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忠喆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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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第一卷）试读：
前言
毛泽东一生“独服曾文正”，直到病重的晚年，他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历害的人物”。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立功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曾国藩是“三不朽”的人物，因为他成就了大事业，并且思想品格也足以为后世所法。
二三十年代的蒋介石称曾国藩足以成为他的教师，也是从成大事的角度谈起。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足以作为我们的教师了。
在近代中国，被叱咤风云的大才子梁启超赞许的人几乎没有，但他却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并称：如果曾国藩在世，今日混乱的局面一定靠他来拯救。他评价曾国藩的重点也是能办大事。
在曾国藩逝世的百余年间，对他顶礼膜拜的名人还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杨昌济、陈独秀……可以说，曾国藩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而塑成完型的这尊偶像的基点，是“成大事之道”。
曾国藩何以成大事？他自己给出了一半答案。曾国藩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前人的成败得失都能在他那里转化为一种力量，提升为一种原则，升华为一种理念。他常常把这些原则与理念概括为成大事的“要义”、“要着”、“要法”、“第一义”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仕宦生涯。有时，他还将此“要义”、“要着”等密示给他的至亲好友，让他们也如法遵行。如在给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曾纪泽等人的信函中，就时常发挥他的“要义”，并指导他人。我们从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曾国藩往来信札、档案中，如大海探珍一般搜罗出他自己概括的五十四个成大事的方略。这占据了本书的一半篇幅，因此说“他自己给出了一半答案”。
成大事的另一半答案是由曾国藩的后人、门生以及包括如前所述的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人所概括的。当然，这些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持立场也有很大差别，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都能从某个方面“发现”曾国藩成大事的“秘诀”所在。对此，我们持谨慎的态度，加以梳理剖析。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大事之道内含极其宏阔，适用甚为有效。它既承继了几千年来古代中国积淀下来的处世结交精华，又兼容了当今社会的某些建功立业妙方。故而我们称其为“方略”。
人生在世，谁都渴望成功，谁都企盼被认可。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被“认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他的许多作为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睿智，这是我们原来对曾国藩的关注中所忽略的。他的场面做大，才能群雄影从；局面狭小时，切忌属下自立门户；自己建立功业，先让别人建立功业；择人而事不可草草；表现欲过强易遭不测等成大事之观点、方法，无不闪烁着这样的智慧火花。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言其法也，若方法得当，则效果亦佳。处世亦然，成事亦然。
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于学习可以改变人。《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个方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当然，曾国藩毕竟属于封建时代的人物。他对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仇视发自肺腑，不惜身家性命为维护大厦将倾的晚清江山效力。这一点，是我们所要否定的。
曾国藩方略
·卷一·局面做大之法曾国藩怎样由一介书生而成为一个统领群伦的“中兴”名臣？如何把局面做得越来越大，以至连皇帝都惧他三分？蒋介石称：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老师。本章归纳出曾国藩“做局”的十六种方略。一、场面做大，才能群雄影从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衮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那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纳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耽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湘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分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厉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府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八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十六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自咸丰初年开始，他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青年时代，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里曾这样评论：“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竟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敬仰康有为、梁启超，他通过阅读梁启超的著作，对梁启超钦服曾国藩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后来，毛泽东认识到，梁启超钦服的是曾国藩的成大事之法。在毛泽东熟悉的《新民说·论私德》里，梁启超又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这简直是崇拜了。二、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鶫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鶫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鶫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鶫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鶫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鶬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鶫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鶫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鶫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三、避人耳目，走为上计
兵书曰：羽翼未丰而遭众忌，乃招祸之端。又说：谋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
一个成功的谋略家必须洞察巨微而不为他人所制。曾国藩为他的湘军争独立地位，并为了扩大湘军，避开众多耳目，移军衡州是典型的退避三舍，走为上计。
清朝的正规军称为“经制额兵”，主要有八旗和绿营二种。由于清政府为防止兵将相合而构成对统治的威胁，采取一有战事，各地临时调兵以成军的作法，这样的结果如曾国藩所说：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兵与兵不相熟悉，将与将不相和睦。此营打败，彼营掉臂不顾，甚至掩口微笑，军营以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如此的兵，这样的将，岂能“平贼”？我欲练勇万名，“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湘军是后来的名称，开始称为湘勇，它的性质是保卫地方治安的，根本不能和正规军相比。也就是说，不但朝廷，而且地方官也没把湘勇看上眼。更为严重的是，湘勇受到歧视，打败仗地方官就请求解散这支非正规武装，打胜仗就会招来嫌弃。湘军及其第一统帅曾国藩最初的日子是很屈辱的。早在湘军主力开往南昌顽抗太平军的期间，长沙的绿营官兵不止一次地起哄，公然殴打湘军弁勇，并打进曾国藩公馆。
塔齐布最初奉曾国藩之命，在长沙加紧训练湘军。绿营兵从来纪律败坏，营操废弛。长江协副将清德，目击塔齐布“谄国藩”，练兵无虚日，大为不满。他说：“将官不统于文吏，刚愎专横，昏庸自是。”清德拿出将官不应该受文官统辖的祖制，要弹劾塔齐布。他还扬言塔齐布盛夏操兵，虐待军士。还威胁说：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受此恐赫，畏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惩多事矣”。
曾国藩对清德、鲍起豹这样做大为不满。他认为湘军是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义师”，虽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无权过问。实际上，他在争湘军的独立性。1853年夏，他两次参奏清德废弛营操，清德因此被革职。同时，奏荐塔齐布，拔擢为中军参将。扬勇抑兵，用意显然。鲍起豹与绿营官兵对曾怀恨在心。当年7月的一天，湘军弁勇试枪不慎，伤及绿营长夫，这下又惹怒了绿营兵，他们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曾国藩将犯过弁勇责打二百军棍，平息了这次乱子。不久，绿营兵与塔齐布部湘勇赌博，发生斗殴。绿营兵吹号执旗下，下城与湘军开仗，围攻参将塔齐布公馆，毁其内室。同日晚，绿营兵汹汹满街，“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绿营兵益加肆无忌惮，包围曾国藩公馆。刺伤曾国藩护兵，几乎刺伤曾国藩。曾国藩急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表面惊讶，喝退众兵，但对这一严重事件不闻不问，司道官自然向着巡抚讲话，说曾国藩操切激变，即“罪有应得”。曾国藩一肚子委屈也不说出。曾的幕宾等敦劝曾国藩据实参奏，请求惩凶犯、辨是非。曾国藩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决定“抽掣转移，急为衡州之行。”
曾国藩移军衡州，另外还有一番打算，他认为在衡州练兵，不像在长沙省城之地，耳目众多，“动多触碍”。走避山乡，若捐款多，则多练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张弛伸缩，“惟吾之所自为”，别人不能横加干涉。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随同湘军移驻衡州（今衡阳）。
当时，募勇练兵万名，独立于八旗、绿营之外，兵籍不归兵部，不受总督、巡抚节制，很容易引起朝廷和督抚的猜忌，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着实花了不少“格物致知”的功夫。他认定江忠源率领楚军，辗战广西、湖南、江西，在短短的二三年中，由一个知县官拔擢至司道大员，是因他屡立战功，他找到了一块挡箭牌，对外打出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挡箭牌都有了，还要有他打出的旗帜是“为澄清扫荡之具”。帮助清廷平乱，这个旗帜够大的，别人不再说三道四了。
曾国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赤手空拳，没有向户部讨一分钱，利用他团练大臣帮办的地位与各种公私关系，纠集了一批崇奉理学的儒生为骨干，筹建成一支具有水陆师的湘军，表现出他反对太平天国的决心与惊人的组织能力，也表明他不是平凡无能、畏葸懦怯的人物。
曾国藩在晚年，偶尔也很得意地总结自己何以成功，说到湘军，他毫不隐讳地说：湘军之有战斗力，主要是由于“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在这里，他的话只讲了一半。实际情况是，湘军水陆师的营官、统领全部由他委派或批准，统领并不是根，真正的“根”是曾国藩，由根生干、生枝、生叶，故粮饷虽出自公款，统领、营官等皆“若受其私惠”，所以他拥有湘军的绝对指挥权，湘军也仅仅听命于他的指挥。他在湘军中的地位，绝非他人所能代替。曾国藩为了使湘军变成“曾家军”，于筹建湘军时，大造他组织的湘军是“义师”的舆论，在编立营头，委派营官、统领等时都作了精心安排。四、患难与共，才能赢得人心
处于困难的时候，如何凝固人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成功术。曾国藩在这方面可谓很有招术，以致当时人认为他也很崇尚权术。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这时李秀成带太平军大队人马破了羊栈岭，进克黟县，距曾国藩的总指挥部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驻扎休宁的张运兰更是岌岌可危。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驰援祁门。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连遗嘱也写好了。祁门大营的幕僚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乃心生一计。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一日曾国藩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惜李秀成在休宁柏庄岭与鲍超、张运兰大战失利，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入浙江，使曾国藩白拣了一条命。在此期间，曾国藩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内心则极为恐惧。据说，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一队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从容而出。鲍超下马，将行礼，曾国藩快步上前，与鲍超相拥抱，并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已泪下，“不复能自持矣”。可见这次祁门被围，在精神上对曾国藩打击之重。
李秀成虽然走了，但太平军仍有大批人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领徽州以后，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进攻祁门。所以，曾国藩令鲍超留驻渔亭，张运兰驻扎黟县，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力量。但是，由于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对比上湘军又处于劣势，因而曾国藩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发动进攻。东路破德清、婺源直趋祁门，西路破建德、鄱阳转攻景德镇，北路入洋栈岭进逼黟县。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说：“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曾国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饷，徽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浮梁、乐平、景德镇一线成为祁门大营唯一的对外通道，一旦被太平军攻占，就会文报不通，粮饷断绝，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军进攻祁门的诸路人马中，西路军人数最多，大约不下二万人，主将为太平军著名骁将黄文金，成为对湘军的最大威胁。因而，曾国藩急调鲍超赶赴景德镇救援。可惜黄文金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负伤，率军退回皖南，使曾国藩得以很快恢复粮道，渡过危机。五、局面狭小时，以属下自立门户为大忌
一般而言，当局面狭小时，如果核心人物另立门户会对事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曾国藩虽说心胸开阔，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为了维护他手创的湘军的内部完整统一，对另立门户者他一开始坚决抵制。后来台面做大了，天下人才趋之若骛，他倒对“另谋发展”者予以支持了。
曾国藩事业之初，每遇挫折便寻死寻活，幸亏李元度形影不离，善加护驾，方使之化险为夷。兵败靖港时，清廷革了曾国藩的职，李元度冒死上奏，为曾大帅申请了“专奏权”，从此接通了同最高层的联系，日子才好过起来。为此，曾国藩曾发誓“三不忘”。
可是，曾、李之间的“世代通好”还是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
1858年1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2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1860年4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6月，王有龄授予李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王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王的拉拢工作已初见成效，但李元度犹浑然不觉。不过曾国藩已经敏感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责怪李元度，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了。
1860年5月，曾国藩继何桂清总督两江后，6月，从安徽宿松进驻皖南祁门，立即奏调李元度为皖南道道员，对王有龄作釜底抽薪之计，也含有将李重收归曾门的意思。但李元度率新募的平江勇三千抵达祁门不到十日，曾国藩竟命他率领平江勇进驻湘军与太平军争夺的战略要地徽州。8月19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进攻绩溪的丛山关，李元度分兵防御被击败。不久，太平军进攻徽州，又大败李元度。25日，侍王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逃奔至曾国藩祁门大营。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要上疏弹劾，幸亏有李鸿章、陈鼐两位幕僚力谏，曾国藩才删改了措辞中严厉的话，但弹章还是上奏了。曾国藩在上疏中说：李元度“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李元度因此被革职。王有龄乘虚而入，派人跟踪李元度，又百般笼络，企图再次把李元度拉过去。
胡林翼是个有勇略的人，对王有龄的用意，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以好友的姿态致书李元度说：近来知你有愤激不满之言。老兄以仓卒召募之师，像个跛子一样连走路都困难，就疾入徽城，如果说锐于行义则可，谓精于治军则不可。涤生（指曾国藩）参劾你，太过分……但你也不是没有过错。林翼之敬兄，说你爱才如命，嫉恶如仇，其诚心可以共谅，而知人之明，则尚未敢以相许，要不至于随人指嗾因失所亲。乃近闻右军欲勾致阁下，遣人由祁门而江西，如苏秦以舍人随侍张仪故事，其用计亦巧，而兄不加以拒绝，何耶？岂未免动心耶！我们这些文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得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如果投错了人，而得不死，亦为知古之玷，况又不能死耶！处世无远虑，必陷危机，一朝失足，则将像蚁蝇那样同臭，而为正直的人所讥评。右军之权诈，不可与同事，兄岂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见？则吾窃为阁下不取也。兄之吏才与文思过人，弟与希庵兄均扫榻以俟高轩之至。如可相助，为理当，亦涤帅所心许，何尝不欲酬复前劳……弟以与兄有素日之雅，故敢尽情倾吐之。
1861年1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并在湘北、鄂南、江西等地抗拒太平军。胡林翼为了争取李元度，团结湘系，与官文会衔上奏李元度功绩，曾国藩奉命赏还按察使衔，加布政使衔，但李元度没有改变“安越军”的名称。9月，率领“安越军”到浙、赣边境。这时，李秀成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左宗棠奉命节制援浙诸军，李元度归左宗棠节制指挥。同年11月，太平军攻克杭州。1861年12月23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2年1月，左宗棠以李元度为盐运使，兼置布政使，2月，擢按察使。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继续分裂湘系，越想越生气，越忌恨，便于2月22日，再次参劾李元度，清廷遂将李元度革职遣戍。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等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也深表愧对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惟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惟愧对次青”。字里行间，尽情流露出曾国藩对李元度这位忘年至交的愧对之情。
其实，曾国藩的这种愧悔是对个人感情而言，对于他所成就事业来说，即场面狭小时，不允许属下自立门户。六、待价而沽，为集团争待遇
曾国藩通过湘军的创立为自己造了一个“大局”。湘军的名份，旗帜都有了，但这仅是表面的精神安慰，他还要保证“局中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为此，他脱下谦逊的外衣，伸手向清廷要官、要权、要职位，当然他的“要”是很讲究策略的，这就是他独特的“取予”之道。
清政府猜忌曾国藩由来已久，曾国藩愈是对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水陆师的战功与兵力的强大铺张扬厉，清政府就越加猜忌曾国藩，越加害怕兵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部队落入曾国藩的手中。在清政府看来，李、杨部湘军水陆师由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与受官文节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掌握，当然比曾国藩掌握要保险得多。因此，当1857年，曾国藩声望日炽的时候，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有所请求的奏折、奏片后，却置若罔闻，不问不理。曾国藩被装进了闷葫芦。
对于清廷的这种装聋作哑的做法，曾国藩自有妙策，他很快上了一个《目疾请假折》。他说：“微臣现患目疾，恳恩赏假一月”。所谓“臣现患目疾”，是“政治病”，是借口生病，表示倦勤。其实，他在赏假的一月中，是在等候清政府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拨还给他，由他指挥湘军进攻九江。一个月早已过去了，清政府对他的请求依然搁置不理。曾国藩满心委屈，一肚皮怨气。
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湖南湘乡原籍。3月6日，他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他父亲的死耗，半是哀伤，半是怨恨，想起清政府对他不公、不平的待遇，无以自解。3月11日，曾国藩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他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对江西军务来一个撒手不管。
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也不深究，赏假三月，在家治丧。7月26日，曾国藩上《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奏请开去兵部侍郎署缺，恳请在籍守制。曾国藩本来想利用父丧在籍守制的机会，向清政府要挟给予湘军与绿营兵同等的地位与待遇，给予他总督、巡抚的官位。谁知8月8日，清政府批准了开去他兵部侍郎署缺，命令他在籍守制，实出他意料之外。论者每以曾国藩因争个人的地位、权力而上《恳请终制折》为不智，殊不知曾国藩所争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他同时在为湘军争地位，争待遇，而争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又是与整个湘军的地位与待遇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他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激起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1857年8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攻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公（胡林翼，字润芝）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雪琴（杨岳斌，字厚庵；彭玉麟，字雪琴）同志，而水陆途分、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教之。盖蒙先生让我出山，仍当恳请带我归里”。曾国藩人在湘乡，所部将领与他书札往返不绝。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成日“格物穷理”，没有“格”出他被消除兵权的真正原因，在家中又气又恼，愤愤不平。他写信给邵懿辰发牢骚说：“考经典中言夺情事，惟《公羊传》较详，孔子以三年之丧而从其利，微示讽戒，则固未深许也。后世夺情，大约君固留之，臣固辞之，两尽其道，未有君以为可去，臣自请夺情者也。近世官场，丁忧率不回籍，或奏、或咨留营、留省，自请夺情，习为常例。鄙人不幸，两次夺情，皆介乎可去可留之间，进退之际，茫无依据，至今惶愧。”他在为自己父母的去世在籍守制，而咸丰帝没有命令他夺情而鸣不平。
曾国藩在家守制愤懑不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曾国藩脱离部队后，他时刻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如他所说：“江右军事，刻不去怀。”进而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地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令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1858年4月，翼王石达开督率所部十余万打进浙江，猛攻衢州，苏、浙震动。清政府原拟命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领兵入浙，胡林翼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实际上他在搞釜底抽薪之计，迫使清政府起用曾国藩领兵入浙。清政府又命和春领兵赴援，和春害怕与石达开作战，借口生病，拒不赴命。遇到这种大事，湘系内部是声气相通的。像石达开入浙，与湖南并无利害关系，然而湖南巡抚骆秉章上奏请求朝廷起复曾国藩统兵赴援。清政府迫不得已，1858年7月1日，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并命萧启江和王鑫遗部张运兰等部归曾国藩指挥。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原籍接到清政府的命令，不禁感激涕零，他说：“圣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余之丧，又令起复，以免避事之责。感激之诚，匪言可喻。”此次出山，当“约旨卑思，脚踏实地，但求精而不求阔”。
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大有“大干一场”的士气，他也行色匆匆，投入局中，7月17日，从湘乡起程，22日到达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抚署机要幕客左宗棠等会商援浙军事，决定调用在江西的萧启江、张运兰、朱南桂、胡兼善等部，又调吴翔冈部一千二百余名湘军，拟与李续宾会晤后，从李部调拨步队一千、马队百名，以上各部总兵力已有八千左右，加上原在江西的李元度部平江勇，总兵力已超过万名。
8月3日，曾国藩从长沙抵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等事宜，协调与湖北湘、楚军的作战部署。以后，曾国藩从武昌顺流而下，10日，至巴河，先后会晤了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刘蓉、唐训方等旧部，商谈援浙军事。他提醒李续宾打仗必须与水师相辅而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19日，行抵九江，杨岳斌前来晋见，祭扫了“塔公祠”（塔齐布），假以笼络军心。
8月18日，曾国藩从湖口坐湘军水师战船前往南昌，杨岳斌随船送至南康，彭玉麟率水师战船护送至南昌。9月10日，行抵贵溪。这时，浙江巡抚晏端书已保举湘军将领李元度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曾国藩对此行非常快慰。这可以说是“尽性”的一个收获。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尺蠖之曲，既能尽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无意，二者的关系又处理得维妙维肖。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或有意或无意产生这样的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主静藏锋，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思想使其游刃于天地之间。七、事关成败时，要敢于抗上
曾国藩《杂著》中总结古代“大失败者”在于一个“从”字，也即凡事没有主见，犹如一个木偶，任人摆布。他提倡凡事要敢争，尤其是在生死交关、成败垂成时，更要辨明曲直成破，如果一切盲从，后果当然要自己负。他还说，对于来自于上的命令，一般要不讲条件地服从，但如果上司是非不明，则不妨抗上。他抗圣旨的事颇能说明这一点。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八、功不可一人独享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他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训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虽然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体察我的苦衷。
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进爵、封鶼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藩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地说：“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的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又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九、鼓励下属独立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关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曾国藩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罗泽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杨厚庵（杨载福）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林翼）、骆（秉章）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远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十、自己立功业与别人立功业
蒋介石一生服膺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尤其钦服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他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并不是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韦昌辉等人的才略，难道比不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满清大臣吗？然而曾国藩标榜传统的思想品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的先导，其结果竟然能够变易风俗，挽回颓靡的风气。我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付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造就使别人也能自立，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也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师了。
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太人”，源于他的“仁”字。曾国藩认为，在军中的处世之道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处世之道一样，互相之间应讲究仁礼。为此曾国藩在选将选兵时，特别注意选那些易于受仁礼感召的质朴之人。
在初募湘军时，曾国藩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似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有兵如此，怎么会不打胜仗呢？
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蹇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今年4月以后，间令塔公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训导队伍这种精神训练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砺，而后可以言战也。”
早年曾国藩研究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信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经过多年的带兵实践，他发现这套理论对处理官兵关系极为有用。
什么是仁，这就是曾国藩常说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存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你感恩戴德。
什么是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敢怠慢。身处高位，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再加上衣冠整齐，举止严肃，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这样部属就会感到你的威严了。
如果能做到这两条，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还有什么治不好的军队呢？
曾国藩说，我们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一般，没有银钱，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桩。千万不能使他们因骚扰百姓而坏了品行，因嫖娼、赌博、吸大烟而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他们自己会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激不尽了。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人。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正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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