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楼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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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全二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黄楼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9.10（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14135-1
Ⅰ.神… Ⅱ.黄… Ⅲ.宦官-研究-中国-唐代 Ⅳ.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2940号
书 名 神策军与中晚席宦官政治（全二册）
著 者 黄楼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樊玉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 41 插页 4 字数 610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135-1
定 价 148.00元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引言
本书以“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为题，对这一时期所独有的“宦官政治”诸问题展开探讨。所谓“宦官政治”，乃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宦官集团之势力全面干预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甚至左右朝政，凌驾君主之上的一种畸形的政治格局。中晚唐宦官政治起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神策两军中尉制创立，止于昭宗天复三年（903）朱全忠尽诛宦官，前后延续一百余年。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中晚唐常被视为衰世、乱世。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学界常概括为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三大问题。如所周知，政治演进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历史进程，用并列的三大问题概括，虽无大误，却把中晚唐政治史条块分割为三部分，有片面化、简单化的嫌疑，无法体现唐宋社会剧变中政治演进的历史规律，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中晚唐政治史理应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近些年来，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受到普遍重视。根据唐宋变革论的假说，由唐入宋，政治史领域内最显著的变革是君主独裁权力的强化。但是核诸史实，中晚唐时期，特别是宪宗遇弑以后，皇权对内受制于宦官，甚至君主废立皆出其手，对外则威权不行，致使朋党大兴、藩镇跋扈。这与唐宋变革的理论预设完全相反。论及中晚唐皇权问题时变革论支持者多语焉不详，迄今尚无有说服力的解说。
我们注意到，中晚唐皇权不振是因为皇权受到宦官集团的挟制，而唐宋变革论中只讨论君主的独裁权力，没有充分考虑宦官的因素。与皇权不振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晚唐宦官集团权势迅速膨胀。军事上，宦官集团通过神策两军中尉控制了长安及京西北地区朝廷直接控制的所有军队，并以庞大的监军系统监控各地藩镇。经济上，宦官集团以赡军为名，攫取大量经济权益，卖官鬻爵，收受羡余，积蓄内库财赋。政治上，宦官集团通过枢密使侵夺宰相相权，参掌军国机密，形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独特格局。最后，宦官集团还操纵君主废立，立君、废君、弑君，有如儿戏。非常明显，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皇帝权威都受到宦官集团的挟制。在中国古代，皇权旁落，被其他政治势力长期挟制的情况，唐代并非首次。此之前情形最为接近的一次是永嘉之乱后的东晋王朝。晋室南渡后，政治秩序的重建主要仰仗门阀士族，门阀士族在政治、军事上占据强势地位，故东晋政治被称为“门[1]阀政治”。以此类推，中晚唐政治军事秩序的重建，宦官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军事、政治上都居于强势地位。某种意义上说，中晚唐政治也可以用“宦官政治”一词加以概括。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东晋门阀政治是在晋室南渡、“五胡乱华”这一社会大动荡之后重建的社会政治新秩序。同样，中晚唐宦官政治则是在安史之乱这一大动乱冲击之下重建的社会政治新秩序。通过对宦官政治这一论题的研究，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学术难点问题作出贡献。（一）有助于解释唐宋社会转型的历史衔接问题。如前所述，唐宋变革论在论及中晚唐时有一明显悖论，即理论上君主独裁应该是不断强化的，事实上中晚唐皇权却不断遭到削弱。关于中晚唐宦官政治的研究可以对唐宋变革论作出适当的回应。（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皇权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之后，皇权不断强化是总的发展趋势。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皇权也会受到外力的抑制而短暂衰落。从历史上看，皇权或受制于外戚，或受制于权相，或受制于士族，中晚唐则受制于宦官。对宦官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皇权政治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某些规律。（三）有助于理解汉、唐、明三朝宦官干政的历史差异问题。汉、唐、明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跋扈的时期。汉、明两朝宦官只是皇权的延伸，皇帝可以罢废甚至处死宦官。但是，中晚唐宦官形成了庞大的使职系统，不仅与南衙朝臣抗衡，甚至可以废立君王。同历史上的权臣擅政一样，中晚唐皇帝不堪受制，屡次谋诛宦官，却以失败告终。如果我们仍然沿用成说，把宦官权力视为皇权的一部分，无疑不足以揭示唐代宦官干政的特点，在理论上也有削足适履之嫌。“宦官政治”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一论题展开的探讨，对揭示中晚唐宦官问题的历史特质将大有裨益。
中晚唐宦官政治牵涉的问题非常广泛，神策军外镇、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等，凡此期间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多与之有关。如能以宦官政治为主线，从新的研究角度对这些历史事件重加讨论，或许可以建构一个耳目一新的中晚唐政治史解说体系，其价值不言而喻。二、研究史回顾与展望
目前学界已公开发表了若干以“宦官政治”为题的论文或专著[2]，但与本书所论“宦官政治”名同而实异。本书所论“宦官政治”不是泛指与宦官有关的政治现象，而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宦官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畸形政治格局，它存在而且仅存在于中晚唐时期。这一论题内容广泛，旁及中晚唐军事制度、朋党之争、君相关系、皇位之争等诸多问题，学界已有非常丰厚的研究积淀。限于篇幅，今择其最有代表性且与本书密切相关的论著略述如下。（一）神策军及其他禁军
封建皇权是唐代宦官权力的最初来源，唐代宦官权势最强力的支持来自神策军军权。以神策军为核心的中晚唐军事制度是本书讨论宦官政治的逻辑切入点。关于中晚唐军制，《新唐书》卷五〇《兵志》[3]有专门记载，但是讹误颇多，唐长孺先生《唐书兵志笺正》有许多精审的考辨。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神策禁军的发展》较早对神策军[4]问题展开讨论。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5]政局》是关于神策军的一部专著，对神策军与永贞内禅关系的个案[6]分析颇具价值。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的北衙六军述略》等文对唐代神策军、六军以及神策军外镇问题作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7]赵雨乐《唐代的飞龙厩和飞龙使——以大明宫的防卫为中心》讨论了唐代飞龙使及其管辖下的飞龙兵在宫廷军事政变中的作用。齐勇锋[8]《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则认为唐后期中央宿卫体制仍然是南、北衙分治。
从整体上看，目前学界对神策军的研究多局限于制度层面上的梳理。对神策军前后沿革的原因、过程等研究相对薄弱。事实上，中晚唐神策军前后经过几次崩溃和重建。代宗时藩镇军体制下的神策军、德宗时“六军化”的神策军、僖宗幸蜀时的神策十军，虽然同称神策军，但是前后差异很大。至于规模庞大、形态复杂的神策京西北诸城镇问题，研究也非常薄弱，成果不多。（二）唐代宦官制度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唐代宦官逐渐成为唐史研究的热门问题，矢野主税、室永芳三、马良怀、牛志平、杜文玉、王寿南等学者都有持续的研究。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宦官—侧近政治の构造—》[9]是较早关注宦官问题的专著。矢野主税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在上世纪50年代即撰写系列论文，对唐代宦官充当的枢密使、监军使等[10]问题展开讨论。室永芳三稍后也连续发表系列论文，对唐代内侍[11]省作了详细的考证。这些研究时间上早于国内学者二十余年，许多开创性的论点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中国学者方面，目前已公开出版相关学术专著五部。1971年，王寿南在台湾出版了《唐代宦官权势[12][13]之研究》，其后修订为《唐代的宦官》一书，书中对唐代宦官权势获得的原因、维持、演变及其政治影响作了深入研究。马良怀[14][15]《士人、皇帝、宦官》、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对唐代宦[16]官制度亦有比较系统的论述。王守栋《唐代宦官政治》，是此前关于宦官制度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单篇论文方面，相关研究亦颇为丰[17]厚。陈仲安《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以刘行深、杨钦义等宦官世家为典型，讨论了唐代后期宦官高级职位长期把持在几个家族中的情[18]况。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规模庞大的内诸司使系统。杜文玉先生长期关注唐代宦官世家问题，先后撰写《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代吴氏宦官家族研究》《唐代宦官刘弘规家族世系考述》《唐代宦官梁守谦家族世[19]系考》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充分利用出土墓志等新史料，把仇、孙、梁、王、彭、吴等宦官世家的情况第一次公布于世。此外，杜文玉先生还撰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等十余篇研究宦官的论文[20]，限于篇幅，兹不赘举。这些颇具开创性的研究，为本书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近年来，研究唐代宦官的学者队伍呈现扩大趋势，除中、日学者外，亦有韩国学者加入其中。韩国学者柳浚炯相继发表《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的等级化》《唐代地方监军制度的变化及其意[21]义——以宦官监军和皇权之关系为中心》等论文，表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
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唐代宦官的若干特征日渐明晰。同汉、明等朝宦官相比，唐代宦官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一，中晚唐时期，宦官可以娶妻，收养子女，组建家庭。宦官集团还比拟外朝的士族高门，通过收养养子等手段，形成了绵亘几十年的宦官世家。其二，唐代宦官“官僚化”特征明显。不仅有体系完备的内侍省，还形成以两军中尉和枢密使为核心的内诸使司系统，足以与宰相为首的南衙百司相抗衡。这两大特点，直接弱化了宦官集团对皇权的依附性，与本书讨论的“宦官政治”也息息相关。（三）宦官集团与皇位继承之争
中晚唐南衙百官的权力遭到宦官集团的侵夺，政治重心由外廷转到内廷。宫廷皇位之争，事涉暧昧，历来倍受史学家瞩目。吕思勉先[22]生《隋唐五代史》虽为通史体裁，但对唐代诸帝皇位继承问题多[23]有精辟之论。陈寅恪先生《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以小说证史，揭示元和末宪宗遇弑的真相。黄永年先生《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
[24]死》一文从内外朝党争入手，认为穆宗为弑逆宪宗的幕后主谋。唐末宣宗出家为僧说颇为流行，岑仲勉先生《唐史余瀋》“宣宗遇害之谰言”条曾对此说进行驳斥。
中晚唐宫廷政变频仍，宫闱之事多出暧昧，亦有文士官僚卷入其中，当日社会上即有大量的政治谰言，文献记载颇为芜杂。有些研究者只关注对自己有利的材料，立论稍嫌武断。中晚唐几次废立事件，皆由宦官集团主导，互相间存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目前学界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的考论，主要是某位皇帝的个案研究，未能做到前后融通。如能有一条线索贯通前后历次皇位之争，厘清中晚唐皇位继承问题的前后演变脉络，无疑会把中晚唐政治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四）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政治
宦官政治势力向外廷渗透，最核心的表现是枢密使成为中枢决策[25]的主要成员。关于枢密使和枢密院，继矢野主税以后，相关研究[26]成果颇多，如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李鸿宾《唐代枢密使[27][28]考略》、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等，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29]密院研究》一书是目前研究唐宋枢密使制度的集大成者。尽管学界对枢密使及其职掌作了大量探讨，但是受相关史料的限制，研究仍有明显不足，随着相关墓志石刻等新史料的刊布，部分观点还需作出进一步的修订。
宦官势力染指外廷官僚政治，势必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官僚集团的政争，即牛李党争，也打上宦官政治的烙印。关于牛李党争问题，日本学者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
[30]望》一文有非常精辟的概述。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唐代政[31]治史述论稿》提出李党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牛党是重科举的新兴文辞进士集团，这一论点过去流传甚广。但是岑仲勉先生从实证的角度，证得陈氏所论牛、李人物绝大部分都是科举进士出身。日本学者砺波护排列牛党四十一人，李党二十二人，所得结论与岑仲勉[32]基本一致。李党是进步的改革派，牛党是苟安的保守派的观念逐渐为学人所接受。近些年来，在牛李党争概念本身的阐释上取得一些[33]突破。周建国《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中指出，从古至今在评论牛李党争问题上对“党”的概念很不统一，牛党、李党之“党”指政治派别，“李德裕无党”之“党”则是指贬义的“朋党”之“党”，这种见解是颇为独到的。但是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始时间，目前仍有较大争议。可以想见，相关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学界牛李党争的研究误区在于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党争本身，对党争之外的相关问题关注不够。相关史实已反复证明，牛李双方的政治进退并不是以自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一次宫廷政变足以彻底改变一派官僚的命运。这也就是说，牛李党争本身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脱离依附者而专言党争，很难触及问题本质。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中后期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内廷宦官勾结外廷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氏党派之[34]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今以“宦官政治”的角度论之，此论尤为精要。
除牛李党争外，宦官集团与外廷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还有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革新”，以及文宗朝李训、郑注集团发动的“甘露之变”。1949年后，大陆长期流行“永贞革新”的提法，[35]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是其代表性论文。王文认为王叔文集团代表庶族地主阶级的新兴力量，与宦官、藩镇豪族地主阶级旧势力进行斗争。1971年，章士钊出版了近百万言的巨[36]著《柳文指要》，“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37]，书中广征博引，对永贞新政及王叔文都有很高的评价。上世纪[38]末，此说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认为王叔文集团既不算革新运动，更不是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斗争。其后，研究重心逐渐由史学研究转向文学研究，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39]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甘露之变”的论著也颇为丰富。田廷柱《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
[40]变》认为文宗参与了甘露之变的谋划并在事变中配合了李训等人[41]的行动，汪篯《隋唐史杂记》指出唐代少数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而很快归于失败。卢向前先生也发表系列研究论文，收于氏著《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
[42]它》，书中通过扎实的史实考证，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把甘露之变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由于大陆历史学界在“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上长期存在以论代史，以成败论英雄等研究倾向，很少有学者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如果从中晚唐“宦官政治”的全局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王叔文、王伾、李训、郑注等人，或以棋、或以书、或以医、或以经，皆以一技之长为皇帝所幸，其政治进退亦全仰仗皇帝一人，政治身份颇为类似。在宦官专擅跋扈的背景下，皇帝若不甘于被挟制，势必要联合周边的政治力量进行抗争。鉴于牛、李两党官僚皆与宦官有牵连，能为皇帝所用者只有身边的近幸侍臣。因此，王叔文、王伾集团和李训、郑注集团登上历史舞台，自有其存在的政治空间和历史合理性。若能以“宦官政治”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应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历史认识。
唐代宦官势力延及外朝，不可能仅局促于长安一地，势必还进一步向各地藩镇渗透。宦官势力在藩镇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遍布诸道的宦[43]官监军使。矢野主税《唐末监军使制にっぃて》，首次肯定了监军使对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作用。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44][45]、何敦铧《唐代宦官集团势力及其在藩镇监军的影响》对中晚唐宦官监军之制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的整理。赵和平《〈记室备要〉初[46]步研究》一文据敦煌文书《记室备要》，考证出枢密使是各地监军的“长官”。这一结论为考察监军使与内朝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运作模式提供了新的线索。随着大批宦官墓志的陆续刊布，监军使问题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五）关于唐宋社会变革
唐宋变革论由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首倡。该假说将唐宋之际的变化看作是中国由“中世”走向“近世”的分水岭。这一历史分期理论在日本引起京都学派和历研派的长期论战，在欧美汉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唐宋变革论成为大陆唐宋史学界激烈讨论的热点问题。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47][48]说及影响》、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分别从学术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柳立言《何谓[49]“唐宋变革”》对研究领域中削足适履，把“变革”泛化为“转变”的研究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柳文指出，“我们没有必要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本书以为“宦官政治”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相关史学理论。谨慎而批判地对待“唐宋变革论”，是本书所持基本立场。
最后特别提到的是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如所周知，宽泛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可以指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格局。但此书所讨论的“门阀政治”主要指东晋“王与马共天下”这种皇权政治的变态形式，在概念界定上别具一格，并由此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该书对本书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晚唐宦官集团既控制军权，又握有财赋，还形成绵亘不绝的世家，这与东晋的门阀贵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从历史背景看，两者都经历了严重的军事叛乱，旧的政治秩序被严重破坏，但是仍有一定的生命力。皇权丧失了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只能让渡部分权力给可以提供庇护的政治势力。在东晋是控制北府兵的门阀世族，在中晚唐则是操控神策军的宦官集团。因此，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皇权政治都是一种变态形式。田先生指出，“门阀政治是皇权的变态，它来自皇权，又逐渐回归于皇权政治”。宦官的权力中枢枢密院，入宋以后与中书对举，并号“二府”，这正是宦官政治向皇权政治的回归的具体表现。我们认为，中晚唐宦官政治也是皇权政治在唐宋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变态形式。田先生的结论，活用在中晚唐宦官政治上，大体也是可以成立的。三、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研究中晚唐宦官政治，首先要找出论证的逻辑起点，亦即宦官政治得以形成的原因。汉、唐、明是宦官擅政最为严重的三个朝代。但是，汉、明两代，宦官基本上依附于皇权，不论宦官如何骄横，皇帝一纸诏书即可将其除去。唐代独不然，宦官凌驾君主之上，立君、废君、弑君，有如儿戏。皇帝几次联合朝官谋诛宦官，最后无不遭到惨败，招致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司马光曾比较汉、唐宦官专权异同，[50]认为原因在于“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此论甚是。唐代宦官废立君主，干预朝政，根源皆在于宦官控制宿卫宫禁的神策军。故中晚唐时期中央禁卫军事体系是我们研究宦官政治的切入点。
中晚唐宦官政治，始于宦官操控禁军军权。宦官由军权而得权柄，其后宫内恣横跋扈，弑君废君，进而染指外朝，左右朝政，再则威权延及地方，监控藩镇动向。以此逻辑顺序，本书拟分四编逐次展开讨论。
第一编集中讨论中晚唐神策军问题。唐代神策军从安史之乱爆发后由河陇入援的数千藩镇行营军发展为规模十余万的北门禁军，组织结构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鱼朝恩时期，神策军沿用藩镇军结构，最高长官为都知兵马使。大历中，代宗诛鱼朝恩，罢宦官典兵权。德宗建中年间削藩战争失败，原神策军体系崩溃。反正之后，德宗重建神策军体系。新组建的神策军分左、右两军，置神策大将军、将军，结构上开始“六军化”。贞元十二年（796），德宗正式设置神策两军中尉，宦官成为神策军最高军事长官。除两军中尉外，中尉副使、都判官等重要职务也由宦官充任。代宗得诛鱼朝恩，原因在于宦官典兵没有制度化，皇帝可以随时任用其他武人代之。德宗置两军中尉后，宦官典兵遂不可去。司马光称唐代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51]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所谓“成于德宗”，即主要针对两军中尉制而言。神策两军中尉制创立后，包括京西北神策城镇在内，几乎朝廷能直接控制的军队都被宦官控制，这标志着宦官政治的开始。
找出神策两军中尉制度这个逻辑起点后，下一步就是讨论宦官集团如何依托神策军专擅朝政的问题。宦官集团扩张权势，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内廷发展，在宫廷作威作福；二是向外廷发展，在庙堂侵夺文武百官之权；最后从中央延及各地藩镇。本书二、三、四编分别围绕“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宦官集团与外廷政治”、“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三个主题展开讨论。
第二编，集中讨论神策军两军中尉确立后，宦官势力如何在内廷操纵皇帝废立的问题。宦官典兵之后，中晚唐政治重心由外朝移至内廷，皇位之争直接关系到各派政治势力的进退沉浮。德宗以神策中尉执掌禁军，虽然保证军权不致旁落异姓，但也导致后世子孙受制宦官的恶果。自宪宗以后，唐朝帝位更迭频繁，掌握的宦官或宦官家族往往历事数帝，亲历多次政变。由此推论，中晚唐宫廷政争彼此并非孤立事件，而应存有某种内在关联性。神策中尉及左右军在历次皇位继承问题中的作用将是我们揭开中晚唐宫廷斗争秘密的重要线索。
第三编，集中讨论两军中尉制度确立后，宦官集团如何向外廷官僚政治集团扩展自己的权势。代表宦官势力操纵朝政的主要是枢密使。牛、李两党激烈党争，但背后都与宦官有所结交。皇帝在内廷受制于宦官，必然在外朝寻求帮助。既然牛、李双方都无意于对抗宦官，那么在牛、李之外，有第三种政治势力存在的政治空间。符合第三政治势力特征的，主要是王叔文集团和李训郑注集团，本书被概括为近幸文人集团。如此一来，“永贞新政”、“甘露之变”、“牛李党争”等传统政治史问题，都可置于宦官政治的视野下重新加以考察，极有可能获得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认识。
第四编，集中讨论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之间的关系。宦官政治一旦形成，其活动范围不可能仅局限于长安城内。宦官集团在地方政局中的作用是本书的最后一个逻辑层面。宦官对地方政局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各种使职差遣实现的，最重要的就是藩镇普遍常置的监军使。监军使将诸道情报源源不断奏报至朝廷中央，皇帝个人精力有限，需借助一套官僚化的机构统一处置，这个机构就是枢密院。诸镇监军使奉枢密使为长官，监军院相当于枢密院在地方的派出机构。那么，监军使院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对地方政局又有哪些重大影响？这些问题对我们全面理解宦官政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神策军和宦官政治是本书的逻辑主线，几乎所有的政治大事都可借此串联起来，内容非常庞杂。除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外，还需要恰当的研究方法。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以下特点：（1）坚持传世文献同地下出土碑刻材料相结合。史学的进步总离不开新史料的推动。《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蓃佚》等碑志材料提供了大量不见于史籍的新史料，本书许多重要观点即从墓志中发掘而来。（2）坚持实证和考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晚唐时期党争蔓延至官修史书和民间著述，历史记载中“阴挟翰墨”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我们在使用中晚唐史料时必须慎加考辨。（3）充分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吸收日本学者史论中的若干合理成分。（4）把握历史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努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研究不能为迎合某种理论而削足适履，更不能采取贴标签的方式而为之，在探讨社会演进轨迹等问题时更应该如此。
唐代宦官集团是高度官僚化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充任各种使职差遣的宦官，识文断字是其必不可少的基本技能，故不乏较高文化素质者。唐末枢密使严遵美家有《北司治乱纪》八卷，“备载阉宦忠佞好[52]恶”，五代时期孙光宪在荆南“尝闻此传，偶未得见”，南宋王应[53]麟撰《玉海》时犹引此书，明代《万历野获编》也曾提及，惜乎今已亡逸。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有关唐代宦官的文字材料，除少量碑志外，多数属文人撰写。如所周知，传统士人对中晚唐宦官多有鄙夷，直斥为“宦官之祸”，对宦官事迹的记载和议论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另外，唐末皇室屡遭播迁，史籍飘散，存世者十无一二。受史料所限，同时也受个人学力限制，本书所论宦官政治对僖、昭政局动荡时期的内容涉及较少，而获得的某些认识也带有一定的推论色彩，故不能自信皆属确论。我愿意将此论题作为以后进一步继续探究的方向之一，为中晚唐历史的研究付出自己的努力。[1] 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田先生所言“门阀政治”，主要指“王与马共天下”这种皇权政治的变态形式，此一变态形式存在且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概念上与从经济、社会等领域全面推演而来，具有历史时段划分意义的“门阀政治”并不完全等同。[2] 如，冯辉：《论唐代的宦官政治》，《求是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新版。[4] 〔日〕日野开三郎：《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京都：三一书房，1980年。[5]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6] 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的北衙六军述略》，收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13-142页。[7]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飞龙厩と飞龙使—特に大明宫の防卫を中心として—》，《史林》第74卷第4号，1991年。[8] 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9] 〔日〕三田村泰助：《宦官-侧近政治の构造—》，东京：中央公论社，1963年。[10] 〔日〕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3号，1953年；《唐代监军使制の确立について》，《西日本史学》第14号，1953年；《唐代枢密使制の発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4号，1954年；《唐末监军使制につい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7号，1957年。[11] 〔日〕室永芳三：《唐末内侍省における鞫狱の性格と机能について》，《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28号，1979年；《唐代内侍省の宦官组织について―高品层と品官．白身层》，《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诸问题—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记念—》，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唐内侍省知内侍省事》（上、中、下），《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38、39、40号，1989—1990年；《唐末内侍省内养小论》，《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43号，1991年。[12]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13] 王寿南：《唐代的宦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14] 马良怀：《士人、皇帝、宦官》，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15] 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6] 王守栋：《唐代宦官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7] 陈仲安：《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8] 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初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6辑，1983年、1984年，后收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初版，2011年二版。[19] 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第4卷，1998年；《唐代吴氏宦官家族研究》，《唐史论丛》第20辑，2015年；《唐代宦官刘弘规家族世系考述》，《唐史论丛》第21辑，2015年；《唐代宦官梁守谦家族世系考》，《唐史论丛》第22辑，2016年。[20]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其余诸篇，参看本书书末《主要参考文献》，此不赘。[21] 〔韩〕柳浚炯：《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的等级化》，《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唐代监军—宦官监军》，《东洋史学研究》（韩国），第123辑，2013年。[22]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3] 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初载《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1940年，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4] 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后收入氏著《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25] 〔日〕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3号，1953年；《唐代枢密使制の発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4号，1954年。[26] 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唐史论丛》第2辑，1987年。[27] 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文献》，1991年第9期。[28] 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29]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30] 〔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原载《史镜》第29号；《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节译。[3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二种）》，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新版。[32] 〔日〕砺波护：《中世贵族制の崩坏と辟召制—牛李の党争を手がかりに—》，《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号，1962年。[33] 周建国：《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唐研究》第5卷，1999年。[3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二种）》，第304页。[35] 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36] 章士钊：《柳文指要》，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8-519页。[38] 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39] 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40] 田廷柱：《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41] 汪篯：《隋唐史杂记》，收于氏著《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0页。[42] 卢向前：《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43] 〔日〕矢野主税：《唐末监军使制にっ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7号，1957年。[44] 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45] 何敦铧：《唐代宦官集团势力及其在藩镇监军的影响》，《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46] 赵和平：《〈记室备要〉初步研究》，《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7]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影响》，《唐研究》第11卷，2005年。[48]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49]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50]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三年（903）正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16页。[51] 《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三年正月甲子条，第8718-8719页。[52] 〔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校注：《北梦琐言》卷一〇“严军容猫犬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5页。[53] 《玉海》卷一六七“唐宣徽院条”：“严遵美曰：枢密使无厅事，惟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宋〕王应麟编，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101页）所引当即《北司治乱纪》一书。第一编 神策军的创建及其演进
军队是政权的基础，军权旁落，武将们轻则拥兵叛乱，重则弑君易主，左右朝政。中晚唐宦官跋扈的根源在于宦官专典神策军。在历史上，神策军由边军入屯禁中后，有过四次建立、崩溃的过程。其中德宗奉天之难后所重组之神策军正式确立宦官对神策军的控制权，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为什么中晚唐时期出现宦官典兵的问题？宦官典兵制度化始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两军中尉制度的创立。在此之前，肃、代时期中央禁卫体系又是如何发展的？神策军两军中尉制度如何建立的，有何特点？神策军在唐末又是如何走向衰落的？这些问题将是本编诸章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第一章 肃代时期的“天子亲兵”及其破坏第一节 射生军及其地位
唐前期府兵番上宿卫，兼有禁军及地方镇戍军的双重身份。开元天宝之际，府兵制逐渐崩溃，南衙番上府兵遂空。负责守卫京师的北门禁军几经扩充，逐渐形成左右羽林、龙武等四军。安史之乱后，玄宗仓皇出逃，禁卫体系溃散。为解决天子宿卫问题，肃宗增置左右神武军，北门军由“四军”变为“六军”。同时，由骑士组成的射生军走向历史前台。《新唐书》卷五〇《兵志》载：
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调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它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1]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新唐书·兵志》此段记载错讹颇多，未能廓清射生军的源流及演变过程，唐长孺先生《唐书兵志笺正》中曾有论及。射生军为北门禁军，而英武军隶南衙，与射生军别为一军，代宗《广德二年（764）南郊赦》中提到的扈从幸陕诸军军号为“六军、英武、威远、威武、宝应[2]射生、衙前射生、左右步军”，英武与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并举，《新唐书·兵志》以射生、英武为一军显然是不对的。《兵志》又谓衙前射生军始置于肃宗初，据《广德二年南郊赦》，衙前射生之外尚有宝应射生，我们不可将衙前射生的始置时间视作所有射生军的始置时间。射生军虽首见于肃宗时期，但其雏形早在玄宗开元中后期便已存在。《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四〇七《高定方墓志》云：
爰拜云麾将军、守右威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右羽林军上下、仗内供奉、上柱国兼知射生使，敕赐上宅三区，乱采一千段，细马十[3]匹……开元廿二年秋七月四日甲子薨。高定方墓志题作“兼知射生使，监河东河西道兵马使”，至迟开元中射生军即已经存在。高定方有“仗内供奉”兼衔，所领即《新唐书·兵志》所云“供奉射生官”。《唐语林》卷五《补遗》载“明皇命射[4]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赐安禄山、哥舒翰”。此为天宝年间事，时高力士为飞龙厩大使，领宫内飞龙兵，供奉射生官也转归宦官。至肃、代时期，射生军有内、外之别，其中皇城内宦官直接统领者称为内射生，宦官程元振为内射生使。因战乱而添置，由武将充任军使者则为衙前射生。内射生与开元中高定方所统射生官一脉相承。《兵志》不明内射生与衙前射生的区别，仅言及衙前射生始置年代，给人留下射生军始置于肃宗的错觉。
射生军之“射生”，本为陪皇帝射猎之意。贞观初，太宗自羽林飞骑中简点材力善骑射者号为百骑，太宗游猎，则衣五色袍乘六闲马以从之。武后时百骑充为千骑，中宗时千骑又扩至万骑，分左右营，玄宗以万骑平韦氏之乱，改为左右龙武军。万骑改称左右龙武军后，已不适合陪伴皇帝射猎等活动，客观上需要一支规模较小，陪皇帝射猎的禁军取代原先百骑、千骑的位置，射生子弟便应运而生。高定方是较早的射生使之一。高定方之官为“右羽林军上下仗”，可知射生手主要从羽林飞骑中简择。射生使以射生为名，最初的主要任务就是陪皇帝游猎，射生官多取勋将功臣、入质番王子弟等充任。代宗时割据成德的李宝臣，天宝中随安禄山入朝，玄宗以其骁勇，署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
安史乱后，原北门禁军溃散解体，经过一番努力，肃宗不仅复置了左右羽林、龙武四军，同时增置左右神武军，并号六军。实际上，六军多用来安置元从官员子弟，战斗力较弱。肃、代时期，征战不已，皇帝亟须直接掌控一支精锐力量来保障皇城安全，衙前射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置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〇四〇《刘昇朝墓志》记刘昇朝在安史叛军占据长安时期，为朝廷细作，“昼伏宵征，往返[5]十度”，因功“选为射生”。刘昇朝被选为射生，应即《新唐书·兵志》所记肃宗“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一事。又刘昇朝后以讨党项功，改宝应衙前将，宝应衙前将即宝应功臣衙前射生将的省称。衙前射生初置时虽然仅千人规模，但都是从身经百战的骁勇中精择而来，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射生将与宦官渊源较深，刘昇朝义父即大宦官刘奉进。《唐大诏令集》卷五九《郭子仪都统诸道兵马收复范阳制》“仍遣射生衙前、六军、英武、长兴、宁国、左右威远、骁骑等”，射生军名在六军之前，足见其地位之重。
唐前期的宫廷政变中左右羽林、千骑、万骑等北门禁军是政变成败的关键。安史之乱后，玄宗幸蜀，宿卫诸军溃散，其后重建的六军已不堪征战。对朝廷而言，衙前射生与内射生是当时最有战斗力，地位最重要的禁军。射生军虽然很少有机会去战场建功立业，却是肃、代时期宫廷斗争中决定胜负的军事力量。射生军最早参与的政变是代宗宝应末诛张皇后、越王係的政变。《旧唐书》卷一八四《程元振传》：
程元振，以宦者直内侍省，累迁至内射生使。宝应末，肃宗晏驾，张皇后与太子有怨，恐不附己，引越王係入宫，欲令监国。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乃挟太子，诛越王并其党与。代宗即位，以功拜飞[6]龙副使……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最为接近皇帝的射生军及飞龙厩精骑支持太子，张皇后所仰仗者为几百个宦官，其失败已无悬念。程元振由内射生使迁为飞龙副使，说明当时其地位低于飞龙使。飞龙使主管飞龙厩马政，附属有一定的骑士。高力士曾任内飞龙厩大使，天宝十一载以飞龙兵[7]平定长安王冐之乱。飞龙使虽然起点较高，但终究不是正规禁军，凭借拥立之功，射生军很快即位居其上。《代宗即位赦》称：“飞龙、[8]射生等，并宜以宝应功臣为名。”其年七月制书复云：“射生使李维[9]诜、药子昂，步军使彭体盈、张知节并赐名宝应功臣。”药子昂等功臣号属代宗特赐，故正月赦文中赐名“宝应功臣”的并非所有射生军，仅及于程元振所领之内射生。前举代宗《广德二年南郊赦》：“去岁行幸陕州，六军、英武、威远、威武、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左右步军等……”这一敕文清楚地证明代宗时射生军分为两支的情形。一支为宝应射生，即宦官统领的内射生，因定策之功号为宝应射生军；另一支为衙前射生，即统于武将的外射生。唐代藩镇节帅皆置亲军，称为衙（牙）军。衙前射生，地位与方镇衙军类似。代宗即位时两衙前射生使是李惟诜、药子昂。药子昂为右武卫大将军，初代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后充天下兵马元帅雍王（即德宗）左厢兵马使[10]。李惟诜，又见于《旧唐书·吐蕃传》。《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兴元〇〇三《李嵍墓志》有参与代宗皇位之争的射生使李嵍，或李嵍为名，惟诜为字。据墓志，李惟诜本名安嵍，起自河陇将，后因军功赐名李国珍。志云：“肃宗升遐，大宗即圣，初奸臣嬖女，构祸宸衷。[11]公于危急之时，共定其难，故有宝应功臣之号。”进一步印证了殿前射生军也参与当日政变。
射生军由内廷走向外廷，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潼关丧师后，朝廷匮乏直辖的野战军队，新组建的精锐亲军没有现成的军号，也冠以射生之名。射生军遂有内射生和衙前射生之分。内射生负责皇宫警卫，罕有经临战阵的机会，衙前射生则相当于方镇的精锐衙军，可以代表朝廷外出征伐。衙前射生建制同于藩镇军，主军事者称军使、兵马使。肃宗时期禁军名号尤为繁多。上元元年郭子仪都统诸道兵马收复范阳制中提到的即有英武、长兴、宁国、左右威远、威武、骁骑、左右步军等。射生军以射生为名，其兵种以骑兵为主，多择自羽林飞骑，故与原羽林军关系密切。肃宗时期，羽林、射生是“天子亲兵”，经常外出助讨叛军。德宗时割据襄阳的梁崇义初隶禁军，以羽林、射生随来瑱镇襄阳。宝应元年，宝应射生军由宦官鱼朝恩统领，随诸镇兵入陕，并参与收复洛阳的恶战。《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
怀恩阵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拔，贼死者数万。朝义领铁骑十万来救，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而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12]中贼而死，阵亦如初。洛阳一战，骁骑等北门禁军参与战斗，射生军作为禁军最有战斗力的骑兵，也被抽调至洛阳战场，并且颇立战功。肃宗初置射生千余人，代宗即使有所扩充，人数也不至过多，骁骑、射生等赴陕导致京师禁卫空虚，最终酿成大祸。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六军、射生等无力迎敌，代宗只得仓皇出幸陕州。《唐大诏令集》卷六九《广德二年南郊赦》中记幸陕扈从禁军名号为“六军、英武、威远、威武、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左右步军”，射生军排名在诸骑军最后。一方面是因为射生军抽调在陕，由鱼朝恩统领，长安之射生军人数至少。另一方面，在代宗幸陕途中，程元振只身脱离射生军，李惟诜等没有完成扈从任务，甚至一度纵兵掳掠。射生将王献忠以部下四百骑叛，逼丰王以下十王返京，试图投靠吐蕃。幸好为郭子仪追回。郭子仪进收长安，行至滻水之西时，射生将王抚又自署京兆尹，聚兵二千[13]扰乱京城，终被郭子仪斩杀。代宗对于射生军的胡作妄为深为不满，故诏书中加以贬抑。程元振失势后，其军党羽受到清洗，李惟诜为程元振之党羽，程元振失势后，“尝时麾下偏将，亦有持节连帅者”，但是李惟诜本人则名位不充，郁郁而终。
代宗奔陕，暴露出禁军寡弱的弊端。返京后，代宗对六军等进行整顿。程元振既罢兵权，宝应射生或许省并入殿前射生，传世文献中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内射生或宝应射生的名号。不过，罢程元振兵权是一回事，皇帝需要精骑宿卫是另一回事。重建的殿前射生左右厢准敕有三千人的定额，相对于初置时的一千人，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充。
鱼朝恩略通军事，在陕时所统禁兵中即有射生军，返京后，射生军自然归其统领。不过，在建制上，射生军属皇帝殿前禁军，而鱼朝恩自陕州带回的神策军本为藩镇军，二者内外有别，无直接统属关系。代宗君相正是利用这一点，收买射生将周皓，成功除去鱼朝恩。《新唐书》卷二〇七《鱼朝恩传》：
元载乃用左散骑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财结其党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陕，而皓射生将。自是朝恩隐谋奥语，悉为帝知。希暹觉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惧，然见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潜计不轨。帝遂倚载，决除之，惧不克，载曰：“陛下第专属臣，必济。”朝恩入殿，常从武士百人自卫，皓统之……方寒食，宴禁中，既罢，将还营，有诏留议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车入宫省。帝闻车声，危坐，载守中书省。朝恩至，帝责其异图，朝恩自辨悖慠，皓与左右禽缢之，死年四[14]十九，外无知者。神策军实力无疑远超射生军，但其主要职能为拱卫京师安全，至于皇帝近身的宿卫仍由射生军负责。元载除鱼朝恩，有多方面的准备，当时神策军军务由神策都虞候刘希暹、神策兵马使王驾鹤共掌，二人皆鱼朝恩心腹将。李德裕《奇才论》云：“元载之图鱼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请苑中牢醴以为朝恩馔，因与北门大将军王驾鹤等结[15]欢，共筹阴计，而朝恩竟败。”另一典兵将刘希暹，横行不法，讽朝恩于北军置狱，召坊市无赖贾明观等捕坊城内富人诬以违法，借以[16]敛财。元载也预为之备，暗中收买贾明观等人。事变之日，刘希暹、王驾鹤等均未能参加。因射生军比神策军更接近内宫，故能顺利秘密执行诛杀鱼朝恩的任务。刘希暹等虽然怀恨在心，自常疑惧，但因其非殿前禁军，无法接近皇帝，也无如之何。
肃、代时期的两次宫廷政变，射生军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不论是北门六军还是神策军，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射生军兵寡将骄，不堪战阵，野战则屡遭溃败，弊端极为明显。建中四年，德宗仓皇出奔奉天，射生军再一次溃散。其后，德宗南幸山南，驻跸梁州，在重组六军的同时，也对射生军进行了改造重建。《唐代墓志汇编》贞元一〇一《李良墓志》载：
既而征赴行在，除殿前射生副兵马使，行蕲州别驾，兼侍御史。洎扈跸还京，锡名元从，加神策右厢兵马使，行虔州别驾，兼侍御史，充左右神威军粮料使，又改衡州别驾，寻拜右神威军将军，累迁御史[17]中丞。[18]德宗出奔梁州，不少方镇将士因扈从之故而改隶射生军。韩游瓌之子韩庆绪、李叔明之子李昇、李惟岳之弟李惟简等都被命为射生将。德宗意犹未尽，陆续从地方征召良将充实其军。按照当时惯例，六军用来安置勋旧，诸军中直接负责皇帝安全的其实还是殿前射生，对德宗保护最有力的韩庆绪、李昇等最后都归隶射生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射生军在宫廷这种优越地位在德宗反正，重建禁卫体系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论实力论军功，射生军皆无法同神策军抗衡，但是德宗仍有意识地拔高射生军的地位，并特意赐给射生军一个与神策军类似的名字：神威军。贞元初，神策、神威（射生）待遇基本是等同的。不过，由于神威军与德宗关系更近，地位略高于神策。当日敕文中北门左右十军的先后顺序一般为“神威、神策、六军”，如德宗贞元三年（787）诏“射生（神威）、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办治，先奏乃[19]移军，勿辄逮捕”，贞元七年又诏“神威、神策六军将士自相[20]讼，军司推劾，与百姓相讼，委府县推劾”。贞元三年（787）京师李广弘谋乱，参与者主要为射生将韩钦绪、李政谏、南珍霞等[21]，北军之士伏诛者八百余人。又《册府》卷六〇四《学校部·奏议门三》：
武少仪为国子司业，贞元十七年五月讹言云外人妄谈禁中事。神威军令将吏分捕入军中鞫问。时国子监学生何竦、曹寿被收。少仪上疏言：“太学生何竦、曹寿等今月十四日有两人称是神威军官健，本军奏进止，令追其人，亦不言姓名。缘神威是禁军，称奉进止，所由[22]不敢随去，臣亦不敢牒问……”追捕、审讯与禁中有关的案件由神威军负责，与神策军无涉。盖神策军虽驻扎长安，但未得染指禁中，负责宫城安全的仍然是自德宗出奔以来即扈从左右的射生军（神威军）。宪宗即位后，新皇帝与神威军之间已没有特殊的生死情谊，神威军地位逐渐被神策军取代。先是左右神威军被缩编为一军，改称天威军，不久便直接并入神策。《秦晋豫墓志蓃佚续编》七五六《司徒倚墓志》志主司徒倚本河东军将，贞元中征诏入朝，元和八年（813）卒时官职为天威军正将，墓志云[23]“禁军之职，而天威最为近侍”，时天威军处于被并入神策军的前夕，仍比神策军更接近皇帝。
神策军最初是起自河陇的边防军，在其入为禁军之前，皇宫内部根据自己的需要培育出一支宿卫禁中的禁军，即射生军。只要射生（神威、天威）军存在下去，神策军不可能成为最接近皇帝的北门禁军，更不会有机会去废立君主。神策军之坐大，不在于其膨胀了多少倍，而在于其合并了原本屯驻禁中的射生军（神威、天威军）。我们认为，中唐以后立君废君有如儿戏的神策军，其实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自河陇入援的神策行营，另一个就是起自皇宫内部的射生军。两个源头交汇在一起，共同缔造了后来独步中外的神策军。当然，如果要进一步向前追溯，神策军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开元时期宦官充使的内射生。如此一来，学界对神策军的起源及其与宦官的关系问题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或许会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第二节 神策军入屯禁中及其第一次外镇
肃、代时期，朝廷所仰仗的主要是起自宫内的射生军，射生军虽为精兵，但是规模小，遇到强敌时常溃散，不能满足朝廷的军事需要。广德元年（763），鱼朝恩自陕州带回的神策军是第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野战军队。在朝廷的扶植下，神策军迅速强势崛起。《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其后伯玉罢，以英乂兼神策军节度。英乂入为仆射，军遂统于观军容使……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24]鱼朝恩入屯禁中的神策军其实是借用原神策军名号，不仅仅指神策行营兵，还包括其他在陕兵，其数至少上万，相对于射生军而言，朝廷更需要这样能进行野战的禁军。但是神策军起源于边军，不如六军、射生等自宫廷起家的禁军受信任，所以“未与北军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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