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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10 07: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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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立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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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5

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5试读:

序言

文体之上耿 立

对于随笔和散文,我们常说没有清醒的文体意识,没有出色的语言造诣,是根本写不好出色的散文随笔的,确然,随笔散文文体对于一个有志于随笔散文写作的作家来说,文体就好比是一座建筑的形貌,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和体味到的,是形象,是气味;这座建筑是茅檐低小,还是雕梁画栋?是教堂的气势恢宏还是佛寺的庄严静穆?是四合院的那种安全、舒适、宁静“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自成一统封闭自守的秩序,还是西方别墅的草地泳池满眼山色的奢华?一个好的建筑当然和工匠内心的高度、审美和手艺攸关。

现在人们提倡工匠精神,把一个东西仔细用心打磨,日思夜想,精益求精没错,但写作的时候,如果时时想着文体,有一个具体的框子在,哪怕是会落入言筌,太胶柱鼓瑟,反而是离自然天籁更远,古人讲剑法,曰:

第一重境界,手中有剑、心中却无剑;主要练就的是一招一式;第二重境界,手中有剑、心中有剑,所谓人剑合一,练就的是剑气;第三重境界,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一种至大则空的平和。而第三种境界被称为剑法的最高境界。

散文随笔的文体也可做如是观。写散文随笔的第一境界,是中规中矩,心中无数,多的是模拟,所谓吃透某个作家,把某个作家的文章作为致敬的文本,步亦步趋亦趋;散文随笔的第二境界,是心中有文体的图式,有内在的规矩,还是不能到达自由之境。只有第三境界才是自由超拔,随意发挥,随意赋形,无处不妙。?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随笔的文体和语言,是当代散文随笔的高峰和众多作家的范本,他散文随笔血脉的源头是古人和西方。他散文随笔文体的上游是那么的斑斓:“《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仕。……唐宋八大家,在结构上,在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

如画家的搜尽奇山打腹稿,在散文随笔文体上不薄古人,又亲近西哲,东海西海,为我所用,“‘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随笔,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算是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把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亚·伍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随笔。生活本身是散散漫漫的。”汪曾祺先生如水,是流动的,那上面漂荡的是诗意和随性,确实是意识流,他的散文随笔是诗的底子,他如东坡的“行云流水”,他对西班牙作家阿索林顶礼膜拜:“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认为他的‘一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其实是诗’”。

汪曾祺童少时期,民间教育古风犹存,小学时期,祖父即为他讲解《论语》,并且教他写作小论文“义”,这是用以阐释《论语》、掌握八股文的入门练习,而他自己私下亲近的还是庄子,“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他说:“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精微,更内在的一个概念。”人们说汪曾祺先生是文体家,确实,他一生创作的散文随笔数量不多,但文体广博,即从他的结集出版的书名就可感受得到,《晚翠文谈》《汪曾祺小品》《旅食集》《榆树村杂记》《塔上随笔》《老学闲抄》等,这些集子涉猎文论、小品、游记、笔记、读书札记,文体有中有西,斑斓多姿,他写伊犁的斑鸠:“有鸠声处,必多雨,且多大树。鸣鸠都藏于深树间。伊犁多雨。”这就是古文了。他涉猎广,文笔富,谈天说地,花鸟虫鱼,知识掌故、物理名物,“格物致知”既有“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又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西方近代的科学眼光,涉笔成趣,如“敦煌变文、《云谣集杂曲子》,打枣杆、桂枝儿、吴歌,乃至《白雪遗音》等等,是野菜。因为他新鲜”(见《四方食事·野菜》)。汪曾祺散文随笔中多的是随笔的性质,谈书谈画,是诗论画论文论,但都活泼可喜,不落言筌。我认为汪曾祺散文随笔中,成就最高的是写人,是《世说新语》的路子,“六朝重人物品藻,略略数语,皆具风神”。记述西南联大诸位教授,个个自立纸上,顾盼传神,闻一多的强烈坚毅、金岳霖的有趣、唐兰的率真……这真是精神的高地:“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这里面灌注的是一种精神,在国破家亡时分,绝不能让民族文化断了香火:“……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以载道,今天不提了,但我还以为,这文就是载体,那道,可以变化多方,是理是情,是精神气质是慈悲为怀都可。

散文随笔创作内在要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文体,如果一个散文随笔家没有文体意识,那他的散文随笔的语气、语调、个性就会大打折扣。所谓的韩潮苏海,其实就是从文体上来说的。鲁迅散文随笔的个性是通过《野草》《朝花夕拾》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刘和珍君》所确立的,?特别是《野草》文体奇崛,意象超拔,有诗性的、记述的,更有片段的和剧作形式的,那语言更是极富张力;而《朝花夕拾》更像是一个黄昏的说书者在谈论身边的人与事;《野草》是出世的,哲学的,《朝花夕拾》是入世的,温馨的。文体是风格而不仅限于风格,一个有追求的作家,都是文体家,是个性,是别人辨识他的身份证。

写散文随笔犹如习毛笔字,是颜真卿的雄壮还是赵孟頫的秀美?那是他们的书法的文体。文体是语言结构的总和,文体是一种独特的感受,是作者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的外化。

但是,在文体之上,就如你写颜真卿惟妙惟肖,还是有个精神的问题个性的问题。我以为在散文随笔文体之上的是作者良知的在场和勇气的在场。散文随笔应该把良知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尺度,这是写作的立足点也是评价的立足点。

艺术的价值美的规定性里,人类的正义与良知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些才能给世人和未来以信心,如果一个散文随笔作家没有了痛苦,我以为那是良知流失后的平庸和退化,在人性的恶和社会的阴影下的痛苦,恰是良知未泯的表现,比如左拉,比如索尔仁尼琴。

其实,良知的判断是一个人和社会的终极判断,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良知。那生存的意义何在?何谈人类的追求价值艺术公正?

一个散文随笔作家应该把良知的写作作为一种判断,一种艺术的良知。没有什么标准超越良知,有了良知的利器,一切的冷漠、胆怯、污浊、功利会变得无法生存。但是这些为良知而写作的人与文,非常的稀少,这是文体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

文字结构是技巧的层面,有些不到位或者缺陷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一篇散文随笔没有了良知,对丑恶噤声,对恶魔绕道,那是罪过。

被称为俄罗斯良知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人们说他最为核心的特征,是他那极富宗教色彩的“内省”精神,是那种自我批判的深度。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怀疑,自我审视,自我拷问,甚至自我虐待……这显然同他的道德良知、精神信仰有关,但我们所遇见过的中国才子,固然才智过人、言辞犀利,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炮口向外。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反躬自省,多的是依附和炮口向外,少的是良知。索尔仁尼琴却是属于18~20世纪群星璀璨的俄罗斯精神谱系,这些人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这是一个人类精神史上最富有道德良知、最极具深度的精神谱系。

反观中国,我们的民族曾历经了那么多苦难,在血水冰水中蹚过,但却没有与之相配的有高度的作品出现,散文随笔作品很少关注那些苦难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们。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有伪诈有矫饰,虽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的记录者从来不是人民,创造者与记录者之间的差异何能以鸿沟来衡量。人们说所有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可能轻易消失,都在某个地方被记载下来。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但历史只相信记录下的东西,无论这是一种文字,还是一种口头的传说,但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悖论和怪圈,怎能保证记录者的良知和文字的真?有人说过,所有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会记录在大地上,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前提,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曾经的暴力,曾经的血腥,曾经的尸陈遍野,受伤者的呼叫,无辜者的呻吟,被饿死的人朝向天空绝望的眼神,所有这些,不可能被一场大雨冲去,十场大雨也不行。所有的山水、河流、树木、灯柱和夜空,所有的道路,通往过去的和朝向未来的,它们都看见。

对历史与现实,我们的散文随笔是有愧的,我们缺乏俄罗斯作家的那种精神高度的创作,我们的作家在作品中除了喋喋不休地诉苦外,就是将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的环境。在索尔仁尼琴漫长的生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与一个强权政权的对抗,按他的话就是牛犊顶橡树,也是鸡蛋与宽厚的城墙的战争。他是个人与一个国家以良知和记忆来战斗。这个政权是残暴的,充满杀戮和政治迫害的纪录,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僵冷而禁锢的。对于个人来说,对抗这样的政权需要的是良知,更需要勇气。索尔仁尼琴的随笔《耻辱》写到他内在的痛苦,那是一种良知之痛:“那是怎样的一种痛苦的感受啊,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耻辱。如果她被掌控在那些冷漠的或是不可靠的人的手中,听任他们愚蠢的或是功利地左右着她的命运,她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傲慢的,或是狡诈的,或是陈腐的形象,注入她体内的不是健康的食粮,而是腐臭的泔水。人民的生活已经沦落到破败与贫穷的窘境,再也无力振兴。那是一种很难摆脱的羞辱感。”

他以国家和民族的屈辱视为自己最大的屈辱,他要以自己的良知来建立一个政府,他说?“伟大的作家是第二政府”,当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行使不义之事的时候,一个有良知的人必须站出来,对不义的国家进行道德上的对抗,以个人的镜子来照出国家机器的丑恶。这种道德的勇气我们可以从美国作家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见到。我们知道,个人对流氓政府的庞然大物来说,就如鸡蛋一样轻巧来对抗巨石的沉重,结果可想而知,那需要付出肉体乃至生命的沉重代价:流放或监禁的生活、被屠杀的威胁、疾病、困顿、没有安稳的日常生活,更没有恒久的幸福,而这些对一个人来说总是重要的。索尔仁尼琴拒绝或放弃了俗世的这一切。良知使他前行,他自信,历史的天平总会向良知倾斜,真相最终会曝光,丑恶最终会被揭露,巨大的勇气是他前行的内驱力,那些真相的书写使他获得了心理的满足,为历史作证的使命使他获得精神的慰藉。

在人们的心目中,俄罗斯的作家常是良知和勇气的象征,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那理由就是以表彰她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的翻译、诗人晴朗李寒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以贯之的宗旨、精神导向,包括人类良知的美好一面、对极权统治的反抗。通过授予这类作家诺奖,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人类的灾难面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勇气和良知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她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深入切尔诺贝利,采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如果不是她,我们就只会被那些官方的新闻报道所遮蔽和误导。她曾写到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这样的文字给人的感受是:对人,对人的生命,对地球上的生物的态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意识形态等是否合理的标准。

她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记录了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乎以一己之力,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方式,用直面真实的力量,来记录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这些文字已经超于所谓的文学作品,让我们更加接近和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良知使她负重,任何压力都不能让她放笔,甚至与政府、制度对抗,直面相向,不惜坐牢,不惜被流放。从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到白银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在她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时,她说:“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到经历病痛与死亡挣扎,甚至被迫远离家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那个巨大的、冰冷的核电站为何能如死神般掠走人命,而国家,为何只言不发。”阿列克谢耶维奇因此被骂为“叛徒”,甚至遭到本国驱逐,在《我还是想你,妈妈》的扉页,她曾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为了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够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是重提这个问题,并且以自己的文字确认答案:“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面颊上的一滴泪水。”

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己一系列的纪实文学作品总冠为《乌托邦的声音》,是的,这是良知的声音,她说:“我处处倾听……我变成了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这是一只秉持良知的耳朵,这耳朵只倾听一个作家的良知。

在历史上,法国作家左拉曾因“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案”拍案而起,他向世界和民众揭露法国政府的谎言,称这是“最黑暗的国家犯罪”。他的檄文《我控诉》就是良知的声音,虽然军方利用手中的公器迫害甚至威胁暗杀,但在左拉的背后是一些有良知的报刊和民众,他们听从自己的良知,开始选择站在左拉的身后。虽然后来是正义的呼吁,是为历史的正确张目,但是整个法兰西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也都开始了站队:良知人站在左拉身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颛顼的军方利用权力谩骂甚至恐吓暗杀左拉。知识分子应该是强权下说“不”的人,如果顾忌的是个人的利益和羽毛,甚至所谓的饭碗,塌下了脊梁,那是一种对良知的犯罪。虽然荒谬的审判使左拉被判有罪流亡海外,但良知没有缺席,尽管迟到,1906年7月,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还是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对照阿列克谢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左拉们,我们的散文随笔是缺钙的,是犬儒横行,良知空位,真相被掩盖,痛苦被遮蔽,无辜者在流泪,人们有权追问,散文随笔的良知在哪里?我认为,散文随笔家的良知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而是一种精神的维度,这应该是散文随笔文体的一种从终极目的的规定性。由于这个世界那么的黑暗残暴,你是背对黑暗呢,还是面对黑暗,是对黑暗闭眼,还是坚持良知,勇敢地活着并且记住?

没有良知的文字,都是恶的从犯和对恶的投降,世界的恶需要良知的对抗,如果这个世界的丑恶畅行无阻,因为丑恶而跟他同流合污,被他同化甚至为虎作伥,这样的散文随笔和散文随笔家是逃不脱末日审判的。

人世充满丑恶,但是我们不能只承认这种现象并承担痛苦,更不能被丑恶吓死或者收买,而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在抗争中体现散文随笔文体的尊严。没有良知的心灵是污浊的,没有良知的文本是没有生命的,散文随笔文体同样见证着生命的尊严、人性的尊严。

一个散文随笔作家内心要有一个良知的尺度,虽然正义和真相在眼前坍塌,但心中的正义却不能被交出,良知不能被交出。人可以被羞辱,但内心的良知尺度不能被扭曲。

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只虫子,一个有良知的散文随笔家,不应该是一只被专制者用脚践踏的虫子,他的内心是有着热血和道德城堡的。这城堡的砖石瓦砾上,刻下的是生活的真相和记忆,提醒着所有到这里来溜达的人,世界的真在此。

历史不能承受之重是谎言,大地不能承受之重是饥馑,一个有良知的散文随笔家所做的是在尘土中,展开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和诠释方式。

在大地上过完一生

程耀东

在大地上过完一生,没有人能逃脱这句话,包括我刚刚去世的外婆。

她的眼泪

我站在外婆面前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言语了。而且五天未进食物和水。双眼紧闭,呼吸困难,但脸色依旧红润、安详,没有一点“怪相”。不像一个将死之人所表现出的难看和恐惧。

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外婆的额头、眼睛、脸颊之后,仔细地凝视她的面容。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外婆的脸。而此时,没有任何表情的面容在时间的辙迹中,仅仅是一种存在,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只有困难的呼吸声表明外婆还活着。

我用我的拇指和食指翻开外婆的眼皮,她的瞳仁明显没有了往日那种温婉、温暖、亲切的光泽。相反,有一滴眼泪从眼角处滚了出来。眼泪令我震撼。一个人一生要流淌多少泪水,在这些泪水中又夹杂着多少悲伤、痛苦,多少人间恩怨……而我的外婆留在世上这最后一滴眼泪又在诉说着什么呢?此时,恐怕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我用纸巾轻轻地粘去了这滴眼泪,眼泪在纸巾上不断地扩展。我的眼泪也在这面纸巾上扩展,我的眼泪和外婆的眼泪混合在了一起,我感受到了外婆的体温。

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外婆的体温,是在我母亲去世后的百天。我和我的弟妹们长跪在母亲坟前的时候,我听见了外婆的哭声。揪心的疼痛在我和外婆之间来回奔跑,她的眼泪,我的眼泪,中间隔着一座坟冢的距离。外婆将我揽在怀中,不停地呼喊我母亲的名字,我的名字,又不停地为我擦着眼泪。那种温暖让我铭记一生。那一年我十六岁,外婆六十一岁。二十三年过去了,在这二十三年中,我和外婆之间用眼泪传递和温暖着相互的身体。现在,我又为我的外婆擦着眼泪。人,总是在自己的哭声中走来,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去。

最后我将目光又投向外婆的脸上。她的眼睛紧闭着,我看不见她的目光,只能听见她的呼吸。呼吸时紧时慢,时大时小,就像她的一生,有过贫穷也有过幸福,有过快乐也有过痛苦。然而,呼吸最终还是停止了,那样平静,那样安详。

生命之门将外婆挡在了八十五岁之外,一张白纸阻隔了来自亲人们的目光。

她的身世

外婆姓申,民国十四年生于宁夏固原。可我的外婆,她老人家从来不说自己是固原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陕西蒲城人。但她并不知道蒲城的具体位置,因为从出生到死亡她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关于外婆家是什么时候迁徙到固原,由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一辈,我的上一辈没有一人能说清楚。包括我的舅舅,我舅舅的舅舅。

外婆兄妹两人。哥哥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曾在胡宗南的军中任上校参谋。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被改造七年零八个月。我的这个舅姥爷我见过,身材魁梧,腰身笔直,步履稳健,说话缓慢,大方脸,戴眼镜,懂中医,写得一手好书法。膝下曾有一女,早年夭折。我的母亲幼年过继给我的舅姥爷,因为舅姥爷劳改,又回到了我外婆的身边。

改革开放后,舅姥爷平反,从乡下回到城里,与他的妹妹--我的外婆团聚了。理应说是件高兴的事情,可不知什么原因,兄妹俩大吵一场。此后,互不说话。即使路头路尾相遇,也是一个面东,一个面西。

舅姥爷死于心梗。葬礼我没有亲临,也就没有见到我外婆面对兄长的离世时,她的表情或者伤心程度。

第一次婚姻

十八岁,外婆结婚了。中国古典式婚礼。轿子,鞭炮,红盖头,唢呐声声,一路将漂亮的外婆抬进固原一户李姓人家。关于这户姓李的人家--也就是我的外公家,我曾在我的长篇散文《身后的时间》一文中有过简单的描述。这里需要赘述一句:此时,我的外公在国民党固原县政府任职。

我相信这个时段的外婆,她的生活是幸福的。从大家闺秀嫁到大户人家,无忧无虑,谈笑风生。只管尽孝她的公婆,养育着她的孩子。

江河日下,家道中落,与电影、电视、书籍里描述的雷同。解放了、天亮了、合作化、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很快就走进外婆家的高墙大院。同时,高墙大院里的财产连同高墙大院统统纳入合作化,加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国民党去了台湾。外公走出了县衙。然而走出县衙的外公并没有逃脱接踵而来的批斗、殴打与饥饿。重负不堪承受,我的外公终于在1960年冬天的某个夜里了断了自己的一生。

他走了,留在他身后的是一贫如洗的家,还有一个叫“地主”的名词。三十五岁的外婆“义无反顾”地承接了他留下的“家产”。

第二次婚姻

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生活了半辈子,也骂了半辈子。

他们的婚姻,是一座建在贫穷之上的桥。桥的一端站着我外婆和她身后那些渴望温饱的眼睛,另一端站着我傅姓外公和他善良温顺的性格。桥是搭建好了,桥下流淌的依旧是蹉跎岁月,桥上行走的是被饥饿缠裹的脚。他们就站在桥上,相互争吵,互不相让。然而,更多是为饥饿争吵。

相濡以沫或者叫患难夫妻这两个名词没有在他们身上得到深化和升华。相反,唠唠叨叨与喋喋不休,经常在他们身体的周围萦绕,在家的上空萦绕,就连门外的空气有时也是凝重的,即便是艳阳高照的日子。

毕竟他们是夫妻。傅姓外公去世那会儿,我的外婆与她的佛门弟子们为外公诵佛经,做法会,超度他的灵魂。

活在世上似乎没有珍惜的必要,死了才觉得失去了依靠。

牵挂和惦念在外婆越来越老的心里长出了淡淡的绿芽……她的性格刀子嘴,豆腐心。这句话用在外婆身上最恰当不过了。

骂人,她谁都骂,不顺她心的事情,就骂。骂女儿。骂女婿。骂儿子。骂儿媳。我们这些孙子辈儿的,无一例外。她也骂旁人。

我母亲患有白血病,住在固原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坦诚地说,母亲的病已经无法医治了,即便是世界级的专家也不能重新给予母亲新的生命。为母亲医病的是本院最权威的专家。专家在宁夏、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样一个专家,在我外婆面前也有些害怕。记得很清楚,1986年夏天的早上,我外婆领着她的几个女儿,女儿的身后跟着小小的我。她把刚刚上班的专家堵在病房门口,质问她女儿的病情为什么没有好转。起初她的语言很客气,渐渐地她的情绪开始激动、高涨,最后到破口大骂。我听见最严重的一句:“某某,我女儿要是死在你手上,我会要了你的命。”她跳着骂,指头指在专家脸上骂,并且“呸呸呸”地唾着专家。她的几个女儿,并没有被母亲的语言所感召,而是劝说自己的母亲,于是,母亲又开始骂跟在自己身后的女儿。

后来,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十指连心啊!母亲是外婆身上掉下的肉,给谁谁心疼。

去年,在市医院工会工作的同学,委托我写一篇关于老专家的报告文学。我将此事写了进去,但后来被责任编辑给删了。遗憾!不管怎样,也算我替“刀子嘴豆腐心”的外婆给老专家鞠躬致歉了。虽然有点迟。

她与儿女

外婆一生养育了十个儿女,九女一男。除二女儿很小的时候过继给了她大伯--我的大外公李希贤外,其他儿女均在她的身边长大。

我能记事以前,我不知道我外婆和她的儿女是怎样相处的。但我能记事的时候,外婆经常骂她的儿女。儿女们怕见她,但又不得不见。改革开放之初,“地主”这个词从外婆身上悄然离去,悄然离去的还有挨不完的批斗。当然我没有见过外婆被批斗的场面,在长辈们的描述中,我被这个老人的精神所感动,被她的毅力所震撼。这里我不想重复那样的场面,很多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字和电影已经被我们复制和翻版,重复没有多少意义。

她和她的儿女不怎么说话,即便说话,也是三言两语。但她却经常要看她的儿女,去了也不会待多少时间。这里我说的是在自己儿女家里不会待多少时间,但她会将自己很多的时间留在儿女的邻居家。宁可在邻居家吃饭、睡觉,也不愿意在儿女家吃住。无疑让邻居觉得儿女和母亲关系疏远,儿女不抚养自己的母亲,甚至有“虐待”的嫌疑。外婆的这种做法常常让儿女们很生气,让儿女们在熟人和邻居面前很丢面子。于是儿女们就劝说,劝说是徒劳的。依然那样,谁劝骂谁。

自外婆有病以后,她整天坐在炕上,或者沙发上。目光透过玻璃,呆呆地望着大门,盼着她的儿女。儿女们围坐在她的旁边,又一句话也不说。偶尔笑一声,笑声里含着苍凉和悲悯。

她与佛

我一直认为我的外婆将佛和道混淆不清,甚至有些迷信。

我母亲生病那会儿,外婆与佛、道、迷信之类的人开始交往了。当然她和这些人交往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为了给我母亲治病。今天领这样一个女人,说是已故的外公在世时最疼爱我母亲了,现在外公在那一世受罪,需要超度,超拔。于是她的儿女就花钱,给那一世的父亲超度。我母亲的病不见好转,就会领另外一个人来,说我们程家祖坟被人使了坏,要打点,于是我父亲就去祖坟上“打点”。这样的人在我母亲患病期间,我外婆领来了不少于十个。我母亲过世后,外婆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就一门心思的信佛了。

外婆识字不多,但记忆力特好。我在固原上中学时,周末常去外婆家。外婆就让我给她读佛经,一遍一遍地读。那时心不在佛,真是小和尚念经,而外婆却听得很认真。有时为了快快念完,中间故意漏上一两句,她就会发现,会骂我,会给我讲:“佛说了,人要积德行善,不能坑蒙拐骗。”于是,不再偷懒,从头再念。总感觉佛就在你的眼前盯着你。现在想起来,外婆真是聪明,哪是佛说的,是她为了多听一遍,借着佛语在哄我。这几年,自己也接触了一点佛学,后悔当时怎么就不认真呢?

有了一点佛学基础,外婆就开始吃素,开始上山进庙,求神拜佛了。而且常住寺庙,不回家。譬如,固原附近的东岳山、东山坡、须弥山、九龙山是她常去常住的地方。她不但常住,还为这些寺庙化缘。逢人便化,熟悉不熟悉的她都化。这让社会上一些不知情的人说了一些对她的儿女很不好听的话。比如,有人说外婆化缘给我舅舅盖了一院很漂亮的地方。其实,我舅舅祖上就住在现在的固原车站对面。固原盖商城时被拆迁,只好搬到城外。这话气不气人?舅舅听了更是生气。舅舅和几个姨姨便三番五次地劝说外婆,不要在外面化缘,不要给儿女造负面影响。外婆呢?根本不听。一声阿弥陀佛,便与儿女不辞而别,继续她的修行。

晚年的外婆已成了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她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足不出她的佛堂。我有时去舅舅家看望她,她只和我开上一两句玩笑,或者善意地骂我两句后,就看见她又敲起木鱼,吟诵佛经。

她与钱

外婆爱钱,但经常身无分文。

外婆的娘家是大户人家,少女时代的外婆生活无忧无虑。

婚后的外婆更不会为钱财和衣物担忧。

受罪的那个年代,爱钱就不用说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外婆的儿女们充分显示了来自母体血液中的聪慧。比如,大姨的儿子已经漂洋过海,在英国的最高学府留学;“万元户”这个词在我舅舅家早已潜伏,只是不显山露水罢了;我二姨也离开了我们那个叫西坡洼的村子,在城里经营着一个不小的饭馆;我五姨、七姨家的生意如日中天;远嫁陕西的六姨家庭和睦;八姨的事业蒸蒸日上。儿女们有了钱,自然是要孝敬自己母亲的,况且他们的母亲付出的不仅仅是养育、呵护、苦难,还有整整三十年压在她头上的“帽子”。

日子好过了,我的姨妈和舅舅自觉、自动地给外婆钱。我粗略地计算,那时外婆的收入要比当时县长的工资高。但我的外婆经常身无分文。她把儿女孝敬她的钱又给了寺庙和与寺庙有关系的那些人。当然也不排除那些以佛的名义哄骗她的人。

我外婆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回家时间,就是每月月初。她知道该发工资的都发了,该给钱的都会来。当她得了所得的钱以后,就会走出家门,去拜佛,去“会见”佛门弟子。

有一年夏天的早上,我送我儿子去幼儿园,路上碰见了外婆。远远地她就喊我,我知道她会和我要钱。将兜里的零钱全掏了出来,没等我来得及数,她就全拿去了。我笑着说:“老佛爷,你得给我留四块钱让我吃一碗羊肉泡馍吧?”外婆也笑着说:“你以为我花你的?娃娃,我拿你的钱是给你儿子积德呢。”

自母亲去世后,我总是和外婆笑脸相迎,她很少骂我。她要是骂我,我就哭,她怕我哭。

她和她最后的时间

外婆究竟得的什么病,医生没有给出答案。她的大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我和妻子、儿子去看她的时候,她安坐在我们为她特制的沙发上。呆滞的目光瞅着落在房脊上那最后一抹阳光,手里不停地拨动着那串念珠。

她看过我,看过我的妻子,最后将目光落在我儿子身上,然后是她熟悉的笑声。“程家大公子来了,太太也来了,程少爷也来了,稀客啊,稀客。”

我紧接着外婆的话:“都说你糊涂了,认不得人了,这不是好好的吗?我看你在装,看你能装到啥时候?”“这一回恐怕装不了多少时间了!”

就这样几句简短的玩笑之后,我看见外婆脸上的笑容忽然远去。接着是一阵沉默。接着她又问:“你妈好着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我有些悲伤。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外婆。“她好得很,她死了都二十多年了。”“胡说,你妈上个礼拜还来看我了。”

我的外婆真是糊涂了!但她糊涂时也不忘自己的女儿。

如果真有灵魂存在,此时,我愿意带着我的母亲来看看她的母亲,让她的母亲在留给她不多的时间里能看看自己的女儿。

我只能这样空幻。

外婆走了。在大地上走了八十四个年头的轮回,最终和她的女儿在天国里相遇了。祈求她的女儿--我的母亲,能在天国里为她的母亲完成大地上没有尽完的孝道。《南方文学》2015年第1期

恶念丛生

周晓枫

二十

刚刚采摘的果实新鲜欲滴,等到腐烂,从一个坏掉的斑点开始扩散,侵蚀看似完好的部分,速度惊人。为什么在恶的带动下,轻易导致善的崩盘?难道,恶乃传染物,善属绝缘体?脆弱的善易被感染,它为何缺乏自我捍卫?

必须承认,恶本身是有魅力的,华丽的恶常常战胜朴素的善。即使受到挫折的恶也无妨,坏人有个获得拯救的捷径,只要他临时靠近好人。事实上,坏人只要和好人捆绑在一起就难以遭受惩罚,就轻易得到饶恕--因为,好人既乐于也适于用来顶罪,他们的牺牲是必然的命运。就像罗马总督彼拉多不得不应和群众的呼声,释放恶棍巴拉巴,而让耶稣的血流入十字架的木缝之中。

羔羊去死,让狼活下来。恶既易生存,又易脱险,有恃而无恐,似乎是风光旖旎、诱惑无限的旅程。相反,美德倒是一种沉没成本,一个人将终生被他的善行所剥削,乃至剥夺。当恶进行掠夺、占有,善在给予和牺牲--所以恶呈现力量的积累和爆发,而善,递减。两者对峙,相对善良的那个,永远处于被动和弱势的位置。

……在被出卖的道路上,羊看见了它的悲剧命运。裹紧外衣,裹紧自己即将与肉分离的皮,它眼里涌起的,依然是告别中的柔情;所有柔情者无不怀有近视的缺陷,在模糊的道德宽容里,它难以分辨屠夫和牧人的脸。低头向前,用小巧的蹄甲敲出倒计时的声响,除此,它至死保持安静的顺从。善良之辈始终散发着自身的肉香,召唤应约而来的刀叉。

二十一

多数时间里,我们对人宽厚,因为我们知道,挑剔只会带来日常性的磨损却难以彻底修改局面……这是我们由自私分泌而来的美德。之所以能够被坏人频繁触痛,因为,常常,善良是作为懦弱的外衣穿出来的。

正如尊严的过度发育,往往与更早到来的羞耻有关。受到损伤的树,分泌出琥珀色汁液--善,更大程度上,起源于一种可能的隐疾:某种生理或心理的轻度不健康,正在酝酿美德的诞生。所谓美德,除了是对他人的抚慰和关爱,它同时也以诗化而隐蔽的方式秘密处理着个人创伤。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人不义背后的不易,其实也是为了自身的减震与缓冲,以降低我们被撞击的受伤级数,用以麻醉自我、钝化疼痛。这种善,使人安全无声地,从怯弱者转变为拥有隐形的道德优势,从而完成近于强者的私密化的心理翻转。

许多失眠者的病征,起源于某个难以逾越的具体障碍;随着时间推移,障碍得以解除,失眠依然作为身体上的习惯被沿袭。善亦如此,即使无需再去经历与恶交锋的考验时刻,我们依然沿袭了心理的隐疾--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用“善”来回避冲突,以此达至与他人或自己的和解。

善,亦为捷径,这是一条因熟悉而安全的道路。缴械,以期不杀。我们每当看到他者不幸,并非是洋葱刺激下的辛辣眼泪,而是此情此境,促使我们进入真实或虚拟的创痕回忆……某种自怜轻微地燃烧,转而成为对他者的烛照与温暖。

二十二

我们讨论善的至柔,讨论面对邪恶如何才能利器在握。善恶,在书籍里代表分开泾渭的简洁原则。在宗教里,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仿佛在神的车间,优异品和残次品轻易区别,分别通过死亡流水线,到达各自的去路。现实中,善恶远非界隔阴阳,常常难以判断。英雄并非金戈铁马,怎样将他从庸众里区别开来,当他头脑里充满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却拥有桑丘的体形?善恶之难以识别,肯定不仅外貌迷惑这么简单。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来不是两个被封存的固体名词,它们有时就像比重相似的液体,交融得密不可分,人类的智慧尚不能够提炼两者,并使之保持在各自的纯度里--我们终生需要警惕其中的化学配方,却又被迫饮鸩止渴。

二十三

恶对于善的攻陷,还有一种可能:并非是恶对善的俘获,而是,善对于自身的变节与背叛形成直接的恶。

是否坏人的最大坏处,并不在于他自身的毒素,而在于,为了抗衡恶源,原本的好人被激发起自身的邪恶潜能?我们可以在法庭上宣判“正当防卫”,但在法庭之外,假设一个穷凶的恶徒导致善良人的自卫和复仇,导致后者的指缝里浸满污血,暴力因此得到滋生的养料--那么恶徒之恶,是否在于他制造了新的恶人,他在靠近身边的天使体内注入了自己魔鬼的基因?

二十四

是的,合理的自卫可能带来灾难。就像人体的内毒素。按照托马斯·刘易斯博士为我们提供的医学解读:“内毒素并不真的是毒素,至少不是在对活细胞有毒性这一通常意义上说它是毒素。相反,它似乎是某种信号,一则误导的消息。当进入血液时,它携带着宣传,宣布大量的伤寒杆菌兵临城下。于是,数种防御机制马上自动开启。如果内毒素的剂量够大,这些防御机制便一齐起作用或一个接一个起作用,开始了规定套路的生理反应,包括发热、倦怠、出血、虚脱、休克、昏迷和死亡。这有些像兵工厂里发生的炸……这一现象为医学中大破坏理论提供了工作模型:疾病可以导源于机体自身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正常功能,只要这些机制同时开启,起劲地投入,最终导致组织自杀。”原来无需真正的侵犯。一旦不受约束,善意上迅速滋生菌丝般的恶。顽强、繁茂、生生不息。

善会吸引恶,就像流血的伤口会吸引鲨鱼。所以,温驯的羊遭遇凶狠的狼,极端的好人势必与极端的恶人相逢。因为,善是恶的粮食:它一口一口喂养恶,直到,把恶喂大,大到可以消灭自己。有时,恶,只是作为微小的邪念存在,只有仰赖善的养育和滋补,才能具备罪行那强大非凡的破坏力。作为最有效的肥力,善的直接参与恶的建设,并成为恶事半功倍的催化酶甚至肌体本身。这个世界有着奇怪的运行法则:善因结出的恶果并不比邪念结出的恶果少,善,甚至成为行恶必须借助的某种捷径。

善里面,隐藏看不见的恶……我们难以抵抗恶的毒艳之美,也难以发现善的隐秘之恶。

三十

如果从善恶的辩证意义来说,从人类行为的广义来说,恩到最后几乎必以仇报--这种看似不公的平衡,减少了两善相遇导致的近亲繁殖。

为什么坏人逍遥、温顺者受惩?灾难中被无端夺去生命的信徒死于折磨,这都是为什么?难道,因为不公正对所有人都随时发生……对所有人都随时发生的不公正就成了天道的公正?

是啊,这个世界哪里会有那么多细致入微的公正呢?如果每当遭遇小人,我们就落实到对具体个人的追究,把受挫变成了不幸的偶然事件,就会平添对自己的怜悯。其实,幻想不遭遇恶人,幻想始终的温室,是一种活着就幻想进入天堂的贪婪行为,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懒惰。

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公害的世界里--或者说,公害帮助我们在集体主义色彩的所谓公正的社会尺度下凝聚和黏合,而不是在私属的不快中,把什么都处理成可以轻易降解的怨气。是公害和恶徒,让善良的人因软弱而团结。如同,对狼的敌意和恐惧让羊群紧紧团挤在一起--这是弱者的体温,虽然,希望天敌去死和希望同伴去死一样,是每只羊同等重量的渴望。

在散沙状的社会里,畏惧罪恶所产生的恐惧,是一种有效的聚拢方式;使我们对恶的屈服都显得不那么屈辱,因为,人人都不是关于屈辱的一个整数,而是整体屈辱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母。是的,如此微不足道,远远小于一,更靠近零的程度。

三十一

且慢,把善良理解为一种怪异的平庸,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恶意曲解?不断看到失信与寡恩,看到渐变色的悲剧,善者仍不悔其志。善意在运用过程中常常带来自我伤害和诋毁,行善意味着承受种种不快、冲突乃至痛彻的教训,这个过程,恰证善的不软弱--它不是莽撞的示好与妥协,而意味某种更大的运载力。真正的修善者去除功利诱惑,在坎坷路跋山涉水,并非为谁自证清白,并非道德春药激发的短暂公正,而是一以贯之的自省与自觉。

所谓善良,应该不是近于廉价语气助词的评判。即使弱力的善也应该包括令人尊重的成分,而大善,能够自我捍卫而不辱其名--菩萨慈悲心肠,金刚霹雳手段,它不吝以暴制暴,不吝消化恶,甚至把它变成自身无动于衷的部分。

善恶之间互为粮食,假设善消化了恶,究竟是一种彻底的灭迹,还是一种隐秘的继续养育?那么到最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我们修行的方向,什么又是品行的障碍?义玄大师曾说,为了向至善行进,可以遇佛杀佛、遇祖灭祖,因为这些佛与祖,都是意识里的心魔。我们何以区别神与鬼?对恶的报复导致善,还是更大的恶?甚至对善的护卫导致更大的善,还是更大的恶?这些都易于让我们陷入伦理的僵局。

善恶观念,既是主观也是客观的,否则这个世界无以界定、掌控和改良?还是说,善、恶,只是临时状态的某种命名,就像黑棋和白棋共同存在,是为了使游戏运行下去,两者之间并无天然的绝对意义的立场--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突然的倾覆性翻转?

三十二

暴雨天的电闪雷鸣,让人猜想天上的刑场,那里是否也有送死的神?还是说,之所以成为神,就是因为至善,他们得以永恒的赦免,从此享有至尊,再无更高的仲裁者施以审判?

窸窸窣窣的草丛里藏满伪装的动物,而云朵坦荡,是铺在天堂洁白而柔软的瓦砾--仿佛神不知道遍布世间的欺诈与残忍,更让人无从猜测,这一切,究竟是出自孩子般的纯真还是无情。

这不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世界,我们只能给出自欺欺人的解释。

然而,潮汐后退,不是为谁忍让;果实丰盛,也不是为谁慷慨。《长江文艺》2015年第1期

呼伦贝尔,风景的深度

艾 平

夏天的草原,那身背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开着带行李架的越野车,就像刚出巢的百灵鸟一样,在旷野中盘旋。他们来自水泥成林、尾气如雾的都市,面对草原的风景,手中快门“咔咔”作响,已经大量“出片”,并借助网络媒体,弄得遍地流传。他们因此名扬四海,乐此不疲,认为自己走进了自然,捍卫了生态,已经经典。

呼伦贝尔草原八万平方公里,由大兴安岭西麓铺展到中蒙边境、额尔古纳河右岸。曾经有三千多条河流和五百多个湖泊在这块土地上滋润万物。绿野和缓无垠,河流婉转飘逸,蒙古包时隐时现,骏马如风掠过,羊群似云朵栖落,牧歌唱晚,少女的剪影楚楚动人,奶茶的芳香中,母亲的老珊瑚耳环隐隐生辉……于是,那些来自别处的审美眼光,开始了生吞活剥般的采撷。呼伦贝尔的风景就这样缺失了深度。

让我们在蒙古包的干草铺上踏踏实实住上几天;让我们在大雪笼罩的日子跟牧民出一天牧,最好,就像当年的上海知青一样,住进一个个蒙古包,做一回阿妈阿爸的儿子。那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真正了解一些草原。草原将不止是一幅风和日丽的画,不止是一种远在天边的闲适。呼伦贝尔大地,写满了草原的智慧和哲学,写满了草原的浑厚和博大。

去年四月,得知牧区遭受十几年未遇的白灾。我赶着去草原看望达喜老哥哥一家。草原路的两边,是旗政府用推土机开路时堆起的雪墙,足足两人高。我的车就在雪的迷宫里缓慢前行,一个多小时的路竟然走了多半天。老哥哥是我非常敬重的巴尔虎蒙古牧人,从十岁开始放马,如今七十多岁了,每天还在马背上放羊。听说给他精心养育的十匹马,在连天的暴风雪中失踪了。远远就看到老哥哥在马背上等我。他的身影仿佛矮小了些,但坐姿还如先前一样挺拔。由于四周都是厚厚的雪,我们不敢贸然前行。我打开车门,用红色的围巾向他挥一挥,让他先回家。他向上举举套马杆,回应了我,可是没有离开。

老哥哥语迟人贵,心胸开阔,用巴尔虎人的话说,就是心里有个明亮的海。他的老伴儿高娃嫂子,是个典型的巴尔虎母亲。每次我来,她总是忙着煮肉熬茶,然后微笑着看我吃,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家是草原上的富户,牛羊满满一面山坡,有四匹儿马子圈着的马群,每年收入一百多万。

1990年草场分割的时候,老哥哥心里是不高兴的。他知道游牧是大格局的生产,需要互相合作,草原不能像农田一样包产到户。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把这话说给谁听,又有谁愿意听他的话。他领着三个儿子骑着四匹马去队里参加分草场的会议,经过重新分配,回来的时候就剩下了两匹马。

老哥哥说,咱们不能没有马,没有马就不是牧民了。

后来,草场被铁丝网分割成小块的草库伦。马被圈进草库伦,长期吃一两种草,体质渐渐衰弱下来。牧区的马就这样越来越少,人们放弃了套马杆,开始骑摩托车放牧,看上去很是现代化。然而习惯游牧的牛马羊长期原地迂回,繁茂的草场被反复啃食践踏,很多地方裸露沙尘。当时分草场的时候,老哥哥有两块草场可以选择,一块有水泡子,但面积小;一块虽离水远,但在阳坡上,夏天风凉,冬天日照时间长一些。老哥哥选的是离水近的那一块。二十多年来,他们家一直都没有封闭通往水泡子的路,任由邻居家的牛羊经过他家的草场里去喝水。过年过节,邻居们给老哥哥送酒表示感谢,老哥哥就预备了上好的砖茶回礼。

老哥哥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养马。在马最不值钱的时候,只有他家还留着马,为了改良马群,他托人到锡尼河和额尔古纳引进种马,连年繁育。几年之后,旅游热起来,他家的马成了抢手货,日子也越来越好。老哥哥曾带我去看他家的马群,那情景真是壮美,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我开车先到,一下子就惊呆了!难道是我突然走进了梦境?天空碧蓝,白雪起伏,只见一片金黄的草地,出现在白雪和蓝天中间。那块草地上干草如织,从雪里钻出来,有半米多高,密密匝匝地站立着。这一片老哥哥秋天打草时特意留下的冬牧草,造就出如此灿烂的风景。看褐色的马群徜徉在山坳里,像波涛抖动的湖;下山往上看,又像是天空垂落下来的一幅画。

此刻,马携带着一团团热汗的白雾,正在金黄的草浪里肆意漫游,那一份飘逸舒展,竟如鱼儿嬉戏在涌动的水里。所有的马都饱满健壮,毛皮油亮,它们不必为食物担忧,也不必为安全惶恐,极寒的天气倒像是一种亘古的抚慰,温情地笼罩着它们。

老哥哥骑马到了,他只是挽着缰绳在上风口那么一站,马就闻到了他的气味,纷纷停止了咀嚼,抬起头向他张望。老哥哥满脸都是慈爱,像祖父久久地看着调皮的孙子。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老哥哥把一只手高高举向天空,仿佛回应天上的某种召唤,然后发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声音。“啊……哈……呵……”其实我这样转述并不准确,老哥哥像在唱长调,又感觉不像,像在呼喊,又分明有起起伏伏的旋律。那节奏非常缓慢,似乎每一个小节都没有休止符,声音开始时低沉,渐渐高亢,直至使人想到金属的光芒。我听着听着,仿佛看见老哥哥的嘴里有一条河,一条清澈而缥缈的河,长长的河流升腾远去,和碧透的长空融为一体。我回过神看,天哪,曾几何时,马群已经汇聚一体,云朵般簇拥在老哥哥的身边。细看,各种颜色的马耳朵直立起来,像往上长的小树叶,忽而不停地向脑后抿着,忽而齐刷刷地挺起,仿佛舞蹈的细节。

老哥哥突然一抖缰绳,跃马而起。顿时,原野上白雾弥漫,万马奔腾,飓风如雷,风驰电掣……老哥哥的两个儿子,骑着有劲的杆子马,步步紧逼两匹最剽悍的马,在烈马慌乱的瞬间,挥动套马杆套住马头,然后拧紧皮绳,由于颈动脉被勒,两匹烈马摔倒了,又崛起……到底屈服了,草原又恢复了安静。

我还记得当时老哥哥告诉我,从前冬天的草原都像这片他留下的冬牧场一样,草又高又壮,雪下的再大,也没不了草的膝盖。把马放到草原上,不会掉膘。不仅有大针茅那样的高草,还有很多带着草籽的草,等着马吃进去。草籽混在马粪里到处撒,牧草自然永续繁衍,只要有草,牲畜没有过不去的冬天。如今,草原生态日渐退化,草越长越矮,一场中雪就能死死地覆盖草原,能成为白灾。

我在汽车里,看着老哥哥在远处的马上,用套马杆指挥着我们,向西,再向西……在我的记忆里,这块地方是平坦的,为什么会出现一大片必须绕过的凸起?我们向西绕出个半圆,艰难地开了四十分钟,才进了老哥哥家的院子。

老哥哥显然被这场灾难折磨得够呛。他一向身子骨硬朗,精神头十足,此时分明有了几分老相,走路的时候,两腿微微颤抖,脸色也显得发暗,不时地用手搓眼睛。屋里一地羊羔,人几乎没有落脚之处。昨夜的暴风雪,圈里的羊扎堆取暖,挤来挤去,致使几只母羊早产。高娃嫂子和两个儿媳妇,正忙着接羔,地上沥沥啦啦,都是羊血,还有两只死去的羔子。一只黑脑袋的母羊侧卧在炉子旁边,就要生产。

见了我,嫂子落泪了。她说:“可怜啊,妹妹,长生天生了铁丝网的气了……”她说话的时候,两手不停抚慰着一只弱弱的小羊羔。在一个草原母亲的眼睛里,会喘气的动物都是她的孩子。

夜里,羊羔“咩咩”地满地叫着,风雪在门外闹腾,像无数天鹅用翅膀不停扑打冰面。老哥哥在里屋一声不吭地坐着,嫂子低声跟我说:“他这是心疼呢!马被铁丝绊倒,冻死了不少,就在那片凸起的雪底下呢。”

老嫂子唱起来了,低低的声音,如泣如诉:“陶艾格--陶艾格--你的孩子饿了,你的孩子哭了,你这个当母亲的睁开眼睛看看吧,你这个当母亲的快喂喂你的孩子吧,陶艾格……”我听不太懂嫂子的歌词,但我的心一直跟着那忧伤的曲调起伏。老嫂子低头抚摸着小羊羔,偶尔抬头的时刻,我看见泪水从她眼角的鱼尾纹溢出来。我想起了自己送女儿上大学时的那次分别。在一排大树下,我让她先走,她让我先走,最后我们说好同时走。我佯作离开,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看她返回校园,结果正撞上她回头看我的眼睛……当我泪流满面的时候,那只母羊扭过头来温情地舔着小羊羔,允许它吸吮乳房吃奶了。我再看老嫂子,她已经精疲力竭,正软软地瘫坐在草堆上,白色的包头巾脱落在肩头,脸上热汗微醺,嘴角和眼角含着宽慰的笑意。我知道这个朴素的瞬间,将超越任何摄影家的大作,永恒于我心中。

没有任何一部教科书,能给我解释草原上这种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神奇沟通。我常常求教于那些真知灼见的牧人,常常面对草原久久冥想。我终于听见了星星滴落,听见了春寒料峭,我嗅到了日照的醇香,当鸿雁把影子留在我身上的时候,当狼崽在我的脚边嬉戏的时候,不知不觉,我的心脑中开始显现一种久违了的密码,好像草籽绽放一丝微微的绿意,而后日益清晰,呈现某种真实的力量。我发现,旱獭立起身子合唱,那是有大动物威胁的信号;马的头上缭绕着一团蚊虫,那是暴风雨的前奏;鱼撞马腿,马在水里跳舞,那是干旱的信号……原来有许多隐隐的声音和气味,带着强大的能量和推力,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密码里,是我们在貌似文明的觅食路上,忘记了它们。当你重新与它们相逢,才会发现它们使自己的世界变了,变得极为丰富又无限广阔。你看,狼可以听懂风中掺杂的各种气息,牧人也会看风听风,他在马背上放眼一看就知道未来的天气变化,他把套马杆横放在草上,就能听到是谁正在走近。音乐脱胎于对自然的模仿,动物一声接一声的唳叫是为了彼此呼唤,牧人的长调像云一样悠长盘旋,也是为了把信息传到最远处。更奇妙的是牧民多音域的呼麦,具有和马、狼重叠的音域。那么凡能听懂自然之声的动物,皆可以凭借记忆,走进人的呼唤空间,人便可以模拟自然之声,与动物沟通。就这样,草原有了沟通万物的蒙古长调,游牧民族有了出入自然之门的钥匙。

我醒来,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地上的羊粪和脏草已经打扫干净,小羊羔们的毛皮也干了,像一朵朵雪绒花似的,在地下乱跑。老哥哥不在,嫂子说他一夜没睡,早早地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去看那些“走了”的马去了。在牧民的心里,马是最亲近的伙伴,对于马,他们从无不敬之语。自从蒙古人从大兴安岭走出来,在高高的草浪里,跃上马背,将自己的汗水与马的汗水融合在一起,由猎人变为牧人,便与马开始了旷世的生死相依。千百年来,他们没有离开过马背,马背给了他们太多的智慧和尊严。传统的游牧,马群总是在前面开路,夏季寻找最鲜嫩的牧草,冬天破雪觅食,羊群牛群尾随其后。马吃草尖,羊吃草叶,牛吃草茎;草籽落在马蹄坑里,得到存水的滋养,第二年长得更加盛茂;马蹄搅动草原,传播花粉和草籽,成为大生态的一环。没有马的草原就失去了正常的生态平衡,失去了永续的生命动力。老哥哥为此租用了邻居的草场,让马群尽情驰骋,让牛羊大范围迁徙,结果不仅五畜丰收,这些草场也得以恢复。

当我赶到的时候,覆盖在马匹上的雪,已经拨开。那曾经叱咤风云的骏马,虽然倒下,依然睁着眼睛。水晶般的雪粒一颗颗钉在他们的身躯上,光芒刺眼,些许红黑色的鬃尾在风中散乱着,似乎是最后的一丝不甘。它们就那样一匹叠着一匹,像刻在大地上的浮雕那样一动不动。老哥哥用手慢慢捂软它们的眼皮,帮它们合上眼睛。蒙古人认为睁着眼睛的死亡,意味着委屈,意味着长生天并没有召唤它们,它们的灵魂还在尸身上痛。

老哥哥带回一只死去的小马驹,青灰色,皮毛里淡淡的斑点犹如菊花的蓓蕾。它的四肢尚未僵硬,半截舌头吐在唇外,看着让人好不难受。老哥哥说有十几年没见这么好看的马了,让我带到城里去做一个标本,送给旗博物馆。他还分别剪下了每匹马的一缕马尾,揣在胸襟里。然后和我们一起,用雪厚厚地掩埋了马。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哥哥接着开拖拉机往返好几个来回,拉来几车水,全浇在了马的雪墓上面。冻成一个大冰坨,如此那些偷马贼再没有办法把死去的马拉走。老哥哥用这样的办法,让他心爱的马安息。

夏天,我重返草原。我看见那一片倒下的马,已经变成了洁白的枯骨,在蓝天和花草之间,依然以倒下那一刻的姿势存在着。旷野安谧,我好像听见阳光正在它们身边走过,我看见他们正在簌簌地融化,最终,它们就会从土壤里长出来,把春天传承下去。

老哥哥一家都到秋牧场打草去了,只有他家的二儿媳留在家里。院子里多了一个新扎驻的蒙古包,还停着摄影家的汽车。看来老哥哥也开始做一些旅游接待了。我向陌生的客人讲起马的事情,并邀请他们去拍拍那些白骨。他们对我的建议毫无兴趣,他们吃过饭会在车里睡去,凌晨起来拍日出。他们说他们是来草原拍风景的,他们不懂,呼伦贝尔草原的美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那远古而来的文明是其中最有深度的风景。《散文海外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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