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斯顿·丘吉尔著刘灿译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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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的战争——丘吉尔亲述二战试读：
序言
在《世界危机》《东战线》和《战后》中，我曾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
与这些书一样，我尽力效仿笛福的《一个骑士回忆录》的叙述手法，以我个人的经历为线索，对那些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进行论述。我也许是唯一一位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两次浩劫的人。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担任的只是次要的职位，但在第二次对德战争中，有5年多时间，我担任英国政府的首脑。因此，我的这本书便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立场，在撰写过程中我所拥有的权威也远非从前几本能比。
我的全部公务工作几乎都是我口授秘书办理的。在我就任首相期间，我发布的备忘录、训令、私人电报和节略，总数可达100万字。那时每天都得根据所能得到的资料处理许多重要事宜，以致逐日写出来的文件不免存在许多缺点。但如果把这些文件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在英国国家战争和政策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对自己所见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我不知道现在或过去是否曾有过这种关于战争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记录。我并不想把它称为历史，因为编写历史是属于我们后一代人的工作，但我极有信心地说，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贡献，对后世会有所帮助。
这30多年来的行动和主张，包含和反映了我毕生的努力，愿人们据此对我作出评断。我恪守一个原则：除非事前曾公开或正式发表过意见，或提出过警告，我决不对任何在战争或政策上的措施做事后的批评。实际上，我在事后的回顾中，已将当时争论中的许多严厉的措辞改得相对温和了。我记述了那么多我所爱戴和尊敬的人，他们同我的分歧令我十分难过，但如果不能在未来到来之前对过去的教训作出总结，那就不对了。本书记下那些诚善者的行为，但愿不至于有人因此轻视他们，却不去反躬自省，检讨自己履行公职的情形，吸取过去的教训作为自己未来行为的借鉴。
不要认为我希望所有人都赞同我所说的一切，更不要认为我所写的是在迎合公众。我，凭借自己一贯的见解提出论证。我已尽己所能地去慎重地核实材料，然而随着缴获敌方文件的披露，或是其他新的发现，不断有更多的史实被公之于世，这就可能会为我所下的结论提供新的补充。在所有事实还未明了以前，把一些确实、可靠的记录和书面意见保存下来作为根据，这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公开征求意见，想给这次战争起个名字。我立即脱口而出：“不需要的战争。”没有哪一次的战争能比这次战争更容易被制止的。上一次大战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好不容易留剩下的，又在这次大战中被毁光了。在亿万人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之后，我们仍无法获得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于危险之中，比起曾被我们克服的更为严重，这可以说是人类悲剧的高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殷切地希望，下一代人能把前人犯过的错误改正过来，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温斯顿·丘吉尔1948年3月于肯特郡恰特韦尔庄园第1章 打赢了战争，只是开始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几乎普遍抱有世界即将获得和平的想法，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各国都能秉承正义，依循常第理来慎重地处理事务，各国民众这种衷心渴望原本不难实现。“为了消灭战争而战斗”已然成为共识，人们纷纷付诸行动，以促使这一事实尽早实现。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被认为手握大权，他曾设想构建“国际联盟”并使之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则对这一设想进行整理和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机构，作为人类艰苦前行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永久存在。
胜利之后的协约国，尽管还需面对国内的巨大困难，以及许多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应对的难题，但与他们的老对手相比，至少此时仍是(1)强大的。各条顿国家，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此时已俯首称臣；而受到德国沉重打击的俄国，则陷入内战骚乱之中，并将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的手中。
1919年夏天，协约国军队进驻莱茵河一带，其桥头堡深深楔入已然战败并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境内。与此同时的巴黎，各战胜国的领导人正陷入对未来的讨论和争吵之中。他们面前放着的是整个欧洲的地图，而且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52个月后，同盟国终于低头认罪了。同盟国的四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哪怕一丝的抵抗。德国被认定为此次世界浩劫的罪魁祸首，已完全任凭胜利者摆布。即便对胜利者来说，经历了这番折磨后，也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这一次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将全部的生命力和精力都投入怒火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时，各国领导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那是来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潮的巨大压力。《乌(2)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开会讨论都显得那样谦恭有礼，他们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吵吵闹闹，而是依循公认的基本原则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造。现在，饱经磨难的各国民众为宣传所鼓动，以致亿万人坚决要求进行彻底的报复。如果各国领导人为胜利的表象所惑，被这种呼声冲昏了头脑，而在会议席上放弃了将士浴血沙场赢得的成果，那就非倒霉不可。
凭着在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法国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领导者的地位。为了保家卫国，法国付出了15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100多年间，巴黎圣母院的钟楼5次经历了刀剑和枪炮的洗礼，更有13个法国行省落入普鲁士手中，在对方严酷军事统治下长达4年之久。一片接一片的地区被敌人破坏，或是在激烈的交战中化为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里，几乎都有人在悼念逝者，或是在照顾幸免于难的伤残者。一座法国小镇的残余建筑，它在一战中数次易手，最终只留下一片废墟。（佚名拍摄）
当时，许多曾参加过1870年战争并饱受其苦的人们已成了法国的显贵。在他们看来，法国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获胜，简直是个奇迹。他们一向对德意志帝国抱有恐惧……德皇关于“铁甲拳头”和“闪亮铠甲”的演说，在英美两国的人听来也许只是笑话，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实实在在的灾祸前兆。近50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德国强大武力的阴影之下，心里充满了恐惧。而现在，法国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久以来的压抑，终于实现了和平与安全。因此，满怀热情的法国人才会激昂地高呼：“决不能有第二次！”1914年9月，隐藏在一条浅沟中蓄势待发的法军士兵。（佚名拍摄）
然而，前途充满了不祥之兆。法国人口不及德国的2/3，而且几乎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德国人口却始终处在增长之中，每年都有大批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纪，其人数比法国多一倍。要知道，这是个曾以一国之力与几乎整个世界为敌的国家，而且只差一点就征服了世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们都知道：一战的胜负好几次都在千钧一发间，只不过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能幸运地化险为夷。然而，万一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强大”的协约国还会再次派遣数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吗？
俄国深陷动乱之中，已不复旧貌，意大利则颇有向敌人那边靠拢的迹象，至于英国和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法国早已疲惫不堪，人口更是损失惨重。它在展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也惶恐不安。怎样才能保障法国的安全呢？如果没有了安全，胜利似乎失去了意义……最迫切的就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使用最严厉甚至是残酷的方法，也必须取得安全。
德军在停战那天开回本国，看起来秩序井然。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道：“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武器吧。”不过，福煦元帅要求，以后的法国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打碎，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会承担难以估算的巨额赔款，并陷入内乱……莱茵河一旦为法军所据守和设防，就能成为保卫法国的天堑，法国人就可以在河那边过上长久和平的日子。(3)
英语世界国家的看法和法国截然不同，毕竟正是在他们的援助下，法国才得以摆脱被征服的命运。《凡尔赛和约》中和领土有关的条文，实际上确保了德国领土不变，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作出了极为精准的判断：“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凡尔赛和约》中与经济有关的条文，其严苛和愚蠢程度之深，甚至到了完全无法实现的地步。德国被判必须缴付数额极为惊人的战争赔款。这一规定反映出了胜利者的愤怒，却也表明战胜国的民众根本不了解，没有哪一个战败国能支付得起与现代战争费用等同的赔款……一心想要获取选票的领袖们，不敢向民众说明真相。即使是报纸的报道，强调的也只是流行的观点。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战败国只能通过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的办法来偿付赔款，而对于接收这些物资的国家来说，除非处于极其原始的社会或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国内工业必然会被打乱。1918年，纽约中央车站前由阵亡德军士兵头盔堆成的大金字塔。（佚名拍摄）
实际上，掠夺一个战败国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所有需要并可以搬动的都运走，并让战败国的一部分人充当永久或短暂的劳役。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各国当权者竟没能认清这一点，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并向选民宣布这一简单而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也没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坚持要对德国进行不断的压榨，“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
不过，这些条文没能真正施行。恰恰相反，虽然德国被战胜国没收了约10亿镑的资产，几年后却从英美等国获得了高达10.5亿镑的贷款，从而迅速在战后的废墟中复兴起来。但对于此时的战胜国来说，国内贫苦而不幸的人民也在大声呼喊，于是各国政治家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样一来，自然无法指望能通过这些慷慨的施予从德国人那里获得感激甚至好感了。
结果，德国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是给德国大量的贷款。实际上，1926—1929年，美国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各种赔款，只及毫无偿还可能的对德贷款的1/5左右。然而，在所有人看来，这一切都令人振奋，这样的局面似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终将作出判定，这些疯狂的行为导致“经济风暴”的出现，并促成了新的战争发生。
德国向四面八方借钱，将每一笔他国慷慨提供的信贷吞噬殆尽。受援助战败国的错误观点影响，虽然在投资规模上远逊于美国，英国也有许多投资家在这种看似划算的利率刺激下参与其中。于是，德国只付出10亿镑的赔款，却得到了15亿镑的贷款，而且支付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或出让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利用美国庞大的贷款“变戏法”。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串由各种愚蠢做法组成的悲惨故事，而在编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又包含了多少汗水、败坏了多少美德！
第二个重大悲剧就是奥匈帝国被《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许多世纪以来，无数民族曾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庇护下，享有贸易安全并维护自身权益。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能够抵抗来自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它们都希望从联邦或帝国的体制中解脱出来，而自由主义政策恰恰成为鼓励它们的原因。东南欧迅速分裂为多个小国，反倒造成了德国的相对扩大，虽因战败而疲惫凋敝、疮痍满目，其领土却依然保持完整，因而在这些地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与此同时，胜利者还把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身上，令德国人不必受强制军役的制约，德国从此无须维持庞大的军备。
尽管德国已失去了信用，大量的美国贷款仍源源不断地涌入。魏玛政府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出了一部民主宪法，德皇被废黜了，被选举出来的不再是出身高贵者。然而，在这一脆弱政治建筑之下，德国人的民族热情汹涌澎湃，丝毫没有因为战败而受损。(4)
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也没有反对意见，这等于明摆着告诉德国人，建立共和制比维持帝制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其实，最明智的措施是把魏玛共和国改变为君主立宪制，由德皇年幼的孙子出任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以巩固并加强这一制度。可惜没有这样做，反倒使得德国政权结构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在内，所有的实力派本可以在君主立宪制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给予新生的民主议会制以尊重和支持，结果却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自诞生之日起，魏玛政府及其身上的自由主义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作敌人强加，因而无法取得德国人的信任。
有段时期，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成了德国人的希望寄托。此后不久，各种强大的力量又处于彷徨无主的状态之中，权力真空再次暴露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本性残暴的狂人大踏步地进入了这一真空。他成了德国上下复仇情绪的集中代表，并以前所未有之势侵蚀着德国人的心灵。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对于法国来说，从1870年以来一直想打场复仇战争的那代人取得了胜利，但法国的国力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耗。迎来胜利曙光的法国，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
自胜利的那天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正因为这种恐惧，福煦元帅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以此保障法国的安全并防备强大的邻国。在英美政治家看来，将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遵循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当然，(5)为了争取克列孟梭，他们答应：第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第二，设立非军事地带；第三，德国全面、永久地解除武装。
尽管福煦元帅表示反对，克列孟梭还是接受了，虽然他的内心深处也未必赞同。最后，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然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条约，还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英国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毫不客气的通知，表示英国应对美国宪法有更好的了解。
在一片混乱中，克列孟梭这个举世闻名、同英美两国都有过特殊(6)接触的权威，被受恐惧和愤怒影响的法国民众抛弃了。普鲁塔克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自身遭到严重削弱的关头，仍出现了这种问题，是一件很轻率的事。在(7)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下简称为“第三共和”）中，各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再一次活跃起来，各部的部长频繁更换。参与此事者或有利可图，或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像克列孟梭那样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很困难。
彭加勒是继克列孟梭之后的最强硬者，他打算建立一个在法国的(8)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而这根本不可能成功。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犹豫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让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反而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法国占领鲁尔激起了德国民众极大的愤慨，并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摧毁马克这种货币的基础。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加上在1919—1923年缴付了几笔赔款，马克很快崩溃了。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430000亿马克才值1英镑。
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无论是在社会还是经济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德国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德国工业的整体结构被破坏。所有的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也得清算，或者被赖掉，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德国这个破产的国家大规模地向外国借贷，而这一点成为了德国在其后若干年的特色……
英国对于德国的态度，起初非常严厉，不久后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而且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之间存在分歧，而彭加勒冲动的个性成为实现自己坚定而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英法两国都不合拍，而英国对德国的同情或者说是敬慕，已经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对于国际联盟来说，成立之初就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威尔逊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却在竞选运动期间突患中风。他在此后近两年漫长而重要的时间里，都因疾病缠身而无法工作。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无论是他的党还是他的政策，都被撤换了。1922年大萧条时，成堆的马克成了孩子游戏的“积木”。（佚名拍摄）
共和党取得了胜利，孤立主义开始在大西洋彼岸大行其道。当然，法律规定的债务必须偿还，其他的就让欧洲自作自受好了。与此同时，美国还提高了关税，以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能依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舰只并拆毁军事设备。根据某种奇特的逻辑，两国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解除武装，否则便无法在道义上要求战败国解除武装。就这样，法国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不但完全落空，还因为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维持了一支已经大大削减了的军队，饱受英美两国的诟病。(9)
此外，美国明确向英国表示，如果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继续保持下去，将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吹了。英日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日本人普遍认为这是西方世界主动踢开一个亚洲国家。英国和日本的联系被主动切断，而这些极有价值的联系原本会对之后的局势产生决定性作用。
由于德国的失败和俄国的动乱，日本在世界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升到第三名，这一点或可使日本聊以慰藉。而(10)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对主力舰5∶5∶3比例的规定，虽然实力比起英美两国来还稍显不如，但以日本的建造和财政能力而言，这一规定比额还得好些年才能达到……无论在欧洲或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保护和平的名义下迅速确立的条件，其实都在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的不幸一件件地出现时，大西洋两岸的人们还在无休止地谈论着那些无关痛痒的陈词滥调。此时，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一战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欧洲文明的基础显得岌岌可危。
在慕尼黑，希特勒下士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为德国战败负责；而在意大利，另一个冒险家贝尼托·墨索里尼，发明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可以将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以此来夺取独裁权力……于是，这些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很快就把世界推入更为可怕的斗争之中。
尽管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依然存在。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那庞大的军队都已被解散，所有武器被摧毁，舰船则在英国的斯卡(11)帕湾自行凿沉。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只允许保留一支总数不超过100000人的军队以维持国内秩序，并且不能在此基础上增加后备人员。德国还被要求遣散军事教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军官人数也被以各种办法减至1/10。德国海军舰艇的吨位限定在10000吨以下，并被禁止拥有潜艇和军用飞机……
直到1934年，战胜国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所向无敌的。在这16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随时都能借用国际联盟的名义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只可惜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过。相反，美国直到1931年时还在以国外控制的办法向德国索要每年应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全靠美国给予的比赔款更多的贷款，这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唐。除了怨恨，一无所得。
另一方面，如果各国坚决执行《凡尔赛和约》中有关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原本不需动用武力，更不用流血，就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在德国出现轻微违约的情况时，各国都不加理会，而当违约情况变得严重了，各国又不予正视。最后，保持长久和平的愿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战败者无需从胜利者那里获得宽恕，胜利者的愚蠢反倒成为进一步助长失败者罪行的条件和借口。如果没有这等蠢事，失败者就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蛊惑，更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在我的心中，书中叙述的种种，都是在描述这一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在动乱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而且，这一悲剧不仅仅包括必然会在战争中损失的生命财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的财富纷纷化为乌有……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散尽时，尽管各交战国间存在敌对情绪，仍互相承认对方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总体而言，战争的基本法则还为各国所遵守。双方的军人在专业性上还存在着共同的基础。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范。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了，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符合19世纪以来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为公众所承认，出现了世界性的机构，以防止变乱重生，保障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欧洲。1945年4月，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骨瘦如柴、面无表情的犹太人。（米勒拍摄）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不见了。自愿受希特勒支配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性质之恶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曾有过的。德国集中营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了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六七百万人。其恐怖的程度，远远超过成吉思汗的屠杀。与之相比，成吉思汗杀人的规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2)
在东线战场上，德国和俄国都推行过人口灭绝计划。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由德国开始，而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则以20倍的规模回敬，终于在使用原子弹摧毁广岛和长崎之时达到高峰。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丧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我们经受了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作为一个在那段日子里生活并工作过的人，我希望能够向读者说明：为什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原本可以避免；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其体制和常规是如何缺乏唯一能给民众带来安全感的恒心和信心；在10～15年的时间里，我们在自卫问题上为什么没有政策可言。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为什么成为了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平稳目的而采取的折中妥协，如何直接导致灾祸中心的形成。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里，无论政局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一致的国际行动是何等的重要。
最简单的对策是：德国在30年之内废除军备，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由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
既然有过前例，三四个大国政府一致要求本国民众作出最大牺牲，民众也曾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更应保持协调一致，以确保最基本的需求，这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综合实力、文明程度、学问程度、知识素养和科学程度都无法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20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英勇作战并捐躯沙场者的儿女们，只好做这样的描写：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行，迈着沉重的步伐，(13)远离生命的光明旷野。(1) 主要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与保加利亚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协约国对敌。(2) 《乌得勒支和约》为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维也纳和约》则为拿破仑战败后，英国、俄国、奥地利等国签订的和约。(3) 指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4) 当时的英国首相（1916—1922年）。(5) 即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年），法国著名政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6) 普鲁塔克（46—120年），古希腊作家、哲学家。(7) 指在1870—1940年统治法国的共和政府，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国。(8) 旧地区名，也称“莱茵河左岸地带”，即今天的德国莱茵河中游地区。(9) 指英国和日本为维护各自在中国与朝鲜的利益而结成的互助同盟。(10) 指美、英、日三国主力舰的总吨位之比。(11) 位于英国苏格兰地区最北端、奥克尼群岛境内的半封闭水域。(12) 指苏联，这里丘吉尔仍称其为“俄国”。(13) 引自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作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是其代表诗句之一。第2章 我对下一次大战的预言于欧战停战到1922年年底英国政府更迭的这四年状况，我曾在自己所著的《战后》一书中写过些许感想。该书写于1928对年，当时的我已为日后的浩劫到来而深感忧虑：
直到20世纪初，战争才进入到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为大的国家或帝国所构成，集体意识充斥于各民族的兴起过程之中，使屠杀事业得以按照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持久度，为人们所设计并执行。
个体卓越的长处，被集中用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确保了各国人民的精力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用于破坏的事业。亿万人民的意志为民主政治制度所体现。教育把战争这一课灌输进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不仅如此，它还令每一个人都能对当前目标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虽然很高明地在基本观点上回避了斗争，但又通过种种方式对所有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自己的宝藏和秘密以满足各种不知死活的需求，并任由那些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落入人们手中。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疲惫的英军士兵在占领的德军战壕中休息。（佚名拍摄）
结果，许多以往战争中不曾见过的事物出现了。不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也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份参加战争，彼此皆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辟了一条道路，死亡和恐怖被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弱妇孺这些以前不会在战争中受到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被组织起来，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而医疗和外科手术的进步，又把人们一次次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战争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都不会被浪费掉。即使是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产生军事上的效果。受到德军毒气攻击后的英军阵地。（赫尔曼·雷克斯拍摄）
即便如此，大战头四年里发生的一切，也只是接下来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如果战争继续进行，比如会有更加惊人的杀伤性力量出现。假设德国军队保持了士气，并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他们就将在1919年夏天受到前所未有、无可匹敌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他们的城市将被成千上万架飞机炸毁，阵线将被几万门大炮夷平。
当时的协约国正在进行各种部署，准备一次性动员二三十万装备齐整的军队，以每天10～15英里的速度，搭乘机械化车辆持续越野前进。受到攻击的敌方阵线将陷入窒息，因为只有一种防毒面具（德国人还没能够造出）才能防御的剧毒毒气，会让所有生命陷入瘫痪……然而，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全面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大劫过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同时松了一口气。成百上千的实验室、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了多少年来一直专心致志的工作。人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就被丢在一边了，但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
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各种战争观念却仍在向前发展。在和平外衣的掩盖下，各国军队纷纷对与战争相关的东西进行研究、推敲和提炼。如果世界再一次发生战争，就不会使用1919年作战所准备的武器和器械，而会使用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版，那将会是难以想象且更为可怕和致命的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了这个被称为“和平”的筋疲力尽的时期。无论如何，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局进行思考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而确切无疑的事实，已像从飘浮的云层中出现的山峰那样逐渐显露。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全力，都无法避免敌方猛烈的攻击。受到严重威胁的国家，将不惜一切手段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一次的战争中，他们使用的必然会是一些大规模、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甚至可能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人类过去从来不曾处于这样的境遇中：既没有值得一提的道德进步，又缺少对理智的正确指引，却首次掌握了足以毁灭自身的工具。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辛劳将自己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想想自己背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将全人类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便将人类文明的一切统统压成齑粉，使之永远失去修复的希望。死神只是在等候一声号令，等候一个神志虚弱、手足无措的人下达命令。这个人原本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了他的主人。
这些话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18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大战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预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最坏的情况出现时，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让我们能幸存下来。
没有哪一次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容易被制止的。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如果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国家能以通常处事的态度贯彻始终，像一般家庭处理家务事那样，也许不一定要用到武力，做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完全可以依凭实力，而不必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了自己原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由局势不断发展，终于到达他们所害怕的那个顶端……1917年，英国诺丁汉一家兵工厂的两位女工正在忙碌。（佚名拍摄）
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如果出现某些新方法，会不会使爆炸的程度比迄今所有已发现的来得更为猛烈呢？如果发明了一种炸弹，会不会拥有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的威力，却只有橘子大小——或者集中上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器上，不用驾驶员，而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自动、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以及其他形式的化学战，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那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而已。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莱茵河两岸的人们都在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这些新的毁灭方法，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肯定不止一个大国的实验室在试验。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毒害军队并且能够影响整个地区的瘟疫——这就是军事科学冷酷无情的发展线路。
所有这些话都是我在近1/4个世纪前说的。
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假如在战争中被击败，它一定会尝试尽可能地快速重整军备，这是很明显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会屈从于被迫接受的城下之盟。“……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暴力所迫，是无效的。”
所以，强制一个战败国始终处于被解除武装的状态，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采取双重政策：
首先，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还需要保持警惕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敌国恢复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
其次，必须采取宽大措施，旨在使战败国恢复元气，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创造一个真正友好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逐渐消除任何有可能引发武力的诱因。
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怨气第一，裁撤战胜国军队第二。”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后来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下文便有故事可讲了。第3章 下士阿道夫和元首希特勒(1)18年10月，在英军袭击科米讷时，一名德国下士因受到19(2)芥子气的攻击而一度失明。当他躺在波美拉尼亚医院病床上时，整个德国正被战败的阴影以及革命的呼声所席卷。这位下士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年轻时他也曾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然后，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深造的梦想破灭(3)了，他在首都过着贫苦的生活，之后又迁到了慕尼黑。他有时会做些油漆房屋的工作，更多的时候则是打打零工，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的内心被极度的愤懑和怨恨所填满，他认为是世界让自己怀才不遇，无法有所成就。一战时期的希特勒（右一）。
苦难的经历，并没有让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而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并将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掺入其中。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并在西线的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
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1918年的冬天，当双目失明的希特勒无助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连在了一起。战败带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令这个伤势渐愈的传令兵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也从此催生出一种既能拯救也可以毁灭人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
在他看来，德国的失败是无法按照常理理解的。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自己狭隘的个人经验苦苦推敲，想要找出灾祸背后的真正原因。在维也纳时，他曾和代表极端主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厮混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听到过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这种基于某种爱国主义而产生的愤怒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士的嫉妒，被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无法抑制的仇恨。
这位毫不起眼的病人终于出院了，仍然穿着自己的军服。对于军服，希特勒抱有小学生对军服般的自豪感。当他揭开纱布时，眼前是一副多么悲惨的景象！战败引起的骚乱实在太可怕了。在颓丧和暴虐的气氛中，红色革命的轮廓不断在他的身边闪过。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的装甲车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还有些和他一样的军人，公然在制服上佩戴红色袖章，嘴里疯狂地喊着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
眼前的一切让希特勒恍然大悟，仿佛大梦初醒。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在背后捅了德国一刀，还把它按倒在地。希特勒的眼前出现了一份闪闪发光的责任：他，将从这些灾难中拯救德国，为其复仇，并让这个本应成为主宰的种族重新回到它那早已注定了的命运中去。1919年的一张明信片上显示，犹太人正向德军背后捅刀子。
对于部下身上的煽动性革命情绪，希特勒所在团的军官们看了很是惊慌。而下士希特勒的归来让他们感到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对局势知根知底的人。希特勒志愿留在军中，并做起了“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他还以此为名收集了各种叛变和颠覆活动的情报。不久之后，他的上司，一位安保军官要他参加当地各政(4)党的集会。
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参加了德国工人党的集会。希特勒第一次听到和他的理想如出一辙的言论，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令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5)罪犯”。9月16日，他便加入了这个政党。不久之后，为方便在军队工作，希特勒负责起了该党的宣传工作。
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为德国工人党的党纲草案规定了25个要点。此时的希特勒已是一名老练的政客，他的救国运动就此开始。1936年，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行进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以纪念“啤酒馆暴动”。（佚名拍摄）
同年4月，希特勒从部队复员。自此，他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德国工人党的壮大之中。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把德国工人党原来的领袖一个个地逐出了。希特勒以他的热情和天才，让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自己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成为了“领袖”。不仅如此，他还买下了一家经营不善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以此作为该党的机关报。
很快，希特勒就被共产主义者注意到了，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年底时，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在此之前，一切活动都是在巴伐利亚一带进行的，但因为德国人民战后的生活状况越来越糟糕，各地都有人开始聆听希特勒的新福音。
1923年，法国悍然出兵鲁尔，震惊了整个德国，后来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人数也因此大为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绝望之下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国仇家恨和爱国热情的驱动下，为自己的不幸寻求安慰。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首先得反抗和打击“魏玛共和”这一战败耻辱的象征。1923年11月，“领袖”的身边出现了一群坚定的信徒，其中最杰出的有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他们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
鲁登道夫将军以其在军中的威名，为这一次的冒险行动助长声势，而且他始终走在暴动行列的前面。人们在战前常说：“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一切革命在德国都被严厉禁止。”慕尼黑有关当局在这次事变中践行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避开了鲁登道夫。将军径直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中大约有20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国家的秩序得到了维持，德国的法院也对肇事者进行了惩办，但德国国内有不少人认为当局是在打击自己的骨肉同胞，以德国最忠实儿女的牺牲来为外国服务。于是，希特勒的徒刑最终由四年减为13个月。而他在兰茨贝格监狱的十几个月，使其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本为死于暴动的人们所写的书，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
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这本书是最值得协约国领导人仔细研究的。德国复兴的纲领、政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却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我的奋斗》的主题并不复杂。
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此，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国家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
任何拥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放弃了对于生存的战斗追求，就注定会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遍布全世界的犹太种族，必然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
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品质，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要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且偷安的种族必定会走向腐化和灭亡。假如日耳曼民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是地球的主人了。
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欧洲各处散居的所有日耳曼人集合起来。一个种族可借由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以摆脱失败。最重要的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力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
贵族政治的原则，究其根本而言是正确的。而理智主义则不可取。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再如何伟大的惊天激变也是不可实现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也做不成。世界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且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对外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外交政策。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成为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德国丧失的地盘，决不会因为向上帝祈祷或恳求国际联盟而拿回来，只有付诸武力才行。
德国决不可重蹈与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平等权利并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意气的缘故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苏联，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决不能够同苏联结盟。联合苏联向西欧发动战争是在犯罪，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不停战斗的希特勒，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人物而显露头角，这并没有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各国也正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所谓的“纳粹党”，用相当长的时间牢牢控制了德国的民众、军队、国家机器以及为那些企图摆脱共产主义威胁的工业家，最终成为令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一股巨大力量。1924年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这么说道，重新组织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战后几年间，在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的背后，德国陆军参谋部掌握着真正的国家大权，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受其操纵。一直以来，德国陆军参谋部都认定兴登堡元帅是其权力的象征和意志代理人。然而到了1930年，兴登堡已经83岁了，他的智能正逐渐衰退，越来越像是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
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而此时的德国爱国者却希望他能早日归天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充分说明，兴登堡已经(6)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了。这么多年来，陆军参谋部的将军都已明白，是时候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了。但其物色新人之举，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压制。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曾发表过一个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法律条文的纲领，但他同时鼓励并计划扩充纳粹党的军事和半军事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极少却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这些一开始很小的组织，逐渐发展为无论是人数还是活力都很惊人的大规模团体，令军方相当忌惮，大为惶恐不安。兴登堡元帅戎装像。（佚名拍摄）那位军官出身的罗姆负责领导冲锋队。在斗争的几年中，他既是希特勒的同志，也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作为冲锋队的总参谋长，他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冲锋队吸收了原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其中包括1920年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以及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对国内政治形势深入研究的结果，使德军将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与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无法再统治德国了。两派都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报战败之仇。但德国陆军代表的是德皇所设立的帝国机构，保护的是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贵族、地主和其他富裕阶级。冲锋队则基本变为一个由冲动、愤懑的颠覆分子和绝望的破产者所鼓动起来的革命团体，与其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水火不容。
一方面，德国陆军认为和纳粹党斗争，等于把战败的德国推向深渊，撕成碎片。1931年和1932年，德军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德国陆军虽然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但为了自己和国家着想，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尽管希特勒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的准备，但他面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曾是他年轻时敬仰和效忠的对象。所以，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条件可以说是现成的，也是大势所趋。
德国陆军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替代兴登堡成为德国元首的地步。而希特勒也明白，要想实现自己复兴德国的计划，必须借助陆军的中坚力量。
交易一经达成，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待，把他当作未来的德国总理来看。希特勒则答应限制冲锋队的活动，并使其接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而且还保证在万不得已之时会予以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取得了德国军队势力的效忠，正式掌握了行政管辖权，并明确拥有了国家元首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经升得很高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不久之后，那些反对或可能反对“新秩序”的人，马上会尝到这位德国新主人的手段。
1933年2月2日，德国共产党被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德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密武器。
2月27日晚，德国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冲锋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400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就有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负责这些行动的就是新就任德国内政部长的戈林，目的是为了下一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最有力的对手——德国共产党。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戈培尔则受命负责组织选举。但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不愿接受或仍然反对燃烧中的德国国会大楼。（佚名拍摄）希特勒。
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共产党获得81席，许多人在彷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118席；中央党得73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已与希特勒结盟的人民党获得52席；纳粹党获得1730万票、288席。
选举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人民党获得了国会的操纵权。就这样，希特勒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从德国选民那里得到了这一多数选票。而按照文明国家的惯例，民主议会中占有众多席位的少数派仍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马上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3月21日，腓特烈大帝墓陵附近的波茨坦，希特勒在驻军教堂里召开了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陆军代表、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一一就座于教堂中殿。陆军代表象征着德国武力的延续，而冲锋队和党卫队军官则是德国复兴的新人。
3月24日，国会以441票对94票压倒了一切反对派，以四年为期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的气氛异常热烈，欢欣鼓舞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在柏林的大街上拉开队伍举行火炬游行。经过自己的领袖面前时，他们纷纷行异教徒式的敬礼。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后，这次选举终于成功了。对于外国人，尤其是那些从未品尝过战败痛苦滋味的人们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日耳曼这个欧洲人数最多、最容易被操控、残酷和不幸的民族，它所有的一切隐蔽而狂暴的愤怒，将由希特勒从战败的深渊中重新唤醒。希特勒召唤出了一个能够吞噬(7)万物的摩洛神像，而他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
至于仇恨与暴政的机构是在何种难以置信的残暴和卑劣手段下完成，以及这些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趋于完善，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我有必要告诉读者的只是一个可怕事实：在这个依然懵懵懂懂的世界，希特勒已经掌握了德国，而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与此同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迫于财政危机的压力，决定对原本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更大的削减和限制。对欧洲出现的不祥预兆，他们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衷于对胜利者的裁军，使之缩减到与《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身上的裁军一致。他们不但在国际联盟，还通过一切途径提出各种建议。虽然法国政府一直处于毫无意义的更迭中，但法国始终坚持维持陆军的实力，并将其作为法国及其所有同盟国生活的中心和支柱。而这一态度，却在英国及美国受到了各种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顾事实，而且这股逆流还十分强大。
1932年5月，在下院各党对裁军大加赞赏时……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如果让德国的军事力量接近法国，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不无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劝告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相近的人：“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后代，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代表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这种“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议论，一旦见诸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推进无法想象的灾难中去。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见，但也的确反映出两国议会在这一时期的态度。美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诘难：他们只顾自己国内的事务，埋头处理自由社会种种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漠然置之，以为无关紧要。许多精明强干的美国官员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但对那种缺乏远见、漠视欧洲事态的外交政策却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
如果美国动用了自己的影响，就能促使英法两国的政客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虽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公认的国际机构，我们本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应对希特勒的战争威胁。但即便置身这种紧张气氛中，美国人只是耸了耸肩。而几年之后，他们为此付出的将是新大陆的大量鲜血和财富。
当欧洲的胜利者与战败者在战争实力对比上出现可怕转变之时，远东地区非侵略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变得不再协调起来，成了恶化的欧洲事态的摹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而造成的。
1929—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世界其他地区。自1914年以来，日本人口由5000万增加到7000万，冶金工厂由50家增加到148家。然而，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又很昂贵。日本迫切需要更多的原料和更大的国外市场。
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40个国家都渐渐意识到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不同于英美标准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重中之重。
1931年9月，日本借口一次地方性骚乱，出兵占领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其他现代化武器，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在遭到重大损失之后，中国军队不得不在2月底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12英里的新阵地。1932年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后，日本又兼并了中国的热河省，日本军队还深入到中国其他不设防的区域，并直达长城。这些侵略行动和日本在远东势力的增长及其海军所取得的新地位是一致的。日本的对华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引起了美国最强烈的反对。但美国奉行的孤立政策采取了一种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联盟的成员国，那它就一定会领导官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总理”郑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孝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8)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
英国不愿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规定的义务之外卷入反日漩涡。英日同盟的终止，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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