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安德鲁·舒尔曼（Andrew Schulman）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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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疗愈：当灵魂遇见音乐试读：
前言
我拐弯走进外科重症监护室（SICU）时，听到了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很是刺耳。病房总是这样：呼吸机与输液泵的嗡嗡声，心电监测仪的哔哔声，还有医生、护士、病人和访客来来往往的嘈杂声——各种强度的音量都有。电视一直开着，声音也调得很大，让这里变得更加吵闹。我再次感受到：这种环境对危重病人的康复而言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但今天还有其他陌生的声音，于是我犹疑地停住脚步。从走廊尽头的病床上传来了很奇怪的说话声，语速很快，音量很大，听不出是高兴还是生气，是个女人在连珠炮似的讲话。但她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甚至分辨不出她讲的到底是哪种语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声音从5号病床的帘子背后传来，响彻整间病房。我看到理查德·斯帕塔福拉护士一脸焦虑地跑出来，冲到护士站：“我们需要音乐治疗的磁带，什么都行，快点！”另一个护士答道：“别急，没问题的，安德鲁在这里。”
理查德把脸转向我，说道：“谢天谢地，安德鲁你终于来了。赶紧把你的吉他准备好，我们需要你。”我点了点头，把吉他从箱子里[1]取了出来，抓上标着“巴赫”的蓝色音乐文件夹，跟着理查德进了帘子背后，我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我看到了一位女病人，六七十岁的样子，坐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绷带，可能刚动完脑部手术。她不理睬我，但蓝色的眼睛明亮有神，笑容灿烂，长得很美。她一直在用一种响亮而悠扬的语调说话，听起来像是俄语，而且她的颧骨高高的，看起来也像俄罗斯人。
这个小隔间里除了理查德还有其他两名护士，他们看起来焦头烂额。理查德摇了摇头，看向我。“她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两个小时了。”他的声音干巴巴的，“我们一直耗在这儿，既没办法安抚她，也没办法去照顾别的病人。”
我把椅子拉到床尾，搭了个琴谱支架。有一阵子我只是看着她，听她说话。她依旧滔滔不绝，似乎她的自言自语永远不会结束。她在说什么呢？她大笑着环视周围，在床上不断地扭动，挣扎着要下床。我注意到她的胳膊被白色的塑料条绑在病床两侧的护栏上，但她看起来既不害怕，也不焦虑。我意识到她并不是在对护士说话，而是仿佛在与周遭“只有她能看见的人”交谈。她言笑晏晏，言辞恳切，毫不生气。这场景让人不忍直视，但我没法移开自己的目光。她完全迷失在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联系不上她。
我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弹我改编自巴赫《第一大提琴组
[2]曲》的前奏曲。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她把头转向了我，看着我的脸，又看向我拨动着吉他琴弦的右手。随着这位病人的眼神愈发集中，她脸上那种涣散的表情消失了，嘴唇因惊讶而微张，陷入了静默，不再胡言乱语，接着她的脸和肩膀也放松下来，露出了微笑——不像之前醉醺醺般的傻笑，这次她笑得真心开怀。她从此前迷失的空间回来了，回到了这个世界，回到了这个房间。我不过弹了十秒钟吉他，音乐就让我们心灵相通了。
理查德长舒一口气，微笑着给我比了个大拇指，我也咧嘴笑了。5号床的病人情绪得到控制，理查德和其他护士便提起帘子悄悄离开，去照顾别的病人了。隔间里现在就剩下我，还有这位俄罗斯女病人。
我一首接一首地给她弹吉他曲。她安静地躺在床上，沉醉地听着。后来我弹完一首赞歌，停下来思索下一首弹什么好时，她立马又开始挣扎，扯着绑住她的塑料条，像是想从床上爬起来。我赶紧又开始弹[3]巴赫的小步舞曲——一首欢快的三拍子舞曲。音乐响起，她再次平静下来。据我观察，如果我随着旋律的节奏摇摆，就更能吸引她的注意力。我决定在她的病床旁待够90分钟，给她弹琴。
她开始对我说话，虽然我还是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与之前那种毫无意义的发声不同，她在和我交流。正如我的音乐触动了她的心弦，她也在尝试接近我。半个小时，接着又一个小时，只要我在弹奏，她的注意力就不会分散。值班医生过来给她检查时，她配合地往后躺好，眼睛朝上，孩子般地轻叹道：“多美的声音啊！”我又惊又喜，她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离开了。此前我弹的都是些短小优美的曲调，看起来效果很好，病人的情绪也得到安抚。但我想更进一步，弹一首[4]由巴赫创作的意义最为深远的赋格曲，这也是史上设计最为精巧的复调乐曲之一。我决定弹奏巴赫晚年创作的《前奏曲、赋格曲及快板》中的赋格曲。我弹起这首开篇听着很简单的旋律，她感激地凝视着我，然后把头埋回枕头。一片静好。她闭上眼睛，享受着我独献给她的演奏。那是一种忘我的状态，我依稀记得我们待在SICU里，周围原是仪器蜂鸣，到后来就只剩音乐、她和我了。在那七分钟里，我细细观察她的脸。赋格曲起效果了。赋格曲（Fugu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uga，意为“遁走”或“逃离”，而病人已经进入这种状态——她被音乐局部治愈，逃离了这令人烦躁的环境，安详入睡。赋格曲演奏完毕，我收好我的吉他，还有那可靠的巴赫乐谱，悄悄离开了。
那天在离开SICU时，5号床的病人让我陷入沉思。尽管护士告诉我她是美国人，来自纽约州北边的小镇，但我仍觉得她是俄罗斯人。起初她说话很流利，但话语的内容却逻辑不通，令人费解。我了解到她前天动过脑部手术，有时这种手术会让患者的神经突触失灵，导致举止怪异。虽然护士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她，却没什么效果，现代医学对此已束手无策。神奇的是，音乐却能触及她大脑深处某个地方，让她快速好转。这应该归功于巴赫和他的音乐。这些回想让我灵光一现。我跑回家扑向电脑，决定把所有关于依靠音乐的力量治愈病人的资料都找出来。我人生的另一个征程由此开始。
我现在在纽约市西奈山贝斯以色列医院工作，职业是SICU常驻音乐人，这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第六年。这里有些病人病情危重，就像曾经那位5号床的女人一样，我会坐在他们病床旁弹上一个半小时吉他，每周三次。这些年下来，我见证了音乐在疾病痊愈过程中起到的奇妙作用：音乐可以平静病人的心绪，可以提升病人的士气，甚至在旁人都认为病人已经紧锁心扉、不为所动时，音乐仍可以触动病人的心弦；音乐可以减轻医护人员的疲劳与焦虑，把他们的注意力拉回工作，照顾病人；音乐可以为病人家属提供纽带，也许是重温旧时回忆，也许是开启愉悦对话，甚至在病人已无药可救之时，音符的流动还能覆盖治疗仪器冷冰冰的机械声，带来温情，平复这由生向死的痛苦。
音乐在健康人与病患间架起桥梁，这座音乐之桥，还有我与病患、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永远改变了我。不过音乐对我人生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体现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那次，我不是作为见证者，而是作为当事人。当时我处于临床死亡期——各种反射消失，呼吸和心跳停止，被推进SICU紧急抢救，没有人想过我能活下来。我躺在11号病床上，被医生和护士围着，身上插满管子，全靠机器维持生命，整个人肿胀得面目全非。而深爱着我的温蒂——我的妻子，抱着残存的希望守在我床边，用她最真切的爱意祈求着我的回应，祈求着奇迹发生。后来我总算挺住，活了过来。那时SICU的病人里就数我病情最为严重，是音乐救了我。
康复后我便决定带着感恩之心回到SICU，去奉献，去回报。我决定用我作为专业音乐人35年的经验，给其他病患带去正能量，带去生的希望。我热爱这份工作，作为医护队伍的一员我很自豪。我可以确定（因为我有确切的证据），我的吉他既是弹奏乐器，也是医疗仪器。现在西奈山贝斯以色列医院针对SICU现场演奏音乐的治疗效1果开展了一项医学研究。研究始于2011年1月，正值我在这家医院弹吉他满一周年，我的演奏也是研究内容之一。该研究意在记录现场演奏音乐的作用，包括音乐对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声音环境的影响，以及音乐是否会改变这些人的压力水平、焦虑程度以及对疼痛的感知等。更有趣的是，音乐是否会影响SICU里人们对噪声的感知也是研究内容之一。我很荣幸能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
因为工作缘故（在病床边弹吉他），我见过数不清的案例，这些案例都肯定了音乐在抚慰心灵和治疗疾病中的力量。为何音乐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近年来，大量关于音乐对医学影响的研究涌现。前纽约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世界著名作家——已故的奥利弗·萨克斯[5]博士，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学和民族学教授、医学博士马克·朱德·特拉莫，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许多启发和提示。特拉莫博士于1997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音乐与大脑”课程，并且在许多专业期刊，如《科学》《神经生理学》《认知神经科学》《音乐与医学》以及《现代音乐评论》上发表相关论文。而萨克斯博士也在他的畅销书《脑袋里装了2000[6]出歌剧的人》里介绍了音乐的魔力以及音乐与人类心智运作之间不2可思议的关系。
萨克斯博士与康妮·托梅诺博士于1995年一同创立了音乐与神经功能研究所，他说过：“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激活大脑了。”不过音乐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根据路易斯和露希尔·阿姆斯特朗音乐治疗项[7]目临床主任约翰·蒙达纳罗的说法，音乐如何对患者生理及心理变化产生影响是当前的核心研究工作。
该领域大量的新研究带来可喜的成果。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音乐和医学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乔安妮·洛维博士引领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3义的研究，研究表明：现场播放音乐有利于早产儿喂养、睡眠以及各项生命体征，从而减轻其压力和疼痛。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儿科学》上，《纽约时报》也对此做了收录报道。该项研究还表明当父母给宝宝唱摇篮曲时，父母自身的压力也会减少。
在德国，过去的35年里国际音乐治疗学会（ISMM）主席拉尔夫·斯宾特治博士与《音乐与医学》国际期刊的主编洛维博士一直从事着音乐在术前、术中、术后对减轻患者焦虑与疼痛所起的作用的相关研
4究。
纽约市大脑资源中心主任卡姆兰·法拉普尔博士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也是国际神经科学家联盟成员之一。该组织致力于协助开发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之一：搜集整理有关大脑、认知能力和基因组的数据。法拉普尔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正尝试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转化、运用到临床实践，包括使用音乐和声音协助激活或关闭大脑的局部区域以及调节神经系统，以此来管理患者的疼痛、压力和情绪。
康妮·托梅诺博士也在从事音乐治疗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即音乐对脑损伤（包括脑中风、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其他类型的痴呆症）的恢复作用。
2015年8月13日，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一项新研究5，该研究证实：在术前、术中及术后聆听音乐可以有效减少患者的焦虑和痛苦，以及他们对止痛药的需求量。研究团队由伦敦玛丽女王[8]大学领导，他们分析了73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这些试验旨在观察音乐对术后康复的影响，结论显示：音乐与“患者更低水平的焦虑、痛苦”及“更少的止痛药用量”呈正相关。即使是对全身麻醉的手术，这个结论同样有效。研究总结道：“音乐是种非侵入性的、安全的、成本低廉的干预手段，可以方便快捷地在医院内部推广使用。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开展了充分研究，以证明应当对所有处于手术流程的患者开放音乐治疗的渠道。”
为什么我——一个吉他手在SICU里为患者弹奏音乐在减轻病人焦虑感、管理患者疼痛还有预防患者精神错乱这些关键领域有如此重要、积极的作用呢？上述研究，还有其他类似的研究都可以给出科学的解释。
音乐治疗其实是医学领域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古埃及医学、古巴比伦医学、阿育吠陀医学（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传统医学），还有古典中医药学的早期记载中都包含了音乐治疗的内容。古希腊人也非常重[9]视音乐和医学的关系，这一点在阿波罗神的身上得以体现，因为阿波罗兼具音乐艺术特长与治愈疾病的天赋。而“音乐治疗”这个术语[10]的首次使用则源于毕达哥拉斯，他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而且据说罗马人在战地医院就使用音乐充当麻醉剂。
每次走过医院的长廊时，我常能看到医生、护士朝着我的吉他还有我的工作证点头，他们声称：“音乐是医学下一阶段的重头戏。”从各项新研究表明的结果来看，确实有可能，我也真诚希望如此。看着音乐作为一种极具性价比又不具侵入性的治疗方式在医院得到推广使用，看着音乐能够改善目前很多医院嘈杂纷乱的治疗环境，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而已设立音乐治疗部门的医院也能够理解为患者利益最优化着想的重要性，而不再仅仅为医护从业者考虑。
我崭新的人生旅途始于我在SICU醒来，而为5号床女病人弹奏音乐是这段旅途中非常重要的时刻。马文·麦克米伦医生是我还是病人时的SICU主任，也是第一个允许我以音乐人身份回归SICU的医生。他说从医学角度谁也无法解释我是怎么熬过昏迷的最初几天的，但他确信音乐标志着我奇迹康复的转折点。最初我回到医院为其他病人弹吉他时，只是单凭直觉选择演奏什么样的曲目，为谁演奏，演奏多长时间等。但当我在那个“俄罗斯”女病人身上看到她听音乐前后不可思议的变化时，我猛地有了种“哇”的惊叹，这也促使我去追求相关专业知识。那天我从医院跑回家打开电脑时，很快就找到了神经音乐学家亚瑟·哈维博士的这段话：“在医学院针对病人、同事还有其他人进行测试的所有音乐中，相较于其他音乐流派，巴赫的音乐在持续促6使大脑平衡运作方面明显占优。”我醍醐灌顶，被这个结论深深迷住了。
于是我开始与相关人士多次交流，他们给我分享音乐在治疗康复过程中所起到的非凡作用。这些人包括患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医生、护士、音乐治疗师、音乐家、教授还有作者。我开始阅读、学习和研究相关理论。
从医院病床边流传的奇闻逸事到前沿的科学研究，诸多丰富的参考资料让我深刻理解到自己作为吉他手在SICU弹奏音乐对患者护理起到积极作用的原因。还有那位有着明亮蓝眼睛的5号床女病人，为什么聆听音乐能帮助她顺利应对脑部手术后神经反应混乱的问题呢？因为音乐唤醒了她的灵魂。在我为她演奏音乐的那段时间内，音乐对她康复所起到的作用与当天医生配备的药物是一样的。也许音乐的作用更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部分姓名和细节已做修改。如未获得患者书面同意，本书不会披露或指明书中所涉患者身份。
如果本书所含信息讨论或涉及任何医学治疗的内容，这并不代表作者试图代替读者的私人医生或者其他医学专业人士给出建议。在读者做出自我健康护理决定时，读者本人或其监护人对相关决定的结果负有全部责任。本书作者以及出版商对于声称由该决定导致的任何负面影响不承担责任。
如果我没有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也许我就是一名音乐家了。我常常让思绪在音乐中徜徉。我在音乐的世界里实现我的白日梦。我会从音乐的角度看待我的生活。我无法断定我在音乐领域是否能干出一番创造性的大事业，但我确信自己从小提琴中找到了生活的大部分乐趣。——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被普遍认为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并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也是西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巴赫作品最为权威的编号采用BWV系统。——译者注[2] 《第一大提琴组曲》：G大调，作品编号BWV 1007。包括：①前奏曲；②阿勒曼德舞曲；③库朗舞曲；④萨拉班德舞曲；⑤小步舞曲；⑥吉格舞曲。《第一大提琴组曲》是巴赫的名曲之一。——译者注[3] 小步舞曲（Bach Minuet）：一种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速度不快不慢，能描绘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风格典雅。——译者注[4] 赋格曲：从16～17世纪的经文歌和器乐里切尔卡中演变而来，并于18世纪在巴赫的音乐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巴赫丰富了赋格曲的内容，力求加强主题的个性，扩大了和声手法的应用，并创造了展开部与再现部的调性布局，使赋格曲达到相当完美的境地。——译者注[5]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经验丰富的神经病学专家，具有诗人气质的科学家，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他擅长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将脑神经病人的临床案例，写成一个个深刻感人的故事，被书评家誉为难得一见的“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译者注[6] 奥利弗·萨克斯：《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廖月娟译，中信出版社，2011。英文名为Musicophilia: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其中Musicophilia为萨克斯博士创造的词，后缀-philia表示对某事或某物不正常的嗜好，Musicophilia则表示对音乐病态的爱好。——译者注[7] 由纽约市西奈山贝斯以色列医院开展。——译者注[8]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是一种对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某种疗法或药物的效果进行检测的手段，它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干预，以对照效果的不同。这种方法具有最大程度避免临床试验设计、试验实施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倚因素，能够提高统计学检验的有效性等诸多优点，被公认为评价干预措施的黄金标准。——译者注[9] 阿波罗（Apollo）：古希腊神话中的光明、预言、音乐和医药之神，消灾解难之神，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迁徙和航海者的保护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译者注[10]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年—约公元前500（490）年）：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他坚持数学论证必须从“假设”出发，开创了演绎逻辑思想，对后世的数学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译者注[1][2]第一章 终极真实
电话响了。
时值2009年6月下旬，下午3时左右。来电显示是我一周前去检查时刚认识的医生的名字。我下意识感觉，如果我的医生在胰腺扫描后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那么结果很可能不太好。10个月前我做第一次扫描时发现胰腺有两个可疑囊肿，那时起我们就知道情况有可能会恶化。我盯着电话又看了一小会儿才接起来。我的妻子温蒂一定是看到了我的表情，急匆匆地跑过来，眼里尽是恐惧。“我拿到扫描结果了，去年检查时就有的两个囊肿还在那儿，不过没有继续变大，这是件好事。”医生停顿了一下，可当他说出接下来的话时音量降低了，音调也沉了下来，“但相比10个月前的扫描结果，新的影像图上显示有一团核桃大小的黑影，边缘形状不规则。”
又是一阵停顿，他继续道：“这样吧，我就直接说了，我把影像结果给同办公室的肿瘤科医生看了，也给放射科的医生打了电话，我们都一致认为你患了胰腺癌。”
我在办公室再次见到他时，他的态度不怎么友好。不过，他的声音里带了一丝怜悯。“如果它没有扩散，你可能还可以活下去。但要弄清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唯一的方法是做一个腹腔镜手术。你得马上找一个胰腺科的外科医生。”“胰腺癌。”我喃喃道。温蒂开始颤抖，我能看出来她快哭了，我把她拉进怀里。她和我一样也是专业音乐家。她刚接受完为期一年的乳腺癌治疗，包括手术和术后放化疗。为了应付高昂的医药费，她靠额外多接些唱歌表演来赚钱，而这又导致她声带上长了个息肉。现在她刚做完声带息肉的切除术，需要完全的声带静养，所以她两周内还不能说话。总之，没有任何言语能形容我们现在的心情。
我听着医生说话，在想是否我已经时日无多，可我才57岁，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至少这一刻之前我还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如坠冰窟，毫无知觉。
过了不到一周，我和温蒂坐在贝斯以色列医院的检查室里等着小马丁·卡尔佩医生，他是这家医院外科手术部门的主任。他一进门，我们就对他萌生了好感：50岁出头，一米八的高个儿，肩膀很宽，长得很英俊，看起来很可靠。他有种安静的感召力，单凭一个微笑就让我们的心情平复下来。他为人亲切和蔼，专业能力也让人信服。
在他翻阅我的影像病例报告时，我们一直盯着他看。他浏览完后抬起头说道：“我现在不是很确定，我要看看影像图片，你们坐着等等，我5分钟后回来。”
像许多相伴良久的夫妻一样，我和温蒂不需要对话。我们默契地看着彼此，真切地希望这整件事只是个可怕的噩梦，我们很快就能从噩梦中醒来。
这5分钟等起来太煎熬了，简直度秒如年。当我们终于等来了卡尔佩医生，他脸上灰丧的表情让结果昭然若揭。他坐下来看了看我们俩，又转向我说道：“有98%的概率是胰腺癌，我们得马上安排手术。”之前医生说概率是100%，现在医生说概率是98%，这2%的“利好”误差竟让我感到了些许宽慰。
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了解到更多有关胰腺癌的知识。在每年1大约49 000起胰腺癌确诊病例中，75%的诊断发现为时已晚。这个病在肿瘤扩散前通常没什么症状，可病人一旦确诊，就已错过了接受开刀治疗的阶段。他们只剩下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的寿命。而剩余25%的幸运儿，他们之所以能够及时发现病灶，并在仍可手术的阶段进行治疗，绝大多数是在做身体其他部位扫描检查时顺带发现的，就像我一样。我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但因为我的父亲死于主动脉破裂，所以一年前心脏科医生让我做了一次CT检查，看我是否遗传到这种疾病。我的主动脉没问题，但那次CT检查显示我的胰腺上有两颗囊肿。卡尔佩医生解释说，从他所看到的影像结果来说，肿瘤应该还没有扩散。如果要确诊，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腹腔内窥镜，也就是往体内伸入一条细长的装有微型摄像头的塑料管。他不敢做活体组织检查——这样会有肿瘤扩散的风险。如果腹腔镜显示肿瘤已经扩散，他也只能缝合手术切口，然后让我在余下不多的时日里过得尽量舒坦。如果结果显示胰腺以外没有肿瘤扩散的迹象，他就会继续手术摘除胰腺囊肿。
我记得那天会面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我得知自己只有3.9%的概率再活两年。这个数字实在很难让人萌生希望。在40分钟回程的出租车上，我满脑子纠缠的都是一件事：96.1%的数学概率显示，不假时日我就要去见先祖了。
一个被确诊为黑色素瘤4期但最终幸存下来的朋友告诉我，柏拉[3]图的弟子普罗提诺曾提及过一个超越物质世界的，即便是人类所有理性知识也无法理解和解释的“终极真实”。术前两周半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终极真实”的状态中。
每每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我都会记得大自然的恩赐。每一天都风和日丽，住在楼上的公寓管理员似乎也特别照顾我。我把术前大部分时光用于陪伴时年7岁的多莉和5岁的帕克——它们是两条毛茸茸、漂亮活泼的黄色拉布拉多猎犬，也是我的孩子。我们每天都沿着哈德逊河沿岸的滨江公园走上许久，下午我则抽出部分时间去105号街区[4]的遛狗场让它们自由奔跑。我很喜欢遛狗场南边尽头的长椅，每天我都会坐在那儿抬头仰望，有两棵树的枝干生长蔓延，勾勒出长方形的轮廓，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映展着澄蓝的天空，那里是去往天堂的大门。
我此前没对天堂有过太多想象，可如果我有进天堂的资格，只是稍微遐想下自己身处天堂的场景，就足够让我心平气和。在那两个星期里，我有爱犬伏于脚下，我能透过那扇门仰望永恒的天空，我很感激这57年来的美好岁月。我和温蒂的幸福婚姻，和可爱的狗狗们一起度过的愉悦时光，还有沉醉于音乐的一生（弹吉他），做我真心喜爱的事情，这些都是我流金岁月的重要基石。
回忆如家庭电影般蜂拥而至，我仿佛回到了1960年8月那个完美的周日早晨——阳光灿烂，清风微拂，暖意沁人。那年我8岁。我们一家驾车去往海边，父母在前座，我和两个姐姐在后座。车子停下来等红灯时，我母亲转过身对我说：“我和你父亲决定，是时候让你去[5]学习一门乐器了。”那时是猫王的时代，我脑海里随即浮现了一个想象的卡通泡泡，里面是一把吉他。我母亲那时还不知道，她想让我成为医生的梦想再也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成为一名吉他手。
几个星期后，我的第一位吉他老师，19岁的珍妮按响了我家的[6]门铃，她是个长腿高挑的金发披头族，我迷恋吉他的一生自此拉开帷幕。9个月后，珍妮对我父母说：“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他了。”她建议我去和一位住在附近的退休音乐老师戈德斯坦学习古典音乐。
接下来一周的某一天，我父亲开车送我去上第一节课。戈德斯坦老师家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老人的相片：那人灰发圆脸，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正弹着吉他，神色坚毅。[7]“那是安德烈斯·塞戈维亚，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手。”戈德斯坦老师虔诚地说道。
我点了点头，看到安德烈斯照片旁边挂着另一位老人的画像：这位老人戴着精致的白色假发，穿着一件带银色纽扣的夹克，手里拿着张乐谱，在我看来他脸上的笑容顽皮淘气。我立刻被他吸引了。“那是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快坐下来，认真听。”戈德斯坦老师开始弹奏巴赫的《D小调小前奏曲》，音符开始在空气中旋转跳跃。
凝望那片天空，回忆中的岁月继续流淌。我看见自己走到卡内基[8]独奏厅一个久经磨蚀的舞台上，那是我在纽约音乐会的出道表演。当我坐好时，我似乎看到地板在抬头对我说：“你这样的水平我们见多了，你打动不了我们。”我知道自己只是坐在那里的众多音乐人中的平凡一员。但是，我多么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还有温蒂，我的思绪飘回我们的第一次约会。门铃响了，温蒂站在那里，一米六四的身材，波浪状的红色秀发，迷人的蓝色大眼睛；她身着粉红色的无袖衬衫，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她点点头，从我身边走过，慢慢环视着公寓内部。显然她没有对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在厨房里尴尬地聊天，那天我做了我最喜欢的晚餐——蒜油意大利面，我有点飘飘然，还喝了一大罐澳大利亚啤酒。然后我又开了一罐，在第二罐啤酒喝了一半的时候，温蒂沉默了。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你醉了，神志不清，我不喜欢那样。”说着她气鼓鼓地走进客厅，抓起她的包便往门口走。我赶紧追上去，想尽办法表现我的个人魅力，劝说她别走，和我坐在沙发上。她开始哭，我便用手搂着她。出乎我意料，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坦承她现在很伤心，因为她很喜欢的一个家伙前天和她分手了。
又过了七年，在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蒜油意大利面后，我们结婚了。
手术前两天，多莉跳上床，绕了几圈后便蹲到我脚边。我知道它的生命终会结束，到那一天我们一定会非常伤心。但此刻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它的父亲还有主人，将会是我先离开它，这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了。不会再有我一回家它们就扑上来迎接我的欢聚时光了，它和帕克只能在前门等着一个再也回不了家的人。而我甚至不能和它们解释我离开的原因，也无法和它们道别，更无法感谢这些年它们给予我的陪伴和快乐。我为我们所有人哭泣。
终于到了手术前一天，我即将迎来我的“大日子”。我开始收拾，也许是最后一次收拾，是时候要清点一下该带上什么了，两件最重要[9]的东西：我的iPod，还有，挑一本书。
我iPod上的曲目经常变化，但现在我只把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导入[10]进去。过去两周我经常聆听巴赫创作的《马太受难曲》，尤其是在健身房练习坐姿划船时。这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作品，也是我最喜欢[11]的录制版本——由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还有伟大的歌唱家们于1962年在卡内基音乐厅录制的，没有用原版的德语，而是改用英语演唱。[12]
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马太受难曲》的开篇始于贝斯模拟的心跳声，同时伴随着由长笛和双簧管合奏出的迷人上扬的旋律。随后合唱团的声音加入，听起来仿若天籁之音。从那一刻起，合唱团和管弦乐队——实际上是双合唱团和双乐队，构成乐曲强大力量的一部分。他们互相配合，推动音乐迈向高潮。高潮部分毅然坚定，却又隐约引出一个正在展开的神秘故事。它会紧扣你的心弦。紧随其后的便是福音传教士的男高音独唱，这个声音没有伴奏便骤然出现，与开篇的巨大声响形成鲜明对比，却能稳占主导地位，表现出强烈情感，引人入胜。这首曲子多次激励着我坚持完成了坐姿划船的练习。而且，每当我想起自己只有3.9%的概率再活两年，并为之心烦意乱时，《马太受难曲》总能提升我的勇气。
我还加载了其他我喜欢的音乐：巴赫的其他曲目、甲壳虫乐队[13][14][15][16][17]、勃拉姆斯、艾灵顿、德彪西，还有裘宾，这些音乐都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最后要做的就是挑一本书了，我该带上哪本书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在我开始弹吉他的同年，我已经是一名狂热的书迷。我[18]很喜欢雷克斯·斯托特以天才侦探尼禄·沃尔夫为主角的系列犯罪悬疑小说。于是我把它作为第一选择放进包里。但我又犹豫了，因为这个书名《不如去死》可能会让别的患者感到不安。我把它拿出来，然后选了一本我觉得更好的——《还未死透》。
音乐、宗教和治疗康复之间的联系在非洲许多原始部落文明中得以彰显。在那里，萨满祭司（即巫医或药师）同时担任部落的首席音乐家、药师和神职人员。
萨满祭司采用特殊的曲目、节奏、乐器（尤其是大鼓、铃铛或者拨浪鼓）、舞蹈和戏剧，结合魔法以及宗教仪式，引出继而驱赶体内的病魔。歌唱在疾病康复过程中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杰奎琳·施密特·彼得斯《音乐疗法导论》[1] 每章标题上方的乐谱节选自巴赫作曲、作者改编的《萨拉班德》。全曲乐谱详见“关于乐曲的备注”。——译者注[2] 终极真实（Ultimate Reality），语出普罗提诺——新柏拉图主义奠基人，类似于中国道教思想中的“道”，指宇宙万物的本源，作者在小说中用该词描述得知自己患病后茫然无措的心情。——译者注[3] 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新柏拉图主义奠基人，他强调最高精神本体即“太一”，“太一”不仅高于我们这个世界，而且高于“相”或本真存在，是人的认识完全无法达到的。从“太一”流溢出的第二层本体是“神圣理智”，这相当于柏拉图的相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自我观照的形式；由“神圣理智”再流溢向下，产生了第三层本体“宇宙灵魂”。至于具体个人的灵魂和具体万事万物，又是本体进一步流溢的结果。普罗提诺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他把世界归纳为太一，它超越了一切，绝对完美，并由此产生了心智和灵魂。太一是空无一物的，因为万物皆由它而生。——译者注[4] 105号街区（105th Street），是纽约曼哈顿著名的遛狗场，由滨江公园管理处管理，在2000年前后由一栋旧建筑改造而成。——译者注[5] 猫王，即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美国著名摇滚歌手、演员，1971年获格莱美终身成就奖。——译者注[6] 披头族（Beatnik）：指代20世纪50及60年代初摈弃传统生活与衣着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披头族的形象特点是青春四溢，行为举止不合常规，具有反抗气质。——译者注[7] 安德烈斯·塞戈维亚（Andrés Segovia，1893—1987），当代最杰出的西班牙吉他演奏家。塞戈维亚使吉他在乐器中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并使吉他音乐在20世纪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他的演奏音色美妙，技巧高超，音乐充满人情味，格调高雅优美而具有深度。代表作有《古典奏鸣曲》《浪漫风格奏鸣曲》等。——译者注[8] 卡内基独奏厅（Carnegie Recital Hall）：卡内基音乐厅的三个厅之一。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是美国钢铁大王兼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于1891年在纽约市第57街建立的第一座大型音乐厅。——译者注[9] 即便携式苹果音乐播放器。——译者注[10] 《马太受难曲》（St.Matthew Passion）：巴赫于18世纪创作，共分为78首分曲，真实地再现了耶稣被犹大出卖、被捕、受审、被钉十字架和被埋葬等场景。——译者注[11] 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美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曾荣获“桂冠指挥家”的称号。——译者注[12] 《马太受难曲》中，第1分曲拉开了悲剧的序幕，展现了耶稣受难游街示众的场景；第72分曲则营造耶稣死去的悲痛气氛，将这部宗教悲剧推向了高潮；最后的第78分曲同第1分曲一样是双合唱曲，形成首尾呼应，只是悲哀的情感已不再强烈，一切痛苦已化成平静的祈祷——“安息吧！安息吧！你那疲惫的圣体！”——译者注[13] 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又作披头士，英国摇滚乐队。由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40—1980）、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1940—）、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1942—）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1943—2001）四名成员组成。1960年乐队成立于英格兰利物浦市，音乐风格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摇滚乐，并开拓了迷幻摇滚、流行摇滚等曲风。——译者注[14]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浪漫主义中期作曲家，维也纳的音乐领袖人物。代表作有：《第一交响曲》《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f小调钢琴五重奏》《学院节庆序曲》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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