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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1 05: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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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平,王国富,吴志樵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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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

军事历史试读:

前言

军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和稳定的象征,在国家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面而系统地掌握军事知识,是我们每一个人光荣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进行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

军事知识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只有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解和掌握,才能全面而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

军事科技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先锋,能够极大地促进基础科技的发展。军事科技不仅用于发展军事武器装备,用以巩固国防建设和促进和平发展,还逐渐转化为民用科技,它极大地提高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发展军事科技是我们提高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优先进行国防建设,优先发展军事科技。

军事战争既有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有进行武力占领践踏正义的侵略战争,但不论什么战争,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都应当避免发生。我们既要反对侵略战争,呼唤世界和平,尽一切努力避免各种形式的战争,但也要积极参与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军事人物既有和平的护卫者,也有发动战争的恶魔。无论是军事领袖,还是元帅将领或英雄,他们都是人类和平的守护神,是人类正义的化身和良知的体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大无畏的精神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和发扬,让其精神永垂不朽。至于发动战争的恶魔,他们是遗臭万年的人类败类,他们背叛人类幸福与和平的道义,摧毁人类文明,使广大人民残遭杀害和痛苦,我们必须人人唾弃,让其永世受到惩罚。

军事历史是我们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窗口。军事与政治向来是相伴相随的,军事历史是政治历史的演绎,也是政治历史发展的高潮。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国家的开始与终极,都是伴随着军事战争的开始或终极。军事历史使政治历史更加集中与清晰,更加丰富与生动。我们要了解历史发展的概貌,首先就要了解军事历史发展的脉络。

总之,学习军事知识,加强国防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学习现代军事科技,加强现代国防建设,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军事历史研究成果和军事科技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军事百科”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4册,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武器装备篇”,主要包括陆战武器、空战武器、海战武器、常规武器、现代武器、古代军事等内容;第二部分“战争战役篇”,主要包括古代战争、近代战争、现代陆战、现代海战、现代空战、现代会战等内容;第三部分“军事人物篇”,主要包括军事领袖、军事元帅、军事将领、军事英雄、战争元凶、军事枭雄等内容;第四部分“战史军史篇”,主要包括欧洲战史、亚洲战史、非洲战史、美洲战史、军事历史、作战谋略等内容。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史事详尽,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军事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本书编委会

中国军队近代化历程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告诉我们,军队近代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民众素质。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自己的文明、智慧著称于世,但也留下了沉沙糟粕。伴随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而演进的军队近代化过程,充满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生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大特点。

事实上,从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军队内部开始移植、萌芽之时起,传统观念、落后意识和儒家文化,就顽固地加以抵制,竭力表现自己。一方面,军队的近代化被限制在以家长制为宗法社会组织的樊篱之中,从清末统治阶级到国民党统治者,都竭力贯彻“忠君”思想,强调遵行纲常礼教、儒家道德。

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熏陶,对军官层和士兵层的大多数人来说,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以此作为部队生活的准则;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滋蔓起来的内倾封闭式小农价值观,也渗透到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各个环节。军官层中普遍存在着裙带风和恩师、门生关系。袁世凯、蒋介石所培植的北洋军阀体系和国民党新军阀,如果从观念形态上追根溯源的活,是可以从小农价值观的泛滥之中寻找到活水源头的。

透过军队近代化的外观,可以见到中国军队军官层中,普遍而广泛地熏染着自私而落后、散漫而懒惰、保守而不求进取等小农意识。同样,组成中国军队基本部分的,仍然离不开广大少有知识、近乎文盲的士兵层,军官中反映出来的各类弱点,其中一部分则于士兵层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

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观念是一种社会的惰性。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进程中,那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所设置的种种规范,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

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几十年里,中国军队在兵器更新和采用某些西式训练方法以及军制等方面的部分改革中,受到了顽固守旧派的狂叫怒骂,受到反科学、反改革的封建陈腐教条竭力抵抗的话,那么,从甲午战争开始,这种正面冲突已经基本结束。但斗争依然存在,并更深刻地反映到了军队内部的肌体中。那种尊古贱今、墨守成法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在兵工厂,进口了“第一流的设备”,而仍然卖力地制造着旧式武器;在军营里,“兵不谙器”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新式武器性能复杂,因而“停半演半”,弃而不用;甚至在战场上,将领们仍守古法,“各执其偏见,以为牢不可破”。先进的军事技术不断受到冷落,完全是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在作祟,这是延宕军队近代化进程的原因之一。

因此,扫除传统观念的影响,抵制落后意识的侵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军队近代化的必然前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从而划清了与地主资产阶级军队的原则界线。这个优良传统,必须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还告诉我们,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无可否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改变现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不引进一些自己暂时还不能生产的先进武器装备,就无法达到这样的任务。

上文所述,那种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封建保守思想,那种死抱纲常名教的封建陈腐教条,那种反对科学、反对新生事物的封建顽固态度,表现了对世界形势的毫无所知,是地道的落后意识观念,是设置在军队近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然而,当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给人们带来的固执保守、盲目自大的神圣灵光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黯然失色时,又会盛行起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之风。这在清末新军编练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末新军编练之始,就强调“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在编练时,新军都以德国人或日本人为教习,编制不仿德便仿日。从编练的内客及方法看,均竭力全盘西化。清政府曾将《西法类编》、《德国陆军操典入门》等书分发各营,将书中兵法、军器、测绘、数学等内容,统统规定为必学范围,“责成营官以时诵习,务期逐渐通晓”;并将世界地图、亚洲东部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指勇丁以为精通门径”。足见新军生搬硬套、盲目抄袭的程度了。

必须指出,这种盲目性与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民主主义革命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是构成这一政权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基本特征之下,表现在军队建设上,则由盲目自卑进而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军事技术装备一切都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人什么都不如外国人。

正因这样,南京国民政府以无条件学习外国全部军事技术作为改革军队的终南捷径,把引进外国所有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加强军队建设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使中国军队近代化遭受窒息的又一原因。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经济基础、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素质密切关联的。试图无条件地一味照抄照搬,把外国资本主义军队所适用的一切办法,嫁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军队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何况,西方列强决不希望通过军队近代化,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他们提供技术、推销军火的目的,除把中国当作一个广阔的市场外,更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

他们不遗余力帮助袁世凯、蒋介石镇压人民,“围剿”革命力量,就是明证。由于长期的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使中国军队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处处仰西方列强鼻息而缺乏自主性,在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崎岖道路上艰难前进。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证明,一定要坚持民主主义,反对军阀主义。这是改造旧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袁世凯编练新军、培植北洋军阀集团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新军从编练之日起,就和湘淮军一样,具有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的特点。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是“淮军余孽”,不能谓之言过其实。

追本溯源,袁世凯本身就是淮军吴长庆的部属,是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所豢养之人”。小站练兵的基干部队是淮军官僚所练的“定武军”。“新建陆军”的绝大多数将领是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袁世凯掌权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竭力组建从属于自己的班底,大肆网罗人才,安插亲信,使所任将领,对袁重用无不时思图报之心,成为他的忠实爪牙。尤其是袁世凯对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更用广收义子或门生等方法,供其门下驱使。对一般士兵,则指使党羽进行宣传,把袁说成是大家的靠山和“衣食父母”。甚至在各营中,设置袁的长生禄牌位,让士兵供奉,使广大士兵只知以效忠袁世凯为己任。

就这样,北洋新军终于演变为袁世凯的禁脔——北洋军阀反动集团。这一集团同其前身在中国近代军队的发展史上,展示了两块完全不同的标记。

在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方面,蒋介石比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上文所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灌输纲常之教,在军队中逐渐编织了一种无形的同时又是无限禁锢的罗网。军队的全体人员,在“服从为军人天职”的口号下,“移学作忠”,效忠蒋家王朝。

长期以来,蒋介石竭力加强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并采取分化瓦解、拉拢腐蚀等手法收买异己,扩充蒋系武装力量。

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国民党实行了野蛮的“连坐法”和“作保法”,规定凡征兵、入军校,都须有地方保甲或族长“作保”;在军队中官兵必须“互相顾瞻,连坐牵扯”,一人犯法。大家受牵连,谁也不能脱身。这是落后的原始氏族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复生,是军阀主义在近代军队中的泛滥。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借用法西斯主义,渲染军国主义,要求全体军人“绝对信仰统帅和绝对服从命令”,做到“不成功则成仁”。集原始氏族制度、封建传统意识和西方法西斯主义于一体,这就是国民党新军阀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也足以说明国民党军队近代化之所以在取得比清末新军大的成绩之后,却留下了难以诊治的恶性病根之症结所在!

毛泽东曾指出,民主主义是铲除军阀主义的有力武器。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靠了这一武器,同军阀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坚持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用民主精神贯注于军队建设的始终,创造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人民军队独有的军队民主的基本形式,这是人民军队能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始终从事于无产阶级壮丽事业的重要保证。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军队的近代化必须要与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结合。只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军队建设才有生命力。与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处于极端艰危困苦的环境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但这个军队还是在向前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由游击队向

正规军

的伟大转变。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支军队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切反动军队无法做到的。人民军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诞生,在与极其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军队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中成长、壮大;人民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正是沿着中华民族为推翻黑暗、摆脱贫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前进的。

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理论

人民军队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

毛泽东极为重视和强调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7日他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建议新政治局常委“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继后又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建军理论与原则,其中主要的有:

1、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要求军队一切行动都要符合这一宗旨。

2、把人民武装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人民解放军中建立总政治部,作为全军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管理军队党的工作;实行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在军队各级建立党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在团以上部队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

3、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党的纲领、完成革命政治任务、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永远是一支战斗队,也担负着工作队、生产队任务。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4、在人民军队中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明确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等。

5、重视军队纪律、作风建设。指出军队有严格统一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革命战争胜利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把纪律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要求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视军队优良作风的建设。要求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等等。

6、重视开展军事学术研究,严格训练部队。毛泽东指出,要彻底消灭一切敌人,全军将士必须开展军事理论研究和练兵运动,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提出了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并重的方针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强调部队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要求部队要随着装备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最新的战术。

7、提出了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要求军队要由低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发展,以保证完成保卫祖国安全的任务。

毛泽东的国防理论

毛泽东极为重视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在保卫和建设国防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国防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1、明确了保卫和建设国防的目标与任务。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1949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国国防的重点和华北、华东、东南各地区的国防重点,运筹战略力量,建立了强大的

国防部

署。还规定了第一、二、四野战军准备支援上述地区的兵力。

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后,毛泽东除运筹抗美援朝的战略力量外,为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蒋军登陆袭击,又适时运筹战略力量加强华东、东南地区的国防部署。为制止印军蚕食中国领土,毛泽东于1962年10~1962年11月,指导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击退了进犯的印军;1969年3月,取得了珍宝岛反击作战的胜利,并加强了“三北”地区的国防力量;1974年取得了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捍卫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领导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其基本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从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外交上,采取各种战略举措,加强国防力量,力图制止或推迟侵略战争的爆发;若敌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军民将在全民皆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人民战争,适时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彻底消灭侵略者。

3、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要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

从1949年到1950年,建立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工程兵部队等军种、兵种,50年代建立了防化学兵、通信兵、铁道兵,60年代建立了第二炮兵,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创办了军事院校,形成了现代化教育体系。

4、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指出,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其原因是“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今后若不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要按照“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军民兼顾”、平战结合的方针发展国防工业,并使其服从经济建设。

从50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兵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和6个国防工业部等领导机构。到70年代,已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尔后不断完善,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发展现代军事科学,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1953年毛泽东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过去较为落后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955年提出了要“钻现代化的国防”、“要钻原子能”的号召。

毛泽东反复强调,发展军事科学,不能走外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必须打破常规,采取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提出了加强军事理论研究,编写战斗条令,发展常规武器,搞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历史任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6、建立了强大的国防防御体系。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指出,“头脑里要有个战略设防思想”。基本内容包括:明确主要敌人,从而规定主要战略方向和国防重点地区;实行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把强大的野战军放在便于机动的地方,以实施机动作战,进行重点打击;建设国防工程体系,在重点地区建设堡垒地带;在纵深地区做点防空降、防空袭工事;深挖洞,广积粮;在房子底下挖洞,各家连通;要到处修地道,准备打地道战;守土有责,要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各省、地、县都要建立地方武装,民兵建设要做到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准备打斯大林格勒式的大城市防御战,不让敌人长驱直入,等等。

7、建立强大的战略后方体系。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全国要搞大后方,各个战区和各个省都要搞自己的大后方。把大三线作为国家的总后方,小三线作为各个省或大区的后方,从“三五”计划开始,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西南、西北地区建立起独立的战略后方基地。还重视加强战略物资、武器生产设备和兵员的战略储备,以利备战、备荒。

斯大林的人民军队理论

斯大林发展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他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军队的地位、作用和建设。十月革命前夕他指出,“没有一支随时准备为革命效劳的武装力量,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建立“和革命利益血肉相连的工人近卫军”;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的工农正规军,以保卫共和国。随着战争危险的增长,斯大林致力于加强国防和武装力量的建设。

他所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有:

1、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加紧研制武器装备,为军队增加数量、提高质量创造坚实的基础。

2、创办军事院校,培养军官。到1939年,建成14所军事学院、63所陆军学校、14所海军学校、32所空军学校,为各军种培养了大量的军官和技术人才。

3、加速陆军机械化和突击能力的建设。1929年组建第一个试验性机械化团,到1941年3月,组建了29个机械化军。1924年开始组建坦克团,到1938年建成4个坦克军,28个独立轻、重型坦克旅,3个喷水坦克旅,并在步、骑兵师内建立了坦克部队。1939年开始建立摩托化师。1942年6月,建立了第一批坦克集团军。大力建设炮兵,到卫国战争前夕拥有火炮、追击炮6.7万门(德军5万门),是当时世界上火炮最多的国家。

4、创建、发展了空军。1918年开始创办了空军支队,1927年又组建了航空兵旅,30年代建立了航空兵军。1936年~1939年建立了3个重型轰炸机集团军。

5、创建、发展防空军。1937年创建了防空军,1942年4月~1945年3月,组建了6个防空集团军,6个防空方面军。

6、重视发展海军。在原有海军的基础上,1932年开始组建远东海军,1935年改为太平洋舰队,1933年~1937年,建立了北方舰队。到卫国战争前夕,苏联海军拥有上千艘各种战斗舰艇,2500余架海军飞机。

卫国战争开始后,边打、边建、边发展各军种、兵种,在战争的头半年中,新建了400多个师。到1942年夏,苏军由战争开始时的500万人,发展到1100万人。1944年,作战部队就有940万人,装备有大炮和迫击炮14.42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57万辆,飞机2.26万架。

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联共组建了31个方面军,68个合成集团军,10个坦克集团军,29个机械化军,18个空军集团军,6个防空集团军,6个防空方面军等。这支强大的军队,对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陆军史话

陆军就是陆地上作战的军种,是军队主要的组成部分。当代陆军主要由步兵、装甲兵、炮兵、陆军防空兵、陆军航空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电子对抗部队、侦察部队、气象部队、测绘部队等兵种、专业兵组成。有的国家陆军还编有空降兵、陆军火箭兵、铁道兵和特种部队等。是一个多兵种、多层次、多功能的合成军种。通常设有军种领导机关,一般按师、团、营、连、排、班的序列编制。有的还编有集团军一级。主要装备步兵武器、坦克、装甲车、火炮、导弹、直升机、汽车等。担负在陆地歼灭敌人的任务,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与海军、空军联合作战。“陆军”一词首见于《晋书·宣帝纪》:“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

在中国,陆军是最古老的军种,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夏至春秋时期,据《尚书·甘誓》等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说明当时已有陆地上作战的军队。主要装备石、骨、竹、木质兵器。《左传·哀公元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表明夏王少康复国时,可能有“旅”一级军事编制。商、西周至春秋中期,陆军中有进行步战、车战的徒卒和车兵。车战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车兵逐渐成为主要兵种,主要装备是战车、戈、矛、戟、剑等青铜兵器和铜胄、皮甲等护身装具,以金鼓、旌旗等作为指挥作战的通信工具。春秋中叶以后,车兵地位下降,步兵地位上升。春秋末期,开始出现骑兵。

战国至五代时期陆军规模进一步扩大,兵种增多。《战国策》、《史记》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等记载,说明战国时步兵庞大,是主要兵种,车兵仍很盛行,骑兵已经兴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中原诸侯国骑兵迅速崛起成为兵种。秦汉时期,陆军分驽兵、轻车、骑士;弩兵在步兵中占有很大比例,骑兵迅速壮大,车兵逐渐淘汰。三国至五代,步兵始终是主要兵种。战国时,重要的铁兵器有剑、戟、刀、矛、匕首等,还有铁制的防护装具甲和胄。远射程弩和抛石机广为运用,并出现垒石和巢车等攻城器械。秦汉时,铠甲已制式化。三国时,魏军装备有大型攻城器械高橹。

宋朝,陆军主要是步军,其次是马军,还有弓兵、弩兵、砲兵、枪手等。辽金,以骑兵为主,并出现使用抛石机的砲手军。元朝,骑兵进入鼎盛时期,蒙古军基本上是骑兵,汉军、新附军多为步兵,砲手军的数量增多。明朝,有步兵、骑兵、车兵、辎重兵等兵种区分,主要兵种仍是步兵和骑兵,并有使用火器的建制部队。清朝,入关前,八旗兵基本上是骑兵,统治全国以后,八旗步兵大量增加,京营八旗中还有使用火器的专业部队;新建的绿营兵则以步兵为主。陆军的武器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

清朝后期开始仿效西方军队的体制编制组建和训练陆军。清末,新军分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统一按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序列编制。

中华民国初年,主要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后又增建装甲兵、化学兵、铁道兵等兵种,步兵人数最多,是陆军的主力。其新定编制序列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以后还有集团军、方面军、路军、军团、兵团等高级编制单位。装备方面主要以仿制和购买西方的武器为主,大量装备陆军的有步骑枪、轻重机枪、高射机枪、山炮、野炮、迫击炮、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汽车、装甲车、坦克和无线电台等。

在外国,公元前6世纪前,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古埃及、苏美尔,就已有陆地作战的武装。此后,阿卡德、乌尔、巴比伦、赫梯、亚述、乌拉尔图、印度等国也建立陆军。步兵是主要兵种,有的还有战车兵、骑兵;主要使用木、骨、石质兵器,也有少量铜、铁制冷兵器。古埃及的陆军由重装步兵、轻装弓箭手、投掷手和散兵组成,按武器类型编为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棒队、投石队。

公元前6世纪以后,古希腊陆军的基本作战队形和组织单位是由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方阵,一般编十人队、百人队,最大的方阵达万人。从4世纪开始,欧、亚一些国家的步兵地位下降,骑兵逐渐兴起,成为陆军的主力。骑兵身着重盔甲作战,乘马有了马鞍、马镫、蹄铁。10世纪末,欧洲的骑兵已完全主宰战场,步兵人数虽多,但只起辅助作用。14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军队陆续大量装备火枪、火炮,陆军内部结构有了新变化,步兵重新成为主要兵种,炮兵数量逐步增多。在西欧,城市的发展也促进了步兵的复兴。

这一时期,许多国家陆军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团,有的是旅。如西班牙陆军编有团,每团辖12个连,每连编250人;瑞典陆军编有旅,每旅辖3个营,每营辖4个连,每连编150人。17~19世纪许多国家已正式将军队区分为陆军和海军。陆军分为战斗部队、勤务部队、战斗部队,主要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有了机枪连和炮兵连、营、团的建制。拿破仑一世创立新型陆军,改变以往的编制,建立由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诸兵种合成师和专门的指挥机关。

19世纪初,出现集团军的编制。欧洲一些国家的炮兵和工兵发展成独立的兵种,陆军开始走向正规化,采取统一的组织编制,使用制式的武器装备,颁布各种条令、条例,实行集中统一指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陆军规模迅速扩大。战争中又新组建大量部队,组织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步兵、炮兵是主要兵种,骑兵的地位有所下降,工程兵、通信兵的作用有了提高,铁道兵、化学兵、装甲兵、航空兵等新兵种和专业技术兵相继产生。师以下部队多实行“三三制”编制。军以上有集团军、方面军。战后,陆军装备大量自动步枪、远射程火炮、反坦克火炮、火箭炮和坦克,部队的作战能力不断增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41年6月,德国总兵力700余万人,陆军就有520万人,编有214个师,其中坦克和摩托化师35个。苏联总兵力500余万人,陆军编成303个师。其他主要参战国的陆军也各有几百万人。部队装备大量新式坦克、火炮、火箭炮、雷达,火力、机动力、突击力显著提高。各主要参战国新组建了大量步兵师、机械化师、坦克师、空降师,有的还建立炮兵军、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方面军。

许多国家都加强了陆军

预备役部队

的建设。战后,在一些发达国家,陆军装备导弹、战术核武器等现代兵器,组织体制和训练也有较大改进,陆军的发展和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陆军不断进行调整,但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规模,数量大大超过战前。80年代末,苏联陆军有231个师,159.6万人;美国陆军有18个师,76.6万余人;中国、印度、越南、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家的陆军,少的有几十万人,多的达百万人以上。

随着各国普遍加强陆军质量建设,陆军员额呈下降趋势。美国陆军1992年共有67.4万人,编有5个集团军司令部、5个军部、14个作战师;1995年,减至12个师,51万人。俄罗斯陆军至1995年底共有70万人,编19个集团军、7个军、117个师和8个炮兵师。

在武器装备方面,各国之间差别较大。多数国家的陆军,装备有装甲输送车和步兵战斗车;坦克的战术技术性能较好;火炮、导弹较为先进;工程、运输等装备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少数发达国家的陆军装备有战役战术导弹,不仅可以发射常规弹头,而且还可以发射核弹头;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的制导系统先进;坦克、火炮和直升机的数量多、质量好;雷达、电子对抗等技术装备精良。发展中国家的陆军,装甲车、火炮、导弹、直升机一般数量少,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也相对较低。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战争的发展,陆军的诸兵种合成程度愈来愈高,合成的单位层次向下延伸;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和地理条件等,编组多种类型部队;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师、军采取灵活的积木式编组;增编雷达、电子对抗、技术侦察、特种作战等部队;加大摩托化部队、机械化部队、坦克部队和空降部队的比例;改善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系统和作战保障系统;发展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射速快、重量轻、全天候的武器装备,增强陆军部队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海军史话

海军,是以舰艇部队为主体,在海洋上作战的军种。

现代海军通常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和海军陆战队等兵种及专业兵组成。

主要装备是作战舰艇、辅助舰船和飞机,配备有战略导弹、战术导弹、火炮、水中武器、战斗车辆等。具有在水面、水下、空中及对岸上实施攻防作战的能力;有的还具有实施战略袭击的能力。可独立地或与其他军种协同执行海洋机动作战。海军通常着特定的制式服装,使用特殊的旗帜、徽章等标志。

海军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它以战船或舰艇为主线,从原始简单的古代战船,发展到多系统的现代舰艇,从个别分散的技术推演出密集综合的技术,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过程。

在木质桨帆战船时代,古代埃及、腓尼基、中国、希腊是世界造船和航海的发源地。古代埃及的造船和航海历史最为悠久,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最早的战船于公元前1200多年出现于埃及、腓尼基和希腊,主要用桨划行,有时辅以风帆。

中国造船技术在历史上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在7000年前已能制造独木舟和船桨,春秋战国时期已建造用于水战的大型战船。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国家已建立海上舰队,有双层和三层桨战船,首柱下端有船首冲角。古代史上著名的布匿战争中,罗马舰队用这种战船击溃海上强国迦太基,建立了在地中海的海上霸权。

中国在三国时期,有高三、四层的“楼船”以及“蒙冲”、“走舸”、“赤马”等多种船型,并且已有风帆战船。南北朝时期发明车船,以脚踏木轮推进。公元11世纪,中国已将指南针用于舟师航海。唐、宋时期使用了水密隔舱、减摇舭骨,舰船建造工艺方面采用画“船样”设计施工、铁钉连接、桐油加麻丝捻缝技术、船渠修造、仿照船模造船、滑道下水等,木质舰船建造技术已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明代已有关于造船的专著《南船记》、《龙江船厂志》;关于航海技术的专著《指南正法》、《渡海方程》,以及涉及大量战船武备的《武备志》等。

15世纪,中国舰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适航性最好的船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7下西洋,已能综合使用陆标导航、罗经指向、天文定位、计程、计时等技术,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即产生于那时。西方帆船舰队的发展,帆装和驶帆等技术的日趋完善,对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及殖民地的掠夺和开发起了推动作用。中国古代海军兵器除刀、矛、弩、矢等冷兵器外,还有专门用于水战的长钩矛、长斧、钩拒、拍竿等。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最早出现火药武器。明代的《武备志》记载有战船使用的“火龙出水”等火药武器;最迟在明洪武10年,中国战船开始装备金属管形火器——火铳;明代唐顺之所辑《武编》记载有人工操纵的“水底雷”等。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海军技术发展缓慢,使用木质桨帆战船,一直延续几千年。船上战斗人员,主要使用刀、矛、箭、戟、弩砲投掷器和早期的火器等进行交战。

在机器动力钢铁战舰时代,由于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冶金、机械和燃料工业的发展,使得造船的材料、动力装置、武器装备和建造工艺发生了根本变革,为近代海军技术奠定了物质基础。军舰开始采用蒸汽机主动力装置。初期的蒸汽舰,以明轮推进,同时甲板上设置有可旋转的平台和滑轨,使舰炮可以转动和移动。与同级的风帆战舰相比,其机动性能和舰炮威力都大为提高。

19世纪30年代,发明了螺旋桨推进器。1849年,法国建成第一艘螺旋桨推进的蒸汽战列舰“拿破仑”号。此后,法、英、俄等国海军都装备蒸汽舰。60年代出现鱼雷后,随即出现装备鱼雷的小型舰艇。70年代,许多国家的海军从帆船舰队向蒸汽舰队的过渡已基本完成,海军的组织体制、指挥体制进一步完善,军舰日益向增大排水量、提高机动性能、增强舰炮攻击力和加强装甲防护的方向发展,装甲舰尤其是由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组成的主力舰,成为舰队的骨干力量。

20世纪初,柴油机—电动机双推进系统潜艇研制成功,使潜艇具备一定的实战能力,海军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兵种——潜艇部队。英国海军装备“无畏”级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以后,海军发展进入“巨舰大炮主义”时代。英、美、法、日、意、德等海军强国之间,展开以发展主力舰为中心的海军军备竞赛。美国人A·T·马汉提出的海权论理论,适应了这种海洋战略的需要,为海军大国所推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主要参战国海军共拥有主力舰150余艘,装备鱼雷的小型舰艇成为具有可以击毁大型战舰的轻型海军兵力。20~30年代,海军有了第一批航空母舰和舰载航空兵,岸基航空兵也得到发展,海军航空兵成为争夺海洋制空权的主要兵种。至此,海军已发展成为由多兵种组成的,能在广阔海洋战场上进行立体作战和合同作战的军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造船焊接工艺的广泛应用、分段建造技术和机械、设备的标准化,保证了战时能快速、批量地建造舰艇。舰载机的研制和使用技术日趋成熟,在提高飞机投弹命中概率的基础上,又解决了鱼雷攻击的技术,其攻击效果超过重型舰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舰载航空兵、航空母舰和潜艇,有了迅速发展。交战双方主要海军国家拥有航空母舰总数,由战前的近30艘,发展到140余艘;潜艇由350艘发展到1500余艘,它们成为海军的主要突击兵力。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逐渐失去主力舰的地位。

在袭击塔兰托、袭击珍珠港、中途岛海战、珊瑚海海战、菲律宾海战、大西洋之战中舰载航空兵和潜艇显示出强大的突击威力;航空母舰编队或航空母舰编队群的机动作战、潜艇战和反潜艇战成为海战的重要形式,改变了传统的海战方式。磁控管等电子元器件、微波技术、模拟计算机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出现了舰艇雷达、机电式指挥仪等新装备,形成舰炮系统,使水面舰艇攻防能力大为提高。潜艇对水面舰艇和海上交通线的严重威胁,推动了声呐和鱼雷、深水炸弹等反潜武器的发展。对海洋环境中目标所具有的磁性、水压、光电、音响、温度等特定物理场的研究,促进了潜艇、反潜舰艇、反水雷舰艇、水中武器和水中探测设备的发展。

由于海上作战规模扩大,海空协同和登陆作战的需要,发展了各型勤务舰船和登陆作战舰艇,加强了海军基地作战指挥、海岸防御、舰艇和飞机驻泊、勤务保障、装备修理等体系的建设,所需的各种技术也逐步形成许多新的分支学科。海军技术从吸收应用、派生、移植基础技术,逐渐地自主发展成为专门技术。

自人类进入了核时代,核导弹、核鱼雷、核水雷、核深水炸弹便相继出现,潜艇、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向核动力化发展;20世纪50~60年代,喷气式超音速海军飞机搭载航空母舰之后,垂直/短距起落飞机、直升机等又相继装舰,使大、中型舰艇普遍具有海空立体作战能力;潜射弹道导弹、中远程巡航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舰空导弹、自导鱼雷、制导炮弹等一系列精确制导武器装备海军,进一步增强了现代海军的攻防作战、有限威慑和反威慑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军用卫星、数据链通信、相控阵雷达、水声监视系统、超低频对潜通信、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现代海军武器装备正逐步实现电子化、自动化、系统化,并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使海军技术发展成为高度综合的技术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拥有海军的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组织编制各不相同。

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日益扩大,海洋开发的扩展,国际海洋斗争日趋激烈。濒海国家都非常重视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不断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发展海军的新武器、新装备,提高统一指挥水平和快速反应、超视距作战能力。海军大国仍将注重核动力舰艇、舰载航空兵和具有核进攻能力的兵种及远程海空预警部队的发展,并重视协调各兵种、舰种及支援保障勤务部队的均衡发展,以增强战略袭击能力和在海洋上机动作战、夺取制海权的能力,提高濒海地区攻防作战能力和应急快速部署能力。其他濒海国家,多数将注重加强海军近海攻防作战能力,少数国家将进一步发展海军远洋作战能力。

空军史话

空军主要进行空中作战的军种。是军队的组成部分。多数国家的空军由航空兵(歼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强击航空兵、侦察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高射炮兵和雷达兵等兵种组成,有的还编有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和空降兵。空军装备的机种,通常有歼击机、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强击机、侦察机、运输机、直升机及其他特种飞机。

空军的基本任务是:担负国土防空,支援陆军、海军作战,对敌后实施空袭、进行空运和航空侦察。少数国家采取空军、防空军分立制,空军不承担国土防空任务。空军具有快速反应、高速机动、远程作战和猛烈突击的能力,既能协同其他军种作战,又能独立执行战役、战略任务。空军是现代立体作战的重要力量,能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在现代国防和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自古以来人类就怀有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的愿望,但是由于科技水平低下,人们也只能将对于飞行的向往寄托于梦想和神话之中。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坐飞毯遨游天空无不体现着人们对飞行的憧憬。同时,人们也通过各种途径对飞行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和探索。

古代中国人民以聪明的智慧创造了许多飞行器具,这些器具是现代飞行器的雏形。

据公元32~92年东汉班固著的《前汉书》记载,王莽时期,曾下令征集贤才抵御匈奴的侵犯。有人以能飞行窥探匈奴兵力部署而应征,王莽令他实验,此人用鸟羽做成两翅膀系于身上,并在头和身上装以羽毛,用两臂带动翅膀,飞行数百步落地。这是人类向往和模拟鸟类飞行的最早实验。

据古书记载,用竹子和纸做成方形大灯,底盘上燃以松脂,当灯内充满热气时大灯便会升空,此灯可用作传递信息、指挥作战,这就是松脂灯。这种灯在中国流传很广,它是热气球的前驱。风筝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直到中世纪才传到欧洲,它依靠空气动力升空,其飞行原理与现代飞机十分相似,各国普遍认为,风筝是现代飞机的祖先。

虽然古时候人们对飞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受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直到1783年,人们才真正实现了翱翔天空的梦想。

1783年6月4日,法国的蒙特哥费兄弟用亚麻布和纸制作了一个直径约30米的大热气球,该气球上升到了1800米的天空,并在空中飘飞了2300米。1783年11月23日法国人罗企艾和达尔朗德在巴黎勇敢地登上了蒙特哥费兄弟制造的热气球,气球升到1000米,在空中飞行了12千米,用时25分钟。此次飞行轰动了整个世界,也激发了人们研究飞行器的新高潮。

1903年12月17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来到了。美国的莱特兄弟利用修理自行车的技术,并在对以往的滑翔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的基础上,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飞机——“飞行者”1号。该机机长6.43米,翼展12.3米,重340千克,机上安有一台12马力的柴油发动机。10时35分,弟弟奥威尔·莱特勇敢地登上了飞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驾机飞上天空的人。虽然此次飞行并不十分成功,但它标志着飞行时代的到来,从此开辟了航空领域的新纪元。

此后,在欧洲便出现了一股“飞机热”,很快就使飞机的各项性能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已达到了实用水平。不久,水上飞机、舰载飞机也相继问世。随着飞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和其适用的范围迅速拓展,有人便自然地将它与战争联系到了一起。

1909年,美国陆军装备了世界上第一架军用飞机。1911年10月23日,意大利在和土耳器作战时,第一次使用了飞机。随后,军用飞机在德、英、法等欧洲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然,飞机最初在战场中主要用于侦察和通讯,但在战场上不免与敌方飞机相遇,当时的飞行员不得不用随身携带的步兵武器进行互射。为此,各国纷纷在飞机上加装杀伤力较强的机关枪,这就出现了主要用于空中格斗的飞机——歼击机,不久又出现了主要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轰炸机。

一战结束后,各国对飞机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不断对飞机进行改进,随着冶金和机器制造技术的进步,飞机的性能不断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有的飞机时速达到了500公里左右。大战中、后期,有的歼击机时速已能达到大约750公里。大战后期,德国和英国制造的喷气式歼击机开始用于作战。这一时期飞机的主要代表有苏制伊5、伊15、伊16歼击机;英国的“蚊”式歼击机;德国研制的“彗星”歼击机——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飞机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军用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武器作战效能越来越高,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现代歼击机的最大速度一般为M(马赫)2.0左右,米格-25飞机最大速度可达M3.0;在飞行高度上,一般不超过2万米。轰炸机多为亚音速,个别的最大速度达到M2.2;最大航程可达1.65万公里,如进行空中加油,每加油一次可使航程增加20%~40%。侦察机最大飞行高度2.4~3.5万米,航程超过7000公里。巨型军用运输机可载运200吨至更多的货物。飞机的种类也因其性能和用途的增加而增加了许多。

目前,军用飞机可分为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轰炸机、侦察机、预警机、军用运输机、电子对抗飞机、空中加油机、军用教练机和军用直升机等。在二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中,制空权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而空军是争夺制空权最主要的兵种,因此,一些军事大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本国的空军力量。

当前,军用飞机发展主要趋势是:广泛采用非金属材料,以减轻重量;重视应用隐身技术;发展垂直、短距起落飞机,以减少或摆脱对机场的依赖;广泛使用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实现机载设备的综合化和智能化、机载武器精导化、远投化、集束化、通用化;采用电子和光电对抗措施增强电子对抗能力。由于美国制造的B2隐形轰炸机在科索沃的出色表现,大型、多用途的隐形飞机将是各国竞相发展的对象。

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史话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着悠久的历史。革命战争时期,为适应对敌斗争和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革命根据地曾先后建立过不同名称的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武装组织,以保卫首长、警卫机关、肃清特务、看押罪犯、维护社会治安等。

1938年5月,从中央保安处特务队、检查站等单位抽调部分人员,组建延安市警察队,编3个班共35人,隶属于市公安局。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警察队编入战斗部队,担任掩护中央机关的任务。1949年8月,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担负中央机关的治安保卫任务。

同时,在全国其他较大的城市,也成立由人民解放军担任的负责城市警备任务的警备队,或以人民解放军为骨干组建的公安总队、公安大队、纠察中队;在省、地区和县,组建警卫营、连,以及公安大队、保卫队、执法队等;在铁路沿线,组建保卫铁路的公安武装部队,初步形成全国性的比较完整的内卫武装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于1950年1~5月,全国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从1950年9月起,这支部队的领导体制和番号几经变化,先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人民警察和解放军内卫、守备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边防部队和人民武装警察等。1982年5~6月,先后将看押劳改犯、守护地方重要目标和警卫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及驻华使领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同公安部门原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民警,组成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正式成立。1985年1月,原属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的水电、交通、黄金部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1987年8月,武装森林警察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

领导体系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隶属于国家公安系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设有领导机关武警总部,机关编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武警总队,地区设支队,县设中队或大队、站、所。有的总队还编有直属支队,按支队、大队、中队、排、班的序列编制。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业务上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领导;武警森林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

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编制序列与内卫部队大体相同。武装警察部队装备轻便、精良,有自己的服装式样、识别标志和军衔等级,其内务制度、纪律要求、队列基础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等则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关条令、条例和规定。

任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基本任务是:

平时,警卫党政机关和部分国家领导人、重要外宾及大型集会的安全;对监狱、劳改管教场所,实施武装警戒和武装看押;配合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追捕及押解罪犯;守卫电台、电视台和国家经济、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等要害部门,以及民用机场、重要桥梁、隧道等目标;进行边防守卫和火灾消防等。

战时,协同人民解放军保卫边防和海防,抗击敌方的入侵;参加城市防卫和保卫重要目标的战斗,组织对空防护;组织重要民用机场、车站、桥梁和隧道的防护;守卫重要的电台、工厂、仓库和科研设施等目标,掩护工业设施和人口疏散;打击敌特和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作战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安全等。

中国民兵史话

中国民兵有着光辉的历史,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形成人民战争思想,创建了人民军队,建立了民兵组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中国民兵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产物,是一支新型的人民群众武装组织,是人民军队的得力助手和强大的后备力量,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均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兵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后,在领导和开展工农运动中,就注意建立工农武装。1922年1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产生了工人纠察队。1924年8月,在广东省广宁县的农民运动中,诞生了农民自卫军。北伐战争时期

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有很大的发展。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提出把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自卫军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彭湃、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广州、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开展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民自卫军,培养了大批骨干。

在此期间,中国南方,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农民自卫军的发展,迅猛异常,声势浩大。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兴起和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特别是1927年3月,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下,以上海工人纠察队为骨干,举行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一度解放全上海,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以革命暴力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尝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人民武装,作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根本。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进军井冈山,在建设红军的同时,广泛发展暴动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组织。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在1929年著名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的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通过和颁发的《苏维埃的武装政策》,进一步强调“武装工农是苏维埃的基本任务之一”。

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陆续颁布了《赤卫军组织法》和《苏区少先队组织条例》,将各个苏区的群众武装统一为赤卫军和少先队,规定赤卫军由23~40岁的青壮年组成,少先队由18~23岁的青少年组成,并规定在赤卫军、少先队之中,挑选部分强壮勇敢分子,组成模范营,作为保卫苏区和参加红军的基本队伍。各苏区的赤卫军和少先队,人数最多时达250万,是当时主力红军的6倍,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护理伤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和扩大红色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赤卫军、少先队也是红军取之不竭的强大后备力量,各苏区坚持实行“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逐步升级的办法,使红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补充,许多地方的赤卫队、少先队,常常是整连、整营、整团,乃至整师地参加红军,如江西兴国县组织起来的工人师、模范师和少共国际师就在1933年先后集体参加了红军,全县38万人中,参加红军的达8万多人。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民兵和自卫队,形成了中国民兵制度。在日军全面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1941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进一步确定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所组成的武装力量体制,并规定民兵和自卫队都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民兵是自卫队的骨干。1945年,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发展到268万余人,自卫队达1000万人以上。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广大民兵拿起各种各样的武器,凭借人熟地熟的特长,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活跃在敌后广阔战场上,展开空前规模的人民游击战争,创造出诸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许多巧妙战法,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民兵和自卫队还日夜担负着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捉拿汉奸等繁重的战斗勤务,并同人民群众一起,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所到之处,断粮缺水,处于困境,为主力部队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8年,民兵共参加作战29万多次,歼敌10.6万余人,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民兵战斗英雄。闻名全国的爆破英雄李勇、于化虎、赵守福、李明、李念林;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刘二堂、高运成、陈丙昌;劳武结合模范张初元;智勇双全的女民兵英雄孙玉敏、刘虎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河北省曲阳县尖地角村的民兵队长李殿冰,带领民兵运用麻雀战打击敌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同敌人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被群众誉为“爆破大王”的山东省海阳县赵疃村民兵于化虎、赵守福,运用地雷战大量杀伤敌人,在1945年中的105天时间里,带领本村民兵和邻村民兵,用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303名。

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著名爆破英雄李勇和他领导的爆破组,仅在一次反“扫荡”中,就用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1942年,日本侵略军的一个团,多次向河北省清苑县冉庄进犯,冉庄民兵采用地道战与地雷战相结合的战法,仅两次战斗就打死打伤敌人150多名。1942年10月,日本侵略军集中1万多人的兵力侵占太岳抗日根据地沁源县城,沁源人民配合八路军太岳军区,运用围困战与敌人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敌人侵占前,全城实行“坚壁清野”;敌人侵占后,民兵与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到处袭击、截击敌人。

到1945年4月,经过两年半时间,共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4250多人,终于迫使敌人退出了沁源县城。为了袭扰敌人,民兵还经常配合正规军、游击队,向敌人开展破袭战。有时在一夜之间,突然出动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把一个地区的铁路、公路和桥梁破坏,把电线割断,使敌人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陷于瘫痪。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不完全统计,1941~1945年,全区民兵共捣毁敌碉堡1141个、炮楼307座、炸毁汽车368辆、火车头46个、破坏公路3.76万公里、桥梁763座。广大民兵的艰苦奋战,对取得“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斗争的胜利,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战,起到了巨大作用。解放战争时期

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的指示,进一步整顿发展民兵组织,使民兵队伍迅速扩大,人数达550万,自卫队则发展到数千万人。广大民兵,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保卫解放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年解放战争,民兵参加大小战斗11.47万次,歼敌20.47万人。民兵在支前工作中更显示了巨大力量,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民兵为骨干组织的支前大军即达880万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许多民兵还随军远征,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民兵,跟随人民解放军跨黄河,渡长江,一直打到福建和广东的海南岛(今属海南省)。山西民兵“野战团”、“基干团”随军远征,西至甘肃凉州,北至内蒙古。广大民兵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兵被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军事制度。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1950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提出在全国实行“普遍民兵制度”,把过去战争时期实行的自愿参加民兵的原则,变为按照规定的条件普遍参加民兵的制度。规定凡适龄男性青年,只要身体健康,不分民族、种族、社会出身、教育程度,都有参加民兵的权利和义务。

1958年,为对付美国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毛泽东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全国从农村到城市,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

1962年6月,毛泽东指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促进了民兵工作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兵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虽一度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但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民兵建设仍然取得了进展。

1976年10月,中央军委及时整顿和恢复了民兵的传统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民兵的组织建设、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都相应地进行了调整改革,武器装备也不断得到了改善。

1984年5月31日,颁发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进一步确立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

1990年12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新修订的《民兵工作条例》,对民兵工作的任务、指导原则、组织建设、政治工作、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战备执勤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推动了民兵工作的全面发展。这对增强广大人民的国防观念,进一步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维护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稳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代中国民兵,经过40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建立健全了民兵各级领导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兵组织领导体制。

全国的民兵工作由

总参谋部

主管;军区按照上级赋予的任务,负责本区域的民兵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民武装部是本地区的民兵领导指挥机关;乡、镇、街道和企业事业单位设有人民武装部,负责民兵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民兵工作也实施领导,组织和监督民兵工作任务完成。民兵工作的任务是:

1、建立和巩固民兵组织,提高民兵军政素质,配备和管理民兵武器装备,储备战时所需的后备兵员。

2、发动民兵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组织民兵担负战备勤务,维护社会治安。

3、组织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抵抗侵略,保卫祖国。民兵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28岁以下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基本训练的公民,编入基干民兵;其余18~35岁未编入基干民兵的男性公民编入普通民兵;女性公民根据需要参加基干民兵。民兵按照便于领导、便于活动、便于执行任务的原则编组。农村一般以行政村为单位编成连或营;城市以企事业、街道为单位编成排、连、营、团。基干民兵单独编组,根据人数分别编成班、排、连、营或团,并根据战备需要和现有武器装备,组建民兵专业技术分队。在重点人防城市、交通枢纽、重要目标等,组建民兵高炮营、团。

民兵训练,按照总参谋部颁发的《民兵军事训练大纲》进行,由县人民武装部组织实施。未服过现役的基干民兵,18~20岁期间,参加30~40天的军事训练。专业技术兵的训练时间,按照实际需要适当延长。县建有民兵军事训练基地,对民兵集中进行规范化训练。民兵的武器装备,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划。全国民兵配有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高射机枪、高炮、地炮和反坦克武器等。民兵的政治教育,主要结合组织整顿、军事训练、征兵和重大节日活动进行。

在平时,根据民兵的思想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练兵习武的自觉性,发动民兵带头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战时,动员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组织民兵开展杀敌立功、瓦解敌军等活动,保证战斗、战勤任务的完成。当代中国民兵已经遍及广大城乡,并拥有高炮、地炮、通信、防化、工程、侦察以及海军、空军等专业技术分队,能随时执行作战任务。

民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继承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既是对敌斗争的战斗队,又是生产战线上的突击队,不仅在解放沿海岛屿、剿灭土匪、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暴乱、抗美援朝和历次自卫反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建立军民联防,在海陆边防线上配合和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

仅据四川、广西、湖南等11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在1950~1953年的剿匪斗争中,参战的民兵达185万余人,作战10.7万余次,歼灭土匪30.4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32.3万余件,特别是侦察匪情、追捕匪首,民兵成为主力军。

从1950~1979年,全国共歼灭小股武装特务104股,827人,其中大部是民兵单独或配合军队歼灭的。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民兵的一项经常任务。1953~1961年,全国各地民兵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种刑事案件达139万起,捕获犯罪分子99万多人。在1983年开展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全国共出动民兵238万人次。

在发展生产,抢险救灾,植树造林,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民兵也常常起着骨干带头作用。如1976年7月唐山发生地震后,唐山市和附近各县、区投入抗震救灾的民兵达152万人,组成抢险队1.3万个,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抢救出群众37.7万多人,转移和护送伤员17.6万人。1983年夏,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沿江数省曾动员数百万民兵参加抗洪斗争,其中仅湖北省就有191.9万民兵参加抢险救灾,占全省抗洪总人数的64%,由15.29万名民兵编成4864个突击队,加固堤防540公里,排除大小险情1万余处。

1991年夏,全国部分地区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据15个省、市统计,参加抗洪救灾的民兵有1100万人,抢救群众200多万人,抢救物资193万多吨,加固堤坝数万公里,其中仅安徽、江苏两省就组织民兵300多万人,抢救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130多万人,转移物资130多万吨,排除险情4500多处。1987年5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动员民兵1.9万人,组成74个扑火突击队投入灭火战斗,受到灭火指挥部的表扬。

广大民兵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植树造林,成绩显著。到1984年,仅甘肃省民兵就造林1034万亩,占全省造林面积的63%。

中国预备役史话

中国十分重视军队后备力量建设。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建有赤卫队、自卫军和民兵等组织。这些群众武装除配合军队作战、保护群众、保卫生产、保卫地方政权外,还担负着军队的兵员补充任务,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明确规定建立预备役制度,在全国普遍实行了士兵的预备役登记,在部分地区进行了预备役军官登记的试点。1984年重新颁布的兵役法,提出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使预备役有了新的发展。

按照兵役法的规定,公民要依法服现役,退出现役的士兵和军官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公民,在规定年龄内要服预备役;服现役和预备役,都是公民必须履行的兵役义务;民兵是预备役的基本组织形式;预备役分为士兵预备役和军官预备役。士兵预备役成员包括:所有民兵和经过预备役登记的符合士兵预备役条件的男性公民。

其中,基干民兵和28岁以下经过预备役登记的退伍士兵、地方专业技术人员为第一类士兵预备役;普通民兵和经过预备役登记的29~35岁的退伍士兵及其他男性公民为第二类士兵预备役。服满第一类士兵预备役的人员,根据需要转服第二类士兵预备役。军官预备役成员包括: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的军官,确定服军官预备役的退伍士兵、高等院校毕业学生、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民兵干部及非军事部门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各类预备役军官,按照规定服预备役已满最高年龄者,即退出预备役。

为适应现代条件下军队快速动员的需要,国家组建了预备役部队,分军种和兵种预备役部队,由预备役人员和少量现役军人编成,配有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平时有计划地进行军政训练,战时能迅速成建制地转为现役部队,执行作战任务。预备役人员在历次自卫反击战、维护社会治安、抢险救灾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

军制

军制即军事制度,是国家或政治集团关于组织、管理、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制度。军制的作用主要是从组织、制度和法规上保障军事建设,发展军事潜力,增强军事实力,以便于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争,内容主要有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等。国防部

国防部是国家中央政府中的军事行政机关。

国防部通常隶属于政府首脑,也有直属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在组织上,一般设部长或大臣一人、副部长若干人,主要由军官或文官担任,部内通常设有若干业务部门。在职权上,多数国家的国防部全面负责国防事宜及各种武装组织的建设和作战指挥;有少数国家的国防部只负责指挥和管理军队。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是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总参谋部的主要任务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贯彻执行军队最高统帅和国防部长的命令、指示,搜集和提供情报,拟定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指挥并协调军队作战。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事务咨询或决策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些国家关于国内外安全和对外关系事务的高级咨询或决策机构。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作为总统顾问,统一研究和制订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并掌管情报部门。总统任主席。法定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总统任命并经联邦参议院批准的其他官员。

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是法定的军事顾问,中央情报局长为情报顾问。其工作班子是总统办公室的一部分,由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国家军事咨询和指挥机构。

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一些国家的高级军事咨询和指挥机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总统及国防部长领导军事的咨询机构与指挥军队的执行机构。它隶属于国防部,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组成。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战略、后勤支援和军事动员计划,制定诸军种联合作战和训练原则,组织诸军种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对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实施作战指挥等。

武装力量

武装力量是国家各种武装组织的总称。

武装力量包括军队、警察、宪兵、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等正规和非正规的武装组织。它是国家(或政治集团)执行对内对外政策的暴力工具。

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武装力量的构成也不同。有的由单一的军队或警察或民兵组成;有的由军队和非正规武装组织构成。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统率。实行以军队为主体的与其他武装组织结合的体制,平时保持一支精干的常备军,并建立健全预备役制度,加强后备力量建设,战时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与指挥。一些国家还结成军事联盟。正规军

正规军是统一编制和管理的军队。

正规军是一支按照统一的编制,统一的武器装备,统一的制度、纪律和服装、标志,进行组织、管理、训练、补充和供给的军队,是武装力量中组织完善、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分。

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的军事经济基础的建立,是建立正规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在17~18世纪就建立有自己的正规军。预备役部队

预备役部队是战时可快速转为现役的武装组织。

预备役部队是国家平时组建的、战时可快速转为现役部队的武装组织。它以现役军人为骨干、预备役人员为基础编组出成。组建预备役部队是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保证战时迅速扩编正规军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在现代国防和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有预备役部队。

北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

北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是根据1950年9月北约组织决议组建的联合军事组织。军事委员会是其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由参加北约防务一体化的各国总参谋长组成,负责拟定防务政策和战略方针,并向北大西洋理事会和防务计划委员会提出建议。该委员会下辖有北约欧洲各战区司令部、北约北大西洋战区司令部、美国—加拿大地区盟军计划小组等。各国向上述战区司令部提供的部队接受军事委员会和本国政府的双重领导。

特技飞行队

特技飞行是在空中做动作造型的飞行技术。

特技飞行是一种专门的飞行技术。飞行员驾驶飞机在空中不断改变飞行姿态,如多方向的旋转、翻滚,飞出各种弧线形状等。它对于提高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培养勇敢精神和充分发挥飞机的飞行技能等,有重要的作用。

特技飞行队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飞行表演队,现在各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特技飞行队,属空军编制。

1913年,法国成立了第一支特技飞行队,被命名为“法兰西巡逻兵”。1964年2月,法国国防部正式将“法兰西巡逻兵”这一崇高的荣誉授予普罗旺斯的高级飞行学院特技飞行队。

从此,这个飞行队就成为代表法国空军的唯一的特技表演飞行队。目前主要进行飞机表演,其表演动作复杂精彩,令人眼花缭乱。

美国“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是一个以“菱形”编队闻名的特技飞行队,其声誉响彻世界。

1953年,美国空军“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成立。“雷鸟”飞行表演队的表演用机是美空军现役主力之一的F-16战斗机。“雷鸟”飞行表演队通常使用6架F-16战斗机进行表演,其中4架为编队特技,2架为单机特技。“雷鸟”飞行表演队经常采用“菱形”、“楔形”、“一字”等编队队形,表演动作惊险刺激,令人目不暇接。其中4机“菱形”编队为“雷鸟”的绝技,头尾相衔,机翼相接,令人惊叹,充分体现了“雷鸟”作为一流飞行表演队的魅力。“雷鸟”飞行表演队出访的国家和地区之多,大概是世界第一,至今航迹遍及美国50个州和世界50多个国家,累计表演3000多个场次,观众达2亿多人次。

军用标志

军用标志有多种使用情况:象征军队、军种或建制部队的标志,如军旗、军徽等;用以表明军人所属军队、军种、兵种、专业性质和军人军衔的标志,如帽徽、胸章等。军衔是用缀在肩章或领章等处的等级符号,标明军人社会地位和军事级别的称号。军衔的等级,通常由将官、校官、尉官、士官和士兵构成,有的国家在将官之上还设有元帅,在尉官与士官之间还设有准尉。军旗

军旗是象征军队或建制部队的旗帜。

军旗是表示该军队或部队属何国武装力量的一种标志。军旗一般由旗幅、旗杆和旗顶组成。旗幅的规格、质料、颜色、图案及制作方法等,各国军队都有严格的规定;旗杆一般为金属品,表面有旋纹;旗顶,即杆头,多为金属制成的矛、十字等图形。军旗通常由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或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正式批准颁发。军徽

军徽是象征军队或军种的徽章。

有些国家的军队各军种都有自己的军徽。把具有一定意义的图案制成徽章作为某一军事集团的象征和军事首领的标志在古代就已经出现。公元前5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军队中出现装饰有神祇和动物小雕像或刻绘着特殊象征性图案圆盘的矛和杆,这是早期的军徽标志。

同时,还出现了军事首长、高级官员的个人标志。公元10~13世纪,西欧骑士的盔甲和旗帜上出现了区分各种骑士身份的贵族家族纹章。之后,军旅中的徽章不断发展,逐渐发展成象征军队或建制部队的标志之一。

武装战争

通常所说的武装斗争,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组织和使用武装力量进行的斗争,包括战争和战争以外的武装冲突,它发生于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其中,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武装斗争,是推翻反动统治、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解放的主要手段。

武装斗争的历史源远流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武装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频繁发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规模和方式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古代,主要方式是以较密集的队形进行近战、白刃格斗和车战;到了近代、热兵器成为武装斗争的主要工具,火枪队和炮兵队在武装力量中占主导地位。

历史步入现代以后,武装斗争逐渐带有现代化色彩,往往由诸军兵种合成的、装备有大量坦克、舰艇、飞机、自行火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武装力量,采用多梯次、大纵深、多方向的方法进行立体作战,其规模范围空前增大,破坏性、残酷性大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高技术信息时代后,精确制导武器、导弹核武器、电子战武器、航天武器、定向能武器、智能武器等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系统的大量涌入战场,将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最为引人注目。19世纪后半叶,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探讨武装斗争和军事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

20世纪初,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实践了武装革命的理论,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粉碎了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达28年的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种族主义战争论

种族主义战争论,是一种以种族主义思想为依据,把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根源归结为种族差别与矛盾的理论,认为种族差异和矛盾是导致战争的本源。

这种理论把人类分为“优等”人种和“劣等”人种,战争是“优等”人种和“劣等”人种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认为“优等”人种是人类文明的代表,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劣等”人种愚昧低能,注定要沦为被统治者。

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学者戈宾诺在《人种不平等论》中指出,淡黄头发的雅利安人是创造伟大文明的优等人种,只有排除黑人和黄种人血缘才能保持社会繁荣。法西斯独裁分子希特勒则把这种理论作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宣称,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应当成为“地球的主人”,并以此作为大肆屠杀犹太人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依据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大肆屠杀犹太人,仅在华沙西南那个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就杀害了约200万犹太人。

在整个欧洲,2/3的犹太人约600万被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族主义战争论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但西方仍有一些种族主义者继续鼓吹用战争手段征服其他民族和国家。种族主义战争论是一种反动的战争观,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推行强权政治的一种借口。

中国古代军队的“三军”称号

古代部队分前军、中军、后军,或者是左、中、右军,简称“三军”。

按照周朝规定,各诸侯国依照分封时的定例,可以拥有1个军或2个军,那个时候1个军大概是2.3万余人(不包括战车兵),每军辖3师,每师7500人,师下辖3旅,每旅500人,旅下辖10队,每队50人。

后来晋文公,也就是流亡19年的公子重耳,在归国当上国君后,为了对外用兵,首先打破祖制,将军队扩充到3个军,从那以后,在提到军队时,就会说“三军将士”。

另外,在当时三军司令也并不叫三军总司令,而是称为先前的太尉、司空或兵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但是其并没有军队的指挥和调动权(只是行政管理),但他们却能调动军队。

在魏晋以前三军司令叫做大将军;南北朝时改称大元帅;明清时又改叫做大将军;现在称为国防部长。

中国古代军队的兵礼与军法

据儒家的归纳总结,西周时期的“五礼”中就有“兵礼”。兵礼既包括交战的规则,也包括了军队中的各类礼仪和纪律。春秋战国以后不再有完整的兵礼,但是却有严密的军纪和严酷的军法。另外也还有一些交战的一般规则。交战的一般规则

公元前638年,宋国纠集了卫国、许国、魏国一起进攻郑国。宋国是商朝灭亡后的商族人国家,西周之初受到周族诸侯国家的严密监视。春秋时期宋国开始摆脱被周族诸侯国家监视地位,而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更进一步,想步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的后尘,来当中原诸侯各国的霸主。当时郑国已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因此宋襄公打算通过这次征讨来树立他在各诸侯国的称霸地位。

宋国的大夫司马子鱼劝说他:“上天在很久以前就抛弃了我们商族,您想要振兴宋国,恐怕是违背天意的。”宋襄公不听。

楚国为解救郑国,直接出兵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迎击楚军。宋军先排列好了阵势,而楚军还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乘着敌军在渡河的机会发起冲锋,宋襄公不同意。楚军上了岸,正在排列阵势的时候,司马子鱼又建议赶紧冲锋,宋襄公又断然拒绝。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后,宋襄公才下令冲锋,可是由于宋军实力弱于楚军,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宋襄公自己大腿受了伤,卫队也全部被消灭。

宋襄公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国内,宋国人都一致谴责他。宋襄公为自己辩护说:“君子打仗时对于已经负伤的对手就不再伤害,不捉已经有白发的俘虏。古代军队作战时从不乘人之危发起进攻。我们商族是亡国的后代,不能向尚未排列阵形的敌人发起冲锋。”

司马子鱼说:“您不懂打仗。敌人比我们强大,队形混乱不成阵势,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乘机冲锋,有什么不可以的?即使是这样还难说一定获胜。而且对方都是我们的死敌,就是老头,抓到就是俘虏,哪里还要管他有没有白头发?我们训练军队就是为了杀敌,为什么不可以多次杀伤敌人?如果不想重复伤害,那就不如别去伤害;要爱护敌人的老年人,还不如索性就不打仗。”

宋襄公由于泓水战役中的负伤,在第二年死去。

宋襄公因为这次战役的指挥而遭到后世的一致嘲笑,记载这个故事的《左传》一书显然就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司马子鱼的立场上的,而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更是将宋襄公的举动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从历史的角度看,宋襄公很可能是在遵循西周时期诸侯贵族之间的交战规则,只不过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规则已经过时,不再被人们遵守,而宋襄公企图以严格遵守交战规则来表示自己是“周礼”的真正捍卫者,进而为自己中原称霸找到理由,结果是落得个受人耻笑的下场。

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记述以及议论中,可以发现在西周以及春秋早期,确实存在一些基本的交战规则。

比如儒家的《礼记·月令》一书认为在春天不可发动战争,只有到了立秋这一天,国王带大臣到西郊“迎秋”后,可以开始发动战争。《春秋公羊传》称西周的“兵礼”是“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不破坏别国的祭祀设施,不俘虏有白发的人;“不加丧、不因凶”,对于正在为国君服丧以及有灾荒的国家不得发动战争。

宋襄公所说的双方应都排列阵势后再进行交锋,不要对伤员再加伤害,这也应该是西周“兵礼”的内容。

兵家著作《司马法》也说西周作战要“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战场追击不要超过100步,战役追击不要超过3天的行军)。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这些交战规则已被抛弃。人们已经认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兵不厌诈”、“勿击堂堂之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的理论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在后世流传下来的交战规则主要只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春秋时期诸侯派出的外交使节是不可侵犯的。公元前596年楚国派出申屈出使齐国,楚庄王特意嘱咐不要从宋国经过。宋国执政华元听说了,觉得这是对宋国的莫大侮辱,就设伏击杀死楚国使者。楚庄王为此“投袂而起”,出动大军包围宋国国都整整9个月。

宋国派出使者到晋国告急,晋国上一年刚被楚军打败,不敢冒与楚国全面冲突的危险,只是派解扬为使者劝宋国坚守,不要投降。解扬经过郑国,被郑国抓起来交给楚国。楚庄王亲自接见解扬,企图买通他,要他向宋军喊话,说晋军不再提供救援,断绝宋军的希望,解扬不同意。经楚庄王几次威逼利诱,解扬才答应下来。可是当解扬来到瞭望城中的楼车上,就大声疾呼,说晋国援军不日就到,请宋国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

楚庄王大怒,解扬说:“我答应你的条件只是为了实现使命,现在使命实现了,请立刻处死我。”楚庄王无话可说,反而释放他回晋国。长期围困而无战果,楚庄王打算退兵,可申屈的父亲拦在车前,说:“我儿子不惜生命以完成国王的使命,难道国王要食言了吗?”楚庄王无言以对。申屈父亲建议在宋国建造住房、耕种土地,表示要长期占领宋国,宋国就会表示屈服。

宋国见楚军不肯撤退,就派华元为使者来谈判。华元半夜里潜入楚军大营,劫持了楚军统帅子反,说:“我的国君要我为使者来谈判,现在城内确实已是‘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是如果订立城下之盟则情愿举国牺牲。贵军退到30里外,我国唯命是听。”子反就在睡床上保证做到。第二天报告了楚庄王,楚军真的退30里外,和宋国停战,双方保证不再互相欺瞒,华元作为这项和约的人质到楚国居住。

后世将这一交战规则称之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时两国使节以礼相见的故事是“彭城相会”。450年南朝刘宋与北魏发生战争,刘宋发起北伐,先胜后败,战略据点彭城被包围。江夏王刘义恭率领军队死守彭城,北魏太武帝想一举打过长江,派出李孝伯为使节进彭城劝降。刘义恭派了张畅为代表与李孝伯谈判。两人都是当时的“名士”,互相代表各自的君主赠送礼品,尽管处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但他们在谈判中却仍然是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这次谈判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可双方的礼节及言辞,一直被后世誉为战场佳话。战场的处置

中国古代另一项不那么文明的交战惯例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观”和“阙”、“门”的意思相近,是指道路两侧成对建筑的作为防御工事的大土堆。

这也是很早以前就形成的惯例。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

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7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7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不敬者,将罪大恶极者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坏蛋。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

他于是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从以上这段《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习惯都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筑为京观,而楚庄王另行解释了筑京观的意义。《左传》的作者显然是赞同楚庄王的说法,因此有意略去所有的有关京观的记载,并以楚庄王的这段话来批判将普通阵亡者尸体修筑京观的行为。

司马迁写《史记》也继承这一传统,认为战争中的阵亡者都是各为其主,并没有罪过,不应该被修筑为京观。秦军在长平大战中战胜赵军,秦军统帅白起无法处理多达数十万的战俘,索性将战俘全部屠杀,并将赵军士兵尸体堆积为京观。司马迁特意用“阬”来表示这件事,“阬”字的原意是高大的门楼,而“观”与“阙”相通,也有门楼的意思。而“阬”与“坑”又可借用,以后也就往往写作“坑”。

在《史记》中这样的记载很多,比如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又“坑”460多个对他有怨言的儒生。这都是将这些无辜者处死后,再将他们的尸体堆积封土、成为一对大尸堆,吓唬其他的民众。司马迁认为这是滥杀无辜,因此记录为“坑”。

后来记载项羽也曾“坑杀”襄城守军,“坑杀”新安的20多万秦军战俘,这也都是认为项羽是屠杀无辜的战俘并堆积尸体、夸耀战功,因此也是用“坑”来表示。

后世的史籍一直都保留这个传统,凡是作者认为是合法的、处置坏蛋的堆积尸体并予以封土的,就记录为“京观”;如果作者认为是非法的、是滥杀无辜的,就记录为“坑”。

比如《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6丈,高6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

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史学家认为是合乎楚庄王所言的惩治罪大恶极者标准的、或者至少是将阵亡的敌军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为“京观”;而认为根本是滥杀无辜、或者是屠杀战俘后将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之为“坑”。

见于史籍的这种“京观”记载很多。

比如418年夏国进攻关中地区,将东晋军队阵亡士兵的首级堆积为京观,号“骷髅台”。

隋炀帝征高丽失败,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

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

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瑭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

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

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关“坑”的记载就更是史不绝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比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而《三国志·魏本纪》就不提这事。

258年司马昭攻破诸葛诞盘踞的寿春城,俘获东吴援军,有人建议说这批吴军士兵不会真心归降,应“坑”之。司马昭没有同意,只是将这批俘虏迁离边境地区。可见当时仍然习惯对于用不着的俘虏都“坑”杀。《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晋书·载记》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也显然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可见该书的“坑”记载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

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但是《宋史·田况传》的评论认为,田况就是因为坑杀降卒,导致“无后”。《明史》记载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杀敌军俘虏,徐达阻止不及,以后徐达得以为全军统帅。军营礼仪

西周时期的“军礼”包括了交战的规则,也包括军营礼仪。这些礼仪在当时也是维持军事纪律、保证军事行动效率的重要制度。祭祀礼

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战胜,是古代军队最重要的礼仪。这种庄重的礼仪同时也是用来坚定将士的必胜信念。

儒家经典称西周时凡出动军队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屠宰牛羊献祭祖先、社稷(土地与谷物神)。全体出征将士列队,屠宰后的牛羊还要在队列左右转一圈,号为“殉阵”,并宣布“不用命者斩之”。统帅亲自将牲血淋在军器上,号为“衅”,象征性的将作战使用的旗号、战鼓、金铎、兵器等淋上一点牲血。奇怪的是淋过牲血的战车却要放回库中保存。祭祀结束后的牛羊煮熟了,即“胙肉”,分给将士们享用。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仍然保留这样的传统。而且可以知道当时往往是将敌军的俘虏当场杀了作为祭祀品,并将其鲜血淋在战鼓上,号为“衅鼓”。

比如公元前627年崤山战役中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等3个将军被俘,后来晋国因国君夫人的请求释放了这3个将军,但又反悔,派兵追击未及。孟明视在船上高喊:“承蒙晋君恩惠,不以我们衅鼓,让我们回国接受本国死刑。如果万一不死的话,3年后再来拜访。”

公元前537年,吴国与楚国发生战争,吴王派了自己的弟弟蹶由去犒军,半路上被楚军俘虏。楚王要将蹶由“衅鼓”,还调侃地派人问他:“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卜到了个吉卦?”蹶由回答说:“我是得了吉卦。我国国君得知大王可能要攻打我国,问卦说:‘要派人去犒军,并侦查情况可以早做准备。’结果得了吉兆。现在大王要拿我衅鼓,我国就知道要提防了,这不是大吉吗?”楚王听了不是滋味,就没有杀蹶由。

汉代每年立秋在祭祀上天的仪式“郊礼”结束后,皇帝坐红鬃白马拉的车,在东门外的大路上亲自射杀一只麋鹿,谒者用车将麋鹿送到太庙祭祀。当委派大将出征时,由符节郎代表皇帝向大将授予“节”、“钺”。西晋改为皇帝亲自到场,由尚书授予大将节、钺。出征时仍然要举行上述的出征礼。

这些礼仪长期沿袭。北朝略有修改,北齐在出征礼上增加了祭祀的神灵,包括了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之类的行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并且专门举行单独的祭祀军旗的礼仪,要卜得吉日,以太牢(全牛、羊、猪)祭祀军旗。

到了战场后要举行祭祀当地土地神的礼仪,准备黑色的牲,排列队伍,在辰位上设置祭坛,堆起柴堆,宰牲献祭,乐队奏《大护》曲。礼毕,撤牲后将柴堆点燃。战前一日,举行祈祷祖先、土地仪式。如果得胜,就以太牢祭祀报答,胙肉赏用命战士。并在社坛处死不用命者。

北齐的礼仪后来被唐宋等朝代沿袭。军队的前导大旗被称为“牙旗”,师出必祭,祭祀的礼仪也被定名为“祃”,有专门的“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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