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者:周鸿祎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3-30 20: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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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鸿祎 范海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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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者:周鸿祎自传

颠覆者:周鸿祎自传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颠覆者:周鸿祎自传作者:周鸿祎 范海涛设计:上官雅弘排版:郝禾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7-11-01ISBN:9787559609304本书由北京磨铁数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和妻子胡欢和孩子在一起1999年10月20日,第一次登上杂志封面3721纳斯达克上市360上市360上市当天纽交所外前 言沸腾二十年

2016年年末,一部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萨利机长》正在全国影院热映,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

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从纽约正常起飞,飞往北卡罗来纳州,一分半钟后,客机遭遇了加拿大雁群的撞击,随即,机舱里充满了东西烤焦的味道,飞机双侧发动机引擎失效。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驾驶本次航班的机长萨利(人物原型真实姓名——切斯利·萨伦伯格)在短短208秒内,用冷静和专业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在确认飞机无法降落到附近机场后,他将这架载有150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的客机迫降到了纽约哈得孙河之上,飞机的机尾最先落入水面,然后整架飞机在河面上急速滑翔,最后,飞机停止,整个机身如同一艘大船漂浮在了河面之上,155人的性命得以保全。飞机迫降的整个过程极其惊险,而结果又让人非常欣慰。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之下,这名沉着坚定的机长,创造了民航历史上的——“哈得孙河奇迹”。

这部影片让我心生感慨。

我是一个超级电影迷,家里的硬盘存有成千上万部电影,都是按照目录分好的。很多电影我观看多遍,也有很多电影让我着迷,但是没有哪一部电影比《萨利机长》更能让我联想到我所经历的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

我的成长几乎伴随了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成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开始在校园里销售反病毒卡,再到离职北大方正后创立3721,从与CNNIC的战斗到成为雅虎中国的总裁,从互联网第一口水战到“3Q”大战,从免费杀毒到360的商业化,一直到360成功在美国上市。这二十年当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也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让人难忘。如同每一个还算成功的创业者一样,一路上我遇到的九死一生的事件从来没有少过。其中的艰难坎坷,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虽然互联网创业者可能永远不会遇到像萨利机长一样的极端状况,但是我依然感觉它们冥冥之中有某种共通之处。

那共通之处就是——人们如何在没有前车之鉴的判例中进行决策,又如何在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之下做出最优的判断。对于创业者来说,每一天都是压力测试。

从零到一,每个创业者在从无到有创立一家公司后,都要经受非人的考验,每一天都有形式不同的突发情况,大家都要经历那种面对突发情况的紧张、九死一生的惊险、迅速做出决策的逼仄、死而复生的恍惚。这所有的一切都如同本·霍洛维茨在《创业维艰》里描述的那样——解决这些难题,没有任何公式套路可用。

对于创业者来说,每一道难题都是新的。于是,创业者经常感觉到——“没有任何良方可以掌控错综复杂、变幻不定的局势,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创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带领一群人走出困境,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制作出一系列热门金曲,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助你成为全国橄榄球的四分卫,没有任何良方可以让你竞选上总统,也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在你生意衰落之时激励你的团队。”

我完全理解本·霍洛维茨的观点,早就体会过那种每天在风口浪尖上行走的感觉。但是他说的这一切都指的是——每一次遇到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去解决企业成长中的困境。一切的一切,只能赤手空拳地去判断、去决策、去着手解决,有的时候甚至会面临一场豪赌。因此,企业家只能沉着冷静,再凭借一点点的运气,运用平时积累出来的商业上的专业方法,努力让风浪化险为夷,这是最考验创业者胆识的时刻。

对于我来说,我经历过的这种惊险时刻数不胜数,2001年,我31岁,与号称有官方背景的机构CNNIC公然抗争,在中文域名领域杀出一条血路。公众就这样认识了一个“好战的周鸿祎”。2003年,我33岁,以1.2亿美元变卖了自己创办的公司3721,成为雅虎中国总经理,试图用雅虎的强势地位在搜索领域进行突围,却陷入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文化冲突与话语权之争的典型困境。2006年,我36岁,因为痛恨到处横行的“流氓软件”,我从360抽调队伍进入查杀流氓软件的行列,终于在2008年“挥刀自宫”,进军免费杀毒业,从而颠覆了这个行业,成了一个“造反派”。

有人问:周鸿祎到底是裹足不前的网络安全行业的拯救者,还是摧毁二十年行业基础的破坏狂?再之后,绝无仅有的“3Q”大战波及了数亿网民,“二选一”的决策让互联网开放的精神第一次受到了考问,也让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反思。而在这次危机当中,我也最鲜明地感受到了那种绝处逢生的境地。

是的,在领导企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看似没有良方,而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次危机都不可能经过事先的测试,而每一次行动,都意味着无限的未知。这让我屡屡想起艾森豪威尔,在做出诺曼底登陆的决策之后,人人都将他视为历史的英雄。我们歌颂他在盟军出发之前的豪言壮语:“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圣战,为此我们已精心准备了数月。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各地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期望与祈祷伴随着你们。我对你们的勇敢、责任心和作战技巧充满了信心,我们迎接的只会是彻底的胜利。”

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都赞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次行动是空前壮举,而谁也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曾经也对行动的成功表示怀疑,他甚至提前草拟了一份行动失败的发言。

在多年的创业过程中,我和很多创业者一样,都经历过萨利机长的困境,经历过艾森豪威尔将军表面信心满满,其实内心犹豫恐惧的心态。我幸运地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与灾难,也以向死而生的心态进行过多次不得已或者不得不的抗争,我有时候被视为勇敢的异类,有时候被称为叛逆的极端,有时候被称颂为先行者,有时候被称呼为造反派。纵观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我时而冲锋陷阵,时而腹背受敌,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体验着中国互联网的无限可能。

时至今日,我觉得一切对于我的定义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这种机会,这种通过最残酷的竞争在最公平的市场上进行角逐的机会,这种通过互联网连接全世界最鲜活血液的机会,这种以足够自信、相对公平的姿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角逐与竞争的机会。

因此,我乐于分享我的经历,分享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成长带给创业者以及网民的故事,分享创业过程中,那些在没有套路可循却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的经历,分享那些在诚惶诚恐中杀敌制胜的瞬间,那些如同萨利机长一样勇敢沉着的状态。我相信,这种分享可以给更多的中国创业者一些勇气、一些启迪,我也愿意通过我的经历,让大家看到放手去搏的乐趣所在。

对于我来说,我更感谢这样的互联网环境,能容纳我这样一个“异类”的存在。众所周知,具有挑战、颠覆精神的人在中国当下的环境当中是很难生存的,有人说我有点偏执,过于迷恋技术,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的一些价值观。也有人说老周不懂人情世故,离开了互联网肯定四处碰壁,多半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老愤青,最多也就是一个性格古怪的程序员。

但是一旦有了互联网,一切皆不同。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不同思想、不同创意的世界,这是一个可以“难得本色任天然”的地方。我们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生逢其时地赶上了计算机在中国的发展,赶上了互联网这个产业的出生,这也成就了那些正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希望用新技术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如同美国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用数据的方式分析美国的顶尖互联网人才为什么会在现在脱颖而出时所说的那样——“1955年前后正是计算机革命时期,出生太早,无法拥有个人电脑,而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时机又被别人占去。因此,那些奇才异类得感谢机遇的眷顾。”而中国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除了感谢天赋,无疑也应该感谢历史给予的机遇。

纵观沸腾二十多年,这是中国互联网的胜利,也是开放精神的胜利。甚至有人说,互联网是改革开放的下半场。这里产生了更多的阳光财富和社会偶像,也是未来中国年轻人驰骋的战场,这种包容开放可以点石成金,可以让人们的性情尽情彰显。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允许试错的年代,我也更渴望去探索下一个互联网高地。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回顾了自己年轻时伴随着计算机年代的成长,回顾了自己贫穷的程序员生涯,也回顾了很多场经典的商战,这里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克敌制胜的成功;有毫无情面的争吵,也有无可奈何的妥协。这个过程也记录着中国互联网从草莽、无序、充满了灰色地带和原罪,走向规范、真实、强大的亦步亦趋的成长。同时,对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也坚信,当更多的智能网络运行在软件之上,安全的需求将变得越发强烈。当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得越来越强大,对于网络安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而安全出身的360,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大有可为。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回顾了很多商战帷幕渐渐展开又慢慢合上的过程。我很感慨,这就是互联网,是个外表娱乐、内里残酷的行业。它是哭着的喜剧,它是笑着的悲剧,是笑里藏刀,是血海深仇,是装疯卖傻,是撒泼卖萌。它兼具娱乐与血腥,它有侠客与英雄,它有巅峰和翻转,它有迟暮与重生。它有一切的人生如戏,它有所有的心脏骤停。它有生活里的每一幕剧情。

由于众多的故事体量庞大,因此我的故事不可能一次写完。这次回忆,是从我的童年一直写到360上市,对于360上市之后的众多更加精彩离奇的商战故事,将来将另成一书。相信那时候对于互联网后来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故事,将有更加坚实的定论。

它,是这个时代的史诗。开篇360的新未来从未想过的私有化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com公司在美国上市曾经是一种潮流和肯定。而360就是有幸追碰上这种潮流和获得肯定的公司之一。我们在“3Q”大战启动前后开始了上市程序,其中的过程伴随着“3Q”大战的起落和升级,很多人惊讶于360在美国上市的速度之快,好像我们用四个月的时间就走完了整个流程。但实际上,如果知道赴美上市的具体要求,就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我们酝酿上市的过程远远超过了四个月。其中很多内情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惊心动魄,更多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除了众所周知的“3Q”大战,360在上市过程中遭遇了主承销商的临时变更、面临着没有美国对标公司与投资人解释商业模式的困难,中间还遇到了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电站泄漏、全球股市暴跌,这也让投行一度就是否继续上市程序感到迟疑。

幸运的是,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我们最终还是顺利登陆了纽交所。

五年来,360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学习到了很多,也获得了拓展业务的机会。在这期间,360业绩一直稳步增长,股价一度冲破100美元。在美股上市的五年时间里,根据非美国会计准则下的统计数据显示,360的净利润保持了17个季度的同比大幅增长。

鉴于上市过程的艰苦程度,即使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退出,比如市场对我们的低估,比如曾经几次360遭遇做空机构香橼的恶意做空和攻击。虽然指责总是无中生有,报告让人啼笑皆非,但让人无奈的是,每一次美国做空机构都是在他们的白天发布报告,而我不得不在中国的半夜把员工叫起来开会应对。这样的剧情如此循环重复,实在让人睡眠不足。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退出。

但是,私有化这一天,还是来了。

到2016年3月30日,我们的私有化进程已经进行了大约一半,历时将近一年,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知道还有更艰苦的路程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一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2011年3月30日,也就是5年前的今天,是360登陆纽交所的日子。2016年3月30日,今天上午,股东大会通过了投票结果,意味着360从美国退市又往前走了一步。我内心感慨万千,从公司创业初期、“3Q”大战、美国上市、美国退市,一切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幕一幕闪过。Mark一下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继续向前!

为什么非要折腾?为什么要选择回来?这是很多人都好奇的问题。

其实,新一轮中国概念股(中概股)的回归潮从2015年就开始了。曾经,从2011年到2013年,中概股遭遇过一系列的造假丑闻和机构做空,导致了第一次退市大潮。而这一次的私有化潮,是中国A股市场的互联网企业受到高估值追捧的后果。很多国内互联网公司的高股价让人眼热,很多中概股私有化浪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套利。当中国最好的一些科技公司在海外市场被严重低估时,资本有意愿把这些好的资产带回到A股市场,这是很自然的经济现象。

当360的回归也被外界猜测为是要套利时,我知道我们做出此举的原因远非短期利益。其实想一想,如果不是为了战略考虑,像我们这样一个体量略显庞大的公司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出来,里面有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需要说服投资人,四处借款融资,要得到很多政府机构的批准,要经过外汇管理的考验。这一系列的折腾绝不会比上市轻松简单,而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有几个公司能承受短期缺乏现金流的压力?我知道,私有化一旦启动,再艰难也必须完成。这如同在战场上,你的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你需要一击而中。这就像我职业生涯里的又一场前途未卜的豪赌。

关于退不退市的决定,我和我的老搭档齐向东、CFO姚珏曾经在办公室就很多方案讨论很多次,其中经历了数个小时的争辩,这里面的每一次的思考都费神耗力。

在最终决定回归之前,我们一直在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归最好。我们内部有过很多不同的声音。曾经,我们希望只把一部分的安全业务拆分回来,还去找很多机构去交谈。但是最后我们发现,360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和安全息息相关,做这个分拆实在很难。

而对于最终的决策者来说,最艰难的时刻就是拍板的时刻。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里潜伏着很大未知。做决定是一件让人左右为难的事情,也通常让人特别煎熬。毕竟最终的决策者必须为决策本身负责,成功了,一往无前;失败了,责任清晰。而在最终结果出现之前,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顺利到达彼岸。

但出于对360新未来的战略考虑,我必须做出决定。我们必须看到更宏远的图景,而选择承受这种短期的压力。360的回归,需要的是整体的撤回。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今的互联网安全局势决定的。目前,互联网局势已经比以往更加严峻,就拿2017年5月12日爆发的勒索病毒来说,全球多个国家都遭受了勒索软件的攻击,受害者包括中国一些高校和英国多家医院。不法分子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武器库中泄露出的黑客工具——“永恒之蓝”攻击磁盘文件。很多电脑的图片、文档、视频、压缩包等各类资料只有支付赎金才能解密恢复。勒索病毒有时候会索要上万元人民币的赎金才会解密恢复。在短短一天多的时间里,“永恒之蓝”已经攻击了近百个国家的超过十万家企业和公共组织,其中包括1600家美国组织,11200家俄罗斯组织。中国大陆被感染的组织遍布高校、火车站、自助终端、邮政、加油站、医院、政府办事终端等多个领域。英国多家医院的网络当天也受到攻击,有医院因此取消了手术,用救护车将病人紧急转往其他地方。这次袭击是一场波及整个世界的网络袭击的一部分。

可以想见,由于最近这几年斯诺登事件等的发酵、网络安全形势的严峻,国家已经把网络安全提到非常高的高度。显而易见,世界各国都一样,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软硬件都不能用其他国家的产品,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家的命脉所在。360作为国内最大的安全公司,也必须和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尤其当360已经成长为国内安全领域的核心企业时,服务的很多机构都是政府机关、银行等机构,360的身份问题解决应该是迟早的问题。

曾经,某个国家监管部门领导来找我聊天,提到国家对互联网安全有极大的担忧和期望,也希望360回归承担起构建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能力的企业责任,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这是我开始考虑私有化的起始点。

另外,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使得整个社会都运转在互联网之上。在我从事软件行业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软件是什么,电脑只是一个行业,电脑工程师只是一个职业。但是今天,无论是手机App,还是智慧城市、电子政务、物联网(IOT),以及将来无人驾驶的汽车,很多东西都和软件息息相关。人们开始说,软件定义世界,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要互联。这确实代表了我们对未来世界的看法。但是,只要是软件,就会有漏洞,就会有被攻击的可能,恰恰就是这些软件漏洞,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有一些小bug看起来非常无害,甚至不影响软件的正常操作运行,但这些漏洞一旦被犯罪分子和黑客利用,就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根据统计,平均每1000行到1500行代码,就会存在一个漏洞。360补天漏洞响应平台,累计发现了20万个漏洞,而现在,智能手机代码行数多达几千万,自动驾驶汽车更是高达几亿条,可以想象这些产品里有多少漏洞。而只要有漏洞,黑客攻击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人类没有可以完全防范漏洞的可能。如果说过去的病毒只影响了电脑,那么未来的病毒可能会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公众服务都运行在互联网上,一旦系统遭遇攻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60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公司,拥有最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我们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机会。如何解决好这些安全的问题,将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人工智能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也会在安全这个领域做到极致。

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思考之外,商业上的考虑当然也是重中之重。作为国内最大的个人安全公司,未来我们将进军企业级安全市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外资公司转变为内资公司。更重要的是,国家正在逐渐将军工安全对民间开放,这对360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

私有化和退市——这是360新未来的使命所决定的,同时也再次奠定了360未来业务的基础——把安全做稳做牢。作为一家安全公司,我们掌握着安全大数据,也有最先进的非对称技术,无论将来把公司分拆成什么样子,这里面机会最大的,依然是360的起家之本——安全。

这就像我时常对员工做的一个比喻,360的核心命脉是安全,我们再怎么把公司做成三级火箭,第一级火箭还是最重要的,是所有一切业务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品牌,如果这个做不好,其他的业务也就失去了根基。

对于回归A股市场,我们不是没有迟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A股市场不了解,里面有很多野蛮人疯狂坐庄的传闻。我们担心规范的问题,也担心将来是否容易增资扩股。尽管回归过程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最终我拍板决定——360要变成一家内资企业,我们必须解决身份问题。

我坚信,不管前方的路多么崎岖不平,走得多么辛苦,只要方向正确,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当然,最终的选择也和我内心的一个情结有关——我认为一个企业的存在不在于你股价有多高,因为股价再高,随着历史的推进,有一天也终会跌到零;也不在于企业有多少利润,这些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有的公司消失了,大家可能感觉无所谓,或者很快就有替代产品出现,大家不觉得缺这样一家公司,这样的企业真正存在的价值是没有的。我很欣赏一个理念:如果一家公司消失了,别人会为它感到难过。我希望我们能做一家让大家离不开的公司。

开弓没有回头箭。决定一旦做出,我们立刻开始了一波三折的退市和私有化的过程。事实证明,整个过程令人胆战心惊,一些困难我们有备而来,一些困难我们始料不及。

但是,我从未对此后悔。

作为一个决策者,做决定很多时候都要面临艰难的处境,但是决策必须当机立断,正如本·霍洛维茨在《创业维艰》里说的那样——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踌躇和犹豫,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延误。我承担不起任何犹豫不决。一波三折的私有化

2016年年末,还有一部非常棒的电影让人热血沸腾——《血战钢锯岭》,这是一部让人肾上腺素急速上升的战争片,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这部电影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决定战局走向的冲绳岛战役的故事——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被派往冲绳,等待他们的是敌军重兵防守、凶险异常的钢锯岭。

虽然战争的场面拍得老派热血,但是其实这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片子。戴斯蒙德·道斯出于童年和家庭的原因,在战场上始终不愿意拿起枪,甚至因此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但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戴斯蒙德凭借自己的信仰,挽救了几十条生命。

商场如战场,所有一切瞬息万变。而作为将领,如何带兵克敌制胜,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如何随机应变,商场和战场确实有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这次360私有化的过程步步喋血,其跌宕起伏的过程我不能细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惊险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赴美上市的过程。而这个时候,坚持就成了我们的信仰。坚持,坚持,再坚持成了支持我们团队走下去的力量。

虽然有精忠报国的愿望,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市场既不相信口号,也不相信眼泪,投资人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资本都是逐利的,对国内的资本市场更是充满了期望。所有私有化的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去完成。我们终究是一家市场化的企业,而完成这个过程,涉及特别复杂的流程。

对于私有化,虽然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是过程让人胆战心惊。

做退市和私有化首先面临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善的方案。有一些公司退市时股价很低,这样整个私有化的成本就很低。但是,我们的股价不低,算上溢价就更高了。我始终觉得,中国企业拿了美国投资者的钱,即使有一天你选择不玩了,也要给大家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让投资过360的股东都不后悔。这是将心比心的决定。有人说,把公司股价做高不容易,但是做低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歪门邪道,我们希望最终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让股东们都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最后的定价是我拍板的,通过董事会的特别委员会订立的,而投资者有他们的律师和他们的财务顾问。整个谈判过程相当顺利。

但是,当我们给出合理的溢价,整个退市需要的资金已经达到了将近100亿美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除了我们的自有资金,我们还需要找合作伙伴募集庞大数额的人民币资金。虽然数额庞大,但360毕竟是优质资产,也是投资者青睐的对象。因此,当时来找我们合作的各种机构络绎不绝。虽然希望争取份额的公司非常踊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突发事件频频出现。

正当我们和很多潜在的投资者谈判的时候,史无前例的股市熔断发生了,资本市场哀鸿遍野,投资人的信心遭遇了极大的动摇,合作伙伴内心惶惶。当股价不好的时候,有些参加私有化的财团和我说,能否压低退市的价格。而压低价格意味着要和股东重新谈判。我想,我们既然决心启动私有化,半路下不来是最可怕的,而时间一旦耽误,不知道后续会有什么剧情发生。因此,我坚持没有压价。

2016年3月30日,私有化协议获得了股东的批准。4月26日,360私有化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通过,进入公示阶段。而接下来等待我们的是新一轮的换汇煎熬。

由于我们使用的外汇额度过于庞大,可能会给汇率造成一定的波动。因此,外管局要求360私有化财团提供证明,明确换汇资金不涉及资本外逃等违规行为,并要求分批换汇汇出。截至此时,360的退市资金尚未完全交割,留在国内的大量资金需要进行换汇用于美国资本市场的交易。

确实,从国家汇率安全的角度来看,不能因为一家公司让汇率遭遇挑战。在此期间,我们也和外管局的高层进行了接触,对方坦率地说:“国家安全当然是很重要的,你们想回来,我们也支持,也理解。但是,国家的汇率稳定和金融安全一样重要。不能因为你们一家公司,让整体的汇率有巨大幅度的波动。”

最后,我们坐下来一起想办法,希望最终在遵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既不违反外汇政策,又可以让钱顺利出境购买公司。当然,其中的过程远比我描述的要煎熬得多。

在整个募资过程中,风雨飘摇的内容太多,连我这样经历过很多的人也显得有点犹豫。我曾经对姚珏说:“像我这么坚韧不拔的人,可能都坚持不下来这个过程。”而姚珏却说:“3Q我们都挺过来了,这次再艰难也不会超过那次。”

经过一路的砥砺前行,在央行和外管局的鼎力支持之下,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7月15日,360科技有限公司宣布私有化交易完成,公司股票将不再在美国纽交所公开交易。根据2016年3月30日特别董事会批准的相关交易条款,除创始人翻转股票以及异议股东股票外,360全部已发行的普通股将以每股51.33美元(相当于每股美国存托股77美元)的价格被现金收购并注销。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完成私有化的时间点是无比幸运的,其间我们也得到了国内各个机构的支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汇率的变动已经让私有化完成的成本剧增。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我们也许就会面临狂风巨浪一般的影响。比如,完成私有化的几个月后,我们发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从6.5增长到6.9,如果私有化过程再拖上几个月,我们购买公司的人民币成本瞬间就要增加40亿元。这将会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噩梦。

如果对360的私有化做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半夜在盘山公路高速狂奔,没有开灯。但是回头去看,幸亏我们没有开灯。如果知道路途如此惊险,也许在路途当中,我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在我们实行私有化的这一两年中,确实有很多人在密切观察360的动向。当中间我们尽量保持沉默时,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私有化可能失败了。但是,我们其实只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咬紧牙关,尽量做到举重若轻。因为我相信将来网络安全一定会延伸到物理世界当中,其带来的万物互联必然是潜能无限的市场。这不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也不是简单地炒炒股票。这关乎我们的信仰,因此不能用短视的方法去衡量。

此时此刻,路途坎坷不坎坷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坚持。正如一位影评人士对电影《血战钢锯岭》的评价一样:

真正的勇敢,并非骁勇善战,而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并秉持自己始终不会放弃的那份纯粹。360新未来

私有化完成后的某一天,一个来电号码反复地出现在我的手机上。由于那个时期给我推荐A股壳资源的人太多,我无力接听,所以我像以往一样,想都没想,把所有的来电都掐断了。

过了一会儿,手机发出哔的一声,一条短信来了——“周鸿祎,怎么不接电话,是不是现在有点大老板气派呀?”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给我打电话的是一位证监会的领导。经过新浪财经高层一个领导的辗转联系,我才知道了这个消息,连忙把电话回了过去。

对方问:“怎么这么多人在炒作360概念股?这些炒作和360有没有关系?这种行为可是在扰乱市场啊。”

我听了之后哭笑不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360已经成了“背锅侠”。

我连忙解释,这些概念股的炒作和360毫无关系,360既没有参与,也没有推波助澜,任何人说360在借壳的消息,都是在造谣,或是在炒作。

360私有化的成功,意味着本土公司的回归,预示着360新未来的到来。相对于未来的市值,我们更关心的是,360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以及这些方向如何与未来的人类科技发展方向融合。因此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别的,而是对于业务的重组和对未来的规划。

在这通电话之后,我召开了媒体发布会,一方面对外界宣布,我们从未有过借壳的意愿,也从未参与过任何360概念股的炒作;另一方面对外界宣布,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将360的业务结构理顺,将一艘大船变成一支舰队,将TO B和TO C的业务分开,以便让各个业务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对于TO B业务,未来将由老齐来领导,担任企业安全集团的董事长和CEO,担起360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对于未来,360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的着眼点是更远的未来。

人类社会经历过的PC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及现在所处的万物互联时代,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每当科技发展的红利被商业模式创新挖掘殆尽后,经济也随之步入寒冬,直到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出现,商业模式创新才能重新迸发生机。

虽然目前整个环境处于资本寒冬,商业模式类创业创新遇冷,但是我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逆势而上受人关注的,唯有人工智能领域。它之所以受到持续追捧,是因为其成为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像水、电、网络一样成为所有企业的必需,这一点已成为共识。而对于当下,如何将人工智能落地、商业化,如何适应人工智能将构建的新商业生态,尚有分歧。

现阶段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挖光了Web2.0时代的技术红利,所有人都在寻找新技术,以期获得新的商业模式创新。人工智能技术无疑就是下一轮技术革命的焦点,假如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在这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新的商业模式也将涌现出来,带来一个甚至多个万亿级市场。

基于这样的战略方向,360也在持续布局,从软件安全到硬件安全,从线上安全到线下安全。2013年,360进军智能硬件领域,陆续推出儿童手表、智能摄像机、行车记录仪、智能手机等一系列智能硬件产品。2015年,360还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尖端技术方面积极发力,目前已处于行业领先。今后,360有望在车联网、智能家庭等生态场景中占据关键位置。在个人与企业网络安全业务稳步发展的情况下,360的安全互联生态布局还将在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范畴内发挥作用。

当然,我对人工智能的设想建立在泛安全的基础之上。这里所说的泛安全指两个方面:传统的线上安全和线下安全。线上安全处理的主要是大数据方面,线下安全则是人与智能硬件的交互。我们把信息传递给智能硬件之后,智能硬件要能理解我们的意图,同时要把它的信息反馈回来。

安全是基础,只有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考虑舒适、便捷的人工智能式生活。所以,360首先还是要利用IOT技术解决人们的家居安全和出行安全。对于做安全起家的360来说,人工智能是一个更适合的方向。

当O2O、模式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不为所动。但是,当人工智能的概念进入我视线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抓住人工智能这次浪潮,并为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在我们的世界中,科技已经如自然一样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而我们将借助这种力量,乘风破浪。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愿意引述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述的场景,因为我对此坚信不疑。

千年之后,当历史学家回溯过往时,会认为第三个千禧年的开端是一个古老的绝妙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地球上的居民首次把自己与一种巨大的事物相连。未来,它的规模将会继续增加,但是如今,你我正生活在它刚刚苏醒的时刻。

未来的人们会羡慕我们,希望自己也能亲眼见证它的诞生。这些年里,人类开始用微小的智能让没有生气的事物变得活跃,把它们编织进云端机器智能这张大网中,并将数十亿心智与一个超级心智相连。

这个聚拢的过程将被当作这个星球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重要的、最负责也是最令人惊叹的事件。

写完此篇,夜色已深。从出生到今天,我成长中的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我感叹于成长中科技的出现,让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感受到科技最神奇的魅力。很多科技目前看依然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但是它能否成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呢?

作为一个生于70年代的人,我感谢这个沸腾时代。第一章生于70年代生于70年代

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那代人一样,我们基本都是被放养长大的。虽然物质生活还不怎么丰富,但是放养却给了我们那代人近乎奢侈的人身自由,没有互联网网瘾的绑架、没有电子游戏,我们的天性却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得到了最大的释放。

从小我就算是一个非主流的儿童,有点像电影《看上去很美》里的主人公方枪枪,小小年纪就在自我意识与正统世界之间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方枪枪使了吃奶的劲也得不到秩序社会里的几朵小红花,最终对他向往的世俗世界不屑一顾。现在看来,我也不是传统价值观的社会会青睐的孩子。“听话”这个评价,从来没有被用在我的身上。

小时候我留着平头,身体干瘦,经常穿着我妈用脚踏缝纫机做出来的布衬衫。现在看当时的照片,我的眼睛瞪得浑圆,懵懂又不服一切。印象中,我经常因为追跑打闹把同学的裤兜拉开了线而遭到老师的训斥,最后的结果通常是,我不得不拿着同学的衣服回家,让我妈用缝纫机重新缝好。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一切如同一部怀旧电影:阳光洒落在郑州市测绘局家属院里,那正是我长大的地方,一群孩子正在嬉笑打闹,我们玩的是一些当时很大众的游戏——滚铁环、弹玻璃球、摔泥巴、叠纸飞机。因为我太瘦,所以没有成为孩子王的可能,而是成了跟在别人身后的“跟屁虫”。生于70年代

小院的节日随着“爆米花人”的到来而到来。做爆米花的人总能引发我们的兴奋点。他一到,会把随身携带的风箱呼呼拉得巨响,然后,空中某个时刻忽然发出砰的一声爆炸声。这个时候,白花花的一团东西从黑色的风箱里稀里哗啦地倒进旁边的麻袋。白色泛黄的米花热气腾腾,一股腻腻的甜味就飘了出来。这个过程总是让我很开心。与其说是爆米花好吃,不如说是这一套流程颇具观赏性。因此,只要爆米花人一来到我们大院里,小孩儿们就纷纷管父母索要一个5分钱钢镚儿,人人端着一碗米等待着去爆破,这个场景蔚为壮观。

那时候,我们迷恋上了来自上海的产品。在我印象当中,如果一件东西来自上海,就意味着新鲜和时尚,意味着一种让人心里痒痒的新奇感。我第一次知道泡泡糖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一个小朋友的家长从上海出差回来,带回来了这种神奇的糖。

那白色的糖片如同变魔术一样,放到嘴里嚼一嚼,就变得软软的,一会儿就能吹出一个大的泡泡。那泡泡通常会在空中膨胀一下,形成一个白色的圆球,然后啪的一声迅速炸开。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简直太神奇了,大家也都感觉极其增长见识。为了把这种神奇的糖复制出来,大院儿里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被激发了出来,纷纷开始研发泡泡糖的制作秘方,一时间,院子里好不热闹。最终,一个孩子把终极秘方研制了出来:先拿一个破搪瓷盆把一坨面放在水里,然后用手不停地揉洗,直到面被洗成了有弹性的面筋时,再在面筋里加一点白玉牙膏,泡泡糖就做好了。得到了真传,我回家将秘方如法炮制,试了试,面筋果然放在嘴里也是泡泡糖的味儿,而且还能吹出小小的泡泡。这个小发明,一时间在小院里竞相传颂。孩子们奔走相告,纷纷在院子里开展“洗面”活动,也没有人去争夺一下产品的专利权。

现在回想一下,孩子们的好奇心层出不穷,除了制作泡泡糖,小院里自行发起的发明创造其实连绵不断,孩子们甚至自己复制出了一个露天电影院。

那个时候,大院里晚上总会放露天电影。每当到了夏天傍晚,大家早早地拿着小板凳来占一个位置,我们一边听着知了的声声嘶叫,一边等着电影开演。当时经常反复播放表现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的电影,因此《地道战》看了很多遍。也在那个时候,我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动画片,名字叫《渔童》。这些露天电影是当时的重要娱乐项目,也是我受到的最初的电影启蒙。在精神产品并不丰富的70年代,我在这些影片里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很多当年的主旋律台词,我已经烂熟于心。

露天影院是如何被小孩复制出来的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小孩用毛笔和墨水把玻璃片上涂抹上各种图案,然后再用手电筒进行照射,把光投射到大屏幕上。现在看,这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幻灯片。小伙伴用这些幻灯片编成故事,有人拿着手电筒,有人负责换玻璃,有人负责在旁边照看着,有人在旁边讲故事。就这样,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后来我们还讨论过要不要卖票,不过因为设备简陋、故事粗糙,问津者寥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

也许正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造就了当时小孩们一种普遍具备的动手能力,各种自制发明层出不穷。对于我来说,也许好奇心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喜欢自己创造的感觉每天都在生长。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收集:纺织厂里的小铁片、院子里捡来的剩木头、大家丢剩下的冰棍棍儿、各种各样的玻璃糖纸。而慢慢翻看夹在书页里的糖纸,成了当时的一种享受。随着我收集东西的增多,我逐渐成了一个喜欢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做简易玩具的孩子。

我可以用缝纫机将剩下的木头线轴、橡皮筋和一团蜡做成小车。做法是:我在木头线轴上抹上蜡,然后再用橡皮筋缠到线轴上,然后轻轻一松,小车就自动地向前慢慢滚动了。因为蜡可以给小车提供摩擦力,所以小车不会滑动得很快。另外,我还会用铁丝自己做弹弓枪,然后用废纸揉成纸团做成子弹打来打去。

从做这些小玩具开始,我动手能力的基础在无形当中被奠定了。在制作玩具中,我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到了后来,这种动手能力逐渐升级,再长大一点,我可以自己改造无线电,还可以改造双卡录音机。上了中学之后,我爱上了组装和拆卸,经常邮购各种零件自己去组装和拆卸,家里散落着各种零件。当然,长大之后我就开始玩计算机了,有一段时间还帮着别人攒电脑。我对动手这类事情从来没有发过憷,这和我童年时就开始利用各种天然废料做手工不无关系。

童年时,我的行动没有受到约束,想象力也没有任何限制,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段充满好奇的旅程就悄然无息地开始了。革命氛围之下的启蒙教育

我是1970年10月4日在河南出生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国家机关干部。

我的父亲叫周学斌,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但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一个姑姑,1949年跟丈夫去台湾定居,造成了我父亲的背景里存在一段“海外关系”。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污点”,他在17岁时没有通过招飞政审,飞行员之梦就此草草终结了。从此之后,我的父亲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在日后变成了一个保守严厉的父亲。

高考过后,他成了武汉测绘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专业是航空摄影和测量。填志愿时,他以为那个专业是学习怎么在飞机上拍摄图片,然后画出测绘图的,这样一来,学校还是得先教开飞机。谁知道,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飞机。整个大学期间,他只亲眼见过两次真飞机,喷洒农药的那种。据说飞机上噪声特别大,味道很刺鼻,在飞机上待一会儿,他的头已经晕得要炸掉了。儿时和爸爸在一起

大四最后一年,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开始闹“文革”,到处上演着武斗、侮辱教授的场景,我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和那时激进的青年们相比,他选择了在长江里学习游泳,一个月后竟然可以自己横渡长江了。这样的选择让他可以顺利从大学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河南驻马店测绘队。一年之后,他与武汉测绘学院中专部毕业、同样被分配到驻马店测绘队的我的母亲胡少先相遇。

对于频繁经历政治风波的我父亲,他对我的成长要求格外简单。他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做一个成绩好、不惹麻烦的孩子就行。他深知成绩是改变命运的出路,因此对我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我很早就开始读书识字了。

那个年代不仅物质稀缺,精神产品也不丰富,但是我从小就开始认字了。作为70年代生人,我认字的方式都和现在不太一样。和利用手边的废物制作手工一样,我认字也是就地取材。各种革命大字报是我的识字卡,“文革”标语和刷在高墙上的各类口号成了我的教科书,我最先认识的字都很“革命”。“四个伟大”“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很多标语用宋体写成,标准规范。当时我爸的一项日常功课就是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买菜,然后路过标语时对着这些字教我逐一朗读。凡是墙上有不会的字,我就要追问怎么读,我爸告诉我一遍,我就跟着大声念一遍。等买菜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熟练掌握这些字了,不但可以把这些标语正着读一遍,还可以倒着念了。于是,“粮积广,洞挖深”经常是我发神经时对着天空喊出的六个字,听着莫名其妙的音节,我自己也被自己逗乐了。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打倒了“四人帮”,印象中当时人们都在上街游行,大家踩着高跷,扭着秧歌,非常欢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人人都拿着一本书的模型去街上游行。从那个时候开始,街上、墙上的标语也逐渐多了起来,我的识字卡也开始无处不在了。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在革命的氛围中不经意完成的。

虽然父母对我的期待之一——努力学习这一条我完成得不错,但是在养育一个省心的孩子方面,我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得到过满足。从小我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很少消停。

我经常会捅出让家长不高兴的娄子,偶尔会因此遭遇一顿打。那个时候年纪太小,没有政治敏锐性,有时我犯的错误让家长大惊失色。记得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年,我妈在家里扎花圈,我搞不懂为什么突然每个人都要阴沉着脸,还哭。我才不管那一套,四处摸摸,到处看看,觉得花圈里的小白花特别好看,就偷偷地摘下来几朵自己拿着玩,后来我妈发现了如临大敌,赶紧把我揉搓的那几朵小白花烧掉了。小时候的理想当解放军

这种闯祸模式后来延续到了我的学校生活。如前面所说,我经常在学校课间和小朋友追跑打闹,有的时候抓烂了同学的衣服,老师就让我把弄坏的衣服拿回家,让我妈妈缝补好。这个时候,我妈妈不但要给全家做衣服,还得加班给我的“客户”补衣服,工作量瞬间加大很多,这经常触动我爸的“龙颜”。

有一次,我作文比赛得了个奖——一个灰色的小书包。等我斜挎小包,器宇轩昂地跨进家门时,爸妈的脸上没有丝毫高兴,而是一种风云突变的感觉——原来,他们以为我又抓烂了谁的书包拿回家修补。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我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我之所特别欣赏那部完全用儿童视角制作的电影——《看上去很美》,是因为它把儿童世界里的新奇、无奈、搞笑和懵懂全部拍出来了。导演对方枪枪这种从来得不到小红花的孩子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也让我这种非主流儿童心有戚戚焉。

90年代,我回到家乡重新看自己儿时居住的地方,发现原来印象中大院的房子竟然是那么低矮、陈旧。但是,这里竟然发生过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它承载了70年代生人独特的记忆。第二章在好孩子与熊孩子之间搬到郑州

拿着玩具枪打来打去的年代过去了,我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刚开始上的是一所大院里的子弟小学。这个小学只有一个女老师,一个年轻的知识青年包揽了所有的科目。不但教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连音乐、美术、体育这样的科目也包圆了。这怎么可能教得好呢?上了一年学,我感觉一切太简单,就跳到三年级,但是我的父母开始意识到这样的教学方式只能是“毁人不倦”。

就在这个时候,爸妈的工作终于也迎来了调动的契机。20世纪70年代国家测绘局一度撤销,所有工作人员都解散了。父母从测绘队分别去了建筑公司和制药厂当工人。到了1973年,国务院下文恢复了测绘局,但是各个省建立测绘局一直等到了1976年。等到各省恢复建局后,我父母也调动到了位于郑州市的河南省测绘局,干回了测绘老本行。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们一家人也因此搬到郑州市生活,我也顺其自然地转到了郑州上小学。

测绘局就在郑州市黄河路8号,我家在测绘局的家属院,我便就近上了与家属院一街之隔的黄河路第三小学。这所学校在郑州市金水区的黄河路以北,红旗路和政六街的交界口。1977年,这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小学,直到今天,它仍拥有一个既不张扬也不高调的门口,如果稍不注意,很容易因为和当街的各类超市、小餐馆混淆而错过。学校门口的上空,几截黑色的电线拦截在空中,分割了人们的视线。

70年代黄河路以北就是一片广阔麦地。一到夏天,麦浪翻滚,蚊虫很多。它们大批量地藏匿在讲台下方。老师一上台,蚊子们就开始群体出动,然后疯狂地兴风作浪,这经常对教学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把我叮得浑身是包。学校是一座二层小楼,基础设施一直不好,晚上只有一楼有灯。到了五年级,教学楼的二楼才装上电灯。

我本来在驻马店的小学跳级到了三年级,因此也去参加黄河路三小三年级的考试。所有的考试都过了,但是老师看我个子太小,身材瘦弱,怕我在三年级跟不上,坚持让我从二年级开始上。本来我在驻马店是跳级生,现在要被迫蹲回一级,这个决定让我很不高兴。那一天,当我的老师和我的爸爸在讨论把我放在二年级哪个班时,我抗议般吐出了三个字——我、都、会。我的老师和爸爸看了一下我,觉得这小孩真好玩,便一起哈哈大笑。一个小孩的心事就这样被笑声淹没了。不服的情绪,成了小学生活开始的记忆。

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小学生活正式开始了。我爸低调谨慎、远离是非的性格完全没有遗传给我。我过剩的精力无处挥洒,顽皮的性子自此发扬光大。我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异类分子,自由散漫的我成了老师的心腹大患。搁在今天,我可能会被定义成一个标准的熊孩子。

上课说话、做小动作不在话下;被老师点名字、叫到教室前面罚站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我被拎起来罚站,我不但没有变得安分,反而站在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做鬼脸,继续表演。教室不但没有安静下来,同学们还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课堂秩序彻底乱了。老师连课也上不下去,只好把我拉到办公室,给我一本练习册让我全部做完。

这个老师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看谁不顺眼,就把粉笔丢过去,因此各色的粉笔头经常在教室里乱飞。我不但被粉笔扔,还经常被尺子打。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头打出了一个大包,我气不过,就开始画漫画丑化他。我画画其实一直还不错,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兴趣浓厚,属于无师自通型的。我利用一点小天赋把老师画成猪头的样子,栩栩如生,然后把本子传给全班同学,同学们被逗得前仰后合,笑声不止。不过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老师,直接导致老师怒吼:“周鸿祎,我要把你赶出少先队!”我觉得好委屈,这事儿不应该是同学之间取笑老师的秘密吗?大家应该心照不宣地保守这个秘密,怎么马上就有人告老师了呢?我后来发现自己从小就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不知道怎么讨好老师和领导。小学时期的全家福小学时期

老师看过了猪头画,不但怒吼,还用教鞭打了我的头。这种体罚让我非常不服气。于是,我等同学都放学回家后,重新翻入了校园。我走进教室,把教鞭掰成了两截,再用胶水马马虎虎地粘了一下。这让教鞭的外表看上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已经变得非常脆弱。等我完成了这一切,再从校园的墙头翻了出去。果不其然,第二天,老师再用教鞭的时候,稍微在空中一用力,教鞭就突然在空中解体了。教室里又是一片炸锅似的笑声。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骨子里那藐视权威的劲头是从何而来,完全不输今天的“90后”。

小学五年级,我们班换了一个真正纵容另类孩子的老师,她叫王芙蓉。她个子不高,脸很圆,很年轻。在我的印象中,她的普通话格外标准,声音又脆又清晰。另外,她的态度比较温柔,完全不是对学生那一套霸道蛮横的作风,无论对“学霸”还是“学渣”,王芙蓉老师都一视同仁。她没有怒吼,只有宽容以待。这让我完全放下了对抗,第一次走上了和这个教育体制握手言和的道路。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画画。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依然是每节课只能集中精力20分钟听课,之后的25分钟基本都在走神当中度过。后来,我穷极无聊,开始在作业本上画画打发时间。我从小虽然没有受到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是特别喜欢画。小时候,父母看我哭闹不停,终极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递给我一本本子、一支笔让我画画,这能让我彻底安静下来。上五年级时,我坐在教室前排,上课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本子上画画,这让王芙蓉老师尽收眼底。

下了课,我没有遭到怒斥,也没有受到气急败坏的指责。相反,我得到的是朋友般的询问。王老师用清脆的普通话问我:“周鸿祎,你在画什么?”我说:“我在画马。”王老师饶有兴趣地拿起我的画本一边看一边点评:“没有想到,你画得还真不错。”她甚至还问我能不能就这样连着画出100匹小马,后来我真的画了。

知道我喜欢画画后,王芙蓉老师把这事记在了心里。有一天,她把我喊到办公室去观赏她自己的作品。我记得那是一个扇面,上面是毛笔画的梅兰竹菊,旁边还有王老师用毛笔题的字。“你看我画得怎么样?”王老师竟然邀请我来品评她的作品。我抓住扇子不肯放下,说:“王老师,原来你也喜欢画画呀!”

师生之间,因为交换作品这件事,变得格外亲密。

我的学习成绩其实一直不错,但是课堂表现一直好似“学渣”,直到遇到宽容大度的王老师,我才感到暂时摆脱了阴影。王芙蓉老师当时教数学,我就暗下决心一定学好数学。在我爸的帮助下,我当时对数学应用题分类学习得极好,和差问题、和倍问题、归总问题,我都烂熟于心,每次解题都解得飞快。想一想,那是一个没有快乐教学理念的年代,但是王芙蓉老师的宽容,没有压制我的另类个性,也没助长我的叛逆。

那时打下的良好的数学基础,暗暗奠定了我对计算机的兴趣。爱上阅读

虽然我的课堂表现经常透露出一股“学渣”气质,引发老师的怒吼,也让家长气急败坏,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错。慢慢地我发现,学校的功课对于我来说,只花去我三分之一的精力,吃不饱的感觉有点强烈。

从认大字报开始,我的阅读能力得到了飞速提高。后来我爸又教会了我查字典,这让我的阅读能力如虎添翼。很快,我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儿童读物,我只能把大人的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读。因此,小小年纪,我读的是《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这种革命书籍,心里装的都是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除此之外,《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我也读得昏天黑地。那个时候我年纪太小,不是每个字都能认识,但是我太好奇书里的内容,就连蒙带猜地去读,也能把意思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无意中练就了我“快速阅读”的童子功。

小学三年级,那爱扔粉笔头的老师在班上读了几则成语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太有意思了,回家就让父母给我买几本成语故事书反复读。小的时候,记住了故事,忘记了道理。而事到如今,反而是故事里的道理不断地在脑海里跳进跳出。我至今有时依然拿寓言故事给创业者讲道理:很多人创业一次成功了,但是第二次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来,这不就是守株待兔吗?有的人创业的大方向不对,还说自己有很多钱,要接着往里砸,这不就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吗?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的美术老师很喜欢我,让我做她的小帮手。有一天,她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到学校的图书室整理图书。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各种从国外翻译而来的儿童读物,这让我乐不思蜀。我分秒必争地读书,读到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如痴如醉的幸福感充满整个身心。

我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外国小说的。那种新奇的写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我第一次读到了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作品——《金银岛》,自此对外国作品的语言很着迷。那是一个少年历险的故事,充满了魔幻色彩的内容,跌宕起伏的语感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又遥远的国度。

十八世纪的英国少年吉姆得到一张传说的藏宝图,于是组织了探险队前往金银岛,而同行者因为轻信,纠集了一批海盗与之同行。因此,伊斯班袅拉号一起航,就注定是一场不一样的危险旅行。

冒险、闯荡、藏宝、以正压邪,这些情节描写突破了我对阅读的旧有认知。这种写给孩子的语言,让我停不下来。本来我就与现实世界有点格格不入,阅读又提供给我一个逃离现实的通道。我在另外那颗小星球上逍遥自在,得心应手。

我很容易将文字描述自动形象化,本来是阅读文字,但我的眼前却自动播放着一幕一幕的小电影,出神入化。我的发散性思维让我在阅读中自动生成了很多画面,在我的整个阅读过程中自动播放。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后来我经常感觉脑子里好像有两三个CPU在运转,会有硬件过热的感觉。这个时候,我经常感觉脑子就要爆炸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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