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第三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3-31 22: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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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德山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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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第三卷

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第三卷试读:

编辑说明

《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第三卷》收录的是1930—1949年间中国政党理论的文献资料。从编者查阅的国内报刊、专题文集、个人文集(全集、选集等)看,其中涉及政党论说的篇章不下1 500篇。较之第一卷、第二卷,本卷所包含的内容更多,所显示的特征更为复杂,原因在于此一时期:(1)中国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此消彼长的趋势明显。以欧美政党政治为圭臬,试图行之于中国的声音相对微弱,但不绝如缕;接受了马列主义政党理论并应用于实际行动的中共政党学说经历直接采用失败后,在民族化、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上迅速取得成效,影响至巨;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既受限于自身的革命阶段理论和唯心史观,又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制度,在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反击下,势力逐渐被削弱。(2)政党组织形式、党际交往、内部勾连的复杂程度不但超过了以往,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有掌握各自军队和终极价值关怀的政党,有参照近代欧美同类政治模式组建且兼具同样政治理想的政党,有同一政党内部因政策歧见而分合的各种派系,党际和派系相互之间的各种形式的斗争非向日所能比拟。也正是在这种纵横捭阖中,中国政党学说呈现前所未有乃至举世无双的繁荣。(3)外来直接影响胜于过去。且不论其间13年(1930—1943年)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听命于兹,执政的国民党对法西斯蒂如何实现国家统一亦情有独钟,即便是关注境外政党活动的知识界,对日本、苏俄、德国和英美国家的政党活动及变革也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关切,并向国人作介绍、点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党理论的特殊性于知识界的品评中“无心插柳”般地显现出来,同时,知识界这一时期的政党观也在“有心栽花”中展示出来。

不过,限于篇幅,本卷只能选其中的1/10予以编辑。未选入的部分有:(1)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党建理论述说及党务活动规则要求等,在两党各自编辑的重要文献集(包括党的整体、党的著名领袖人物个体)中已经收录,本卷不再收入。(2)凡属介绍、评述国外政党及其活动的文献,尽管不少,但重复者较多,理论分析者较少,故均不收入。当然,将国外政党的建立理论及构造与国内作类比分析的文献,本卷还是予以重视。故本卷侧重的还是那些学术界和政界非领袖人物的“无心插柳”和“有心栽花”的政党论述。另外,本卷的时间下限是1949年10月,而该年的内容阙如,原因是:此时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多少年来国人关于政党问题的议论已无实际意义,报章的相关讨论鲜有出现,但为丛书整体性和时间街接计,本卷还是确定了这个时间下限。与前两卷一样,本卷也是按时间顺序编辑,试图在同一时间中展示不同空间人们对同一问题认识的差异性,以显示历史的魅力。当然,有些地方为反映同一作者对同一问题认识的连续性,则将时隔不久的文章编在一起。

本书的分工如下:杨海亮、马力提供了初步资料线索;左锐、张冬冬补充并做顺序基本处理;杨德山做篇目选择和编排、排版后的文字校对确认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各文,尽量做到以原貌为准,但对于原文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得不加以校正,凡肯定原文误植者,后加〔〕,凡肯定原文脱字者,后加〈〉,并将正字、脱字分别注于〔〕、〈〉中;凡原文有多字衍字者,在多字衍字处加{};凡缺字或原件难以辨认者,用■标出;带*号的脚注为本书编者注。

本卷得到了“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的支持和帮助。杨德山2018年7月

001.党员、民众与党治

邵元冲(一)党员训练与民众训练——对山东省党务训练班全体学员讲演

各位同志:各位这次很远道地到中央来参观,在中央对于各位表[*]示十二分欢迎之下,很热烈的希望各位将来对于党的工作方面,表演出最优良的成绩。我们看了过去党的工作仍有缺憾的方面,于是就依着经验和教训来积极的纠正。各种方案和政策,固然在原则上是根据总理的遗教,而各种方法已经改变了许多。在训政时期,党所负的责任非常之重大;尤其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其责任更是重大。在训[**]政时期的党务工作,其最重要的部份有二:(一)民众训练;(二)党员训练。在民众方面,一般党员尤其是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是要训练民众,使民众明了运用直接民权的意义,来完成地方自治的工作;在党员方面,一般党员,尤其是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是要对于每个党员加以深刻的训练,使全体党员应用整个党的力量来训练民众,完成训政时期地方自治的工作。过去一般党员以〈及〉所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对于民众训练没有积极的做工夫,于是一般民众有不了解本党的意义〈的〉,有不认识总理的遗教的,有不懂得本党的主义与民众的关系的,甚至有怀疑本党的行动的,有赞助反动势力来妨碍本党的进行的,因此本党的一切工作便增加了许多的障碍。同时过去一般党员以及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对于自己本身的训练也没有积极的做工夫,于是有主义认识浅薄的,有智识程度太低的,有办事经验太少的,因此便没有能力去训练民众,去训练其他的党员。当时我们觉得倘若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没有能力去训练民众,使民众了解运用直接民权的意义来建设地方自治基础,那末训政时期的工作便不能够算是完成;同时觉得倘若一般党员对于自己本身没有加以深刻的训练,对于民众没有能力去训练,那末党的基础便不能建立起来;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本党有改组的必要。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迭经几次振刷,现在本党的组织除了宣传、组织二部以外,所有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等部都归并于训练部;在表面上看起来,本党的组织似趋于简单,而实际上的责任与意义更是扩大。现在本党有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尤其训练部所负的责任更是重大,而且训练的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有了训练,才可以做宣传工作,才可以做组织工作,要是没有训练,便无从宣传,便无从组织。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方法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训练的方法,要是没有统一的计划,一般民众乃至一般党员,或许会走入岐〔歧〕途。有人说:“现在我们从动的行为、动的思想,渐渐地走到建设的路上,我们可以不必再动了。”这些话是绝对的错误!他们对于党的意义,还没有十分了解,以为动是不必讲方法,把乱动也看作革命,所以他们便不主张乱动,便也不主张革命。其实不然,在此训政时期,我们还是要有方法的动,还是要有方针的去做。要是大家不动,那还做什么?乱动固是不好,不动也是不好;乱做固是不好,不做也是不好。我们要注意:我们既不是不做,且不是乱做,所以训练的基本方针,便要确定才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最近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训练工作方案,已经确定了几做〔个〕原则,且有很清楚的说明,其中基本几点,就是:(一)今后训练工作的方针,是要根本纠正过去思想的错误;为思想的错误,便牵连到训练方面的错误。(二)对于训练党员工作方面与民众训练工作方面,大家认为训政时期完成地方自治的〔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地方自治完成了,我们党的最重大的责任才可说是完成。(三)关于经济政策,中国向来是以农业立国,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是农民。我们大多数人民既是农民,则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的生活问题便不能不解决,因此我们对于农民经济、农民生活,一定要有澈底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经济,来改善农民生活;我们要把〔使〕大多数的民众得到比较优良的生活,便不得不先要把本国生产事业积极的发展起来,便不得不先要把农业生产积极的改良起来。农业生产能渐渐地发展,工商业也即连带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民众训练更是要紧。同时对于教育方面,我们是要实施三民主义的乡村教育。中国人口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城市则不及百分之二十,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大都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力量浮动薄弱,而不足以表现全民族应有的建国伟力。今后必赖三民主义的乡村教育,以开化乡村居民的人心,养成独立生活的智能,以表现全民族政治的能力。我们觉得一个社会是要大多数人有智识能力,才能够进步,所以社会的进步,是要拿大多数人的智识能力来做标准。假定一个社会中间,虽然少数人有非常智识与能力,而大多数人都赶不上〈,非〉但赶不上而且不懂,那末少数有智识能力的人便没有方法可以使大多数人觉悟。同时另外一个社会中间,不但是少数人有非常的智识能力,而且大多数人都有相当的智识能力,这一个社会一定是有力量的、有进步的社会,我们看总理几十年的奋斗,时遭挫折,时遭失败,这决不是总理所定革命理论与方案有不完全的地方,乃一般民众不懂得总理的主义的缘故,即一般民众的智识能力比总理相差太远的缘故。所以总理最初从事革命运动及之从〔后〕继续努力革命运动中间,而民众不懂得他的道理,觉得总理所讲的话是理想的、是抽象的,因此大家不但是不赞助总理,不跟着总理走,而且还要阻挠革命、破坏革命,所以总理几十年革命就遭到许多困难、许多挫折。我们就以这种情形来看,便知道如果一般民众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那末他们对于是非便不能辩〔辨〕明,即使有很好的道理为他们打算,他们也不会懂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民众受过相当的训练,他们一定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与智识;只要是道理很对、办法很好,他们一定肯来努力,一定肯来服务,这样全国民众都有了相当训练之后,就可以以少数人的力量而得大多数人的赞助,其影响就非常之大,而成功也非常之快。倘若一般党务工作的同志,自己没有受过种种基本训练,自己对于主义的认识还没有十分清楚,这样去指导民众,则民众对于本党的种种怀疑,我们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自己的能力智识还没有充分,这样的去训练民众,则民众不会发生信仰;既不发生信仰,便不会来拥护,更不会来服从。同样,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没有把训练的意义训练的方法,以及训政时期地方自己的工作与一般民众的关系给民众了解,一般民众当然也不会觉得工作的需要,当然也不会来努力。这样虽费了很大力气,而所得的效果总是很少的。我们做训练工作的同志,因此便先要训练自己,自己训练好了,才去训练别人,这样做一部份工作才有一部分效力,做一点工作才有一点成绩。现在各地民众对于党的信仰是怎样?我们跑到各地方的时候,总觉得一般民众对于党的观念太浅薄,对于党务工作人员有轻视的心理。我们都知道党与民众是要发生密切关系的,要民众的确觉得党是为民众谋利益的,才会来信仰本党,才会来服从本党,如果一般民众不但是不觉得党与民众的关系,或者对党有冷淡轻视的心理,那末我们无论如何努力,决不会有良好的成绩。就以各乡村私塾的情形来看:乡村私塾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老百姓对于私塾的感情确是很好的,乡村私塾是造就他们的子弟的,而且他们有什么疑难问题,便请私塾先生去解决,私塾先生很愿意帮助。他们信札的来往,自己不能办理,便求私塾先生来帮助,而私塾先生也乐于为之,因此一般老百姓都觉得私塾先生是他们的指导者而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如果党的工作连私塾都不如,那末办党的可以说完全是失败。现在问起老百姓党的观念如何,他们便说:“没有党部的地方,比较安全;有党部地方,便觉得麻烦。”这岂不是他们对于本党表示一种冷淡的实理么?其根本原因,就是训练工作没有做得好,没有与老百姓发生密切关系。其实各地老百姓的问题比较简单些,他们所求的,就是一种生活问题,就是一种安全问题。某地生活上感觉困难,我们要想方法去减少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某地安全上感觉困难,我们要想方法去减少他们的安全上的困难;只要党部渐渐地去接近,他们自然而然会觉得党是他们的指导者。过去多少年来,一般老百姓并不希望丰衣足食,而想较可以糊口的生活,这一种基本希望,我们党务工作人员,一定要认为有解决的可能,我们对于这种基本要求,一定要想方法去援助。这样老百姓自然而然觉得党是援助他们的、党是救济他们的了。所以党的工作完完全全为民众的困难来求解决的方法,决不是拿外国一种或数种的社会主义的方法,随便移到中国社会来应用,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的。一国社会有一国社会的历史,一国社会有一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我们要认定我国社会的历史是怎么样、我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是怎么样、全国人民的需要是怎么样、各地方的毛病是怎么样,我们应该以病的状态来对症下药,我们知道一种药只能医治一种病,决不是一种药可以医治一切的病,而〈且〉决不是人类所生的病都是一种病,所以训练工作是要训练到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在训政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地方自治的完成,要是地方自治能够完成,就是要每个党员、每个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先训练自己,等训练到可以够得上训练别人,然后才去训练别人,这样来训练,一般同志大多数可以够得上去训练民众,去指导社会。我们要在实际方面应用智识能力使一般民众热忱的来接受训练,把地方自治的基础建设了以后,一切的政治经济问题便可以解决,等到一切的政治经济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党的任务才能完成,而且做训练工作的同志的责任也算是完成。我们看到训练工作的责任是这样的重大,便知道各位同志此次来京一定抱着很大的愿望,想把不能解决的问题来得到一个解决。这几天几位中央同志与各位讲话,把最近训练工作的方案、训练工作的方针告诉各位,各位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的方法而且一定更觉自己责任之重大了。所以望各位回到山东之后先把自己的训练工作积极的发展起来,然后把民众的训练工作积极的做起。对于民众方面,一切民众团体是要很好的组织起来,这一种组织是民众自愿来组织的,是很切定的,是很团结的,决不为任何反动势力所能破坏的,这一种力量就是训政时期一切力量的基础,也就是本党一切力量的基础,也就是建设新中国一切力量的基础。今天兄弟对各位讲几句话,一方面表示热忱的欢迎,一方面认为各位的任务很是重要,希望各位对于民众训练工作,表演出优良的成绩,对党的工作方面努力的进行。(《建国月刊》1930年第3卷第2期)(二)党治之运用与推进

要表现党治的精神,就要看训政时期工作的成绩。所谓党的运用,本来全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表现出来,政治上和社会上成绩的有无,就是表现党的事业的成败。所以在训政时期中间,一定要能够建立起平民政治的基础,能够创造出民族的新生命,能够把党的主义和政策在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业中表现出来,才可以说党治的工作已告完成。同时,我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所谓革命的政党,就是有革命性的政治团体,它的运用自然不能离开政治和社会。所以革命政党的成功,也是要看政治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成绩。政治和社会事业方面能够成功,就是党的主义和政策在政治和社会事业方面的表现。表现程度的好坏,就可判定党的效能的高低了。

过去几年中间,因为反动势力的扰乱,集全力于戡乱的工作。但是戡乱的目的,是为求治。如果我们没有把治的本建立起来,乱的源就永远不能断绝。过去和现在的戡乱,只是戡定已经表现的反动势力,并没有把乱源真正清除。要使乱源能够真正清除,而使治本能够完全确立,也就是要使党的精神切实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训政时期中间,切实表现党治的工作成绩。

怎么样能使党治精神切实表现呢?就是要使党的运用能够深入民众。本来,任何政党,或是社会党,或是革命党,它的主张都是为救济民众改造社会,而它的运用也都是在民众里面的运用。如果一个政治团体不能和民众发生密切的关系,或是对于民众的好恶不能明晰的注意到,这个政治团体一定不能建立起来,一定不能把它的基础建立在民众之上的。所以在过去,我们看到党的主义和政策非常适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因为党的运用,不能深入民众;办理党务的人员,不能深切认识民众的需要和希望,就一定不能使民众感觉到党的指导和扶助的重要,而党的精神也就不能充分的表现。

我们现在要表现党治的运用,一方面在政治上,要切实把训政时期的工作成绩表现出来;同时也要使党的活动能够深入民众。尤其是要使党务人员自己的活动全在民众之中,使一般民众不把特殊阶级的眼光来看一班党务人员。这样,人民的疾苦才可以达到党务人员的耳目中,而党部的设施才能够切实有助于人民的需要。然而要使党务人员的活动全在民众之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务人员的人选资格,除了切实的能了解党义并能竭诚为党服务以外,一定还要在社会上有独立的生活和固定的职业,并且在人民方面有相当的信用。因为党务人员如果有了独立的生活,他的生活可以自给自足,当然不致拿办理党务来作为自己生活的解决。如果有了固定的职业,在社会上自然和民众方面有交互密切的关系,不致使民众生出歧视之心。无论他是办理教育,或是经营实业,在民众方面看来,还是教育界或实业界的一份子,不是民众之外的特殊阶级。这样,党务人员可以知道民众的疾苦所在,而民众也可以把他们的要求和希望彼此讨论,得到解决的方法。同时,如果党务人员在当地社会上有相当的信用,人民对他已有尊敬的意思,对他的主张已有信赖的表示,那末党务人员个人的人格和他本身的价值已可号召民众,他的活动自然可以得到民众的赞助。所以党治的运用,一定要得到这样的党务人员,才是表现党已深入民众,党和民众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

并且党的生存,不是单靠几个领袖或干部机关所能维持得了的。一定要全体党员,大家共同拥护,才不致发生动摇。譬如党部经费的来源,一定要靠全体党员共同担负。现在本党党部的经费,列为国家预算中支出的一项,把民众方面租税的一部分,来做中央和地方党部的维持费和活动费。这种办法,是中外各国任何政党所没有的。不过在训政时期中间,因为本党是代表国民行使政权,使国民担负一部分租税,来维持党的活动,在理论上也还可以解释。但在事实上,这种办法不是永久可以做下去的。如果到了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国民大会开会以后,人民的租税负担自然只能作为国家的行政费,决不能对于一个政治团体也要使人民直接担负多少租税了。那末现在这笔很大的党务经费,如果到了宪政时期,断绝来源,岂非立刻可使整个的党发生不能维持的恐慌?所以维持党的基础和筹划党的经费,大家就应该预筹一个办法。所谓党费正当的来源,就是应该由党员共同来担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民国八年三月十三日总理覆广州陶森甫同志的一封信。信内说:

……至补助经费一节,按之各国惯例,凡所有结社集会,其分部经费,概取给于党员;总部经费,概取给于分部。盖合党员之多数,而成一分部;合分部之多数,而成一总部。总部以分部为基础,分部以党员为基础,此一定之理也。若分部不以经费供给总部,反欲总部以经费供给分部,则总部又何从筹措乎?吾国党员,向于此种理解,未能了然,故不免时有本末倒置之嫌,实为大误!……

总理这种意思,并非总理个人的意思,实是世界政党的通例。因为党是党员集合而成的一个组织。党的生存自然要靠党员共同维持,固然不是党内一部分领袖所能支持,尤其不应该靠党员以外的经济来维持。我们看世界各国,凡是办政党,只有党员养党,决没有单靠党部领袖或党外的经济来养党的。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一方面只求实际工作方面表现成绩,要竭力减少党部的维持费,同时就要逐渐贯澈党员养党的精神。这样就是到了训政时期告终,整个的党还可以由全体党员共同维持,不使党部的活动有停顿的危险,不使党的基础受任何变化的摇动。

党的维持生存是如此,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实现自然也是如此。我们要表现党的精神,就要靠全体党员大家能把各人的精神才力供〔贡〕献给党,来贯澈为党服务的精神。因为一个政党,尤其是革命的政党,所表现的就是牺牲的精神,就是拯救民众牺牲自己的精神。如果党员不把这一点认识清楚,那末失诸毫厘,差以千里,靠党的活动来谋得一己的地位,靠党的活动来发展一己的利益,对于革命政党基本的精神,可说完全错误。所以要表现党的精神,全体党员只能在为党服务的条件之下,努力工作,决不能借党来谋利,更不应借党来营私。大家一定要各尽自己的精神才力,来担任社会上各种实际的事业,实现党的预定计划,党的运用才可以完成;而这种牺牲精神和努力,才可以得到民众的信仰,增加民众对党拥护的力量,才可以积极完成党治的工作,来表现训政的成绩。

我们要在训政时期中间,由党的指导监督之下,使民众了解党的主义和政策,究意怎么样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使党治能够运用,使党治的工作能够推进呢?我们在上面说过:党的生存和进展,要靠一班党员的努力来表现成绩,那末政府当然也要靠行政人员的努力来表现成绩。如果党的方面有很好的主义和政策,而党员不能切实奉行这种主义和政策,这种主义和政策固然不能见之事实。在政治方面就是接受党的主义和政策,而一班行政人员不能了解这种党治的意义,不能担任训政的工作,政治的成绩也一定无由表现,党治的精神也一定无从发扬的。

所以要使党治运用,能够确实表现成绩,在政治方面就使一班行政人员大家能够接受党的主义和政策,能够了解党治的意义,能够担任训政的工作,但是要养成这班有能力能够担负训政工作的行政人员,或是有能力能够担任社会运动的人员,就非从教育方面努力不为功。一定在教育方面,能够根据党的主义和政策,和政治上的实际计划,来训练和养成各种需要的人才,然后各种事业方面,才可以有相当的智识能力的人来担负各种专门和普通的职务,才可以把政治的效能积极表现。政治效能的表现就是党治精神的表现,党治精神能够表现才可以完成训政工作,建立起平民政治的基础。所以有了党的主义和政策,不从政治方面运用,这种主义和政策决不能表现成绩。政治方面接受了党的主义和政策,如果不从教育方面养成各种适当的人才来担负各种具体的工作,政治的成绩也决不能表现。所谓,党是决定方案的,政治是行施党的方案的,而教育就要根据党的方案和政治上的需要,来养成各种人才。这三部分工作,有连带的关系。要彼此联络,互相推进,才可以把党治运用积极表现,训政工作澈底完成。同时在社会方面就要使大多数人民都能认识平民政治的意义,且能共同努力来求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要使大多数人民有这种认识和努力,就在负指导责任的党员能用牺牲服务的精神,来做民众的前驱,引导民众和扶助民众,去救济民众的痛苦。如果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能够做到这般田地,我们才可以把国内过去种种纷乱的根源、一切反动势力和反动思想,都能根本铲除。乱源能够铲除,治本才可确立,国家才可以免除一治一乱或乱多治少的现象,获得长治久安的基础,来努力于种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和发展。这样,才可以把党治的运用,充分发挥;党治的推进,积极成功。(《建国月刊》1930年第4卷第1期)(三)谈党治

最近关于党治问题,党内党外发生了很多辩论。从一班反对党治的理由来说,以为这几年的政治没有什么进步,反使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党治已失掉效用;欲谋救济,就非赶快实施宪政不可。再从主张党治的理论来说,认为党治有一定的程序,训政有必备的条件。如果地方自治和交通、教育,以及人民生计的基础等工作没有达到相当的成绩,训政就不能完成;训政不能完成,党治就不能告一段落。所谓近年来政治无若何进步,反使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并不是党治的结果。中国多少年来的政治积弊,国际间近百年的侵掠压迫,再加以各种思想的急遽变动,都是酿成近年来国内纷乱的原因。这些酿成国内纷乱的原因,自然不能说到了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现在许多实际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不能上轨道,是过去积弊不能悉数扫除的缘故;决不能倒果为因,拿政治经济建设没有成绩而至于酿成近年来的内忧外患,就责备训政不可能,作为党治可以取消的籍〔借〕口。

其实,因国家的内忧外患,要反对党治,而主张宪政,实在也有些滑稽。要知道,宪法并不是万能的。假使没有完备宪政所必要的条件,只有白纸黑字的宪法,这种宪法是空洞无济的。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法国在十八世纪末已经采行民主政治,制定了宪法,但出来了一个拿破仑,就可以推倒一切,破坏宪法,改行帝政。再看民元袁世凯时代,虽然有了临时约法,还是可以完全不顾,任所妄为。后来又有了新的约法,改组议会,起草宪法草案;但实际上又何尝能阻止当时北洋军阀的专横,使他们走到奉公守法的路上去。所以纸面上的宪法是空洞的,决不能照那些单纯迷信宪法者的理想,以为有了宪法,就可以使一切政治都上轨道,国家一跃而强盛的。

而且宪法的制定,也并不一定能代表一般的民意。例如美国的宪法,对于规定人民自由的条文非常注意。而考究所以规定这些自由条文的作用,却多是资本阶级为工商业经营方面得到种种保障。由于这种自由的保障,就造成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对于一般人民,恐怕不特没有得到多大的利益,反而受了资本家压迫的痛苦了。所以从近代宪政史上看来,民主政治历史比较稳定的美国,尚不能得到真能代表民意的宪法,使一般人都能得到宪法的保障和利益,然则我们急急于要求制定宪法,又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同时宪政的实施,更须注意到人民方面的智能的培养和民权使用的训练。如果一般人民的智识能力不够,不明了民治的意议〔义〕,不懂得民权的运用,那么单凭一句话,说是实施直接民权,完全实行宪政,结果,大多数民众既不知道宪政的利益、民权的重要,还不是把它漠视或放弃吗?大多数民众对于选举漠视和放弃,自然免不了由少数人或其他有组织的一部分人去假借操纵了。所以退一步讲,就是宪政即刻可以实现,究竟这种宪政能不能代表民意,或使大多数民众得到福利,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探讨的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觉得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党治的是否可行,也不在于训政的是否应从速告一结束,实在在于党治应该进行的工作有没有相当的实行,训政方面应该准备的条件有没有积极去努力。假如我们对于党治范围里面所有的种种工作能够积极实行,对于训政方面的种种条件能够努力完成,我们相信政治一定可以上轨道,人民一定可以得到相当福利,而国家民族也一定可以求得相当的进步和发展。这种福利和进展,恐怕决不是那些单纯迷信宪法者的理想,在党治取销,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宪法颁布时候的结果所可比拟了!《大学》上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谓本末终始,就是一切做事行动的步骤和程序。我们做一件事情,一定有先后的步骤,也就是一定有时间的程序。时间方面的限制,只能使它促进,决不能绝对的超越或躐等。如果忽略了步骤、颠倒了程序,要想做成一件事情是万不可能的。我们看民国以来的事实:在民国元年时候,大家希望实行立宪,有了临时约法,赶紧办理选举;把国会完成以后,赶紧制定宪法。但一方面因为人民受了几千年来君主政治的束缚,大多不能认识民主政治的意义和人民本身的利害关系;同时那些北洋军阀得到政权以后,又是专横跋扈,没有实施民主的信仰和诚意,因此,国会议员的选举已为少数人所操纵;而国会成立以后,还不是受了种种箝制束缚,对于民主立宪,不特没有一些成绩,反而发生了后来多少年的纷乱。

总理孙中山先生审察世界的政治历史,体认民国以来痛苦的经验,就觉得要自君主政治改成平民政治,在中间如果没有训政时期的工作来训练人民,认识民权的意义和运用,就始终建立不起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以从历史经验所得的结论,使总理对于过去所主张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的理论,更增确信而坚持。现在我们如果拿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的不完善,来责备训政工作的没有积极努力,是确当的。但是过去训政工作没有积极努力,还应该由全国民众去督责政府和自己勉力去施行与完成;决不能把过去种种原因所酿成的内忧外患,都归咎于训政,就认为训政是不适宜,训政的理论是不确实,因而攻击党治的不可能。这种倒果为因的理由,当然是错误的。

我们再看近代政治上的趋向,国内一部分人所反对和批评的党治,或所谓一党专政,正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看到这几年来,苏俄和意大利的情况,在所谓一党专政之下,并不能绝对证明党治是理想的,或是绝对不能扶助国家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固然,苏俄和意大利的主义理论与我国根本不同,但也不能因为主义和理论的不同,就可把他们党治工作的成绩一笔抹煞。我们看这几年来意大利方面的政治建设,国家基础已比较强固了。苏俄方面的经济建设,也有不可轻视的进展。这些事实的证明,当然不能拿十几年前两党互相牵制的政党政治论所能范围了。而且两党牵制的政治在现在虽尚不少例证,而看到近来英国或日本的政治趋向,也已产生混合内阁的制度,由数党联合组织政府来应付特殊的环境。并不是在一党执政的时候,他党一定要在野或处于反对的地位,而绝对无调和的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论多数党中的一党组织政府,或是一党组织政府,或是几个党混合组织政府,都不能说有绝对的好坏。制度的好坏,还是要从制度和国家本身的环境是否适宜来定夺的。

从过去的经验和近代政治的趋势看来,中国现在的弊病,一方面由于多少年政治的积疾,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不能使政治易于上轨道;同时因为社会上多数民众固然还不能认识民权的意义和运用,而一部分智识阶级也实在没有把过去的政治教训做一种深刻和虚心的研究。因此,有多少因党治关系没有参加政治的人,觉得不把党治门限打破,不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就不恤抹杀真理,把政治上种种缺点都归咎于党治。由于这种心理所发表的一切主张和理论,当然是偏而不合事实了。

实在讲来,在过去政治成绩比较有信用的人,现在在社会上一定还是有相当的信仰,还是有参加政治的机会。那些过去参加政治而现在不能活动的人,也是由于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绩,实在不能得一般人的信用的关系。这样,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一部分过去政治成绩信用失败的人的理论主张,对于党治的攻击,就认为党治果真不可行了。

固然,现在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英美各国的政党不同,但也和一党永久专政的苏俄或意大利的党治相异。中国国民党所主张的党治,是有时间性的。只要使训政工作能够得到相当完成,民主基础能够建立起来,自然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不过训政的结束,是在人民已经知道民权的意义和运用,以及地方自治基本条件和工作相当完成之后。并不是无意义地在某一时期中间,就可以贸贸然开始宪政的。所以我们以为现在的基本工作,就是要造成真正的民主基础,造成真正能够实施宪政的基础。而造成这种基础,自然要从下层着手。并不是在上面有了一个空洞的民意机关,就可以代表一切,就可以得到大家理想上的圆满的成绩。所谓下层着手的工作,就是先要努力完成地方自治。在政府方面固然要努力推行,增进人民的智识能力,使他们明了民权的意义和直接民权的运用,同时在人民方面、社会方面或是做社会运动民权运动的人,也都应该各尽所能,努力去做地方自治的工作。如果有几个区域之内,能够把地方自治的工作分别完成,逐渐开始采行种种直接民权的方式,一定可以影响到全国各地方,群起努力与完成。这样,地方自治工作能够做得坚固确定,就树立了良好的宪政基础。那时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籍〔借〕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而从此开始宪政,选举人民代表,由地方的民意机关来造成中央的民意机关,不特层次井然、基础稳定,也不致发生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的弊病。否则舍本务末,单在中央设立一个民意机关,恐怕还是免不了为少数制造工具,不能负起真正监督政府的责任。

总之,现在上至政府下至人民的唯一要务,就须检查过去对于训政工作松懈的地方,切实反省,努力改正。尤其是做社会运动以及智识阶级的人,要坦白的反省,自问过去所做的工作,究竟为己活动,抑为人活动?如为人民活动,还须注意到这些工作,是不是切实、扼要而基本?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反省检查,宪政基础所需要的种种条件能够努力完成,自然而然训政结束、宪政开始,使党治可以告一段落。

所以在这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候,凡是国民都要负起相当责任。而这种责任,就不是彼此批评和攻击所能了事。只有互相督责勉励,一方面用共同的力量来消除一切民主的障碍,同时用共同的力量来建立真实的民主基础。这种共同力量,才是最伟大的,才是最有效果的。我们要革除专责他人而宽恕自己的心理,更不能拿含有作用和恶意的批评攻击他人,而用巧妙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错误。我们要责人严,先要立身于无过的地步;要群策群力,一定先要有和衷共济的精神。我们要求心理上的改革,而从事实上去努力。无论在训政时期,因此得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基础;就是到了训政完成,宪政实施的时候,也须维持着这种公平、真实、勤勉、刻苦的精神,才可以保持宪政的基础,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党治的辩论,并不是一种基本问题;现在国家最基本的问题,就在训导民权工作的实施和进展。我们认清这个目标,就应该在同一方向用共同的力量去努力完成!(《建国月刊》1930年第6卷第6期)注释[*]此处的“的”应为“地”。为呈现文献原貌,且原文不影响读者理解,本书对类似的虚词误用不做处理。[**]此处的“份”应为“分”,本书中“份”“分”不分,下文不做处理。

002.论整个的党

阎锡山氏最近发表之文字,最注重于“完成整个的党”一语。此凡国民党党员与承认党治之人民所无可反对,且不容不同情者。虽然,如何方能完成“整个的党”乎?吾人窃愿以非党员的被治者之资格一论之。“整个的党”之名词,究极言之,本不成一名词。何则?既称为一党,当然是整个的。不然,则是已分裂为两党、三党或更多数之党,绝非一党矣。此在普通式政党且然。况国民党乃取法苏俄组织之革命的政党,以一党取国家政权而统治之,是原则上当然更为整个的。盖既称一党专政,原则上当然先为一党。今日既行党的专政,则当然先有整个的党。是以在党的专政之下,而议论如何“完成整个的党”,此在根本上等于骂题。

顾就实际言之,国民党现状之非整个的党,已不必为讳。是以如何“完成整个的党”,在今日确为一实际问题。换言之,即国民党之存亡问题是也。据吾人被治者之观察,窃以为此种革命的党之能否为整个的党——换言之,是否为党——其重要关键在两方面:一精神,二组织。而少数人物之离合不与焉。就第一点论,革命的党之存在与发展,首在一种共同的信仰。党员之服务,由于信仰。信仰之生,则由于一种确定之理想主义,而加以党员相互间之人格感应。故党的精神之表现,颇类宗教。盖党员为完成其共同信仰之计,以不断的热狂的努力,牺牲小己一切利益以趋之。如是始足为革命的党,亦始能成为整个的党。就第二点论,信仰虽同,而政策问题当然意见不一。是以无论何国何党,皆有小派别。俄党号称严整,亦有左右倾。党员思想,天然不能事事一致,亦不必强使一致。惟赖巩固的适当的组织以统摄之。如俄党办法,不外两点。其一,承认党员之思想自由。遇有问题,许党员相互间为充分之辩论与斗争。其二,一旦依党章决议后,则雷厉风行,必须贯澈。故就其党的内部言,一方极自由,一方极专制。然其能以实行无阻者,则因一切行动严格的根据党章之故。此为完成整个的党之又一前提也。夫据此二义以衡国民党,中山主义,遗训自昭。共同信仰,亦曾具备。民国十二年后之突飞发展,即由于党员一般之宗教化的热狂。然外经共党之打击,内有数度之纷纠,遂致解释纷歧、信仰冷却。其尤要者,党内精神之团结,最赖党员相互间人格之感应。一言蔽之,须俱〔具〕有革命者之风度,以实践党的主义,方能成整个的党。乃不幸此种感应力,近年实陷于薄弱。即以个人生活状态论,革命的党人当然应一切与勤劳民众接近。乃中国现状,则官僚军阀之旧恶习依然弥漫政界。本来穷无一物之列名党员者,徒以北伐进展,身近政权之故,不数年间,或成豪富。此乃根本毁弃革命者资格之行为。一党之内,有此等现象发现,而欲令一般穷苦青年党员心悦诚服,仍保持狂热的信仰,岂非难事哉。至于政策之异同,本应取决于党之决议。苟经决议,党员理应服从。然亦有前提焉,执行当权者之举动,是否合乎党章是也。中国近年党务之第一奇现象:国家统一,且已两年;而各地党员,尚多不被许其施行本地党部之选举权;或初已成立执委会者,反改为指委,再改为整委,登记常常变更,选举无期延缓;而党员之于上级党部也,只有服从听话之义务,少自由辩论斗争之机会。此种情形,与国民党立党之组织殊有未合也。是以今日者,为国民党之存亡问题。不能于精神上组织上成整个党,便不是党,便是无党,危哉危哉。国民党诸君应知警惕矣。至于倘有人以为若网罗若干各届曾任中央委员者于一堂,便足表现整个的党,恐问题性质不若是之单简也。(录二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1930年第7卷第7期)

003.意大利法西斯蒂党的一党专政与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

张振尧(一)

独裁政治这种名字,在最近十余年中,才发现于欧洲的,是民治发达后一个奇异产物,是由一人或一党独裁的意思。而以党治国呢,虽说近百年来非常发达;可是以前所说的党治,实在是在一国之中,若干政党互相角逐,以夺取政权为目的,此外彼继的,决没有一国之中仅有一党的。所以广义的说起来,一党治国,即是独裁政治。[*]

独裁政治既能发生于民治潮流极盛的今日世界,也自有他的价值和立脚点。但是一党的主义如果是能适应环境,那当然可以和民治主义并驾齐驱,反之也不过昙花一现而已。我们暂拿意大利法西斯蒂党的一党专政,和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作个问题,来讨论讨论。(二)

法西斯蒂党在一九一九年发生于意大利,是应时而生的一个产物,与现代盛行的民治主义,实在是互相矛盾的东西。欧战停止后,意大利以战争的损失、生产力的减少、煤炭小麦等必需品的非常缺乏,经济恐慌,达于极点。一般人对于社会的现状,都深抱不满;加以巴黎和会的结果,意国外交失败;爱国热情,达于沸点。于是共产党乘机活动,鼓吹罢工,提倡阶级斗争。政府方面,无力过问,共产党势力日益澎湃,Emilin,Romagn,Tuscany,The maches,Umbria,Lomtardy,Veutia,Piedmont,Apulia等区域,均变成了〈赤〉化。

当时社会状况,颇形紊乱。人民方面,无所适从。而忽有欧战的名将,为意人所崇拜的大人物佐达尼被刺事发生,法西斯蒂党乃利用此绝好机会,领导一部人士,来和共产党血战肉搏数月之后,便停止共产党全国总罢工的计划;即所谓赤化区域,也均入法西斯蒂党的势力范围。共产党势力因以薄弱。同时法西斯蒂党人,更大吹其法螺,势力遂更形雄厚。

法西斯蒂党的势力,既已雄厚,首领慕沙里尼氏,遂要求政府以阁内重要部分让出,而政府不能容纳。于是慕氏遂以兵力进迫京城,内阁全体辞职,意王伊曼纽尔即召慕氏组阁。十月三十日慕氏组阁成功。从此法西斯蒂党在意大利的势力,是根深蒂固了。

自慕氏组阁成功后,他一人除任首相外,兼任外交、海军、陆军、空军、社团五大臣,去年又曾兼任工程部长。虽据宪法的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国王有批准及公布法律、缔结条约、宣战搆〔媾〕和、任命国家官使〔吏〕、颁发命令、指挥海陆空军的权力,但事实上都由慕氏一人包办。所以他权力的伟大,声超出于国王之上。

他在一九二三年便另行颁布了新选举法,规定获得票数最多的政党,即在众院占三分之二的议席。后以反对党猛烈的反对,不得已于一九二五年二月改颁选举法,又规定参议院的议员一部分由政府机关及各公团选派,以遂其左右议决案的野心。一九二五年国会更通过增加首相权力的法律,承认首相一切政治行动仅对国王负责,国会虽投票通过反对政府,而内阁可不必因之辞职。慕沙里尼已无异变为一太上国王,而议会制度完全是无用的具文了。

我们看看慕氏的兼任六个大臣,不论是名义上或实际上都完全是独裁了。不然,他为什么要在法西斯蒂党兼绝对大多数的国会里通过增加首相权力的法律呢?他为什么要主持暗杀社会党干事长麦台阿替氏呢?他为什么发表法西斯蒂新组织计划案,来控制政权呢?不过因为法西斯蒂党是他的根据,是他的后台老板,一方面培植后台的势力,增加自己的权力,一方面铲除反对党的势力,以遂其独裁的志愿罢了。

法西斯蒂党的独裁政治,事实上已是不可否认的了。但是我们再看看法西斯蒂党的内容,是不是适合于意大利呢?

法西斯蒂党的初起,完全是一种爱国运动,可是经数年来的递变就完全改变了。法西斯蒂党的重要军官罗西氏说:“老实说,法西斯蒂党已经完全变为一种保守的反动的运动了,……它对于一切涉及目前生活上的进步的事物,都以愚昧和盲目的手段去反抗的。……我们虽然常常攻击社会党在极盛时期的专制手段,可是这种手段,现在已经变为法西斯蒂政〈治〉运动的要素了。”慕沙里尼说:“我们的事业,实是一种运动,而非搜集种种理论和原则的博物院。我们有一活泼的实行计划,以替代今日死沉沉的政策的,并将鼓其勇气以为之。佐利底和尼替政府的政治上所遗留的,我们必尽灭之。因为彼等乃代表一老弱不振的意大利,顽固不化,而不甘自死的。赋性敦厚、勇于决断的意大利人民,乃希望得一健全的政府,由于有魄力有勇气的人组织成功,而不愿意一般琐屑无用的人出而凑成功。”综合他所说的,可知法西蒂斯党是应时而生的了。但就他的行动看来,他的内容,含有下列四项意义:一、反社会主义。二、提倡爱国信条。这两种本是法西斯蒂党产生的根本原因,可是现在已变为他的工具了。三、反对自由主义与德谟克拉西。因为这两种主义,皆自信于自由制度之下,大有优胜希望,故必维护代议机关而同情于代议制。法西斯蒂呢,是以自由制度为迂阔,常超法律而自由,必压迫代议机关,推翻代议制,而代以独裁,故主张反对自由主义和德谟克拉西。四、采取暴力主义。一九二四年六月,慕氏曾在下院斥责反对党道:“你们大概能挨几枪呢?我们并不缺乏勇敢,你们看吧!时间还有,我们不久便可做给你们看,比你们想的时间大概还早些呢!”一九二六年九月,慕氏又说:“那一天我们的敌人,不再自足于专以号呼相烦扰,而开始取实际的行径,那一天我们的黑衫队,便可起来食其肉而寝其皮!”综观上列四项,则采取暴力主义,完全是共产党的行径;反对自由主义和德谟克拉西,完全是共产党的精神。而且同时铲除社会党,提倡爱国信条,又恰是最右的国家主义派的行径与精神。混合了这两种极端矛盾的行径与精神,来做一种运动,不是奇事吗?以主持这种运动的首领,来治国,而且是独裁,不更是奇事吗?

慢慢我们不要武断,拿十年来法西斯蒂党治意大利的成绩来看看,究竟怎样?先说财政吧,自慕氏执政以来,修改遗产税制,废止有价证券的强制登记制,颁布新经济政策,等等,总以结欢资本阶级、压迫劳工为原则。所以许多资本家,都愿意做他的后台老板。意大利中央财政的稍有进步的,实在是这个原因。但是从侧面看来,意大利财政状况的良好,实以慕氏结好于资本阶级,假如慕氏专顾奉承少数的资产阶级,而漠视多数民众的利害,将来恐怕必定引起他们的反感,是现在的小进步,适足促成将来经济的大恐慌、大紊乱罢了。再谈政治吧,法西斯蒂党是反自由主义、反德谟克拉西的,是反对代议机关和代议制的。所以现在意大利的议会的选举,行什么“法人的国会”制,也不过借议会为傀儡,来实行他们的独裁,有什么民意可谈呢?

根据以上两点,没有确定的主义,而为投机的运动的法西斯蒂党的首领慕沙里尼氏,他治理意大利十年的结果,也不过如此。此种不适合于现社会的需要的东西,慢说与民治主义并驾齐驱了,即求其不受淘汰,也竟难极了。我这句话,还觉得武断罢?(三)

的确,不适合于现社会的东西,是要渐渐消灭的,是不能存在的。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国国民党,他是不是独裁,他是否适合于社会环境呢?

中国国民党,是适合中国的需而生的党。现在的中国的大恐慌:一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二为军阀官僚的压迫,三为人民生计的困难。所以中国国民党,本主义以立政纲。其于民族主义,则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于民权主义,则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其于民生主义,则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故中国国民党之主义,实为对症下药,而为国内一切人民所当承认。换言之,除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之外,皆当赞成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再换言之,任何政党,苦〔若〕非别抱野心,皆宜捐弃小异,而采大同,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完成国民革命。故虽为一党专政,亦觉合理。

中国国民党是有全民性的,他非为一人或一阶级谋福利造势力的,中山先生说:“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党员治国,是用本党主义治国……至于本党党员,若确为人才,能胜大任,固当优先任用,以便实行本党主义。假若有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时机,或一个地方,于本党求不出相当人才,自然非借才于党外不可。”先生又曾在他所著的《中国革命史》中说:“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及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是则行政院及立法院,皆直接由国民选出;其他三院,亦由国民选出之总统任命之也。今若与现在比较之,则今日最高机关,为各党部所选出之全国代表大会;宪法时期之最高机关,为各县人民所选出之国民大会。今日国民政府,由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宪政时期之政府,则由国民大会选举之。简单言之,今日国民政府乃为党员所选举,宪政时期之政府,则为国民所选举。此实二者不同之点。故宪政实行之时,已无一党独裁之事,但各县有无完全自治权,乃以其地人民能否实行革命之主义为其条件之一。(《建国大纲》第八条)故此时各县所选出之代议士,当尽为三民主义者。从而宪政时间之国民党虽已放弃一党独裁,而在事实上,仍可保有其独裁权,不过此时独裁,非用武力,乃因三民主义者,在社会上既占绝对多数,故一旦实行普通选举,国民党在议会之内,亦必获得最大势力而独揽政权也。

但是中国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以前,所以不能放弃直接治国,而到了宪政时期,才实行间接治国的,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在军政训政时期,倘若一味以运用党团为途径,则不但军阀及一切旧势力无法破坏,而积极的设施亦无从进行。政府将被官僚政客劣绅包办,民众团体将被共产党土豪地痞把持住。反之,宪政时期倘还是执持着直接治国,在政治方面说是自抛弃其民权主义,而陷于波尔希维克与法西斯蒂主义的错误,成为把持政权,抹杀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精神与民权主义的全部,五权宪法更不知从何说起。在民众运动方面讲,党剥夺了人民最低限度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权,不但他党要乘机蛊惑,使民众的自治能力也会不能发达。所以党暂时直接指导政府和民运,正是扶殖〔植〕三民主义的政治和民运,而不是包办政府和民运。待人民已有自治能力,三民主义已深入民心而不可动,于是中国国民党只须在政府和民运中,运用党团,稍加领导,而民众仍自有其政权,及组织和行动的完全自由,形式上虽非一党专政,而精神上已是不自然而然的了。(四)

我们可以拿法西斯蒂党来和中国国民党比较比较吧。依理论,法西斯蒂是没有一定的主义的一种运动,中国国民党是有一定的主义而合适于社会需要的党。依事实,法西斯蒂党是不稳定的,中国国民党虽不能谓稳固,但也有显然的进步。故虽同为一党治国,直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中国国民党的主张以党治国,自有他的立脚点,自有他的新意义,自有他的相当程序,自有他的特殊国情,和意大利的一党专政不同。党员不能以党为私,领袖也不能以党为私。以三民主义为经,经〔以〕国民革命为纬,以党治为手段,以全民政治为目的,保守革命的刚性,不妥协,不调和,不以党为阶级的武器,不以党为侵略的工具。以情爱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自由平等为最高的原则和最后的目的。这都是他真价值的所在,而为颠扑不破的。(《建国月刊》第3卷第3期)注释[*]此处的“他”应为“它”。本书对类似的代词误用不做处理。

004.以党驭军论

以党驭军之说,吾人闻之有年矣。最近汪精卫致覃振书,仍称“直至今日弟仍认定吾辈若不能以党驭军,则终无办法。故此后新旧忠实同志之合作,应以如何始能以党驭军为悬前待决之根本问题。于此奏刀,则其他皆可迎刃而解”。斯真党人之公言,亦国民之共同心理。然军人亦人也,何以易于成阀,何以必有赖于制驭,此其间盖必有原因在也。

夫以党驭军之说,来自俄国。然俄固以党治国者,军当然在内。其在英美法日,以法治国,军亦当然在内。是故此事之根本问题,仍在国家是否为真党治,抑能否行真法治。苟其能之,治军不难。苟其不能,则军之不能驭,固自有其理由。若不溯本穷源,觅一解决之道,则终于烦闷苦痛,循环相阨而已。

夫苏俄以党治国,堪称模范。查其以八十万共产党员治理一亿四千万之民众,党纪肃然,反动匿迹,所以然者,固由有公正廉明之领袖,与忠实努力之党人,为其施行一党专制之原动力。而彼邦利用民族独立主义,使向受帝俄压迫之各种弱小民族,胥能充分享受自治权,同时仍以各邦族之共产党人,高据〔踞〕于上,与中央息息相通,握其枢纽,持其大体,所谓以民族主义为经、以共产主义为纬者,实为苏俄一党专制能见成功之重要原因。彼邦现在国家组织,乃系民族的联邦制度。除外交军事交通等极重要政务,集权中央之外,举凡内务、教育、司法、农林等事务,各邦皆能自由处置。此则更以地方分权之法,消息伸缩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之中,用能结合许多不同的民族,进行治理。其于军队,有所谓赤卫军与常备兵两种。赤卫军乃共产党中央集合忠实的党员所组成,隶属于“克柏乌”即国防侦缉部,实力最为强实。常备兵则仍系旧时军制焉。缘赤卫军本在整个的党统驭之下,故以党驭军,在苏俄制度上,乃为当然之事。然正惟其党务有严整之统系,政治有巧妙之组织,乃能发挥以党治国以党驭军之效率。他国欲加师法,宜于整个的党政组织,先有通盘贯串之研究与准备,然后乃可各方照顾,首尾相应。不能节取一义,或囫囵模效,致贻是丹非素画虎类犬之讥。不可不慎也。今世党治之外,法治是为普通,即以国家根本大法定军权归属,以法律形式置军令机关。自军队之编成至军令之发布,胥有法焉,为之节度支配,军队不供私用,武力属诸国家。虽在事实上德国从前曾有军人掌权,日本往岁曾有军阀柄国,然皆只能活动飞跃于法律范围之内,不能超越乎法律之上。此其间为之防维制止者,第一为法律制度之有效,第二为舆论裁抑之有力,第三为军人本身之有修养、明大体。如法国之霞飞、福煦,当欧战之时,手握重兵,旋乾转坤,震耀一世;一旦命令解甲,立时退为平民。又如德国兴登堡,以军界耆宿、帝国大将,其后至为元首民国,矢忠矢诚,未尝利用其军事之潜势力,或逾法轨也。更如日本维新后之山县有朋、桂太郎等,皆为军人出身之元老,尽可藉武力为背景,逞政治之野心也,然其人率皆浸润儒家学说,出处语默,极有法度,不特不创造武力中心,且能预应时代潮流,首倡政党制度,以图由军人执政而递嬗至政客当权。如原敬氏曩以政友会领袖资格,开政党内阁之新纪元,即出军阀元老提挈之力。由此言之,以法治军,固属法律舆论之权威;而树之风声,善立榜样者,过去之领袖先辈实不能无功。要其人皆有爱国之诚,齐一之志,以身作则,举世景从,法律与舆论遂亦受领袖人物之人格滋培而化为强固有力之物。至于今日,以法驭军。在一般法治国家中,俨若地义天经,毫无疑义,其成绩自非幸致也。

中国久苦军阀,然军人何以必成军阀,国民何以厌恶军人,思之重思之,制度之罪,社会之罪,与军人本身之罪,殆应分负其责。诚以中国号称党治,实则党且未治,何能望其治军。不特此也,党意未尝求与民意一致,而反汲汲焉伺军意之向背;党义未尝求得共同确信,而反汲汲焉随环境为诠释。本身先已无诚不一,奈之何能挟以制驭具有危险性的武力乎。善夫苏轼之言曰:“或为千金与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诚与不诚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终朝,而一线之溜,可以潦石者,一与不一故也。”今日领袖人物之无诚不一,实为党治法治两俱不成之大病根。其结果,政治中心无所寄托,遂不能不始终随武力为转移。兵权所在,万恶包围,军必成阀,环境所造。盖世人以中材为多,上智下愚,胥居少数。以中国军人环境之恶,其不沦于军阀者,非下愚极拙,即高尚绝伦。吾人论事,不当独责军阀,而当促党国先辈领袖之觉悟。须知党治法治,皆为驭军之上策,而要必运用之以人格。诚意与确信,乃人格的权威所由构成。中国今日破坏未终,建设甫始,人治之力,应与党治法治等量齐观。世有大抱公忠诚实不贰之大人物,登高一呼,领导群伦,涵宏光大,以民意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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