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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1 15: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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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弗•福赛斯(著),舒云亮(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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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先生:上帝的拳头

间谍先生:上帝的拳头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间谍先生:上帝的拳头作者:(英)弗•福赛斯(著),舒云亮(译)排版:燕子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5-01ISBN:9787532168231本书由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献给特空团官兵的遗孀和孩子们。

献给桑迪,没有你的支持,这一切都将无比困难。

献给知道海湾真正发生过什么的人们,感谢你们对我诉说。你们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就够了。第一章火炮设计师

那个还能活十分钟的人正在开怀大笑。

使他开心的原因,是他的私人助手莫妮克·杰明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莫妮克正驱车把他从办公室送回家去。故事的主人公是他们在斯塔尔街的空间研究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公认的荡妇、花痴,结果却是个同性恋。这种笑料似乎正好符合他低俗的趣味。

地点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七点差十分时,他们两人离开位于乌可郊区的办公室,由莫妮克驾驶一辆雷诺21型汽车。她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卖掉了她雇主的大众汽车,因为他开车技术很糟糕,她担心他会因车祸而死于非命。

他的住宅位于福黎街旁边切里德鲁三栋公寓楼的中间那一栋。从办公室到住宅只有十分钟车程,但半路上他们在一家面包房停了下来。两人都走了进去,他买了一只他最喜欢吃的乡间面包。风中夹着雨丝,他们缩着头,没有注意到跟在他们后面的那辆轿车。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没接受过特工训练。那辆没有标志的轿车里面坐着两个脸颊黝黑的人,已经在科学家后面跟踪了几个星期,从来没有跟丢过,也从来没有接近过他,只是注视着。而他却没见过他们。其他人见过,但他不知道。

从公墓前面的那家面包店出来后,他把面包扔进了汽车后座,然后钻进汽车继续回家的旅程。七点十分,莫妮克在离街边十五米的公寓楼玻璃门前面停住了汽车。她提议要陪他上楼,看着他走进家里,但被婉言谢绝了。她知道他要等他的女朋友海伦,不愿让女同事看到。这是他的虚荣心之一,他的女助手们也纵容了他这种虚荣。海伦仅仅是一个好朋友,是他在布鲁塞尔期间的伴儿,而他的妻子在加拿大。

他钻出汽车,与往常一样,那件有腰带的风雨衣领子向上翻着。他提起那只与他形影不离的黑色大帆布包,背到了肩上。帆布包重量超过十五公斤,里面装满了纸:科技资料、项目书和各种数据。这位科学家不相信保险箱,不合逻辑地认为把他所有的最新项目资料背在肩上更为保险。

莫妮克最后看到她雇主时,他正站在玻璃门前,一边肩膀上背着包,另一边手臂下夹着面包,在掏钥匙。她注视着他走进门内,自动上锁的玻璃门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然后她就驾车离开了。

科学家住在这座八层公寓大厦的六楼。大楼后部装有两部电梯,楼梯环绕电梯盘旋而上,每一层楼道都有一扇消防门。他走进其中一部电梯,到达六楼时走了出来。楼道门厅里的小功率灯泡在他步出电梯时自动亮了起来。他的一只手拎着叮当作响的钥匙串,另一只手抓着面包,身体因为背包的重量而向一边倾斜。他向左转弯,接着又是左转走过黄褐色的地毯,走到自己的住宅前,把钥匙朝门锁插了进去。

杀手一直等候在灯光昏暗的电梯井另一边。他静静地从电梯井旁转过身来,手里握着一把装着消音器的7.65毫米贝雷塔自动手枪。枪外面套了一只塑料袋,以防止跳出来的弹壳落到地毯上。

一共五枪,从不到一米的距离射入了后脑和后颈,这已经绰绰有余了。科学家那高大、粗壮的身体向前一冲,倚在了门上,然后慢慢地下滑,倒在了地毯上。枪手甚至不想去作检查,没有这个必要。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在囚犯身上练习过,现在他明白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轻盈地跑下六层楼梯,从后门出去,穿过栽着树木的花园,上了等候在那里的轿车。一小时内,他已经在自己国家的大使馆里了,随后当天就离开了比利时。

五分钟后,海伦来了。起先,她还以为她的情人心脏病发作了。她慌忙进入房内打电话给急救人员。然后她记起来他的医生就住在同一幢楼里,于是也给医生打了电话。急救人员先到了。

其中一个急救员试图去挪动仍然俯卧在地上的沉重身躯。当他把手抽出来时,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几分钟后,他和医生宣告受害人已经死亡。这层楼四套公寓中唯一的住户走到自己的门边,这是一位老太太,刚才一直在听古典音乐,隔着厚厚的实木门根本没有听到外面发生了什么。在切里德鲁这种小区,邻里之间总是保持距离。

躺在地上的人是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博士,一位任性的天才、世界著名的大炮设计师,也是最近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服务的武器设计制造商。

自格里·布尔博士遭谋杀之后,欧洲大地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在布鲁塞尔,比利时反间谍机构承认,几个月以来布尔差不多每天都被一系列没有标志的轿车所跟踪,车内是两个黝黑的、东地中海人长相的男人。

四月十一日,英国海关在米德尔斯布勒码头截获了八段巨型钢管。这些钢管铸造、加工得很精美,两头装有庞大的法兰,可用大号螺栓和螺帽拼接组装起来。大获全胜的海关官员宣称,这些钢管并不是用于石油化工厂的(提单和出口证明上是这么写的),而是由格里·布尔设计的大炮炮筒的部件,目的地是伊拉克。超级大炮的笑剧由此诞生了,并将继续演下去,抖露出一些两面派的伎俩、几个情报机构的卑鄙行动、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和政治上的奸诈手段。

几个星期内,超级大炮的零部件开始在欧洲各地露面。四月二十三日,土耳其宣布拦下了一辆匈牙利卡车,车上装有运往伊拉克的一根十米长钢管,土方认为那根钢管是超级大炮的部件。同一天,希腊官员声称截获了另一辆装载钢铁部件的卡车,并以同谋的罪名把那个倒霉的英国司机拘留了几个星期。五月份,意大利方面查获了七十五吨部件,另有十五吨在罗马附近的富齐尼工厂被没收。后者是用于超级大炮炮尾的钛钢合金部件。在意大利北方布雷西亚的一个仓库里查出了更多的零配件,也是同样用途。

接下来是德国人,他们在法兰克福和不来梅港查获的东西,据证实也是现在已经世人皆知的超级大炮的部件。

事实上,格里·布尔为他的设计所做的订单是很高明的。组成炮筒的钢管确实是由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即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和谢菲尔德铸造厂。但一九九〇年四月遭截获的那八段钢管,只是五十二段中的最后一批。这些部件齐全后,可以组装成两条一百五十六米长的炮筒,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米口径,可以发射电话亭那么大的物体。

撑脚也就是支架,来自希腊;组成反冲机构的管路、泵和阀门,来自瑞士和意大利;炮尾和炮闩来自奥地利和德国;推进剂来自比利时。总之,共有七个国家充当了承包商,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生产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媒体兴奋得如获至宝,兴高采烈的海关官员和英国司法机关也是如此,他们开始急切地起诉无辜的涉嫌者。没人指出,真正的大鱼已经漏网了。被截获的只是构成2、3、4号超级大炮的部件。

至于格里·布尔遭暗杀,媒体抛出了一些荒唐的理论。可想而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被扣上了“应对一切负责”的帽子。这是一个谬论。尽管在过去,在特定的情况下,兰利(中情局所在地和代名词)也曾实施过一些暗杀,但目标都属于同一类型:变节的情报官、叛徒和双重间谍。那种在中情局头儿指使下、被同事枪杀的前中情局特工的尸体堆满了兰利门厅的说法听起来很有趣,但毫无真实性可言。

再者,格里·布尔不是黑社会人物。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大炮设计师和承包人,设计制造传统和非传统大炮;他也是一位美国公民,曾为美国工作过几年,并曾多次向他的美国军方朋友谈起过他的打算。如果说,军火业中每一位曾为敌对国工作过的设计师和实业家都要被“消灭”的话,那么南北美洲和欧洲约有五百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何况伊拉克早前并没有被视作美国的敌人。

最后,在最近的十年里,兰利受到了监督委员会这种官僚主义体制的制约。没有书面签署的命令,任何情报官不得下达杀人的指令。对于像格里·布尔那样的人,实施暗杀的命令必须来自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

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是威廉·韦伯斯特,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本本主义的前法官。要想从威廉·韦伯斯特那里得到一份杀人手谕,难度如同用一把茶匙从马里奥监狱越狱。

但是毫无疑问,在谁杀了格里·布尔这个谜团中,以色列的摩萨德脱不了干系。整个新闻界和布尔的大多数亲友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布尔曾为伊拉克工作过,而伊拉克是以色列的敌人。一加一等于二。但国际政治错综复杂,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世界上的主要情报机构中,摩萨德是最小、最冷酷无情和最雄心勃勃的。毫无疑问,它过去执行过许多暗杀任务,它的三个“基顿”队就是干这个的——基顿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刺刀的意思。基顿队员来自摩萨德的战斗部,都是些隐蔽的、身手不凡的外勤特工队员。但即使摩萨德也有其做事的规矩,虽然完全是他们自己定的。

摩萨德杀人有两种范畴。一种是“行动的需要”,我方或对我方有益的人处于危险中时,挡道的那个人必须被消灭,而且要快,要永久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特工队长有权消灭使整个行动陷入危险境地的对手,事后再从特拉维夫的上司那里得到认可。

另一种是那些已经被列上处决名单的人。这份黑名单存放在两个地点:总理的私人保险箱和摩萨德局长的保险箱内。按规定,每一位新上任的总理都要看这份名单,该名单上可能列有三十至八十个名字。他可以在某个名字旁签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也就是授权摩萨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时间、方式去执行处决,或者他会坚持在处决某人前必须要再跟他协商一下。但无论何种情况,他必须签发处决命令。

广义说来,黑名单上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残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将领,尽管这一类人很少还活在世上。多年前,以色列开展过绑架和公审阿道夫·艾希曼的一次重大行动,因为以色列要搞一个国际性的杀鸡儆猴的例子。而其他纳粹战犯则被悄悄地清除了。第二类差不多都是现代的恐怖分子,主要是像艾哈迈德·贾布里勒和阿布·尼达尔那样的,对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欠下血债的阿拉伯人,也有几个非阿拉伯人。第三类有可能包括格里·布尔的名字,是那些为以色列的敌人工作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如果继续下去,会对以色列和她的公民带来极大的危险。

共同点是,目标必须双手沾满鲜血,要么是事实的,要么是预期的。

如果要实施处决,总理会把案件交给一名司法调查官去办理。该调查官鲜为人知,只有极少数以色列司法人员听说过,广大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调查官将组成一个“法庭”,宣读罪名,出庭的会有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被告律师。摩萨德的指控一旦被证实,案子就回到了总理那里,由总理签发命令。余下的事就由基顿队去执行。“摩萨德杀了布尔”这个理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漏洞百出。确实,布尔是在为伊拉克工作,设计新的传统型大炮(其射程打不到以色列)、一个火箭项目(有一天也许能打到以色列)和一门巨炮(以色列一点儿都不担心)。但另有几百名科学家也在为伊拉克工作。有六家德国公司是伊拉克秘密毒气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其产品已经威胁到了以色列。德国人和巴西人在全力以赴研制萨德16火箭。而法国人是伊拉克原子弹研究的提议人和供应商。

布尔其人、其想法、其设计及其工作进展,引起了以色列的极大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死后,许多事实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有人秘密进入他的公寓,而他也一直备受困扰。东西倒是没被拿走,但留下了外人进来过的痕迹。玻璃杯被动过了,窗户被打开了,录像机中的录像带被倒带又被取出。他不知道,这是在向他发出警告吗?是摩萨德干的吗?他确实是在受警告,而且确实是由摩萨德发出的——但不是为了杀他。

事后,那两个在布鲁塞尔到处跟着他的、操浓重喉音的黑脸颊陌生人,被媒体说成是正在等待时机下手的以色列刺客。这个理论的瑕疵在于,摩萨德特工并不那样高调地到处转悠。没错,摩萨德特工是在那里,但没人见过他们,布尔没见过,他的亲友没见过,比利时警方也没见过。摩萨德在布鲁塞尔的特工队员长相酷似欧洲人,都能混同于欧洲人。而且正是他们向比利时人透露情报说,布尔被另一拨人跟踪着。

而且,格里·布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经不起挑战。他以前曾为以色列工作过,喜欢那个国家及其人民,在以色列军中有许多朋友,但他老是管不住他那张嘴。如果有人用激将法对他说“格里,我敢打赌你肯定搞不出萨德16火箭”,布尔准会跳起来,滔滔不绝地讲上三个小时:他现在正在做什么,项目进度到了什么阶段,还有什么困难,以及他会如何解决——和盘托出。对情报机构来说,他是他们梦想的对手。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还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以色列将军,向他们讲解了所有的细节。这一切全被将军们手提箱内的录音设备给录了下来。以色列为什么要除掉一个如此丰富的内部情报源呢?

最后,摩萨德在对付科学家和实业家时还有另一个习惯:向对方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当然,这个习惯决不会用于恐怖分子。这种警告不是进入房间,移动玻璃杯或把录像带倒带,而是实质的口头警告。即使是对于雅西亚·阿尔梅沙德博士——为伊拉克建造第一台核反应堆、后来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三日被杀死在巴黎美丽殿宾馆房间里的埃及核物理学家——也是按照这程序来的。一名会说阿拉伯语的特工队长走进他的房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他再不撒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埃及人告诉站在门口的陌生人马上滚蛋。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两个小时之后,梅沙德就死了。但他曾经有过机会。一年后,全套由法国人提供的奥西拉克1号和2号核设施毁于以色列的一次空袭。

布尔就不同了,他是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公民,是一位热情和蔼、平易近人、喜欢喝威士忌的天才科学家。以色列人可以像朋友一样与他谈话,而且也确实时常与他这样交谈。派一位朋友去直接告诉他,他必须止步,要不然行刑队就会来追杀他,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格里,公事公办。

布尔并没有在从事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事业。而且他已经告诉过以色列人和他在亚洲国家的一位朋友,他想退出伊拉克,彻底退出。他已经受够了。格里·布尔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

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一九二八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湾。在中小学期间他就显得聪明过人,并渴望获得成功,享誉世界。十六岁时他就高中毕业了,但因为他太年轻了,唯一愿意接受他的高等学府是多伦多大学工程学院。他在那里证明自己不但聪明,而且前程无量。二十二岁时他成为学院史上最年轻的物理学博士。航空工程学抓住了他的想象力,尤其是弹道学——也就是对飞行体的研究,无论是弹射体或是火箭。就是这门学问指引他走上了大炮设计的道路。

离开多伦多大学后,他加入了加拿大军械开发研究所——简称卡德(CARDE),位于魁北克市郊外一个安静的小镇瓦尔卡地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人们的目光不但瞄向天空,而且瞄向比天空更高的太空。当时的流行词语是火箭。就在那个时候,布尔显露出他不但技术高明,而且还有其他素质。他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与众不同,不受传统制约,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卡德的十年时间里,他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想法,之后,这个想法成了他的毕生梦想。

与所有新想法一样,布尔的想法显得相当简单。当他关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火箭的射程时,他发现这些看上去十分壮观的火箭有十分之九都是初级火箭。顶端的二级和三级火箭,尺寸只是初级火箭的小零头,而最尖端的锥体状载荷体积就更小了。

巨大的初级火箭目的在于把载荷送上一百五十公里的高空,在这个高度之内,空气最为稠密,地心吸力也最大。过了一百五十公里这道关以后,只需很小的推力即可把人造卫星继续送上太空,进入离地球四百至五百公里的轨道。每次火箭升空后,硕大、昂贵的初级火箭即会被整个毁掉——焚毁,碎片溅入大洋之中。

布尔思考着,能否用一门巨炮的炮筒,把二级、三级火箭连同有效载荷打上一百五十公里的初始高空?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更简单,成本更低,而且那门炮可以重复使用。于是他向政府部门管经费的人提出了他的请求。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与政客和官僚主义者打交道,但他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的性格。他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喜欢他。一九六一年,他的运气来了。麦吉尔大学因为预见到一些技术新发展而找上门来。美国陆军因其自身的利益也来找他。当时作为炮兵卫士的美国陆军正与空军较劲,因为空军要抢夺对所有射程高度超过一百公里的火箭和弹射体的控制权。布尔用他们的联合基金,在巴巴多斯的一个岛上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研究中心。陆军给了他一整套库存的16英寸舰炮(世界上最大的口径)、一条备用炮筒、一台小型雷达瞄准器、一台起重机和几辆卡车。麦吉尔大学设立了一个金属加工车间。这好比是小车间想搞高科技,但布尔却真的搞成了。他那令人惊奇的创造发明开始了,是年他三十三岁,害羞,缺乏自信,衣衫不整,富有创造力,且仍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

他把巴巴多斯的研究课题称为高空研究项目,英文缩写名为哈普(HARP)。那门老旧的舰炮及时地架了起来,布尔开始了对弹射体的研究工作。他根据麦吉尔大学校徽图案上的那只纹章鸟,把那些弹射体称为欧洲燕。

布尔想比其他人更快、更省钱地把仪器载荷送上地球轨道。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任何人体都无法承受从大炮中发射出来的压力,但他正确地预见到,将来百分之九十的空间科学研究工作将由机器完成,而不是人。肯尼迪执政时的美国,受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登月的挑战,追求在卡纳维拉尔角创造出更多的荣耀,结果只是毫无意义地先是把老鼠、狗、猴子,最后把人类送上了太空。

在巴巴多斯,布尔继续为他那门唯一的大炮和欧洲燕弹射体而奋斗。一九六四年,他把一只欧洲燕打上了九十二公里高度。之后,他又将大炮炮筒加长了十六米(只花费四万一千美元),三十六米的新炮筒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炮筒。由此,他把一百八十公斤的载荷送上了神奇的一百五十公里高空。

他把出现的问题逐个解决了。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火药。在小型火炮中,火药在一微秒时间内从固体膨胀成气体,对弹射体产生一股强大的推力。气体试图从容器中逸出,但除了炮筒口无处可去,于是就把炮弹向前推出。但如果炮筒像布尔的大炮那么长的话,就需要一种缓慢燃烧的火药,以免炸破炮筒。他需要一种能从炮筒中持续加速、把弹射体推射出去的火药。他设计成功了。

一九六六年,布尔在加拿大国防部里的官僚主义老对手搞了他一下。他们敦促部长抽去他的资金。布尔申诉说,他可以以卡纳维拉尔角成本的零头把仪器载荷送上太空。但他的申诉毫无用处。美国陆军为保护其自身利益,把布尔从巴巴多斯转移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尤马。

那年的十一月,他在那里把一个载荷发上了一百八十公里的高空,这个纪录保持了十五年。但在一九七六年,加拿大方面,即政府和麦吉尔大学,双双撤出了他的项目。美国陆军也跟着撤出了。哈普项目只得关闭。布尔在佛蒙特州北部、加拿大国境线上的海沃特买下了一座房子,办起了一个纯属咨询性质的公司,起名为空间研究公司。

哈普项目留下了两个后话。到一九九〇年时,卡纳维拉尔角的宇航项目将一公斤仪器送上太空需花费一万美元。而布尔临死那天,他完成同样的事只需要花六百美元。此外,一九八八年,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利弗莫国家实验室开始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涉及一门巨炮,但炮筒的口径只有四英寸,长度只有五十米。最后,该项目花费几亿美元,希望能建造一门比它大得多的炮,以把载荷发送到太空。项目的名字为超高研究项目,简称“夏普”(英文缩写SHARP)。

格里·布尔在国境线上的海沃特生活工作了十年。其间他抛开他那未完成的梦想,即能把载荷发射到太空的大炮,转向他的第二个强项——更有利可图的传统火炮。

他从主要问题入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陆军炮兵都以155毫米榴弹野战炮为常用主战兵器。布尔知道在炮火交战中,射程远的一方是赢家。他可以坐在远处把敌人炸得稀巴烂,而自己则毫发无损。布尔下决心要增加155毫米野战炮的射程,提高其精度。他从弹药着手。以前有人尝试过对弹药的改进,但没人成功过。四年内布尔取得了突破。

在控制试验中,布尔研制的炮弹射程达到了同样155毫米标准炮弹的一倍半,精度更高,在爆炸力相同的情况下炸成了四千七百块碎片,而北约的同样炮弹只能炸成一千三百五十块碎片。但北约不感兴趣。谢天谢地,幸好苏联也不感兴趣。

布尔没有气馁,他继续努力,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远射程炮弹。北约还是不感兴趣,还是更喜欢原来军火商提供的短程炮弹。

虽然列强对此不屑一顾,其他国家却刮目相看。各种军事代表团蜂拥来到了海沃特,与格里·布尔洽谈。这些代表团包括以色列(此时他与以色列观察员在巴巴多斯就开始的友谊更加紧密了)、埃及、委内瑞拉、智利和伊朗。他也作为顾问为英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提供其他火炮的咨询服务。其中美国的军事科学家很警惕地持续研究、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一九七二年,他悄悄地加入了美国籍。第二年他开始对155毫米口径野战炮的本身进行改进。两年后他又取得了突破,他发现加农炮炮筒的最佳长度既不能大于也不能小于其口径的四十五倍。他对标准的155毫米野战炮进行了优化的全新设计,命名为GC-45。这种新火炮配上远程炮弹后,其射程可超过整个社会主义武器库里的任何大炮。他指望能有订货合同,却还是失望了。五角大楼还是站在枪支说客的一边,坚持采用政客们推介的价格高七倍的火箭助推炮弹。其实这两种炮弹的性能完全一样。

一九七六年起,布尔的名誉地位一落千丈。开始时他完全是无辜的。当时在中情局的纵容下,他应邀去帮助南非改进他们的大炮和炮弹,那时候南非正与莫斯科支持下的古巴雇佣军在安哥拉交战。

布尔对政治的无知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去了南非,发觉他喜欢上了南非,并与南非人相处融洽。南非因实施种族隔离,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孤儿,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他担忧。依照他那不断完善的GC-45长炮筒远射程榴弹炮,他帮助他们重新设计了他们的大炮。后来,南非人研制出自己的版本,并用那些加农炮炸毁了苏制大炮,打退了苏联人和古巴人。

回到美国后,布尔继续交付装运他的炮弹。然而在一九七七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了武器禁运,吉米·卡特当上美国总统后,布尔被捕了,罪名是向被禁国家出口产品。中情局像扔一只烫手的山芋那样把他扔掉了。他被劝说要保持沉默,主动认罪。又被告知说,审讯只是个程序,他会得到从轻发落的。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一名美国法官判处布尔监禁一年,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零五千美元。布尔实际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伍监狱待了四个月零十七天。但对他来说,问题并不在这里。

使他愤怒的是他遭受的羞辱,再加上被出卖的感觉。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他据理问道。他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了美国,入了美国籍,听从了中情局的劝告。当他在阿伦伍监狱服刑期间,他的公司——空间研究公司倒闭了,他也被毁了。

出狱后,他永久地离开了美国和加拿大,移居去了布鲁塞尔,在一个没有电梯的公寓楼的一室一厨小套房里重新开始了他的事业。朋友们后来说,自那场官司之后他变了,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了。他永远不会原谅中情局,永远不会原谅美国;但他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一次听证会,争取一声对他的道歉。

当布尔远在布鲁塞尔期间,其他地区发生了一些事。南非人对他的设计进行了极大的改进,以他的GC-45为基础,他们开发出一种叫G-5的拖曳式榴弹炮,以及一种叫G-6的自行式加农炮。这两种火炮使用远程炮弹时均能达到四十公里的射程。南非人向其他国家出售这种大炮,但由于布尔与南非人没谈妥,他连一分钱的使用权费也没得到。

在这些大炮的客户中,就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这些加农炮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打散了伊朗狂热分子的人浪,最后在法奥的沼泽地里打败了他们。但萨达姆·侯赛因做了一些手脚,尤其是在法奥战役中——他在炮弹里添加了毒气。

后来布尔又为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工作,把南斯拉夫陆军的苏制130毫米大炮改造成配备远程炮弹的新型155毫米加农炮。虽然他没能活下来看到这些事,但就是这些大炮,在南斯拉夫解体时被塞尔维亚人继承,在内战中炸平了克族人和穆斯林的城市。一九八七年时,他获悉美国还是想研制能把载荷送上太空的加农炮,但格里·布尔断然拒绝了这笔生意。

那年冬天他接到了从伊拉克驻波恩大使馆打来的一个电话:布尔博士是否愿意作为伊拉克的客人访问巴格达?

他不知道,八十年代中期,伊拉克亲眼目睹了“止血行动”,那是美国发起的一次行动,旨在切断伊朗所有武器进口源头。随后在伊朗支持下,真主党狂热分子袭击了美国驻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兵营,造成美军士兵大量伤亡。

伊拉克对此的反应是,虽然“止血行动”使他们在与伊朗人的战争中获利,但是,如果美国人能那样对付伊朗,那么他们也能那样对付我们。此后,伊拉克下决心停止进口武器,转而尽一切可能进口武器制造技术。布尔是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他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招募布尔的任务交给了伊拉克工业与军工部(简称军工部)第二把手阿莫·萨蒂。当布尔于一九八八年一月抵达巴格达时,阿莫·萨蒂这位能说英语、法语、德语当然还有阿拉伯语的具有大都市外交家与科学家风度的伊拉克高级官员,把他玩得晕头转向。

阿莫·萨蒂说,伊拉克人想借助布尔的帮助实现他们的梦想:把用于和平目的的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设计出能把载荷送上去的火箭。为他们工作的埃及和巴西科学家曾建议,第一步应该是把五枚飞毛腿导弹捆绑起来。这种导弹伊拉克已从苏联买了九百枚。但这里有许多技术难题。他们需要一台超级计算机。布尔能帮助他们吗?

布尔喜欢难题,那是他存在的理由,是他的用武之地。他没有超级计算机,但他本人就是一台有两条腿的超级计算机。此外,他告诉阿莫·萨蒂,如果伊拉克想成为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阿拉伯国家,还有另一种方法,比从零开始研制火箭更快、更简便、更省钱的方法。

他说,只要三百万美元,他就能生产出能承担这项任务的一门巨炮。这是一个五年计划。他可以击败美国在利弗莫的项目。这将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胜利。萨蒂博士兴奋得两眼放光。他说,他要把这个想法向政府报告,并竭力举荐。同时,布尔博士是否愿意参观一下伊拉克的火炮?

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时,布尔就已经同意:第一,帮他们解决把五枚飞毛腿捆绑起来作为初级运载火箭的问题;第二,为陆军设计两门新型大炮;以及第三,准备超级大炮的正式项目建议书,以期尽快把载荷送上地球轨道。

以前为南非工作时,他没注意他为之服务的政权的性质。这次,朋友们已经告诉他,萨达姆·侯赛因是中东地区的一个血腥人物。但一九八八年前后,世界上有数以千计享有盛誉的大公司和几十个政府在与出手大方的伊拉克做生意。

对布尔来说,诱饵是他的大炮,他深爱的大炮,他的人生之梦。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支持者,准备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使他能够加入精英科学家的行列。

一九八八年三月,阿莫·萨蒂派遣一名外交官到布鲁塞尔与布尔洽谈。火炮设计师说,是的,他已经在初级火箭的技术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很愿意由他的公司——重新成立的空间研究公司——出面签约。业务谈成了。伊拉克人明白,布尔为一门大炮要价三百万美元真是太傻了;他们主动把价格提高到了一千万美元,条件是要加快进度。

当布尔快速工作时,他真是快得惊人。在一个月之内,他把他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自由职业专家组成了一个工作班子。伊拉克超级大炮任务,由英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弗·考利担任组长。布尔将位于伊拉克北方萨德16基地的火箭项目命名为青鸟项目;将超级大炮任务命名为巴比伦项目。

到了五月份,巴比伦项目的确切规格已经制定出来了。这将是一台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器。炮筒口径一米,长度一百五十六米,总重一千六百六十五吨,高度相当于华盛顿纪念碑。

布尔向巴格达阐明,他本想研制较小的样板,一台350毫米口径、重量仅为一百一十三吨的微型巴比伦。但用现在的这门巨炮,他可以同时测试对火箭项目也有参考意义的鼻状锥体。伊拉克人喜欢这个主意——他们也需要鼻状锥体技术。

这种技术对伊拉克贪得无厌的胃口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格里·布尔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也许,他满腔热情地希望看到他的人生梦想最终实现,而把这事给忘了。为防止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摩擦热量将其焚毁,设计鼻状锥体需要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太空中进入轨道的载荷不会回来,它们留在轨道上。

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克里斯托弗·考利向英国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公司下达了第一批订单,求购能够组装微型巴比伦炮筒的钢管。下一步是订购全尺码巴比伦1号、2号、3号和4号炮筒的管件。其他奇形怪状的钢铁部件的订单也发到了欧洲各地。

布尔的工作进度令人惊异。两个月之内他就完成了国有企业需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到一九八八年底,他完成了为伊拉克设计的两门新型火炮——自行火炮。这两门新大炮威力强大,能摧毁周边的伊朗、土耳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炮兵阵地,因为这些国家使用的都是从北约和美国采购的大炮。

经过不懈的努力,布尔还解决了把五枚飞毛腿捆绑起来组成初级青鸟火箭的问题。该火箭被起名为阿贝德,即“信徒”。他还发现伊拉克人和巴西人在萨德16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错的。他把自己新计算的数据交了出去,留给巴西人去继续研究。

一九八九年五月,世界上大多数军火制造商、新闻媒介、政府观察员及情报机构,均参加了在巴格达举办的兵器展览会。与会者对展出的两台巨炮的样板模型表示了相当大的兴趣。十二月份,阿贝德的试射引起了传媒大吹大擂的宣传报道,使西方的军事分析家们感到如坐针毡。

伊拉克电视台播放出来的镜头显示,巨大的三级火箭从安巴空间研究基地呼啸着腾空而起,升上蓝天,渐渐消失了。三天后华盛顿承认,该火箭看来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分析家们研究得更为详细。如果阿贝德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那么它也可以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忽然间,西方情报机构感到原先的观点——萨达姆·侯赛因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他要想构成严重威胁还需好多年——是大错特错了。

三大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都认为,伊拉克这两个项目,巴比伦炮只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玩具,而青鸟火箭才是真正的威胁。

三个情报局都搞错了。不起作用的是阿贝德。

布尔知道为什么,而且把实情告诉了以色列人。阿贝德呼啸着升上了一万两千米后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实际上二级火箭没能与初级火箭脱离,而三级火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假体。他知道这个底细,因为他一直在努力说服某个亚洲科技强国提供三级火箭,正准备飞过去谈判。

他确实去了,但遭到了断然拒绝。这时候,格里·布尔感觉到伊拉克的项目有大问题,使他极为忧虑,但与以色列无关。好几次他坚持要退出伊拉克的项目,快点退出。他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太晚了。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在库尔德山区萨森的宫殿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召开了一次内层顾问小组的全会。

他喜欢萨森。它坐落在一个山头上,透过三层窗玻璃,他能够俯视周围的乡间景色,在那里,库尔德农民们蜷缩在他们的棚屋茅舍里,度过寒冷的冬季。这里离哈拉布贾这个经历过恐怖屠杀的城镇不是很远。一九八八年的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天,他曾经下令处罚那里的七万居民,因为他们被指控与伊朗人勾结。

炮兵结束轰击后,五千个库尔德人死去,另有七千人终生致残。就萨达姆个人来说,他对炮弹喷发出来的氢化物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感激帮助他获得毒气制造(包括塔本和沙林神经毒气)技术的德国公司。这些毒气与多年前在犹太人身上使用过的齐克隆-B相似,并很有可能再次使用。

那天上午,他站在客厅的窗前朝下凝视着。他已经掌权十六年,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他已经被迫惩罚了许多人,但他也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

他倾听着从南方飞过来的护航直升机队发出的咔嗒咔嗒声,他的化装师慌慌张张地为他调整那块绿头巾。他喜欢把它围在军装的V字形领口之上,遮住他的脸颊。收拾停当之后,他拿起了他的随身武器,一把伊拉克制造的镀金贝雷塔手枪,把它插进拴在皮带上的枪套里,又把皮带系到腰上。他以前对一名内阁部长用过这支手枪,也许以后还要使用。他总是带着它。

一名仆从敲了敲门,通知总统他所召集的人员已经等在会议室里了。

当他步入装着大块窗玻璃、能俯视雪景的长房间时,房间里的人全体起立。只有在山上的萨森堡垒中,他对暗杀的恐惧才会消失。他知道这个宫殿设有三道防线,他自己的儿子库赛亲自统帅着总统卫队,屋顶装有法国克罗泰尔防空导弹,战斗机在山区上空盘旋巡逻。没人能接近这些大窗户。

他在T形会议桌上首中央那把御座般的椅子里落座了。在他两侧的是他最信任的四名助手,左右各两名。萨达姆·侯赛因对他所喜爱的人只有一个品质要求:忠诚。绝对忠诚、完全忠诚、奴隶般的忠诚。经验告诉他,这个品质是分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是家庭,其次是宗族,然后是部族。有一句阿拉伯老话说:“我和我的兄弟对付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对付外人。”他相信这话。这话有道理。

萨达姆·侯赛因出身于提克里特小镇的贫民区,属于提克里特部族。现在,他的家庭成员和提克里特部族中有一大帮人在伊拉克身居要职,执掌大权。他们的任何失误、残忍或行为不当都可得到饶恕,只要他们对他忠心。他精神变态的二儿子乌代不是打死了一名仆人又得到了宽恕吗?

坐在他右边的是伊扎特·易卜拉欣,他的副总统;再右边是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军工部头头,负责武器采购。左边坐着塔哈·拉马丹总理;再往左是萨多恩·哈马迪副总理,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但他唯一能够宽容人之处便是宗教信仰。他的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是一名基督徒。那又怎么样?只要他能按吩咐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军队的高级将领坐在T字形会议桌尾部。这些将军统帅着共和国卫队、步兵、装甲兵、炮兵和工程兵。再远处坐着四名专家,就是因为这几个专家的报告,才召集了这次会议。

坐在桌子右边的两位专家,一位是阿莫·萨蒂博士,技术专家,也是他女婿的副手;另一位是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准将。与他们面对面的是负责国外情报局的伊斯梅尔·乌贝蒂博士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

这三名谍报头子有着明确的工作分工。乌贝蒂博士主管国外的情报工作;拉曼尼准将反击国外组织在伊拉克的谍报活动;卡蒂布负责维持国内安全。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手中有巴格达西郊的阿布格雷布监狱,还有总部底下被戏称为“体育馆”的一个审讯中心,传言任何被抓进去的反对者都会遭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这些传言在人群中引起的恐惧,再加上大量眼线组成的天罗地网,粉碎了一切国内反抗行动。

许多人都向萨达姆·侯赛因反映秘密警察局头子太残忍,但他总是一笑了之。谣传说是他本人给卡蒂布起了“穆阿齐”——折磨者的诨号。当然了,卡蒂布是提克里特族人,绝对忠心耿耿。

有些独裁者在讨论敏感事情时,喜欢把知情者范围圈得很小。萨达姆恰恰相反;如果要去干肮脏的事情,他们都应该知道。这样没人会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不知道。”这种方法使他周围的人都明白:“如果我倒了,你们全都得倒。”

当大家重新落座后,总统朝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点了点头。后者让萨蒂博士汇报。这位技术权威在读报告时没有抬起过眼皮。明智的人是不会去盯视萨达姆的脸的。总统声称他可以通过眼睛洞悉对方的灵魂。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点。盯视他的眼睛也许意味着勇气、蔑视和不忠。如果被总统怀疑为不忠,那么肇事者通常会死得很惨。

萨蒂博士读完报告后,萨达姆想了一会儿。“这个人,这个加拿大人,他知道多少?”“不是全部,但是也够多的了。我相信他可以据此推算出来,赛义德。”

萨蒂使用了阿拉伯的敬语赛义德,相当于西方人的先生,但更为敬重。另一个得体的称呼是赛义德热依斯,即“总统先生”。“多久?”“很快,他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赛义德。”“而且他一直在向以色列人说这些事?”“经常谈起,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回答说,“他是他们多年的老朋友。他访问过特拉维夫,给他们的炮兵参谋们作过有关弹道学的学术报告。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有的可能是摩萨德的人,尽管他也许不知道。”“少了他,我们能完成那个项目吗?”萨达姆·侯赛因问道。

侯赛因·卡米尔插话了:“他是一个怪人。他坚持随身携带着一只大帆布包,把他所有重要技术资料都背在身上。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反间人员去看他的资料并把它们复印下来。”“那么,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总统的目光转向了哈桑·拉曼尼,他的反间谍局局长。“当即就完成了,赛义德热依斯。上个月他在这里访问期间的事。当时他喝了不少威士忌。那酒被下了药,他沉睡不醒。我们拿走了他的包,复印了里面的每一份资料。我们还把他的技术会谈全录了音。复印件还有录音整理稿,都已经移交给了我们的萨蒂博士同志。”

总统的目光又转回到那位科学家。“现在,我再问一遍,少了他你能完成那个项目吗?”“能,赛义德热依斯,我相信我们能完成。他的有些计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我让我们最优秀的数学家研究了一个月。现在他们能读懂了。余下的工作工程师们都能干。”

侯赛因·卡米尔向他的副手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你最好别搞错。“他现在在干什么?”总统问。“他去了亚洲,”乌贝蒂博士回答,“他正在努力为我们的阿贝德项目搞一枚三级火箭。但是,他会失败的。预计三月中旬他可以回到布鲁塞尔。”“你在那边有人,很好的人,是吗?”“是的,赛义德。我们的人在布鲁塞尔跟踪他已经有十个月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办公室里接待以色列代表团。我们还有他的住宅钥匙。”“那就这样干吧。等他一回来。”“立即照办,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想了想他在布鲁塞尔的四人盯梢小组。其中一个人以前干过这种事。他将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三名情报官和萨蒂博士退出去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当会议重新开始时,萨达姆·侯赛因转向他的女婿。“那个,另一件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我保证,在年底时完成,阿布库赛。”

作为家庭成员,卡米尔可以使用更为亲近的称呼“我的父亲”。这提醒了与会者谁是家庭成员、谁不是家庭成员。总统咕哝了一声。“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地方,一处要塞;现在的地方无论多秘密都不行。要找一个没人能知道的新的隐蔽地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知情,就连这里在座的也不是全部可以知情。这不是民用的,而是军用工程项目。你能做吗?”

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挺直腰杆,凝视着总统的胸部。“我很荣幸,赛义德热依斯。”“工程的负责人应该是你手下最优秀的人才。”“我知道一个人,赛义德,一名上校。他擅长土建和伪装工程。苏联教官斯特潘诺夫说过,此人是他在马斯基洛夫卡教过的最优秀学员。”“带他来见我。不要来这里,去巴格达,我要亲自向他布置任务。他是复兴党的优秀党员吧,这位上校?是忠于党,忠于我的吧?”“绝对忠于,赛义德。他会为您而死。”“你们大家也都会这样,我希望,”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静静地说,“但愿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幸好会议也就这样结束了。

三月十七日,格里·布尔身心疲惫地回到了布鲁塞尔。同事们猜测他因亚洲之行遭到冷遇而心情沮丧,但事情远不止如此。

两年多以前,自他抵达巴格达时起,他就听信了——因为这也是他愿意相信的——火箭项目和巴比伦大炮,是为了把装有仪器的小型人造卫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去。如果伊拉克做到了,那么伊拉克就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争了光,而且,通过为其他国家施放通讯卫星和气象卫星,伊拉克还可获得可观的利润。

据他所知,该计划是用巴比伦炮把载有人造卫星的弹射体向东南方向发射出去,越过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南印度洋上空,进入地球轨道。那就是他设计这门巨炮的目的。

同事们已经说服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相信的。西方会认为这是军用大炮。于是,布尔在伊拉克的工作小组用各种借口订购炮筒、炮尾和反冲机构。

只有他,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自己,知道真相。其实真相很简单:巴比伦大炮不能作为武器,发射传统的爆炸性炮弹,无论炮弹多么巨大都不行。

一方面,炮筒长达一百五十六米的巴比伦巨炮如果不安装支架,就无法保持其刚性。由二十六段钢管组成的炮筒,需要每隔一段用支架支撑,如同他所预见到的,即使是架在四十五度的山坡上,如果没有这些支架,炮筒就会像湿面条那样下垂,钢管接头处就会开裂,炮筒就会折断。

而且,炮筒无法作俯仰调节,也无法作左右旋转,因此它无法瞄准不同的目标。如果要改变其角度,作上下或左右调整,那么就要拆卸大炮,这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光是清理和重装弹药也要花上两天时间。再者,重复发射会磨损价格昂贵的炮筒。最后,巴比伦巨炮无法躲避对方的反击。

巨炮每发射一次,炮口将会蹿出一缕九十米长的火焰,空中的每一颗人造卫星和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现。几秒钟之后,其地图坐标就会被美国人确定。而且其回响震波可被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精密地震仪探测到。所以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的人:“这不能当武器。”

问题是,在伊拉克待了两年之后布尔已经明白,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科学技术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用处:用于战争,以维护他借此获得的霸权。这样的话,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还要资助巴比伦项目?它只能发一次威,随即对方的战斗轰炸机就会把它炸得粉身碎骨,且它只能发射人造卫星或传统炮弹。

在亚洲期间他才明白过来,这是他要解答的最后一个方程式。第二章侵占科威特

从卡塔尔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主要公路上,一辆宽大的道奇越野车在疾驶着。空调保持着车内的凉爽,车载录音机正在播放司机最爱听的美国乡村音乐,使人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过了鲁怀斯,汽车行驶在开阔的乡间,左边的大海在沙丘之间时隐时现,右边是绵延几百英里、直到佐法尔和印度洋的荒凉沙漠。

梅贝拉·沃克坐在她丈夫旁边,激动地注视着在正午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褐色沙漠。雷·沃克的双眼一直凝视着前方的道路。干了一辈子石油的他对沙漠已经不觉得新鲜了。“见过一处,见了全部。”当他的妻子又一次对她眼前的奇景发出惊叹时,他咕哝着说了一句。

可是对于梅贝拉·沃克来说,这一切都很新奇,她享受着为期两周的阿拉伯湾(以前曾叫波斯湾)之行的每一分钟。

他们从北部的科威特开始,驾着公司借给他们的这辆越野车,朝南穿过卡夫吉和哈巴尔进入沙特阿拉伯,经过水堤路驶入巴林,然后折回下行,经卡塔尔抵达阿联酋。每到一处,雷·沃克都到公司的办事处简单“视察”一番——这是这趟旅行的表面理由;梅贝拉则带上办事处派的向导去游览当地的景色。她觉得自己非常勇敢,因为当她行走在狭窄的街巷里时,只有一名白种男子相伴。其实她不知道,她在任何美国城市都不比海湾的阿拉伯地区更安全。

这是她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出国旅行。她赞赏那些阿拉伯宫殿和清真寺尖塔;她对黄金市场陈列的无穷无尽的金饰品惊叹不已;她敬畏老市区里在她身边晃来晃去的黑肤色面孔和他们五颜六色的衣袍。

她对每一处景色和每一个人都拍了照片,这样回去后她就能向女士俱乐部的姐妹们展示她的见闻。她听从了公司驻卡塔尔办事处代表的警告:要给生活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拍照时,如未得到对方同意一定要当心,因为有些人仍认为被人拍照会被摄走部分灵魂。

她时常提醒自己,她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有许多事值得她快乐。她高中一毕业,就与约会了两年的固定男朋友结了婚。她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男人。丈夫在当地的一家石油公司工作,随着公司扩展,他一步一步得到提升,现在已经是副总裁了。

他们在特尔萨郊外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大西洋与帕姆利科湾之间的哈特勒斯,另有一座沙滩别墅,供夏季度假用。婚后三十年来夫妻恩爱,有一个儿子。现在,由公司出钱让他们去阿拉伯湾观赏异域的风土人情。“这条路不错。”当他们驶上一个山丘时她评论说。伸展在他们前方的沥青路发出亮晶晶的微光。车内的温度是七十五华氏度(约为二十四摄氏度),而外面沙漠里的气温是一百度(约为三十八摄氏度)。“应该不错,”她的丈夫咕哝着说,“是我们修建的。”“公司吗?”“不。是山姆大叔,没错。”

雷·沃克在转述信息时,习惯加上“没错”两个字。

年近六十岁,雷·沃克即将过上退休生活,他可以领取丰厚的年金,并持有一些优绩股。感恩戴德的公司支付一切费用,向他提供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让他坐头等舱去海湾地区“视察”各驻外机构工作。尽管他以前从未去过那些地方,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像妻子那样着迷,但为了她,他还是很高兴。

他个人打算在阿布扎比或迪拜结束此行,然后登上经伦敦直飞美国班机的头等舱。至少他可以买到一大杯冰镇的百威啤酒,而用不着急急忙忙跑到公司的办事处去喝了。他觉得,伊斯兰教义对某些人来说很好,可是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最高级的宾馆住过,并被告知他们绝对禁酒之后,他不免觉得禁止人在大热天喝啤酒的宗教有点不可思议。

他全身穿着沙漠地区石油人的装束:长筒皮靴、牛仔裤、宽皮带、衬衫和斯泰森草帽——其实他并不需要这样打扮,因为他实际上是主管质量控制的化学工程师。

他看了一眼里程表,到阿布扎比的岔路口还有八十英里。“我要方便一下,甜心。”他低声说。“那好吧,你要小心,”梅贝拉警告说,“外面有蝎子呢。”“可是它们跳不了两英尺高。”他说,忍不住对自己的玩笑哈哈大笑起来。那地方被一只弹跳力很高的蝎子蜇一下——回去被单位里同事知道后会让他们笑掉大牙的。“雷,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梅贝拉说着也被逗笑了。沃克打了一下方向盘,把道奇越野车开到空旷的公路旁边,车门打开时迎面扑来的热浪如同是打开了鼓风炉门。他钻出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尽量保持车内凉爽。

当丈夫走向附近的沙丘去方便时,梅贝拉继续坐在前排的旅客座上。她朝挡风玻璃望出去,轻轻地说了一声:“噢,天哪,看那边。”

她伸手取来照相机,打开车门,慢慢地下了车。“雷,我给他拍照他会介意吗?”“当心点,甜心。是谁呀?”

一个贝都因人正站在她丈夫对面的马路边,看起来是从两个沙丘之间走出来的。刚刚还没影,此刻就在那里了。梅贝拉站在汽车右前轮的挡泥板旁,手里拿着相机,正举棋不定。她丈夫转过身来,拉上了裤襟的拉链。他盯着公路对面的那个人。“不知道呀,”他说,“估计不会介意。但不要太靠近,说不定他身上有跳蚤。我去把汽车发动起来。你快点拍,如果他恼怒了,你就跳上车。快点。”

他爬上司机座,发动了汽车,同时也打开了空调。

梅贝拉·沃克向前走了几步,举起手中的照相机。“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她问,“照相机?照片?咔嚓咔嚓?回家后放进相册里?”

那人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她。他那曾经是白色的罩袍沾满了污渍和尘土,从双肩下垂到他脚边的沙土上。那条有红白斑点的茶巾用一根两股搓成的黑带子系着,盘在头上。茶巾垂下来的一角被塞进了另一边的太阳穴下,这样把他的脸部从鼻梁以下全遮住了。在有斑点的茶巾之上,那双黑眼睛凝视着她。前额上的一小片皮肤,还有那双眼睛,在沙漠的反射下发出棕色的光泽。梅贝拉已经拍了许多照片,但还没有一张这样的:一个贝都因部族的游牧民站在沙特广袤的沙漠里。

她举起了相机。那人没有动。她对准视窗眯起一只眼睛,把那人的身影放进长方形镜框的中央,心里盘算着,如果他追过来她能否及时跳上车。咔嚓。“非常感谢你。”她说。他还是没有动。她倒退着走向汽车,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她记起来,《读者文摘》有一次曾这么忠告美国人,任何时候遇上不懂英语的人,要“保持笑容”。“甜心,快上车!”她的丈夫喊道。“没事,我认为他没发火。”她说,一边拉开了车门。

在她拍照时,车上的录音带已经播放完了。这时电台广播插了进来。雷·沃克伸出手把她拉进车内。汽车随即驶离了路边。

那个阿拉伯人注视着他们离开,耸耸肩,走向沙丘后面。那里停放着他那辆涂上沙漠伪装的越野吉普车。几秒钟之后,他也朝着阿布扎比的方向疾驶而去了。“干吗这么着急?”梅贝拉·沃克抱怨说,“他不会来追击我的。”“不是因为这个,甜心。”雷·沃克抿紧嘴唇,他是一个有控制力的人,能应付任何突发事件。“我们去阿布扎比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国。今天上午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没错。他们随时会抵达这里。”

这时候是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海湾时间上午十点钟。

十二小时之前,在萨夫湾的一个小型机场附近,伊拉克工程兵部队的奥斯曼·巴德里上校在一辆T-72主战坦克的履带旁等待着,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虽然当时他不可能知道,科威特战役将在萨夫湾打响也将在萨夫湾结束。

这个机场只有跑道,没有地面建筑。南北方向的主要公路就在机场外面通过。三天前巴德里上校就是沿着这条主要公路一直南下。那条路有一个岔口,往东可去巴士拉,往西北可抵达巴格达。

该公路朝南可一直到达五英里之外的科威特边境站。从他站着的地方往南眺望,他可以看见灯火阑珊的贾赫拉,越过贾赫拉再往东,在小海湾的对面就是科威特市的灯光。

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为祖国效劳的时刻到来了。该是惩罚那些科威特贱民的时候了,为他们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为不宣而战的经济战,为伊拉克的金融损失,也为科威特人的骄傲自大。

难道不是伊拉克在八年血战中挡住了波斯的游牧民族侵入海湾北部,才保住了科威特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吗?难道现在科威特人对伊拉克的回报,就是从他们共享的鲁迈拉油田偷走他们应得份额之外的石油?是科威特在超额生产并压低油价,难道现在还要伊拉克人去向他们摇尾乞怜?科威特这帮狗东西坚持要他们归还在两伊战争中借给伊拉克的一百五十亿美元,难道伊拉克现在只能屈从吗?

不。与往常一样,总统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历史上,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份;一直是这样,直至英国人于一九一三年在沙地上划了那条该死的国境线,创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酋长国。科威特将在今夜被收复,就在今夜。而他奥斯曼·巴德里,将是这项伟大事业的一分子。

作为一名工程兵,他不会被派往最前线,但他将随着他的舟桥部队、推土机、推扒机和挖掘机紧跟其后,如果科威特人试图阻挡,工程兵们将开出一条道路。空中侦察没有发现任何障碍。没有工事、没有反坦克壕、没有混凝土陷阱。但为防万一,工程兵部队将在奥斯曼·巴德里的指挥下,为共和国卫队的坦克兵和机械化步兵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距他站立的地方几码远处有一座野战指挥帐篷。此刻里面挤满了高级军官。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一边俯身在作战地图上为进攻计划作最后的调整,一边等待着总统从巴格达发出最后的“开始”命令。

巴德里上校已经向他的上司——伊拉克陆军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汇报过了。二月份巴德里被举荐参加那项“特别任务”,为此他对将军感激涕零。现在他向首长作出了保证,他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

当他站在那里与穆苏里上将交谈时,另一名将军走了过来。于是他被介绍给了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上将。在远处,他看见统帅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萨蒂·图马·阿巴斯上将走进了帐篷。巴德里上校是忠诚的党员、萨达姆·侯赛因的崇拜者,当他听到卡迪里上将朝着阿巴斯的背影轻声说了声“小爬虫”时,他感到非常迷惑不解。这怎么可能呢?图马·阿巴斯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名亲信吗?不正是他赢得了关键的法奥战役、并最终打败了伊朗人而受到了嘉奖吗?巴德里上校听到过传闻,说法奥战役实际上是由现在已经消失了的马哈尔·拉希德上将打胜的,不过他把这种说法自动排除出脑海了。

现在,黑暗中他周围全是共和国卫队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的官兵。他的思绪回到二月份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当时穆苏里上将命令他丢下库拜项目的扫尾工程,立即到巴格达报道。他猜测他将接受新的任务。“总统要见你,”穆苏里直截了当地说,“他会派人来找你。马上搬到这里的军官营区,日夜待命。”

巴德里上校抿紧了嘴唇。他做错了什么?还是说了什么?他没有不忠的言行,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他遭到了诽谤?不,总统是不会派人来找那样的人的。犯错误的人将被秘密警察局局长卡蒂布准将手下的行刑队抓去教训一顿。看到他一脸迷惘的样子,穆苏里上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牙齿在浓黑的小胡子下显得格外白亮。许多高级军官都蓄着小胡子,以模仿萨达姆·侯赛因。“别担心。他要交给你一项任务,一项特别任务。”

果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巴德里就被召唤到了军官营房的前厅里,一辆长长的黑色公务车已经在等候他了,车内坐着总统卫队的两名卫兵。他被迅速带往总统府,接受他一生中最惊险也最重要的会见。

当时,总统府坐落在金迪街与七月十四日街的转角上,靠近同名的那座大桥。两者都是为了纪念一九六八年七月份那两次政变中的第一次。那两次政变使复兴党上台执政,同时结束了军人统治。巴德里被引到了一间接待室,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他被彻底搜了两次身,然后才被领去参见总统。

他身边的卫兵一停下脚步,他也停下,把两个脚跟一碰,“啪”的一声敬了一个军礼。过了三秒钟他才放下手,摘去他的贝雷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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