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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戚其章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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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史思辨录试读：

第一章 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一 史与论的矛盾运动

如果说从辨析材料开始才算进入了研究过程的话，那么，研究过程本身是否有规律可循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要从史与论的关系谈起。

什么是史？又什么是论？正确地使用史和论的概念，是正确地理解史论关系的关键和前提。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史是史料，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我看来，这种理解是不够全面的。

关于史和论的概念，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史指史学研究工作，论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史指史料，论指由史料引出的论点、结论。不同的内涵乃是基于不同的场合和对象，前者是就研究工作而言，后者则是就研究过程而言。不考虑场合和对象之差异，就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史、论的概念。

在第一种情况下，史与论的关系，就是史学研究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就是说，论是史的指南、指导线索。在第二种情况下，史与论的关系，就是史料与论点、结论的关系，也就是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只有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相应地确定史、论的概念，才有可能对史论关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

史学界曾经提出过一些有关史论关系的口号，需要提出来讨论的主要是三个口号，即“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于前两个口号，论者多见其失；对于后一个口号，论者只见其得。其实，这三个口号是各有得失的。“以论带史”口号的提出，其目的是反对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批判“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但是，口号中的“带”字语义不明。“带”有带动、带挈、带领等含义，用它来表现史与论的关系，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把口号中的论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解释为史学研究工作，前者是后者的指南、指导线索，那就是无可非议的了。然而，史与论的这种关系怎么能用“带”字来表现呢？“以论带史”口号的本意，主要是针对“唯史料论”的，所以将口号中的史解释为史料，以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率史料。但强调得过了头，违背了事物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便不能不产生诸多流弊。简言之，其流弊主要有二：其一，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替代具体史学研究，这样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试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能去直接带动史料呢？其二，否定历史材料、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起码要求。因此，这个口号不久便遭到治史者的厌恶和摒弃，也就不足为怪了。稍后，与“以论带史”口号针锋相对，又有“论从史出”口号的提出。在这个口号中，论指论点、结论，史指史料。这个口号强调了史是第一性的东西，论是第二性的东西。对史论关系的这种理解，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口号本身确实并没有表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但依我看来，口号提出者不但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反而以此为当然之事，只不过是认为应把史论关系放到历史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来进行考察罢了。有人指责口号提出者轻视了理论，这种批评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论从史出”口号的真正缺陷并不在此。“论从史出”只是反映出研究过程的局部，要是按照这一公式去理解史论关系的话，那么所达到的认识必然是片面的。因为在史与论的关系中，它们的地位是互有变化的，论的作用不总是消极的、被动的；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表现出积极、主动，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主导的作用。“论从史出”口号未能反映出这个重要的方面，表明它是不够完善的。“史论结合”是近年来提出的表述史论关系的口号。乍看起来，这个口号给人以似乎较为全面的印象，因此很快地为多数治史者所接受。但是，对于“史论结合”的含义，迄今仍无统一的解说。在这个口号中，史指史料，论指理论，大都持赞同的态度。至于史论怎样结合，就众说纷纭了。大体上说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史论结合“可以理解成史论并重，既重视理论，也重视史料”。史论并重自然是正确的，但史论并重和史论结合所指并非一事，个人的随意解释代替不了科学的说明。另一种则认为，史论结合就是“理论和史料的统一”。在理论、史料、观点三者之中，相互依存的是观点和史料，而不是理论和史料。怎么能以此来解释“理论和史料的统一”呢？有人看到了这种解释的困难，又称：“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以达到“观点与史料的统一”。在这一说明中，前提是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结论是史料与观点的关系，不仅偷换了概念，也表明硬把“史论结合”强解为“理论和史料的统一”是行不通的。所以，“史论结合”口号仍然不能对史论关系作出真正科学的表述。

必须看到，任何简短的定义或口号都有其局限性，都难以从中明显地看出所要表述的对象的所有重要特点。所以，最切实的办法是抛开口号之争，不必再在口号问题上多花费时间。我们还是回到史与论的具体关系上来吧。

我认为，我们应该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史和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史即指史料，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论即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从史料中引出的结论、论点或观点。按照这种理解，史与论的关系就是史料与观点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史与论便构成了一对矛盾。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历史研究的过程，也是认识历史的过程。史与论的矛盾运动，贯串于这个过程的始终。只有用矛盾运动的观点来看待史与论的关系，才能确实把握史论关系的实质。

由于史与论的矛盾运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都会显示出其阶段性来。根据个人在研究实践中的体会，每一个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都要包含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从史到论；一个是从论到史。

从史到论，即从个别到一般，是研究过程的第一阶段。对于研究者来说，完成了这个阶段，是认识的一个转化，或者说认识的质变和飞跃。但要真正实现这次飞跃，却要花很大的气力。这一点，恐怕许多治史者都是有深切体会的，事物的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不具备一定的条件，事物就不会转化。那么，实现从史到论的转化，需要什么条件？条件不是别的，而是正确的理论和方法。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占有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这就决定了在此阶段中史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分析研究史料。因为不是所有的史料都反映客观的史实，不能都视之为信史。有些史料反映的只是历史的假象，甚至纯粹是伪造的赝品。研究者必须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对所有史料逐一剖析，相互比较，以达到最后的综合。

在此阶段中，分析研究的工作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辨析材料。第二，是在辨析材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有关研究对象的各个侧面，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它在与相关的事物构成的矛盾中的地位。第三，是进而将研究对象与相关联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发现其特殊性之所在。通过这个阶段，从史料所反映的局部上升到一般，达到了对研究对象的本质的认识，这就是论。

从史到论，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人们熟悉的问题作例子：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是否实行闭关政策？或认为，从清军占领北京到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九十六年间，清政府两次下令禁海，合计时间不过四十年，怎么能说实行闭关政策？所谓“闭关政策”，自有其特定的含义，对它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闭关”一词，并不是指把中国的所有国门都关闭起来，断绝同外国的一切交往和贸易。这在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闭关政策来自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虚骄心态的封闭观念，是封建自然经济通过上层建筑而折射和反映出来的。所以，闭关政策的实质问题，并不在于禁海还是开海，而是封建统治者要把中国本身构成一个自我封闭体系，以孤立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把禁海与闭关政策混为一谈，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再举一个明显涉及到理论问题的例子：前些年讨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有的论者根据史料断言义和团运动不反封建，理由是义和团并不反对封建制度。义和团不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论者忽视了一个理论问题，即反对封建制度从来不是农民战争的任务，以此作为衡量农民战争的标准，那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硬加到农民的肩上了。论者或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太平天国公布《天朝田亩制度》是反对或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又是对农民战争的作用作了过高的估价。其实，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并不承担此项历史任务，当然也不能以此来否定它的反封建性质。由此可见，在此阶段中，既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又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在这里，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

至于分析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事物的联系，从而发现其特殊性之所在，就更需要理论的帮助了。任何历史现象都是过程。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了此过程区别于他过程的特殊的本质。例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对于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关系问题，大家的认识颇为分歧。有一种见解认为，早期维新派实际上是洋务派，维新思想实源于洋务思想。这种认识，就是只见二者之同，未见二者同中之异，也就无从发现早期维新思想区别于洋务思想的特别的本质。若对二者进行比较和分析，便不难看到，他们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认识、对西方政体的立场及官督商办问题的态度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便成为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质的区别。如果我们在研究工作中不去注意发现历史现象的特殊的本质，那么这种研究就没有多大的意义。研究对象既然是由特殊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随着过程内部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就必然会显现出它的阶段性来。例如，在洋务运动中，曾先后提出了“自强”和“求富”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提出，便将洋务运动明显地划分为相应的两个阶段。上述情况表明，没有理论的帮助是很难达到深层次的认识的。

从史到论完成的质量如何，是关系到此项研究成败的关键。一般说来，运用正确的方法的理论，是能够得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来的。这个结论，也就是研究者孜孜以求的论点或观点。

从理论上说，做到了从史到论，就算完成了研究过程的第一阶段。但是，实践告诉我们，仅仅到此为止，便认为大功告成，还是不够的。对认真的研究者来说，还必须回过头来对这个阶段的分析研究重新检验一番。这个检验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其一，检验在此阶段中是否真正做到了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总和出发，以防止主观性。其二，检验在此阶段中是否真正深入到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乃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以防止片面性。其三，检验在此阶段中是否真正深入到研究对象内部并发现其特殊的本质，以防止表面性。做好了从史到论的重新检验工作，便可以大大减少研究工作的偏差和失误。

论确立之后，研究过程的第二阶段便开始了。这就是从论到史的阶段。如果说研究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形成观点的阶段的话，那么，其第二阶段就是表达或论证观点的阶段了。许多人不认识或不认为研究过程有这样的第二阶段。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忽略了这个阶段，那还不能算研究过程的真正完成。表述观点也是思维活动，是史与论的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将其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是绝对不行的。

从论到史，即是从一般到个别。论一经形成之后，便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在史与论这对矛盾中，论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说，论开始转居于统率和灵魂的地位，其作用贯串于此阶段的始终。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论期待着新史料的发现来进一步印证，以检验是否与客观历史过程相符合。研究者对史料的掌握不可能搜罗无遗，涉猎不周的情况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断地找寻和发现未曾使用过的新史料，以检验论之是否可靠，能否完全站得住，逐步使之更趋于完满而无懈可击。在学术研究中，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推翻成说或修正原有结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第二，论在被论证的过程中对作为例证的史料的选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论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必须通过与史料相联结的方式，形成完整的史与论的逻辑结构体，才能以证明的形式表述出来。不过，这里的史已经不同于第一阶段中的史，而是经过分析研究过的反映事物本质的典型史料了。这就是说，在研究过程的第二阶段中，论和史的关系，便成为统率与被统率的关系。典型史料之选定，完全服从于阐明观点的需要。这样，研究者所表述出来的论，才是经过证明了的论。

至此，研究过程的第二阶段告一结束，对于这个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才算正式完结。

不过，还必须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的第二阶段中，虽然论统率史，史从属论，但决不能认为史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被动的。事实恰好与此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史有时候反倒起着主导的作用。譬如说，当论与史一旦发生扞格而不能统一的情况时，怎么办才好？是从史中弃其不合者而取其相合者以迁就论，还是尊重史而对论进行必要的修正呢？显然，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必取后一种态度。在研究实践中，由于出现典型史料与观点不统一的情况，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修正自己的论点、甚至全部推翻自己的观点的事，并不罕见，可以说是时有发生的。这说明了：即使在研究过程的第二阶段中，史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它不仅仅从属论，还要倒过来检验论，推动论进行自我完善。

从史到论，又从论到史，是史与论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具体过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归纳成一个简明的公式，那就是：史——论——史。治史者掌握了史与论的矛盾运动形式和规律，便可在研究实践中自觉地运用这一形式和规律，这有助于提高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保证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和高质量的完成。

二 历史主义是关于历史联系的科学

什么是历史主义？中外学界有着不同的解说，难以达成共识。在众多的对历史主义的解说中，我根据长期历史研究的实践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主义的解说最为切合实用，也最具科学性。

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就曾就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讨论中，大都涉及到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可惜的是，这次讨论未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争鸣的空气空前活跃，这个问题再次引起重视，并提出讨论。但是，由于各家对问题的理解不同，迄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它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这是理解历史主义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

在我国学术界，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就是把历史主义理解为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是可以划上等号的。如有人说：“严格说来，当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时，我们所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观。”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等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用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将是不堪设想的。”但是，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

首先，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概念，各自有其不同的内涵。历史唯物主义，又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简称唯物史观。历史主义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因此，即使从词义方面来看，二者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满足于望文生义，而应该进一步了解历史主义的内涵。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所以它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成为“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惟一正确和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以成为进行研究工作的不可须臾离开的指南。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除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科学的历史观”。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话，那么就无法说历史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观。

复次，历史主义不仅适用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而且也适用于对自然界的研究。恩格斯在批评18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指出：“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作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把缺乏历史观点，不能把世界理解为历史的过程，看成是18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之一。这正说明对自然界的研究也是应该运用历史主义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论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是历史的过程。他们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历史和人类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加以阐明的。因此，对于社会生活和自然界的研究来说，都同样需要运用历史主义。这样看来。要想把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确实是很难的。

如果说历史主义不能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的话，那它是否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在学术界中，对此持肯定看法的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各家在具体认识上不尽相同，但却认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如有人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在这里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融合在一起的。”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必然贯串着历史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又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同阶级观点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有人说：“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的两个不同概念，不同组成部分”，“这两个概念两个部分是有机联系着的，它们共同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说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融合在一起”也好，“结合起来”也好，“有机联系着”也好，实际上都是把历史主义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缺陷，即脱离历史主义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来探讨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于是便想当然地断定它和阶级观点是“结合”或者“融合在一起”了。

阶级观点，即阶级斗争理论，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对于阶级社会历史的研究具有指导的作用。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然而，对于前阶级社会或者自然界的研究来说，阶级观点则不可能具有指导作用。而历史主义，却既适用于对前阶级社会的研究，又适用于对自然界的研究。这样，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又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又怎么能够“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倒是每每把历史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列宁说：“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历史地”和“历史的态度”，显然都是指历史主义而言。他在提到“历史地”时，便立即注明是“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也就是“历史的态度”；反之，自然就是非历史的态度，也“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把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成是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在批评18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还说：“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恩格斯指出，非历史的观点在历史领域中的主要表现，是把历史现象孤立地进行研究，缺乏“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而这正是在研究中贯彻机械唯物主义的结果。这也告诉我们历史主义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相互一致的，而与机械唯物主义则是根本对立的。

由上述可知，诸如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之类说法，都是缺乏根据的。历史主义不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

如果说历史主义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话，那它和唯物辩证法又是什么关系？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历史主义理解为辩证法。如有人说：“当阶级观点或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唯物论的观点来看，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辩证法与唯物论的联系问题。”这话的实在意思是说，若把阶级观点看成为唯物论，那历史主义就是辩证法。有人说得更直截了当：“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结合，可以说也就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的。不错，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也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但他的意思只是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须使用辩证法，舍此别无其他的科学方法。这与我们所要讨论的历史主义是毫不涉及的。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历史主义看作是辩证法的一个部分。如有人说，“历史主义并不能包含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它只“辩证法的一个内容”。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历史主义时，确实是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列宁说：“正是‘唯物的历史主义’彻底论证了这一观念，清除了其中形而上学的（这个术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就是：反辩证法的）谬误和缺点。”可见，历史主义的本质是辩证的和反形而上学的，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列宁在另外的地方又把历史主义和辩证法并列。列宁说：“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他所说的“非历史的、非辩证法的”，决不是同义词的反复。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历史主义和辩证法，在本质上都是反形而上学的，其共同的特点是“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所以，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既然历史主义也是“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而发展就是联系，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历史主义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不过，尽管历史主义和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它们并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提及历史主义时，是注意与辩证法相区别的。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并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这样强调，是因为“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即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发展到辩证法的宇宙观。即使在这种场合，经典作家仍将“辩证”与“历史”分别强调，以示它们之间的区别。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一方面能够承受并进一步发展‘十八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承受并进一步发展十九世纪初期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只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这只是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上最新成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在这里提到历史主义时，特别要注明“以及辩证法”，并没有用历史主义来替代辩证法，或者用辩证法来替代历史主义。这就无疑是说：历史主义和辩证法尽管在本质上相同，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应该相互区别的。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历史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吸取以往哲学遗产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进一步发展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才创造出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事物的普遍联系，又是同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不可分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就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的事物所形成的统一整体。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唯物辩证法所要研究的，就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普遍联系的规律。所以，恩格斯又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既然历史主义也可以说是关于联系的科学，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称作“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呢？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黑格尔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也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恩格斯所说的黑格尔的“历史感”，其具体表现是“思想发展总是与历史发展紧紧地平行着”，“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其实，这也就涉及到历史主义的内涵了。但是，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形式却是抽象和唯心的，它对历史的联系也被抽象地歪曲了。只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加以唯物论的改造之后，这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于此可知，对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剥掉了它的唯心的外衣，而吸取了它的合理的内核，即是在考察问题时要始终不忘基本的历史联系。在谈到将历史主义运用于研究社会时，列宁也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这是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所作的最精辟而明确的阐述。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句话：“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在“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之前，连用“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三个形容词来加以强调，可见是多么重要了。其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句话指明了历史主义的实质。所以，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历史主义的话，那就是：历史主义是关于历史联系的科学。

历史主义和辩证法都是关于联系的科学，都是反形而上学的，这就是它们的共同点；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历史主义则是关于历史联系的科学，这又是它们的不同点。因此，历史主义就是把辩证法的原理应用于事物的历史联系。这样一来，是否可以说历史主义是辩证法的一个内容或者一个部分呢？回答是否定的。正如同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内容或者一个部分一样，也不能说历史主义是辩证法的一个内容或者一个部分。在考察问题时，辩证法是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来认识其特殊本质和规律，而历史主义则着眼于事物的历史联系，使思维的过程与历史的过程始终紧紧地保持平行。

总之，在研究任何事物时，都既要用辩证法，又要用历史主义，并使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马克思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这就是说，在研究问题时，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包括不同的发展形态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不同的发展形态，以找出其内部的联系。因此，在研究问题时既要运用辩证法又要运用历史主义，才是惟一正确的研究方法。

以上所述，只是从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上来探讨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对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问题是很多的，如果能先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解决了，其他有关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三 宏观研究方法问题

（一）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

对治史者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

曾有人说，某某是史料派，某某是史论派。意思是说，前者是专搞微观研究的，后者是专搞宏观研究的。这样，就是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对立起来了。其实，微观和宏观，都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事物的范围极其广大及其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的研究范围内为宏观，而在另一特定研究范围内则变为微观。反之亦然。对阶级社会历史的总体考察，与对奴隶社会史、封建社会史、资本主义社会史等的分别考察相较，固属宏观；然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考察相较，则又属微观。具体到某一历史事件，亦是如此。对太平天国史从整体上进行考察，与逐个地考察太平天国的局部问题相较，自然为宏观；但把它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作为阶段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则又变为微观了。因此，从不同的角度考察问题，或把问题放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宏观可以转化为微观；相反，微观也可以转化为宏观。认为微观就是微观，宏观就是宏观，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对于微观和宏观两种研究方法，一般的理解是，把微观历史研究看成是对历史细节的考察，把宏观历史研究看成是对历史全局的考察。这种理解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流于简单化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须臾相离，相反又相成的。这不仅是因为不清楚历史的局部就无法了解历史的全局，而且也只有把历史的局部放在它和一切有关事物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一字的辨析，一事之考证，虽然只是考察历史全局的一些细节，但从方法上来说，却也不是单纯微观研究所能完全胜任的。如对一个古文字的辨析，就不仅要分析字形的构成，还要考察其音、义的发展变化。而要确定这个字的意义，就必须掌握与这个字有关的所有材料，全面地考察它在各种不同的句子里的语言环境，从其相互联系中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找出能够“一以贯之”的结论。至于一事之考证，做到辨伪存真，亦绝非将视野局限于个别场合所能解决。可见，即使对某一历史细节的确定，也往往需要从大的范围内进行宏观考察。

如果说微观研究离不开宏观研究的话，那么，宏观研究是否完全独立而存在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历史的全局乃是由若干历史的细节构成，历史的细节不清晰，则历史的全局便成为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是不可能真正看清楚的。只有在确凿无疑的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才能够建造起既有鲜明轮廓而又可窥其阃奥的历史全局的大厦。试想：研究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连井田制的有无和性质都搞不清楚，行吗？研究太平天国史，对《天朝田亩制度》是否完全或部分地实施的问题不去考证清楚，行吗？研究甲午黄海海战，而不去辨析英人泰乐尔的回忆录《中国事记》中记述的真伪和北洋舰队的阵形变化，行吗？很显然，历史的细节问题弄不清楚，对历史全局的宏观把握也就失去了可靠的依据。由此可知，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微观就无所谓宏观；同样，没有宏观也无所谓微观。

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相互区别的。相对地说，就考察的范围而论，宏观研究主要着眼于历史的全局，微观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历史的局部。但是，历史的全局是由一系列历史的局部或细节所构成，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研究中把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结合起来的缘故。

（二）历史是一个过程

宏观研究方法，就其思维形式来说，属于辩证思维。宏观历史研究要求把研究对象放在它与历史全局的总联系中进行考察。因此，运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历史现象时，一方面要看到研究对象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运动着的事物，它产生了，又在继续发展和变化着，以至最后走向消亡；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研究对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广泛联系的事物，它同其他事物的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组成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宏大的历史画面。所以，宏观历史研究方法可以用一句话以概括之，即从运动和联系中考察一切历史现象。

所谓从运动中考察的方法，是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对于这个方法，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和发现了。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研究方法。他所说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正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据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大致分解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溯其肇始。在研究工作中，首先要考察研究对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这一步，对于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身的特殊的矛盾，构成其特殊的本质。一事物之所以区别于他事物，就是因它们各自具有其本身的特殊的矛盾。事物所包含的自身的特殊的矛盾，在它产生的时候便已形成，而且贯串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弄清了某事物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也就容易发现它所包含的自身的特殊的矛盾了。如果不了解它是怎样产生的，怎能与产生之前进行对比，从而掌握它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意义？正由于此，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才会那么热烈地去讨论孙中山革命开始的时间。按照传统的观点，1894年11月24日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革命的开始。但是，后来有学者考证，无法证明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过“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所以又把孙中山革命的时间大大后移了。但据我考证，虽然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没有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但到1895年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时，确实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都是以“合众国”指美国的。孙中山所说的“合众政府”，应是以美国政府的组成方式为蓝本，指的是共和国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体。“创立合众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所以，有充分理由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是从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开始的。弄清了孙中山革命的开始时间及其性质，再去研究整个辛亥革命史，脉络也就清晰了。

对于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或者一个历史事件，都应如是观，毫无例外。要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不从陈涉、吴广起义着手考察恐怕是不行的。研究了甲午战争后公车上书的颠末，便可以知道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标志着维新运动的起点，就容易看清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早期维新派的政治分野，从而进一步掌握维新运动的阶级实质及其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反洋教斗争持续了几十年，而且在一个时期里与义和团运动交织在一起，扑朔迷离，难以分辨。其实，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1898年山东冠县梨园屯起义，就可以看出这是第一次用义和拳的名义发动的起义，而且公开打出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如果把它作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的话，那么，便可以把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在实质上区别开来了。可见，在研究工作中，运用从运动中进行考察的方法，把溯其肇始作为第一步，确实是有其必要的。

第二步，探其梯阶。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还要探求研究对象作为历史的过程经历了哪些主要的发展阶段。司马迁早就说过：“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即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因为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根本性质未曾发生变化，但由于在长期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便显现出阶段性来。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近代社会思潮的萌芽，那就是清初以来迄于鸦片战争前夕的经世思潮。但经世思潮并不等于近代社会思潮，它始终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思潮。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的是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带有资本主义倾向或性质的思潮。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下，经世思潮才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早期形态——海防思潮。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变过程中，在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以前，先后出现了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这几种思潮形式的依次递进，既显示出近代社会思潮发展过程中的几个主要阶段，也反映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再以义和团运动史为例：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最高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随之在列强武装侵略下彻底屈服，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便由剿抚兼施变为以抚为主，又由以抚为主变为坚决剿灭，义和团的斗争目标和口号也相应地有所变化，这样，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便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个主要阶段。很显然，如果不去探求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就不可能透过一切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的背后去揭示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第三步，察其终局。在探求历史过程的发展阶段之后，还要考察其最终的结局。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古人治史，自称“考其行事，综其终始”，即颇深明此理。过程的终结，是过程在性质上发生变化的标志。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它终于何时呢？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终结。在此之后，尽管还有洋务活动，但已经不能称为洋务运动，因为洋务派虽然在政治舞台上前前后后唱了三十年的主角，此时却不得不让位于维新派了。于是，维新运动取洋务运动而代之，成为历史的主流。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几乎与维新派同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但当时它的作用和影响完全无法和维新派相比。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维新派还是有重要影响的。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成为历史的主流和大势所趋，而戊戌变法的主角的保皇面目则已暴露无遗，这才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真正来到了。如果不去考察过程的终结，就不能真正地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过程，也就很难区分在同一历史过程中杂陈并存的五光十色的历史现象，从而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必然是片面的。

察其终局的意义还不仅在此。所谓终局，实际上就是事物经过实践而产生的效果。这样，终局如何又成为检验或评价历史的标准。对历史人物是如此，对历史事件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在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著中，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被写成一个未接敌即“闻声溃逃”的怕死怯战将领，但战争实践及其效果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两献“暗出奇兵”之计；在辽阳东路防御战中采用运动战的战法，便日军战斗力丧失大半；马关签约后反对和约并提出以久持胜敌。如此等等，都说明他智勇双全，堪称“良将之选”。宁夏镇总兵盛军统领卫汝贵一直被看作是淮军逃将的突出典型，最后在菜市口斩首是罪有应得。事实上，从当时船桥里之战的结局看，卫汝贵等以寡敌众，英勇顽强，大败敌军，是有战功的。其罪名多不能成立，应属冤案之列。在中国近代史上，像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海防运动，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先后遭到了失败，但从实践及其效果看，其积极意义仍是不能低估的。所以，察其终局的方法又正好为研究者提了评价历史的标准和尺度。

（三）从事实的联系中考察历史现象

所谓从联系中考察的方法，是把历史现象与其他相关事物联系起来，特别是与历史过程的全局相关的各个因素都联系起来，从其广泛的联系中来进行考察。这就要求研究者从事实的联系中，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去掌握事实。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这里我想谈的主要是三种：

其一，考察任何历史现象都要同产生此现象的历史背景或环境联系起来。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活动的。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去研究问题，那就变成了抽象的研究，势必要“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司马迁即看到了“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未必尽同”的事实。恩格斯批评了那种“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它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的非历史的行为，并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采取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近代史中，甲午战争惨败的结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此后对洋务运动的批评越发多了起来，甚至把洋务运动说得一无是处。但是，谭嗣同却不是这样看，他认为：“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说得多么具有历史感！维新派之所以肯定洋务运动，是因为它为后来的变法起了“荜路开山”的作用。如果脱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具体历史环境、条件去研究，那就会或则苛求或则溢美，是不可能得出中肯的结论来的。

其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在历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对于某一问题，诸说纷纭，分歧甚大，而似乎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例如，关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后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问题，就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农民政权说、封建政权说和两重性政权说。迄今为止，三说鼎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为什么？不是别的，就是各家在立论时都能够举出一定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看来，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因为各家所列举的事实是分散的、相互矛盾的，而没有能够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问题自然就难以解决了。以往在甲午海战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把刘步蟾定为贪生怕死的懦夫，也罗列了一些事实作为例证。如果把刘步蟾在甲午战争中的所有表现联系起来，即看他在开战之初冲锋在前，在战斗中焚比叡、遁赤城、摧西京丸并重创敌旗舰松岛，在战斗结束后仍尾追逃跑的敌舰等事实的全部的话，那么，就会明白刘步蟾不仅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而且是一位战功卓著的爱国将领了。可见，只有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这样的事实才能成为反映历史过程本质的东西。

从事实的联系中掌握事实的方法，既反对使用孤证，也是与“取其所需”的实用主义证明方法根本对立的。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冯桂芬视为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最早代表人物，似乎已成定论了。我过去也是这样相信的。其根据无非是他在《校邠庐抗议》中说过中国“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话。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孤证，是似是而非的。冯桂芬虽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认识和向往，但从未像其他早期维新派那样，公开承认代议制是西方富强之根本，甚至连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也无片言只语涉及。《校邠庐抗议》原稿中原有“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等语，在定稿时竟删掉了。当然，冯桂芬主张在中国实行改革，但他所提出的措施是既要“羼以夷说”，又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所以，从事实的联系中看，冯桂芬只能是一个洋务思想家，不过在他身上表现了某种由洋务思想向早期维新思想过渡的特点罢了。对康有为开懋勤殿的主张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况。论者或谓：康有为先主开制度局，后又主开懋勤殿，是他维新变法主张的一次倒退，这就是把主张开懋勤殿当成一个孤立的事实，而没有从它的联系中去考察。其实，开制度局与开懋勤殿是一回事。康有为自己说得很清楚：“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懋勤殿是设制度局的场所，并不是他不开制度局了，所以毫不涉及倒退不倒退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不是从事实的联系中掌握事实，而违背了“孤证不立”的原则。

所谓“取其所需”的方法，就是说，论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结论，于是便用随便挑选出来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论者就完全不是从联系中掌握事实，而是用个别分散的、片断的，甚至不能真实反映历史过程的事实来说明问题，这当然也是不行的。

其三，在考察某一历史现象时与其他相关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的作用，早为古代学者所重视。东汉王充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古今中外运用此法者颇不乏人。但是，要成功地使用这个方法，亦非简单之事。比较是为了鉴别，问题是鉴别什么。在考察某一历史现象时，是要通过比较和鉴别，去发现其共性中的个性，即从普遍性的事物中去发现其特殊性。正由于事物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各自的个性，这也就为辨别事物提供了根据。

使用这种比较方法不是没有条件的。恰恰相反，在就某一历史现象与其他有关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或是在本质上相同；或是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即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或是二者兼具。这种比较方法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同类者相比。例如，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共同构成洋务运动的主流派，乍看起来，他们似乎没有区别，但认真比较，便不难发现二者的同中之异，异就异在早期维新派在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时，一开始就比较留意西方政治思想，并产生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通过仔细比较，可以知道，早期维新派的这个“异”虽带有部分“质变”的性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在“量变”的范围以内。而且他们一般厕身于洋务运动，混迹于洋务派之中，这样便构成了洋务派中间的“左翼”。

第二，类似者相比。例如，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历史时代，而且都是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确实颇有相似之处。通过仔细比较，便会发现二者在本质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即：明治维新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洋务运动虽然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却完全纳入到封建主义的轨道之内，并不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所以，与明治维新相比，洋务运动只能是一次低层次的改革。二者有质的差别，是不可比拟的。

第三，相反者相比。例如，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思潮蓬勃兴起了。这时，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即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他们的斗争很激烈，而且时起时落地持续了数十年。从思想方面来说，在对中国国势的认识、中国是否需要学习外国及从西方引进机器等问题上，他们的意见都是完全相左的。不仅如此，凡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洋务设施，如设京师同文馆、发展造船工业、修筑铁路等等，无一不引起两派针锋相对的辩论。通过仔细比较便可发现，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斗争的核心是中国社会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这种对比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洋务派在这个斗争中是进步的一方，而封建顽固派则是保守势力的代表。

需要注意的是，从运动中考察和从联系中考察，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说，二者应该并重，不能对其采取偏颇的态度，否则就很难成为科学的方法。

四 辨析材料与研究过程的启动

客观事实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占有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对治史者来说，占有材料不厌其多，应多多益善，力求详细和充分。就是说，研究者掌握的材料越是全面、详尽，他的研究就会越牢固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研究工作中，不掌握材料或材料不足，固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有时占有了大量的材料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所有材料都有真伪和精粗之分。对于那些记述不确或史料价值不高、甚至完全伪造的材料，若不仔细地加以分辨的话，研究者就往往会被引入歧途，从而作出错误的分析和推断。所以，研究者在详细而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还必须对材料进行认真的辨析，以鉴别其真伪和精粗。仅仅占有材料，只能说是为研究工作做好了准备，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研究。应该说，从辨析材料开始，研究者才正式地进入了研究进程。

辨析材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是重视史料的真实性的具体表现。治史者在占有材料之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因为有问题的历史资料比比皆是，甚至伪托古书或编造史事也是常有的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所以，自古以来，辨析材料都是治史者的重要工作，是马虎不得的。辨析材料的工作很具体，也很繁杂。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是要抓好辨伪、校勘、正误三个环节。

首先需要说的是辨伪问题。从历史上看，伪造历史材料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实物、文献还是口碑，都有伪造的问题。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是真伪杂糅问题。在真伪杂糅的情况下，真实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往往很难分辨清楚。如果研究者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不自觉地上当受骗。一般说来，真伪杂糅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真中有伪。以有关甲午战争的史料为例：1894年8月4日，天津拿获一名叫石川伍一的日本间谍，一时谣言四起，有京官参奏，清廷降旨着李鸿章确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石川“向在松昌洋行贸易，改装多年”、“无传播军情等事”，否认石川为日本奸细。李鸿章的这件电报当然是真的，而谓石川非日本奸细则是有意作伪。他明知石川是日本奸细，但日本挑起甲午侵华战争后，他还在日夜筹思换回和局之法，担心穷究此案会使和局无法挽回。李鸿章之所以掩盖事实真相，并不像某些主战派官员所指责的那样，是欲“通敌”，而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正确的估计，认为和局有望。从日方记载看，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李鸿章一直同日本驻天津领事保持秘密接触，并拟派亲信罗丰禄赴日会见伊藤博文。他幕中的吴汝纶也说他允赔日本军费300万两，以换取日本同意从朝鲜撤军。同时，他还相信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认为俄国“似有动兵逐倭之意”，英国也不会袖手旁观。种种事实说明，李鸿章正在处心积虑地筹谋挽回和局之法，是不愿意为一件日谍案而让自己保全和局的希望落空的。这才是李鸿章为什么要在电报中掩盖事实真相的主要原因。

有一些真中有伪的史料，由于其制作者本身与所述之事毫无利害关系，不会是有意作伪，更容易使研究者受其蒙混。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被困无援的情况下自杀身亡，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其死事情形，谓丁汝昌先写下降书，交部下送往日舰，然后仰药而死。有人撰写文章，便据此认定丁汝昌是先降后死。王文韶的奏折当然是真的，但他奏明丁汝昌死事情况所根据的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的禀文却是大有问题的。我曾撰《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一文，用大量事实和当事人的记述证明《牛昶昞禀》之伪，从而说明“先降后死”说纯属无稽之谈。丁汝昌死后，牛昶昞是北洋舰队投降的主谋和主持人，正是他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签订了《威海降约》。既然如此，他自然要编造事实以逃脱干系了。

对于日方的资料，尤要注意辨其真伪。如果我们只看到日方材料比较详尽具体，而将其完全视为信史，那就会大上其当。1894年7月25日，在朝鲜半岛附近海面，日本海军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突然向中国济远、广乙两舰发起攻击，从而挑起了这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海战发生后，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精心地炮制了一份报告，称：“济远迫近浪速三百公尺处，向浪速施放鱼雷，但并未命中，于是浪速发炮击之，吉野亦随之发炮。”并电令其驻英公使将此报告转致英国政府。这份报告所述之丰岛海战是确有其事的，但其细节却完全是虚构的。不过，日本政府也感到报告所编造的济远施放鱼雷情节未免太离奇了，其后在致各国公使的照会中又改为笼统地称“中国军舰在牙山附近轰击日军”。后来，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写《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时，又觉得含糊其辞不行，必须编得具体才像真的，于是写道：“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三千公尺左右距离时，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日方的这三件材料前后自相矛盾且不说，更重要的是情节越具体越容易露出马脚来。据日本浪速舰长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的日记，可以知道，日舰在7时20分远远望见济远时便下达了作战命令。再据《济远航海日志》，日本旗舰吉野是在7时45分开始炮击济远。可见，在日记所公布的有关材料中，说济远7时52分开炮是真的，而说它“首先”开炮就纯属虚构了。因为日舰早在7时20分便下达了作战命令，其旗舰吉野是在7时40分首先开炮的，济远在7时52分开炮只是被迫还击罢了。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并不难理解。日方材料皆出自日本官方或某些侵略分子之手，为了遮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粉饰，信口雌黄，乃屡见不鲜之事，不足为怪。若不对其加以辨析，分不清其中之真伪，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其二是伪中有真。伪造的史料很多，连十三经中都有伪书。对待伪造的史料，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不能一概摒弃不用。必须看到，有些伪书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因其往往伪中有真，保存了相当多的有价值的史料。如《周礼》是著名的伪书，当然不会是周公所作，至少也不是晚周以前的作品，但它却保存了许多有关周代田制、考工等重要史料，故常为治中国古史者所引用。

近代以降，伪造史料的事更是层出不穷，如有记载说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提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内容的《盟书》，即是不真实的。据考证，此事的始作俑者是邓想，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中最先写明了当时有此《盟书》。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有这样的《盟书》当然就是虚假的，但不等于说后来就没有这样的《盟书》，邓只是想将其时间稍为提前一些罢了。可见，《盟书》虽伪，却倒是真，是伪中有真的。1895年，有人刊出一本题名曰《冤海述闻》的书，其中收有一篇《方管带驻韩日记》，曾引起许多治近代史者的兴趣。《方管带驻韩日记》决非方伯谦的日记，乃是伪托之作。尽管如此，却不能说《冤海述闻》这本书毫无价值可言。此书的真正价值在于：由于作者乃海战的当事人，因此提供了若干他书所无的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是大有帮助的。

由此可见，治史者在研究工作中即使遇到人所共知的伪造的材料，也不应把它轻易地放过。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对一切材料都必须进行分析和检验，以真正做到“去伪存真”，使其成为可以应用的有价值的史料。

其次，再谈校勘问题。研究者在引用文字史料时必须重视校勘工作。古人说：“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决非耸人听闻之谈。中国有着悠久的校勘学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是当今治史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校勘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它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并不一定要求每位治史者要去专攻校勘学，但认为一点不懂校勘知识就可以治史却是行不通的。起码对于史料中的文字校勘，是治史者在辨析材料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中，文字脱漏、颠倒、衍文、句读有误、节录失当、错字以至错简等等情况，总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治史者不重视文字的校勘，往往会因判断不清而得出与实际不符的结论。

这里不妨举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来做例子。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曾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但在此之前是否还颁布过一个与此相关的条例，则认识不一了。意见之所以纷纭，乃是由于对《金陵述略》中“内有传《百姓条例》”一句的理解歧出所致。这就涉及到校勘的问题了。或认为对“百姓条例”不应加书名号，不过是《天朝田亩制度》的讹传罢了。即否认太平天国曾颁布过《百姓条例》。或认为“传”系“待”之误，“内有传《百姓条例》”应为“内有《待百姓条例》”。然查《向荣奏稿》，却是称“内有待百姓一《条例》”，向荣所据之《金陵被难记》则径称“内有《百姓条例》”。可知太平天国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之前，确实还颁布过一个《百姓条例》。通过校勘弄清楚《百姓条例》的确实存在及其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先后时间关系，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它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土地分配制度之所以没有被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取了《百姓条例》的教训的缘故。

再举一个由于忽视校勘而弄错史实的例子：盖平之战是甲午战争中清军打的一场著名的“恶战”，但文献中对清军部署情况的记载却相当含糊。目前有的有关论著是这样叙述的：嵩武军统领章高元守南门外之盖平河；分统杨寿山、营官李仁党守盖平东门外凤凰山，在激战中战死，日军遂攻占凤凰山。这段叙述有两处错误：其一，杨寿山、李仁党是随章高元防守城南的盖平河，而不是守城东凤凰山；其二，杨寿山、李仁党不是在守城东的凤凰山时战死，而是在日军攻占凤凰山后，又经过槐树沟攻盖平城，他们是奉命救城时战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因为这段叙述系根据易顺鼎的《盾墨拾余》，内称：“贼数千人由盖平东路槐树沟突出，亦分数路猛扑。高元自御南路之贼，使寿山等御东路之贼。……寿山、仁党……先后殁于阵。”而有关论著的作者却没有对“盖平东路槐树沟”一句进行校勘，没有弄清楚槐树沟的具体位置，把槐树沟与凤凰山混为一谈了。据知，《盾墨拾余》的记述是来自《章高元禀》。再看《章高元禀》是怎样记述的：“寿山、仁党等随同标下，与贼力战三昼夜，不能收队。……忽岫、海贼亦五六千人，由盖东槐树沟突出，亦分数路猛攻。标下自御南路大股，即饬寿山、仁党等分队迎剿。寿山自率奋勇二百余人，透过贼队，毙贼数十人，不能归阵。……战至巳初，东南两路贼调行炮数十尊，排列轰击。寿山正指挥间，忽一飞子洞胸而入，仆地气绝。……战至巳正，仁党……等皆中子殒命。”由此可知，槐树沟是在“盖东”即盖平城东郊，位于盖平城与凤凰山之间，所以，杨寿山、李仁党原随同章高元防守盖平南门外，只是在日军占领凤凰山后穿过槐树沟准备攻城时才被派去截击的。当时易顺鼎正在刘坤一幕中，是看过《章高元禀》的，而由于节录失当，反将原禀的意思弄得含混不清。研究者又未能进行必要的校勘，以致把这段史实完全弄错了。

由以上所述，可知校勘决非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是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它倒是辨析材料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

复次，还要谈一下正误问题。细心的研究者从史料中经常会发现一些错误的记载，这是不足为奇的。其所以失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作者有意无意之别，也有制作者主客观条件之限。至于有些历史材料的制作者，或借古人以寄托理想，或行文以影射某人某事，或纯为寓言之作，或欲增饰而为夸张之语，或误信道听途说之言而记之，凡此种种，皆与信史有异，研究者当注意之。《诗经·大雅·云汉》述及西周旱灾严重，赤地千里，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语。孟子评之曰：“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把诗作当成纪实文字来读，当然会发生误会，闹成笑话。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治史者所采用的材料必须是符合历史实际，经得起认真检验的。古人治史贵秉笔直书，刘知几也特别提倡“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这是极有道理的。不过，提倡归提倡，由于各种原因，史料中错误的记载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所以，对治史者来说，总有一个对史料正误的问题。

正误的方法，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同异法。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过：“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我想，这大概是对同异法的最好解释。对于某一件史实，往往有多种记载，其内容或同或异，莫衷一是，这就可以采用同异法，以“俾归一途”，从而达到正误的目的。例如在甲午丰岛海战中，清政府所雇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举世为之震惊。但是，关于高升号上装载清军的数目，记载却相当分歧。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说“高升号船载九百五十人”（后又改称“千余人”）。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R．O’Conor）却说“中国兵在船者一千五百人”。两种记载相差550人。当时，德国大尉汉纳根是高升号的乘客，说船上“载有中国兵一千二百二十人”。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则说“有1100人登船”。他作为一船之长不会不掌握船上的乘客数字，应该说他的说法比较可靠。据击沉高升号的日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日记，他曾派人上高升号检查，得知“船中载有清兵一千一百多名”。由此可以证明：在李鸿章、欧格讷、汉纳根、高惠悌所提供的四个数字中，高惠悌所说的1100人近于事实，只是他是取其整数罢了。以此为线索，再查日本海军给内阁的报告，便可进一步弄清高升号所装载的清军官兵确数为1116人。可见，对于记载歧异的史料，评其同异，异中求同，孰正孰误也就容易清楚了。

第二，实证法。清代戴震主张治史要重证据。“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讲的就是实证法。乾嘉学派重视实证，带有朴素的唯物论倾向，是应当肯定的。无证不立，是治史者所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对于史料中的错误，用确凿的史实证明其错误之所在，从而改正之，这便是实证的正误方法。例如，关于前文提到丁汝昌的自杀的问题，有两条史料：其一是蔡尔康等编的《中东战纪本末》，其二是日人竹下勇编的《近世帝国海军史要》，皆谓死于正月十八日晚到黎明前，即复书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同意举舰降敌之后。这两条史料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蔡尔康时在上海，竹下勇《近世帝国海军史要》乃编于1938年，皆是拾人耳食之言，不足为据。英人泰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在其回忆录《中国事记》（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中称：“2月12日（正月十八日）清早，丁提督自杀身亡。”泰乐尔是北洋舰队的洋员，当时正在刘公岛上，所述的可靠性自然较大。另据《丁氏族谱》，丁汝昌之孙当时随侍在侧，亲眼目睹了祖父仰药而死的整个经过，记下死去的具体时间是“正月十八日辰时初”。这就证明了：丁汝昌是正月十七日夜仰药，十八日辰初死的，投降之事与他完全无涉，《中东战纪本末》和《近世帝国海军史要》两条史料都是错误的。可见，对上述两条史料的正误，其实际意义不只是鉴别一两条史料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丁汝昌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问题。由此也可看出，使用实证法，贵举第一手的直接材料。当史料之正误难下断语之际，若能举出强有力的确凿无疑的第一手材料，当可一言而决。

第三，理证法。有些史料的内容使人产生疑问，或其本身不足以完全反映某一历史事实的全部过程及其结局，又无其他史料以弥补之，治史者不能空兴史料不足征之叹，在此情况下，惟一的积极办法是以理推度而证之。这就是理证法。

对于内容使人产生疑问的史料，研究者就要考虑疑得是否有道理，对疑点应作出何种解释。例如，在甲午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无畏，冲锋在前，不幸舰沉人亡。致远舰是怎么沉的？丁汝昌报告说：“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这条史料起初并未引起怀疑，致远中雷沉没之说似乎已成定论了。“雷轰水底惊舟覆，血溅江山逐浪流！”诗人正是借此来渲染邓世昌牺牲之壮烈的。但是，及阅日方记载，却未见日舰施放鱼雷的记述。这是怎么回事？海战的目击者美国人马吉芬曾详细地描述了致远舰沉没的情形：“不转瞬间，该舰即向一方倾斜……遽尔颠覆，舰首先行下沉，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不已。”这分明是鱼雷爆炸的情景。日本方面公布的材料说致远是中炮沉没，丁汝昌的报告则说致远是中雷沉没，而且致远沉船的情形也像是鱼雷爆炸所致，否则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那么，究竟以何者为是？后查《普拉茨塞海军年鉴》，才终于找到了解释。原来致远舰在激战中水线同时中榴弹数颗，引起舷旁鱼雷发射管内一枚鱼雷爆炸，以致舰体遭到巨创，迅即沉没。《普拉茨塞海军年鉴》根据实地观察材料所做的推断，给史料中的疑点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对于不足以反映某一历史事实的全部过程及其结局的史料，运用理证的方法尤为必要。例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确有其事的，曾以《上李傅相书》为题刊登于上海的《万国公报》，现在从《孙中山选集》和《孙中山全集》中都可以看到上书的原文。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孙中山见到了李鸿章没有？仅就《上李傅相书》史料本身而言，是反映不出来这一点的。但有些史料却肯定了此事，不但说孙中山见到了李鸿章，而且还描写孙、李会见的细节。如称：孙中山“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老耄辞”。又如记述李鸿章还勉励孙中山：“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惟君是赖！余必为君后援。”然而，以理度之：孙中山到达天津后，日本已派重兵进入朝鲜，并占据汉城附近要地，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既要调兵遣将以布置防务，又要折冲樽俎于列强之间，往往顾此失彼，一筹莫展。当此军务倥偬之际，处此进退维艰之境，很难设想他会抽出时间去接见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几岁的青年。所以，可以断言，上述史料所讲述的离奇故事，当是出自好事之徒的手笔，是不足信的。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同志和密友陈少白，曾记述李鸿章当时有“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的话。陈少白虽然没有随同孙中山北上，但他的话应有所本，也正可作为以上运用理证所得结语的旁证。

总之，研究过程是从辨析材料开始的。辨析材料是进入研究过程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只有把这一步走好了，研究过程的进行才会建立在坚实而可靠的基础之上。

五 正确处理研究过程中的三种关系

（一）占有文献资料与重视调查材料

文献资料是研究历史的主要依据，但不是惟一的依据。正像研究古代史要重视考古材料一样，研究近代史也要重视调查材料。以甲午战争史研究为例，必须在充分掌握文献资料的同时，努力做好实地调查工作。

深入开展实地调查，起码有三个作用：

第一，可以丰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使研究者进一步掌握历史的具体性。有些文献中所记载的事件和人物，往往过于概括，缺少具体性，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把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了几条干筋，很难使研究者从中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全貌。通过深入调查，常会发现大量活生生的材料，为研究者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举一个例子：1894年夏天，在威海陆海军将领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关于拆不拆除龙庙嘴炮台的争论。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为一方，认为“该台毫无希望”，主张拆除。以绥巩军统领戴宗骞和总兵刘超佩为另一方，则反对拆除。在这场争论中，登莱青道刘含芳支持丁汝昌，认为丁的主张“不为无见”。但李鸿章却支持戴宗骞和刘超佩，责骂丁汝昌“胆小张皇”。双方意见针锋相对，究竟谁是谁非呢？通过实地调查，问题就很清楚了。原来，威海南帮海岸炮台共有三座，从东往西数是皂埠嘴、鹿角嘴和龙庙嘴。龙庙嘴炮台深缩威海港内，不能顾及港外海面，且后路无有保障，而一旦沦入敌手，反会置港内的北洋舰队于危险的境地。很显然，丁汝昌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鸿章袒护戴宗骞和刘超佩，则表现了他的偏听偏信及其对威海防御形势的懵懂无知。不仅如此，调查中还发现在皂埠嘴的东面，有一山嘴向东伸入海中，这是威海港南岸的最东端。明代根据防倭的需要，曾在此修筑炮台一座，此处地势极为有利，当初炮台不建在这里而建在龙庙嘴，确实是大成问题的。这样，对这场争论的真相就可以获得全面而具体的了解了。

开展实地调查，对具体了解历史人物也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文献记载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褒或贬，有时分歧很大，甚至全然相反。这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利害关系以及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等等是有关的。有人根据丁汝昌自杀后别人伪造的投降书而称他为“降将军”，黄遵宪还为此写了《降将军歌》，对丁汝昌加以斥责。也有人对戴宗骞加以美化，把他和左宝贵、邓世昌并列为“甲午三忠”。有人根据英人泰乐尔一篇发泄私愤的别具用心的回忆文字，骂刘步蟾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也有人根据私人的亲近关系写了《冤海述闻》，来为方伯谦辩诬。是非颠倒，一至于斯！如果排除这些先入之见，深入到当事者中间来做一个调查，就会使人顿时感到耳目一新。北洋舰队水手和绥巩军士兵，对他们的将领都是有一定看法的，可以给研究者以启发。对刘步蟾，所以能够肯定他是一位爱国将领和难得的海军人才，就是在调查材料的启发下而进一步研究得出来的结论。

第二，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漏。在甲午战争中，人民群众的抗敌斗争是整个反侵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文献记载中，对于人民群众的抗敌爱国行动，往往不是只字不提，就是加以歪曲。辽东人民和荣成、威海人民，有许多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生动事迹，闪耀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深切了解。即使对于清军本身的战绩，许多文献也不是有实必录的。在威海南帮炮台争夺战中，中国守军杀敌甚多，并击毙日本著名的“猫将军”、陆军少将大寺安纯，清朝的记载就只字未提。在孙家滩之战中，孙万龄军重创日本陆军少将贞爱亲王所指挥的第四混成旅团，只是通过调查才了解到这次战斗的实况。在刘公岛保卫战中，一艘日本舰船在威海港南口被击沉，日本记载则讳莫如深，也是群众提供线索而后查实的。

有些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已有的文献资料，而不肯迈开双脚走到下面去，可能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例如，丁汝昌的生年，许多近代史著作中都用一个“？”来表示。对这样一位高级海军将领，连他的生年都搞不清楚，不能不是一个缺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研究者跑到丁汝昌的家乡做调查，并访问了丁汝昌的一些直系亲属，收获是很大的。调查中，许多访问对象都说，丁汝昌是十八岁去当兵（投太平军）的。查《庐江县志》，太平军占领庐江是在咸丰三年（1853），上推十七年，就是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这应该是丁汝昌的生年。这个推算是否可靠呢？仅凭口碑，还不能使人确信无疑。后来，一位热心的群众提供了寻找《丁氏族谱》的线索。经过一番曲折的查找，终于发现了这部劫后余生的《丁氏族谱》。族谱完全证实了丁汝昌生年为1836年的推算。

第三，可以订正文献记载的错误。1895年2月7日早晨，被围困在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发生了一起鱼雷艇整队逃跑的事件。但有人却说成是突围。突围与逃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不容混为一谈。通过调查，问题就一清二楚了。一位老水手揭示了事件的内幕：原来，鱼雷艇的逃跑是早有密谋的，鱼雷艇上的人员曾把逃跑计划向老水手透露，约他一起登艇逃跑。有些中外的记载完全证实了老水手的说法。鱼雷艇突围之说，显然是一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丁汝昌之死，也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许多官方记载说丁汝昌是先降后死的。到底是先降后死，还是宁死不降？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丁汝昌的评价问题，不可不分辨清楚。本来，投降书是在丁汝昌死后，营务处提调牛昶昞伙同洋员美人浩威等假托丁的名义炮制出来的，与他本人全然无关。丁汝昌是自始至终坚决主战的。战争爆发后，他曾向自己的亲属表示：“吾身已许国！”还对劝降的洋员说：“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他这些斩钉截铁的话语都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身体力行的。根据调查中得到的口碑和文字材料，完全弄清了这个问题。这样，就纠正了围绕着丁汝昌之死问题上的以讹传讹，使我们对他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以上三点，只是说明文献资料与调查材料结合的必要性。也可能有人担心：甲午战争离现在一百多年了，当年参战的人已经没有在世的了，调查不会有多大用处吧？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调查的对象并不限定于参战者，许多知情人同样可以提供相当宝贵的材料。就在前些年，还访到了刘步蟾家乳娘的女儿，她幼年时生活在刘步蟾家里，很熟悉刘步蟾的情况。前面提到对丁汝昌生年的调查，也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调查除得到口碑材料外，还往往可以发现重要的文字资料。《丁氏族谱》的发现不过是其中显著的一例而已。总之，对文献资料与调查材料结合的重要性，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的。

（二）阶级分析与辩证分析

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离不开阶级分析的方法。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时，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但是，阶级分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方法，它不但不排斥辩证分析，恰恰相反，是和辩证分析统一的。所以，列宁又指出：“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什么叫做分析？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阶级分析”一语本身，就带有辩证分析的含义。具体地说，阶级分析，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历史现象。辩证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怎么会有与辩证分析相对立的“阶级分析方法”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就是阶级分析与辩证分析结合的典范。把阶级分析与辩证分析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一种表现。根据这种所谓的“阶级分析”，纷纭复杂、五光十色的社会历史就必然变成了简单的、单一的现象，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就只有一般性而没有特殊性了。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就构成了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所以，在研究社会历史的时候，必须分析其特殊的矛盾，才能揭示其内部的规律性。离开了辩证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能真正认识任何社会问题的。

关于辩证分析的方法，毛泽东曾概括为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著名的十六字诀，是对辩证分析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表述。但是，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具体运用这十六字诀，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深入领会。据个人粗浅的体会，这十六个字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说的是如何取舍所占有材料的问题。这里，首要的条件是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研究任何社会历史，不依靠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材料不足，都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不重视材料的情况还是严重存在的。有人在毫无材料根据的情况下，就断言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是仓促应战的。事实上，在这次海战前，日本方面虽然事先知道北洋舰队在黄海活动，但并不知其具体方位在哪里，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是在上午11点钟，而日本联合舰队发现北洋舰队则在11点半，晚了半个小时。丁汝昌在发现日本舰群后就引起警惕，下令全舰队“升火待命”。怎么能说是仓促应战呢？还有，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舰队相隔5300公尺时，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下令，向日本先锋舰吉野号先放出了第一炮。有人凭着想象，就说这是刘步蟾惊慌失措的表现。其实，只要查阅一下材料，就不会作出这样的推断了。因为五千公尺左右，正在北洋舰队大炮的有效射程范围之内。据《中倭战守始末记》载：“约相距十里左右，炮弹力量既足，且命中无虚发者。”十里者，五千公尺也。何况这个距离，是经过测算的呢？据日本舰队用望远镜观察，当时定远舰上有“一名军官登上前樯桅楼，用六分仪测量距离，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小旗，报告所测距离，炮手则不断降低标尺。此时敌我双方相距大约四浬，距离迅速减到六千公尺、五千八百公尺……五千六百公尺、五千五百公尺，现在减到只有五千四百公尺了……突然如迅雷轰鸣，白烟蔽海，一炮飞来落于我先锋舰吉野舷侧。此为定远右侧露炮塔放出之黄海海战第一炮。”试看，哪有丝毫惊慌失措的样子呢？尊重客观事实并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否则的话，就只能是主观臆测了。

其次，光占有材料还不行。在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还要对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即分辨材料的精粗和真伪。所谓“粗”，是指粗疏而没有价值的材料；所谓“精”，是指精细而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里有两条材料，一条说：“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惶惧，汉纳根劝入舱避，旋色定复出，亦能始终战事。”事实上，海战开始时刘步蟾正在甲板上议事，他又没有分身法，怎么能“入舱避”呢？当然，姚锡光的话也不是毫无所本，他的根据是编修张百熙的一个奏折，奏折称：刘步蟾“调遣赴援之始”，“即战栗无人色，开轮后匿伏内舱不出”。所不同的是，姚锡光觉得“匿伏内舱不出”一语离事实太远，因而改为“旋色定复出，亦能始终战事”。再查一下，此折奏于8月31日，而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2日，要晚半个多月。可见，张百熙之奏，本系虚拟之词，捕风捉影之谈，姚锡光失于查考，致有此误。有人盲目地加以引用，更是以讹传讹了。另一条材料是说，1895年2月6日拂晓，日本鱼雷艇队偷袭，来远舰中雷，管带邱宝仁正在岸“宿妓未归”。这条材料，也是许多著作中引用过的。但此事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曾对来远舰一位水手进行过调查。这位老水手是在来远舰中雷后从海里被救上来的，他对此说非常气愤，声称绝无其事。再看邱宝仁在黄海战中表现十分顽强，战功卓著，这是中外有口皆碑的。像这样一位将领，在战事倥偬的情况下，竟冒斩头之罪擅离职守，是否可能呢？仅凭孤证，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两条材料都是粗疏而没有价值的，不应该轻率地加以引用。汰删粗疏而没有价值的材料，选取精细而有价值的材料，就叫做“去粗取精”。

所谓“真”，是指忠实于客观事实的真实性材料；所谓“伪”，是指伪造的或者不具有真实性的材料。英人泰乐尔的回忆录《中国事记》，说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贪生怕死，擅自发令改变阵形，就是伪造的材料的突出一例。许多人据此来否定刘步蟾，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这类伪造的或者不具有真实性的材料，必须摒弃不用，不能舍不得“割爱”；而保留的仅仅是那些忠实于客观事实的具有真实性的材料。这就叫做“去伪存真”。

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中，对于那些精、粗、真、伪杂存的材料尤其要注意。例如，在日本资料中，对定远舰重创敌旗舰松岛号的情况记载得很详细，但其中有一个粗疏的地方，就是差不多都把它说成是镇远舰的战绩。因为定远和镇远为姊妹舰，舰型相同，而在硝烟弥漫的情况下，用望远镜观察是很容易误认的。再如，日本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清战史》和日本海军军令部所编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二书，都绘有详细的黄海海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失真的地方。如除把经远和来远两舰因舰型相同而颠倒了位置外，又把经远和靖远两舰因读音相同而混淆起来了。对这些精中有粗、真中有伪的材料，在使用时是必须慎重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分析的第一步。其基本要求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防止主观性的错误。

第二层，“由此及彼”，指的是全面地分析有关研究对象各个侧面的材料。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我体会，这里包括三点意思：

第一点，既要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又要研究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否则，就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对于黄海海战，我们既要研究北洋舰队的有关材料，又要研究日本联合舰队的有关材料。海战中，北洋舰队的损失是清楚的，那么，日本联合舰队的损失怎样？我国记载有的说日舰沉没三艘，有的说沉没一艘，日本记载却说一艘未沉。我认为，日本记载是正确的。如果光研究中国一方的材料，而不研究日本一方的材料，所得的结论就会远离事实的。

第二点，既要研究个体的一方，又要研究群体的一方。否则，就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人看到北洋海军福建籍将领中出了方伯谦这个逃将，就说福建将领最贪生怕死。其实，福建籍的将领大多数是英勇作战的。像刘步蟾、林泰曾、杨用霖、林永升等，或勇抗强敌，壮烈牺牲，或宁死不降，以身殉国，或奋战到底，“舰亡与亡”。只着眼于个体而置群体于不顾，是要闹出偏差来的。

第三点，既要研究过去的一方，又要研究现在的一方。否则，就叫做固执旧说，囿于成见。有人看到1863年清政府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到英国买军舰是为了镇压太平军，于是认为清政府后来建海军的目的也完全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后，西方列强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清政府后来办海军主要是为了防范外国侵略的，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说得很清楚：“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就是说，从西方学习办海军，是要回过头来对付西方列强侵略的。创建北洋舰队的目的，主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不顾事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硬把原先的目的说成是后来的目的，那怎么成呢？

只有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的分析，才能防止片面性的错误。片面性，是历史研究的大敌。列宁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对此，我们是必须切记的。

第三层，“由表及里”，是说要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光是“由此及彼”地分析问题的各个侧面，这是不够的，还应该“由表及里”地分析问题里面的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有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

第一种，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差别性。在一个问题里面，不管包含着一对矛盾还是若干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由表及里”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出问题的主要矛盾。如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虽然重创日舰多艘，最后迫使日本舰队败退，却未击沉一艘敌舰，原因何在？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阵形未能相应变化，舰速落后于日本舰队，有些舰只防火能力太差，缺少速射炮，炮弹质量有问题，等等。我认为，仅就未能击沉一艘日舰这一点来说，炮弹质量问题是主要的。北洋舰队所用的炮弹有三个问题：一是穿坚用的实心弹多，能爆炸的榴弹少；二是许多榴弹导火索不灵，炸药无效，击中敌舰而不爆炸；三是炮弹制造规格不严，铜箍过大，临用时现锉才能填进炮膛，因而减低了发射速度，影响发扬火力。海战开始仅仅三分钟，日本先锋舰吉野即被洞穿铁甲，其后日舰比叡、赤城、西京丸以及旗舰松岛等也都中弹甚多，但它们却一艘也未被击沉。不然的话，黄海海战的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了。

第二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差别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问题的性质。例如，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好与坏、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等等互相对立的因素，就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怎么办？任何简单化的办法，诸如取其一点而给历史人物贴上某种标签之类，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看主流，看大节。邓世昌是人所共知的爱国将领，他曾参加过对台湾人民起义的镇压活动，这是一个污点，但只不过是白玉之瑕，日月之蚀，他那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怒撞敌舰的光辉事迹将永远为人民所敬仰、所传颂。丁汝昌的生活道路更为曲折，他出身贫苦，在太平军里干了七八个年头；后来在太平军叛徒程学启的胁裹下投降清军，并参加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最后在甲午战争中坚持抵抗，宁死不降，以身殉国，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看他的主流和大节，还是应该肯定的。“由表及里”，是分析过程的最后阶段。如果做不到这一步，不去研究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会陷入抽象的研究，犯表面性的错误。

总之，辩证方法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阶级分析必须与辩证分析相结合。极“左”政策的推行者们公然宣称研究历史只用阶级分析就行了，实际上是乱贴阶级标签，形而上学猖獗，为害既烈且深，其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三）注重逻辑性与坚持历史性

列宁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又指出，在研究社会历史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性”。研究历史不讲逻辑性是不行的，不讲历史性也是不行的，二者必须结合起来。

坚持历史性，就是对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要进行“历史的考察”。这既是一个研究态度问题，也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它要求研究者应该做到以下三条：

第一，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历史上有许多现象，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是很离奇的。有人登上威海刘公岛，看到北洋海军提督衙门旁边是座龙王庙，感到很奇怪。当听说北洋舰队在黄海鏖战，龙王庙前却在唱大戏的时候，越发感到惊奇。其实，这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在当时人看来，龙王乃一海之神，而舰队要在海上行动，怎么能不祈求龙王保佑呢？也有洋员评论镇远管带林泰曾，说他在海战打响之前跪在神龛前默祷，是怯懦的表现。其实不然。宗教信仰与一个人是否怯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要求古人都是无神论者。如果说，有宗教信仰就是怯懦，那么当时日本侵略军里有大量专职的布教士，又当如何解释？还有人对北洋舰队困守威海港内时，其主要将领战到最后全部自杀一事，颇不以为然，说：何必自杀？干脆不用听李鸿章死守港内的命令！要求丁汝昌这些封建将领有“造反精神”，不是很可笑吗？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才好理解。恩格斯对古代奴隶制度的分析，就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的典范。研究问题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的；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活动的。抛开当时的条件去研究问题，那只能是随心所欲的瞎闹而已。

第二，要看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就是说，衡量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人物，必须用当时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作标准。有人说，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反动的，而在效果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那么，洋务运动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呢？既不可把动机和效果完全分开，又不可平分秋色，不分轩轾。主观愿望或动机只有靠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而不是相反。兴办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暂且不说清政府兴办海军的目的主要是对付列强侵略的；从社会实践及其效果看，也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清朝海军曾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两次著名的海战：一次是马尾海战；一次是黄海海战。在马尾海战中，法国舰队采用不宣而战的强盗手段，福建海军虽然遭到突然袭击而仓猝应战，仍表现了勇敢顽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管驾许寿山的振威舰，其英勇无畏实可与黄海海战中邓世昌的致远舰相媲美。而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六舰，奋勇直前，气壮山河，击退日舰，战果赫赫，这更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把动机和效果平行，虽然貌似公允，实际上恰恰混淆了是非界限。

评价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往往评价不一，甚至截然相反。为什么？就是由于评价者所持标准不同的缘故。标准不同，评价自然相异。评价历史人物，仍然要看当时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如有人否定刘步蟾，是说他在黄海海战中擅令舰队列成“一”字横阵，因而推测他的目的是想让自己乘坐的主力舰居中，让其他舰只分列两侧来保护自己，于是“贪生怕死”的罪名就加到他头上了。事实上，北洋舰队根本未列“一”字横阵，而实际上接敌的是“人”字阵，当时刘步蟾的定远舰恰在“人”字的尖端上，说明他是冲锋在前的。而其他诸舰依次在定远的身后航进，哪里能保护他呢？退一步说，既使当时刘步蟾真的命令舰队列成“一”字横阵，是否就可以给他这样“定罪”呢？也不行。因为当时的海战实践及其效果表明，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跟刘步蟾风马牛不相及，完全加不到他头上的。曾有人用“前军甘避舍，大将怒沉舟”两句诗来评论黄海海战。“大将怒沉舟”一句，是赞颂邓世昌的，但“前军甘避舍”一句，却有两点不妥：其一，邓世昌自然是值得赞颂的，可是为了赞颂邓世昌而一笔抹煞其他爱国将领的战绩，就是片面性的表现了。其二，从实践及其效果看，“前军甘避舍”也是违背了历史事实的。其实，“前军甘避舍”一句，应该改为“前军甘冒死”。这次海战从中午12点50分打到下午5点半，持续了近5个钟头，而邓世昌在下午3点钟就壮烈牺牲了，后两个半小时靠谁打的？主要靠刘步蟾的定远舰和林泰曾的镇远舰打的。这一对姊妹舰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互相依恃，有条不紊，并肩战斗，与优势的敌舰拼战到底，因而被西方海军人士誉为“巍巍铁甲船”。特别是刘步蟾的定远舰，战绩最为卓著，重创敌舰多艘，并几乎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乘坐的旗舰松岛号于死地。连敌人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定远、镇远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亦不稍退。”在定远、镇远二舰的打击下，日舰本队五艘战舰于下午4时即试图遁逃。在定远、镇远的追击下，五艘日舰不得已回头复战。战至下午5点半，日舰气衰力竭，害怕被歼，趁暮色苍茫之际仓皇败退。试想，如果没有刘步蟾等的卓越指挥和英勇抗敌，黄海海战的结局将会怎样呢？由此可知，研究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若不去看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不去看社会实践及其效果，那就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永远纠缠不清的。

第三，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是说，要如实地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原来是什么样子，就还它个什么样子，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例如，有人说：“洋务派所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等，都是在外国侵略者严密控制和操纵之下的。”这就是把外国侵略者对清朝海军的影响扩大了。应该说，外国侵略者企图掌握清朝海军是事实，却始终未能达到严密控制和操纵清朝海军的目的。在这点上说，他们是失败了。以英人李泰国买船事件为例：1860年，李泰国代清政府从英国购买兵船7艘，组成舰队带回中国后，强行要求由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指挥。并声称：舰队只接受清朝皇帝的命令，而且要由他本人转达给阿思本，别人概不得过问。更有甚者，李泰国还提出，如果他本人认为皇帝的命令不适当，还可以拒绝接受。这说明李泰国之流确实想“严密控制和操纵”这支舰队。对此，清政府采取抵制的立场，坚持了自主原则，将舰队退还变卖，并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使这个狂妄的野心家威信扫地，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再以北洋海军提督衔总教习琅威理（William M．Lang）争旗事件为例：1890年，“时值各舰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船。在法，宜下提督而升总兵旗，刘步蟾照办。而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不决。则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由是琅拂然告去”。中方对此事件的处理固有可讨论之处，但却表明：琅威理的提督衔本是虚号，示以崇优，并非实职，且无实权，连升旗的资格都没有，岂能“严密控制和操纵”北洋舰队？此外，诸如黄海海战后总教习汉纳根因要求实权未成而辞职，泰乐尔购买智利快船计划的破产，等等，都足以说明洋员三番几次企图“严密控制和操纵”北洋舰队而终归是徒劳的。由此可知，不坚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必然要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性，批判历史实用主义，以肃清“影射史学”的极坏影响，还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六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

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对近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涉及到如何确定中国近代史的体系。拜读各家宏论，深受启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

（一）关于“两个过程”

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所有各家在立论时无不涉及到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著名论述，但对其理解却不尽相同。一种意见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或者“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另一种意见认为，“两个过程”可以“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但其“表述似乎还有未尽之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段论述除“两个过程”外，“还包含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内”。因此，如何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是我们在讨论中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了讨论的方便，不妨先将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抄录如次：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细读这段论述，便不难发现：如果把它归结为“两个过程”，并且跟“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看成为一回事，是完全不恰当的。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是用两个短语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但在这两个短语之间，是用“也就是”来连接的。显而易见，毛泽东认为这两个“过程”是同一的。他在这里阐述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把这段话理解为“两个过程”，不仅在道理上说不通，而且也完全离开了毛泽东的原意。

其次，过程亦即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既规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也规定了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其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多次奋起抗争，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表现了“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从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形成原因；从后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复次，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二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这也是有欠考虑的。因为这里所说的“过程”与“基本线索”，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把二者混为一谈，势必会引起混乱。试想：如果说“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话，那么，其中一个“过程”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一个“过程”是中国人民的反抗，岂不是等于承认中国近代史有两条基本线索了吗？主张“两个过程”的论者，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疏失，于是又特别补充解释说：“一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该社会历史发展的主线。”“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乍看起来，此说似乎颇有道理，然而用于分析历史实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有时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若照上述原则推论，则“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应该最能准确地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了。而实际上，坚持“两个过程”的论者，却是主要用“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原则和实际相脱离，岂非自相矛盾！可见，把所谓“两个过程”和“基本线索”当成一回事，是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的。

最后，有的论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我们在论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只能以它为指导”，“如果‘摆脱’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过程’，按另外的意见撰写近代历史，就脱离历史的主要内容，不能说明历史的基本的、本质的特点，就会与近代史的客观进程大相径庭。”这种说法，起码是非常片面的。必须看到，前引毛泽东的论述只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一种概括。例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又一种概括。两种概括，其着眼点迥然不同：前者侧重于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后者则侧重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其前者而弃其后者，并把前者看成为惟一的“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显然是颇成问题的。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要造成什么结果呢？这就涉及到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恩格斯说得好：“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很显然，必须看到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才能切实地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而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前途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即实现近代化。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前途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离开了近代中国革命前途和革命任务，又怎么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呢？

总之，根据本节开头所引的毛泽东那段话，是决不能引出“两个过程”的结论来的；说所谓“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更是绝难成立的。

（二）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吗？

主张“两个过程”的论者，既然单纯着眼于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那自然要把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如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根据毛泽东的理论，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研究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道路，不能不以此为指导。”又如说：“近代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线索。”也有论者径直说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应该说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尽管措词不一，实际上都认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此说在史学界相当流行，我过去亦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的话，那么便会发现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反帝民族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并不曾汇合到一起，怎能成为一条历史发展的主线？论者把反帝反封建看成为一条线索，是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为前提的。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鸦片战后到八国联军之役，清朝先后进行了四次反侵略战争，这说明了直至1900年以前，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结合，从而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也不曾最终形成。在这之后，清朝统治者公开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终于变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完全结合起来了。既然从1840年到1900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还没有完全结合，这就决定了反帝民族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基本上是彼此分离的。这样，反帝民族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本来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线索，硬将它们强扭到一起，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必然会扞格难合的。

其二，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帝民族斗争的情况不一，不可一概而论。一般说来，近代中国反帝民族斗争包括两类：一是清政府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一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其中，主要是清政府领导的五次反帝民族战争，参加战斗的也主要是清朝军队。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其正义性是无可置疑的。而帝国主义列强正是通过这五次战争，使清朝统治者一步一步地屈服，终至彻底屈服，造成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完全结合的严重后果，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近代由清政府领导的反帝民族战争，情况颇为复杂，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总的来说，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肯定近代反帝民族战争的正义性这一点上，而忽视其消极的方面，这种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任何一次反帝民族战争（包括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在内）本身，并不曾给中国社会带来革新和进步。虽然如此，反帝民族战争却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往往继之而来的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新运动。但这种发展却决不是反帝民族战争本身直接造成的。正由于此，认为反帝斗争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说法，是十分不妥的。

其三，对于中国近代的反封建斗争，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中国近代，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也有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毋庸多论。我们要着重地研究一下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主要表现为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即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认识始终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从来没有设想过改变封建制度，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农民举行过多次大规模起义，甚至推翻了某一封建王朝，但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依然保持下来。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农民除了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以外，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抗运动，即太平天国、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虽然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但其主要斗争矛头却是指向清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到最高峰的一次农民战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一次农民战争，所以它已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里任何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了。如果说太平天国主要是一场大规模农民反封建斗争的话，那么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就有所不同了。持续了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基本上属于反帝民族斗争的范畴。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个别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带有反封建的性质。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反洋教斗争作为反帝民族斗争的实质。义和团运动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以直隶、山东地区义和团开展的“均粮”斗争为例，义和团运动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不过为其反帝斗争的宏大声势所掩盖，不易为人们所注意罢了。然而，过分夸大这种反封建因素也是不恰当的。“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一方面说明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仍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表现了“笼统排外”的倾向；另一方面，不论义和团的“扶清”是其政治纲领也好，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也好，都说明其斗争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帝国主义的，带有明显的民族自卫性质。因此，从根本上说来，义和团运动仍然同反洋教斗争一样，属于反帝民族斗争的范畴。可见，如果以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作为贯串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的话，那么太平天国以后又用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来体现这条主线呢？

我认为，所谓“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提法，其基本意思只能说是对近代反帝民族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总的概括，把它当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就未免失之笼统。

（三）应当恰当地评价义和团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义和团问题，一个是洋务运动问题。这两个运动是否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里先谈义和团运动问题。

我认为，义和团运动基本上是一次反帝民族斗争，对它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肯定，但它却不能成为体现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有些论者主张以义和团运动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之一，其根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农民始终是近代史上革命的主力军”；二、“在十九世纪内，只有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说这个阶级的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义和团运动“直接地表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我认为这两条“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

说“农民始终是近代史上革命的主力军”，这话本身并不错。但是，在谈到主力军时，应当首先明确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性质的主力军？第二，当时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太平天国的时代，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当时农民阶级既是反封建的主力军，又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身而兼二任，但太平天国并不能将中国引向近代化的道路，因此，许多论者说太平天国直接表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恐怕是有问题的。而义和团的情况更大不相同了。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以后，是再也找不出一次大规模的影响全局的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了。义和团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次反帝民族斗争，不能把它纳入反封建斗争的范畴。而且当它发展为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民族战争后，还是在清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掌握之下进行的。可见，“主力军”云云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是两码事。用“主力军”的说法证明义和团运动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

有论者认为：“在十九世纪内，只有农民的斗争，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而民族资产阶级“从二十世纪开始”才成为时代的中心，他们的运动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根据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交接‘时代中心’接力棒的重要关口”。就是说，只能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义和团是“时代中心”，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从来不是“时代中心”。我认为，农民阶级一直到19世纪末始终是“时代中心”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提出这个观点的论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引用了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论述“时代中心”问题时说的一句话：“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可是，引文中漏掉了列宁的这样一段重要文字：“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话联系起来看，我们便可以知道，哪个阶级可以称之为“时代中心”，起码要具备这样两条：第一，这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第二，领导运动的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所谓“推动社会进步”，主要是实行社会改革；所谓“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主要是推进近代化。就这两条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全都具备了，为什么不可以称其为“时代中心”呢？相反地，按照这两条要求，很难说发动义和团运动的农民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心。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条材料可以证明义和团主张实行社会改革。而大量的材料反倒证明了义和团是反对资本主义新鲜事物的。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已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指望义和团决定“时代发展方向”，岂非南辕北辙！

可见到19世纪后期，农民阶级已经失去“时代中心”的地位了。当时，维新派担当了这个任务，他们所领导的维新运动才真正“直接地表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应该说，到20世纪初，革命派是从维新派手中接过了“‘时代中心’接力棒”的。

（四）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问题

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对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的冲击和破坏，也为向新世界迈进奠定了某些物质基础。洋务运动倡导者的本意，是想维护封建统治，而事实却走向了他们预期的反面，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洋务派只是在造成这个变革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罢了。马克思曾强调指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有“双重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的“破坏性使命”，和为亚洲的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建设性使命”。我们能说洋务运动没有这种“双重使命”吗？当然，洋务运动与英国侵略印度迥然不同，它是中国社会内部对列强侵略的一种自卫性反应。不过，洋务运动的实施侧重于后一种使命罢了。因而，不能不承认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具有进步的意义。

但必须指出，洋务运动又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一个蹩脚的环节。它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旧的生产力，不但不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反而顽固地维护这种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这样一来，洋务运动便自套枷锁，自缚手脚，严重地限制了其进步性的充分发挥。有的论者说：“洋务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是否能说洋务运动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改革”一词，本来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以适应客观的情况。如果按这种解释的话，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改善了旧的生产力，说它是一次改革，也未尝不可。反之，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次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具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则不敢苟同。因为洋务运动仅限于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并未能推行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去。维新派批评洋务运动“不务除旧而言布新”，“逐末而忘本”，皆指此而言。本来，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把它抬到“反封建斗争”的高度，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洋务运动没有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正是它的先天性的根本缺陷，这就给它的整个进程罩上了阴影，预示着它的最终失败。考察一下与洋务运动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问题就很清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富国强兵”为口号而实行的，结果却迥然相异。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下，学习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急起直追，大力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在国内推行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改革，因而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而洋务运动则不然。洋务运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改革，它虽然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却完全纳入到封建主义的轨道之内，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也说明了：洋务运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效果上都无法与明治维新相比，绝对称不上是一次资本主义的改革，怎么能够谈得上“具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呢？

那么，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又属于什么性质？我的回答是：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两派的斗争，从对同文馆的争论算起，持续了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凡洋务派倡行的洋务措施，诸如建造铁路、购买军舰等等，无一不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这两派斗争虽然很尖锐，但他们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又是他们能够长期共居于朝堂的政治基础。当然，也不能说这两派都是一路货色，不分轩轾。应该说，洋务派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他们比较务实，肯于面对现实，承认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而且认为应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顽固派却闭眼不看世界，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满嘴是“何必师夷人”、“铁甲船有害无利”、“岂有必效敌人之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之类的荒唐胡言，真是达到了泥古不化的程度。两相比较，洋务派比顽固派要进步，也高明得多。我称洋务派为开明派，就是与顽固派相对而言。洋务运动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它是“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就这个意义来说，称洋务派为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后者是受前者制约的。

说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和洋务运动不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并不意味着可以以此来抹煞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就其进步意义而言，可以说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准备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物质条件，这毋需多说；一个是思想条件，却值得认真地研究，因为这涉及到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关系问题。对此，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于酝酿成戊戌变法”；一是认为早期维新派“实际上是洋务派”，“维新变法的思想实源于洋务派的思想”。这两种观点，究竟以何者为是呢？我认为，这二者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都不够全面，都把问题说得绝对化了。我们既要看到洋务思想和维新思想的继承关系，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质的变化。粗看起来，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似乎没有区别，但如果认真地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两者的同中之异，异就异在早期维新派在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开始就比较留意西方政治思想，并产生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如果我们只见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同”而不见其“异”，自然就会认为两者无从区别了。不过，这个“异”虽带有部分“质变”的性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在“量变”的范围以内。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早期维新派对于各种洋务运动，有鼓吹又有批评，但以鼓吹为主，批评却主要是对着顽固派的，他们和洋务派的“异”，始终没有超出“量”的范围。既然早期维新派一般厕身于洋务运动，并且混迹于洋务派之中，这样他们便构成了洋务派中间的“左翼”。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纯的东西，洋务思想也不可能那么纯正，它应该既包括洋务派的思想，也包括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这二者都有着继承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还应当看到，正是洋务运动培养了一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不能因为看到后来维新派抨击洋务运动，就认为维新派与洋务运动没有什么瓜葛。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从开始兴办洋务迄于洋务运动失败，除封建顽固派之外，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的。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还肯定洋务运动“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赞誉李鸿章“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他在上书中提出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过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水平。谭嗣同在论及洋务运动时说：“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这话说得多么具有历史的态度！连维新派本身也并不讳言，洋务运动为后来的“变法之事”起了“荜路开山”的作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读了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出的西方书籍译本之后，才“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梁启超是“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才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被洋务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担任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重要职务。他是洋务运动直接培养出来的洋务派骨干，后来成为维新派，只能说他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维新派大都经历了由洋务思想到维新思想这样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公车上书”为标志，维新思潮发展而为政治运动。维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与洋务运动相比较，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维新运动既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

洋务派搞洋务运动的结果，引出了否定自己的对立物，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应当给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承认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所以，必须承认，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和阶梯。

（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梯

讨论过以上几个问题，便可以进而探讨一下这条线索本身了。

有的论者提出，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可以“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基本的线索”。这个提法，其不足之处，是失之过于简略和笼统。一部中国近代史，每个时期都充满了阶级斗争，其表现是形形色色的。我们究竟以它的何种表现来反映“基本的线索”呢？显然，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如果以此提法为指导去认识历史实际，势必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龂龂争辩而不休，是不可能取得统一认识的。

于是，有论者提出补充，认为“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但“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又有人把这个补充简化为一句话：“以反映社会经济矛盾的国内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这个提法在“阶级斗争”一语之前加上了“反映社会经济矛盾”、“国内”等限制词，在表述上明确多了。但是，作为一种对基本线索的界说，这个提法似乎仍欠完善和周密。例如，限制词中的“经济”所指为何？按照论者的本意，好像指的是生产方式。但是，所谓“经济”，按通常的理解，固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等，而一般则是指经济基础，即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洋务运动不是要改变封建的经济基础，这个提法与论者自己的结论便自相矛盾了。

我认为，对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界说，必须要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实际，使之成为一个便于掌握的尺度。不宜空泛地谈“阶级斗争的表现”，在“阶级斗争”之前加上某些限制词也难以说明问题。所以在考虑基本线索时，一定要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犹如一座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就是近代化。近代化问题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带动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和变革，而不是相反。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所推行的海防运动，由此而引起海防思潮蓬勃兴起。洋务派所发动的洋务运动，既是对海防运动的继承，又是对林则徐、魏源等人海防思想的践行。我认为，必须把海防运动和洋务运动列入反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发展阶梯之内。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近代器物文化发展和改革的要求。继之而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则是进一步反映了中国近代制度文化发展和改革的要求。这二者，自然成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更高一级发展的阶梯。这样，海防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民主革命运动，便构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梯。

第二章 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考辨

一 沪尾大捷与法国“担保政策”的破产

（一）沪尾的防御

刘铭传撤基援沪一事，百余年来毁誉不一，聚讼不休。笔者认为，此事须同当时整个台北战局之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才可得出确凿可信的结论。

先是法国政府在法军占领越南红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后，又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其目的是要“据地为质”，以向中国勒索巨大权益和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担保政策”。1884年6月26日，法国编成远东舰队，以海军中将孤拔（Amédée Aadtole Prosper Courbet）为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Sébastien Nicolas Jaochim Lespés）副之。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Jules Ferry）认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利士比也向茹费理夸下海口：“我可毫不犹豫地占据基隆和台湾北部。”于是，台湾北部成为法国舰队的主要进攻目标。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ǒtre）命令利士比先摧毁基隆炮台，并夺取基隆煤厂。8月5日，利士比率3艘战舰，先轰毁基隆炮台，继以炮火掩护海军陆战队200人登陆，占领炮台及其附近高地。当时，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的刘铭传正在淡水，忽接告急之信，知基隆炮台难守，便亲驰督战。及赶至基隆，炮台已遭破坏。刘铭传决定放敌上岸，一面饬令滨海防守各营移向后山，暂避敌炮，一面“激励各军，坚筹血战，誓挫凶威”。6日，刘铭传指挥所部三路猛攻，法军不支，撤回军舰。此战毙伤法军13人，缴获炮4门、步枪数十支、帐篷10余架及军旗2面，而清军才死伤数人。基隆首战告捷。

法军虽未能实现对基隆的占领，但却破坏了基隆炮台。刘铭传知其不会善罢甘休，定要增船增兵，卷土重来。当时，驻守基隆的清军仅有8营：恪靖军6营，由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统领；武毅军2营，由记名提督章高元统领。然“各勇日在炎瘴溽湿之中，将士多病，八营之众，能战者仅千余人”。另派擢胜营营官杨洪彪拆散挖煤机器，转移到山后，放水淹没矿井，烧掉矿山的房屋，“并焚毁矿外存煤约一万五千吨，以使法人不能再利用这存量丰富的煤矿，作舰队的添煤站”。因基隆炮台已被法舰轰毁，重修暂时已无可能，便决定弃置。同时，海关也撤离基隆，商务完全停顿。为防敌人占据基隆，刘铭传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

刘铭传的这些布置，既是从敌我力量对比和基隆的具体防御情况出发，也是基于对整个台北地区的战略防御的考虑。对基隆和沪尾之战略地位，他早已有所权衡。他曾向朝廷陈述战守大计：“基隆炮台既为敌毁，臣深见敌人船坚炮利，巨炮环布铁船，非避开船炮，纵得基隆，终难拒守。不得不退居沪尾，添筑炮台，另筑土墙，深挖濠窟，隔山坚守，以老敌师。隔山则巨炮不克移攻，登岸则坚船已归无用。非若死守基隆，彼长我短，胜算自可操也。”在这里，刘铭传提出了两条作战原则：战略上，要做持久的打算，利用有利的地势条件进行坚守，“以老敌师”；战术上，不死守滨海的基隆一城，避开“彼长我短”的不利作战条件，以使我军做到扬长避短。他坚信，若能贯彻这两条作战原则，则必可稳操胜券。

根据刘铭传的战略部署，沪尾的防御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沪尾为基隆后路，离府城只三十里，仅恃一线之口，借商船稍通声问，军装、粮饷尽在府城。……台脆兵少，万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坚保沪防，拥护台北府城，固全根本。”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采取了以下巩固沪尾防御的措施：

其一，填塞沪口门。鉴于法舰多次来窥沪尾，刘铭传采纳前敌营务处知府衔李彤恩的建议，填塞淡水港口门，以防法舰突进港内。他向朝廷奏称：“沪营既定，复购外洋枪炮、水雷、浮桩，分投密布，一面沉船载石，填塞口门。”当时，各洋商以秋茶上市，纷纷阻挠，经晓以利害，多方开导，始得封塞。其具体做法是：用木船10艘，装满石块，沉于口门，只留一条仄道可通小船，并在主航道上布设水雷。

其二，增修炮台。1876年，曾以沪尾为互市之口，在此修筑炮台一座，装有克鲁伯炮5门，指向淡水河入口处。刘铭传莅台后，又在滨海的丘陵上修筑新炮台一座，以控制海口的整个水平线。由于战争猝起，这座炮台还未完全竣工，只安装了1门旧式前膛大炮，并临时配备了4门40磅小口径炮。

其三，吁请增兵。起初，只有署福建陆路提督、漳州镇总兵孙开华统擢胜军3营1200人驻守沪尾，兵力过于单薄。刘铭传多次吁请增援，南洋始允调江阴铭军分统刘朝祜4营赴台，但因法国舰队封锁海面，无船可雇。直到9月中旬，南洋花重金从上海雇到汇利、万利两船，载刘朝祜军600人，其中汇利号装550人，万利号装50人，于9月20日驶抵淡水。汇利号用驳船卸岸100人后，忽遇大雨飓风，因与万利号入海避风。翌日风止，万利号50人亦卸岸。而汇利号则受到法舰的阻拦，被迫将未下岸的450名清军仍装回上海。是月，刘铭传又添派张邦才炮勇100人到沪尾。

其四，招募土勇。由于大陆援兵难来，而形势日趋吃紧，刘铭传便在台北设团练局，招募土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支：一是林朝栋，初募100人，助守基隆；一是张李成，初募200人，助守沪尾。

到9月底，刘铭传抵台有两个半月，已对台北的防务作出全面规划，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到法军再次攻台时为止，沪尾守军的总兵力，包括张李成土勇在内，也才1650人，仍然十分单薄。可见，对于刘铭传来说，面临的考验还是极为严峻的。

（二）刘铭传撤基援沪

事态之发展，果不出刘铭传之所料。马江战役后，法国政府的对华方针仍是以战逼和，企图通过战争以实现对中国尽可能多的掠夺。就是说，继续玩弄战和两手：不达到既定目的就不停止战争，但也不关闭和谈的大门。茹费理指示巴德诺，必须掌握“据地为质”“这种强有力的商议方法”，以迫使中国“在九十九年期间，把基隆埠口的行政和经营、海关、矿区，并与该埠口有关系的各种有用的权利，让给我们”。巴德诺和孤拔则认为，仅仅割让基隆还不够，割让淡水作为补充是必需的。在茹费理的赞同下，孤拔决定再次进攻台湾。

9月29日，孤拔除将3艘军舰留在马祖澳，以保证与芭蕉州电信站的交通外，亲率5舰驶向基隆港，并令利士比于翌日率3舰向沪尾方面出动。他制定此项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企图一举攻占基隆和沪尾。在这里，孤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骄傲轻敌。法国舰队从马祖澳出发前，官兵当中充满了乐观空气，无不欢欣鼓舞，甚至认为：“这次行动不过是一种军事的游行散步，一枪亦不用放的。”正由于此，孤拔才决定分兵两支，由其本人和利士比分别率领，两处同时进攻，而且还将3艘战舰留在马祖澳，使本来已经分散的兵力更加分散了。

9月30日，孤拔率5舰驶抵基隆，与先已在此停泊的3艘法舰会合。10月1日晨6时，法军开始进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以2000人组成的登陆部队陆续从基隆港西岸的仙洞山脚登岸。守军坚决抵御，往复冲荡，相持两个半小时之久。不久，法军从山头包抄，守军不得不撤出山口。上午9时，法军占领了仙洞山，即以山顶为据点，与海上的舰队相配合，猛轰清军阵地。守军退守二重桥。这时，曹志忠、章高元等“督率将士，身自搏战，毫无退心”。正当全力相持之际，忽接沪尾的告急文书，形势益趋复杂。是争夺基隆，还是驰援沪尾？不容身为统帅的刘铭传迟疑不决，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抉择。

原来，当基隆正在激战之际，利士比率领3艘法舰驶到沪尾，与早已泊在此的1艘法舰会合。上午10时，利士比给港内的一艘英船发出信号：“我将于明日十点开火。”前敌营务处李彤恩见情况紧急，不敢怠慢，飞书基隆告急。当天黄昏时分，刘铭传正在基隆大营，与诸将议事。当时商定：半夜时分，由曹志忠率5营各出四成队，会同章高元军，偷袭西岸法军营盘。适在此时，刘铭传接到沪尾告急禀文。同时，还有英国驻淡署副领事费里德（Alexander Frater）和淡水关税务司法来格（Edmond Faragó）的来信，内称：“法人十四日（10月2日）十点钟定攻沪尾，攻破沪尾之后，长驱到台北。台北空虚，料难抵御。若台北有失，则全台大局不可问。以洋人论，则重基隆而沪尾轻；以中国论，则基隆轻而台北重。务请率师救沪尾，以固台北根本。”此信所述之观点，跟刘铭传的思想是完全合拍的。但是，他深知兵力不足，难以兼顾，便立即亲笔致书孙开华和李彤恩：“基隆兵尚不敷，不能派队驰救，现已飞调甫到新竹之武毅右军左营，赴沪助战。基隆今日甫获胜仗，诸将不肯拔队，万难分兵。请坚忍为一两日之守，以顾威名而全大局。”

虽说如此，刘铭传仍然不能放心沪尾的战事。到晚上10时左右，他又接到李彤恩发来的第二封告急禀文：“法船已到五艘，沪口危在旦夕，台北郡城恐为敌有，请移师救援。”这时，他反复忖量权衡，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徘徊犹豫达两小时之久。直到近午夜时，刘铭传想到“事急不得出十全，必有所弃而后有所取”，决定“先其所急，移师顾守后路”。于是，传令曹、章二将无须扑法军营盘；挑奋勇300人，与林朝栋土勇100人，退守狮球岭；自率其余各营勇丁尽退台北附近的锡口、艋舺一带。

刘铭传突然放弃偷袭法军营盘的计划，而决定撤师救援沪尾，使几乎所有的官员、将领和绅民感到意外，不能理解，因而群起反对。台北知府陈星聚和淡水知县周有基，“均以基隆有狮球岭天险可守，若任法人上岸，一过山岭，则长驱直入，无可阻挡，郡城难保”，驰禀阻止，然已无及。基隆通判梁纯夫当面进谏：“若弃基隆而不守，则基隆以达宜兰，而苏澳非复国家土地矣，况守基隆，胜于守艋，基隆不守，敌人即有立足之地，不独可以直下艋舺，且到处可扰。其关系大局，殊非浅鲜！”言之再三，声泪俱下。刘铭传决心已定，不可动摇。台北、基隆绅民公禀所言最为痛切：“愚民惊骇，私相偶语，有言用计者，有言弃之者，甚至有言祸不深、功不烈者，啧啧人言。窃爵帅勋高望重，盖世英名，称扬四海。今基隆之故，愚民妄言，固在不足有无之数。而在职等，则思基隆为台北府城门户，最为扼要，门户一失，堂奥堪虞。且法人之所难得者，煤炭耳。今民炭任在搬运，海上之船从此有恃无恐，而脚踏实地，步步为营，长驱直入，水陆并进，凡台湾苍赤难免遭殃。……况台湾为海外重镇，如此一变，天下大局震动。凡有血气者，莫不捶胸顿足，号哭郊原，痛切剥肤，咸动公愤。”刘铭传阅后，也颇为动容，在禀上批曰：“据禀各情，所论实为切要。惟前因沪尾紧要，距府过近，台北万一有失，所关尤重，不得不移师赶回，以顾沪口之防。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而外人何得而知？此本爵军门之苦心，亦即军事之机要。”又谓：“本爵军门用兵有年，非万不已，岂肯轻弃要隘？现在惟就现有兵力，竭力防剿，以抒绅民士庶义愤之忱。天地神明，实共鉴之！”一般群众对刘铭传此举当然更不理解，甚至“诟之为汉奸，为懦夫”。刘铭传坦然置之，曰：“是恶知吾之深谋也！”

刘铭传撤军令一下，全军皆惊。帐下左右诸将不肯拔队，环跪而谏。刘铭传反问诸将：“是吾意也，咎吾自当之。若以基隆失他隘，君等能任其咎乎？”皆不能答。章高元是刘铭传的旧部，也对他这位老上司的决定不能接受，伏地哭阻。刘铭传看到部下的爱将都不能相信他，不禁大怒，拔佩刀砍前案，叱之曰：“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违者斩！”他不再多做解释，誓言曰：“军家大计，非若辈所知，违令者视此！果获重谴，某自当之，不累若曹也。”

当时，在台湾各地，到处是流言蜚语。一些外籍人士分析：“刘爵帅向台北府败退，彼意以为在彼背城一战，继可退入台湾之南地也。余等于本口岸（淡水）遥揣，法兵必自基隆行陆路至此，与彼之兵船会合。隐窥夫伊等之意，不外乎台湾北半尽归其掌握耳。”对此，刘铭传一概置若罔闻。不仅如此，他还要顶住来自朝廷的压力。尽管“论者前后数十疏，谕旨切责，有‘谤书盈箧’之语”，他也毅然不为动，说：“兵事变化，恶有隔海可遥度者？”

看来，刘铭传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也甘冒最大的风险。那么，他的这个决心到底下得对不对呢？沪尾之战的实践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三）沪尾保卫战完胜法军

当10月2日刘铭传所部抵达台北时，沪尾之战的炮声提前打响了。他率军赶到淡水后，立派章高元等驰援沪尾。

是日晨6时35分，孙开华与刘朝祜商定，命张邦才不等法舰炮击，提前3个半小时开炮。这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决定，使法军在始战阶段陷入被动。法国侵略者承认：“中国方面，当攻击的开始，是懂得利用我们不可能好好射击的时机的。当光耀的太阳出现在俯瞰城市和堡垒的群山上时，一阵浓雾完全把城堡遮盖着，把它们掩藏起来，使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视线原已经为当面扑来的强烈阳光所妨碍。此外，又如晴天好日的早晨所常有的高度的折光现象在整个海岸出现，目标全都显得高起，以致我们的炮弹打得过远。半小时内，我们完全是无益地消耗子弹。中国方面的榴弹，都在法国战舰的阵线前的一点点的地方爆发。”有3艘法舰先后受伤，其中蝮蛇号炮舰受伤最重。据目睹战况的法来格报告：“斯时中国海滩中炮台，已设许多沙袋围护，备有新式克虏伯炮五尊；并于其上面高处所尚未修葺完竣之炮台，备有一尊从前膛装药之大炮。……炮台发出炮弹，可命中击打法船，将法国维伯战船头桅打成两截，复于其旁打出一大洞。是只维伯战船，为前数日开来本口者。而法国船发出之炮弹，甚不得利，均击中于事无济之他物，独不能打炮台。是时，炮台之完固，与未开仗之先，差无几也。”这场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在炮战中，岸上旧炮台终被法舰的猛烈炮火摧毁，阵亡炮勇十余名，哨官张邦才身受重伤；新炮台略受损伤，而其前膛炮因施放太多，业已损坏，不堪使用。

当天夜里，利士比派小艇进港侦察。原先孤拔命利士比率舰来沪尾的任务之一是：“保证担任封锁职务的战舰得在港口自由出入，并保证河流内部航行的绝对安全。”但是，根据侦察得来的情况，利士比认为，要清除河道，除去水雷和沉船，最好的办法是军队登陆。这样，便可派水雷兵找到起爆水雷的燃点站，逐一将水雷炸毁。然后，再派船装载一两枚500公斤的黑炸药水雷，利用其强大的爆炸力在封塞的河道中间辟一条便于往来的航道。10月3日，孤拔批准了利士比的登陆作战计划，并派3艘战舰从基隆增援利士比。这样，淡水港外的法舰增加到7艘，参加作战的登陆人员达到600人，再加上大约200名从西贡和河内招募来的雇佣兵，登陆部队的总人数约为800人。根据利士比的命令，法军于10月6日实行登陆，以淡水河北岸的一个小湾为靠岸地点；登陆部队上岸后，先占领沪尾新炮台所在的高地，然后下至旧炮台，避免通过两座炮台下面的厚密丛林，以防遇到埋伏。因为从10月5日晚间起，海面骤起大风，法军的登陆计划不得不推迟实施。

10月8日上午9时，法军登陆部队分乘数十只小艇出动。利士比命令各舰发炮，以榴弹遮覆海岸，以及岸上堡垒和所有构筑防御工事的阵地。岸上则寂然无声。9时35分，各小艇抵达海滩，陆战队登岸整队，也未受到任何方向的狙击。55分，开始展开队伍。法军登陆后，其指挥官雷诺堡号司令波林奴（Boulineau）和副官参谋杜华尔（Duval）上校，因中国军队毫无反应，判断其已经逃避，便欲走捷径，放弃了利士比所规定的前进路线，顺海滩南行，直扑旧炮台，从而走近了利士比所要他们避开的厚密丛林。

是日清晨，沪尾守军先见法舰放下小艇，即断定其势必登岸。于是，孙开华、章高元、刘朝祜等共同商定，由孙开华亲督擢胜右营营官龚占鳌率所部埋伏于新炮台的山后，为北路，以防敌人包抄；张李成土勇埋伏于北路山涧。各营皆列阵于沙堤高下崎岖之处，大都有丛密树木遮蔽，且阒然无声，故未被敌人发现。10时10分，当法军逼近丛林时，听到林中响起枪声，知内有伏兵，不敢进入树丛，旋即后退，队形呈现紊乱。于是，清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发起反击。

10时25分，孙开华率李定明、范惠意两营，从新炮台后面的工事冲出，直前搏敌。章高元等自北路迎战，使法军两面受敌。据法来格记述：“时华军张两翼而进，胆力坚定，步武整齐，不少退缩，以来复枪夹击法兵，连施不绝。法兵竭力抵敌，志在前进，初不料华军俨然不动，概无少退。法兵皆持来复枪，并多带有轮旋施放之新式炮，加以法船皆开炮相助，乃力战四点钟之久。”在短兵相接中，孙开华、章高元皆“身先士卒，血肉相薄”。刘朝祜铭中营一朱姓哨官“尽裂其衣服，袒身衔利刀，持炮狂呼轰击而进。其属五十人亦大呼驰进，遂衷敌师，裂其阵”。张李成小名阿火，本是梨园花旦，“迫于义愤，奋不顾身，克敌致果”。这时，他率领所部土勇“突出敌背，敌愕顾，我军前后夹击，士卒皆一以当百，短兵接，呼声动天地。法军乱，则反走其舰”。到下午1点半钟，法兵丢弃格林炮数门，并遗下来不及搬走的众多尸体，逃回到舰上。法军被枭首者25人，其中有拉加利桑呢亚号陆战队司令方丹（Fontaine），以及雷诺堡号见习军官罗兰（Rolland）和狄阿克（Diacre）；逃跑时因争渡而溺死者40余人；受伤者100余人。此战清军大获全胜，史称“沪尾大捷”，或称“淡水大捷”。

沪尾之战，对法国侵略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参战的法国海军军官承认：“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对于这不祥的一天的悲惨印象，又加上了惨重的损失，大家的谈话总不能脱开这么令人伤悲的话题。”狂妄自负的侵略分子利士比经过此战之后，也丧失了信心，发誓说：“水手永远不到地上作战！”从此，法军不敢在沪尾进行登陆。孤拔在给巴德诺的电报中也不得不自认失败：“淡水失败严重。舰队七舰的陆战队企图突击鱼雷燃点站，被击退。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在接到沪尾失败的电报之前，巴德诺曾经坚信：“我们有希望很快地把整个台湾北部不可动摇地置于我们统制之下。”并准备随后派舰队北上，攻袭直隶。沪尾一战，使法国侵略者的狂想幻灭了。

沪尾之战的实践表明，刘铭传撤基援沪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当时可能采取的惟一正确决策。或认为，刘铭传这一决定是判断失误，否则既可夺回基隆，沪尾也未必有失。其实，这只是想当然的说法，事实上是决然行不通的。

首先，即使刘铭传不令基隆守军驰援沪尾，也不可能立即夺回基隆，驱法军入海。法军这次进攻基隆，所使用的兵力大大地超过了第一次。其战舰由3艘增加到8艘，登陆部队由200人增加到2000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看，法军均居于优势地位。基隆守军号称8营，而“能战者仅千余人”。法军登陆部队有8艘战舰的猛烈炮火作掩护。守军当时要想在海岸一带与之交锋，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惟其如此，法军才轻易地占领了仙洞山，并在两三小时内推进到二重桥。到当天中午时，法军登陆部队已经全部上岸，并在仙洞山上驻扎了两个大队，守军欲夺回仙洞山殊非易事，除了造成重大伤亡和消耗有生力量外，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若不能像第一次那样，以优势兵力迫使法军撤退，那就只有与敌全力持久相持了。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其结果只能如此。这样一来，不仅基隆未能收复，而且沪尾守军得不到及时支援，也会处于危殆的境地。

其次，基隆守军后撤，完全出乎孤拔的意料之外，因而陷入了刘铭传所布的疑阵，使清军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法军虽在10月1日登陆基隆成功，并巩固了滩头阵地，占据了险要，但2日和3日两天却不敢大力向前推进，只在海岸一带占领了几处高地。因为孤拔并不真正了解守军的虚实和动向。法军前番进攻基隆吃了亏，这回变得小心翼翼了。直到10月4日，孤拔下令占领基隆街市，这才发现原来是一座空城。法军“在靠近海关大楼处登陆，上去看到这座房屋全部为中国军队所放弃，甚至于城市亦一样”。占领基隆之后，孤拔仍然不知基隆附近有多少清军，既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抽调更多的兵力增援利士比。据一位法国军官自述：“我们占领了城市，以及沿着港湾的第一道高地，并将中国军队驱至紧靠在后的高地。只从敌人极微小的抵抗来看，倘想扩大占领区，并非轻妄鲁莽。但登陆军队的弱小人数，刚够防守所攻得的据点，任何的向前推进都没有用处，因为我们没有人，不能据守再取得的阵地。所以，我们好像是为中国军队所封锁。想要扩大形成于我们周围的包围圈，那就完全必要增援占领部队。而且，即使援军到来后，恐怕还会有新的困难，因为中国军队时刻不停地在第二道山脊上建筑坚固的工事。我们到台湾北部来的主要目标是要煤矿工场。它们距离尚远，彼我之间有三道重重相迭的高地。”明明居于优势地位的法军，却由于主帅孤拔不能做到知彼知己，以及在主攻方向和集中兵力问题上缺乏明断，反使自己的优势化为乌有了。这样一来，清军不仅赢得了增援沪尾的时间，而且在沪尾大败法兵后，又能够及时地回守返水脚，巩固了基隆的后路防御。刘铭传所说“军事之机要”，亦即“固全根本”的战略计划，得到完全的实现。

复次，撤基援沪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军在基隆处于劣势，而到沪尾却转居优势了。因为法军的主要兵力在基隆，刘铭传撤基援沪正合乎“避实而就虚”的军事原则。再从战术上看，清军是用两面夹击的战法大败法兵的。清军左翼为孙开华军3营，其擢胜中、后两营首当其冲，损失较重，阵亡哨官3员，伤亡士兵100余人。若不是有右翼军从北面夹击法军，使敌首尾难顾，孙开华军损失必然更重，能否最后顶住也是大成问题的。而右翼军是章高元的武毅军和刘朝祜的铭军两支部队组成的。其中，刘朝祜军才150人；章高元军是右翼的主力，在这次沪尾保卫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不是刘铭传率军援沪，并派章高元这样的敢战之将前来参战的话，那么，要获得沪尾大捷也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刘铭传亲自督军坐镇淡水，以为策应，使沪尾守军后路有了保障，免去了后顾之忧。这样，不但稳定了军心，也激励了士气，故能众志成城，大败法兵。刘铭传亲临前敌视师，深入哨棚，慰问士兵。当时，“疫疬流行，我军既疲劳，复感瘴，多疾病，军中炊烟日减。公短衣草履，亲拊循士卒，吊死问疾，与同食饮。将士感奋，人人皆乐为吾帅死”。因此，军心思战，士气高涨。若不是刘铭传当机立断，麾军援沪，以沪尾原有的兵力，后路又无保障，很难保证沪尾不失。一旦法军攻占沪尾，直下台北，不但台湾的局面将不可收拾，而且中法战争的结局也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后来，清廷派帮办军务杨岳斌来台湾查李彤恩案，指责李“不审敌情，遽尔两次飞书告急”，“第知沪尾兵单，而不知孙开华诸将领之足恃”。这完全是一面之词！故刘铭传驳之曰：“虽提臣孙开华骁勇敢战，器械不敌，众寡悬殊，何能保其不失？”

总之，刘铭传撤基援沪，是他“坚保沪防，拥护台北府城，固全根本”的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在“事急不得出十全，必有所弃而后有所取”的两难情况下，毅然决定撤基援沪，表现了他作为统帅的卓越胆识，以及敢于为国家负责的伟大气魄和崇高精神。可以说，没有刘铭传撤基援沪之举，就不会有沪尾大捷。

（四）法国“担保政策”的出笼及其基本内容

刘铭传指挥的抗击法国保卫台湾之战，其是是非非，历来颇有争议，聚讼纷纭，未有已时。当时，法国政府的侵台方针，是以实施其“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为目的。因此，其“担保政策”是否得到实现，是评价法国侵台方针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当然也是评价刘铭传领导的台湾抗法战争胜利与否的惟一标准。正由于此，要探讨刘铭传撤基援沪决策的是非问题，必须先对法国政府“担保政策”做进一步的了解。

或认为，刘铭传作出撤基援沪的决定，使法军占领基隆，在台湾得到了一个立足点，从而使其“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得以实现。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应该了解的是：法国的“担保政策”是怎样出笼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法军在越南所挑起的“北黎冲突”。北黎是谅山附近的一个地方，中国称为观音桥，故或称其为“观音桥事变”。先是在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代表福禄诺（Francois Ernest Fournier）海军中校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五款，其第二款规定“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第五款规定“此约既经彼此签押，两国即派全权大臣，限三月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第二款有中国撤兵之语，而无撤兵之期，应按第五款三个月后双方订明详细条款，两国界条议定分清之后，中国再行撤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到5月17日，即福禄诺离开天津前，临时留下一件“牒文”给李鸿章。其中片面地规定，法军于20天后，即6月6日占领谅山等地；40天后，即6月26日占领越南全境。“牒文”的最后竟有这样一句话：“这些期限届满后，我们将立即进行驱逐迟滞在东京领土上的中国防营。”法国政府正是借这些“牒文”挑起了“北黎冲突”。

法方单方面地炮制了这件“牒文”，不仅违背了外交的常规，而且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连法国的公正舆论都承认这是法国政府的“外交错误”。如巴黎《评论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便写道：“这是法国交涉员个人单独规定了中国军队撤退的细节，细节中附上撤退的一定日期。很可惜这些细节和这些日期从未经总理衙门承认接受。既然总理衙门不晓得这些细节和日期，它怎得加以承认接受呢？”并对法国政府批评说：“让外交家去订立条约，是智慎之举，这和让军事家去打仗是一样。一个政府，不守这个法则，便要承当责任。”明明是法国政府犯了外交错误，却决不认账，反而无理取闹，耍尽了无赖，并进而诉诸军事行动。“北黎冲突”发生于6月23日，先是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Millor）命杜森尼（Dugenne）中校率其纵队880人，及运输队约1000人，兼程北上，企图尽快强占谅山。是日，当行近中国军营时，清军已革提督万重暄派3名员弁前去交涉，并携带了一封“词气极为和平”的信件。杜森尼扣留了清军使者，派人到清军军营声称：“一点钟内，法国军队将继续前进。”并谓：“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随后即鼓动部下官兵，高喊：“我奉有开赴谅山的命令，我要前去，有了像我这么一支军队，我能够直捣北京。”又派了几队法军去抢占四周山岗，遇到清军的前哨，“不再麻烦也不和他们谈判，直接就向他们开枪”，并且枪杀了清军的3名来使。清军被迫还击。双方激战达3个小时，清军伤亡300余人，法军伤亡98人，失踪2人。这次北黎冲突本是法国方面挑起的，它却要倒打一耙了。

冲突发生后，法国政府总理茹费理致函清朝兼署驻法公使李凤苞，咬定这次冲突是中国方面的“预谋”，声称：“这明显地违背了天津条约。对这条约的违背我们明示地保留法国要求合法赔偿的一切权利。”同时，其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l de Semallé）一面照会总理衙门：“攻打之责任在中国，无论明暗攻打，法国定欲暂存应得赔补之权”；一面指示其驻天津代理领事法兰亭对李鸿章进行威胁，说法国已派“头等水师提督孤拔总统兵船来华，两三月内必定有办法，必要赔偿”。总理衙门据理驳之曰：“贵国官兵既欲巡边，何以不待详细条款议定之后，又何以不先知照贵署大臣明告本衙门以便转行中国滇、粤各防营知悉，而遽行前进攻打，核与简明条约第二款‘不虞有滋扰之事’相背。似此情形，贵国官兵应任攻打之责，认赔补之费也。”但为了“共保和好大局”，建议两国军队各仍驻原地，“不准前进，静候两国大臣议定界务，再行饬遵”。法国一心要乘机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决定一意孤行到底，非要中国赔偿不可。

法国政府曾先后提出了三个索赔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中国向法国赔偿2亿5千万法郎（约合银3570万两）。最初，茹费理致函李凤苞，提出：“要求最少二亿五千万佛郎的赔款，作为违背条约的赔偿及我们维持东京远征军团所将需要的费用的赔偿。”为了实现索赔的计划，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在上海与清政府任命的全权代表两江总督曾国荃谈判时，极尽劝诱之能事，提出中国赔款符合两利的原则：一是法国征服越南和重建治安，从商务观之，中国和法国同样获益；二是北黎事件的结果大大增加了法国的费用，“因此提出了二百五十兆佛郎，作为目的在赔偿法国开销的一种出资。法国这些开销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第二个方案，是中国向法国赔偿8000万法郎（约合银1140余万两）。这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斡旋方案：“中国承认法国为保证东京商务的安全，需要莫大的费用，约定在捐输的名义下，于十年内，每年付给八百万法郎，结果共计八千万，即为最终之所要求数字。”但有一个附加的条件，即：“法国同意安南对中国继续纳贡，作为交换条件。”在茹费理看来，8000万法郎也是一笔可观的巨款，急欲将它赖到手，命巴德诺通过赫德对中国全权大臣进行游说，即从这个数目作为“获致协议的一个基础”。赫德则认为，若能继续保持传统的进贡仪式，即在法国“与安南订立诸新约以前，越廷每二年进贡一次与中国皇朝”，倒可以试试。对此附加条件，法国根本拒绝考虑。因为照巴德诺的说法，“此项提议，等于间接否认我们的保护权”。

第三个方案，是中国向法国赔偿5000万法郎（约合银700余万两）。这是海军提督利士比的建议，减少到5000万法郎，作为最后的、不能再减少的出价。茹费理认为，8000万法郎分10年付给，与5000万法郎以三四年付给，颇相接近，同意这个方案。巴德诺仍以坚持8000万的数目为宜，茹费理给他算了一笔细账：“五千万分两三年付给，算上利息，则两个办法很接近了。”并指出5000万是尽头数目，要他明告总理衙门：“至于数目，讨价还价，毫无用处。就是五千万或是战争。”于是，由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限于8月1日前议定赔款之数，否则法国“定必火速动兵”。出乎法国政府的预料之外，清政府这次的态度比较坚决，不听威胁，告以：“谅山之事，贵国先行开衅，本属理曲，中国知之，各国亦知之。乃转因此索赔，并欲动兵，是贵国动兵之始，已先处于无理之地。”揭穿了法国的行径纯属敲诈。

从以上三个索赔方案看，法国政府要求中国赔偿的数目本无定准，能多敲就多敲，不能多敲就少敲，必须乘机捞到一笔巨资。等到各种伎俩被戳穿，外交讹诈失败，便决定辅之以军事讹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终于抛出了其蓄谋已久的“担保政策”。

法国“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它不是法国在“北黎冲突”后才突然提出来的。其实，早于“北黎冲突”的发生，甚至在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会谈之前，法国政府已经在考虑采取“担保政策”的问题了。

早在4月上旬，福禄诺即有密信至李鸿章，内称：“法国欲向中国索偿兵费，且拟乘此机会用其兵力占据东方沿海地方以为质押。”其后，他又通过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有意地向李鸿章透露法国的“密计”。所谓“密计”，也就是“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据德璀琳向李鸿章报告：“盖闻其密计，法提督孤拔、利士比等遍查中国沿海防务，闽、粤、江、浙罅隙颇多，若乘此夏令越南暑瘴之际，移调水陆来扰，必可随意攻夺一二口岸为要索巨费地步，其意尚不在此也。”可见，法国早就准备把“担保政策”作为一种讹诈的手段了。“北黎冲突”发生后，法国军政界普遍认为实施“担保政策”的时机来到了。利士比即让其副官日格密（Jacquemier）致电海军殖民部长裴龙（Peyron）海军中将称：“我看海军分舰队的一个强力行动及占取一地以为质，对于强制中国履行天津专约，是必不可少的。”巴德诺也致电茹费理说：“我们欲获取赔偿，必须据地以为质。”这两封电报，对于法国政府下决心采取“担保政策”起了推动作用。7月9日，茹费理在给李凤苞的信中便正式提出，中国对法国的赔偿要求必须给以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4天后，即7月13日，裴龙便向孤拔下达了这样的电令：“遣派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这样，法国“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终于正式出台了。

法国“据地为质”的最初计划，是占据福州和基隆。直到“北黎冲突”后索赔未达到目的，这才端出了其“据地”的计划。就是裴龙向孤拔发出电令的当天，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答应赔款，否则法国“必当径行自取押款，并自取赔款”。总理衙门明确地拒绝法国的讹诈，指出：“仍执索偿，显与津约第三条不符，且致详议条款因此延宕，深为可惜。来文所谓径行自取押款，并自取赔款，于约尤为相背。中国即当布告有约各国，将越南一事，详述始末，并中国万难允此无名兵费之故。”法国政府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终于图穷匕现，决意用武力来实现“据地为质”计划了。于是，由茹费理通知李凤苞：“如果赔偿问题没有在八月一日以前解决的话，我们将在这天重再采取自由行动。”随后，又向巴德诺发出电令，命利士比率两艘军舰前往基隆，当中国一旦不允赔偿或拖延时间，就采取战争行动。

既然法国“据地为质”的计划起初是要占据福州和基隆，为什么又改为占领基隆港口呢？不是别的，而是法国怕占领福州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反对，故此改变计划，将占领福州改为攻毁马尾船厂。这在其后茹费理给法国驻德大使顾赛尔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的计划，乃尽量置无要塞的城市及外国租界地于一切直接的军事行动之外，俾免受波及。所以福州城并未曾受任何损害，我们专攻船厂、炮台及河面上的舰队。”

8月5日，利士比指挥法舰炮击基隆，并派海军陆战队一度占领基隆炮台。6日，刘铭传率部进行反击，驱敌四舰。法军的首次基隆登陆战遭到了失败。但是，法国却利用当时信息不灵，有意掩盖事实真相，宣称法军已占据基隆。事实上，巴德诺已在8月9日得知基隆的败讯。是日，接孤拔来电：“基隆最近消息不佳。利士比海军提督不得不放弃其陆上的阵地。海军陆战队遇到众多兵力开展逆袭，只得回到舰上。”而其致曾国荃照会则称：“本国水师提督古巴［孤拔］奉命取守台北所属基隆口岸炮台，作为质押，现已均被取守。惟大清国若愿我国将该处早日交还，但能照法国前次所请各节，立即照允。”茹费理是在8月10日收到基隆法军败绩的电报的，但在15日参加下议院会议时，仍装作已经占领基隆的样子，宣称：“今据基隆，不过索偿，尚非启衅，因中与各国不同，惟割据乃可商量。”当天，李凤苞从巴黎致电李鸿章：“探得毁炮台后，法兵回船，仍踞基隆，并无官兵克复。”李鸿章也就认为：“现报被踞，恐非虚妄。”

法国处心积虑地隐讳基隆战事的真实情况，制造虚假的舆论宣传，其目的是为了借此加重其敲诈的筹码，以逞其索取赔偿之志。因前此巴德诺曾降低要价，向赫德表示，中国以“恤款为边界经费，加至一千万两，如中国立刻允准，仍分十年清还，每年一百万两，仍可了结，基隆亦即还回中国，法不占据。如不肯允，定要轰夺船厂并福州省（城），再驶船北来索款。到那个时候，台湾地方即归法国，是不退还的了”。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也极力怂恿总理衙门接受法国的索赔要求：“论理中国分文不能给他；论现在之势，法国无赖，不得钱不肯干休，中国无论何处被占，总是吃亏，不如勉强应允，比之失和还好。”但是，清政府最终还是拒绝了赔偿的要求，并郑重声明：“中国惟有另筹办法，以伸公法，而得事理之正。”

法国政府也已经做好了中国拒绝赔偿的准备，就是要将“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进一步付诸实施。关于这次“据地为质”的范围，茹费理指示巴德诺说：“我们刚发电致海军提督，如你接到中国否定的回答，他应于知照外国领事及船舰后立即在福州行动，毁坏船厂的炮台，捕获中国的船只。福州行动后，提督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一切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一切战斗。他将确定地告诉我们须用何种新方法来保证矿区。这个矿区，应成为我们补给的中心点。至于其后的作战，我们给他一切抉择的自由，寻求如何可以最有害于中国而最无损于欧洲各国之商务。在原则上，我们愿意避免需要长期占领之作战，我们可能乐意接受关于在北直隶的两个新海口——旅顺及威海卫——作战的计划。”

中法马江之战后，在法国政府内部便开始酝酿“担保政策”的实施问题。茹费理特别垂涎基隆，认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当然，他并不是要简单地把基隆作为抵押品，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打算。他在给巴德诺的电报中指出：“我们需要的同等价值的赔偿，要有实在价值，至少可以补偿我国所必需巨大牺牲的一部分。基隆的埠口及矿区的收入，可视为唯一的同等价值赔偿。中国将不必让与我们领土及宗主权，它只要，譬如说，在九十九年期间，把基隆埠口的行政和经营、海关、矿区、并与该埠口有关系的各种有用的权利，让给我们。”巴德诺和孤拔则认为，仅据有基隆还不行，还必须同时割让淡水。因此复电说：“割让基隆及淡水（孤拔提督意谓第二点是补充第一点所必需的）连同附近矿区，照我们看法，是唯一可为的、非戏谑的同等价值赔偿。”对此，利士比也有同样的看法。早在几个月以前，他即曾建议：如果攫取担保品的话，就“毫不犹豫地占据基隆的煤场和台湾的北部”。所谓“台湾的北部”，除基隆之外，自然包括淡水。

巴德诺等人一致认为，应该同时占据基隆和淡水，是从巨大的经济利益方面来考虑的。据统计资料表明：基隆和淡水两港的商业情况，仅以进港的船只而言，在1879年便达到了88000吨，包括商船294艘和帆船1937只。对外贸易额在1880年高达26868000法郎。两港海关的税收合计：1881年为2225000法郎；1882年为2139000法郎；1883年为2053000法郎。基隆煤的销售量在1880年为24850吨，而全年产量为55000吨，按照每吨20法郎的价格计算，总值为110万法郎。这样，占据基隆和淡水，每年可为法国提供的资源总数当不下于300万法郎（约合银40余万两）。正由于此，茹费理非常赞同巴德诺等的建议，又向驻外使节发出关于“担保政策”的新指示，即：“中国仍保留其领土的宗主权，而以台湾岛的基隆及淡水埠口的行政及经营、以及其海关、矿山等让与我们，以九十年为期。”

由上述可知，法国“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大体上说来，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上旬开始，法国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担保政策”，其内容是占据福州和基隆；第二阶段，从8月中旬开始，法国政府拟扩大其“据地为质”的范围，包括基隆及其煤矿，以及旅顺和威海卫；第三阶段，从9月中旬开始，将“据地为质”的计划再做调整，明确以占据基隆、淡水及其附近煤矿为先务，继之再占据旅顺和威海卫，二者构成“担保政策”的基本内容。

（五）法国“担保政策”的破产

了解了法国“担保政策”的由来及其基本内容，再来看刘铭传撤基援沪决策的是非问题也就比较清楚了。撤基援沪的实践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当时刘铭传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在敌强我弱的危急关头，正是在这一决策的指引下，才赢得了台湾抗法战争的胜利，从而导致了法国“担保政策”的最后破产。

首先，法国在台湾实施“据地为质”的计划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本来，法国“担保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占据基隆及其煤矿和淡水。据孤拔舰队的一位军官称：“占领基隆和它的煤矿工场既决定为我们的目标，对于淡水作军事行动显然是必要的了。这两个城市由一条大路连接起来，它们近在咫尺，所以占据了这一个，就绝对必需占住别一个。这种必要性，是由于这两个港口的简单的地理形势所产生的。”所以，法军在淡水登陆作战的失败，对于法国实施其“担保政策”的计划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巴德诺致电茹费理，几次哀呼：“淡水失败严重！”并坦认淡水失败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台湾第一段辉煌的胜利，差不多立刻继以失败，失败到如何程度，尚未确知。但中国人必然利用或扩大此项失败消息，可能有很严重的影响。”法军在淡水的失败，也使法国在西方形象不佳，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境地。当法国驻英大使瓦定敦向英国外交大臣葛兰维尔请求帮助时，对方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尚未取得淡水……取得这个城以后，中国人就可以好商谈些。”瓦定敦答称：“我们将以一切牺牲及一切必要的努力，使中国人懂得道理。”然奈力不从心何！还是巴德诺的头脑稍微清醒些，他致电茹费理说：“必须我们有决定性的胜利，证明我们是东京及台湾局势的主人，商议始有成功的希望。你知道事实全非如此。虽然封锁了，但是中国人完全知道我们可用的兵队的定员缺乏，不能补救淡水的失败。孤拔海军提督既没有接到援军，所以还是一样；我前信里说，人家即让与我一城，我们且无力占领。”并且毫不讳言：“我们的军事威信，自淡水（沪尾）事件以来，多少受了损害，这是我们应当好好承认的。”法国终于不敢再次攻打淡水，被迫放弃了占据淡水的计划。

其次，法军不仅在沪尾登陆失败，而且夺取煤矿的计划也落了空。因为法军虽占领了基隆，但困守于市区，而市区距矿区尚远，中间有三道重重相叠的丘陵，其力量根本达不到矿区。正如巴德诺向茹费理所报告的那样：“我们的远征队，虽然已作极显著牺牲，尚不能摧毁离我们阵地仅二公里的中国人所建筑的工事，甚至矿区亦不在我们统制之下；按照政府的意思，矿区是我们远征台湾主要的目标。在这情况之下，无怪中国人自以为胜利属于他们。”他写此信时已是1885年2月初了，可见法军占领基隆四个月后，仍未能将煤矿拿到手。这样，孤拔只好从香港买煤，雇用香港汽船运到基隆，以充舰队的燃料补给。

复次，法军占领基隆给法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陷入了进退维艰的境地。法军占领基隆的十几天后，孤拔便发现在那里的处境十分不妙。他电告巴德诺说：“仗打得不好。我们没得到什么不得了的利益。基隆形势，很像科斯（Corse）。用这么少数军队，难作攻势，因据守须要大部分军队。”根据基隆的战报，巴德诺报告茹费理说：“我接到台湾最近来的消息，颇难令人安心。孤拔提督电告我，一月十日在侦察的过程中曾作轻率的袭击，意在攻略基隆南方的中国工事，遭受了失败。我们在死十五人，伤二十七人后，不得不退却。此外人们从巴雅号写信告诉我，在同一星期内，我们兵士中三人在兵营附近散步，相继被埋伏兵所获，并当白昼在他们的同伴们目睹之下，遭受杀戮。照这样看来，我们在基隆的据点是不稳固的。我们所派给提督薄弱的兵力，恐至多仅可能维持现状而已。”事实上，法军已经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正像一位参加基隆之役的法军军官所说：“我们好像是为中国军队所封锁。想要扩大形成于我们周围的包围圈，那就完全必要增援占领部队。而且，即使援军到来后，恐怕还会有新的困难。”因此，巴德诺忧心忡忡地告诉茹费理：“我总是害怕，占领台湾，计算不免有误。”连孤拔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基隆的占领，是一个错误。”当时，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曾对法军占据基隆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方：“蜂螫象背——不能有所成就。”确实再恰当不过了。可见，法军占领基隆是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共识。

不仅如此，法军困守基隆，除在台湾难以有所作为外，还带来一个严重的消极后果，就是使法国的“担保政策”进一步遭到彻底的破产。本来，早在7月间，巴德诺和孤拔就主张，向中国北方采取行动，“获取旅顺及威海卫作为担保”，“封锁北直隶，阻止米粮的运输”，并认为这是“能够真正影响北京朝廷”的“唯一的考虑”。当时，法国政府准备采纳这个建议，但要等到占据台湾北部后再开始实施。就是说，将“担保政策”的实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占据基隆、淡水及其附近煤矿；第二步，再占据旅顺、威海卫以封锁北直隶。问题在于这第一步就没有走成功。法军在淡水登陆失败后，巴德诺还寄希望于走第二步，声称这是“抵消我们失败结果的最好方法”。而孤拔却有些信心不足了，复电说：“一俟占据基隆及矿区似有把握时，我即带其余舰队北上。此行必因淡水事件发生而延迟。”但是，他既未能占据矿区，又被围困于基隆偏隅之地，终于认识到这第二步走不得，走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因此明告巴德诺：“用留下来与我的兵舰，又无军队，在北方不可能有任何决定的胜利。”这样，法国终于放弃了派舰队北上的计划。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认为法军占领基隆使其“据地为质”的“担保政策”得以实现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全面认识法国“担保政策”的基本内容，认真考察法军“据地为质”的战争行动及其结果，足以充分说明，其“担保政策”不但没有得到实现，反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因此，对于刘铭传抗法保台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评价。

二 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工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丑闻。但是，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工程的数量有多少？它与北洋海军的发展有无关系？对此，迄今众说纷纭，聚讼不已。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为乾隆皇帝所造，历时十五载而成，用银近450万两。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将清漪园同圆明园等几座皇家园林一起焚毁。1877年冬，醇亲王奕曾想以在昆明湖侧设机器局的名义，重建清漪园，以固慈禧之宠幸，但为御史郭从矩条陈所阻，此议未得实行。此后，奕耿耿于心，迄未忘怀。1886年，他奉懿旨巡阅北洋海防，却受到启发，想出了一个重建清漪园的最好借口。是年9月14日，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懿旨：“依议。”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在另一份奏折中却道出了他的本意：“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这个主意虽发自奕，却是与奕劻一起策划的。据《翁同龢日记》，奕劻曾亲自出面，托人转告翁同龢等，“当谅其苦衷”。于是，翁在日记中写道：“盖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为承德的别称。意谓用训练水师之名，行修建清漪园行宫之实。此乃“偷梁换柱”之计也。

从1886年起，在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旗号下，颐和园（清漪园）工程便悄悄地开始了。此项工程既隶于神机营，由海军衙门会同经理，而奕正管神机营兼总理海军事务，所以他是当然的大总管。神机营全营翼长兼海军衙门总办章京恩佑，便成了工程的具体负责人。设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从八旗子弟中培养海军人才，可胜驾驶轮船之任。但是，在海军衙门致奉宸苑的一份咨文中，却是这样写的：“查该学堂演驶轮船，原为恭备拖带安澜御坐船，系属要差，自非寻常操船可比。”昆明湖水师学堂分内学堂和外学堂两部。1887年，内、外学堂先后竣工。“内学堂，恭备轮船；外学堂，恭备颐和园电灯与西苑安设电灯。”此外，还有火器营官兵，“收管轮车铁路”，“按期试演，常川驻守”。1888年1月27日，是内学堂开学的日子，清漪园内的主要大殿排云殿也恰在这一天举行上梁大吉仪式。

3月13日，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稍尽区区养尊微忱”。并声称：“凡苑囿之设，搜狩之举，原非若前代之肆意游畋。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所谓“未动司农正款”云云，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1888年，三海工程将告竣工，奕与朝廷的明诏相配合，开始大力为颐和园工程筹款。他驰书李鸿章，以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其致书各处，共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工程分年使用。在李鸿章的活动下，广东筹银100万两，两江筹银70万两，湖北筹银40万两，四川和直隶各筹银20万两，江西筹银10万两，共计260万两。所筹数目竟然超额，使奕和李鸿章喜出望外。李致书湖北巡抚奎斌说：“此次各省集款，遂至二百六十万两之多，实非初意所及。海军创办伊始，局面艰窘，得此巨款储备，亦足昭示四远，不至过形空虚。故以海防为名，立义亦自正大。慈圣勤劳宵旰，垂三十年。兹当归政颐养之初，预为大庆称觞之地，中外臣子仰承圣上孝敬至意，各尽微忱，书之史官，本无疑议。”此款号称“海军巨款”，是分年交足的。“自光绪十五年二月起，至十八年五月止，将前项巨款银二百六十万两一律扫数解清，汇存生息。”如果从1889年起，到1894年年底为止，“海军巨款”各年的息银数目大致如下：

连本带利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其用途如何呢？海军衙门奏称：“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条，其余平、捐输一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颐和园工程）之需。盖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俱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又称：“兹得诸臣急公济用，相助为理，不惟海防缓急足恃，腾出闲杂各款专顾钦工，亦不致有误盛典。”息银40万两不用说是在“另款”或“闲杂各项”之内，全部用于颐和园工程。而本银260万两专门用来生息，变成了死钱，根本无法及时用来发展海军。

慈禧一伙的倒行逆施，遭到一些忧心国事的官员的反对。御史屠仁守揭露颐和园工程经手者“多方需索”，恩佑“干没独多”，“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忧而朝廷不知”。并抨击“试轮船于昆明湖”之举，恳请朝廷改弦更张，“长河可以不开，湖淤可以不浚，省此劳费”。疏上，特旨革职永不叙用。御史林绍年奏请停止颐和园工程，内称：“夫丝毫之细，无非出自小民。今以督、抚之权，竞言报效，安保其不朘削百姓、归怒朝廷？且风气所趋，法令难禁，乃封疆大吏先欲以此取悦朝廷，若朝廷受之，将为督、抚者开其端，其属吏势必竭民脂膏，以奉迎其上。上下相蒙，交征不已，天下之吏治民生尚可问耶？……时事艰难，深宫所当念也。朝廷所以示天下者，当以节俭为先，不尚华财之进奉；朝廷所以责督、抚者，当以地方为重，无取贡献之殷勤。是在朝廷不宜受此报效也。”并提出：“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应请特降谕旨，饬下各督、抚及北洋大臣，将报效一款未解者停解，已解者立即发还。庶天下臣民共晓然于朝廷爱民求治之心，则所保全者甚大。”慈禧大为恼火，但林绍年所奏义正词顺，只得发布懿旨进行诡辩，说什么：“各省筹解之银，专备海军不时之需，其每年息银，则以补海军衙门放项之不敷。并无令各省督抚报效之事。”进而以“任意揣摩，危词耸听，实属谬妄”为由，传旨“严行申饬”。不久，林绍年就被逐出北京，外调西南边远地区，授云南昭通府知府。奕、李鸿章等对“以昆明易渤海”的“杰作”更是得意洋洋，李致曾国荃函称：“海署筹款一案，竟为言路所疑，遂以委巷之传闻，上渎明廷之诰谕，故知前日奏牍具有深思。”从此，满朝文武官员皆如金人三缄其口，再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颐和园工程的事了。

不过，“海军巨款”储存天津洋行，均订明期限，非随时可取，且息银无多，犹如杯水车薪，难济颐和园工程之要需，必须另开别的财源。于是，奕又瞄准了海防捐。此捐系1884年9月倡办，用以购备海防急需军器，原议以一年为限，即行停止。1886年11月15日，海军衙门又以“库款暂可支持，转年势必不敷，若不预事详筹，贻误诚非浅鲜”为由，奏请：“将海防捐输，自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起，再行展限一年，所收捐银统归臣衙门动支，概不准移作他用。”据统计，海军衙门收到各省解到的海防捐银，1886年为1004525两，1887年为271823两，1888年为301710两，共计1578058两。这笔捐银，“阳借海军为名，实用以给园工”。

1889年底，又续办新海防捐。由于档案不全，新海防捐共集了多少款，无法进行统计，但看来是不会很少的。据1891年3月25日奕劻等奏：“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幸赖海防新捐稍资补苴。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仅直隶一省，从1890年至1894年的五年间，所收新海防捐银约100万两，全解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的经费本由海军衙门指拨，如今既将新海防捐划拨给北洋海军使用，海军衙门只需补拨不足之数就可以了。这样，从指拨专款变为划拨新海防捐，海军衙门便可将划拨新海防捐所省下的专款，挪用于颐和园工程了。

无论是巨款生息还是海防捐，都满足不了“钦工”要需，奕等又想出了提拨“药厘”的主意。“药厘”者，鸦片烟税也。奕等奏：“现闻各海关洋药税厘征收颇有起色，请在洋药厘并征项下，自光绪十四年起，每年筹拨库平银一百万两，解交臣衙门供用。”户部以库款“万分支绌”，药税“自有专用”，复奏拒绝拨款。“药厘”100万两没有到手，奕便把海军衙门的“闲款”457500余两，尽数用于“颐和园等处接修各工”。

奕等不仅挪用海军衙门“闲款”，而且挪用海军经费正款。1889年7月8日，海军衙门奏：“颐和园工程需款，亦属不赀，又不能不竭力兼筹，用蒇要工，通盘计算，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可勉强挹注。以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银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应用。”1891年3月25日，海军衙门又奏：“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拨给工程处应用。”据此看来，每年拨给颐和园工程30万两，从1888年就开始了。从1888年到1894年的七年间，当共拨银210万两。

海军衙门的敛财手段是无孔不入的。从1887年起，除洋员薪水仍按旧章如数发给外，南、北洋海军经费和东三省练兵饷项，则仿照神机营放饷章程，“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核发，所有扣存六分平余银两，均解交臣衙门即作为各项杂支用款。并请饬部免其造册核销”。所谓“二两平”，即指“京平”；所谓“扣存六分平余银两”，即发放南、北洋海军及东三省练兵经费时，将库平银之数改为京平银数，以94两库平银顶京平银100两。根据这一规定，海军衙门每发100两即可扣除库平银6两。据粗略的估计，从1887年到1894年的八年间，北洋海军在1894年的追加经费不计，共拨银约1000万两，扣除“平余”为库平银60万两；南洋海军共拨银约400万两，扣除“平余”为库平银24万两；东三省练兵共拨银约800万两，扣除“平余”为库平银48万两。以上三项，共扣除“平余”132万两，也都用于“园工”了。

1891年以后，颐和园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需款更多。6月2日，海军衙门奏：“颐和园工程紧要，请借动出使经费。”慈禧传懿旨：“依议。”9月27日，奕劻、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一百九十七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一百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海军巨款”在天津洋行生息，每年也只有8万余两，需12年才能“尽数归还”借拨的100万两出使经费。可见，“海军巨款”不过是个幌子，打着它可以借拨各种款项，以用于颐和园工程。

海军衙门除主管海军外，还兼管铁路。关东铁路于1891年开始兴建，自滦州之林西破土动工。每年筑路专款为200万两。到1893年春，铁路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当时，李鸿章致函奕劻说：“前因庆典紧要，户部商借二百万，极形支绌。”户部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关东铁路停工一年，李鸿章也只能照办。据1894年3月22日《申报》载：“今岁恭逢皇太后六旬大寿，户部总司出纳……遂将铁路经费暂停支放”，“关外工程，今年并未开办。”铁路停工，200万筑路费便归了颐和园。

颐和园工程的花销，当然不止这些。因为颐和园工程是在恢复昆明湖水操旧制的名义下兴办的，所以1886年学堂开办时，即一次“放给修建水操学堂等处工程，动用库平银六十七万八千七百一十二两”。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常年经费是多少，没有文字记载，但它和威海水师学堂的规模相似，可以大致算出其常年经费数目。据记载，威海水师学堂的经费是每年12720两。昆明湖水师学堂先后招收过两届学生，参照威海水师学堂的经费开支，估计从1887年到1895年春为止，共开支约14万两。为了慈禧游玩的需要，还由北洋先后承造小轮船捧日、恒春等三号、钢板座船一号、洋舢板六号（内购置四号）、炮划八号、洋划四号，昆明湖船坞及西苑等处电灯、铁路工程，并向国外订造火车七辆及铁轨七里。据有人考证，这些开支约需40万两。此外，还有许多烂账，恐怕是永远也算不清的。

为醒目起见，兹将颐和园工程开支各项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据不完全的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1100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860万两。

应该指出的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向日本赔军费2亿两、赎辽费3000万两及威海驻兵费150万两，因国库空虚，只好大举外债。就在此时，清廷仍然要继续大修颐和园。但海军衙门已经撤销，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再用海防建设的名义敛财已无可能，只得另打算盘。据《翁同龢日记》载：“懿旨将土药厘金全数提归颐和园工程处。”这是1896年的事。慈禧先传旨将“洋药”即进口鸦片税用于颐和园工程，不久又想到“土药”，即本国产鸦片税这笔巨款了。据统计，当时全国可产鸦片334000担，每担征收税厘60两，每年共可征收2000万两。于是，1897年6月11日，户部奏请：“将来各省收有成数，准提一成开支局用经费；六成留归本省，专备拨还续借洋债；其余三成尽数解部，照案作为奉宸苑、颐和园等处工程之用，庶巨款不致归无着。”土药税厘的三成，就是每年600万两。7月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上疏反对，批评此举“将使九州之上腴，尽弃嘉禾而植恶卉，必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以害稼贼民之事，为损上益下之谋”。并希望朝廷“常存撙节爱养之心，力屏土木游观之乐”。但部议坚持原案，不准撤销。1898年2月10日，户部又奏请在全国城市乡镇一律设洋药、土药牙行。“凡有洋药、土药交易，悉由该牙经手，约取用钱，并准该牙自行营运贩卖，独专其利。”并规定：“不准一县境内不设一牙。”公然用强制推广鸦片专卖的办法敛取巨款，来提供颐和园大规模修建工程的经费。可见，清朝统治集团之腐朽没落，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清廷不仅在颐和园工程上挪用海军经费，而且在三海工程上也大量挪用海军经费。据有人统计，从1885年5月到1895年5月的十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了海军经费4365000两。再加上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860万两，清廷大修殿宇楼台所挪用的海军经费总数达到了1300万两。尽管这个统计很不完全，仍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当时，北洋海军的主力是七艘战舰，即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以上购自德厂）、致远、靖远（以上购自英厂），共花银788万两。如果将颐和园工程和三海工程所挪用的经费全部用于购置新舰的话，那么，差不多可以再增加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甲午海战的结局也就会完全不同了。

论者或谓，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对北洋海军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为：第一，对海军经费并非无偿占用，而是挪用；第二，“海军巨款”并未挪用，而是用来生息。其实，挪用必然要挤掉北洋海军发展的急需之项；巨款用来生息，也就变成了不能应急的死钱。问题的关键在于：海军经费的大量挪用，使北洋海军的发展错过了难得的机遇。

当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是超过了日本海军的。当时，日本海军2000吨级以上的战舰只有浪速、高千穗、扶桑、金刚、比叡五艘，其吨位不足15000吨。而北洋海军则拥有2000吨级以上的战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七艘，共27000多吨，是日本的近二倍。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因此畏之“甚于虎豹”。可是，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明治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经费。这与慈禧的骄奢淫逸，挪用海军经费大修殿宇亭台，适成鲜明的对比。日本海军还以打败定远、镇远为目标，专门设计制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这样，在甲午战前的六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

相反，北洋海军成军之后，却从此不再添置一艘军舰，不再更新一门火炮。如果说清朝统治集团在几年前还有一点危机感的话，那么，在稍有所成之后，便开始忘乎所以，踌躇满志起来。1891年，北洋海军成军三年，是第一次校阅之期，李鸿章在校阅后，尚颇为自信，于6月11日奏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恰在此月，户部有“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行停购两年”之奏。李鸿章复奏称：“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但仍然表示：“现经再三筹度，目前饷力极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不过，他还是有牢骚的，致函云贵总督王文韶说：“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等他明白了户部停购船械之议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之后，便不再做声。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力陈于李鸿章，请“按年添购如定、镇者两舰，以防不虞”。李鸿章答曰：“子策良善，如吾谋之不用何？”津海关道周馥也向李鸿章建议：“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李鸿章答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复力言，李嗟叹而已。

1893年初，北洋海军25艘船应进行大修，更换锅炉81座需银84万两，各船大修需银60万两，旅顺船坞添置机器、厂房需银6万两，共需库平银150万两，分十年筹办，每年需拨经费才15万两。李鸿章考虑到适逢慈禧六十庆典，主动提出将大修推迟一年，从1895年起每年拨银15万两，至1904年为止。是年3月，丁汝昌提出在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等战舰上配置克鲁伯快炮18门及新式后膛炮3门，共约需银61万两。李鸿章也以“目下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奏请“先请购镇、定二船快炮十二尊，俟有赢余陆续购置”。但直至甲午战争爆发，仍然一门快炮也未添置。

到1894年5月，李鸿章第二次校阅海军事毕，奏称：“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此时，他已经看到北洋海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海军的差距，并发出了“窃虑后难为继”的慨叹。无奈为时晚矣。

本来，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对中国有利的。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远东形成了英、俄对峙的局面。俄国暂时尚无力东进和南下，英国则想维护既得利益，保持既定的格局。在此后近三十年中，远东形势是相对稳定的，这正是中国发展和振兴的大好时机。日本就是在这时搞起了明治维新。但是，清朝统治集团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而是粉饰太平，耽于安乐，以致错过了这次百年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北洋海军成军后，认为声势已壮，更可高枕无忧了。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为大修殿宇亭台，竟挪占大笔海军经费。当时，造舰技术日新月异，而由于海军经费挪拨于钦工，北洋海军成军后，既无力添置新式战舰，也不能更换新式快炮，以致与日本相比，优势在数年之间化为乌有。而日本海军的实力反倒一跃而在北洋海军之上。时人评甲午海战之败时说：“盖自朝议停购船炮，复取海军专款为园苑建筑之需，自隳绸缪牖户之计。日本乘此时机，上下协力，造舰修械，奋发图强，侵蚀朝鲜，迤及神州，致海军计划左（宗棠）、沈（葆桢）诸贤数十年积铢累寸之功，一朝而尽，参之肉不足食也。”

北洋海军成军仅仅六年之后，这支庞大的舰队竟然折戟沉沙，樯橹灰飞烟灭。慈禧之流大修颐和园工程之日，何曾想到会有如此之下场？通过颐和园工程的修建，不难看到，正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成为北洋海军最终全军覆没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 甲午战前日本的对华情报工作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即以实行对外军事扩张为基本国策。其侵略矛头首先是指向中国。它在整饬军备的同时，开始向中国派遣军事间谍，从事搜集情报工作，为发动侵略战争预作准备。因此，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过程中，谍报活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为举世所注目。

日本最初向中国派遣间谍，始自1872年。直到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以中国正忙于对法作战，无力他顾，觊觎之心再起，从此更加强了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而且其注意力着重转向中国北方，并以渤海湾沿岸为侦察的重点。

1882年，主张“尊王”说的熊本县人佐佐友房，成立了一所名称为济济黉的学校，自任黉长。他承袭了“大陆政策”鼓吹者副岛苍海的观点：“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海岛之境，则永远无法摆脱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并在其所撰《东亚经论》中进一步强调：“奠定皇室中心主义的国是，向钦定宪法迈进。”这种天皇至上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一体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的学校特设中国语科，专门培养侵华分子。后来成为著名间谍的宗方小太郎就是他的得意门生。1884年，佐佐友房带宗方到上海后又返回日本，从此宗方便开始了在中国的间谍生涯。宗方以“学生”的合法身份周游中国北部各省，一直受到清政府的保护。现在还保存着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咨文一件，其内容是：“光绪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准日本署公使梶山函称：‘本国学生宗方小太郎禀称，拟于本月初十日，即中历二十日出都，经通州、三河、蓟州、玉田、永平、临榆、宁远、锦州、奉天、辽阳等处抵九连城，取道大姑［孤］山、金州、旅顺、复州、盖平、海城出牛庄，由水路回天津，日程约三个月……函请发给护照，沿途放行。’等因前来。除由本衙门照条约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咨复本衙门备查可也。”由此可知，宗方所游之处都是北渤海湾沿岸的战略要地。

与宗方小太郎来华的同时，日本情报机关又派间谍东敬名，由北京前往天津，然后乘船去营口，又至沈阳及宁古塔一带进行侦察。因东敬名行踪诡秘，引起当地驻军的注意，而将其逮捕。这是清政府破获的头一起日本间谍案件。

此后，日本间谍对渤海湾及其沿岸一带进行的侦察活动一直不断。例如：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中佐山本清坚、陆军大尉藤井茂太等到中国，由山海关沿洋河、滦河、北塘河、白河至大沽口，在长达400多华里的海岸线进行调查。其任务就是当日本对中国开战时，要在中国的直隶海岸选择适宜的登陆地点、运兵方法及上岸后的进攻目标等。山本等人的情报成为甲午战争中日本陆军制订直隶平原作战计划的依据。

1888年12月，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又奉上司如下的密令：“由芝罘出发，经宁海至威海卫，由此赴胶州湾，视察兵备、地理及海岸形势。”关文炳先是在1885年中日谈判天津条约时，作为伊藤博文的随从来华的。次年3月，奉命驻中国从事军事侦察。随后，便伪装为中国商人，化名积参助，在天津城外北洋大臣衙门附近开设一间书店，作为活动的据点。他此番接受密令后，继续以中国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侦察正在施工中的威海炮台，并考察了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及荣成湾形势，历时两月有余。完成侦察任务后，关文炳在报告中建议：日后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攻击的战术，即从荣成湾登陆，然后拊威海之背。他的建议在甲午战争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汉口乐善堂是日本在华组织的最庞大的间谍机构。其创建人为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荒尾精在国内时曾与佐佐友房交往，并在思想上深受其影响。他曾撰有《兴亚政策》一文，认为日本一旦掌握了中国，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多、物产之丰，可养120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之舰艇，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还在《宇内统一论》中狂妄地宣称：“在宇宙内只有我国拥有万世一系的皇室。”“完成一统六合、奄有四海的宏猷远谟，是为上天赋予我国之天职。”负责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少将，对荒尾的抱负极为赏识。浪人组织玄洋社头目头山满对荒尾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西乡隆盛之后的“一大人杰”。于是，荒尾便于1886年春被参谋本部所选中，派到中国来执行特殊的使命——在华中地区筹建间谍机构。他来到汉口后，在汉江岸边租赁一间民房，又修成商店的门面，终于把汉口乐善堂办起来了。

荒尾之所以选择汉口作为开设乐善堂的地点，是有他的深谋远虑的。汉口地处中国的中枢之地，为九省之会。荒尾认为，只要取得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以其财富和人口即足以号令天下。因此，决定把汉口作为他计划中“兴亚”的策源地。为了开展汉口乐善堂的工作，他除招请许多在华日本浪人来到汉口外，还接纳了由玄洋社派来的一批“志士”。

汉口乐善堂规定了严格的制度和要求。荒尾制订的《同志须知书》，包括《一般须知》、《内员须知》和《外员探查须知》。《一般须知》共八条，其中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堂目标极大，任重道远，岂轻易所能致？其关系国家兴亡之处实多，亟宜深谋远虑，慎其行踪，重其举止，做到万无一失，以俟时机，然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务期达到目的。”《内员须知》也有八条，主要是对堂内成员的职责作出明确的规定。《外员探查须知》规定外员的侦察对象和范围有三：（一）人物，包括君子、豪族、长者、侠客和富者六种；（二）秘密结社或“匪类”，包括哥老会、九龙会、白莲会、马贼等；（三）凡与军事或经济有关各项。

为了扩大在中国的侦察范围，荒尾除在上海设立支部，由山内嵓负责外，又于1887年设立了长沙支部。长沙支部先由高桥谦负责，后改派山内嵓主持。为什么荒尾要设置长沙支部呢？在他看来，湖南人杰地灵，人才荟萃，为清王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的生长之地，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故极有深入调查的价值。

继长沙支部之后，荒尾又于1888年设立了重庆支部，将有经验的高桥谦由长沙调来主持工作。此时，他更重视重庆支部的工作。这一方面是由于湖南排外势力很强，开展工作不易；另一方面，是看到四川形势险要，东有三峡，北有秦岭山脉，形成天然的屏障，实为举事的理想之地。因此，将重庆支部作为汉口乐善堂的核心支部，派石川伍一、松田满雄、广冈安太等前往重庆，以加强其工作。重庆支部的侦察范围包括四州、西康、贵州、云南、南藏等中国西南广大地区。石川伍一、松田满雄二人的足迹不仅踏遍了四川，而且深入到云、贵及西藏一带，考察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其记述内容之丰富、所绘地图之详细，为日本对华谋略活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广冈安太则潜伏于云贵山区的苗族之中，企图煽动叛乱，并伺机骗取苗族首领的赘婿地位，有朝一日以总头目的身份经略西南诸省，但因伪装被揭穿而丧命。

同年6月，荒尾又决定设立北京支部，派宗方小太郎负责。他在给宗方的亲笔指示信中说：“此次遽置该部之目的，在于无论遇到任何时势之变迁，得以及早洞察其机于未显之先，以使我党不失其机也。”但是，为慎重起见，他决定先让北京支部的干部住在天津，成立天津支部。此信附有《设置天津干部之目的》，规定天津干部之管辖区域，包括直隶、山东、山西、辽东、蒙古等地。并确定侦察工作的“五大目的”为：“第一，探究朝野人物以及马贼和白莲教等的踪迹，掌握其实情，以求如何善收其心及他日能为我用之方法；第二，细查豪族之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妨害之朝野人物，并研究除去彼等之方法；第三，侦察兵器、弹药、粮饷、银钱等各种水陆军务上必要之器材物料；第四，侦探中国对内对外各种处置和计划；第五，侦探外国对中国之政策和计划。”其后，天津紫竹林的松昌洋行，便成为天津支部的活动据点。他还指示宗方，天津支店（支部）设置之后，应“依次并视需要之缓急开设十二处店铺（支部）”。由此可以看出，荒尾制订了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周密的计划，就是要逐步地在中国建立一个触角遍及各省的庞大间谍网。

在荒尾的主持下，汉口乐善堂经过三年的实地侦察，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后由他的同学和至友根津一编辑成《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虽从军事角度着眼，却是日本根据实际调查材料综合整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最早的大型文献。全书为两编三册，共有2300余页，其中每一项的记载都非常具体而翔实。《清国通商综览》的出版，对日本扩张主义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称赞说：此书“问世之后，使世人因而了解老大帝国的实情，有识之士莫不感奋”。

荒尾通过汉口乐善堂的活动，培养了一大批间谍骨干分子，并为日本在中国开办间谍学校以实现其就地培养情报人员的方针创造了条件。

1899年4月，荒尾精回国，向参谋本部提出26000余言的《复命书》，把所调查有关中国朝廷、内政、兵事，英、法、德、俄四大国的对华策略等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在结论中认为，目前对中国采取亲近政策固无效果，取采攻战政策亦非妥当，只有抓紧培养侵华人才，先扩张日本商权，以待时机，是为至计。他还在国内到处发表演说，鼓吹用商战以推动军备扩充：“如果为了扩充军备，至少需要花十年功夫专从事调查和经营，才能奏功，而经费则需三千万元。以目前日本的情况，恐无法负担此一庞大的开销。因此，要想伸张我国威于海外，与西洋各国抗衡，唯有发展工商业以赚取外国金钱之一途。”基于培养间谍和商业两用人才的构想，荒尾提出一个在上海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计划。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农商务大臣岩村通俊等，都很赞成荒尾的计划。

1890年9月，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起来。第二年，又将所址迁至跑马场前。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成立后，荒尾即命绪方二三负责汉口乐善堂的工作，将本部移到了上海。他自任该所所长。在他离开时，所务则由根津一代为主持。当时共收学生150人，分三个班教授。每个班配备干事一人，分别由宗方小太郎、小山秋作和西村忠一担任。宗方还兼任学生监督。汉口乐善堂成员中西正树、山内嵓、高桥谦、田锅安之助、片山敏彦、井深彦三郎等，担任顾问或中国问题教师。汉语由中国人沈文藻和桂林讲授，英语则由英国人阿斯脱讲授。修业年限规定为四年，其中三年学习课程，最后一年为实习或实地调查。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义上是为培养贸易人才而设，但其课程却是以汉语、英语及中国问题为主，基本上没有经济贸易方面的专业课程。可见，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实质上与汉口乐善堂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汉口乐善堂的主要任务是侦察，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间谍。

日清贸易研究所招收的学生成分相当复杂，有的是为寻找生活出路而来的，有的甚至是为逃避兵役而来的。荒尾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精神教育，不断地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提出与学生“共挽亚细亚之衰败”。他在一封致学生的公开信中说：“凡人欲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决心。……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诸君今日为实业家之模范，扫除积弊之创业家，恢复亚洲之志士，开创日本富强之俊杰，岂肯与燕雀为伍乎？”还命擅长文笔的鸟居赫雄创作校歌，让学生朝夕朗读吟咏，以鼓舞人心。荒尾的精神教育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894年6月，自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还正在实习阶段，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眼看战争就要打起来。根津一动员学生说：“日清两国间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战乃以富强自诩的清帝国为对手，对日本来说不容乐观。所幸者，诸君通晓支那语，又多少通晓支那之事，故希望诸君能够暗探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以为皇国效力。”当时，日清贸易研究所有一些学生早就蓄留发辫，改扮成中国人是极为方便的。他们立即响应根津的号召，改装打扮起来，分赴各地进行侦察。当时，上海地方当局获得一份情报：“倭人向在沪设有日清〈贸易〉研究所，约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作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基本上是属实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荒尾和根津即向大本营建议，让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参加军队，为国效力。这个建议立即被大本营批准。据统计，当时陆续到广岛大本营报到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共有72名。他们有许多充当军事间谍，为日本进行这场侵略战争出了很大的力。甲午战争中的著名日本间谍，如日本进攻金州时从花园口上岸侦察的向野坚一、山崎羔三郎、藤崎秀、大鹏熊、猪田正吉，以及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福原林平和楠内友次郎，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职员或学生。

1893年是日本谍报工作最关键的一年。

当时，日本的扩军备战工作已经基本上就绪，陆海军都在为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而进行准备。但是，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打赢呢？日本政府并无完全的把握。对这个问题作判断的任务，落到了陆军中将川上操六的肩上。

是年4月，川上决定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掌握第一手情况。他先考察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又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川上在天津停留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参观天津机器局，访问武备学堂，观看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陆军少佐的陪同下，川上还对天津周围的地理形势偷偷地进行了考察。通过这次中国之行，川上始“确信中国不足畏惧，增强了必胜信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更加紧了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准备工作。因此，川上密令驻华使馆武官在直隶海岸进一步寻找理想的登陆地点，探测渤海湾的航道，并详细侦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朝鲜西海岸各处的设防情况。当时，海军少佐井上敏夫和海军大尉泷川具和分工承担此项任务。

井上敏夫一年前来到中国，任公使馆武官，曾经三次潜入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海防要塞，调查北洋海防的部署情况。这次奉命后，他从中国人手里买到一艘小火轮，于5月从烟台出发，调查山东、辽东和朝鲜西海岸。下面是一个随同井上活动的日特的供词：“光绪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我与景尚［井上］敏夫由烟台坐小火轮船，游历长山岛、妙［庙］岛、托［砣］矶岛、城皇［隍］岛、硝［小］平岛。景尚敏夫叫我观看旅顺炮台。又往盛京游历皮［貔］子窝、大沽［孤］山各地方，见有旗兵驻防，景尚敏夫下船，我不知他作何事。又往安同［东］县衙门，我下船挂号。又往高丽国游历大同江、平壤、仁川口，路过威海等处。所走洋面均用千斤砣试水深浅，每处相距约一百多里不等。”这供词说明，日本间谍的侦察重点是北洋的军事要地和假想的日本主要攻击目标。井上此行历时两个月，完成任务后又返回烟台。

泷川具和也是一年前来到中国，化名堤虎吉，自称虎公，潜伏于天津法租界。他或装扮成商人，或打扮为苦力，市井、码头到处侦察，很快地便了解了天津、塘沽一带的地理形势以及布防情况。这次奉命后，他也于5月乘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行，一路探察，费时一月有余。对于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有无沙滩、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民船数目、运输辎重之难易程度等，都做了详细的调查。他最后判定北戴河以南的洋河口为大部队登陆的最适宜地点。后来，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提出《征清三策》，主张从直隶北部登陆，与清军主力决战，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正是根据泷川侦察的结果。

由上述看来，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决心，应该说在1893年就定下了。长期以来，日本间谍在中国窃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活动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因此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各地的地理形势、驻军情形及防御设施，了如指掌。清军在战争中曾缴获日军的一份材料，其中对中国“驻兵多寡、有无、处所，分列甚详”。有人亲眼见到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疃（村）、路、炮台、营房、山、河、沟、井、树，样样都有，画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地图，也曾被欧洲人获得。对此，西方人士评论说：“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可见，日本谍报工作与甲午战争的关系，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首先，应该看到，谍报工作影响到日本政府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决策。日本明治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方针是早就定下来了，并且为此而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但何时发动这场战争，却需要根据日本情报部门的建议才能作出最后决断。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直言不讳地说：“战之能成与否，悉听川上（操六）。”确实如此，在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主战论者与非主战论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日本谍报部门的意见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川上从中国实地考察回国后，玄洋社骨干分子的野半介对他说：“（阁下）对于清国之易与，谅有十分信心。”他深以为然。问题是要找一个挑起战端的借口，并使日本最高当局确信发动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他派到中国的一些间谍很好地替他完成了这项使命。如泷川具和便将清廷内部的动向及时地报告国内：“内廷正在举办万寿庆典，原本不好动用干戈。北京政府中不仅有反对和非难李（鸿章）之行为者，而且愈近开战之际，堪为名将之声望者愈乏。”并建议说：“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宗方小太郎则提出：“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日本间谍的这些报告，对于促成日本挑起战争并下定把战争坚持进行下去的决心，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其次，对于日本确定指导这场战争的战略方针来说，间谍的报告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甲午战争前夕，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对中日两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进行过预测。他说：“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成功，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但我恐怕它稍受挫败即将屈服，而接受日本条件，赔款了事。”后来事实的发展，果然不出赫德所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的作战方针就是速战速决。他主张，当务之急就是抢在西方列强干涉之前，迅速取得对中国的胜利。其实，这也就是在华日本间谍的共同建议。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提出“速战有利”的意见。有的甚至指出：“今日之事，唯有突击之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他们用语虽异，含义则同，即都主张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可见，日本在华间谍所提出的战略设想，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对于作战方针的制定。

复次，谍报工作保证了日军在战争中登陆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多次进行登陆作战，如花园口登陆、龙须湾登陆、澳底登陆等，每一次都取得了成功。这些登陆地点的确定，主要根据日本间谍所提供的情报。日本为在直隶海岸选择未来作战的登陆地点，曾多次派间谍进行实地探察，只是后来未付诸实行而已。因为在日军占领大连湾和旅顺口之后，日本最高领导层内部在日军的主攻方向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进行威海卫作战。这个分歧必然涉及到登陆作战地点的选择问题。日本大本营根据所派间谍多次调查的结果，认为进行冬季直隶作战登陆有困难，决心放弃直隶平原作战计划，而确定进攻山东半岛的方针。在选择山东半岛登陆地点时，关文炳的调查报告受到重视。这个报告指出，荣成湾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皆可安全锚泊，且此处为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山东半岛军事要镇威海卫较远，正好窥其瑕隙，拊威海之背。经过复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享海军中将认为，关文炳的调查极有价值，荣成湾所处地势对于进攻威海卫后路确实极为有利，便选定为登陆地点。

最后，日军在进攻时一贯采用包抄后路的战术，而这个战术的具体实施方案，也是根据间谍的情报来制定的。例如，日军进攻辽东半岛的战术计划，便是藤崎秀、宗方小太郎等十几个日本间谍共同商议提出的。他们建议：“先取大连湾附近之大窑口，再进而攻略大和尚山、石门村，占领金州，以绝旅顺后路。”这个方案原则上被采纳，只做了一点具体的修改。日军进攻威海卫战术计划的制定也是这样。日本为确定进攻威海卫的战术，派遣多批间谍到威海、荣成一带进行侦察，甚至潜入威海驻军防区和炮台重地，完全掌握了“威海、成山兵防状”，故采取“远势登陆、抄我炮台后路”的战术。因此，与其说日军进攻旅顺口和威海卫时所使用的战术很成功，不如说谍报工作保证了日军战术计划的成功。

由上述可知，谍报工作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时人所指出：“（日本）十年来孜孜侦探，其遣间谍至我国者，或察政务之设施，或考江山之形胜，无不了如指掌。”“况敌散布奸谍于中国不知凡几，偶或漏泄，则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则倭人着着争先，而我则处处落后。”怪不得日本情报人士洋洋得意地夸称：正是借助于谍报工作，日本才能“在二十七八年之役（甲午战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四 透过石川案审理看北洋大臣衙门的内幕

石川伍一案是甲午战争初期发生的一起著名日本间谍案。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破获过多起日谍案，而以此案最为引人注意，因为它牵涉到李鸿章坐镇的北洋大臣衙门的许多人，所以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石川伍一其人

石川伍一（1866—1894），日本秋田县人。远祖本姓源，因封于奥州石川乡，改姓石川。1879年，赴东京就学，攻读汉籍，并学习汉语。此时受兴亚主义思潮影响，萌发大陆雄飞之志。1884年，西航上海，后至烟台，专心研究中国问题，并熟练汉语会话及应用，凡三年之久。1887年，闻荒尾精创办汉口乐善堂，便毅然前往加入，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间谍生涯。

根据荒尾精制订的“四百余州探险”计划，石川伍一第一次接受的侦察任务是深入中国西南进行调查，事后提交的报告书，附有相当精密的地图。1891年，石川被派到天津，做驻在武官关文炳海军大尉的助手，遍历山东、直隶及奉天省各地，从事各方面的调查。1892年，关文炳死于海难后，日本海军参谋部特派井上敏夫海军少佐接替其职，仍由石川担任助手。1893年5月，石川与井上乘帆船由烟台出发，游历长山岛、庙岛、砣矶岛、城隍岛、小平岛等，并观看旅顺炮台。回程又往貔子窝、大沽山，以及朝鲜大同江、平壤和仁川口等处，经威海卫返抵烟台。所经海面及海口，均测其深浅。同年8月，再乘日舰筑紫号，随同井上敏夫、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等，进入旅顺、大连湾、大和尚岛、威海卫等处，窥探各要塞形势，从而掌握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其后，石川伍一回到天津，住在紫竹林松昌洋行，以该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专门搜集军事情报。1894年春，石川通过天津护卫营弁目汪开甲结识了军械局书办刘棻。刘棻，字树棻，号桂甫，天津人，时年49岁，在军械局充书办二十余年。石川见刘棻在军械局登记清册，便有意同他交往，以掌握军械局生产军火的情况，先后送刘贿银80元。刘棻贪图好处，丧失民族立场，答应为其办事，于是荐自己的亲戚王大到石川处服役，以便随时传递情报。他多次向石川提供有关情报，甚至将天津各军营枪炮、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及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所生产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的底册，也均照抄一份，秘密交给石川。在此期间，石川除通过王大同刘棻保持联系外，还以洋银50元贿买天津水师营差役于邦起，专门托他打听军情电报。

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袭击北洋舰队，终于挑起了甲午战争。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面作下旗归国的准备，一面思考在使领人员撤退后谍报工作如何安排。起初，鉴于天津驻在武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化名堤虎吉）和陆军中尉山田主动要求留下，他表示了同意。但是，当小村于8月3日来到天津后，才发现原先的打算是行不通的。据小村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称：3日午前11时，抵天津三岔口。……于紫竹林旅馆投宿途中，驻天津美国领事李德来迎。据该氏所言，尽知该地清人对我国臣民颇抱敌忾心之情况。停留该地之我陆军省员山田要及海军省员堤虎吉提出仍欲继续留住天津之意，但果如英国公使之所告，则有因此而妨害租界地安宁之虑。因该建议不无道理，故亦召集上述两氏。仅石川伍一、钟崎某（三郎），即辫发清服之二人……批准其继续滞留。

日本使领撤退后在天津留驻武官的计划，是事先跟英国公使欧格讷打过招呼的。因为当时日本在天津还没有租界，只有英、法、美三国有租界，都位于海河西岸紫竹林一带，其中法租界自中法战争后对华贸易一蹶不振，美租界长期无人管理，惟英租界一枝独秀：不仅设有英商汇丰银行，连被称为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洋行也设在这里。所以，欧格讷不同意日本在宣战后仍保留驻天津武官，担心影响紫竹林租界的对华贸易，就很自然了。小村无奈，只好放弃山田、泷川的建议，批准将石川伍一、钟崎三郎二人留下来。

（二）石川是怎样落网的？

本来，在8月1日，即中日两国宣战的当天，天津城守营即奉命对在津日人之行踪加以注意。当时，前驻法国公使馆参赞陈季同正在北洋，致函盛宣怀称：顷据任裕升面称，东倭改装奸细，今午已见二人，其行止亦已详探明确，闻现该奸细等将移居英租界三井洋行等情。弟饬其稍缓动手，须先向尊处请示。鄙意若能诱出租界，即可以捉拿无碍。未知相意如何？仍候谕知，祗遵办理。……再，顷闻日本公使、领事本晚起程返国，而神尾尚住恒丰泰客寓指挥侦探一切事宜。顺以奉闻。

这说明石川、钟崎二人的一举一动皆在官府的掌握之中，只是因为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领事荒川已次尚未离开天津，而且两名日谍身在英租界，投鼠忌器，要避免西方列强出面交涉，所以陈季同主张慎重从事，提出建议：“若能诱出租界，即可以捉拿无碍。”因事关紧要，盛宣怀当天即转报北洋大臣衙门。

到8月3日，因美国领事李德已经面告小村寿太郎，不同意石川伍一、钟崎三郎二人继续留在紫竹林租界，石川便于夜间先将行李搬到刘棻家中，钟崎则一时难以找到存身之处，便逃出租界，潜往山海关一带活动。这样，李德才致函李鸿章：“美国领事有幸通知阁下：在美国领事之急切要求下，日本公使将带走天津之所有日本臣民。并声明，如果他走，北京与天津不会遗留一个日本臣民。”其实，李德在这里打了一个马虎眼，把日本间谍离开天津租界说成是“北京与天津不会遗留一个日本臣民”，为其打掩护。

至此，李鸿章已无任何外交上的顾忌，便命幕下的罗丰禄函示盛宣怀：据陈敬如（季同）云，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尚在恒丰泰，本日下午5点钟起程。其领事荒川已次、武从员神尾光臣等，已于昨夜11点钟，由海关小火轮送到重庆船上，本日开往矣。在津如有奸细，已可势［着］手查拿监禁。

石川伍一虽然准备离开紫竹林租界，搬到天津城里刘棻家中，总觉得难保安全，又想转移到王大家里隐蔽起来。8月4日早晨，当他刚走进刘棻的家不久，就被城守营派人拿获了。5日，盛宣怀向李鸿章报称：昨晚拿获日本奸细一名，能说英语，亦能说汉语，剃头改装，于昨日小村走后，搬入东门内刘姓屋内居住。刘系军械局书办。拿获后，请陈季同来看，据云此人名石川，即是出入倭武官处之奸细，已饬天津县讯供及暂行管押，令研讯供单呈核。昨日美领事来，云倭人均已跟随小村回去，此间并无人留，而石川不去，且由紫竹林搬住城内，其为奸细无疑。

天津知县李振鹏领命后，当即进行审讯，但未审出什么重要情况。他只好先行向盛宣怀回禀：顷奉手谕，已将房主刘棻、代为赁屋之王大拿获到案，卑职隔别逐加研讯……诘以尚有几人在津，（石川）坚供无人。未加刑讯，尚难凭信。据供，领事回国之前一日尚见领事。诘以领事交代什么，供称令其早日回国。王姓刑讯，供称每月6元随伊服役，令其觅房，尚未觅妥，先在刘棻家居住，初四日搬去，当日即被拿获。刘棻供，在军械所充书办二十余年，与倭人石川素不认识，伊委弟王大引伊来暂歇栈房。任弁裕升尚未来，先将三犯管押，候再研审。

由于石川狡猾抵赖，刘棻不肯认账，初审没有结果，只好等候再审。

天津拿获石川伍一后，李鸿章并未立即奏报朝廷，但消息是很难封锁住的。恰好在8月6日，即天津县初审石川案的第二天，总理衙门致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Jr．Challes Denby）一件照会，内称：“现在日本开衅，其国商民之在中国者，由贵国代为保护。……查《公法》第627至641条，论处治奸细之例甚严。现既失和交战，其安分商民自应照约保护，而此等奸细不在保护之列，亦必从严惩治，以符公法。”8日，田夏礼复照总理衙门，提出处理日本间谍案的原则意见：如在内地果有此等奸细，尚望于拿获后将取讯口供详细查明，实系证据昭然，方得斟酌定案。倘其情节尚在疑似之间，切勿遽刻惩办。缘此等事最易办理过情，中国若行错办，未免或留后日之悔。据想，即系实有日本人来作奸细之据，如遽行严惩，亦非切当办法。是以请贵王大臣查照，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矣。甚望贵王大臣本仁慈之心，不因两国失和，于日本人民恨恶而深绝之可也。

田夏礼复照言词恳切，实是为救石川伍一却不露丝毫痕迹，似其用心纯系本诸人道而已。如果清政府同意了田夏礼的意见的话，那么，对石川的处理顶多只能驱逐出境了。

其实，田夏礼的意见不但不合中国法律，也是不符国际公法的。如德国法学教授步伦（J．C．Bluntschli）所著《国际法》，由同文馆于1880年以《公法会通》为书名翻译出版，其第628章即规定：“细作前来探听消息者，一经拿获，其事虽败，仍以死罪处之。”据此，总理衙门自然不同意田夏礼所提出的处理日本间谍案的办法，于8月12日照会田夏礼，严肃指出：本衙门查中日两国现已开仗，战守机宜，关系极重。日本奸细改装剃发，混迹各处，刺听军情，实与战事大有关碍。且虑潜匿煽惑，不得不从严惩治，以杜狡谋而图自卫。来文谓如有奸细即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实不足以惩其作奸之罪，亦与公法不符。

石川伍一被捕之后，日本多方面请求美国设法营救，美国也确实大卖力气。由于总理衙门拒绝了田夏礼的建议，美国便转而直接要求李鸿章设法通融，将石川伍一释放回国。8月29日，田夏礼通过李德转交其致李鸿章之电报，内称：“据日本国家声称，石川伍一并非奸细。本大臣应请中堂开放，送交驻津李领事转饬回国。”石川案虽尚未审出结果，但在京城里早已众口哄传，且朝廷正在询问此事，李鸿章不敢大意，何况石川疑点甚多，谓其“并非奸细”殊难凭信，便命盛宣怀代复李德予以驳辩：查函内所称中国前获之日本人石川伍一，据日本国家声称并非奸细，贵国田大臣来电拟请开释等语。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日本小村公使出口之后，本道曾与贵领事面谈，日本人现留天津者尚有若干人，须告知本道以便查察。当时丁副领事在座，转译贵领事语意，答称：“天津人心浮动，诚恐事出意外，所有日本人之在天津者，均已随同小村回国”云云。何以该犯石川独不同行，且不令贵领事知其住处？尤属令人不解。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奸细无疑。贵国外部告知我驻美杨大臣云：“保护”二字，公使与领事勿得误会。倭人图谋中国，干犯律例，不得恃美官为护符等语。想田大臣等必当遵照。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

此驳复函，理直气壮，无懈可击，使美国公使对石川案再无置喙之余地。

（三）京官奏参与石川案的审结

石川伍一间谍案是甲午战争初期在天津破获的一件要案。按照常理，坐镇天津全面负责指挥对日作战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应该迅即将拿获石川的经过奏报朝廷。但奇怪的是，他却迟迟不肯奏闻，这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最先将石川案公开揭发出来的是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他于8月13日（即拿获石川伍一的第十天）奏称：“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火药局，并供京城内奸细亦不少。”15日，总理衙门致电李鸿章，询问有无其事。当天，李鸿章复电称：“津郡拿获倭人奸细名石川，剃发改华装已久，专探军情，研讯狡不承认。俟有确供，即严办。”这才正式承认此事。但是，他在办理此案中的迟缓和迁延做法，不能不遭到主战派官员的强烈抨击。礼部右侍郎志锐指出：“天津军装局总办候补道张士珩，为李鸿章外甥，昨闻于其所用书办家擒获日本奸细……现闻尚游移未办。以公法论，日人当斩；以国法论，书办应诛。至漫无觉察之张士珩，罪以失察，未免轻纵。应请饬下李鸿章，据实具奏，应斩应议，即乞皇上立与施行。若任其瞻徇，何以彰明国法？”余联沅揭露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其一即“获敌奸细，不加穷究，且欲纵之”，目之为通敌之秦桧，甚至建议朝廷另“简知兵之大臣，以统其师”。

这样一来，不能不引起朝廷对石川伍一案的重视，降旨令李鸿章确查。8月30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遵查五六月间，闻有倭人在大沽、山海关一带往来窥探，通饬营局严密查防。七月初四，拿获改装倭人义仓吉，又名石川伍一，即系军械局员访闻，会同海关道密商，天津镇派弁缉获，发县讯究。据供向在松昌洋行贸易，改装多年。领事行后，租界不能住，因托向从服役之王大，代觅其戚书吏刘姓之屋暂住。立将该书吏刘棻斥革，押交王大归案。饬县再三研讯，均供无传播军情等事。美领事复求保送回国，然其行迹可疑，未便准释，仍饬押候讯办。

若将这封电报与前此之代复李德函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有若干自相矛盾之处：电报称石川“向在松昌洋行贸易”，肯定其为正当商人，而对复函所称其“四出窥探”的话则避而不谈。此其一。电报说石川“改装多年”，仍重复他本人在8月15日电报中“剃发改华装已久”的说法，与复函中所说“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的话相抵牾。此其二。电报轻描淡写地谓石川是因“领事行后租界不能住”，才向刘棻赁屋“暂住”的，而复函却质问李德：在天津的日本人均已随同领事回国，石川为何“独不同行”，且不令美国领事“知其住处”？对于这一关键性的问题，电报则讳莫如深，又是为什么？此其三。电报说石川“供无传播军情等事”，不但改变了8月15日电报“专探军情，研讯狡不承认”的语气，而且与复函斩钉截铁地断言“其为奸细无疑”的话大相径庭。此其四。之所以会出现诸如此类的众多前后不符之处，不是别的，正是李鸿章在石川案的处理上举棋不定的复杂心态的具体反映。

当时，李鸿章的心态确实是十分复杂的。他明知石川伍一确为间谍，所以驳回了美国领事李德将其“保送回国”的要求，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他始终对和局存在幻想，担心穷究此案会影响和局的挽回。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后，他一方面调兵遣将，布置防务，作出抵御的姿态，另一方面，却瞻顾徘徊，日夜筹思挽回和局之法。他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列强在远东的基本政策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当日本军舰击沉高升号后，他认为该船“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轰，英国必不答应”。后接驻英公使龚照瑗的电报，称他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时，闻进见之前，女王怒云：“倭太无理！”继又听到传言，日本政府准备“向英谢罪，议赔船货”，更加相信英国对日本无端挑起衅端不会袖手旁观了。不仅如此，当石川案正在审理之际，他跟俄国公使喀西尼（A．P．Cassini）也一直保持接触，并亲自和喀西尼的代表巴福禄（A．T．Pavlov）在天津举行秘密会谈。这使他相信“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因此断定日本不可能一意孤行，战争也不会扩大，和局绝对有望。当时，天津即传有“万寿（十月初十日慈禧六十寿辰）前必议和之说”，多谓出自李鸿章亲信之口，当非捕风捉影之言。天津还“遍传李鸿章以三百万赔偿兵费”之说，并“以杀了要赔钱为辞”，反对深究石川案，恐亦非无稽之谈。与李鸿章关系极深的吴汝纶曾致书友人云：“东事既起，廷议决欲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如水火之不相入。当时敌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内意不许。”并特别说明：“以上所见，皆某所亲见。”可见，李鸿章正处心积虑地筹思挽回和局之法，是不希望为了一桩间谍案而使自己保全和局的愿望化为泡影的。

李鸿章一直幻想保全和局，这是其昼思夜想求之未得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但还有令他非常揪心的事情，就是石川案牵涉到北洋的一批人，特别是他的外甥张士珩也身列其中。当时，张士珩以道员领军械局，管理极其混乱，贪污盗窃，偷工减料，以假充真，从不过问。据参加甲午海战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揭露，军械局所供炮弹“或实以泥沙”，“且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也指出：“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这且不说，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张士珩和他手下的不少人都与石川案逃脱不了干系。对此，李鸿章是心知肚明的。张士珩也感到惴惴不安，曾以父死为由请求“奔丧终制”，李鸿章不许，勉以“移孝作忠”。并在8月30日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特别提到日谍石川伍一“即系军械局员访闻”，试图为张士珩掩饰。李鸿章之所以对石川案的处理一拖再拖，是深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朝廷却感到事态重大，对石川案始终抓住不放。9月1日，即有密寄上谕：“领事既行，该犯何不随同回国，仍复溷迹寄居？情殊可疑。着李鸿章督饬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王大、刘姓如有通同情弊，并着按律惩办，不得稍涉宽纵。”8日，又有严旨指责李鸿章：“……屡经言官以该督隐匿不奏参奏。天津距京甚近，若其事毫无影响，何至众口喧传？倭人既形迹可疑，岂宜含胡轻纵？着李鸿章饬将该犯石川伍一严行审讯，务得确情，明正其罪。”同一天，江南道监察御使张仲炘上折，奏请密查北洋情事，内专论张士珩云：张士珩者，李鸿章之甥，而军械局之总办也。向来置买军械，即与验收者通同一气，器多窳败，又复偷盗抵换不堪应用者。……即书办刘姓一案，亦因关碍张士珩，虑其和盘托出，故不审究。若将刘姓提交刑部，必可倾吐无余。

此奏可谓正中李鸿章的要害。李鸿章看朝廷抓住不放，又怕真的将此案移交刑部审理，也不敢再搪塞拖延了。

9月11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称：“查石川一名系属奸细，现正集证审问。”先堵住言官们的口再说，所以明确地承认了石川伍一“系属奸细”。其实，最迟到9月4日，此案已经审结了。但到9月17日，总理衙门始收到结案的电报，内称：八月初四、五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潜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员会同官弁获住等语。

三天后，又收到两份奸细的供词：

其一，是《石川伍一供词》：我是日本人，年二十八岁。来到中国有几年了，到过北京、烟台等。因学过华语，上年九月间跟随我国海军武官井上敏夫来到天津，住在紫竹林我国人开的松昌洋行。后来刘棻给我开过炮械数目清单。我知道刘棻是军械局书办，有意和他交好。他荐王大在我处服役。五月节前，我又托刘棻查开营兵数目。叫王大顺便带来一信，拆看是兵数清单。我先后谢过刘棻洋银八十元。从朝鲜衅起以后，我又托刘棻打听中国派兵情形。刘棻叫王大给我带来几次书信，却非确实消息。王大亦不知信内情由。至我和刘棻认识，是前在护卫营的汪开甲引荐的。刘棻初次给开炮械清单，也是汪开甲转托。这都是中日失和以前的事。我又因于邦起前在水师营当差，托他打听军情电报。于邦起先后到我那里去过四次，我问他信息，总说没法打听。我给过洋银五十元，随后他又送还。我仍给他送去，听说他把洋银存在钱店，叫我去取，我也没有取回。这也是失和以前的事。后来他就不去了。自宣战后，我国驻津员弁回国，留我在津打听军情，发电知会。我就改装华人。因紫竹林熟人太多，恐怕识破，和刘棻商明，七月初三日夜里，先把行李搬到他家。初四日早，我对王大说，领事回国，在紫竹林居住没人照料，所以想要搬到城里潜到他家藏匿的话。不想当日就被军械局访闻，把我拿获。今蒙会审，我实只留津探听军情，别无他谋。安身未定，即被拿获，岂能埋藏地雷炸药？这实是没有的话。是实。

其二，是《刘棻供词》：小的是天津县人，年四十九岁。前在军械局充当书办。本年正月里，和这日本人石川伍一认识，给他开过海军炮械清单，从此交好。小的就把王大荐在石川伍一处服役。后来他托小的查开营伍情形，小的照册写出，封在信内交王大顺便带回。石川伍一先后给过小的谢银八十元。自朝鲜衅起以后，石川伍一托小的打听派兵情形，却是打听不出确实消息，只就传闻之词写信叫王大来家带去。王大不知信内情由。七月初三日本驻津员弁回国，留石川伍一在津，改装华人，探听军情。石川伍一向小的告知，并说紫竹林熟人太多，恐怕识破，要想另觅住处。小的就叫他到小的家隐藏，如小的探得军情，就近可以知会打电。初三日夜把石川伍一行李搬到小的家里，初四日早石川伍一先到小的家藏匿，不想当日就被军械局访闻把他拿获。并把小的斥革，押令交出王大，先后发到案下来了。今蒙会审，小的给石川伍一探听军情，并把石川伍一藏匿家内是有的，并没埋藏地雷炸药，石川伍一也没和小的商谋过。这事是实。

石川伍一间谍案的审理过程，虽经过一些波折，但终于结案。9月20日午时，以天津知县李振鹏为监刑官，将刘棻绑赴市曹处决；以天津城守营千总任裕升为监刑官，将石川伍一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洋枪击毙。

同案犯被拘禁者有5人，即汪开甲、于邦起、王大，以及续获的戴士元和汪忠贵。经津海关道盛宣怀派委候补知县阮国桢会同天津知县李振鹏审明：“戴士元供认勾结石川伍一，转邀汪开甲等潜探军情。汪开甲供认帮同侦探。于邦起、汪忠贵均供未听从探听军情，王大供不知情。”经呈报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判决如下：“戴士元正法；汪开甲永远监禁；于邦起、汪忠贵虽未串谋，然并不据实首告，暂行监禁五年；王大取保释放。”

（四）石川案与日本丰岛袭击有关吗？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北洋舰队，致使中国济远舰受伤，广乙舰触礁自焚，操江运输船被俘，高升运兵船被击沉没，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此事是否与石川伍一所窃取的军事情报直接有关呢？对此，长期议论不休，迄无定说。当时，许多论著都认为，日本丰岛袭击与日本间谍在华活动是有关的。上海报纸刊有《论行军以间谍为先》一文，从历史到现状全面地论述了“师期暗泄机要”的原因：倭亦东方小国耳，自步武西法以后，侈然欲为东方至强之国。……十年来孜孜侦探，其遣间谍至我国者，或察政务之设施，或考江山之形胜，无不了如指掌。而我尚以大度容之，绝不为之准备。迨至兵衅既开，彼又密遣间谍阴赴各处侦探。师期暗泄机要，遂致高升被击，船没师熸。论者或归咎于我国防闲之不密，而不知彼国间谍得我情以报彼国者，随时随地无不有汉奸为之朋比，未易摘其伏而发其奸。后经各省大宪下令严拿倭奸……天津则将石川（等）先后明正典刑，而倭奸始稍敛迹。

此文肯定了北洋舰队“师期暗泄机要”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日本“密遣间谍阴赴各处侦探”之结果，而在天津处决的日谍石川伍一即其所遣间谍之一。此论视野开阔，着眼于全局，而不局限于一事一地，是值得重视的。

不过，长期以来，相信石川案与日本丰岛袭击直接有关者大有人在。最先指实此事者为礼部右侍郎志锐。他于8月16日奏称：天津军装局总办候补道张士珩为李鸿章外甥，昨闻于其所用书办家擒获日本奸细，供出日本截我高升、操江二船，皆其先期电闻。

其后，户科给事中洪良品也于9月20日奏称：前日拿获日本奸细一名，冒广东人，剃发穿中国衣服，有器械局书吏刘桂甫者收藏在家，在其家内搜出私信一函，所有高升轮船兵若干、带兵官姓名，并所带物件以及青菜若干斤，均详信内。其为与之暗通无疑。

所揭发之事相当具体，不能不使人信之无疑。故后来池仲祐撰《海军实纪》即以此为论，明确指出：“天津军械所有老书手者，为日军间谍，以情输日，高升被击，实彼通信于日，故日军得其准时。”“老书手”，即指刘棻。“以情输日”，送军情与日谍石川伍一也。是说俨然成为定论。

此说广泛流传，闻者信之，论者也无人有所质疑。惟姚锡光撰《东方兵事纪略》，在《援朝篇》中对日谍获取情报的手段又有新说：盖（李）鸿章以议和不成，始租轮载北塘防兵渡援，以兵轮三艘翼之而东。而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遂为所截，我兵轮即逃回威海。于是倭人既掳我操江运船，而逼我在高升船之两营兵降，我将士抵死拒，倭遂以炮击高升船，并以水雷沉之，我两营歼焉。

此说颇觉新颖，遂为一些学者所采用。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亦称：“雇英国商轮高升号运兵，中国兵船济远等三艘护送。天津电报生出卖开船消息给日本，日舰集牙山口外，开炮击沉商轮高升号及兵船两艘，溺死千余人。”由于著者的学术地位及是书在学术界之影响，遂使此说终取前说而代之。

然姚锡光之说并无佐证，迄今仍找不到一条史料可资支持，故令人难以凭信。事实上，贿买电报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电报局只收发电码，并不负责将电文译成电码。这在《寄报章程》中有明确的规定：“凡来去电报，照万国通例本局不能翻查，以防泄漏”；“如系送来密码，局中无从知道。”天津电报局的规章制度也非常严格，“无论华洋官商各报向皆慎密，其值班者固常在报房，即下班者亦不出外，从无泄漏”。故从电报局内部用贿买的办法获取电报内容，这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姚说必出自讹传，可谓明矣。

姚说既难以成立，是否仍要回到前说，即肯定日本丰岛袭击与刘棻向石川伍一提供情报直接有关？有的论者正是这样，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并举出三点理由以证实此说：

其一，“石川伍一确系日本派遣的间谍，日本对此并不讳言”。石川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在华探听军情，却始终不承认自己的情报直接与日本丰岛袭击有关，这又如何解释？当石川被捕时，日本间谍分布于中国各地者尚多，不能说只要是日本间谍就与日本丰岛袭击有关。

其二，“由于与高升号同航的操江号载运的是饷银和军械，必须从天津军械局装运，所以从军械局总办的书吏处完全可以搞到这个具体情报”。据论者之意，操江既装饷械必从天津起碇，刘棻作为军械局总办的书吏就“完全可以搞到这个具体情报”；而高升既与操江“同航”，则刘棻也就知道了高升的出航时间。实际上，这两点推断皆有悖于事实。操江既未从天津起碇，也未与高升“同航”。高升是在7月23日早晨从塘沽出口直航牙山，而操江则在塘沽装载饷械后奉命经烟台抵威海，然后携带丁汝昌的文书等件于24日下午2时由威海起航赴朝。高升和操江如何“同航”呢？前提既不能成立，则所谓“完全可以搞到这个具体情报”的推论也就失去了依据。

其三，“石川伍一搞到情报后，完全有可能用密电拍发出去。中国禁止拍发华洋文密电是在丰岛海战后的第三天。清政府在电报管理上的颟顸无形中帮助了敌人”。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并无事实根据。揆诸实际，当时日本间谍的通例，规定拍发电报时是用明码暗语，而不用密码。此例甚多，毋庸枚举。所以，关于石川本人拍发密电的推断，也是难以成立的。

根据以上分析，足以说明，论者所得出的“高升号被击沉和操江号被虏是日特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搞到的情报”的结论，是远离了历史事实的。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误判的情况，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把日本的谍报活动看得过于简单了。无论是战争爆发前还是以后，日本在中国大陆始终或多或少地潜伏着一定数量的间谍，而且收买了一大批汉奸甘心为其效劳，所以他们要搞某一种情报都不是靠一名间谍，而是各有分工的。例如，《石川伍一供词》说明刘棻只给石川开过海军炮械清单和清军营兵数目清单，根本提供不出有关中国派兵的情报。但是，这并不会妨碍神通广大的日本间谍将中国派兵的情报搞到手。

大量的资料表明，日本要搞到中国运兵情况的情报，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日本间谍起码有两个可以利用的渠道：一是李鸿章身边的人，即隐蔽的渠道；一是亲到码头侦探，即公开的渠道。

先看隐蔽的渠道：当时为日谍所收买并为其提供情报的就有“中堂亲近的人”或“中堂亲随之人”，他们与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关系亲密，有时在一起聚会，“商议密事”，以便“遇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甚至高升号运兵的消息，也“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

再看公开的渠道：日本要掌握中国的运兵情况，并不一定专在天津一个地方刺探。当时，日本间谍麇集津沽一带，大肆进行活动。甚至像泷川具和这样的海军武官，也化名改装，或扮作商贾，混迹于天津生意场上；或装成苦力，出入于塘沽码头区。事实上，要搞到中国向朝鲜派兵情况的情报，在塘沽是相当便当的。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前，官府并不重视塘沽码头的警卫工作，“仍令在华倭人自如侦探”。更有甚者，当高升号等运兵船停泊塘沽码头期间，竟有“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逡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日本间谍活动之猖狂，于此不难窥其一斑。由于清朝当局的腐败颟顸，日本间谍可以在塘沽码头区自由活动，是完全能够掌握中国运兵船的起碇时间的。再据德商信义洋行经理满德致函李鸿章称：倭人在中（国）竟能洞悉中国军事，此非满德臆造妄言，即如满德奉宪委乘爱仁轮船运兵赴牙山事，当满德未抵塘沽时，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此小行洋人俾尔福所见。及满德坐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满德并不敢与之交谈，则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既能了彻，安见不电知上海，由上海电知伊国也。不然，高升船之罹灾，何以若是之速也？

所有这些，足以表明塘沽码头是日本间谍随时掌握中国运兵情况的一个更为直接的渠道。

但是，如果再对日本丰岛袭击作进一步的细致研究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日本丰岛袭击的主要目的何在，这还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论者一般认为，日本海军击沉高升运兵船即其丰岛袭击之目的。此说沿袭已久，迄无异议，实则大谬不然。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既要掌握中国运兵的情况，也要掌握北洋舰队的行踪。而且，从军事战略来说，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日本情报当局特派老资格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坐镇烟台，就是为此。

宗方小太郎确实不辱使命，很快探听到了北洋舰队的动向。试看他在7月19日所写的日记：上午牧相爱自北京、天津到来。托其搭乘通州号轮船返上海之便，将致津川三郎之函带去。本日派去威海之侦察员归来谈，碇泊于该港之镇远……等舰已作战备，将于今日或明日相率赴朝鲜云。有鱼雷艇二艘随往。此外，定远舰因修理，携带鱼雷艇前往旅顺，预定昨日返回威海。

这份关于北洋舰队即将出海的情报是准确的。果不其然，两天后李鸿章即电令丁汝昌：“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当天，丁汝昌复电称：“济远、广乙、威远今早已开。帅令大队赴牙，昌拟率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九船，雷艇二艘……同行。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宗方的报告带到上海后，迅即电传回国内，日本大本营便下令开始着手袭击北洋舰队的准备了。

为此，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海军中将，于7月22日下午携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的密令来到佐世保，向日本联合舰队传达了到朝鲜牙山海面伺机袭击北洋舰队的命令。23日上午11时，日本联合舰队离开佐世保港。24日下午5时许，绕过朝鲜半岛的西南端，抵达黑山岛附近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命令第一游击队之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前进侦察，并授命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曰：“此行至牙山湾侦察，若该湾附近清国舰队力量弱小，则无必要与之一战；若其力量强大，则攻击之。”因李鸿章下令后，又改变主意，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结果只有济远、广乙、威远三舰驶往牙山。25日上午6时半左右，吉野等三艘日舰航抵丰岛西南时，发现了中国军舰。威远已先行回国，此时在牙山湾只有济远、广乙两艘军舰。显而易见，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日本方面占有压倒优势。但是，坪井采纳舰队参谋釜谷忠道海军大尉的意见，认为：“双方力量孰强孰弱，需要战争作出判断。重要的是要出击，才是执行司令长官命令的主旨所在。”于是，日舰第一游击队三舰不等日舰本队赶到，便于7时45分对中国军舰发动了袭击。

由上述可知，日本联合舰队驶向丰岛海域的既定计划，主要是攻击北洋舰队本身；击沉高升号只是因与其不期而遇，而不是原先的预定目的。事实上，清政府同时租用三艘英国商船运兵，考虑三船同到渡兵上岸困难，便决定分批由塘沽起碇：爱仁号，装载官兵1150人，7月21日下午开；飞鲸号，装载官兵700人，7月22日傍晚开；高升号，装载官兵1116人，7月23日早晨开。如果日本以击沉中国运兵船为主要目的，为什么不打爱仁号和飞鲸号，而专打高升号呢？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总之，石川伍一贿买刘棻刺探军情是真的，但刘棻所提供的军事情报与高升之沉并无直接关系，这也是确实的。“以公法论，日人当斩；以国法论，书办当诛”，自然不成问题，但罚与罪必须确实相当，才真正符合按律而断的精神。历来人们大都认为石川案与日本丰岛袭击直接有关，将两件事硬联系在一起，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五）《石川伍一供词》的真伪问题

石川伍一间谍案虽告审结，然其余波却长期未能平息下来。因此案审理过程中有种种可疑之处，令人难以参透，故奏参李鸿章者大有人在。其中，最为奇特者莫过于礼部侍郎志锐的《奏为办事大臣结党阻战并陈日本奸细实情折》了。

志锐此折上于9月20日，即天津处决石川伍一和刘棻的当天。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说李鸿章所奏报的《石川伍一供词》乃是“伪供”。他敢于这样断言，而且言之凿凿，毫不含糊，似乎不会是捕风捉影。志锐奏称：所奏者，非实情也，乃伪供也。津中人士无不切齿。奴才连次接得津信，深悉其情，并得奸细亲供一张。如按其供内所叙情形，则此次朝廷主战，外间不过照令奉行，绝无争前效命之理。且军械所与日本通，炮药局与日本通，我之底蕴皆泄于人，姑勿论前敌诸人皆喻北洋主和之意。即使奋勇，而接济不通，是必败也。亦勿论李鸿章之通倭与否，但其立意不战，则手下通倭之人必多方蛊惑以乱其心，且百计刺探，以泄其谋。汉奸不绝，内奸不除，断无能操胜算之理。……奴才所深虑者，供内所叙各处奸细甚多，未闻有查拿之举。恐录呈御览之供，必已大为改饰。兹特另片钞呈，即乞皇上检查所奏之供，以为核对。若果不符，则供内所叙之委员、跟役以及各处坐探奸细，均请特派能员设法严密捉拿，交部讯究。

并附《日本奸细石川伍一供单》抄件：我系神大人差来坐探军情的。自光绪九年，即在中国北京、天津等处往来。现在住在军械所刘树棻家中，或来或去。代日本探官事的人，有中堂签押戴姓、刘姓、汪大人，还有中堂亲近的人，我不认识。我认识刘树棻，系张士珩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王小波引荐的，已有二三年了。刘树棻已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均于正月底照抄一份，交神大人带回我国。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还有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神大人同钦差、领事起身之时，约在六月二十八、九。七月初二、三日，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饭馆请中堂亲随之人，并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树棻等商议密事，遇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所说皆系实话，未见面的人不敢乱供姓名。我系日本忠臣，国主钦差遣探军情，不得不办。在中国探事的不止我一人，还有钟崎，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又穆姓在张家口，现在均到北京。又有钟姓一人，由京往山海关，皆穿中国衣服。又有日本和尚，现在北京，能念中国经，皆说中国话。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所供是实。

如果志锐所上奏折及所呈《供单》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并发下的话，那么，在当时肯定会成为爆炸性的新闻，朝廷上下也都会乱成一锅粥的。志锐倒似有先见之明，在奏折最后写上了这样两句话：“求皇上将奴才此折并所录供单先不发下，以俟查拿究办后之水落石出。盖内外合党密信甚多，稍一漏泄，则外间之弥缝立至，将终无查清之时矣。”军机处的亲王大臣们见此折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干脆顺水推舟，也不呈送御览，压了下来。就这样，志锐折连同《供单》在军机处的档案堆里沉睡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准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才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将志锐所呈《供单》与李鸿章所报《供词》稍作比较，便可明显看出，二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首先，《供词》只承认托刘棻开过炮械数目清单和营兵数目清单，而《供单》还供出其他不少的重要情况。其次，也是更为主要的，《供词》只供出了刘棻以外与其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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