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乔治·奥威尔,傅霞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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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试读：
译序
早听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已作为世界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入选为二十世纪“百年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但作为女性译者，我自然偏爱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而非这般高冷和极权的政治讽刺小说。尽管它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我依然对它敬而远之。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钱锺书先生对奥威尔的评论：“他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到底是何等力作，让钱先生如此青睐，唯恐读尽？我不免好奇，谁知读来竟欲罢不能，每每读到神来之笔或精准预言，惊叹之余，相见恨晚。
既然读不过瘾，便动了译的念头。读者朋友总以为，译者是幸福的，他们得以和弘美的灵魂朝夕相对，按其脉搏、听其心跳。然而，在我看来，译者又是孤独的。他们常在阒静深夜里出没，活在与作者神交的世界里。不只为与高贵的灵魂相对，更为不辱使命，不负期待。纵然为译消得人憔悴，孤灯冷炊终不悔。
而《一九八四》，正是这样一部值得译者为之憔悴而无怨无悔、欲与读者分享的好书。王小波曾说：“一九八〇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王小波在《黑铁时代》里所描绘的“黑铁公寓”，正是仿效了《一九八四》里的监狱式公寓。这部未竟之作，可看作王小波向奥威尔的致敬。如果说，像王小波一样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革命的中国作家对《一九八四》产生强烈的共鸣尚不足为奇，那么出生于一九八四年的雨果奖得主郝景芳在高一时读到《一九八四》, “才知道好文学的样子”。这便是该书影响久远的明证了。郝景芳后来还写了一部现实版的《生于一九八四》，与奥威尔虚构版的《一九八四》遥相呼应。
不仅中国作家致敬《一九八四》，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仿此书名，写下了同样具有极权色彩兼政治讽喻的《1Q84》。可以说，《1Q84》就是从《一九八四》里分离出来的另一个荒诞不经的离奇世界。
说了这么多的《一九八四》，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是一九八四？而不是一九八三或一九八五？一九八四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正是此书的关键所在，我将在下文一一解答。
奥威尔于一九四八年创作这部政治讽刺小说，他认为这样的极权社会不久就会到来。因此，他将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两位阿拉伯数字“四八”颠倒便成了“八四”。
在《一九八四》中，作者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刻画了一个黑白颠倒的梦魇世界：真理部负责篡改历史，和平部负责发动战争，仁爱部负责施加酷刑。在如此极端专制的世界里，思想有罪、人性泯灭、亲情缺失、爱情沦陷，看不见任何生机与希望。个人的理智完全被狂热的集体无意识所控制，民众已别无选择地接受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等诸般谬论。
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也曾孤独地反抗这虚妄的世界，执着地追寻人性的本真，这些已然弥足珍贵。但是，作为极权社会的“最后一个人”，他终难逃脱暴政的“清洗”与摧残。这般极权统治，不仅于一九四八年之前已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即便在当下，极权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界某些地方。因此，奥威尔不仅书写了历史，还预言了历史。
倘若只有精准的预言，尚不足以成为文学经典。更令人折服的还有奥威尔精湛的语言艺术。他曾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提及：“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因此，奥威尔的作品，将政治性和艺术性极为巧妙地融为一体，于嬉笑怒骂中刻画出世界的荒诞、同胞的异化、自我的惶惑。他将一则则黑色幽默信手拈来，犀利的语言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犹如漆黑夜空中闪烁着的点点星光，那是人性之光，指引着文明前行的方向。
遇见如此的奥威尔，除了惊叹其天才的预见，唯有静心品读这部传世经典。傅霞2017年初夏于杭州
第一部
第一章打倒老大哥这是四月里的一天，明朗而清冷，时钟刚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低垂着头，快步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想要躲过这阵讨厌的冷风。但他还是不够快，没能阻止一股卷着沙砾的旋风跟着他进门。
过道里弥漫着一股煮白菜和旧地垫的气味。过道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彩色海报，大得显然不适合挂在室内。上面只画有一张巨大的面孔，一米多宽。脸的主人大约四十五岁，蓄着乌黑浓密的八字胡，轮廓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他压根儿没想过要坐电梯。即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它也很少运行，更别提现在白天都断电了，这是为迎接“仇恨周”的节约运动做准备。
温斯顿住在七楼，三十九岁的他右脚踝上方患有静脉曲张性溃疡，所以爬楼很慢，中途要歇息好几次。他每次在楼梯平台停下来，都能看到正对着电梯墙上的那张海报，上面有一张硕大的脸庞正凝视着自己。此图设计煞费苦心，当你移动时，那双眼睛便随你而动。“老大哥正在看你”，图下的文字如此说明。
在公寓里，一个字正腔圆的声音正在播报一连串数字，与生铁产量相关。这声音来自嵌在右边墙上那块形似毛玻璃镜面的长方形金属板。温斯顿调了下开关，音量多少低了些，但依旧清晰可辨。这个仪器（也叫电屏幕）可以调低音量，但没法完全关闭。他走到窗前，瘦弱的身躯裹在蓝色的党员制服里，更显单薄。他发色很淡，脸色红润自然，皮肤却因劣质肥皂、钝剃须刀片，以及刚刚过去的寒冬而显得粗糙。
公寓外面，即使隔着紧闭的窗户，看上去还是很冷。楼下街道上，阵阵小旋风卷起尘土与纸屑，在空中打转。尽管阳光灿烂，天也蓝得刺眼，但除了那张无处不在的海报，似乎一切都失去了颜色。那张蓄着浓黑胡须的面孔正从每一个角落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你。正对面的房子前面就有这么一张，说明文字也是“老大哥正在看你”，那双黑色的眼睛正紧盯着温斯顿。楼下街上还有另一张海报，一角已破，在风中噼啪作响，一会儿合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英社”。远处有架直升机掠过屋顶，像只绿头苍蝇似的在空中盘旋片刻后，划了道弧线便急速离开，那是警察巡逻队在窥探人们的窗户。然而，巡逻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背后，电屏幕传出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播报有关生铁产量以及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电屏幕可以同步接收和发送信息，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略高于极微弱的细语，就能被它捕捉到。不仅如此，只要他在金属板的可视范围之内，就会被看到。当然，你不可能知道自己在某个时刻是否被监视着。思想警察的监控频度如何，或者用何种系统来监控何人，这些都只能臆测了。但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可以随时监控任何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想要，就可以随时接通你的线路。你只能这样生活——就这样生活，从习惯变成本能——设想你的每个声音都会被监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监视，除非在黑暗中。
温斯顿一直背对着电屏幕，这样更安全。尽管他十分清楚，即使一个后背也能泄露信息。一公里之外的真理部，是他工作的地方，一栋白色大楼矗立在一片污浊之地上。这里——他带着几分厌恶地想——竟然是伦敦，第一空域的首要城市，而第一空域本身是大洋国人口密集的第三大省。他绞尽脑汁地想要找回一丝童年的记忆，试图回忆起当年的伦敦：遍地都是十九世纪的破旧房子，墙面靠木架支撑，窗户用硬纸板挡着，屋顶盖着波纹铁皮，坍塌的院墙东倒西歪；凡是被轰炸过的地方无不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杂草丛生，废墟堆里冒出许多像鸡舍一样龌龊的棚屋。难道伦敦一直如此吗？可惜他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除了一幅幅色彩明亮但背景空白、模糊难辨的静态画面外，儿时的记忆已化为乌有。
真理部——新话称“真部”——与目光所及的其他建筑截然不同。这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的混凝土闪闪发亮，层层叠叠，高三百米，直入云霄。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望去，刚好能看见党的三条标语，用考究的字体镌刻在真理部白色大楼的正面：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多达三千间屋子，地下还有相应的附属建筑。整个伦敦只有三栋大楼，在外观和规模上可与其比肩。它们使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所以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你能同时看到这四栋大楼。它们是四个政府部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都集中在这四个部门了。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它们的名称在新话中分别是“真部”“和部”“仁部”和“富部”。
真正令人心生恐惧的部门是仁爱部，整栋大楼没有一扇窗户。温斯顿从未进过仁爱部，也从未踏入其方圆半公里之内。那里“非公禁入”，即使进入，也得跟过迷宫似的穿越一重重铁丝网、一道道钢铁门，以及一个个隐蔽的机枪暗堡。甚至在通向其外围屏障的街道上，还有凶神恶煞的警卫在巡逻，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持双截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身，已换上一副相当乐观的表情，这可是面对电屏幕的明智之举。他穿过房间来到狭窄的厨房，此时离开部里意味着失去了食堂的午餐。他也清楚，除了一块要留作明天早餐用的黑面包，厨房里空空如也。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装有无色液体的瓶子，简单的白色标签上印有“胜利 杜松子酒”的字样。
这酒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油腻气味，如同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倒了将近一茶杯，硬着头皮，像喝药似的一股脑儿灌了下去。霎时，他的脸变得通红，眼中渗出了泪水。这东西就像硝酸，而且喝的时候，还有后脑勺儿挨了一下橡胶棍的感觉。稍后，胃里的灼烧感消退了些，世界看起来也更美好了。他从一个皱巴巴的印着“胜利香烟”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小心拿竖了，结果烟丝撒了一地。他又抽出一根，这回成功了。他回到客厅，坐在电屏幕左侧的小桌子边上。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小的空白笔记本——有着大理石花纹的红色封面。
不知为何，客厅里的电屏幕安装在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它通常应该装在远端的墙上，这样可以监控整个房间，但它却装在了正对窗户的那面较长的墙上。在电屏幕的一侧，有个浅凹的壁龛，温斯顿此刻就坐在那儿。当初建这幢公寓时，壁龛很可能是用来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身体尽量往后靠，这样可以避开电屏幕的监控。当然，他只要待在目前的位置，就不会被看到，但还是会被听到。他之所以想到要做现在这件事，部分原因是这个与众不同的房间格局。
不过，也和他刚从抽屉里取出的那个笔记本有关。这本子异常精美，纸质细腻光滑，因年长日久而略微泛黄，这种纸张至少已停产四十年了。不过，他猜笔记本的年代应该更久远。他是在一家肮脏的杂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那铺子就在镇上某个贫民区（具体哪个区，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当时就有股难以抑制的冲动想要得到它。按理说，党员是不该进“普通商店”的（那里也被称为“自由市场”），但这规定也不是特别严格，因为那儿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如鞋带、剃须刀片，这些在别处是不可能买到的。他迅速瞥了眼街道周边，很快溜进铺子，花了两元五角把它买下。当时也没想好要派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在公文包里，惴惴不安地带回了家。即使里面一字未写，拥有它也会让人怀疑。
他打算做的事，就是开始写日记，这并不违法（没有什么是违法的，因为法律已不复存在）。但一旦被发现，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会被判处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教。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啜去上面附着的油脂。这种钢笔已经过时，连签名时也很少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弄到一支，只因为他觉得如此精致细腻的纸张只有真正的钢笔才配书写，而不是拿墨水笔随意涂划。其实，他并不习惯手写，除了很简短的便条。通常，他会对着述录器口述一切，但眼下这事显然不能再用这机器了。他提起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迟疑了片刻，感到全身一阵战栗，一旦落笔便成定论。他用笨拙的小号字体写道：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了靠，一种彻底无助的感觉向他袭来。首先，他完全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但总归是在这年前后，因为他很肯定自己今年三十九岁，而且相信自己出生在一九四四或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日期时没有一两年误差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突然想到，这日记为谁而写？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绪围绕着纸上那个可疑的年份徘徊了片刻，猛地想起新话里的“双重思想”一词，他第一次意识到所做之事有多么重要。你怎能与未来交流？这根本毫无可能。如果未来与现在相似，此种情况下，未来不会听从于他；如果未来与现在不同，他的困惑也就毫无意义。
他盯着那张纸呆坐了一会儿，电屏幕里已经切换到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看起来不仅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力，还遗忘了原本想说的话。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此刻做准备，从未想过除了勇气还需要什么。真正动笔不难，他只需将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头脑中无休无止、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诉诸笔端即可。然而此刻，连内心独白也枯竭了。而且，静脉曲张处的溃疡开始奇痒难忍。他不敢去搔，因为一搔总会红肿发炎。时间在嘀嗒流逝，他只能意识到面前的空白纸张、脚踝上方的瘙痒、电屏幕里吼叫的音乐，以及杜松子酒带来的一丝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慌张张地动笔了，只是对所写内容并非十分清楚。他那孩子气的小号字体参差不齐地散落在纸上，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了电影，全是战争片。其中很好看的一部讲述了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轰炸的故事。观众被一个大胖子逗乐了，他拼命游泳想要逃脱身后追赶他的直升机。一开始看到他像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接着是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看到他，然后他就全身布满枪眼，周围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下沉，好像是枪眼进了水。看他下沉，观众哄堂大笑。你还会看到一艘满载儿童的救生艇，直升机在它上空盘旋。有个像是犹太人的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怀里抱了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儿。小男孩儿吓得哇哇大哭，一头扎进她怀里，似乎想钻进她体内躲起来。那女人用胳膊搂着他，安抚他，尽管她自己也吓得脸色铁青，但她一直尽可能地保护着他，她似乎觉得她的胳膊能为他抵挡子弹。随后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阵冲天火光后小艇被炸成碎片。接着是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手臂在空中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装在直升机前端的摄像机肯定一直在跟拍，党员席里传来很多掌声但群众席里突然有个女人大声叫嚷起来他们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放这部电影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放这部电影直到警察把她赶走我想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没人会关心群众说什么典型的群众反应他们从来不——
温斯顿停下笔，一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肌肉痉挛。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倾吐出这许多废话。但奇怪的是，当他写作时，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记忆在他心中明朗起来，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意识到，正是因为这另外一件事让他忽然决定回家并从今天开始写日记。
如果这样模模糊糊的事也能当它发生过，那这件事就发生在那天上午，在部里。当时快十一点了，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司，大家纷纷把小隔间的椅子往外拉，摆在大厅中间正对着电屏幕的地方，为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温斯顿正打算在中间一排就座时，有两个他只是面熟但从未说过话的人出乎意料地进了大厅。
其中一个是他经常在走廊里碰面的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据他猜测——因为他有时候见到她满手油污，还拿个扳手——她应该是个机械工，负责那些小说写作机。她看上去胆子很大，约莫二十七岁，头发乌黑浓密，一脸雀斑，动作像运动员一样敏捷。一条窄窄的猩红色饰带——青少年反性同盟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部绕了几圈，松紧程度刚好能显现出她优美的臀部曲线。温斯顿从第一次见到她的那刻起就不喜欢她，他是知道原因的。因为她在竭力营造一种诸如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以及总体而言心无杂念的氛围。他几乎讨厌所有的女人，尤其是年轻貌美的。那些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她们是党最盲目的追随者、宣传口号的轻信者、业余的间谍和异端思想的侦查员。而这个姑娘给他的印象是她比绝大多数女人更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要刺穿他的身体并在瞬间注入黑色恐惧。他曾经想过她或许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出现，他就会觉得特别不安，那种不安半是恐惧半是敌意。
另一个是叫奥布赖恩的男人，是名核心党党员。他的职务重要而隐蔽，所以温斯顿对此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当看到身穿黑色制服的核心党党员走近时，椅子周围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奥布赖恩体格高大魁梧，脖子很粗，面容粗糙、滑稽又冷酷。尽管外表令人畏惧，举止却独具魅力。他有一个奇招能让人消除戒心，就是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很奇怪地给人文质彬彬的感觉。若有人一直联想下去，便会想到十八世纪的贵族用鼻烟壶待客。这么多年来，温斯顿见到奥布赖恩也不过十来次，却被他深深地吸引。让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其斯文的举止和一流拳师的体格所形成的对比，更是因为一个秘密的信念——也许算不上信念，只是希望——奥布赖恩的政治性并非完全正统，他的面部表情无疑说明了这一点。也许他脸上的表情不是不正统，而恰恰是智慧。但不管怎样，从外表看他是那种可以谈心的人，如果有什么办法能避开电屏幕和他单独相处的话。但温斯顿从未尝试去证实这个猜测：事实上，也不可能去证实。
这时，奥布赖恩看了看手表，快十一点了，显然他决定留在记录司直至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在与温斯顿同一排隔了几个位置的地方就座，一个发色浅黄的小个子女人坐在他俩中间，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隔间工作，而那个黑发姑娘就坐在他们后面。
这时，大厅那头的电屏幕发出了刺耳的演讲声，就像巨大的机器在运作时因缺少润滑油而发出的那种摩擦声。这声音不由得让人牙关咬紧、寒毛直竖。仇恨会开始了。和往常一样，伊曼纽尔·戈德斯坦这个全民公敌的脸会闪现在屏幕上，观众群里嘘声一片。那个浅黄头发的矮个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叫声里掺杂着恐惧与厌恶。
戈德斯坦是个叛徒、变节者，他在很久以前（到底多久，没人记得清楚）曾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几乎和老大哥平起平坐。后来参加了反革命运动，被判死刑，但却神秘脱逃，不知所踪。两分钟仇恨会的内容每天都不一样，但没有一次不以戈德斯坦为主角，他是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头号卖国贼。后来所有的叛党罪、叛国罪、破坏活动、异端邪说、背信弃义都直接源自他的教唆。他仍然活着，在某个地方策划阴谋：也许在大洋彼岸，在国外后台势力的保护下；也许甚至——时不时有这样的传言——就藏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秘的地方。
温斯顿的心不由得一阵抽搐，他每次看到戈德斯坦的脸都有一种五味杂陈的痛楚感。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顶着一头冠冕似的蓬松白发，蓄着一小撮山羊胡须——这是一张聪明人的脸，但不知为何觉得天生可鄙，鼻子细长，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年迈昏聩的感觉。这张脸像绵羊的脸，连声音都像绵羊。
戈德斯坦对党的教条进行一贯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如此夸张且有悖常理，连孩子都能一眼看穿，但又似乎不无道理，不免让人心生警惕，以致头脑不及自己清醒的其他人很可能会上当受骗。他辱骂老大哥，谴责党的独裁，要求立即与欧亚国和谈，他还鼓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已遭背叛——所有这些都是以多音节词快速地说出，是对党的演说家的惯常风格的拙劣模仿，甚至掺杂了一些新话词汇。的确，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通常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
自始至终，为避免有人对戈德斯坦那似是而非、哗众取宠的言论所掩盖的事实有所怀疑，电屏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数欧亚国的军队在前进——一排接一排的壮实士兵长着毫无表情的亚洲面孔涌到电屏幕前，随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极其相似的其他士兵。单调而有节奏的军靴行进声构成了戈德斯坦绵羊音的背景音乐。
仇恨会进行还不到半分钟，房间里已有半数人发出了遏制不住的怒吼声，那张自鸣得意的绵羊脸及身后欧亚国军队可怕的威慑力实在叫人难以忍受。此外，看到甚至想到戈德斯坦就不禁令人产生恐惧和愤怒，他比欧亚国或东亚国更频繁地成为仇恨的对象，因为当大洋国与以上任一国进行交战时，它通常会与另一国和平相处。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戈德斯坦被所有人仇恨、鄙视，他的理论每天无数次在讲台、电屏幕、报纸、书本上被批驳、抨击、嘲讽，让普通大众看看这些是多么可鄙的垃圾，但他的影响力似乎从未减弱，总有新的傻瓜等着被他诱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受其指使的间谍和破坏分子。他是一个庞大的影子部队的司令，那是一个由企图推翻政府的阴谋家们组成的地下网络，据说叫“兄弟会”。秘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各种异端邪说之大成，作者正是戈德斯坦，此书在暗中到处流传。它没有书名，人们若不得已提到它，干脆称之为“那本书”。不过，都是些道听途说。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能避免，谁都不愿提“兄弟会”或者“那本书”。
仇恨会在进行到第二分钟时上升到了狂热状态。人们在座位上上蹿下跳，想用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淹没电屏幕里传来的疯狂绵羊音。发色浅黄的矮个女人脸涨得通红，嘴巴一张一翕，像条离开水的鱼。就连神情凝重的奥布赖恩也涨红了脸，他在椅子上坐得笔挺，健硕的胸膛气鼓鼓地颤抖着，仿佛正在忍受电波的袭击。温斯顿身后的黑发姑娘开始叫嚷“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抓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砸向屏幕，击中了戈德斯坦的鼻子又弹开了。那声音不为所动，仍在继续。
在某个清醒的瞬间，温斯顿发现自己在与别人一起叫喊，用鞋跟猛踢座椅的横档。两分钟仇恨会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不是被迫参与，恰恰相反，你会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不出三十秒，一切掩饰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混杂着恐惧与复仇的可怕快意，一种想要杀戮、折磨，用大铁锤击碎人脸的欲望像电流般传遍整个人群，甚至能使人违反本意，把自己变成面容扭曲、尖声厉叫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受到的那种狂怒是一种抽象而盲目的情绪，就像喷灯上的火焰一样，会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
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有指向戈德斯坦，恰恰相反，指向了老大哥、党，以及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屏幕上那个孤独而受尽嘲讽的异端分子，他是谎言世界里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守护人。然而，就在下一刻，他又跟周围的人站到了一起，觉得任何攻击戈德斯坦的言论全部属实。那时候，他对老大哥的暗中憎恨又变成了崇拜。老大哥似乎高高在上，成了不可战胜、无所畏惧的保护神，如巨石般屹立不倒，对抗亚洲的乌合之众。而戈德斯坦尽管孤立无援，连他是否存在还是个疑问，却似乎成了邪恶的巫师，仅凭话语的力量就可将文明的架构摧毁殆尽。
有时候，一个人的仇恨甚至可以随意转换，就像你在噩梦里猛地将自己的头从枕头上扭过来，温斯顿成功地将他对屏幕上那张面孔的仇恨转移到了背后这位黑发姑娘的身上。他的头脑中闪现生动、美丽的幻觉：他会用橡胶棍把她殴打致死；或将她赤身裸体绑到一根木桩上，然后让她像圣塞巴斯蒂安那样被乱箭射死；又或者强暴她，然后在达到高潮时割断她的喉咙。此外，他比以前更清楚自己为什么恨她，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不能如愿，因为她那婀娜柔软的腰肢似乎在诱惑你伸出手臂去搂她，然而围绕它的只有那条可恶的猩红饰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洁的标志。
仇恨会达到了高潮。戈德斯坦的声音变成了真正的绵羊音，有那么一瞬间，这张脸也变成了绵羊脸。接着绵羊脸逐渐化成一个似乎在大步前进的欧亚国士兵，高大吓人，手中的冲锋枪正在咆哮，整个人似乎要从屏幕里跳出来，吓得前排那些人真的从座位上往后退缩。但正当此时，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屏幕上敌人的脸化成了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须，充满力量与超乎寻常的镇静，脸大得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
没人听到老大哥说了什么，无非是一些鼓励的话，类似那种在战斗的喧闹声中所说的话，听不清到底说了什么，但只要说了便能恢复信心。然后，老大哥的脸又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用黑体大写字母书写的党的三条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在屏幕上停留了几秒钟，好像他对每个人的视觉冲击都过于强烈，以至不能立即消失。发色浅黄的矮个女人扑倒在前排椅子的靠背上，颤声低语：“我的救星啊！”她向电屏幕伸出双手，随后又双手掩面，显然在祈祷。
此时，全场人群发出了低沉、缓慢而有节奏的呼喊：“B—B!……B—B! ……B—B! ”一遍又一遍，十分缓慢，两个B之间还有长长的停顿。不知为何，这低沉的声音听上去奇怪地带有野蛮的气息。在如此的背景下，似乎能听到赤脚跺地和手鼓敲打的声音。大约三十秒的时间，他们一直这样呼喊着。在情绪激烈压倒一切时，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压抑声。这部分是对老大哥英明和权威的歌颂，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故意用有节奏的噪音来麻痹自我意识。
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在两分钟仇恨会上，他情不自禁地陷入集体狂乱，但这种非人的“B—B! ……B—B! ”吼叫让他惊恐不已。当然他是和别人一起喊叫的，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掩饰你的感情，控制你的表情，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然而就有这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出卖了他，偏偏就在那一瞬间，那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它的确发生过。
就在那一刻，他遇见了奥布赖恩的目光。奥布赖恩已经起身，摘下了眼镜，正要用他特有的动作把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刹那间，他们四目相对，这件事就这样发生了！温斯顿明白——没错，他明白了！——奥布赖恩正和他想着同样的事。一个确凿无误的信息已传递过来，好像彼此都已敞开心扉，各自的思想通过眼神的交流抵达对方的内心。“我和你一样，”奥布赖恩似乎在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厌恶。不过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但很快，那心领神会的瞬间一闪而逝，奥布赖恩的表情变得和别人一样深不可测。
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但他已不能确定这一切是否发生过。此等事件绝无后续，所起的作用无非让他在内心持有这种信念或希望，即除了他自身，另有他人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巨大的地下阴谋的谣言确有其事——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总有没完没了的逮捕、招供与处决，但仍然难以确定兄弟会并非只是空穴来风。他时而信其有，时而信其无，并无确凿的证据，只有一些瞬间隐约的感觉，也许意义重大，也许毫无意义，无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厕所墙上的模糊涂鸦——甚至两个陌生人相遇，不起眼的手势，看起来都像是接头的暗号，这些都是臆测，很可能都是他想象而来的。
他回到自己的隔间，没有再看奥布赖恩。他几乎从未想过要延续他们的神交瞬间，即使他知道怎么做，但那种危险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只不过在一两秒钟内交换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眼神，故事便戛然而止。但即便如此，对不得已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独中人而言，此事依然难忘。温斯顿挺起身坐得更直，他打了个嗝，杜松子酒从胃里泛了上来。
他又注视着那张纸，他发现在他无助幻想的同时，也在不停地写，这行为不由自主。字迹也不像之前那样潦草难辨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张上龙飞凤舞，用大写字母整整齐齐地书写着：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足足写了半页纸。他不禁感到一阵恐慌，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写这些字并不比写日记更危险。但有那么一刻，他想把写了字的几页撕下来，并彻底放弃写日记。
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不管他是否写下“打倒老大哥”或是忍着没写，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笔不写，也没有什么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了——即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还是会犯——包含其他一切罪行的根本大罪，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隐藏的。你也许能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早晚一定会抓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总是发生在夜里。睡梦中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摇晃你的肩，电筒直射你的双眼，床边围了一圈凶狠的脸。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也没有逮捕报道，人们就这么消失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关于你的任何事情的任何记录都被清除，你曾经的存在也遭否认，而后被遗忘。你被消除了，消灭了，通常说来，就是“被蒸发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开始胡乱涂写：
他们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向我脖子背后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向我脖子背后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往椅背上一靠，略觉惭愧，便放下了笔。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猛地一惊。
已然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一动不动，徒劳地巴望着不管是谁，敲几下就走开。但事与愿违，敲门声还在持续，最糟糕的便是迟迟不去开门。他的心怦怦直跳犹如打鼓，但他的脸由于长期习惯使然，也许仍面无表情。他站起身，步履沉重地向门口走去。第二章思想有罪
抓到门把手时，温斯顿发现日记本还在桌上摊开着。上面写满了“打倒老大哥”，字体大得几乎在房间的另一头也能认出来，这真是愚蠢至极。但他意识到，即使惊慌失措他也不愿意在墨迹未干时合上本子，他不想弄脏乳白色的纸张。
他吸了口气开了门。顿时，如释重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门口站着一个面容苍白，有些憔悴的女人，她头发稀疏、满脸皱纹。“哦，同志，”她以疲惫哀怨的声音开口，“我就觉着听到您进门了，您能过来帮我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池吗？它堵住了，而且——”
原来是帕森斯太太，同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一词党并不怎么赞成——你应当称每个人为“同志”——但你还是会本能地使用该词去称呼一些女人。）这是个年约三十岁的女人，但看起来却要老得多。她给人一种仿佛脸上的皱纹都嵌满了灰尘的印象。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走去，这种业余维修的活儿几乎成了每天都有的烦心事。
胜利大厦是幢老公寓楼，建于一九三〇年前后，现在几乎摇摇欲坠了。天花板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剥落，每逢霜冻，水管都会爆裂，一下雪屋顶便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因为节约运动而完全关闭通常会有一半的热量。维修的事除非你自己动手，不然得经过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批准，就连修窗玻璃这种小事也有可能拖上两年。“当然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嘀咕着。
帕森斯的公寓比温斯顿的要大，是另一种形式的脏乱。所有东西都是一副被击打和践踏过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之前有猛兽闯入。体育用品——曲棍球棒、拳击手套、踢爆的足球、有汗渍的外翻短裤——铺了一地，桌上还有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簿。墙上有几面青年团与侦察队的鲜红旗帜，以及老大哥的巨幅海报。房间与整幢楼一样，弥漫着一股常有的煮白菜的气味。但又混杂着一股更强烈的汗臭味，那汗味——一闻便知，但又说不清为什么——来自某个当时不在现场的人。另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吹用梳子和卫生纸桶做成的喇叭，想要跟上那电屏幕里传来的军乐声。“那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有些忧虑地朝那门口望了一眼，“他们今天没出去，当然——”她有个习惯，话说到一半就停了。
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满得快要溢出来了，那比煮白菜的味道更难闻。温斯顿跪了下来，检查水管弯头的接口处。他讨厌做这种事，他讨厌弯下身子，因为这样总会引得他咳嗽。帕森斯太太无助地在一旁看着他。“当然，如果汤姆在家，他很快就能修好，”她说，“他喜欢干这个，他的手很巧，他真的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有点儿胖，是个愚蠢的活跃分子，带着满腔盲目的热情——是那种唯命是从、忠心不二的喽啰。比起思想警察，党的稳固统治更依赖他们。
他三十五岁时，才很不情愿地被青年团清退。在升入青年团之前，还想方设法在侦察队超龄多待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对智力无甚要求的低级职位。另一方面，他是体育委员会和其他组织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和义务劳动等委员会的领导人物。他会趁抽烟斗的间隙，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他每晚都会出席社区中心的活动。无论他走到哪儿，都会把一股浓烈的汗臭味带到那儿，这也成了他精力旺盛的无言的证明。即使他人走了，汗臭味还留着。“你家有扳手吗？”温斯顿摸索着接口处的螺帽问道。“扳手，”帕森斯太太说着声音就变弱了，“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的踩踏声和用梳子吹出的喇叭声，孩子们冲进了客厅。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忍住恶心拿掉了那团堵住水管的头发。他用冰冷的自来水尽量把手指冲洗干净，然后回到另一个房间。“举起手来！”一个野蛮的声音喊道。
一个长相英俊却神情凶恶的九岁男孩儿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拿着玩具枪威胁他，而小他两岁的妹妹也拿着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俩都穿着蓝色的短裤、灰色的衬衣，戴着红领巾，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但总有种不安的感觉，男孩儿的样子如此凶狠，不完全是在玩游戏。“你这个卖国贼！”男孩儿叫喊道，“你是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蒸发你！我要把你弄到盐矿去！”
突然，他俩围着他跳跃，叫嚷着“卖国贼！”“思想犯！”小女孩儿的每个动作都在模仿他的哥哥。这真让人有点儿后怕，怕嬉闹的幼虎很快就会长成食人的猛兽。男孩儿的眼神狡猾凶残，他想对温斯顿又踢又打的欲望暴露无遗，而且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能长大做这事了。幸亏他手里拿的不是真枪，温斯顿想。
帕森斯太太的眼神不安地在温斯顿和孩子之间游走，在客厅较亮的灯光下，他有趣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嵌着灰尘。“他们真是太闹了，”她说，“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所以失望了，就为了这事。我忙得没法带他们去，而汤姆又不能按时下班。”“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男孩儿大声吼道。“要去看绞刑！要去看绞刑！”小女孩儿一边喊叫一边蹦跳。
温斯顿想起来了，今天晚上，几个欧亚国的囚犯将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月一次，是很受欢迎的盛事，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辞，朝门口走去。
在过道上还没走几步，脖子后面就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打了一下，疼痛难忍，就好像有一根烧红的铁丝刺了进去。他转过身，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拖着她的儿子进了房门，那男孩儿正往口袋里塞一把弹弓。“戈德斯坦！”男孩儿被关进门时大吼了一声。但最让温斯顿惊骇的还是那女人灰暗的脸上那无可奈何的惊恐表情。
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他快步经过电屏幕，重新在那张桌子前坐下来，还继续揉着脖子。电屏幕里音乐已停，一个吐字清晰的军方声音，带着残忍和狂喜的语气，正在读一篇关于新式浮动堡垒上的武器装备的文字，该浮堡位于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
他想：带着那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定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再过一两年，他们会日夜监视她，以便发现她异端思想的征兆。现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很可怕。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之类的组织，他们都被系统地训练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反对党纪的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及与党相关的一切。唱歌、游行、挥旗、远足、木枪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光荣而有趣的事。他们的凶残特性展露无遗，直指国家公敌、外国人、卖国贼、破坏分子、思想犯等。年过三十的人几乎都会害怕自己的孩子，这都是因为《泰晤士报》每隔一周就会刊登一篇小密探如何偷听的报道——一般用的是“小英雄”这个词——偷听到了父母的一些危险的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
被弹弓打到的疼痛已逐渐消退。他心不在焉地拿起钢笔，寻思着是否还有什么可以写进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赖恩。
多年前——有多久？七年肯定有了——他梦到自己正穿过一个漆黑的房间，有个坐在他身边的人在他经过时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这句话说得很平静，几乎是漫不经心的——是个陈述，而非命令。他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奇怪的是当时在梦里这句话并未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到后来它似乎才逐渐显现出意义。
他现在已不记得第一次见到奥布赖恩是在这个梦之前还是梦之后，也不记得第一次辨认出奥布赖恩的声音是在什么时候。但无论如何，总算是辨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和他说话的就是奥布赖恩。
温斯顿一直未能确定——即使今早和奥布赖恩的目光一闪而过，他仍不能确定——奥布赖恩终究是敌是友。但这似乎无关紧要。他们心有灵犀，这比友情或同志之情更重要。“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曾经说过。温斯顿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它会以某种方式实现。
电屏幕里的话暂停了。一阵清脆悦耳的小号声回荡在停滞的空气中。刺耳的话音又继续响起：“注意！各位请注意！现在插播一则来自马拉巴尔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大获全胜。我受权宣布，这次胜利很可能推动战争结束的进程。急电如下——”“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然不出所料，在播报完如何血淋淋地歼灭一支欧亚国军队及杀敌、俘虏的骇人数字后，通告来了，从下周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个嗝，杜松子酒的酒劲儿正在消退，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屏幕里——也许为了庆祝战争顺利，也许为了冲淡减少供应巧克力的记忆——奏响了《为了你，大洋国》。按理此时应该立正，但电屏幕看不到他此刻的位置。《为了你，大洋国》之后播放的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前，保持背对屏幕的姿势。天气依然晴朗而清冷，远方某处，一颗火箭弹爆炸了，沉闷的轰鸣声在空中回荡。现在的伦敦每周要投下二三十颗这样的火箭弹。
在下面的街道上，冷风把那张破损的海报吹得啪啪响，“英社”两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过去的变化无常。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游荡，迷失在一个怪兽的世界里，自己也化身为怪兽。他茕茕孑立，过去已死，未来不可知。他如何确定有个活人站在他这边呢？又怎么知道党的统治不会长久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近在眼前，仿佛给出了问题的答案：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硬币的一面用纤细而清晰的字母刻着这三句口号，另一面则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籍封面上、旗帜上、海报上及烟盒上——无所不在。那双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也总是在你耳边环绕。不管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洗澡还是在睡觉——无处可逃。除了你脑袋里面的几立方厘米，没有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
夕阳西斜，真理部的无数扇窗户因为没了阳光的照耀显得阴森可怕，如同堡垒上的枪眼。面对这座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建筑，他的心不由得一阵畏缩。它太坚固了，无法摧毁，一千颗火箭弹也炸不掉它。他又开始寻思这日记到底为谁而写？为将来、为过去——为一个也许是幻想中的时代。等在他面前的不是死亡而是消灭。日记将化为灰烬，而他自己也将被蒸发。只有思想警察能读到他写了什么，然后他们会销毁它，从记忆中抹杀。当你的任何痕迹，甚至连纸片上随意涂的一个未知单词都不可能实际存在时，你如何向未来呼吁呢？
电屏幕里的钟敲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得赶在十四点半之前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报时的钟声似乎使他换了一种心情。他像个孤魂野鬼，诉说着谁都不会听到的一个真理。但不知为何，只要说出来，连续性就不会被打断。不必让旁人听到，只要保持头脑清醒，就能将人类的传统延续下去。他回到桌前，蘸了蘸钢笔，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那个思想自由、人人与众不同、但毫不孤独的时代——致真理尚存、事实不被抹杀的时代：
从一个一成不变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一个老大哥的时代，从一个双重思想的时代——致礼！
他反省自己已经死了。对他而言，只有现在，当他开始能够理清自己的思绪时，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切行动的结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现在，既然他已承认自己是个已死之人，尽可能活得长久变得尤其重要。他右手有两个手指沾上了墨水，这很可能就是出卖他的细节。部里某个爱打听的好事者（可能是个女人，如那个浅黄头发的矮个女人或小说司里那个黑发姑娘）也许会怀疑为什么他要在午餐休息时写东西，为什么他要用一支老式的钢笔，他到底在写什么——然后向有关部门暗示这件事。他走进浴室，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翼翼地擦掉墨迹。这种肥皂能像砂纸那样打磨你的皮肤，因此，用来清除墨迹倒是不错。
他把日记本放回抽屉，想要藏它简直徒劳。但他至少要想办法确认它是否已被人发现，夹根头发太明显了，他用指尖蘸起一粒尚可辨认的白色尘埃放在封面的一角，若是有人动过这本子，它一定会被抖落。第三章初见黄金乡
温斯顿梦到了他的母亲。
他想：母亲失踪时，他大概十岁或者十一岁。她身材高挑，仪态端庄，很少说话，动作缓慢，还有一头极美的金发。至于父亲，他的印象就更模糊了。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穿着一身整洁的深色衣服（他尤其记得父亲的鞋底很薄），戴着一副眼镜。他们俩显然是在五十年代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中“消失”的。
此刻，他正梦到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某个地方，臂弯里躺着他的妹妹。他完全想不起妹妹的模样了，只记得她是个瘦小虚弱的小婴儿，总是很安静，有一双警觉的大眼睛。她俩都抬头望着他，她们是在地下的某个地方——比如说井底或墓穴里——那是个已然离他很远，却仍在不停下沉的地方。
她们在一艘沉船的船舱里，透过逐渐变深的海水仰望着他。船舱里尚有空气，她们还能见到他，他也能见到她们。但她们却一直往下沉，往绿色的海水深处沉去。不一会儿，那海水定会让她们从他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他在有亮光有空气的地方，而她们正在被死亡一点点吸噬至死。她们之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明白这一点，她们也明白，他可以从她们脸上看出这一点。无论脸上还是心里，她们全无责备之意，只是明白为了让他能继续活下去，她们必须死去，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在梦里他明白，母亲和妹妹其实是为他而牺牲的。有一些梦虽保留了梦境的特点，但也是人的思维活动的延续，即使梦醒，仍觉得梦中的所见所想似乎依然鲜活而珍贵，这个梦便是如此。
此刻，温斯顿突然想到母亲近三十年前的死是个悲剧，令人哀痛，这在如今已绝无可能。他认为悲剧只属于遥远的旧时代，在那个时代尚有隐私、爱情和友谊，一家人互相扶持而不必问原因。一想到母亲他心如刀割，因为她至死都爱着他，而他却因为年幼、自私不懂得用爱来报答她。不知为什么，他已经不记得是怎么一回事了，她为了内心一个坚定的忠贞信念而牺牲了自己。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今天只有无尽的恐惧、仇恨和痛苦，但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或复杂的哀痛。所有这一切，他似乎从母亲和妹妹睁大的眼睛里看到了，她们从那绿水深处抬头望着他。已经几百英寸深了，可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片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日的黄昏，夕阳的余晖将大地染成金黄色。这景色如此频繁地在他的梦里出现，以至于他不能确定是否在现实世界中遇到过。梦醒后，他称之为黄金乡。那是个被野兔啃咬过的古老牧场，一条步行小径蜿蜒其中，到处都是鼹鼠打洞时堆出的小土丘。牧场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边，榆树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曳，一簇簇茂密的树叶在微微抖动，宛如秀发。近在咫尺却无法看到的某个地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在徐徐流淌。柳树下，鲮鱼在溪潭里缓缓游弋。
那个黑发姑娘正穿过牧场朝那些柳树走去，她似乎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不屑地扔向一旁。她的胴体洁白光滑，但丝毫勾不起他的欲望。说真的，他都没怎么看她。此刻他满脑子都是对她扔衣服这一动作的钦佩之情。就这么优雅、随性地一扔，似乎摧毁了整个文化和思想体系，这个漂亮的挥手动作也将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消灭于无形。这个动作同样属于遥远的旧时代。温斯顿醒来时，嘴里正念叨着“莎士比亚”。
电屏幕发出一阵刺耳的哨音，这声音以同一个调子持续了三十秒钟。此刻正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间。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全身赤裸，因为一个外围党党员每年只有三千张配给券，而一套睡衣就要六百张——他抓起搭在椅子背上的脏背心和一条短裤。
体操在三分钟后开始。这时，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他直不起腰来，几乎每天起床后都要被折磨一阵子。咳嗽彻底清空了他的肺，他只得平躺下，深喘几口气，才开始恢复呼吸。他因用力咳嗽而青筋毕露，这时静脉曲张溃疡处又痒了起来。“三十到四十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尖叫道，“三十到四十组！请站好位置。三十到四十组！”
温斯顿一跃而起，在电屏幕前站好。一个年轻女人已出现在电屏幕上，骨瘦如柴，但肌肉发达，穿着束腰运动衣与运动鞋。“伸屈胳膊！”她厉声喊道，“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加油，同志们，拿出点精神来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引发的疼痛尚未驱散梦境留给温斯顿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动作多少又恢复了那个印象。他一边机械地挥动着胳膊，脸上挂着做体操时被认为合适的愉快表情，一边拼命地回忆模糊的幼年时代。这实在是太难了，五十年代后期以前发生的一切都被淡忘了。找不到可以参考的外部资料，甚至连自己的生活轨迹都模糊不清了。你所记得的重大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记得事情的细节但又无法重温当时的气氛，还有一段段漫长的空白期，你想不起来发生过什么。那时的一切都和现在不同，甚至连国家的名字、版图的形状都不一样了。比如，第一空域当时并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叫英格兰或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就叫伦敦，他对此很有把握。
温斯顿记不清他们国家什么时候不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很显然在他的童年时代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早期的记忆里就有一次似乎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空袭，也许就是原子弹轰炸科尔切斯特那次。他已不记得空袭本身这件事，但他还记得父亲紧紧攥着他的手，急急忙忙往下走啊走，走到地下一个很深的地方，绕过一圈又一圈的螺旋楼梯，最后，他走得双腿发软，哭了起来，他们这才停下来休息。他母亲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迟缓而恍惚，怀里抱着他妹妹——也许只是抱着一捆毯子，他不确定当时妹妹是否已出生。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嘈杂、拥挤的地方，他认出那是一个地铁站。
石板地上坐满了人，还有人挨挤着坐在双层铁板铺位上。温斯顿和他的父母在地板上找到一块地方，他们身旁有一对老先生和老太太，并肩坐在一个铺位上。老先生穿一身体面的黑色套装，后脑勺扣着一顶黑布帽，露出花白的头发。他满脸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浑身散发出浓烈的杜松子酒味，就好像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渗出来似的，让人不禁联想他眼里涌出的纯粹是杜松子酒。虽有几分醉意，但也经历着难以忍受的切肤之痛。温斯顿幼小的心灵，隐隐感觉到，一定有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无法原谅也无法弥补的事情发生过。他好像知道是什么事了，老先生深爱的某人——也许是他的小孙女——被炸死了。每隔几分钟，他都会重复道：“我们不该信任他们。我说过的，孩子他妈，不是吗？这就是信任他们的后果。我一直说，我们不该信任那帮浑蛋！”
但他们不该信任哪帮浑蛋，温斯顿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大约从那时起，战争便持续不断。不过严格说来，也并非一直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的童年时代，伦敦就连续好几个月发生街头混战，有些他还记忆犹新。然而要想追述那段历史，说出某个时段谁和谁打仗，已绝无可能，因为既没有任何书面记载，也没有在任何讲话中提及除了目前的同盟国是否还有别的同盟国。
譬如当下，在一九八四年（如果真是一九八四年），大洋国与欧亚国交战，与东亚国结盟。无论在公开或私下讲话中，都没有人承认这三国曾经有过其他盟约关系。其实，温斯顿记得一清二楚，大洋国与东亚国交战、与欧亚国结盟只有四年时间，但这只是他记忆力失控而碰巧暗中知道的一点儿事。按官方说法，大洋国从未更换过盟友，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那他就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现在的敌人总是代表绝对的邪恶，因此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能与其达成什么协议。
令人恐惧的是，当他努力将肩膀往后仰时（手撑在臀部，腰部以上做旋转运动，据说这对背部有好处），他曾千万次想到——令人恐惧的是，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如果党能插手干涉过去之事，说这件事、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岂不是比单一的拷打和死亡更可怕吗？
党说大洋国从未与欧亚国结盟，而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就在短短的四年前大洋国曾与欧亚国结盟。但这种认知存于何处呢？仅存于他自己的意识里。而且不管怎样，肯定很快就会被消灭。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接受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记录都千篇一律——那谎言就会被载入史册而成为事实。“谁控制过去，”党的口号这样说，“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然而过去，虽然其本质可改变，但从未被改变。任何现在真实的事情将来永远都是真实的。这其实很简单，你所需的无非就是一次次战胜自己的记忆。他们称这为“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便是“双重思想”。“稍息！”女教练喊道，声音柔和一点儿了。
温斯顿垂下手臂，缓缓吸了口气，他的大脑滑向了双重思想迷宫般的世界。知与不知：明知事实的全部真相却说着精心编织的谎言；同时持有两种相抵触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却两者皆信；用逻辑来推翻逻辑；否定道德却又拥护道德；不相信民主却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在需要时重拾记忆，然后再次迅速忘掉。尤其是，对方法本身也要如法炮制，这简直太玄妙：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然后就意识不到刚才对自己实施的催眠行为。甚至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也得用到双重思想。
教练又叫他们立正。“现在看看我们当中谁能摸到脚尖！”她热情地喊道，“请从臀部往下弯，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厌恶这节体操，这会让他从脚后跟一直刺痛到臀部，又常常以咳嗽再次发作而结束。他在沉思中得到的一点儿乐趣也荡然无存了。“过去，”他想，“岂止是被篡改，其实是被毁灭。”因为当所有的记录都不复存在而只剩你自己的记忆，你又怎能确定一件哪怕是显而易见的事？
他努力回忆第一次听到老大哥这个名字是在哪一年，他想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一年，但又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中老大哥从建党初期就是革命的领导者和捍卫者。他的丰功伟绩被逐步追溯，一直追溯到不可思议的三四十年代。当时资本家们戴着古怪的圆筒礼帽，坐在锃亮的豪华汽车里，或坐在镶有玻璃窗的马车里，穿梭在伦敦的大街上。无人知晓这种传说有几分真实，又有几分杜撰。
温斯顿甚至不记得党是何时成立的，他不确定自己在一九六〇年以前是否听说过“英社”这个词，但它有可能以其旧话的形式——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早就流行开来。一切都在迷雾之中。有时候，你的确很清楚哪些一定是谎言，但其实不然。譬如，党史声称是党发明了飞机，而他记得在他孩提时代就有飞机了，但你什么都无法证明，没有任何证据。他这一生仅有一次掌握了某历史事件被篡改的确凿证据。那一次——“史密斯！”电屏幕那里传来了泼妇般的尖叫声，“6079号温·史密斯！对，说你呢！请再弯低点儿！你能做得更好，但你没尽力。请再低点儿！这样好多了，同志。现在稍息，全体看我做。”
温斯顿突然冒出一身热汗。他的面部表情看上去神秘莫测——千万不要显露出沮丧！千万不要显露出怨恨！眼神一闪就有可能暴露自己。他站着看女教练把手举过头顶——不能说很优雅，但特别干脆利落——弯下身子，把手指第一个关节垫到了脚尖下面。“瞧，同志们！这就是我想要看到你们做的。再看我做一遍。我已经三十九岁了，生过四个孩子。你们瞧，”她又弯下腰，“你们看我的膝盖没有弯，如果你们想做也能做到。”
她边说边直起身子：“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人完全能碰到自己的脚尖，我们并非人人都有机会上前线，但至少能保持身体健康。记住我们在马拉巴尔前线的那些小伙子！还有浮堡上的士兵们！想想他们需要忍受什么。现在再试一次。好点儿了，同志，好很多了。”
她对温斯顿鼓励道。而他猛地弯下腰，终于碰到了脚尖，这是他若干年来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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