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文集：一年谈话今宵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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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文集：一年谈话今宵多试读：

题记

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实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一向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说明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可是，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政治立场和社会伦理方面进行剖析，似乎也没有多少新话可说了。反过来，若是从人性方面，从人生哲学方面，进行解读、进行批判，就会开辟出崭新的局面。

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曾国藩的散文，题目叫《用破一生心》。说他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于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痛苦。结果是心为形役，劳神苦心，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内圣外王”，全面突破。这样，痛苦也就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尽管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但因其作为一个汉员大臣，竟有那么高的战功，那么重的兵权，那么大的地盘，不能不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闪在眼前，使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他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悔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论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矫情、伪饰，正所谓：“名心盛者必作伪。”以致不时地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

他的这种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苦心孤诣，人家那里含蕴着无穷的乐趣。他的苦和那些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种虔诚的信仰，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临着来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只是为了实现一种现实的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这种痛苦经验倒是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通过解读这个悲剧人物，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联想到诸多人、事。应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在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中，我致力于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的解读，展开多视角、多侧面的剖析，注重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力求达到历史文化认知应有的深度和较强的审美效果。我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视为一种精神库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这样，就使散文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和自省、反思意味，产生人文批判的效果，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二、深切的生命体验与超越性的感悟

我深刻地体会到，散文作家像小说家、戏剧家一样，同样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这是实现散文创作深度追求的迫切需要；大而言之，它还直接关系到文学回归本体，以人为本，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处于某种典型的、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以至达到极致状态，使自身为其所化、所创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它的内蕴极为丰富，而且有巨大的涵盖性。无疑主要是指写作者自身而言，正所谓“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但是，显然也应包括作家对于观照对象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切体验，甚至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

这里，我想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史铁生。他们的艺术感悟来源于各自的生命体验。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完全属于他们个人，是从各自的生命历程中生长出来的，任何哲学教科书里都不可能找到。死刑、流放的苦难和丧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们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增长了彻悟人生、咀嚼命运的智能。这种宝贵的生命体验，包括活在心里的外在遭遇、内在情感，以及无边的想象与梦幻，都成了他们创作中所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八年前，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作家莫言说，生命体验是创作成功的阶梯。假如把王充闾发配到当年的西伯利亚去，流放他五年、十年，那他就成“气候”了。这里面当然也揭示出他个人的成功之路。其实，就在莫言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刚刚熬过了一场生命的炼狱，尽管并非流放，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精神、肉体方面的痛苦程度也是很够一说的。那是1993年，我突然被告知患了恶性肿瘤―肺癌。虽说处于早期，听来也还是五雷轰顶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下子就跌进痛苦的深渊。开始是否定、质疑，不肯相信；而后便是埋怨命运的不公平，造物主的残酷；接着自然想到了“一瞑之后”的安排、处理。我没有曹孟德那样的倜傥风流，临死还挂念着娇姬美妾，让她们“分香卖履”；也不想贪婪如唐太宗，死了还要把《兰亭序》墨宝带到棺材里去。我最伤情的是那些陪伴我半生、不啻第二生命的大量书籍如何处置。随着时日的推移，渐渐地这些实在的东西都悄然隐去了，只剩下生命与死亡这类形而上的思考盘踞在脑子里。

死亡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从而引起了深沉的恐惧与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主体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意义。人生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加倍地珍惜。恐惧、悲伤的实质，正是以存在与虚无作比较，从而实现对于生命的觉醒，一种重新看待生命的“惊蛰”。在这里，虚无为存在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和价值创造的外驱力。―盲姑娘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设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病苦与死亡，还能促使当事人从迷误中觉醒，省悟到平素很少考虑、也难以认知的诸多重大课题。因此又可以说，病床是个大学校。其实，不必死生契阔，火烫油煎，一个人只要得过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急救几次，就会领悟到，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转眼间就会化作虚无，如轻烟散去。

我看到过一块辽西产的鸟化石，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对着它我沉思了好久。与这化石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就算是上寿百年吧，也只占了一百四十万分之一。真是：“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当年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贺，也只是想到，“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不及鸟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这么一比较，就觉得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争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西哲有句名言：“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真正把自己同一切身外之物全然分割开来。这时，也只有这时，人才会变得比较清醒一些、聪明一些。看来，病痛与死亡，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毋宁说是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十年过去，病患消除了；但痛定思痛，我还是把这些感悟写进散文《疗疴琐忆》里。

直接的生命体验，应该说是最可贵、最理想的，但一个作家即使他经历再特殊，阅历再丰富，也不可能一切方面都有切身体验，恐怕更多的还是通过感同身受的人生领悟，获得间接的体验。台湾学者徐复观称之为“追体验的工夫”；德国美学家谷鲁斯的“内模仿”说，也庶几近之。下面说一点我在这方面的体会。《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去年九月，我有机会来到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英国小镇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经过一番切身的体悟，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三姊妹的故居和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相隔不过五六十米，我投宿的小客栈就在教堂的对面，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的灯光。住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接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觉得好像置身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三姐妹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似乎还产生了心灵的感应。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故居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似乎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做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半年过去了，想起来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正是带着这种浓烈的感情，我写出了散文：《一夜芳邻》。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么，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就本质来说，生命体验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直观性，艺术在进行形而上的探索时，不可能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直觉的感悟；一个是超越性，生存苦难、精神困惑等体验活动要转化为艺术感觉，还须超出客观实在的局限，虚构出一个灵性的艺术世界。唐人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讲过一个故事：春秋时期，伯牙学古琴于成连先生。他掌握了各种演奏技巧，但是，老师感到他演奏时，理解得不深，单纯地把音符演奏出来，少了点神韵，未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这天，成连先生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居住在东海，他能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讲，可以大大提高你的艺术水平。”于是，师徒二人备了干粮，驾船出发。到了东海蓬莱山后，成连先生告诉伯牙：“你留在这里练琴，我去寻觅师傅。”说罢，就摇船渐渐远离。十天过去，成连先生还没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焦，每天调琴之余，举目四眺，面对浩瀚的大海，倾听澎湃的涛声；远望山林，郁郁葱葱，幽深莫测，近旁不时传来群鸟啁啾、振翅飞扑的声响。这些各有妙趣、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完全融汇进去，情趣高尚了许多。这时，伯牙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激情，要把自己的感受谱成音乐，于是他架起琴来，把满腔情感倾注到琴弦上，一气呵成，谱写了一曲《高山流水》。就在他沉潜在音乐的氛围之中，成连先生摇船返回，听到他情感真切而丰沛的演奏，高兴地说：“现在你已经是天下最出色的琴师了，你回去吧！”伯牙恍然大悟，原来这涛声鸟语就是最好的老师。此后，伯牙不断积累生活和艺术体验，终于成了天下操琴的高手。相传《水仙操》等传世名曲，也都是伯牙在这种妙悟中创作出来的。正是这种直观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激起了音乐家探索精神最深层的冲动和敏锐感受，使艺术达到形而上的层次。

美国的一位现代诗人曾经咏叹：林中的道路叉开了两股，人却只能走上其中的一条，而把另一条暂时抛开，留给下一次。可是，对于人生来说，下次在哪里呢？人生是一次性的，人生的列车走的是一条单向的不归之路。我想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要研究哲学（当然是指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简单化状态的那种真正的哲学）。从一定意义说，哲学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人生的，哲学联结着人生体验，是一种

渴望超越

诚然，艺术是对人生的表现，而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它们存在着实际差别；文学创作归根结蒂要依赖于形象、情感和体验。但无论是形象还是情感、体验，都须经过形而上的思考，实现内在的超越。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艺术杰作的，必然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含着无限的意蕴。艺术大师梵高有一幅著名油画，叫《农鞋》，画面简单得很，就是一双粘满泥土、黑乎乎的沉重的农鞋，连起码的背景都略去了。但是，显然这不是一般的静物写生，经过艺术的炼化，它已成为农民悲惨命运的一种象征。海德格尔称这幅画为杰作，说：“鞋具磨损的内部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这些都是艺术感觉，但显然已经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通过这慧眼独运的诗性解释，揭示出画作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

借鉴这种手法，我写过一篇《终古凝眉》的散文，视点集中在浙江金华八咏楼的李清照的一尊塑像上，我想从她那双似颦似蹙、轻颦不展的凝眉，揭示出她的悲凄愁苦的内心世界。易安居士的词溢满了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相思之痛、悼亡之哀和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抛开家庭、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种悲凉愁苦很早就植根于她的本性之中。这种与生命同构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关键所在。就是说，她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内容单调，没有向外部世界扩展的更大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聪明绝顶、识见超群、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经过发酵、沸腾、爆裂、喷涌，产生独特的灵性超越。反过来，对于本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这无疑又是一种诱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如何解脱这种精神上的苦痛，满足其高层次的需求？在她来说，唯有仰赖真情灼灼的人间至爱。而现实中的爱是极度苍白、脆弱的，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这样，她就必然陷入饱尝凄苦，心境透底苍凉的绝境之中。而这一切，恰恰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不竭的灵泉。

三、自在的心态与不懈的追求

对于散文作家，超拔而自在的心态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一个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为自由的显现方式。只有具备自由、自在的心态，具备不依附于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和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才能真正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可是，这对于一个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谈何容易！现代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惊惧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我也同样生活在滚滚红尘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心灵羁绊，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市场、金钱方面的物质诱惑，都曾摆在眼前，而且，仕途经历又使我比一般作家多上一层心灵的障壁。好在我一向把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也不过分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这样，人的精神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我特别欣赏苏东坡的《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的几篇言志的散文：《从容品味》、《安步当车》、《收拾雄心归淡泊》、《华发回头认本根》，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本来我是教书的，是报纸副刊编辑，中途跌进了宦海，像陶渊明说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时间（也就是生命）再也不是完整的了，分割得很零碎；尤其是个性、情怀、思维方式都要受到影响，有时还得戴上人格面具，时日一长，必然要失掉本我。上面说到的摆脱俗务包围，保持一片心灵净土，着眼点就在于返回自我，从“久在樊笼里”，到“复得返自然”。

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八点钟睡下，早上很早就起来散步，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时夜半醒来，获得了灵感，立刻开灯记录下来。看云、做梦，也是我实现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从天空云朵的奇幻变化，想到了萧红的整个生命历程。当我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时，就联想到这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孤寂地坐在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凭空遐想；而当一抹流云急速地逸向远方时，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流离颠沛的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联想到这有如“二萧”的两颗叛逆的灵魂的契合，结伴跋涉，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入青空悄然泯灭，我便抑制不住悲怀，为天涯沦落的才女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而深情悼惜。

对我而言，读书、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一切都看得很轻。我写过一首《写怀寄友》的七律：“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可说是真实写照。人事的纷争、世俗的诱惑消解之后，剩下来的只是创作中的焦思、困惑。但这种创化中的苦恼和世俗的忧烦不同，焦灼过后常常是成功的欢愉。自在、自如的心境，不仅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为灵魂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

应该承认，这种心态的培植，大大得力于庄子。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追求一种“无待”的也就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依托，超越世俗的一切。他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得以解脱，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这对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我很小就读了他的书，当时虽然并不完全懂得它的奇文胜义，可是，庄子的形象却一直活在心里：瘦骨伶仃的身材，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住在穷闾陋巷之中，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精神上却又是无比富有的。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井底蛙、土拨鼠、多脚虫、尥蹶子马，蝴蝶、蜗牛、鸣蝉、野雉，还有龟呀、蛇呀、鱼呀、鸟呀，都是我们日常接触过的，眼熟得很；至于那栖身于邈姑射山上的“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对于小孩子就更具吸引力了；在我的心目中，这些神仙要比乡下的屯长、保长熟悉得多，因为早在杨柳青年画里就都露过面，一直伴随着整个童年。而且，那些仙人也好，动物也好，一个个通情达理，和蔼可亲；故事里面还都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人说，全部中国思想与智能结晶于《庄子》的哲思；起码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渗透力是巨大的。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滋育了后来的魏晋风度，成就一种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灵状态，开启了渊源不竭的艺术资源。难怪美国著名学者H.米勒要说，不懂得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

我在散文创作中，得益于庄子者实在很多。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我的整个散文创作鲜明地渗透着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包括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成为展现艺术人生的生命底线。

这里我想谈一下《两个李白》这篇散文。当时的出发点是，解读李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的宏伟抱负、从政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欣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龚自珍说，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的。他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有一番大的作为，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论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还是庄子的超越意识和艺术精神解救了他，痛饮狂歌、登高长啸，使内心的熬煎得以暂时缓解，情感能量获得成功的转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深刻的悲剧性。结果“蚌病成珠”，这悲剧性的命运倒成为产生天才诗作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看来，历史老仙翁很会捉弄人，通过揭示人生价值、意义上的背反，和李白开了个大玩笑：本来他志不在于诗文，最后竟以诗仙身份攀上荣誉的巅峰；一心渴望建功立业，偏偏又政坛失意，屡试屡败，直至落拓穷途，跌入人生的谷底。亏得李白远离魏阙，未得登龙入仕，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的丰姿，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因失去这颗耀眼的明星变得无边的暗淡。这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前面说到了我努力保持一副自在、自如的心态，希望不致被误解为安于平庸，无所作为。实际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抛开世俗功利，正是为了把全副身心投入于不懈的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不关乎数量的积累，主要是渴求一种质的飞跃。对于已经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超越。这是一个关隘。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作家获取成功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飞冲天，暴得高名，以后再很少突破，呈静态式发展；另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精进不已，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呈现一种飞扬之势。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一种。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感觉，总在展现新的创化，而不是像南宋词人刘克庄慨叹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端出来，“外甥打灯笼―照旧”，也没有什么看头。

由此我想到了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他在七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中，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劲健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三个阶段中，每一段都留下了大量好诗，风格却显著不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他有许多重要诗作完成于七十岁之后。人们说他老而益狂，狂得漂亮。早于叶芝三十几年的易卜生，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他活了七十八岁，早期剧作取材于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也是浪漫主义的，中期剧作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属于现实主义，晚期剧作以心理分析为特征，同叶芝一样，进行象征主义的探索。叶芝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易卜生也取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们当然都是文学天才，是无可企及的；但其成功之路却给我们以启发和鼓舞。起码对这条根本性的经验，即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尽一切努力培植旺盛的创造活力，我是牢牢记取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评论家李晓虹博士在《未完成的王充闾》这篇文章中说：“王充闾在散文创作的途程中，以一颗永不宁静的心体现着创造的痛苦与欢欣。⋯⋯他选定了‘创化’这个永恒的状态。他始终觉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种勇气，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标行进。未完成是一种状态，在未完成中生命还在年轻。因为认定自己永远未完成，王充闾把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他的艺术视界始终是敞开的。没有固守已经形成的，没有排拒将要出现的。他一直遵循着一个内心命令向前奋飞：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说到创新，就联系到如何对待已有的成果。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难免处于自我陶醉状态，再看不到缺陷；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文章随地都能发表，很容易出现粗制滥造现象。人一成名，便不再属于自己，会逐渐地融入到“喧哗与骚动”的社会浪潮之中，从此，将告别宁静，告别超然，告别本我。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当代小说家苏童讲：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但是，所谓个性与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喜新厌旧的读者日久必然生厌。而作家并不甘心轻易甩掉自己的风格、模式，事实上也不容易甩掉已有的模式。于是，他们就停留在原地筑巢，就像鸟不肯飞离老巢一样。这段话，我感觉很深刻。他说得也很形象，作家抱住自己的风格不放，就像鸟老是卧在自己的老巢上。这种自我胶滞状态常常导致写作障碍，造成止步不前。避免和消除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无所顾恋地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从头做起。可是，这谈何容易啊？

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必须依靠一己的胆识和勇气。据我个人体会，首要一点，是对自己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不能在恭维声中忘乎所以，不能“醉中忘却来时路”，尽量避开浮华与喧嚣，做低调处理；再就是，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知识构成上，我就承认自己有明显的缺陷―不会外语，域外的东西接触得不多，根柢很浅。因此，就拼命地读马克思，读黑格尔，读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读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学习借鉴新的学术思想，获取新的知识，以救治那种“偏枯”状态；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努力保持上进的劲头，生命的活力。我经常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比如，早在1994年，就学会用电脑写作，经常同那些“鸡”呀（计算机）、“猫”呀（调制解调器）、“鼠”啊（鼠标）打交道，享受网络世界的无穷乐趣。同时，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互相用“伊妹儿”传递文稿，切磋学问，从他们那里求索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视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不管生理年龄如何，就可以永葆年轻的生命状态。

实际上，所谓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而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活动，情感中的一股勃勃朝气。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只要心灵深处的无线电台不停地接收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就会永远保持年轻。而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了，你的心便会被悲观绝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二十岁。这段话的意思很好，可以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不过我得声明，这是美国作家塞缪尔・乌尔曼七十多年前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摘要，我只是“文抄公”而已。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

一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说说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如何以一种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问题。现实关怀的含义很广泛，我在这里指涉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关注，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等各类问题。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祖辈上，据说是由于河水泛滥，村屯成为泽国，一支王姓家族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连带着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脏唐臭汉”、“南朝北国”，讲起来没个完，听起来没有够。

我们那里自然环境很特殊，村落紧靠着大苇塘，秋风起处，蒹葭苍苍，芦花飞雪。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土匪可以任意出没，成帮结伙，“乱马盈花”，转瞬间又踪迹全无。那里有句俏皮嗑儿：“三人行，必有一匪焉”，用来形容土匪的繁多。土匪在当地，有个雅号，人称“胡三太爷”；日本鬼子则叫他们“红胡子”，从来不敢沾他们的边，一提起他们，就说：“红胡子，大大地可怕呀！”结果，这里就成了一片“化外”荒原。官办学堂也有，但要走出十几里路，太远了，我的叔父就创办了一所家塾。他在老东北军里谋过差事，既满腹经纶，又颇有积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老学究，他便请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和我开设了专馆。我们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入手，接下来读“四书五经”，尔后是左史庄骚、袁王《纲鉴》、《昭明文选》、《古唐诗合解》，等等。整整读了八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史根基，也培养了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直到共和国成立，我才正式进了学校，就读中学、大学。

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此论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龚自珍、章太炎都认同此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接触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外的历史剧。司马迁的《史记》在私塾里早就读过，始终爱赏不置；我还喜欢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鲁迅的《故事新编》。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照黄裳的话说，“是学者散文的典范作品”。而到了黄裳笔下，就成批地出现了，《花步集》、《锦帆集》、《金陵杂记》，不下六七本，1960年代还有翦伯赞的《内蒙访古》，都可以说是今天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看来，这种文体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某某人始创。只不过当时没这么命名。当然，现在的这种叫法，“历史文化散文”也并不十分确切。

喜欢历史文学，似乎也并非我个人的偏好。当前，尽管有些历史散文作品不能尽如人意，有的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治作家心灵与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但读者群仍然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一些历史小说，那么饱遭非议，观众、读者还是非常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我做了一些思考，也曾向文友们求教。这次率领大陆作家到台湾访问，我同当地一些作家、学者、出版商（因为我在尔雅出版社和知本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过散文集，结识了他们的老板），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都讲，大陆在台湾出版的，历史小说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读者群不小。

综合多方面的认识，读者之所以欢迎历史题材作品，我想，可能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苏东坡、李后主、康熙帝、曾国藩等等），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长期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别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

就作者而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也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以历史写现实的传统，郭沫若写《棠棣之花》、《三个叛逆的女性》、《湘累》等历史剧，都是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见解，或者借以传播某种思想的。

至于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呈现繁荣发展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散文、写景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二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前面说过的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出发点。在创作实践上，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点，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太史公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此前，金圣叹也曾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纯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了。这里有个突出事例，就是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从前读这篇散文，只是沉浸在优美的词章里，至多领略一点小杜的“发思古之幽情”。可是，后来读《樊川文集》，看到《上知己文章启》，方知他是借古讽今，旨在劝诫唐敬宗不该大兴土木。《启》中写道：“宝历（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这篇赋文就写在宝历二年。当然，文中并未直涉时事，而是批评一千年前的“秦人”，属于“隔代监督”性质。

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这里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有周恩来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出卖朋友陈梦雷。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我写了周恩来总理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地工作，特别是“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结果患上了恶性肿瘤，并已严重扩散，一米七三的个头，最后只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体重。住院二十个月，经过大小手术十三次，输血八十九次，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管子，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可是，他在临终前却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特别提到了张学良，说他是千古功臣。周总理的朋友很多，结交了大量党外朋友。他秉承着传统的“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古训，哪怕是别人的一点点好处，所谓“滴水之恩”，他都永不忘怀。长征途中，他患病高烧，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参与用担架把他抬出草地。多少年过去，他一直记怀着这件事。1954年杨立三因病去世，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顾工作繁忙，亲自参加追悼会主祭，最后还坚持要抬棺送葬，体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我在文章中写道：“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这篇散文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许多知名人士，有的是老专家、老干部，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说是“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原因在于它触摸到人们的“情意结”。我们在过去“政治运动”中，有时确是翻脸不认人，把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一脚踢开。像张伯驹所慨叹的：“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说到张伯驹，令人感慨万端。出于爱国至诚，他将一生中倾家荡产买下的视同生命、价值连城的书画等国宝，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可是，却因坚持上演封禁的《马思远》一剧竟被划成右派。至于在革命、建设时期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而在“反右”、“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打成反革命，甚至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更是所在多有。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们国家处在创业维艰的草创阶段时，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这类“忘掉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

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文中说：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在一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倡导领导干部要主动地交朋友，尤其是党外的朋友。我说，实际上，大量的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你的真正朋友，许多人是趋炎附势，交相利用，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正所谓“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要真正结交朋友，必须待人以诚，推心置腹，志同道合，声应气求。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第二点，这些历史文化散文，大多形成系列的组合。像爱情系列，我写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求不得”，陆游与唐婉、纳兰与卢氏的“爱别离”，乾隆与香妃的“厌憎会”，写了朱淑真的大胆泼辣、无所顾忌，于凤至的痴情苦恋，歌德的割情断念。还有人生困境、人性纠葛的系列，写了李清照的愁，曾国藩的苦，李鸿章的无奈，严子陵的逍遥，纳兰性德的难言之隐，瞿秋白的内心矛盾，张学良的复杂个性，李白、李煜、赵构人生定位所造成的困惑。此外，我还写了友情系列、文士系列、帝王系列等等。有评论家说是体现了清醒的文体意识；有的概括为“工程意识”。实际上，写作当时并没有像完成一部学术专著那样，先有一个总体构想，然后写出各个篇章。这所谓系列是后来归纳出来的。这些文章的形成，都是在现实中对于人性弱点、人生困境、命运抉择中的种种困惑有了一种深刻的感悟，然后从烂熟于心的史海中找到种种对应人物来“借尸还魂”。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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