩召开红四军七大时红军党内意见纷争，朱德、毛泽东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而毛泽东又坚持辞职，不愿再担任前委书记，只能由他这个政治部主任取代毛泽东主持会议。
陈毅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在他的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他在会议结束以后，于7月9日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他把这个报告连同红四军七大决议，以及毛泽东、朱德发表的不同意见以及相关的文件，一起送交福建省委转送中共中央，请求中央在详细审察这些文件之后给予明确的指示。
陈毅在这份给中央的报告中，坦率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他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
但是既然党代表大会已经选了他担任前委书记，在中央批复之前他还必须承担起这项职责。陈毅怀着这样复杂无奈的感受和对中央的期待，登上了由厦门开往香港的轮船。在香港稍作停留，8月下旬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前往上海。
10年以前，正当五四运动新潮激荡澎湃的年代，不过18岁的陈毅与他的胞兄陈孟熙千里迢迢从成都来到上海，登上一艘名为“麦浪号”的海轮起航，前往法国马赛转巴黎勤工俭学，开始了他驶向革命生涯的第一个航程。
10年过去了，28岁的陈毅再次来到这个在他眼里是“中国资本主义中心”的上海，他已经由一个意气风发、充满幻想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将要与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一起规划中国红军的发展方向。
陈毅的胞兄陈孟熙在历经曲折之后，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驻上海的少将代表；他的另外一位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与这两位兄长虽然自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在武汉分手，各奔前程，但他们对于陈毅这个红军将领的弟弟也依然爱护有加。他们得到陈毅来到上海的消息，马上作了周密的安排，一起来到黄浦江边租界的码头，登上轮船，接陈毅下船，把他安排住进英租界四马路的新苏旅馆。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第一个同他见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陈毅与李立三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1921年9月，他们与蔡和森、赵世炎等发动和领导勤工俭学学生代表100多人，在法国里昂法中大学为反对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学校当局对爱国学生的压制，展开斗争，一起被关押并武装押送回国。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失败之后，陈毅与李立三各分东西，如今再次相见，格外高兴。
陈毅把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李立三作了简要的报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和党内争论的有关文件，包括刘安恭给中央的信。李立三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要求陈毅抓紧时间把红四军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给中央研究。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的气氛显得特别紧张而严肃。主要的议题有两个。一个议程是由周恩来报告彭湃等5人被捕事件，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杨殷，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由李立三接替彭湃兼任中央农委书记。
会议的另外一个议程是由李立三报告陈毅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会议记录显示，陈毅坚持“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只是一个过渡，期待中央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鉴于红四军的问题关系重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8月29日再举行一个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再作研究。
陈毅的报告涉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论争，直至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情况。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经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
写出五万言报告书
为帮助中央深入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情况，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陈毅每天在他住的旅馆里，除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以外，闭门不出，集中精神赶写。他离开闽西时，为了安全起见，随身没有带文件材料，完全凭着个人记忆，仔细搜索每一个历史细节，将朱毛红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
这项工作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到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这5份报告将近5万字，其中最为主要的前两份报告即长达3万余字。他希望这几份报告能够帮助中央了解朱毛红军的全部情况，由此解决红军的问题。
凡是读过陈毅这些报告的专家学者，或者历史当事人，都高度赞扬这5份报告对于中共中央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历史经验和存在问题，并且得以得出准确的判断，作出正确的指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毅的报告，体现了他坦诚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共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策，在决定红四军的前途命运和人民军队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非凡的作用。谭震林在20世纪50年代把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称誉为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贡献之一。
中共中央在听取了陈毅多次口头汇报，以及近5万字的书面报告之后，对朱毛红军的历史和各项活动、执行中央政策及其成效，有了完整的了解，特别是对于红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创造性理论和内部争论的不同意见，更是得到了充分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由周恩来为召集人，包括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中央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分析问题，探求解决的方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周恩来把考虑到的各种问题及基本思想综合起来，终于归纳成为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一揽子方案。他向陈毅详细阐明了这个方案的内容，要求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
陈毅后来回忆：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泽东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陈毅在当时恐怕还未能预料，这封“九月来信”不仅是对于朱、毛二人，对于朱毛红军，而且对于红军建设乃至后来百万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不过，作为陈毅本人，他自认为这次上海之行，在中央领导，主要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学习研究了国内外形势与中国革命诸问题，对朱毛红军近两年来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思想境界获得了新的飞跃，发现了朱毛红军和他自身存在的错误，并决心加以纠正。所以在上海的两个月，他自认为等于进了一次训练班。而他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的这份中央“九月来信”，可以视为他在这个“训练班”的毕业答卷。
请毛泽东重返红四军
肩负重大使命的陈毅简单地收拾行装，略施化装，俨然一位有钱的华侨，立刻踏上了返回红四军的归途。
陈毅10月1日登船离开上海，4日到达香港；再由香港换乘轮船，6日经汕头，在地下党组织交通员陪同下，晓行夜宿，于10月11日到达粤东八乡山区的东江特委所在地。10月22日晚上，陈毅在松源找到了刚刚抵达不久的红四军的司令部，见到了久违的朱德。
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久别的患难战友重又相逢，可谓百感交集。陈毅立刻把到中央去的情况细说了一遍。他告诉朱德，这次回来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红四军党的七大我犯了一个错误，要向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陈毅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四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在返回闽西的途中，陈毅先后于11月1日和11月4日两次给中央写信，报告他回到红军以后的情况。
信中，表现出陈毅的坦荡与无私、豪爽与直率的品格。据他在1971年的一次回忆，他在从上海回到红四军的第一天，在朱德的司令部看到了毛泽东写的那封“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回来”的信，朱德担心毛泽东不一定愿意回来。陈毅当时就表示，毛泽东写的这封信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
陈毅是真诚的，他这样说，也立刻就这样做。11月18日，作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召开前委会议，提出马上请毛泽东回来，以便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贯彻中央“九月来信”。
工作方针既已确定，陈毅再次致信毛泽东，告诉他说自己已经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达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历史发展的逻辑很容易得到答案。毛泽东先后收到陈毅转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和朱德、陈毅的几封信。从中央指示和陈毅、朱德的信中，毛泽东当然能够感受到，他一贯坚持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也得到了朱德、陈毅的理解和赞同；特别是陈毅那些言词恳切的检讨和真诚相待的召唤，他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毛泽东别无选择，立刻收拾行装，离开苏家坡，11月26日到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面。
重新接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到达汀州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为了开好“九大”，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齐心协力，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一个是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二是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2月29日，古田会议圆满结束。
第三章 毛泽东吃过的最高级营养品和滋补品都有哪些？
核心提示：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卫士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如何回答。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太熟悉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了，对人参、鹿茸、灵芝之类的礼品，毛泽东从来不用，他所吃过的最高级的营养品就是葡萄糖了。对毛泽东来说，如果要说吃过滋补品，那就是红烧肉了。
毛泽东的党费账簿、生活费收支表、日常杂费开支账本、粮食账本、物品分类账本等。
毛泽东一家从1952年开始设立生活账本。生活账簿分为五个类别：粮食食品账、日常杂费开支账、衣袜鞋帽分类登记账、物品分类账、生活费收支报表。账本为活页本，内容很丰富，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表、物品分类账及单据、票证等。
毛泽东一家的经济收支都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掌管。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上报中央警卫局财务处。这样的生活报表，毛泽东为我们留下了42本，大都是他的生活秘书用横格纸自制而成的。这些报表清晰地记录了这个“第一家庭”的开支情况。从生活费收支报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家收支的大致情况，如1968年1月，收入：上月接转14095.45元，毛泽东工资404.8元，江青工资243元。支出：月房租费125.02元，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00元，12月、1月党费40.0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659.13元。毛泽东的工资，除去家庭生活费用开支、湖南老家亲友来访在京的花销、往返路费、买土特产送行、资助身边工作人员等外，还曾用它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办业余学校。这个学校从1954年一直办到1957年才结束。这样，毛泽东生前工资所剩无几。
为了严格控制家庭开支，毛泽东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省吃俭用。原来是卫士的武象廷后来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一次他正在新六所干活，毛泽东来到小灶厨房里，看见武象廷正在厨房里忙碌，便走来问他：“武象廷，你在这里干什么？”“给小灶厨房买菜哩。”“你改行了，好啊，我告诉你，只要你们饭菜做得干净卫生就可以了，不必买一些贵重的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天，你就别买那些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新鲜蔬菜，现在买一条黄瓜的钱，到了夏天就能买一筐黄瓜，冬天买一条黄瓜只能吃一顿，夏天买一筐黄瓜能吃几十顿。”这是武象廷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后，毛泽东给他上的第一堂生活管理课。到了夏天，因为武象廷回警卫班有事请了几天假，就临时让王振海替他给毛泽东买菜。王振海头一次上街买菜，尽挑新鲜的有营养价值的买。结果，他买回来一些嫩玉米蕊，也就是那刚开过花，还没有结玉米的小玉米笋。王振海满以为这下给毛泽东买回来好吃的了。炊事员做好后，端给毛泽东吃。没想到，毛泽东皱起了眉毛，任凭工作人员怎么讲，他就是坚决不吃。并且，毛泽东有点不悦地说：“炒这一盘菜需要多少颗玉米？要是这些玉米长熟了能打多少粮食？叫我吃这样的菜，这不是破坏生产吗？把这个菜端回去，谁买的就叫谁去吃。”
无论在哪个时期，毛泽东所吃的菜都是一些十分普通的百姓菜。保健医生多次劝毛泽东要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听了后，毛泽东每次都摇头，有时说：“你们说的那些山珍海味，我不喜欢吃，我不想吃的东西你们就不要勉强我，我吃了不舒服，就说明吸收不了。再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群众生活还有一些困难，我吃那么好，心里不安呀。我吃的饭菜很好了，什么时候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四菜一汤，那该多好。”有时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碗里的二两米饭望着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跟我提你的那些建议了。”他的固执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而他的道理又是轻易不好反驳的。有一次，他对医生徐涛说：“就你懂得饮食科学？你到我这个年纪未必有我这个身体，我看小地主就比大资本家活得长。”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卫士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如何回答。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太熟悉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了，对人参、鹿茸、灵芝之类的礼品，毛泽东从来不用，他所吃过的最高级的营养品就是葡萄糖了。对毛泽东来说，如果要说吃过滋补品，那就是红烧肉了。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对猪肉的几种做法他都爱吃，如回锅肉、狮子头、米粉肉等。毛泽东的茶瘾也很大。他喜欢喝浓茶，还时常津津有味地把茶叶都吃掉。毛泽东的工作量很大，睡眠也没有规律，再把一周两次的红烧肉和喝茶的习惯改变了，他怎么办？毛泽东见大家面有难色，又进一步地解释说：“人家逼债（指苏联毁约），我们少吃一点肉，争取三年内把债还清。”卫士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毛泽东的脸上，接着，毛泽东提高嗓音坚定地说道：“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讲：我们的出路有两条，即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当时，全国城市人口每天的粮、油等食品都是按严格控制的标准供应的，几乎人人都吃不饱。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大家都爽快地回答：“愿意！”毛泽东听后高兴地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他的话少了，笑容也少了。这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有吃一口肉。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毛泽东和很多群众、干部一样得了浮肿病，脚背和小腿的肌肉一时都失去了弹性，一按一个坑，久久不能恢复。周总理见状一次次地劝说：“主席，吃口肉吧。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共渡难关。”宋庆龄闻讯特意从上海赶到北京，亲自给毛泽东送来一网兜螃蟹，毛泽东说：“谢谢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宋庆龄很是感动，坚持说：“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推辞不掉，只好收下，可是，宋庆龄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给了警卫战士，自己仍然一口不吃，最终谁也无法改变他不吃肉的决定。这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领袖如此和全国人民一起忍饥挨饿，共渡难关，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毛泽东对儿女是极富怜爱之情的，但他从不让子女在生活上享有任何特权。毛泽东常对子女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你们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各守本分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2}毛泽东一生共有10个子女，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幸存下来的只有岸英、岸青兄弟及李敏、李讷两姐妹。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动荡之中。岸英、岸青兄弟多年失散，1940年李讷降生后，李敏又赴苏联与贺子珍团聚。年近半百的毛泽东多么渴望得到一些儿女亲情的慰藉。因此，他再也不忍心让李讷离开自己，尽管工作繁忙，也没把她送进保育院，而让她在自己身边长大。李讷小时，记不得多少次，毛泽东紧张工作之余，抱着她，轻轻拍打她的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每当这时，李讷用小手搂住父亲的脖子喊：“爸爸，我的小爸爸，乖爸爸……”然而，毛泽东却从来不允许子女在生活上有丝毫特殊。新中国成立后，李敏和李讷在育英小学寄宿读书，她们每星期都要回来过周末，到了那一天，学校就把学生的伙食费退给学生自己。李敏和李讷对带回来的伙食费，从来不自己花掉，而是如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把钱让卫士转交给武象廷。于是，这些钱就作为李敏和李讷星期日回到家中的伙食费，并在管理科上了账。父母对子女有舐犊之情，同时父母又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实践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他希望青年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的子女做到。他所耕种的“教育实验田”对于小家虽无五谷丰登，对大家却是功德垂范。
当然，即使如此严格管理，也避免不了家政透支现象。乡下亲戚进京，穷困的师友求救，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困难，他都要关心，多多少少地从经济上给予接济。这些庞大的开销，当然不是他的工资所能应付的。于是，毛泽东只好同意从他的稿费中补贴一部分。不过，这要征得他的同意。五六十年代，为了把好家庭经济关，毛泽东还每月检查家庭开支情况。1953年，毛泽东对王鹤滨说：“伙食费用能不能压下来些？”王鹤滨表示很为难。“这么难啊！看样子你非要下狠心向下压不行啦！”毛泽东还是示意要把伙食开支的费用降些下来。外地出差，毛泽东也严格掌握标准。庐山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对秘书高智说：“你与李师傅核计一下，看我的伙食费超支没有？超过了不能补贴。”学会了精打细算的李师傅认认真真地将每一笔账核实统计了一遍，确实没有超过，高智向毛泽东作了如实汇报，毛泽东又叮叮了一句：“超过了不能叫当地补贴。”
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流芳千古的伟人，但他又是北京中南海里一位极其普通的居民。作为人民的领袖，他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只讲贡献，不求索取。他曾说过：“没有条件时不讲究，这一条容易做到；有条件讲究时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用自己伟大而平凡的一生，书写了“共产党人”这四个光彩夺目的大字！
延伸阅读：1961年毛泽东的西餐菜谱（摘自《毛泽东遗物事典》作者：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推崇中国菜，终生喜欢中国菜，但这并非说他反对西餐，拒绝西餐。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起兴趣来。他想，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看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
大概从60年代初开始，工作人员开始为毛泽东物色精通中西菜肴制作工艺的厨师。当时，毛泽东聘请的一位姓陈的厨师擅作西餐，毛泽东对他的手艺常常赞不绝口。江青很欣赏西餐，有一次在吃过陈师傅做的几样西菜后，称羡不已。她对毛泽东说：“陈师傅的手艺还真不错，我那边的师傅没一个比得上！”毛泽东听罢便对她说：“如果你想要，就把陈师傅调到你那边去好了。”江青闻言大喜过望，最后真的毫不客气地将陈师傅要过去了。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晚年生活遗物中，尽管餐具品种丰富齐备，但没有一套完整的西餐具。
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
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毛泽东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感到十分新鲜惊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中餐方法制作的鱼虾后吃上一次西菜鱼，以此换换口味。其实，他吃的鱼虾大多是国产货。比如他常吃的小虾就是中南海产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做上几个小箱，里面放上一些饭粒，丢进中海里，第二天取箱时一般能捞上一小碗小虾。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出产的这种小虾，有时他用中国菜的做法做了吃，有时也用外国的方法做来吃。
毛泽东吃鸡，但谈不上特别喜欢。西餐中鸡的做法比中餐要多，因为西方人以肉食为主，因此制作花样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泽东对上述西菜鸡并非样样都喜欢，但偶尔吃上一顿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也许他有些嫌弃牛羊肉的膻昧。他在诸多肉类中独独对猪肉钟情不悔。他喜欢红烧肉，倘若一段时间未吃还真有些嘴馋，往往主动提出来“打打牙祭”。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这一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类，因为毛泽东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掺杂一些品种进去。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西餐中汤类品种丰富，而且各具特色风味。毛泽东60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
毛泽东60年代对西菜感兴趣，但他很少正正经经吃过一顿纯粹的“西餐”。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中国菜都远远超过西菜。当然，西菜中也有不少极品，也有不少值得中菜借鉴学习的地方。然而，如果让他每日吃西餐，他就不会愿意。因此，毛泽东在吃西菜时一般都是与中菜和合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天的饮食还是以中菜为主，其中也夹杂上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
毛泽东对中菜、西菜有着十分独特而精辟的认识。有一次，他在与保健医生徐涛谈起中西菜肴的比较时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全国有多少省和地方，菜饭有多少种？中国地大物博、宝藏很多，可开采及生产的有限；土地多但可耕地少，大家只好暂时少吃一点；中国是东方国家，习惯上吃得素一些。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僧侣终年吃素食。据说南朝梁武帝终生都吃素，影响较大。后来素食由寺庙传到宫廷又传到民间，不过我们并不是全素，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西方人食物里脂肪多，越往西越多，他们得的心脏病也比中国多。”毛泽东还常说：“中国饭菜合理，在对人的健康方面比西餐要好很多。”平心而论，毛泽东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制订菜谱的目的也是一个加强平衡的问题。可毛泽东一生艰苦节俭惯了，对于饮食营养平衡的繁琐搭配素来并无好感。他认为这样做未免显得多此一举，因为一则麻烦，造成追求享受和奢侈；二则违背了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偏好。所以毛泽东对任何有计划的菜谱都是坚决反对的，他不愿意在吃饭方面也受约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第四章 32年的风雨历程：印度毛泽东主义者们的红色天空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主义）引起的。自2004年以来，其已发动了6000余起暴力事件，造成了至少2500人死亡。因其活动猖獗，目标直指国家政权，总理辛格称其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单一威胁。
红色与血色
印共（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67年。这年4月，印度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兴起一股农民武装运动，印度官方和媒体根据事发地点将这种农村武装斗争的组织和派别统称为纳萨尔主义或纳萨尔派，也有的将其称为左派极端主义。1969年4月，纳萨尔各派合并组建了印共（马列）。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党就陷入了分裂。在查鲁·马宗达总书记1972年去世后，这种分裂进一步加剧了。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由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几个主要党派均希望能重新合并，以带领农民运动走出低谷。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9月，印共（毛）正式成立，由贾纳帕蒂出任总书记。
印共（毛）甫一成立，便显露出凌厉的攻势。其采取的第一个比较大的行动是在北方邦金道利县进行的伏击战，共打死19名警察。之后，类似的袭击活动就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2005年11月，1000多名毛主义分子袭击了比哈尔邦的杰哈纳巴德监狱，释放了大约350名毛主义囚犯，其中包括该党领导人之一的A·卡努，并抢走了几百条枪和大量弹药。这一年印共（毛）共发动了1608起暴力事件，造成了566人死亡。2006年印共（毛）发动的暴力事件次数虽略有下降，为1509次，但造成的死亡人数却上升了，为678人；2007年其发动的暴力事件又有所增加，为1565起，造成了696人死亡。2008年印共（毛）进一步加大了袭击力度。2月，毛主义分子袭击了奥里萨邦一座警察训练学校兼军火库，打死了10名警察，抢走了一批武器弹药；6月，警方特种部队在渡江追剿毛主义分子时遭遇袭击，有39名特种部队官兵溺亡；7月，一辆满载警察特种部队人员的装甲车触雷爆炸，乘员24人悉数丧生，地雷系由毛主义分子埋设。
随着袭击活动的不断增多，印共（毛）控制的地盘也迅速扩大。在2003年末，印度只有9个邦55个县处于各个毛主义派别的影响之下，但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邦156县。目前，印共（毛）已在28个邦中的16个邦拥有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在600个地区中的165个地区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其活动范围从印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影响面积达9.2万平方公里，处于其影响下的人口更是多达1.8亿——也就是说印度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印共（毛）的“红色旗帜”之下。
据估计，印共（毛）的武装人员有2.5万人，在村一级的外围成员有5万人，拥有的武器超过了2万件，大多是步枪、冲锋枪和火箭弹。
印共（毛）并非只是一介草莽。它有着完整的指导武装斗争的理论框架。2007年1月，其在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指导该党今后工作的5个纲领性文件——《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
在《党章》中，印共（毛）决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划分为3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区域，这个区域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邦再到安得拉邦，同时寻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标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继续开展已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终极目标是通过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何能“红”
在短短4年多的时间里，印共（毛）就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小角色迅速成长为印度政府的头号威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能在印度这么一个大国里撑起一片“红天”的呢？
一是印度普遍存在的贫困。印度（毛）的支持者大都是贫困的民众，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这两部分人占到了印度总人口的1/4，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在印共（毛）影响比较大的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中央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表列种姓的人口占到了全国表列种姓总人口的55.8%，占贫困表列种姓总人口的70%；表列部落的人口则占全国表列部落总人口的49%，占贫困表列部落总人口的63%。这5个邦都是印度最贫穷的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40%，而全国为28%。由于过于赤贫，民众根本无法生存，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只好投身于印共（毛），从而为印共（毛）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后备大军。
二是土地改革的不彻底。虽然印度在独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但是进行得很不彻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其中之一就是仍然有大量的农民没有土地或拥有的土地非常少。印度全国现在估计有1.7亿人没有土地，另有2.5亿人拥有的土地不到1/5公顷。没有了土地，农民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导致农民贫穷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也为印共（毛）开展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条件。事实上，印共（毛）所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农民人均耕地占有量比较少的邦。例如比哈尔邦是印度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邦，占土地持有者总数67%的小土地持有者仅占全邦可耕地的16%，而4.1%的地主却霸占了全邦可耕地的25%，另外还有400万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为了获取土地或为了土地不被掠夺，农民经常举行抗议活动。然而，这非但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反而经常遭到警察的棒打。农民对此甚为光火，在对政府逐渐失去了信心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目光投向了印共（毛）。
三是严重的种族歧视。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这种制度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对各个种姓之间的往来和通婚进行了严格限制，低种姓的人不得与高种姓的人同饮同吃同住，每个种姓只能从事祖辈遗传下来的职业，轻易不得改变。这种制度不但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且还使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对种姓制度批判说：“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种姓制度及其相关的许多东西是完全不调和的、反动的、拘束的，并且是进步的障碍。在它的体制之内不可能有地位上和机会上的平等，也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更不可能有经济上的民主。”虽然经过现代化的洗涤和印度政府的不懈努力，现在的种姓制度已与古代有所不同，各个种姓之间的限制不再那么严格，但作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种姓制度依然在印度盛行不衰。例如在安得拉邦，低种姓必须要为高种姓提供免费的劳动和服务，虽然这是宪法明文禁止的行为，但在这里却大行其道。低种姓民众对此苦不堪言，但又无法轻易摆脱。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印共（毛）求助，因为印共（毛）坚决反对种姓制度，提倡人人平等。
四是政府警力不足。印共（毛）多以偏远的深山密林为根据地，这些地区人烟稀少，政府鞭长难及。2007年12月，印共（毛）成功偷袭了查蒂斯加邦的一座监狱，释放了300名毛主义分子及其他囚犯，而当时坚守监狱的狱警仅有3人。这并非只是个案，在印度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在印共（毛）的影响区域，政府设置的警察站大都境况不佳，不但人手不够，整体缺员率高达35%，而且装备也比较落后，许多警察甚至连自卫的枪支都没有，一旦遇到袭击，别说逮捕毛主义分子，就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2004年印度共有100名警察死于印共（毛）之手，2005年为153人，2006年为157人。除此之外，既有的警察整体素质也令人难以恭维。许多警察酗酒成瘾，不重视业务能力的提高，有的连一些基本的常规操作都不会。据2005年的一份调查，在贾坎德邦的一个警察训练中心，在接受例行训练时，395个警察中竟有235个不会正确使用枪支。
五是印共（毛）采取的一些适当措施。针对贫困民众关心的问题，印共（毛）适时提出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口号，如“重新分配土地”、“推翻剥削阶级”、“人人平等”、“反对压迫”等。而针对自己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印共（毛）则实施游击战术，依靠深山老林反复运用“打了就跑”的作战方法，且昼伏夜出，神出鬼没，使装备落后又不熟悉当地地形的警方根本无法准确掌握其行踪。
苦无良方
对于印共（毛），印度政府采取的是打谈相结合的政策。
2004年6月，安得拉邦政府与印共（毛）组建前的一个分支——“人民战争集团”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同意进行和谈。为此，邦政府接受了人民战争集团提出的一些停火条件，如停止清剿活动，收回对人民战争集团领导人的悬赏追捕，撤销对人民战争集团及其6个外围组织的禁令等。
2004年10月，安得拉邦政府与人民战争集团在海德拉巴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谈前，人民战争集团宣布，该集团已并入印共（毛），并以新组织的名义参加会谈。然而，由于分歧过大，虽经过4天的艰苦谈判，双方最后还是没能达成协议。政府指责印党（毛）要价太高根本无法满足，并要求其放下武器。而印共（毛）则反指政府缺乏诚意，对贫苦民众漠不关心，并拒绝缴械投降。
谈判破裂后，印度有关各邦纷纷要求政府出台统一的政策，并向各邦派遣中央警察部队，联合各邦共同打击印共（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中央政府2005年8月宣布印共（毛）及其外围组织为非法组织，冻结其资产，限制其活动。2006年3月，印度内政部印发了题为《毛主义目前情况》的政策声明，要求各邦不得与印共（毛）进行单独谈判。部长帕提尔在向议会作证时说：“毛主义分子最初使用的是斧头和弓箭，后来使用手枪，然后他们开始使用AK-47冲锋枪，现在他们使用手榴弹和地雷，当然还有火箭弹……面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决不能妥协，也不能与之进行谈判，除非他们放下武器。”
然而，政府的这种政策却招致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指出，单靠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从事情产生的根源上寻找出路，将工作重点放在对贫困民众的关注和保护上，解决其生存及平等问题，这样才能剥离民众对印共（毛）的支持，使印共（毛）成为无源之水，最后干涸而亡。有鉴于此，2006年4月，总理辛格专门召开了有关印共（毛）的安全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对策。“一条腿”是强化警察力量，继续武力打击印共（毛），同时创造一种宽松的招安环境，吸引更多的毛主义分子“弃暗投明”；“另一条腿”是设法减轻或消除民众被剥夺被抛弃的心情，为此，将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确保各项农村建设和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
然而，“两条腿走路”的实际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政府下拨给各邦的农村发展资金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或挪用，真正落到实处的少之又少（印度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一名普通印度人平均每年支出的行贿金高达2.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800元）。
招安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不仅“弃暗投明”的人数极少，而且许多人被招安后由于政府安置不善又重新投向了印共（毛）。例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自2005年以来，投诚的毛主义分子共有282名，但仅有18人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他人要么仍在苦苦等待，要么又重操旧业。结果，印共（毛）的势力范围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日益扩大。这让印度政府头痛不已。2007年12月20日，辛格总理在有关印共（毛）的安全会议上说：“我已讲过，左派极端主义是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单一威胁，现在依然如此，他们没有一天不发动袭击。除非我们消除这个毒瘤，否则，我们不可能取得和平。”
然而，在打谈均难奏效的情况下，要想取得和平，谈何容易。
第五章 毛泽东为何向刘少奇推荐《淮南子》作者谋反被杀
核心提示：至于三本书中的最后一本书——《淮南子》，这是一本著名的古籍了，至于毛泽东当年为何把它推荐给刘少奇阅读？或是随口言及，抑或大有深意？不得而知。《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所编写，内容则十分庞杂，即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汇贯通而成，据称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刘安后因“大逆不道，谋反”而自杀。
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对此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以上的回忆，对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的书有所不同，除了是两本还是三本，两本中一说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的《机械人》，一是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
黄峥编撰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引用了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的回忆，是事后从王光美处获知“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但“有三本还没找到”，“我接过来（书单）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这个回忆是对此事最为详尽的一个回忆，刘少奇当时显然对王光美有一个关于他和毛泽东会面和谈话的复述，至于毛泽东向他推荐的书，这里不仅是三本，而且是更多的“几本书”，不过，三本书中，黄峥书中所记的海格尔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而且看来当时这三本书中外国的两本也并没有找到，至于找不到的原因，王光美说刘少奇以为可能是自己听错了（不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他们大概平常不会听错话）。刘少奇的卫士贾兰勋在回忆中也认可是三本书，他也是事后的翌日从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李智敏那里得知此事的。王光美叫李智敏找出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看的那几本书，“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结果在刘少奇的书房没有找到，又想去北京图书馆寻找，因形势发生变化，没有来得及。
以上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中关于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几本书的大致经过，问题是循此线索去查找那几本书，如《机械唯物主义》和《机器人》，笔者从国家图书馆（原为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各大型图书馆均遍寻不得，因此，也就无从理解毛泽东那时何以向刘少奇推荐阅读这几本书的初衷了。
二、关于向刘少奇推荐的这三本书
上述回忆录中所记的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一称海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是不是两本根本没有的书呢？笔者查询了毛泽东生前藏书的若干书目，如《毛泽东读书集成》、《毛泽东藏书》，也均未收入两书。
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1834-1919，即前文所说的“海格尔”）是动物学家也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海克尔是主张“一元论”的，即主张世界一切事物皆是由某种一元物进化发展的结果，这在哲学史上是属于“自发唯物主义”的。海克尔著有《普遍形态学》、《自然创造史》、《人类起源》、《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等，至于那本《机械唯物主义》，笔者以为极有可能是《宇宙之谜》的别称或节选，证据是“文革”期间上海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成员之一的袁志英发表的《关于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在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文革”时期上海出版有《摘译》等“内部发行”的刊物，不时刊登有国外的翻译文章，《宇宙之谜》一书就是那时由这个“大批判组”翻译的。袁志英回忆说：海克尔是达尔文主义者和进化论者，也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恩格斯曾以认可赞扬的口气多次提到他和他的《宇宙之谜》；列宁对他和《宇宙之谜》评价更高”，而且海克尔和他的《宇宙之谜》也曾引起鲁迅的注意（1907年，鲁迅发表了论述海克尔一元论生物发生规律的专论《人之历史》，其副标题即为《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这里的“黑格尔”即海克尔）。显然，热爱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对海克尔不会陌生。至于“文革”中重新翻译和出版此书，想必也与毛泽东有关。袁志英说：“按照德国著名政论家、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克劳斯·梅奈特的说法，毛泽东发动‘文革’，和他接受了《宇宙之谜》中的某些思想有关。”《宇宙之谜》是在1972年重新翻译的，1974年译成出版，当时发行了47万册。此前在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时，它大概是以节译本的《机械唯物主义》出现的。据袁志英回忆：“1975年11月30日，德国《世界报》刊载了克劳斯·梅奈特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作为施密特的顾问，梅氏参加了毛泽东会见施密特的全过程。梅氏写道：‘毛在开始谈话时提到四个德国人的名字，说他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归功于这四个德国人。听起来似乎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可为何两次提到黑格尔呢？’当译员将第四人译成黑格尔时，毛主席颤巍巍摆了摆手，纠正道：‘是海克尔。’梅奈特这才恍然大悟：‘是海克尔，确切地说是恩斯特·海克尔。’年轻的译员对海克尔没有任何概念，而梅氏七岁时就阅读了《宇宙之谜》。梅氏的记述也为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所证实，施密特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梅奈特此后不停地思索：‘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他最后认定，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恩也坚持一元论哲学，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氏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梅氏发现，‘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毛泽东反对革命胜利后就不再有冲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要进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必要的，梅奈特把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海克尔的反对任何‘终极目标’联系了起来，他认为，毛从这部‘粗糙的唯物论著作’得出重大结论。梅奈特还猜想说：‘众所周知，毛在一战结束前后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员，那时这里是最重要的现代化图书馆之一。毛自小嗜书如命，他在那里必定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了有关西方知识的书籍和资料，也必定精心阅读了《宇宙之谜》的中译本，以致他60年后还记得作者的名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推断。”
从以上的交代，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机械唯物主义》，应该就是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的《宇宙之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出有新版，为“世纪文库”丛书之一），至于毛泽东当时为何要推荐给刘少奇读这本书，他认为“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他是要让对“文革”表示困惑和不解的刘少奇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运动”、“变化”、“革命”，以及“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对此，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伟人早已有了思想上的分歧。
再就是狄德罗的《机械人》。狄德罗（1713——1784）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他还曾主编过著名的《百科全书》，那是一部旨在“改变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和“引发人类心灵的革命”的宏著。狄德罗的著作，今有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狄德罗哲学选集》以及其《哲学原理》等，至于《机械人》，似为其中的单篇文章的另名，或出于其“哲学思想录”、“对自然的解释”、“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等。狄德罗在哲学上是把世界设想为一个大系统，认为其中存在的只有时间、空间和物质，而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由于物质不断运动，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新鲜的事物层出不穷；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事物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又涉及到事物质的变化。显然，这与上述海克尔《宇宙之谜》中的“粗糙的唯物论”思想有相类之处。
以上两本毛泽东推荐的书，都有一个十分突出和明显的词——“机械”，所谓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被称为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亦即“机械唯物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不过，海克尔也好，狄德罗也好，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他们都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
至于三本书中的最后一本书——《淮南子》，这是一本著名的古籍了，至于毛泽东当年为何把它推荐给刘少奇阅读？或是随口言及，抑或大有深意？不得而知。《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所编写，内容则十分庞杂，即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汇贯通而成，据称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刘安后因“大逆不道，谋反”而自杀。
第六章 毛泽东征求红军发展意见林彪指南彭德怀指北
陕北的冬天来得很早，这时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空阴沉沉的，雾蒙蒙的，一直在扬扬洒洒飘着雪花，秃兀丑陋的沟壑峁塬蒙上了一层洁白的被单。
毛泽东面孔黝黑消瘦，浓眉大眼重眼皮儿，眼睛里充满了智慧，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青布棉衣，对人和蔼可亲，还给人一种不修边幅的印象，看上去确实不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员，更不像一个红军统帅，倒像一个浪漫的诗人。
在瓦窑堡的窑洞里，他经常与张闻天、周恩来在一起研究陕北的军事形势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他们有时骑马在山峦沟壑中奔驰着，到瓦窑堡周围看地形。只要停下来就是看地图。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时就看过中国的大地图，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
毛泽东对陕北的寒冷深有体会，在窑洞里，土墙上的霜花像梨花开了一样，有时他裹着被子坐在炕上不住地抽烟，不时地咳嗽，不停地看着地图，时时刻刻考虑的就是红军的发展问题、出路问题。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会合后，部队一万多人，每天的给养立即成了问题，军马都养不起了。一方面军在保安一带偏僻贫寒的山沟里，冬季来临，需要棉衣，当地不产棉花。北面是榆林大沙漠，绥德有阎锡山孙楚部的两个师。西面是中央军和东北军。红军最远能到洛川和甘泉一带。
毛泽东在考虑，陕北贫瘠，人口少，前一个情况影响红军的生存，后一个情况影响红军的发展。现在蒋介石正在处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出兵北上抗日的“两广事件”，忙不过来。他只要腾出手来就要“围剿”红军。
毛泽东日夜萦绕脑海的问题就是怎样大量消灭敌人，怎样猛烈扩大红军，怎样扩大苏区问题。他认为这是“红军目前三位一体的任务”。他心中焦虑，彻夜难眠呀！本来睡眠就成问题，眼下遇到红军困难时期，就更睡不着了。他的身体在长期战争生涯中形成的两个老问题，一是便秘，二是失眠。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他在琢磨，陕北人民群众基础虽然好，把红军看成是翻身解放的救星，但现在陕北根据地天旱不雨，物产短缺，怎么能养得住这么多红军呢？
不仅毛泽东在忧虑这个问题，许多红军将领都想到这个问题。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陕北根据地的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物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向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
在会议之前，毛泽东征求了在前线的红军将领的意见。
林彪在会议前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陕北荒凉衰败几个破窑洞没有前途，如果中央同意，他要带一方面军的主要干部到陕南打游击，这样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林彪主张向陕南发展。
接到林彪的信，毛泽东意识到年轻的将领林彪的思想出了偏差。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通过彭德怀转告林彪，批评了林彪到陕南打游击的思想。电报说中央认为有与林彪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因此望林彪来中央一行，并在中央住一时期，这对林彪是有好处的。目前在日寇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的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加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把红军主要干部拉去打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彪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中央有些分歧的。
林彪接到中央的电报后，从宜川前线带着警卫分队日夜兼程回到瓦窑堡。
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批评他，说他与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
林彪却固执地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去打游击战争。”
毛泽东不让他去打游击，在瓦窑堡，他的态度就一直消沉，整天闷闷不乐，见了人不说话。他一直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发展方针。毛泽东要林育英去做林彪的工作。
林育英找到林彪说：“弟弟，我考虑你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不成熟。”
林彪说：“我就猜老毛会要你来做我的工作。你刚从国外回来，许多情况不了解。”
瓦窑堡会议决定红军主力东征山西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大片土地，寇深祸亟，亡国灭种的危险笼罩在每一个爱国人士的心头。
年终岁尾，北平古城，中共北平工委书记谷景生、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根据时局的需要，组织和领导了12月9日群众抗日救亡请愿和12月16日的更大的群众游行。
接着，全国此起彼伏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救亡图存的抗日浪潮。
在这种形势下，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镇张文启家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10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议上，在红军的军事战略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毛泽东仍然穿着长征时的那件棉大衣，有几处露着棉絮。他严肃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停地在抽烟，牙齿被熏得发黄发黑。他抽的是山西出产的一条25盒的五台烟。在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许许多多危急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分歧很大。他要思考同志们的意见，要权衡利弊，要作出果断的决策。
一听说红军要过黄河，很多同志就有疑虑。长征中过湘江红军一战减员45000人，过大渡河多困难，金沙江、乌江，红军吃了很大的亏，牺牲了那么多人！现在在陕北刚刚安定下来，怎么又要过黄河？黄河水流湍急，十分险要，成功的把握有多大？
林彪从前线回来参加会议，坐在一个角落，低头想心思，不抬头看大家，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要带一部分红军主力到陕南去打游击。毛泽东给他讲到陕南去，就脱离了北上抗日的大形势。从战略上讲，到陕南是不合适的。
林彪这个人倔得很，有时候观点很难改变。
林彪给彭德怀去电报说，毛泽东他要走就走吧，我到陕南去。林彪希望彭德怀同意他的意见。
彭德怀没有听林彪的。
彭德怀在甘泉前线的红军司令部，也收到毛泽东电报，征询东征的意见。
彭德怀有自己的考虑，他给毛泽东回电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说，陕北东侧是黄河，北面是沙漠，西面人烟稀少，蒋介石不易形成对红军“围剿”的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地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困难，向南要同东北军、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引进西北，对红军不利。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但亦有可虑之处，“一是怕渡不过去，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
彭德怀说，红军主力还是向北，向内蒙古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也符合共产国际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意见，站在窑洞口瞭望着阴沉沉的天空，深思了很久。然后，他拿着电报，大步流星顺着一条土路走到张闻天的窑洞，一进门就说：“明君呀，你看看老彭的电报。”
张闻天“啊”了一声，接过电报看过，抬起头说：“老彭作为红军指挥员，对东征的困难考虑多一些。我原来也是这样考虑的。这样也好，既然大家有顾虑，中央要周密做好准备工作。”
窑洞内，毛泽东回电彭德怀，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向北面发展有两个缺陷，一是北面是沙漠，红军生存困难；二是到北面后蒋军封锁，红军就脱离了中国中原地区，被边缘化了。这个意见他已经给林育英说过。“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
毛泽东心中有数，他不担心张学良和杨虎城，他已经通过秘密渠道与张杨两军联系，红军与南面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已经达成某种默契。张、杨二人不会进攻红军，不会抄红军的后路。
毛泽东心里想，林彪和彭德怀，不管是向北还是向南，他依靠的两员爱将都不同意他向东发展的主张，可见向东发展具有很大的风险。大家都不相信你会向东，老阎、老蒋也不会相信我毛润之要向东呀，我就偏向东呀。阎锡山万万想不到红军会真的过黄河，可以增加战役的突然性嘛！
他在会议上明确主张要向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省发展。
他说，在发展中求巩固，不是在巩固中求发展。
他说，渡黄河是有风险的，但风险越大，成功越大。
他说，如果不是这样，我改姓，不姓毛。
他的性格不同于一般人，胸中激荡着壮志豪情，不相信不能成功。
我们共产党、红军的存在就是风险，每走一步都有风险，有没有风险的吗？过大渡河有没有风险？过雪山草地有没有风险？与张国焘斗争有没有风险？斗！敢斗才能赢嘛！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孟夫子说过：“无敌于天下！”
他相信红军的战斗力，相信红军的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红军是中华民族精华的凝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任何旧军队都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的那些将领们不是红军的对手，阎锡山更不是红军的对手。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都不是红军的对手，阎锡山算什么！军委有的同志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红军不能再遭受重大挫折了嘛。
他主张红军过黄河，毫不犹豫地进入山西发展。在其他省份要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发展游击战争，要把鄂豫皖、湘赣、川陕等原来的苏区老区变为游击区，要派有经验的独当一面的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从恢复形势到发展形势，游击队是苏区的创造者。
他说，国内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至1936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20万人，第一方面军要发展到5万人。
他在会议上阐述了红军14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反对单纯防御，反对先发制人，主张后发制人，要诱敌深入，要争取先机，战略上要一个拳头打人，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拼消耗等，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能掌握。
他说，准备6个月后打到山西去。要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要创立山西根据地，要与陕北连成一片；首先开辟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的五个县以上的初期苏区，扩大红军13000人，要求陕北“300个地方干部准备到山西区”开辟工作，还要准备300个排长充实部队基层，在3个月后使用。要调动阎锡山、孙楚的部队回山西，恢复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清涧、米脂、绥德等县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红军学校要抓紧培养红军干部，要“出产500个连长，300个指导员，50个营长，350个游击战争的干部”，“陕甘支队和25军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不应该使之当作一个兵去消耗掉”。任何不重视红军战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会议一片安静。
多数同志担心东进会丢失陕北根据地。红军两万五千里刚刚到这里，应该稳定和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吧！长征中没有根据地太痛苦了！环绕苏区的敌人有170多个团，威胁着中央和苏区的安全，主力东渡后，东北军、西北军来进攻怎么办？稳一稳再图发展吧！
毛泽东说，恩来，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说，我党已经对东北军做了很多工作，老毛亲自做工作，他给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写信，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效果很不错。东北军官兵背井离乡，怀乡情绪弥漫着整个部队，尤其张学良有国仇家恨。现在全国的抗日浪潮高涨，北平发生了“一二？九”抗日运动，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张学良是不会进攻红军的。
有的同志说东进打阎锡山不对，应该南下打蒋介石。阎锡山不是主要敌人呀！
毛泽东说，红军出兵山西是考虑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山西是个好地方。出兵山西对红军有利，对抗日有利，对革命有利，这样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为什么不办呢？
张闻天和周恩来都不住地点头。
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是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党内没有人能同他相比，张国焘不能比，博古也不能比。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作战计划都不同凡响，出人意料，风险大，胜利也大。
张闻天、周恩来两个在党内是老资格，举足轻重，但他们从遵义会议以来都十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有不同看法在会议上发表，最后听毛泽东的。政治局会议的地点，张闻天干脆就到毛泽东的窑洞去开，重大问题由毛泽东定夺。有人因此讽刺张闻天。张闻天不为所动，该怎么办，他还怎么办。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嘛！绝不争个人的东西。
现在，他和周恩来在党内有分歧的情况下，共同写了一封信，认为红军还是向北发展比较好，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在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向东的理由后，他们相信毛泽东的奇才，最后同意毛泽东向东的意见。
林育英（张浩）也同意毛泽东在会议上作的报告，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这样，瓦窑堡会议2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凝聚了毛泽东近10年战争生涯的血的经验教训，凝聚了他近10年成功的战略战术，凝聚了他驾驭战争各个环节的超人智慧，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
第七章 毛泽东：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数人我们不靠那些
核心提示：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
原题为：高处不胜寒——毛泽东现象评析
通过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他担任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在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之权”。在组织上完成了将他定于一尊的任务后，以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了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为代表，又完成了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历史地位上将他定于一尊的任务。从此，他的路线成了全党的路线，他的思想成了全党的思想，他在党内取得了绝对的权力。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取得在于他多年的奋斗，在于他的思想的正确，在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而且这个时期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态度还是谦虚的，从而获得了全党和解放区人民的衷心拥护，享有很高的威望。陕北农民李有源利用民歌作了一首歌颂他的歌曲——《东方红》，很快就唱响了陕北，唱响了中国。这象征着一轮红太阳从延安升起了，他从此走上了神坛。
确立毛泽东的这种地位，对于全党意志的统一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种地位在革命成功后又反过来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致命伤。1949年后，他所推行的路线及政策，在许多时候并不能说是代表了全党的意志，更不能说是尊重了广大的民意，但还是按照他个人的意志推行下去，从而造成了十分惨重的后果。当初在延安把他拥上领袖地位的许多战友，后来又成了他打击迫害的对象，而且显得束手无策。
1967年8月5日，刘少奇被造反派批斗完后回到办公室，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国宪法》，愤怒地说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但他的抗议已经无力回天了。（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毛泽东说这段话的时候，刘少奇还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是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当初不重视法治，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人治，受到迫害的时候才想到要维护国家和宪法的尊严，这是十分可悲的！）
1959年7月-8月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写信给毛泽东，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所犯的错误，却被当作“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于7月16日印发下去，叫会议的各小组进行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说它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并且指出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彭德怀起先怎么也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但他“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在会议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①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四清”运动中的问题。12月20日的开常委扩大会，讨论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无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②
历史证明，在以上这两次冲突中，真理是站在彭德怀和刘少奇一边的，但为了维护“大局的利益”，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中央领导集体却要他们违心地进行检讨，处处迁就毛泽东。然而，这样处心积虑的结果却没能维护大局，而是使他可以一意孤行下去，最后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在庐山会议上，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对彭德怀的认识和处理上，也并不都认为毛泽东的做法很妥当。“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领袖的情况下，无条件的维护领袖的‘形象’和权威，便成为全党头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于是，他们都颇为理性地、自觉地站在维护毛泽东的立场上，宣扬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③个人崇拜的危害人所共知，但为什么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严重的个人崇拜呢？“个人崇拜，是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历史产物，从政治本质上说，就是对个人手中权力的崇拜。一个很长时间内，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在考虑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极端重视和千方百计地维护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忽略了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生活，甚至出现批判‘唯生产力论’和‘运动群众’的荒唐事。在这种认识下，领袖作为政党和政权的代表，自然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④
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然而，他后来却屡次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实践证明它们都是正确的）而违心地做检讨。这也许出于要维护党的团结，要维护领袖的权威，也许是出于他本人性格的因素等，但我还是更倾向于从制度上进行反思。
1958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曾提倡海瑞精神，鼓励大家讲话；说不敢提不同意见，无非是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等等。50年代，为了鼓励人们讲话，毛多次说到共产党员要有六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要少数人做到六不怕也许可以，要多数的人都做到六不怕却是一种苛求；要一时做到六不怕也许容易，要始终做到六不怕却勉为其难。他要鼓励人们说话，首先就要让人们可以放心地说话，不会因为说话而招来横祸。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23日张闻天在小组所作的发言中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要让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必须建立民主制度，使权力受到制约，“把权力这只野兽关进笼子”，使人们的权利受到保障，实现“免于恐惧的自由”。
一个政党需要领袖人物，以形成集中统一的意志，指挥整个集体去行动；一场革命运动也需要领袖人物，以把社会力量广泛地动员起来，取得革命的成功。但如果领袖人物失去了必要的制约，取得了专断的权力，权力发生异化也是迟早的事。苏联产生了斯大林，中国则有毛泽东，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两国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就要集中统一全党的意志，以实现对革命、对社会的强力控制；这就需要有一个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人，从而产生了领袖的专断。这两者是形影相随的。
第八章 炮击金门幕后：毛泽东玩弄中苏同盟种下分裂恶果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起，解放军3万多发炮弹猛轰金门，震惊了全世界。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
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
要实现这一目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蒋军缺少斗志，无心守岛，否则只能使战争升级，采取空中轰炸和强行登陆的办法，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施的；第二，美国置若罔闻，无意干涉，否则中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对于这两点，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7月15日中东危机爆发，毛泽东抓住机会，立即做出反应，于次日晚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两个师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命令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敌方作何反应，特别是美国对炮击行动是否做出激烈反应有所顾虑。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
借联合舰队发难，诱赫鲁晓夫上钩
毛泽东对联合舰队这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尤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
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秘密飞抵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的建议，一再保证绝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谈话间，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惊魂未定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他马上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关于苏联代表团回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如何？”赫鲁晓夫有些惊讶地说：昨天已经谈好，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又说，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商量的。毛泽东说：我本来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但公报是每一个方案都要搞的。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毛泽东则认为，来时应该秘密，走时就不必了，但可以简单些。
结果，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国领导人和苏联代办。不过，同时发表的会谈公报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以及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苏联各大报也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大肆报道，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
苏联这些举动正中毛泽东下怀。其实，毛泽东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陶希圣称，赫鲁晓夫飞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显有重大事件”发生。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杜勒斯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
骗招蒙了苏联，唬住美国
毛泽东这一“骗招”果然唬住了美国人。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炮击金门战役，杜勒斯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中央情报局则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中共的炮击行为，因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在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炮击金门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
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美国有限介入
炮击行动开始后，苏联的反应很平静。直到8月31日，《真理报》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美蒋“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共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机做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况且，事态的发展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而，几天后美国做出的激烈反应就令苏联紧张起来，也让中国人感到不安。炮击金门前，毛泽东思考再三，犹豫不定，就是担心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的干预。但是炮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经过反复研究和争吵，白宫终于亦步亦趋走上了有限干预的立场。
炮击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外岛局势的坚定立场”。8月26日美方通知蒋介石，太平洋战区司令根据美军台湾协防司令史慕德的建议，同意驻琉球海军陆战队、空军第二全天候战斗机大队即调往台湾；第六舰队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4艘驱逐舰自地中海调来台湾，加入第七舰队，另调中途岛号航母和驱逐舰若干自珍珠港来台。9月2日美方又通知，美国海军可以在三浬之外海面为蒋舰护航，空军则接防台湾，蒋军空军可增援金、马。
实际上，此时美国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会议确定分三个阶段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1.只要中共不企图攻占任何主要岛屿，美国将只坚持在国际海域护航；2.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军队很可能需要给蒋军以直接的援助，包括攻击沿海空军基地；3.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军队将适当扩大行动范围，并由总统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9月2日，美国军方甚至向国务卿说明了在未来危机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将如何使用核武器、使用哪种核弹头的问题。
美国人越来越明显的强硬态度，让毛泽东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只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又会导致战争升级，引来美国人。9月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三天，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9月4日晨，电台广播了中国政府声明，宣布12浬领海线。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同时准备与美国恢复谈判，还要开展宣传攻势，但不要说过头话。
显然，毛泽东变得谨慎了，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宣布扩大领海权，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航。但是在白宫看来，这是试图迫使美国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于是，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并且已经做好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立即“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莫斯科给北京打开核保护伞
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了。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说他准备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通报苏联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9月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并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关于这两次谈话，目前尚未发现档案文献，但有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葛罗米柯回忆毛的说法大意是：美国可能冒险，中国已有考虑；如果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的策略是诱敌深入，待美军进入华中地区后，苏联再使用一切手段对其实施打击。陪同葛罗米柯访华的魏列夏金回忆说：毛泽东表示，中国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政府将退守延安继续斗争。
阎明复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翻译，他的回忆比较详细：当毛泽东说到如果与美国作战将采取关门打狗的做法时，葛罗米柯说，对你们的这种战略我不能评论，但是要考虑现在是原子弹时代。这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有什么可怕？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会有；我们没有，你们还有嘛。”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不要你们参加。我们不同于国民党，不会拖苏联下水。至于同美国作战，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前的问题。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这点请转告赫鲁晓夫。
笔者判断，中方的回忆比较全面和准确，而葛罗米柯显然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或事后的需要，过分强调了毛泽东要求核保护的意愿。从危机前后发展的过程看，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美国参与进来，中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但在表面上，中国一定不能示弱。这当然就需要显示中苏同盟的力量，就需要苏联给以援助。不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即使不能阻止美国参与，至少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因此，苏联政府和领导人的介入，还是必要的，对于赫鲁晓夫信函的内容，毛泽东也是满意的。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同一天，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核保护伞，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步骤”。在评价美国的声明时，赫鲁晓夫指出：“在目前美国早已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的情况下，它想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他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应该说，这个表态对于制约美国的决策，不是没有作用的。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中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
赫鲁晓夫的信件于7日晚交给美国，同时在电台播出。根据俄国的档案，当天周恩来与葛罗米柯还有一次谈话。周恩来转述了毛泽东暗示的意思：在炮轰金门时，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摧毁我们的城市。这时苏联不必参战，只需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只有在美国动用更大的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时候，苏联才应该使用核武器给以报复性打击。
9月27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感谢中国不使苏联卷入战争的“高尚气节”，并表示在中国遭受敌人进攻时，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如果在中国受到核打击时苏联却不来援助，那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10月15日，毛泽东给赫鲁晓夫亲笔回信，信中说，中国领导人被“你对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感动了”。应该说，毛泽东这次接受苏联的帮助，并非虚情假意。
中苏分歧潜伏同盟危机
周恩来的声明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由于美国军舰按原计划进行护航，9月8日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蒋舰被击沉、击伤各一艘，美舰不战而退。9月11日，因蒋军炮击厦门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2.5万余发。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后退。军事冲突显示出加剧的趋势。
为了缓和局面，9月13日，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但很快就陷入僵局。次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月25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
10月4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
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的分歧也逐渐加深。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他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并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
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苏方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迫于中方的态度，苏联不得不收回自己的建议。
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趋缓和。从危机全过程来看，毛泽东事先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后来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处处都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挑战莫斯科的领导地位。中苏之间由此种下的分歧给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最终导致同盟破裂。
第九章 毛泽东周恩来在高层斗争中是否对立过？
核心提示：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对立面明显。
那么，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谁与谁相互对立呢？对此，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这样讲，无疑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第十章 康生得毛泽东信任之谜：只有他去苏联看过毛岸青
核心提示：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并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阎明复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见毛岸青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六十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摩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年—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留下来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岸青：“你还认识我吗？”“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左右，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并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年—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有力反驳，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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