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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2 0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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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宗仁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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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全传

何应钦全传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何应钦全作者:熊宗仁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1-01ISBN:9787512637023本书由团结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何老三”负气离爱 “乡巴佬”出谷迁乔穷乡僻壤山川秀 勤俭开明家业兴(一)

1890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何应钦出生在贵州省兴义县泥凼村,即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泥凼镇风波湾。

兴义县城旧名黄草坝,是一个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山间坝子,以盛产中药黄草而闻名。它虽地处黔、滇、桂接壤的南盘江畔,是所谓“鸡鸣三省”的要冲,又是黔西南最富庶的地区,但开发较迟,直到1798年(清嘉庆三年)才设县,隶兴义府(今安龙县)。据民国《兴义县志稿》载,当时全县在籍人口不过四万多,其中土著少数民族约占六分之一;俗称“客籍”的外来汉族约占六分之五。“客籍”人中,以经商而定居者为多,故有所谓“吴绌”“粤棉”“滇铜”“蜀盐”“抚帮”“白纸”等俗称,以标明他们的祖籍和职业。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要数江西省抚河流域来的“抚帮”。何应钦的祖辈便是“抚帮”中人。

何应钦先世原居江西临川,其太高祖何景鸾随清军出镇贵州,于清咸丰初年移居兴义定居。何应钦的高祖何振璜,以贩牛致富,遂于兴义城郊的巴骨山田坝置水田,每年可收租谷两百余担,成了本县“八大户”之一。何氏虽已由行武转为经商兼农,但仍保留着舞拳弄棍的祖传遗风。其曾祖何云鹏,承父业,与人结伙贩牛上云南,下广西,餐风饮露。其时道路不靖,土匪横行,时有丧命之虞。当时黄草坝虽已有县城,但远不及洪武初年即设营汛的捧乍城(今兴义市的捧乍镇)繁荣。何家贩牛常往来于捧乍,见那里人烟稠密,商业繁盛,是毗邻广西、云南的大牲畜市场,行商走贩趋之若鹜。于是,何云鹏将田产变卖,举家迁至捧乍汛城。

时值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贵州全省反清风暴兴起,兴义府属爆发了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回民起义。在汉、苗、布依、彝等族群众的支持下,回民起义军在新城(今兴仁县)建立政权,势力波及云南、广西部分地区。捧乍自明初以来就是官府的驻兵重地。兴义置县后,安义镇左营守备即驻此。

何家迁到捧乍后不久,即感受到那里不仅有太平军和广西天地会起义军自东徂西的威胁,还有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由滇而黔的压力,更会受到黔西南回民起义军的直接攻击。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百业萧条,牛贩子们的营生更加艰难。何家未雨绸缪,不待捧乍的居民大批逃难,便率先离开那里,向深山更深处的东南河谷地带寻觅新的谋生之地。于是,来到了捧乍分司所管辖下的泥凼风波湾。

泥凼位于兴义县城南40多公里处。背靠大山,面临深谷,犹如一把做工粗劣、比例失当的椅子。椅背是陡峭的马路坡绝壁;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泥凼街子就拥挤在这窄小不平的椅面上;街子以下的斜坡起伏着,直通云蒸雾锁的达力河谷,宛若椅子的腿。站立这椅面之上,满目是苍茫的山峰林箐,只有脚下河谷槽子边,错错落落的梯田梯地才显示出当地人民征服自然的壮举。要不是炊烟的招惹、鸡鸣犬吠的吸引,谁也不会想到那浓荫叠嶂之间会有一个街子。站在泥凼街上,往南纵目,那绵延的群山之后,便是当年汉武帝欲命夜郎王发十万精兵直下南越的牂柯江。站在何应钦旧居门前,秋高气清之晨,目力甚至可及广西之龙州(今隆林县);宅后石崖,挺拔耸翠,宛如巨象蛰伏。翻过这形势峻伟的石崖,渐入佳境,便可看见总面积达三千多亩的泥凼石林。在土石相间的台地和缓坡上,千奇百怪的石林参差错落,拔地凌空,有的如猛虎呼啸出山,有的如游龙腾云乘雾,有的如鹰隼振翮欲飞……更有6座奇峰怪石,巧妙地组成的“山川”二字,显得雄劲挺拔,气势磅礴,使许多古往今来的大书法家们,在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前自愧弗如。这里现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风景胜地。何应钦的出生地,就在这石林边。他在这壮美多姿、气象万千却闭塞、落后的林壑崖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居住在兴义南盘江一带的布依族群众,历来有自己种棉、纺纱、织布、缝制衣衫的习惯。“洋纱洋布”尚未在兴义城乡行销的时候,经营土纱、土布和染布业是颇为俏市的。何家到泥凼风波湾定居后,因周围都有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只好放弃了相传已久的长途贩牛的旧业,以多年积攒下的银钱,买了一架木织布土机,并开起一爿小染坊。女人织布,男人染布、卖布。何云鹏开辟了这条谋生新路以后,便将家业传与何应钦的祖父何春荣。

当时何家的染坊,是采用当地出产的土靛染色,一般仅能染青、蓝两色,全系手工操作。每逢附近的狗场(今靖南)、布雄、仓更、捧乍赶集,何家的人便要背上自家织染的布前去兜售,因此,有人称何家为“何青布客”。这一雅号,一直叫到何应钦的父亲那一辈。土法染布十分辛苦,往往累得人腰酸背痛,布染成什么颜色,操作者的手脚也会成什么色。至于卖布赶转转场,更是“磨脚板皮养肠子”的苦事,起早摸黑,一天要赶上百里的路程,还要提防“山大王”们的拦路抢劫。好在泥凼只此一家染坊,没有竞争者。不几年工夫,何家积蓄渐丰。何春荣开始在泥凼附近购买田土约百亩,迅速跻身于地主之列,染织也雇请帮工,成了泥凼一方的首户。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贵州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已在全省燎原开来。云贵总督吴文熔命令各地坚壁清野,筑堡齐团,联村并寨。兴义知县赵大松要县境各地士绅富户出钱出人筹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军。何春荣便成了泥凼团练的创办人。

1862年(清同治元年)4月,回民起义军攻占兴义府城后,挥戈转攻兴义县城,县境西南各乡的团练奉调赴县城“围剿”,何春荣邀集泥凼附近各股团练武装应命前往。11月20日,起义军攻陷兴义县城,杀死知县赵大松,安义镇总兵赵德昌率领残部败往捧乍,全县士绅团练惶惶不可终日,何春荣只得率领泥凼一带的团练返乡,亟谋自保。回民起义军追赶总兵赵德昌,在县城西南仅三公里的下五屯附近,碰上了兴义首户刘燕山所部团练武装的拼死抵抗,故未能向泥凼、捧乍方向用兵。泥凼虽免受起义军的攻击,但何家的团练却失去了“立功”的机会。何春荣依然经营自己的染坊,未能在政治上迈开出谷迁乔的第一步。自有团练后,泥凼一带遇有起义军或“匪警”之类的事,毕竟周围团转的乡绅们有了一点儿依靠。

自参与镇压回民起义军以来,何春荣与泥凼附近上布塘的大户史氏结成至交。史氏1862年率团练随何春荣进城代替官兵防堵回民起义军时,因城破被俘,被起义军关进大牢。他便是何应钦的外祖父,但其名已难查考。目前幸存的由何应钦的舅父史永康及何应钦的父亲何其敏等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腊月十三日所立的何应钦外祖母蓝氏的碑文上,对何应钦的外祖父、外祖母有如下一段记载:

……吾母生长蓝门,于归史宅。自从嫡配先父以来,勤俭持家,始终不怠。因其国运衰颓,回匪作乱,于壬戌之冬,县城失守。吾父代(带)兵助剿,被贼生擒进狱,拘押卡内,苦楚受尽,惨不可言,不惜家资,用银三百余两赎回,因恙寿终。母年三十余矣,呼天无路,哭地无门。夜则眼泪湿枕,昼则泪泡饭吞;白日操持家务,夜晚独守孤衾……

据泥凼的老人们说,在蓝氏筹款赎夫的过程中,曾得何春荣的资助,遂事后将其二女儿许配给何春荣之子何其敏为妻,这史家的二女儿便是何应钦的母亲。因史、何二姓在泥凼一带组织团练镇压回民起义有功,虽申请封赏尚不够资格,却因此能在何应钦的外祖母蓝氏死后,于墓碑上刻下“皇清待诰节操”的铭文。这在泥凼,也算得上风光的了。

何应钦的父亲何其敏(1853—1929),字明伦。他继承父业以后,依然勤俭操持,不敢有所懈怠。何家在泥凼虽是首户,但家底并不丰厚,出租土地,雇工染织,自己也经常走城转乡买进卖出。据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回忆说:“家君明伦公,务农之余,兼事贸迁,家道因称小康。”而在何应钦的传记中记为:“祖春荣公,承父业,积资甚丰。父其敏公转业经商,营染织工厂,获利倍徙。”何辑五所云,尚称属实。后者所说的“染织工厂”,不过是几个人的小手工作坊之“美称”。何其敏本人要直接参与染坊的经营,子女们也不能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阔少小姐式的生活。何其敏持家的原则是:银钱是从一根根纱线中赚来的,花钱也得像抽纱一般细细地花。何家对待佃户、帮工,虽不是一毛不拔,却也因乡绅们的积习濡染,八个人的饭菜总想要匀给十个人吃。兴义一带谓棉纱、布匹为“泡货”。“泡货”经营者的诀窍是:“松卖纱,紧扯布”,意思是卖纱子时是捆得松,使买主看起来堆垛大些;卖布时量尺寸则要将布扯紧,一尺布兴许只有九寸七八。何家既加入了经营土布的行业,自然要遵依此道。

何其敏的染坊和土布生意虽越做越兴旺,但他性行勤俭,不免为人抠搜,有人私下骂他:“哼,抠鼻子屎也要填个半饱!”他作为一方富户,也从祖父辈那里多少领会到造福桑梓既是积德也是兴利的古训。至于何应钦发迹以后,也做了一些有利于家乡的公益事业。何辑五说他:“生活节俭,但有所积蓄,辄以举办善事,如修桥补路、置设津渡,以便行人;兴办学校,以教育乡村子弟,力有不逮,则吁请乡人为助,此外世事,一概不问。”民国《兴义县志稿·人物志》这样评价何其敏:“性仁让族,有盗其田者,宁委屈以下,终不复较。遇乡人争衅,片言立解,遂免讼累。尤喜扶持后进,清季倡办农村小学,奠定教育基础。辛亥革命,黔省不靖,溃卒逃兵到处滋扰,于是偕邑绅团练自卫。注重地方自治,凡道路之需修者,贫瘠残废之待赈者,无不量力捐助。”这当然不乏溢美之辞,却也不全是无中生有。泥凼的第一所义塾,便是何其敏出资创办的。最初虽为延师教子,随后即收附近子弟入塾,泥凼的第一所初等小学堂是以此为基础开办起来的。民国初年,何其敏曾作为兴义县南区代表被推举入县团防局任帮办,主管斗息之事。其妻史氏病逝后,即与继室迁居县城附近之坡贡居住,不再经营旧业。兼以儿子皆先后成人,便以士绅名分参与民国初年的自治及兴学之类的事情。

1921年以后,由于何应钦参与贵州军阀兴义系内讧,迫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下台,并卷入五旅纷争被逐,而兴义县城附近全是刘显世家族的势力范围,何其敏因此受累,又迁回泥凼老家。1926年,党势力染指黔政,并视何应钦为蒋介石的代理人,心有嫉恨。这样,刘氏势力和贵州桐梓系军阀奈何何应钦弟兄不得,“则转其目标”于乃父,致何其敏之家“迭被抄掠,旧居难安住……乃率家属避居于桂滇交界的瘴疠之区。水土不服,致婴足疾,渐至无法医治之程度”。1929年9月15日,何其敏病逝于兴义。

何应钦的母亲史氏,出身亦算一方之“望族”,生前虔诚信佛,每逢朔望则素食。她对何应钦十分钟爱。何应钦12岁那年,偶感风寒,高热不退,意识模糊,史氏守候身侧,终夜不眠。鸡鸣声起,何应钦稍苏,蒙胧中见母亲仍在身旁守候,祈求老天保佑自己平安无事,深为感动,由是孝思益笃。史氏因何应钦性敦厚,敬长上,友弟妹,爱心与日俱增。何应钦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后,每逢过年腌制腊肉,她总要收藏下最好的几块,希望留给儿子回来时吃。但何应钦因勤奋于学业,往往逾年不归,史氏留下的腊肉直到放坏,亦不愿别人动用。这是何应钦对母亲印象颇深的两件事。1912年农历九月初四,史氏病逝。(二)

何应钦降临人世时,正是何其敏家道稳步上升的时期。在何应钦降生前,何其敏与史氏已有两子。何家连生贵子,阖族欣喜。何其敏早年曾跟随祖、父辈读过四书五经,略通文墨,子女的取名全依家谱排定的辈分,三儿子便取名应钦,字敬之。

何应钦四五岁时,便打着光脚板与两个哥哥及小伙伴们满山乱跑,拾柴、扯猪草之类的家务活也勤于去学。长到六七岁时,他已开始显示出那种倔强和忍耐的性格。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或心理上的追求,他能吃亏,能忍气,肯下蛮力,不轻易半途而废,有一种执着的憨劲。小伙伴们常奚落他,却又喜欢同他玩耍。但凡拿重的,爬高的,跑远的,冒险的,都是他何老三的事。有一次,他同邻家的孩子上山放牛玩耍,别人怂恿他说:“何老三,你敢骑那头黑牯牛,我就输个桃子给你吃。”何应钦明知那头黑牯牛脾气暴得要命,谁骑到它背上,它都要拧着脖子又跑又跳,非把你摔下来不可,但何应钦二话没说,就往黑牯牛背上扑。黑牯牛一个猛冲,让他扑了个空,跌在地上,啃了一嘴泥。他爬起来,一边吐着口中的泥沙,一边嘟嘟囔囔地骂着,又向黑牯牛扑去。好不容易翻上牛背,不料黑牯牛一甩头,一撅屁股,又把他抛出老远。额上碰起了青包,鼻子也出了血。他又爬起来,揉一揉疼痛的前额,顺手在地上扯了几片苦蒿叶塞进鼻孔,再次向黑牯牛冲去,任这犟牛狂奔乱窜,他死抱住牛脖子不放,直到黑牯牛终于平静下来。放牛娃们欢呼着:“何老三赢喽,赢喽!”他梭下牛背,抓过输家并不情愿送上的桃子,大口大口地啃起来。回到家中,母亲见他鼻青脸肿,问他和谁打架,他闷了半晌才说:“和牛打架!”

何其敏以工商而至小康,深知个中甘苦,不愿子孙再走他的老路。且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迫切希望儿子们发愤苦读,求得功名成就,从泥凼冲闯出去。他狠狠心,花了银子从城里请来一位塾师,教儿子们念书写字。何应钦五六岁时,常常被父亲叫到染坊里为两个哥哥伴读。在他正式发蒙前,《三字经》《百家姓》中的一些句子就会背诵了。他看起来憨厚愚钝,但记忆力和理解力并不差。七岁正式发蒙时,已大体能背诵《三字经》了,对古人温席、让梨、悬梁、刺股之类的故事,虽结结巴巴,却也能说出个首尾来,对其中的“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之类的说教,似也隐约有所领悟。因其勤奋逾常童,“师长咸爱重之”。

何应钦共有五弟兄、六姐妹。他同胞五弟兄,人称“何氏五虎”。

大哥何应桢,字跃之。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毕业,曾回泥凼教书。贵州军阀桐梓系统治贵州时,任过兴义警察局局长、代理县长。1930年,任兴义县教育局局长。后病逝。

二哥何应禄,字升之。与其兄同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在县城经商,1922年至1925年在昆明经营东南美旅馆。后转兴义县城置田产赋闲。其子何绍周,得叔父何应钦栽培,相继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日本士官学校和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任过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滇西指挥过对日本侵略军的松山战役。解放战争期间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时,参与镇压昆明学生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后任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兼第四十九军军长等职。1980年9月,病逝于纽约。何应钦之侄 何绍周(曾任第八军军长)1941年,何应钦与二兄何应禄在故居正门前合影。

四弟何辑五,名应瑞,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二期毕业。1921年12月,任孙中山桂林北伐大本营警卫连连长。后随黔军回黔,支持王伯群回贵州任省长失败后,寓居上海。北伐战争前后,跟随何应钦,曾任汕头警备司令兼第一补充师师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历任滇黔特派员、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34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二期毕业。1936年后,历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9年,创办以国家资本为主、省营和私股为辅的贵州第一大企业集团——贵州企业公司。1941年,任贵阳市市长、贵州军管区参谋长等职。1949年,贵阳解放前夕去台湾,居台北银河新村,以种橘为乐,不再与闻政事。1984年,病逝于台北。

五弟何应炳,即何纵炎。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1939年后,历任贵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中国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1949年去台,曾任台湾邮政总局局长。1985年病逝于台北。

何应钦的六姐妹是:何应凤、何应碧、何应翠、何应秀、何应满及何应相。据小妹何应相回忆,在她的印象中,“三哥应钦总是勤谨朴实、和蔼可亲的,从不见他发火”。这种自幼养成、后经磨砺而越发具有弹性的涵养,也是日后何应钦官运亨通、能结人缘,被黄埔系的一些国民党将领称为“何婆婆”的主观因素之一吧。何应钦之四弟何辑五(曾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贵阳市第一任市长)何应钦之五弟何纵炎(曾任国民政府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

在何应钦的成长道路上,何其敏“自幼督教甚严”,他俭朴而兼吝啬、耐劳而不乏钻营、执着而不冥顽的性格,对何应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何应钦从小就从祖、父辈创业守成的艰辛中体会到“勤能补拙”的含义,并在稍懂事后就开始下意识地付诸实践,从中得到实惠与愉悦。在泥凼读私塾期间,对于先生所布置的功课,他从不落人后。在家务劳动中,他力气虽不及两位兄长,却比他们手脚勤快,很少推三阻四,因而常常博得大人及邻里的赞许。在兄弟姐妹中,他脾气随和,对大的,不以小而撒娇;对小的,不以大而欺负。他身体结实,食量好,弟兄姐妹们取笑他,说:“酒醉真君子,饭胀哈脓包。”他只是咧着厚嘴唇,乜斜地瞟别人一眼,便又自顾自地吃自己的。

泥凼艰苦的自然条件和贫乏的物质文化生活,虽然限制了童年何应钦智力的发展,却给了他一副结实的身板,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大大强化了他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性。何应钦显赫以后,风水先生和趋炎附势之徒便造出了“泥凼风水好,是坐在金交椅上,所以出了个何应钦”的话来。当时的人们无不信以为真。为了不破坏这好“风水”,何家在泥凼街上的房子就是不愿搬迁。每当何应钦升官一次,就将整座房子的柱子加高一截。现在保留完好的何应钦故居,每一根柱子实际上都是由几截组成。据说这叫“节节高”。就是何应钦本人,也把祖辈盲流瞎闯以觅生路而选中的泥凼当作神灵的启示和着意选择风水的结果。

其实,泥凼的自然、社会条件,在贵州也属边远落后,远远不配称为“地灵”。何家辗转迁到泥凼,目的性和随机性都有。何其敏在泥凼一带,被人誉为“营货殖,治农工,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倡组团防”,“邑里重之,巍为一方人望”。其中或许有为尊长之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以勤勉俭朴而小有发展的乡绅的一套经验教育何应钦弟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何应钦终身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入学从军 寒窗苦读(一)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了学堂章程。因这年是农历壬寅年,人们俗称这一章程为“壬寅学制”。按照这一章程的规定,各省先后迈出了从旧式书院向近代学堂前进的第一步。

在兴义一带,“壬寅学制”一颁布,下五屯富绅刘官礼及其子刘显世,就以灵敏的嗅觉和果断的行动,把创办近代教育作为地方起衰振弱的突破口和日后开辟权力之路必不可少的基础。他们利用自己把持的兴义五属团防经费和其他人望尘莫及的声望,主持全县兴学事宜。刘官礼把全县划为中、东、南、西、北五个学区,动用团防经费,先在县城两湖会馆与圣庙之间办起了兴义县中区第一初等小学堂。这所学堂,一改过去旧书院的许多陈规陋习和教学内容,吸收了西方近代教育的某些形式和内容,故被一般人目之为“洋学堂”。

泥凼属于南区,但因地方偏僻,人口不多,教育基础也差,拟议中的南区两所初等小学堂设在距泥凼约四五十里的狗场、捧乍。当县城附近的士绅们开始把出钱出力支持“洋学堂”作为“服务桑梓”,为自己树碑造势的善举而争相效仿之时,在泥凼这块近代文明之风尚刮不进去的地方,人们却听信谣言,认为“读洋书,就要信洋教;信洋教,就要灭祖宗”“读洋书,就要说洋话、装洋人;装洋人,就要挖眼割鼻,再换上蓝眼睛,培上高鼻子”……当爹妈的,怕儿子读了洋书,变成不认父母祖宗的忤逆种;做学生的,怕进了洋学堂被挖眼割鼻,他们都把“洋学堂”视为洪水猛兽。因此,泥凼的私塾仍在何其敏等人的支持下办得红火。

这时,已经开始在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和学做八股文、试帖诗的何应钦,对此将信将疑,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一旦自己换成蓝眼睛、高鼻子后,还能再念书。有一次,何其敏到县城卖布回来,兴致勃勃地对人讲起县城“洋学堂”的所见所闻:进了中区第一初小的学生,衣服、书本、笔砚都由学堂发给。学生们身穿洋服,手拿洋书,还挂着绣花的笔套、扇袋,就像做官一样威风。刘三爷爷(刘官礼)还用自家的轿子接送学生,连知县大人也与他们一道吃饭、开会,没有看到哪个学生被挖眼割鼻,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父亲都对“洋学堂”这么感兴趣,何应钦更心向往之。看看自己身上的青布长衫和手中像油炸过一般焦黄的私塾课本,何应钦萌生了到城里进“洋学堂”的念头。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一请求时,何其敏心疼钱,不肯答应,要他弟兄几个等到官家在泥凼办起“洋学堂”后再说。

转眼间到了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全县的初等小学堂已办起21所,但没有一所能赶得上县城的那一所。狗场、捧乍的学堂仍跟过去的私塾差不多,何应钦弟兄依然在泥凼听冬烘先生之乎者也地说教。而这时的县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省都有些名气的笔山书院,经过扩建和改造,办起了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聘请贵州教育界名流徐天叙、张协陆、聂树楷等人前来执教,招生的告示也贴到了泥凼。不仅兴义府各属的学生前去入学,就是邻近的云南罗平、广西隆林等外省学生也慕名前往。看到这个情景,何其敏不免心动,但把老大、老二、老三3个儿子都送到县城读书,显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正在犹豫不决之时,突然一声枪响,他的思想受到震动,不得不将儿子送到县城读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初春的一天中午,何家的大人都在染坊忙碌,何应钦独自爬到父亲居住的二楼玩耍。他见板壁上挂着父亲心爱的铜炮枪,出于好奇,便取下来摆弄。他曾跟随家人到山上打过猎,以为这铜炮枪也像打猎用的土火药枪一样,需要点燃导火线才会响,便无所顾忌地摸这扳那。不料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巨响,把何应钦吓得心惊肉跳,枪的后坐力把他撞到房子的板壁上。待他回过神来,看见屋里弥漫着硝烟,天花板被霰弹打了一个洞,屋顶的瓦片也被击碎,阳光直泻进来。他知道闯下大祸,不待家人赶来,便从后门逃到舅舅史永康家躲藏起来。翌日天刚亮,他又从舅舅家逃跑出去,不知去向。何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四处寻找,把整个泥凼都闹翻了。几天以后,城里卖布的熟人带信来说,何应钦已经考取了县立高等小学堂,要家里送钱去读书。何其敏听说找到了儿子,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又听说要钱读书,忽然觉得老三有出息,认为自己把儿子整天关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带上盘川,带着老大何应祯、老二何应禄一道进城。何应祯、何应禄也考取了县立高等小学堂。何其敏为了节省开销,只让何应钦读高小,而让何应祯、何应禄读附设在县立高等小学堂内的公费师范传习所。

兴义高等小学堂的规模在当时的贵州不多见,前后三进,共有斋舍26间,操场、花园、鱼池俱全,连劝学所也设在里面。院门北向文笔山,门额上依然保留着楷书的“笔山书院”四字,大门两侧有石刻对联一副:“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麟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斯文无畛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右联的旁边挂着“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木漆校牌。登上九级台阶,步入山门,有青石围护的泮池,池畔边有金桂两株,虽不是花开季节,却给人以清芬四溢的感觉。

何应钦身穿着仍散发蓝靛气味的崭新的青布长衫,脚踏着乡里人常穿的棕耳草鞋跨进了这儒雅斯文之地。他的到来,引起了城中那些细皮嫩肉、制服整齐的士绅子弟的好奇。在他们眼中,这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举止粗俗的乡下人,该脱掉长衫,进铁匠铺去抡大锤才是,哪配成为他们的同窗!

当时的高等小学堂一年级开设了国文、算学、修身、历史、体操等课程,较泥凼私塾所教的内容丰富多了,而且把跑、跳、打拳之类的玩耍也列为功课,更使精力旺盛的何应钦特别感兴趣。由于他基础差,脑子也不灵便,学起功课来远比一般城里的学生吃力,加以一副乡下人打扮,土里土气,说起话来有一股“酸味”,不像县城附近的口音平正明顺,同学们暗中叫他“乡巴佬”。对于同学们或明或暗的嘲讽奚落,何应钦虽然心里不快,但表面上却装得丝毫不介意,甚至淘气的同学当面叫他“乡巴佬”,他也答应。刚进校时,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起床,然后到操场里跑步、做柔软体操。当家在县城的同学三三两两吃着早点踏进校门的时候,他早已在僻静处温习功课了。因为怕人笑他“乡巴佬”的口音,他平常不爱多说话,但学习上他却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操着泥凼土音“为啷格这样”“为啷格那样”地问个不休,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喜欢体操课,因为投合了好动的脾气,但动作僵硬,过分追求规范而似木偶。开学初有次上体操课,他的稍息、立正做得还不错,操正步时,却出同边手,机械呆板得令人忍俊不禁。别人笑他,他却一本正经。体操老师纠正了几次,他也做不好,便被罚站。下课了,老师、同学散去,他仍站在操场边一动不动,如木桩一般,直到老师发现,才叫他回去。事后,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要站那么久,他说:“先生没有叫不站。”他的这种呆气,在全校是数一数二的。

偏偏不巧,与他同桌的同学是有名的“烂肚皮秀才”李芳之。这李芳之有些歪才,喜欢吟诗作对,说话刻薄而诙谐。他经常取笑、奚落何应钦,还给何应钦取了个绰号“何骏宝”(兴义人称呆板蠢笨的人为“骏宝”)。“何骏宝”的雅号一传开去,何应钦也更引人注目。李芳之打听到何应钦家是乡下开染坊的,便开玩笑地说:“敬之,我看你家门上应该写上四个字,保准生意兴隆。”何应钦信以为真,问他:“写哪四个字?”李芳之一字一顿地说:“好色者来!”何应钦乍一听,顿时脸红筋胀,差一点儿没揍李芳之。李芳之见他动怒,就笑着解释道:“如果不喜欢颜色,哪个来染布?所以我说,进染坊者,均为‘好色’之徒。”何应钦一听,也“嘿嘿”地傻笑,骂道:“你这烂肚皮!”

升到高小二年级,何应钦的土气和刻板作风丝毫没有减少,但由于他的勤奋刻苦,门门功课都能及格。加之他为人随和,又勤于公共杂务,逐渐得到师生们的好感,人们对“乡巴佬”也不再只有鄙夷了。教他的先生常常对班上的同学说:“何应钦悟性虽逊于汝等,唯其勤恳不怠,异日成就必在诸生之上。”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贵阳开办通省公立中学,令各高等小学堂选送学生应考。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徐天叙带领学生王文华、魏正楷、窦简之、熊凤阶、高致祥等13人赴贵阳参加考试,结果13人以第1名至第13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名震全省学界。这对仍在兴义读书的何应钦影响颇大,鞭策他更加勤奋地去实践他信奉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生哲学。

何应钦的国文教师窦纯庵,为清朝之拔贡,在教员中算得上学识渊博。他对何应钦“备极钟爱,益予以鼓励敦促”,尝为其“讲解四书五经及古文,并告以必须背诵始能活用”。何应钦“于是每日孜孜背诵,获益至多,国学基础由是奠立”。

这一年秋冬之交,清政府陆军部令贵州武备学堂改名为贵州陆军小学堂,校址在贵阳城中的南明河畔。有关当局通令全省各县立高等小学堂选送在校生应考。在外省和贵阳,许多士子、青年秀才和童生都把投考陆军小学当作救国的一条出路,而在兴义,近代学堂初创,学子读书心正切,把陆军小学堂招生视为寻常招兵,认为当兵的是吃皇粮、刮百姓的“粮子”,系走投无路者就食的手段,因此,兴义高等小学堂无人报名。不知是谁向学堂当局提议,说何家三弟兄同在一校,理应从中选一人应考,为学堂争光。自然,为人老实、功课平平、身强力壮的何应钦成为三兄弟中最理想的人选。陆军小学堂是官办的,待遇优于一般学堂,学生的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等都由学堂供给,每月还可发些零用钱,在何应钦心目中,去却里的学生抵得上半边官了,因此,不待与家中商量,便爽快地答应报考陆小。学堂当局又动员具有武夫素质的兴义鲁屯人李毓华(字蕴奇)、新场人李儒清也一同报名。就这样,何应钦稀里糊涂地被人推着,迈出了日后飞黄腾达的第一步。

贵州陆军小学考选的标准是:一是国文、算术的学科考试必须优良;二是体格必须是甲等;三是品行必须端正。何应钦符合这些标准。到省会贵阳又经过一番甄试,才算正式录取。

在兴义高等小学堂就读的四年时间,何应钦虽常受揶揄,却赢得了不少好感。在他成了统率国民党三军的军事长官以后,也并不以曾经被人称作“乡巴佬”而感到有损体面。相反,他善于利用今与昔一洋一土、一高一低的这种强烈对比,以显示他个人奋斗的辉煌价值。因而,他不以少年受辱为耻,对于学生时代的平庸和不甚光彩的往事津津乐道。人说“贵人多忘事”,而何应钦却对一般显贵羞于启齿的往事记忆犹新。1945年初,刚刚就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职不久的何应钦,偕参谋长美军中将麦克鲁由昆明经兴义返贵阳,在兴义逗留了5天。据当时参与会见的百非(岑明英)回忆,当天下午在县政府举行招待会,何应钦遇到当年高等小学堂的同学时,竟直呼别人当年的诨名,当着麦克鲁的面自称“乡巴佬”,反弄得对方惶恐困窘。次日,兴义县各界在原高等小学堂、当时的省立中学操场举行欢迎会,邀请何应钦到会发表演说。百非回忆道:何在会前一小时多就先到省中,偕同省中校长谭永牟和先到的士绅到各处参观。他指指点点说:哪里是他当年的教室,哪里是他的寝室,哪里是堂长室,哪里是学监室……并畅谈那时的学习情境,数落一些教师的姓名和教学情况,也提到一些死去和现存的同学……欢迎会中,何应钦还以“勤、俭、诚”三字作题,以他自身的情况作内容,发表了演说。(二)

1907年2月,何应钦、李毓华、李儒清3人同来自全省各县的70个青年,穿上灰蓝色的新制服,成为贵州陆军小学的第一批学生。

贵州陆军小学基本沿用贵州武备学堂的教育纲领,遵从清政府所颁行的各类军事学堂章程,强调军事学堂“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振尚武之精神”,为“国家之屏藩,军队之桢干”。

何应钦进入陆军小学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教官们身穿缀有金色装饰的蓝呢制服,脚着黑色长筒皮靴,腰间的长柄指挥刀几乎拖在地上,走起路来,威风凛凛,靴声刀声,铿锵入耳,使人不敢仰视。这使从未见过世面的何应钦感慨万分,产生“人生一世当如是”的感慨。

当年,贵阳有4所有名的学校,流传有“四子”之说,即“陆军小学伙子,优级师范衫子,法政学堂胡子,公立中学银子”。意思是说,陆军小学学生一般家贫,却是血气方刚、敢作敢为的小伙子;优级师范的学生均身穿长衫,一副斯文儒雅派头;法政学堂的学生年纪最大;通省公立中学要钱最多,非富家子弟不能卒读。这种概括形容,颇符合当时的情况。

贵州陆军小学堂,同当时的各种军事学堂一样,是清王朝为了挽救它垂危的政治统治,加强新军指挥力量而实行的“新政”内容之一。然而,历史同清王朝开了一系列的玩笑,使它“种豆得瓜”。清王朝创办的为镇压人民革命的新军及各种军事学堂,到头来其中的一部分反成了埋葬清王朝的革命力量。贵州陆军小学后来也成为辛亥革命在贵州的策源地之一。贵州陆军小学的第一批学员中,不少人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也在学生中暗暗流传,部分人还秘密酝酿革命,但事机不密,不久便为巡抚庞鸿书所知,一次就开除学生30余人,占第一期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

1907年又续招的第二期学生中,有沿河县人席正铭(字丹书)和刘端裳(字莘园),他们也暗中联络同志,鼓动革命,但他们吸取了第一期学生被开除的教训,格外谨慎,尽量避开第一期留下来的人的耳目,所以学堂表面风平浪静,嗅不出丝毫革命气息。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由席正铭、刘端裳、阎崇阶三人发起,有贵阳通省公立中学、优级选科师范、达德学校学生参加的革命团体“历史研究会”秘密成立,原考取通省公立中学,后因经济困难而转入优级选科师范的兴义景家屯人王文华(字电轮)也加入了该组织。“历史研究会”借学术之名,宣传满族贵族入关残杀汉人的惨痛史实,刺激青年学生的革命情绪。他们“提到种族问题、祖国问题、富国强兵、抵抗侵略,不为波兰、印度之续问题,莫不义愤填膺,愿为革命而牺牲”。该会规定,只有坚决反清、志同道合者才能加入。与何应钦同期的安顺人谷正伦也秘密加入了“历史研究会”,暗中进行进步活动。

陆军小学所发生的上述反清革命活动,没有对何应钦产生影响,他在陆小读书期间,从未参加过任何进步活动,只是一心埋头读书、操练。当时陆军小学有一内定计划,规定两年中各门功课及格者,毕业后可当一名尉官,月薪有银子30两,这对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有一定的诱惑力。何应钦在陆军小学两年,学习十分刻苦,无论月考、期中考还是期末考,他的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科成绩都能争个中上,而操典、野外要务、工作教范、射击、体操剑术、马术、勤务等训育科目的成绩,几乎都名列前茅。尤其是聆听长官训话时,何应钦可以一站几个小时而一动不动。有“历史研究会”那些“盗外界之虚声,干军人之例禁”的同学作陪衬,何应钦这样绝对服从命令、严守堂规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自然又为后来的总办刘泽沛所赏识。与何应钦共过事的王建安先生说何应钦就读陆军小学期间,“学科术科都能及格,对于军风纪行动,尤为严肃整齐,俨然是个模范军人”。“无过人之资,有苦干之志”。这是何应钦的同学对他的评价。

1908年冬,何应钦完成陆军小学的学业,被选送考取了武昌陆军第三中学。

武昌陆军第三中学,位于武昌东湖,在清政府的军事学堂中,无论师资、设备均属上乘。当时该校的国文课程,须读《马氏文通》,数学课程包括大代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立体三角等,加之新开的物理、化学等,使来自教育水平低下的贵州的何应钦应接不暇,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而是把在贵州刻苦读书的老习惯大加发扬,兢兢业业,潜心学习。武汉有许多风景名胜、文物古迹,有一个星期天,同学李毓华、李儒清二人强拉他外出散心,一直步行到武昌大东门外的关帝庙。这关帝庙前院内有一眼水井,名“卓刀泉”。相传三国时蜀将关羽行军至伏虎山下,找不到饮水,马嘶人渴,军心浮动。关羽一时焦躁,以刀卓地,泉水喷涌而出,三军欢颜畅饮。面对井眼,一向缺少想象力和幽默感的何应钦忽发奇想,说道:“且能统率三军,莫说卓刀出泉,就是点石成金也不难。”此事虽系传闻,但能反映青年时的何应钦对兵权的渴求。

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就读的不长时间里,“应钦埋头苦钻,对于地理课程,格外重视,深感兴趣。凡山川形势,关塞之险隘,莫不详加考查,寻求图籍,以供研究,以求深造。此应钦日后统军能获实用之根源。其在学中,每届假期,其他同学都纷纷过江到汉口闲游,唯其个人则谨守堂规,温习功课,锻炼军事技术,从不向外一游”。因此,入校不久,已为校方所重视。

有心习武而无意当兵的何应钦从泥凼来到县城,再由县城来到省城,跨进了日后戎马一生的第一道门槛,其间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而他能被贵州陆小保送升入武昌陆中,除去他自身那些符合标准军人的素质起作用外,那一批思想活跃、充满爱国激情的出类拔萃者因“谋反”而被清洗,也给何应钦以显而易见的助力和陪衬。有人说何应钦是一员“福将”,他从戎的经过,似可为之作最早的注释。(三)

1909年(清宣统元年)秋,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就读刚进入第二学期的何应钦,得知陆军部要在清河一中、南京四中和武昌三中的该期学生中考选留日学生的消息后,一连几夜都睡不安稳。这样好的机会,是当时进了军事学校的学生梦寐以求的。还在贵州陆军小学时,何应钦就受教官们影响,对日本军事力量和武士道精神产生崇拜,加上从历史课本中了解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过“天朝”,在日俄战争中又打败了俄国,于是萌生了要学军事就得到日本的想法。现在机会来了,岂能错过?但在陆军中学才学了一个学期,日语学习也刚刚开始,考试能否合格,何应钦心中确实没有把握,尽管上一个学期,他在班上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然而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养成的那种自谦与自卑仍使他缺乏自信。没想到这届考选,何应钦竟“以第一名应选”,同时被选中的还有谷正伦、李毓华、朱绍良等20人。不久,这批拖着长辫子的清朝留学生就到了日思夜想的扶桑之国。

按照惯例,何应钦他们必须先入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军事基础课,三年之后考试及格方能毕业,再到军队经过一年的“士官候补生”的实习,才能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何应钦前一届,当时名叫“蒋志清”的蒋介石已就读于振武学校。蒋在浙江籍的同盟会会员中,已经算得上谈论革命的积极分子了。“蒋志清”和并不引人注目,又不善交际的何应钦只有一般性的交往。这种上下期的同学关系,却成为十多年后蒋何关系的契机。

何应钦进到振武学校以后,能够“一面接受日本军事教育,一面对日本文化得以留心研究”。日本军事学校中森严的等级制度,近于严酷的训练及营务管理,远比清朝的军事学校更甚,但何应钦觉得应该如此,毫无受不了的感觉。至于一般中国留学生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的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何应钦除因语言障碍感到不便外,都可以随遇而安。当然,也有使何应钦愤懑不平、压抑深心的事情,那就是日本人对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所发的“豚尾之讪笑”。时间稍长,他就从“优胜劣败”、胜荣败辱及各方各俗的自我调适中得到解脱,潜心于学业和训练之中。

如果说何应钦到日本一段时间后,思想感情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幼就从家教中习染的对神佛的迷信、对儒家思想的崇奉中,深切地感觉到中日之间“车同轨、书同文”的亲近。他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印度的佛教,我国的儒学,从来是构成东方道德的两大骨干,但能完全保存这两者的,却是日本”。对日本的“王道文化”有了初步的认同。二是自入贵州陆军小学就铭刻在心的“忠君爱国为本原”,“振尚武之精神”,“为国家的屏藩、军队之桢干”的信条,在日本教官、军人对天皇的愚忠和武士道的精神影响下,有了进一步加强,坚信作为军人,绝对服从命令;作为国民,绝对忠于君主,这两者必须统一。

但是,随着何应钦与中国留学生接触面的扩大,他的忠君与爱国思想之间产生了矛盾。许多留日学生都参加了同盟会,接受了反满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甚至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对“天朝”和大清皇上的不敬,这曾经使何应钦惶惑。不久,他也被卷入这股反清革命的漩流,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矢志效忠的清王朝,原来竟是使中国遭受列强瓜分的祸根,有了挨打受欺者对冤头债主的那种不满。

何应钦未至日本之前,在日本留学或因从事反清而流亡日本的贵州籍人士,有的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有的则加入了梁启超的政闻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里还成立了贵州分会,由贵阳人平刚任分会长、于德坤为评议部议员。1910年,从大冢宏文学院考入日本中央大学的兴义景家屯人王伯群(字文选,王文华之兄)和另一位兴义同乡保衡,都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贵州分会对来自贵州的何应钦、谷正伦等很为关切,向他们宣传同盟会的宗旨。当时,“黔人游学日众,同志(指同盟会员)且达数十百人矣”。正是在辛亥革命前这股汹涌澎湃的反清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何应钦加入了同盟会,这期间,他认识了蒋介石、黄郛等一些高年级的学长。但他一心专注于学业,在革命活动方面并没有什么足以引为日后夸耀的表现。辛亥风云中归来 “二次革命”后东渡(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闻风响应。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同盟会会员,纷纷辍学回国,参加革命。

在振武学校读书,或在日本军队中实习,甚至已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同盟会总部的号召,有人不待请假,就冒着当“逃兵”将被通缉或擅自离校而被开除的风险,争先恐后回国。平素成绩优异、遵章守纪而受到校方青睐的何应钦,并没有采取擅自离校的办法,而是与一批同学一起,向日本政府多方交涉,得到准假后才着手打点行装回国。但当时留日官费生的经济待遇并不宽裕,同盟会总部多方筹措所能资助给何应钦等人的回国经费,连购买统舱的船票都不够,致使何应钦等人归国的行程迟滞下来。最后,亏得平常就支持同盟会活动的久原房之助先生慷慨解囊,捐赠70万日元,才使何应钦等人回到祖国。

何应钦回国以后,经黄郛的介绍,在振武学校老学长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黄郛留日归国后,任职北京军咨府。辛亥革命爆发后,赴上海协助陈其美策动沪上起义。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任都督府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值蒋介石返沪,陈、黄、蒋3位老同学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废寝忘食,更加意气相投,遂结拜为异姓兄弟。何应钦为感激黄郛、陈其美的知遇之恩,工作十分勤勉。他在训练士兵时,模仿日本军事教育方式(军官以战斗教练为主,士兵则以提高射击技能和战斗动作为主),在二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师各营连相率仿效。不久,沪军都督陈其美筹组沪军,以黄郛为参谋长兼第二十三师师长,蒋介石为该师第五团(后改九十三团)团长。何应钦虽不在蒋介石的团里,却是在同一个师的第三团先任连长,旋升营长,这是何应钦与蒋介石同事关系的起点。当时,何应钦对蒋介石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而对陈其美为革命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决计定策于谈笑之间、救难赴死、从容慷慨印象极深,暗恨自己缺少这样的胆识和气度。

191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何应钦的母亲病逝。噩耗辗转传到何应钦那里时,已将近旬日。他匆匆请假奔丧,只得到慈母坟上恸哭,并为不能报答慈母养育之恩而抱恨终身。在家小住之后,又匆匆赶回。

何应钦在陈其美手下任职期间,获益颇多。有一次陈其美对何应钦说:“机会必须由创造而来,绝不是由等候而来;我们若不创造机会,则永无成功之日。”这句话对涉世未深的何应钦犹如醍醐灌顶。他此后不仅善于在等待中去抢抓机会,更善于自己去创造机会。他悟出了陈其美所说“创造机会就等于创造成功”的真谛。陈其美还使何应钦认识到孙中山的伟大,他曾对何应钦说:“中山先生主张自由、平等、博爱,除继承中国优良传统而外,更吸收西方外来优秀文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何应钦从所景仰敬佩的人口中听到对孙中山的评价,对他日后追随与崇拜孙中山不啻是一次启蒙。他对学贯中西的孙中山的感性认识,在参加同盟会时就有印象,在陈其美这里得到加深,并从思想上催生了中西合璧文化观的萌芽。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企图以武力消灭反对他独裁统治的国民党。1913年7月,孙中山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黄兴在江苏领导武装讨袁,何应钦出任江苏陆军第七师第一旅第三团步兵营长,参加了二次革命。由于国民党人本身软弱涣散,无法抗御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先后宣布独立的江西、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和重庆等省区和城市的“讨袁军”纷纷失败。9月1日,张勋攻陷革命党人当时的大本营南京,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导人逃亡日本。在“讨袁军”云流星散之后,许多中途辍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又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何应钦也于1913年12月重回振武学校。(二)

何应钦等人回到振武学校没多久,学校当局就宣布他们这批学生结业。于是,他与云南大理人王绳祖和陈鸿庆等6人被分配到日本宇都宫步兵五十九联队实习。在日本军队中,长官对士兵动辄打骂的现象十分普遍,对前来实习的中国学生更是有意挑剔和处罚。何应钦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偶尔私下发发牢骚。当然,如果你能表现绝对的服从和出色完成任务,也会受到长官的嘉奖。何应钦除执勤外,还能帮勤务兵、马夫干一些杂活,深得日军小队长的好评,也受到士兵们的爱戴,很快就由上等兵升为下士。在入伍实习期间,何应钦一切生活行动,都尽力使自己完全像一名日本士兵。训练中,尤其注重术科,并熟练掌握,这为他今后以日本的方式从事军事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十分艰苦的实习未及一年便告结束,何应钦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步科。在士官学校与何应钦同期、其后又相率进入黔军的有步科的王绳祖、炮科的江苏武、朱绍良、直隶顺天的张春圃及贵州同乡学炮科的谷正伦和学工科的李毓华5人。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所受的教育,每周除两次野外、马术及劈刺等术科外,均以学科教育为主。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虽只属中级军校,却为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许多战争狂人,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指挥人才。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罪魁祸首如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畑俊六、田中义一、白川义则、松井石根、本庄繁、南次郎、荒木贞夫等,全是日本士官学校走出来的。

在日本士官学校,何应钦算得上最标准的“不会谈恋爱的留学生”。当时,不少中国留学生为了学好日语,想方设法结交日本朋友,特别要结交日本女友。有些中国留学生被日本姑娘典型的东方美和温柔顺从的待人方式所迷惑,与她们谈起了恋爱。其中,还有个别浪荡子不堪远在异邦的孤寂,常在星期日或夜间去那些被何应钦称做“不干不净”的地方,与“不干不净”的日本女人厮混。何应钦在日本留学时间前后四年有余,论他的军人气派和士官生的身份,是颇能吸引女性的,但他从未结交过一位日本女朋友。他的星期日和闲暇时间,不是去从事打球、骑马和跑、跳之类的体育活动,便是在看戏当中消磨。据何应钦自己回忆说:“在我们留学的时候,学校方面管得很严,若与女人讲恋爱,被别人家报到学校,那就不得了。我既决心到日本深造,如因女人失足,就糟糕了。”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刻苦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何应钦读士官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正是国内护国战争进行之际。

从国内寄来的信件、报纸中,何应钦了解了贵州和黔军在护国运动中的情况。1915年12月25日,滇、黔革命派和地方实力派,在蔡锷、唐继尧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云南起义。不久,贵州独立,形成了“滇黔首义,天下景从”的局面。位居西南之中的贵州,“一举足而形势顿殊”。贵州参加护国战争,王伯群及其弟、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兼黔军第一团团长王文华、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都起了积极作用。他们都是兴义人,尤其是王文华率领的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支队,以数千之兵,抗敌数万,全歼北洋军卢金山的第十八混成旅,大败马继增的北洋近畿第六师,迫使马继增兵败自戕,使北洋军不能越湘西、湘南一步,使何应钦感到脸上有光。另一路黔军组成的护国第一军右翼中路支队在戴戡的率领下,与北洋军在綦江、重庆一带激战。两路黔军的作战,大大减轻了蔡锷所指挥的护国第一军主力在川南主战场的压力。何应钦、谷正伦、李毓华等贵州籍的士官生,对黔军在护国战争中的状况十分关心,而护国黔军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对何应钦等人考虑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6年5月,何应钦即将毕业,而护国战争鹿死谁手尚未最后见分晓,贵州都督刘显世和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对黔军军事指挥人才的渴求更感急迫。当时,刘显世通过留学日本的儿子刘刚吾、侄子刘敬吾,要他们动员何应钦等毕业后回黔效力。6月6日,袁世凯毙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护国战争也因失去了讨伐目标而自行停止。很快,参加护国的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开始据地称雄,中国南北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初步显现。是否回贵州,何应钦一时无法决定。当时,各省拥军者都千方百计网罗军事人才,何应钦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曾在上海、江苏当过营长,江苏籍的朱绍良曾建议何应钦与他一同到江苏;云南大理的王绳祖则认为明清以来,滇黔一家,滇督唐继尧在西南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如投奔云南;北洋步军统领衙门以这批留学生为清末陆军部官费考选,要他们赴京等候安排。何应钦正举棋不定之时,收到刘显世、王文华邀他回黔的信,信中介绍了黔军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周公吐哺般的求才之情。其实,何应钦对黔军的历史大致清楚,是否回黔,他经过了深思熟虑。刘显世是与其父辈同办团练的“忠厚长者”;王文华虽是优级选科师范毕业,但思想激进,善交际,学生时代就相当出色,护国战争中被人誉为“黔中第一伟人”;其兄王伯群在日本时即与何应钦认识,现正充当政治会议议员,颇得梁启超的赏识。黔军实力较弱,依附于滇系,处于武人竞雄的夹缝之中,似难发展,隐然有龙游浅水之虑;但是,黔军指挥系统素质偏低,恰巧竞争对手不多,可以大展其才。而且,贵州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有控扼川、滇、湘、桂之利,不缺发展的机会。加上从父亲的来信中,何应钦看出家中亲人也盼其学成回归故里,光耀门庭。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美好回忆,对施展抱负的憧憬,让何应钦毅然决然回到贵州。他与谷正伦、李毓华、朱绍良在刘督军和王文华弟兄五次三番敦请下加入了黔军。

何应钦等人回国到上海时,刘显世、王文华已派黔军驻沪代表双清和在上海经商的蔡衡武代为迎接,各送厚礼,殷勤备至。双清、蔡衡武等人分析他们进入黔军后的前途,也与何应钦等人的看法大体相合。他们一致认为,贵州虽小,由于护国之役,左右逢源;黔军虽嫩,但如旭日初升;大丈夫造福桑梓,责无旁贷;况当局拳拳诚意,盛情难却。当即,何应钦、谷正伦、李毓华、朱绍良、张春圃、王绳祖6人结伴西赴贵州。

1916年晚秋的一天,何应钦等6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戎装耀眼,精神抖擞,走进了贵州督军兼省长公署,翻开了他们各自历史崭新的一页。

何应钦当初不自觉地被人推上了从军之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如今已怀抱远大目标,登上日后统兵为将的第一道台阶。婚姻权势 双结良缘(一)

何应钦的家乡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耗子有耗子路,猫猫有猫猫路”的民谚。话虽浅显,不同身份、不同境遇和不同品质的人,却都会从中汲取自己处世交友、待人接物的人生哲理。何应钦既已选择刀光剑影伴着功勋荣赏的人生道路,只能靠枪、靠兵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摆在他面前有两尊佛:一个是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一个是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他的虔诚该向谁倾倒?他的香蜡纸烛该烧给谁?这是他入黔军不久便必须尽快作出的选择。

以刘显世、王文华为核心的贵州兴义系军阀集团,主要成员非刘、王的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同学挚友。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的余荫曾是他们彼此胶合的引力,而政治、经济上的成败利钝,有时起到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的作用,有时又像楔子一般,离间他们的亲密。入黔军之后,何应钦虽同时受到刘显世、王文华的青睐,但他也逐渐感到刘、王二人,虽系舅甥加叔岳父与侄女婿的关系,但思想、性情、追求却大相径庭。以他俩为核心,兴义系军阀内部已初步形成了“旧派”与“新派”的两种势力。

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形成于护国运动前后。在刘显世、刘显治及其从兄刘显潜周围,形成了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和郭重光“四大台柱”为核心的集团。刘显世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熊范舆,曾留学日本,清末在兴义为刘氏襄办学务,是王文华和何应钦的老师,也是刘显世的驻京代表、国会议员刘显治长子刘公亮的岳父;清末贵州立宪派的骨干、曾任过政务厅厅长的何麟书,是刘显治次子刘君卓的岳父;财政厅厅长张协陆,留学日本归国后,也被延聘到兴义为刘氏主办教育;贵州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军师郭重光,为刘显世攫取贵州政权充当了立宪派、旧官绅和地方团练三合一的媒妁。“旧派”的主心骨,便是集清末立宪派、旧官绅和地方团练的经济势力、政治权力和思想意识、行动手腕于一身的上述诸人。原贵州立宪派的三巨头任可澄、华之鸿、唐尔镛,在省内外,都是刘显世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者。在中央,“旧派”通过刘显治和黔籍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议员蹇念益、姚华诸人,与北洋政府及民初各政党交通;在地方,全省游击军总司令刘显潜及其据要津的子侄戚谊辈,盘踞黔西南老巢,左右地方各级政权。麇集在刘显世周围的这帮人,可谓“德高望重”,又有财权、政权,且具浓厚的封建保守性,对滇系军阀唐继尧有极强的依附性。刘显世的“名言”,曾令何应钦等人捧腹:“孰云方面不易为,吾视之犹兴义团务之放大耳。”在何应钦心目中,“旧派”颇类似日本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中的那帮守旧的封建领主。

而被何应钦视为日本倒幕运动中的中、下级武士的新兴势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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