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焱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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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丹心谭嗣同试读：
一 血溅菜市口
1898年的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戊戌六君子”菜市口就义。到今天，虽然岁月已经流逝了100多年，但这件大事依然没有被人们所淡忘。
六君子是谁？就是谭嗣同、杨深秀、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六位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由于维新变法失败，他们最终在菜市口引颈就义，成为改革事业的殉道者。因为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他们就被人们称做“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那么，菜市口是个什么地方，“戊戌六君子”又为什么会在这里就义呢？菜市口位于老北京城的西南面，一直是出入北京的交通要道。早在唐代时，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当时称檀州街)就是繁华的闹市区。据考证，金代著名将领兀术的宅邸也在这条街上。到明清时，凡是南方各省的人要来国都北京，通常是经过卢沟桥，进入广安门、迎面就是菜市口，经过菜市口才能进入北京“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的内城。所以这里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客栈、商铺、酒馆、茶楼等云集于此。当年菜市口附近的老字号，就有著名的“鹤年堂”中药店、吴裕泰茶庄、南来顺饭庄、广和居饭庄和“王麻子”剪刀店等等；而在财神会馆、文昌会馆中还设有大戏楼，经常是戏曲歌舞，人声鼎沸。
为什么这样一个热闹的繁华之地，又会是一个杀人的场所呢？原来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刑人于市”的制度，也就是犯了死罪的人，要在繁华的闹市区被当众处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杀鸡儆猴，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谁还敢犯大罪吗？被刑于市就是下场。这种刑法也叫做“弃市”。明朝时执行死刑的地方就在闹市区西四牌楼，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就是在这里被凌迟处死。清朝由于北京的城市中心有所南移，执行死刑的地方就改在了菜市口，凡是京城的死刑犯大都是在这里被处死的。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实行垂帘听政时，受咸丰皇帝遗诏握有大权的御前大臣肃顺，便是在这里被斩首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也许有人会问：以前在民间有“推出午门斩首”的俗语，这不是说明古代犯了死罪的大臣都是在午门外被斩首的吗，怎么又到了菜市口呢？其实，“推出午门斩首”只是戏曲和小说中的一种表述，并不是历史的真实。所以，在清代一旦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执行死刑后，就会被绑在囚车里向西经过宣武门押往菜市口。据说当时在宣武门的城门边有一块竖石，上面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意思是，马上就要问斩了，你现在后悔也已经迟了。宣武门因此曾被称做“死门”，出了宣武门不远就是菜市口“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了。不过，虽然菜市口在大清王朝的200多年中，一直是执行死刑的场所，但这里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做刑场，一般都是在菜市口路北的商户或者药店门口，临时设下监斩官的坐案，让护卫的兵丁把守，驱散行人，清出一块地方，便可以行刑了。不过，清代执行死刑的场所经常设在著名的中药店“鹤年堂”门前。往往在杀人的前一天晚上，刑部官员会通知“鹤年堂”掌柜的准备酒菜。第二天，刑卒们就着“鹤年堂”门前的骑楼搭好席棚，摆好案几作为监斩台。犯人从刑部大牢押出，出宣武门，一路向南到达菜市口后，就跪在“鹤年堂”门前，吃过“长休饭，永诀酒”，接着就受刑了。戊戌年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刑场也是临时设在“鹤年堂”的门前。
这一天早晨，刑部大牢里就开始忙碌起来。狱卒们忙着把谭嗣同等人叫起，等他们穿戴好后就一一押出牢房。开始，六君子以为自己是被押去受审，因为被关进来已经整整4天了，还没有人来提审过他们。但当狱卒押着他们从西边走出了监狱大门时，刘光第马上停住脚步，惊讶地问道：“没有过堂，何以绑赴刑场？”意思是还没有审讯，怎么就把我们绑到刑场去处死了？原来刘光第曾经在刑部担任过主事，知道狱中的规矩：凡是死囚被押向东出门，那是被送去提审；而一旦被押向西出门，就是被送往刑场处死。
也难怪刘光第要惊讶，因为中国自古有“人命关天”的传统观念，所以历朝对死刑的判决都很慎重。按照清朝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人犯了造反、谋逆等重案大罪，那么经过刑部审理，三法司——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三个掌管刑事部门的合称——议结，最后经皇帝勾决，可以判处“斩立决”，也就是立即斩首处死，这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犯的是一般性死罪，那么经过审讯就会判处“斩监候”，这样的死囚不能立即处死，而是要放在监狱中等待秋天的到来。每年秋天时节，三法司还要共同对已经判处死刑的囚犯进行认真地会审，这叫做“秋审”或“朝审”；如果会审认定这个死囚罪大恶极，确实应该处死，就会在皇帝勾决后于秋后被处斩，这叫做“秋决”；如果觉得证据还不充分，就不会贸然将这个死囚处死，而是会继续将他关在监狱中，等明年再说。“秋后算账”，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至于为什么死囚一定要到秋天才处死，是由于古人认为一旦秋风吹起，天地间就立刻呈现出万物肃杀的景象，这正是最适合杀人的季节，而春天象征新生，夏季万物正蓬勃生长，如果这时节杀人会和自然现象不符；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秋天是收割的季节，秋后处斩的意思是在收割庄稼的同时收割人头，两者恰好相一致；还有人认为，之所以定在秋后执行死刑，是因为秋后进入农闲时期，方便民众观看，可以让死刑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不管以上种种说法哪种更有道理，总之可以肯定，在清代凡被处死的犯人都必须经过审判这一程序。因此，发现自己没有经过审判就要被送往刑场，刘光第就惊讶地责问：“没有过堂，何以绑赴刑场？”
听到刘光第这么一问，谭嗣同等其余5人也都吃了一惊。刚才被押出来，他们都以为是今天要被提审了，突然听到是将被处死，不由得都停住了脚步。就在这时，军机大臣刚毅出现了，他面无表情地宣读了慈禧太后的谕旨：“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刚毅是当时的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地位相当高。由于他坚决反对维新变法，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宠信，所以这次处死六君子，就派他来监斩。宣读完谕旨，刚毅不回答刘光第等人的责疑，转身就命令大队士兵把六君子押往菜市口行刑。电影《谭嗣同》以戊戌变法为历史背景，反映了“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变法维新思想，及其振兴国家的献身精神。(新华社稿)
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要违反常规，将谭嗣同等人不经审讯就立即处死呢？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是反映出慈禧太后对谭嗣同等人的极端仇恨，因为当时她已经知道谭嗣同等人曾打算包围颐和园诛杀自己。这使她愤怒到了极点：你们不仅要夺我的权，居然还敢要我的命。大怒之下失去了理智的慈禧太后，也就等不得再走审讯这个程序了。二是因为维新变法是由光绪皇帝主持进行的，如果审讯，将会有许多事牵涉到他。虽然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是深感不满的，但他现在毕竟是名义上的皇帝，如果许多事情涉及当今皇上，譬如有人在审讯时说这是皇上要我做的，要有罪也不应该是我有罪，你们问皇上去。那该怎么处理？三是当时同情维新变法的西方各国使节，都对谭嗣同等人的被捕表示关注，慈禧太后害怕会因他们的插手而使审讯引来无法估计的麻烦，所以下决心对六君子不审而诛。影片中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绑赴刑场的场面，这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内搭起的老北京“菜市口”、“前门大街”场景地拍摄。(新华社稿)
其实，这第一种说法不大站得住脚，因为慈禧太后并没有因为一时气愤而打算违反规矩，她原来是准备对谭嗣同等人进行审讯的。9月25日谭嗣同等人被转到刑部监狱后，26日慈禧太后就发下谕旨，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对他们“严行审讯”；27日又发下谕旨，增派御前大臣参加审讯，并“限三日具奏”；但到28日又突然发下谕旨，将六君子“即行处斩”。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原因，应该是第二和第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三个原因，即害怕各国的干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审而诛这种违背大清刑律的做法，不仅引起了六君子的惊讶和愤慨，就是刑部的官吏们也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在大清朝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但意外归意外，既然慈禧太后已经发了谕旨，他们自然只能执行。于是，大队士卒押解着六君子一路往菜市口浩浩荡荡而来。
这时，从刑部大牢到菜市口，一路上早已经是人山人海，史书上说是“观者万人”。当得知今天要在菜市口处死大臣们的消息后，百姓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中间有的是出于对维新志士的仰慕，怀着悲愤、伤痛的心情来为他们送行，其中甚至有准备来冒死劫法场救出谭嗣同等人的江湖好汉，只是后来因为沿途清兵密布，戒备森严，无法下手而作罢。但在这数以万计的人中，大都是专门赶来看热闹的，因为能亲眼看到杀人，尤其是杀大官的机会毕竟不多。对他们来说，杀的是谁，为什么要杀并不重要，他们感兴趣的，就是今天能看到杀人了。其中更有一些人早就准备好了馒头，想等到死刑一结束就马上将馒头去蘸死者的血，然后带回家去给患病的亲人治病。这是因为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吃下蘸了死刑犯血的馒头可以治病，譬如可以治痨病，就是现在说的肺病。清朝时，几乎每一次处决犯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就对这种现象有过描写，并表示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由于从刑部大狱到菜市口路程较远，加上一路上围观者众多拥挤，直到下午3点钟左右，谭嗣同等6人才被押进了菜市口刑场。顿时，等在菜市口附近的围观人群发出一阵骚动。这时，最了解清朝刑律的刘光第再次大声责问刚毅：“没有经过审讯就杀我们的头？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国家体制怎么交代？”刚毅只好回答：“我奉旨监斩，别的事不知道。”也难怪刚毅，他也只能这样回答。因为虽然刚毅对维新人士早就恨之入骨，但他心里也明白，慈禧太后下令对谭嗣同等六人不审而诛，是违反了大清朝规矩的。但刘光第这么问，叫他怎么回答？他总不能回答：太后恨你们，太后担心审讯牵连皇上，太后怕洋人救你们，所以要立即杀了你们，祖宗的规矩就随它去吧。他也确实很难回答，于是简单回答一声“不知道”，便转身吩咐刽子手准备动手。
于是，六君子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马上就要接受死刑了。我们现在可以肯定，100多年前为改革事业而献身的“戊戌六君子”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永垂史册。不过，人毕竟是人，即使是英雄，面对死亡也会产生恐惧，特别是面对非常痛苦的死亡过程。可能现在大家想象的砍头就是——手起刀落，马上身首异处。如果真是这样，倒也痛快。但其实清朝执行死刑时可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叫许承尧的小官员，在目睹了六君子被杀的经过后，写下了一首《过菜市口》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描写刽子手杀人时的情况：“砍刀厚以寸，锋钝断腕迟。一役指囚颈，一役持刀锋。中肩或中颅，刃下难邃知。当囚受刃时，痛极无声噫。”意思是说刽子手拿的刀是很钝的，所以犯人的头被砍下来的过程就可能很慢，当然，诗里面说的“厚以寸”也许是夸张，但可以肯定刽子手用的不是快刀。所以甚至有人说犯人的脑袋不是“砍”下来的，而是“锯”下来的。从诗中看，刽子手砍得也不一定准，不会一下就砍断脖子，也许先砍到受刑者的肩膀或者脑袋，这使得迟迟没有死去的受刑人，要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以至痛到极点，想叫都叫不出声音来。所以到刑场上的时候，六君子的神情表现就不一样了。
按照清朝习惯，刽子手处死死刑犯时，从东向西按死囚排列的位置下手。第一个受刑的是康广仁。拿旁观者的话来说，他在刑场上的表现是“木立若松质”，呆呆地站立着，就像一根静立不动的松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确实有些冤枉。康广仁虽然参与了变法，但不算是重要人物，本来是不会被处死的。不过，偏偏他是维新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的弟弟。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脱了追捕。慈禧太后大怒之下，就下令抓了康广仁来顶罪。这使得康广仁感到非常冤枉，曾大声喊：“天哪，哥哥的事，要弟弟来承当!”所以在刑场上他就像木头一样站着。
六君子中，人们觉得还有一个死得冤枉的，就是杨锐。其实杨锐在变法过程中是比较保守的，他主张“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也就是说变法要一步步来，进度不要太猛；官员的升与降也不要太快，所以他并不赞同谭嗣同等人的激进主张。当戊戌政变发生，杨锐被捕后，把他推荐给光绪皇帝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想尽办法营救他，甚至以自己全家的性命作担保，请求慈禧太后放过杨锐。但因为慈禧太后在气头上，所以把杨锐给杀了。在往刑场的路上，杨锐就一直是紧蹙着额头，神色黯然。
六君子中年龄最小的是林旭，当时才23岁。就这么一个年轻人，在监狱里时的态度是“时时微笑”，使得狱卒都感到非常奇怪。直到临刑林旭都是“神色不稍变”，脸色一点都没有变化，旁观者好像看到他还在含笑喃喃自语。可见他从被捕到被杀都是很从容的。
六君子中年龄最大的是杨深秀，将近50岁。他在刑场上不顾四周的喧哗，沉默不语，神态自若。就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杨深秀居然还敢于上书要求慈禧太后把权力还给光绪，这自然引得慈禧太后大为恼怒，所以也被抓起来不审而诛。
最后就义的是刘光第。刘光第不愧是一条好汉，眼睁睁看着前面5个人被杀，如果是平常人，恐怕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但他依然是脸不改色，据说当时曾有他的朋友给他送来“鹤年堂”药店的一种药物，只要将它服下去，人就会马上昏迷，这样就能减轻受刑时的痛苦。但刘光第推开了药，说：“读书数十年，唯今日用之耳，拿去”。临刑前，刘光第昂首不跪，长叹一声：“吾属死，正气尽”。我们一死，这天下的正气也就尽了，然后慷慨就义。
六君子中表现得最为慷慨激烈的自然是谭嗣同了。在从刑部前往菜市口的路上，他神态自若，无所畏惧，引来了旁观者的阵阵喝彩。当刽子手即将举起大刀时。谭嗣同突然抬头高声朗诵起自己的绝命诗，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死，本来是最令人恐惧的事，但面对死亡，谭嗣同却说：你们不是要杀我的头吗？为了变法事业，为了天下国家，我死得痛快啊，痛快!传说谭嗣同被斩首后是死不瞑目，直到一位叫李征庸的好友对着他的头说：“复生，头上有天耳”!他的眼睛才闭上。因为谭嗣同字“复生”，所以李征庸说这话的意思是：谭嗣同啊，你的头上是苍天哪，天，会为你作证的!听到这话，谭嗣同的眼睛才闭上。当然，这种说法不大可信，但也确实是人们对谭嗣同为变法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大无畏精神的一种敬仰。
等到六君子全部就义，已经是日薄西山。看行刑的人群逐渐散去，喧闹的刑场复归平静，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天就此过去，但六君子为变法而献身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消除。“戊戌六君子”从此成为改革、进步，凛然不屈的代名词。几年前，北京市民要求在菜市口给六君子树立一座群雕像，让这些壮士们重新站立起来。而100多年来，谭嗣同临刑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呐喊，始终在激励着后来者努力奋进。
那么，谭嗣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他为什么会走上变法的道路，并走到了菜市口呢？俗话说“知其死还要知其生，知其名还要知其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谭嗣同的身世和经历。
二 家世渊源
谭嗣同祖籍湖南浏阳，而浏阳谭氏是一个很古老的姓氏，相传它是华夏始祖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明朝时，谭氏的祖先曾立下赫赫武功，被封为“新宁伯”。自此肇始，以后的200余年里，谭氏家族因武功而被封为侯伯的达“九世十人，”这是谭氏家族很辉煌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谭氏祖先迁居到了湖南，定居浏阳。
到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时，谭氏家道已经衰微。因为家境贫寒，谭学琴小时候就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大后只能设法在县衙门做了一个小吏。不过毕竟是在衙门，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地富裕起来。谭学琴自己生活很节俭，但很乐意帮助别人。族人亲戚们问他借钱，他总是尽力为之。所以，据说家里是“逋券累累，塞椟溢笥”。逋券，就是债券；累累，是形容很多；椟，是用木头做的小匣子；笥，是一种方形竹器。也就是因为来借钱的人多，所以谭学琴家里的匣子、箱子中塞满了债券。但当谭学琴因积劳成疾临死时，却并不把这些债券当做遗产分给后人，而是让人一把火烧了，不要别人还了。还留下遗言：后人一定要读书。谭学琴的做法，一举奠定了谭家的家风——刻苦读书和善良对人。
谭学琴死的时候，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才6岁。因为父亲死了，债权也已经放弃了，家境很困难。但他的长兄谭继升继承家风，全力支持弟弟读书。谭继洵也很争气，他不但天资聪明，而且读书极为勤奋，不管酷暑严寒，都是天不亮就起，深夜才睡。所以27岁中了举人，37岁又中了进士，从此进入仕途，一路升迁。他先在户部任主事，户部是掌管全国田地户籍、财政经济的部门，主事是六品官，大概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处长。10年后他被派为甘肃巩秦阶道，这已经是四品官，相当于现在一个市长了。又12年后，谭继洵成为湖北巡抚，巡抚是管辖一省的封疆大吏，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后来还曾短期署理(就是暂时代理)湖广总督，这是谭继洵一生仕途的最高点。谭继洵虽然身居高位，但为官清廉，体恤民生，左宗棠曾赞扬他：“胸中纯是爱民之忱也”，意思是谭继洵的心里全是爱民的热忱。父亲这种勤勉好学、清廉为人的品格，自然影响到了谭嗣同。而且由于谭继洵自己是凭借读书才从贫穷子弟变为朝廷官员的，所以他对子女的学业非常重视。谭嗣同5岁时，就师从著名学者毕莼斋学习经史诗词。后来谭嗣同回忆自己是：“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可见家庭浓郁的书卷氛围对谭嗣同所起的重要作用。
不过，谭嗣同童年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母亲徐五缘。徐五缘出生于贫寒之家，勤劳而善良。当她嫁给谭继洵时，谭继洵还没有做官，徐五缘要承担全部家务，她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扫地做饭，饲养家禽，耕作田地。晚上孩子睡下后，她还陪着读书的丈夫在油灯下缝补衣服或纺纱织麻。正是有她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使得谭继洵可以专心学业。后来，丈夫谭继洵的官越做越大，但徐五缘却没有改变俭朴和勤劳的习惯。就是作为巡抚的夫人，每餐仅有三四种菜肴，而且大都是蔬菜，很少有鱼肉；平日总是穿着旧衣裙，只有会客时才穿仅有的几件绸缎衣服。谭嗣同从懂事时起，就记得母亲常穿着一件丝麻衣，衣服多处裂开，依稀可以看到露出的麻絮，但母亲依然珍惜，穿了十几年而没有遗弃。谭嗣同小时，母亲担心他和弟弟妹妹在官僚家庭养成奢侈闲逸的习性，常常向他们讲述自己过去贫苦生活的情形，让他们明白衣食的来之不易。每天晚上，她自己依然纺纱直到深夜，这给儿女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谭嗣同童年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谭嗣同年龄小，很淘气，常常玩得忘了读书。有一天，老师问谭嗣同：“你家哪个女仆深夜还在不停地纺纱，响声隔着一道墙也听得清清楚楚，她怎么这样勤劳呢？”谭嗣同回答说：“先生，那不是女仆，是我母亲，她天天晚上都要纺纱的”。老师听了，非常惊讶，在知道了这是事实后，就严肃地对谭嗣同说：“你爸爸已经做了10多年的官，家里也算得上富贵了。但你妈妈还是不愿过清闲安逸的日子，每天都这样辛劳，你却不肯下苦工学习，只知道嬉戏玩闹，难道心里不感到惭愧吗？”听老师说起母亲的勤劳，谭嗣同心里非常激动，他恳切地对老师说：“先生，我以后再也不贪玩了，一定认真念书。”从此以后，谭嗣同果然有了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更是勤奋，加上他本身资质聪慧，所以少年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
徐五缘是个很刚强的女性，在艰难的生活中从不气馁，在她的影响下，谭嗣同也形成了倔犟的性格。谭嗣同7岁时，母亲因事要从北京返回浏阳老家。临行时，她告诫谭嗣同要勤奋学习，不要过于思念亲人。因为年幼，与母亲离别后谭嗣同思母成疾，经常是泪水盈眶，但都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旁人询问情况，他也总是闭口不说话。第二年，徐五缘返回北京，谭嗣同也不肯向她承认自己曾经哭过。徐五缘笑着对别人说：“此子倔犟能自立，吾死无虑矣”——嗣同能够这样的倔犟，足以自立，我就是死也没有可顾虑的了。谭嗣同虽然出生在高官家庭，但从来没有一点慵懒懈怠、嬉戏娱乐的纨绔子弟习气，而且愿意和社会下层民众接近，这和母亲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等谭嗣同稍大一些，谭继洵又要谭嗣同先后拜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为师。这三人都是谭继洵的浏阳老乡，学问人品都很著名，被称做“浏阳三先生”。谭嗣同先后跟随欧阳中鹄和涂启先读书共7年，“五经诸史之教导，欧阳师、涂师实启沃之。”为谭嗣同研读经书历史奠定了基础。谭嗣同跟随刘人熙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在他的指导下认真研读了王夫之的著作。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他认为“天地之化日新”，意思是天地间的一切都在变化发展之中，“新”就是变化发展；王船山还强烈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不以天下私一人”，就是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认为“知”是“行”的基础，“力行而知之真”，只有实践了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一切对谭嗣同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谭嗣同对王船山十分推崇，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我们可以发现，后来谭嗣同参加维新运动时的许多思想，都源于王船山学说。
浏阳三先生不但指导谭嗣同学习，而且他们的师生关系极好。像刘人熙十分欣赏谭嗣同，称他“好学深思，有不可一世之气”；是“少年真奇人”。欧阳中鹄和谭嗣同更是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当谭嗣同少年遭遇家庭不幸时，欧阳中鹄尽力给他帮助，谭嗣同从他那里得到了家里得不到的温暖，所以两人情同父子。谭嗣同一生中，对欧阳中鹄的“片纸单词，珍若拱璧”。对欧阳中鹄写给他的一张纸、一句话都非常珍惜。“拱璧”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玉器。可见感情之深。
由于谭嗣同出生于书宦之家，天资聪明，学习勤奋，既有父母的督促，又有名师的指导，所以在学业上长进很快；再加上在独特的经历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奇男子。
三 天下奇男子
从前面对谭嗣同家世渊源的追溯，我们知道谭嗣同是巡抚的儿子，算得上是一位高官子弟。但是，特定的家庭氛围和独特的个性，并没有使他沾染上丝毫的纨绔习气，而是最终成为一个天下奇男子。为什么说他是天下奇男子？
首先，谭嗣同是一位不一般的读书人。前面说到谭家祖先传下的家风，就是要读书。所以，谭嗣同是“5岁受书，15岁学诗，20岁学文”，年纪不大就已经读了许多书籍，而且他还在学习上表现出和别人不一般的特点。不一般在哪里？有三点。第一，他读书的范围很广，各种书都看，所以人们评价他读书“博杂”。当时许多读书人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读的书就仅仅是《四书》、《五经》这几本儒家经典。谭嗣同当然也读《四书》、《五经》，他“5岁受书”，就是5岁开始读《四书》，但他还读《庄子》、《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世说新语》等书籍，还深入研读了佛学和大思想家王船山的著作。上面提到的这些还都属于中国古籍的范围，算不得什么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谭嗣同很早就酷爱读当时大部分读书人不屑看的西方科学书籍。那么，谭嗣同是怎么喜欢上这些西方书籍的呢？原来他父亲谭继洵到湖北任巡抚的时候，谭嗣同也就跟随到了武汉。这武汉自古就是交通要道，人称“九省通衢”，许多省之间来来往往都要经过此地，而且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在这里兴办洋务，建工厂，开学堂，还办了许多报馆和书局，所以这里流传的西方书籍很多。谭嗣同就是在这里开始对“西人格致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格致”是当时人们对物理、化学等一些科学的总称。后来谭嗣同说自己是“睹西书，独酷嗜若性成”，意思是，他特别酷爱读西方科学书籍，好像这是自己的一种天性。正是从西方科学书籍介绍的天体运行、地球自转、生物衍生、地质变迁等自然现象中，谭嗣同后来悟出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原理，发出了“今之时，东西争雄，中国日弱而下，西人日强而上”的感慨，为维新变法思想的萌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中西融通的知识结构是谭嗣同和其他读书人的第一个不一般。
谭嗣同和其他读书人的第二个不一般，是对所读的书籍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比如，谭嗣同曾经这么评价写《滕王阁序》的王勃：“《滕王阁序》流传千古，不知子安其俗在骨。”意思是王勃其实很媚俗。为什么说王勃很媚俗？谭嗣同认为《滕王阁序》是为滕王李元婴修了滕王阁而写，词语是写得很美，但赞美、吹捧李元婴确实有些过分，所以“俗”。王勃是谁？是赫赫有名的初唐四杰之一，《滕王阁序》也已经流传了千年，谭嗣同却评价他“俗”。我们暂且不讨论谭嗣同的这个评论对不对，只是以此来说明他读书的确有着自己的思考。
谭嗣同和传统读书人的第三个不一般，是他对科举制度很厌恶。在少年时代，他就“薄视时文不屑为”，“时文”就是考科举用的八股文，谭嗣同从小就不喜欢，他还称那些热衷科举的读书人是“鄙儒”“腐儒”。不过，厌恶归厌恶，谭嗣同年轻时还是先后参加了5次科举乡试，试图通过乡试获得举人的身份。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厌恶科举为什么还要考5次？其实谭嗣同这是迫于无奈，因为他的父亲谭继洵就是通过科举起家的，当然希望儿子也能走同样的路，那时讲“孝道”，父亲的旨意，做儿子的哪怕是违心，也是必须服从的。所以谭嗣同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但他内心是觉得很痛苦的，而且感到和“腐儒”们一起做同样的事，真是莫大的耻辱。在第五次参加乡试失利后，谭嗣同痛恨地说：“进见乡试闱艺，牛鬼蛇神，无奇不有，异学争鸣，足为世道之忧”。既然科举考试在他看来已经是牛鬼蛇神，无奇不有，所以他便决意从此不再参加考试。
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谭嗣同出生于书宦人家，耳闻目睹家庭的熏陶，自幼年起就勤奋攻读，博览群书，应该说文才是很出众的。那么，又为什么会屡试不中呢？这大概是主考阅卷官眼光不行，没有能够领悟谭嗣同文章的意思，发现他的才华；谭嗣同从小就有很多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而迂腐、正统的主考阅卷官却不能接受这些思想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谭嗣同曾自述，他参加的5次乡试中，有3次是几乎就通过了的；而且根据谭嗣同留下的履历档案，人们发现1894年那次湖南乡试，阅卷官对谭嗣同所做的文章评价就相当高，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但后来由于正、副主考意见不一，相持不下，最后未被录取，所以谭嗣同这次考试被亲友们称为“不中犹中”。而这种结局，既说明谭嗣同的文章水平其实并不低，也可能是谭嗣同认清了科举考试的黑暗与弊端，决心不再参加。
谭嗣同不愿再参加科举考试，这让父亲谭继洵十分忧虑，自古读书人要挤的不就是科举这根独木桥吗？你不考科举又怎么能进入官场呢？虽然父亲和家人朋友们再三劝说，性格倔犟的谭嗣同还是执意不考。谭继洵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儿子“异途出仕”了。什么叫“异途出仕”？原来在清朝想要进入官场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这叫正途；另外一种就是由捐钱获得功名而入官场，说白了就是出钱买官，这就叫异途。当然，人们对这种出身是看不大起的。谭继洵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头衔，候补知府就是有当知府的资格，但还没有正式当知府，要等着有知府的位置空出来再正式上任。作为巡抚的儿子，谭嗣同早就深深了解官场的黑暗，关系的复杂。他知道“非有大本钱，官场万难驻足”，没有大的本钱，在官场上你就站不住脚；他特别厌恶官场上虚伪逢迎的习气，“日以不入耳之言强相聒”，每天都讲些阿谀奉承，肉麻的话，使人感到非常地厌烦。所以他对这个候补知府的头衔实在不感兴趣，也不去活动争取早些获得实际的知府位子，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去跑官，虽然作为巡抚的公子，他如果认真去找关系，大概也不是很困难的事，但他就是不去找。所以，直到戊戌变法，谭嗣同一直是个候补知府。
因为谭嗣同读书中西兼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且鄙视科举考试，不愿意做一个“腐儒”，所以我们说他是个不一般的、非常有个性的读书人。
说谭嗣同是天下奇男子，是因为他兼习武艺，是一个豪气冲天的大丈夫。谭嗣同年仅13岁时就写过这样一副对联——“唯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表示自己要将侠气留在天地之间，在历史上存下狂名。才13岁啊，就写下了这样有气魄的对联，真是了不得。所以人们称他“少年盛气，凌厉无前”。谭嗣同还自小习武，精通剑术、拳术，擅长骑马射箭。所以史书上记载：“嗣同颇喜技击，身手敏捷，尤其乐于纵马驰骋，颇似少年豪侠”。谭嗣同一生最向往的生活方式就是——“带剑行游，悲歌叱咤”，就是向往着腰中带着剑，慷慨高歌，漫游天下。后来他干脆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壮飞”，意思是自己要壮飞于天地之间。而有一段时间，他还真过上了这样的日子。那是1877年，谭继洵被调到甘肃任职，谭嗣同也跟随父亲去了那里。甘肃辽阔的大漠荒原和那种粗犷剽悍的民风，就和谭嗣同从小追求的这种侠气很契合。这一段时间，他经常与驻防的士兵和当地的牧民一起出塞打猎。白天呢就一起追赶野兽，晚上就在撑起的帐幕中席地而坐，一边舀黄羊血拌雪吃，还一边唱歌，一直唱到天亮。最能说明他侠气的是，有一次，谭嗣同手拿一把弓箭，身跨一匹快马，忍饥挨饿，在险峻的山路上一连跑了7天7夜，路程有1000多里啊，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大腿和臀部都已经磨得血肉模糊了。当时是“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旁边的人看到了都胆战心惊，变了脸色，但谭嗣同却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谭嗣同又多次往来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自己形容这段经历是“东游江海，西极天山，飞土逐肉，斗酒纵横”，足迹遍布半个中国，行程达8万里，“堪绕地球一周”——长度加起来可以围绕地球一周。行程中谭嗣同还写下了词作《望海潮》，其中有“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句，这正是带剑慷慨走天下，何等的潇洒，何等的侠气!
由于从小就喜欢读《史记》中《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因此刺客荆轲、聂政等都是谭嗣同仰慕的对象。所以他很喜欢结交江湖好汉，少年时他就和有名的侠士——“大刀王五”关系密切。“大刀王五”，是北京的一位镖师，名字叫王正谊，因为他武艺高强，善于使用大刀，所以人们称他为“大刀王五”。史书记载他“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幽燕”是指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大刀王五”就是这一地区著名的大侠。“大刀王五”创办的源顺镖局曾是北京八大镖局之一，共有仓房、车棚、马厩、练武场所等3个院子、50余间房屋。大门门首题有“尚武”、“济贫”匾额，东、西两侧有众人赠送的“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块匾额。“大刀王五”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性格豪爽，“专以锄强扶弱为事”，也就是喜欢打抱不平，救济穷人，他为源顺镖局立下几条规矩：一是江湖上朋友来访只要提到是“大刀王五”的朋友，就要盛情款待，赠送盘缠；二是逢年过节时，都要周济穷人，还要冬施棉衣，夏施单衣。因此，“大刀王五”威震江湖，名声很大，在当时和霍元甲、黄飞鸿等武林高手齐名。源顺镖局押镖时只要亮出“大刀王五”的名号，一路上土匪强盗就都不敢动手。谭嗣同曾拜大刀王五为老师，学习剑术、拳术，两人感情很深。当时北京还有一位江湖侠士，人称“通臂猿胡七”，本名胡致廷，谭嗣同跟着他学了太极拳、双刀等武艺。胡致廷还创办了一个秘密团体，叫“十八兄弟”，他们在江湖上扶弱惩强，想要“打尽天下之不平”。谭嗣同和这两位民间大侠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中国古代有“儒侠对立，若分泾渭”的说法，意思是儒生和侠士就像泾水和渭水那样分明，行为习气都是不一样的。但谭嗣同作为一个贵公子，又是个读书人，却乐于结交江湖好汉，一身侠气，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古代，常常将大丈夫理解为慷慨刚毅，视死如归，但断不会有细腻绵长的儿女柔情，就像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那样。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其实真正的大丈夫不仅刚毅、豪爽，而且还应该有着丰富的情感。我们说谭嗣同是天下奇男子的第三个理由，是因为他不仅有着一身侠骨，而且还有着满腔柔情。
19岁的时候，谭嗣同结婚了。在当时，儿女谭嗣同、李闰的卧室的婚事都是由父母决定的，所以谭嗣同和妻子李闰在成婚之前没有见过一面，不过他们婚后却十分恩爱。这有谭嗣同送给妻子的一首诗和诗前的小序可以证明——“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欣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频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迦陵频迦是一种传说中的鸟，唱歌的声音非常美妙动听。这段话至少表明：一、结婚15年，谭嗣同依然记得四月初三是结婚纪念日，并特意写诗送给妻子作纪念；二、他们夫妻情投意合，就像生活在西方极乐世界；三、不仅是这辈子，他们还希望以后生生世世都能生活在一起，双双修得更大的福缘。由此证明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这种情况在传统包办婚姻中是很少见的。
那么，谭嗣同和李闰为什么会这样夫妻情深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门当户对。这里的“门当户对”，不是说不同阶层的人在人格上有什么不同，是说从小受到的家庭影响不同，相同的家庭文化背景的夫妻在婚后，相对来说要更容易融和、和谐。谭嗣同和李闰就是门当户对。李闰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寿蓉(字篁仙)，非常有才华，是著名的“长沙才子”，所写的诗歌、文章都很出色，尤其是写的对联最受人们好评，被评为是“词绝意新，境界似春花秋月”，意思是李寿蓉所写的对联词语绝美，立意新颖，意境含蓄美丽。比如，他曾在武昌湖南会馆题下这样一副对联：“将相功名，开湘楚数千年未有之局；衣冠人物，泛洞庭八百里交会而来”。意思是：近代湖南涌现出许多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从而开创了湖南历史上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局面；这些杰出人物就像湖南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湖水一样，从四面八方相聚到了一起。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把近代湖南在湘军兴起后人才辈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状况生动贴切地描绘了出来。所以李寿蓉和曾国藩等人一起被称为清末湖南的六大联语家。李寿蓉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担任过户部主事等官职。主事是正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处长。虽然官位并不高，但李寿蓉做事很认真，所以后来被封为荣禄大夫。荣禄大夫只是一个荣誉官衔，并不代表实际职务，只是对他办事能力与态度的肯定。李寿蓉在户部任职时，恰好和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同事兼老乡，而且志趣相合，所以交往很密切，并为自己的子女定下了婚事。李寿蓉是很喜欢谭嗣同这位未来的女婿，认为他志向远大，才干出众，今后能成就一番事业。而谭嗣同对岳父也十分敬重，他后来曾回忆岳父对自己“恩礼绸至”，十分关照，并且称岳父家是“内外群从，率皆豪俊。登山临水，觞咏不绝。剑客奇才，献技在门。一童工书，一仆善棋，府史吏卒，傲脱不俗。所谓买菜者皆有六朝烟水气矣。”大概意思是：不仅岳父一人才华出众，即使是岳父家的仆人也都各有所长，有的长于书法，有的善于下棋，即使是买菜的也像魏晋南北朝的士人那样，很有文化气质。中国古代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士人风流潇洒，是典型的文化人气质，所以谭嗣同说岳父家的仆人有“六朝烟水气”。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李闰，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不仅从小知书达理，而且非常贤惠。婚后谭嗣同常年奔波在外，李闰把家里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谭嗣同曾在送给妻子的诗中写道：“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十五年来我们志同道合，而侍奉亲人、抚养子侄那就全仗你的贤惠啊!
除了门当户对，谭嗣同和李闰的婚姻能够幸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谭嗣同与众不同的男女观和夫妻观。谭嗣同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也就说男人和女人都是天地间的精英，都可以成就大事业，两者是完全平等的。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可算是最进步的了。谭嗣同还主张“夫妻皆朋友”，丈夫和妻子应该没有尊卑高下，而是平等的朋友。在当时的中国，有点地位有点钱的男子娶妾，也就是娶小老婆是很平常的事，很多人还先后娶好几个，所以晚清民国期间的名士辜鸿铭曾说过“男子就像茶壶，女子就像茶杯，一个好茶壶就得配上好几个茶杯”这样的歪理论。谭嗣同的父亲就一共娶过三房小妾。但谭嗣同始终提倡一夫一妻的婚姻，虽然他是巡抚的儿子，而且才华横溢，却一生未曾纳妾。
谭嗣同和李闰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但不到一岁就得病夭折了，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过孩子。中国古代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规定男子可以休妻的“七出”之条，第一条就是“无子”，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能被赶出家门的，不过李闰没有遭遇到这样的命运。尤其与当时其他人不一样的是，谭嗣同并不要求李闰单纯做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他还要妻子做一个有思想、有眼光的女性。他曾经送给李闰一副对联：“为人树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意思是做人要有骨气，要有像铁一样硬的脊梁；还要尽量多读书，使得自己的眼界像无边的海洋那样开阔，这里的“把卷”就是打开书卷读书。正是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谭嗣同对李闰是很尊重的，维新运动兴起以后，谭嗣同又鼓励李闰走出家庭，当起了女学会的董事，创办女子学堂，和男人一样做起事业来。这在100多年前的中国，那是很超前的。而李闰呢，由于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从小写得一手好诗文，而且“慷慨有丈夫气”。婚后不仅将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让谭嗣同不必为家庭事务担忧，而且十分理解丈夫的志向和事业，称得上是谭嗣同的妻子、知己与朋友。夫妻俩自然也就相敬如宾，关系融洽。其实，说有缘分，谭嗣同和李闰也真算是有缘分：他们是1865年同一年出生，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北京，而当时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和李闰的父亲李寿蓉又恰好同在户部任职，这才促成了谭嗣同和李闰的姻缘。
除了对妻子一往情深，谭嗣同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一个挺有情趣的人。他弹得一手好琴，曾亲自监制了“残雷”和“崩霆”两架七弦琴。据史料记载，某年盛夏，谭嗣同家宅院里的两棵梧桐树被雷霆劈倒一棵，谭嗣同便以梧桐树的残干请人制成两架七弦琴，分别命名为残雷琴与崩霆琴，并亲自撰写了琴铭。残雷琴的琴铭是：“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大意是：霹雳一声巨雷划破天空，好似一把大斧把梧桐树的枝干斩断劈折。历经苦难的它现在终于成为做琴的良材。然而即使这样，又怎能磨灭它百年沧桑的心志呢？听这琴声如泣如诉，呜咽哀鸣的声音响彻着千古。崩霆琴的琴铭是：“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意思是：从霹雳折断梧桐树开始，到我将它做成了琴结束，这些行为都是无益于梧桐树却有益于琴的产生的。梧桐树历经劫难而终成良琴，并发出警世的琴声，铭文其实也表达了谭嗣同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个人的心志。崩霆和残雷两架琴后来伴随了谭嗣同一生。谭嗣同年轻时就爱好习武，常常在清晨闻鸡起舞击剑；同时也好弹琴，常常以琴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剑胆琴心”的雅号。这个雅号很贴切地反映出谭嗣同刚烈坚毅而又情感丰富的性格特点。传说1898年谭嗣同离开浏阳准备到北京参与变法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和李闰在烛光下对弹崩霆琴与残雷琴，用琴声表达依依惜别的感情和准备为变法殉身的决心。
总之，谭嗣同是高官子弟，有个性的读书人，还是纵情江湖的侠士，真正的大丈夫。这么多身份集于一身，足以称得上是一位“天下奇男子”了。而后来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又使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身份——维新志士。
四 走向维新
维新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谭嗣同又是怎样成为维新志士的呢？让我们先来看谭嗣同在1895年写的一首名为《春愁》的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显然，这里所说的“春愁”不是一般的春愁，怎么说？因为从诗里可以看出：第一，虽然中国历代都有感时伤春的诗作，如“春愁乱兮如雪”，“春恨秋悲皆自惹”，“春归难觅恨无穷”等等。但谭嗣同的这首诗却不是一般文人们的春恨、春愁之作，描写的也不是谭嗣同一个人的愁，而是四万万中国人一起愁；第二，俗话都说“借酒浇愁”，一般的愁是可以用酒来排解的，而谭嗣同所说的春愁却要四万万人一齐对着苍天痛哭一场。这个春天为什么会把四万万中国人愁成这样呢？答案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天涯何处是神州”，世界上哪里还有中国可以生存的地方呢？中国可能就将不存在了，亡国了——这就是四万万人的“春愁”。那么这个“愁”又从何而来？1894年9月17日，清朝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展开血战，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最为壮烈的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将领邓世昌(右上)率“致远”舰等拼死抗敌，并以受伤之舰撞击敌主力舰“吉野”号，全舰官兵25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图为战斗中的“致远”舰。(新华社稿)
这就要从1894年，中国和日本因为朝鲜问题发生的一场战争说起。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日本图谋消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使其成为自己控制的势力范围。日军闯进朝鲜王宫，俘虏朝鲜国王，扶植傀儡政权，迫令朝鲜政府出面邀请日军，并驱逐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两天后，日本海军就在朝鲜海面袭击清军运输船只，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并派兵渡过鸭绿江进驻平壤。因为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人们称它为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中国自上而下，人人都觉得小小的日本根本不是我们天朝大国的对手。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战争竟然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连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也在山东威海全军覆没。当时谭嗣同在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一连用九个“败”字描述了清政府兵败如山倒的惨况：“中国所长莫如陆军，而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澎湖又败；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招募之军无不败”。——这里就有了七个“败”字(还有两个“败”，我们后面再说)。看，没有哪个地方不败，没有哪支军队不败。这里说的旗军，就是以满族人为主体的八旗兵，淮军是李鸿章创建的，豫军是河南的地方部队，东军是东北的地方部队，它们无一例外都败了。最后，败得一塌糊涂的清政府不得不在1895年的春天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23亿万两白银，这可是一笔巨款啊，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好几年的收入。赔款还不算，清政府还将“台湾”和附近岛屿割让给了日本。中国原先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这下却被小小的岛国日本打成这样，给中国人的震动那真是大极了。因为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起，日本就是中国的学生，当时的日本政府派了一批批的遣唐使、留学生来到中国，中国的鉴真和尚等杰出人物也纷纷渡海东瀛。所以，日本的古代文化，包括语言、建筑、医药、宗教等等，可以说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现在居然学生打败了老师，而且老师还败得这么惨。所以消息一传开，就有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春愁。
日本是一个小国，又一直是中国的学生，那又怎么能够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了。
早在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战败而被迫割地赔款时，日本就受到了巨大震撼。日本人想：连中国都不是西方强国的对手，那自己肯定就更不行了。果然，1853年，美国的4艘战舰，在海军准将佩里的率领下驶入日本江户湾——就是现在的东京湾。由于美国军舰全身都是黑色，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黑船”。在不开放口岸就开炮的威吓下，日本被迫签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户条约》。接着，英国、俄国、荷兰等国也趁机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黑船事件”在迫使日本打开了闭关锁国大门的同时，也深深刺激了日本朝野。于是，日本推翻了原来腐朽的幕府统治，从1868年春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是指明治天皇，“维新”就是改革。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废藩置县，摧毁了封建政权；成立新的常备军，实行义务兵役制；改革农业税，统一了货币；并实行内阁制，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同一时期，日本在全国修建了铁路，成立银行，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终于使得日本只用了25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500年的路程，达到了国富兵强的维新目的。强大起来后的日本不仅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还入侵朝鲜、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总之，是明治维新使日本在国力上超过了中国，并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
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当年美国人佩里率领舰队用武力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人却不仅在他登陆的地方建了座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自题字的纪念碑，每年还举行纪念活动。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善于反省自己，善于从惨痛中吸取教训。
也许人们会问：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甲午战争不是第一次，前面有着先后两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还进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但为什么恰恰是甲午战争刺激了中国人，引起了维新运动呢？
这就要说到这几次战争带给中国人的心理影响了。虽然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也赔款，也割地。但赔款是2100万两白银，数字不算很大；割掉的是香港，在当时是一个偏远的小岛屿，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割了就割了，似乎还无所谓。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中国人眼里，都觉得只不过是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那样，像匈奴、辽、金，最后没大事，很快就会过去的。因此，当时的道光皇帝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叫做“万年和约”，就是认为它能保证天下太平一万年。林则徐也曾很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社会图景：“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这是怎样的一幅图景？京城里，人们和以前一样轻松快乐地过日子，茶馆中，酒馆里，大家都免谈时事，鸦片战争这件事好像已经被完全忘记了。我们再举个例子，湖南人曾国藩算得上是一位很清醒的知识分子了，但他在当时也认为，《南京条约》签订后，“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意思是，外国人今后永远不会再来侵犯中国了，天下将从此一片太平了。可见第一次鸦片战争几乎没有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多大震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倒是让中国人感到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英法联军不仅进入了国都北京，还烧毁了圆明园。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也由此意识到，中国已经遭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几千年来，中国没有遇到过的危机现在降临了。于是，他们发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设立了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等近代工厂，制造西式枪炮船舰；开办了学习外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京师同文馆，还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而且还创立了北洋海军。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人的刺激，还是远远比不上甲午战争：一是甲午战争是败给日本，心理上更不能承受；二是中日《马关条约》更加屈辱。拿条约中最重要的赔款割地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给英法两国的赔款大约是1600万两白银，和《马关条约》的23亿两相比，实在相差太远；割地呢，《北京条约》割给英国九龙，面积不大；虽然俄国也趁火打劫，夺取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土地，但在当时看来，那都属于偏远的荒凉之地，人们也不是那么重视。后来在维新时期，为了获得西方强国的支持，谭嗣同还提出可以放弃新疆、青海，认为这些偏远地区对中国的作用不大，也就是这样一种心理；而《马关条约》割让的却是整个台湾及周边岛屿。原来是还要割掉辽东半岛给日本的，辽东半岛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满族人的老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啊。虽然最后辽东半岛用3000万两白银顶回来了，但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是巨大的。
对于谭嗣同和所有湖南人来说，甲午战争的刺激更超过全国其他省区。那就是湖南人遭遇到了前面所说的九个“败”中的另外两“败”——“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连赫赫有名的湘军也在甲午战争大败，而且比其他军队败得更惨。要知道，当太平天国势如破竹般席卷半个中国，先后击败清王朝的各路军队：绿营、八旗，乃至被认为是最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时，正是以湖南人组成的湘军，却历经艰险，在1864年——恰好是甲午战争爆发前30年，攻破南京，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拯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这桩事业，让湖南人从此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负心理——你看，谁都打不败的太平天国，不就被我们湖南人打败了吗？看来，天下没有我们湖南人做不成的大事，平不了的大难。所以，曾担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这样说过：“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都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于是，当甲午战争初期，北洋水师在海上，淮军在陆上接连败退的时候，当时的湖南巡抚吴大瀓上书朝廷，自告奋勇要求带湘军北上抗击日军。清政府当然是马上批准。一时间，湘军云集辽东，这全国上下可都是寄予厚望，全力支持啊：湘军要粮食给粮食，要衣服给衣服，就盼着湘军能挽回败局。湖南人自己当然也很自信：没问题，有我们湖南人，这仗是肯定会打胜的。但万万没想到，湘军出了山海关一和日军接触，就在6天之内连丢牛庄、营口、田台庄几处战略要地，真是连战连败，溃不成军。于是，清政府绝望了，连湘军都打不过日本军，那还有什么办法，也只能签条约割地赔款了。《马关条约》一签订，那可真是全国震惊，大家开始思考和反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不是已经有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吗，陆军也是洋枪洋炮，武器也不错啊，可还不是全军覆没了吗？看来单有科学技术、军事武器还不够，这还只是学到了西方的皮毛；真正要学的，应该是西方的社会制度。于是，一场全国性的维新运动就兴起来了。
使人感到意外的是：维新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不是清朝的政治中心，维新运动最初的发生地北京，也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受西方思潮影响最多的上海，恰恰又是地处内陆的湖南，人称湖南维新是“独步一时”。维新领袖梁启超干脆离开上海，来到湖南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将湖南作为维新基地；康有为甚至说：“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那么，为什么湖南维新运动能开展得这么红火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湖南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氛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原先越是自负，越是认为有把握，在遭遇到失败时所受的刺激就会越强烈。因而原先以为自己能够拯救天下的湖南人，受到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那真是有一种天塌下来了的感觉。湖南人当时甚至产生了一种负罪感，认为“甲午的失败，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2万万两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这样深沉的忏悔意识，显然是其他省区所没有的。所以这时湖南人救亡图存的心理比其他省区要强烈得多。在中国传统社会，地方士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而甲午战争后湖南的地方士绅们几乎全都持有维新主张，即使是后来被人们视做守旧代表人物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版本文字学大师叶德辉等等，其实在起初也是倾向维新变革的。于是，当时湖南全省上下充满着“救中国必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言论。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为湖南维新的高涨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湖南的省级官员都有维新变革的思想。这一点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以官为本的社会，所以任何变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权力的作用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维新运动的开展也不例外。譬如，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当时有着全国最多的近代企业、新式学堂和中外书籍报刊，但是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改革变法不积极，光绪皇帝称他是“意存观望，一味塞责”，所以上海的维新运动并不高涨，连梁启超都要离开这里前往湖南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又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本是维新思想的起源地，但也因为两广总督谭钟麟老迈昏聩，对光绪皇帝发下的维新谕旨“置若罔闻”，所以维新运动也是冷冷清清。幸运的是，甲午战争后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掌管全省教育科举的学政江标、徐仁铸，掌管全省司法的按察使黄遵宪等地方大员都痛感国家危难，以变革事业为己任，这就为湖南维新提供了可靠的权力保障，因而当时的湖南，新报刊、新书局、新学堂、新学会层出不穷，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些地方大员对谭嗣同也非常欣赏，陈宝箴就说谭嗣同是“识广、才气、性情，得未曾有”。意思是，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像谭嗣同这样具有见识才干的人。陈宝箴还把谭嗣同表述自己维新思想的文章印了几千本，散发到各个书院给大家阅读。谭嗣同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维新事业。
和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谭嗣同自甲午战争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开始时，谭嗣同也自信中国军队，尤其是湘军应该能战胜日本军队，但是战况的进展使他逐渐失望。尤其是1894年底，谭嗣同回到武汉，当时谭继洵身兼署理(代理)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两职，事务极为繁忙，谭嗣同便协助父亲处理公文，这使得他更了解到战争的实际情况。残酷的事实使他“悲愤万万，寝食不安”，对清军不再抱有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不像一些似乎很爱国的人士那样，空谈将战争进行到底，而是面对现实，赞成和谈，表示“惟冀天祚我国，使和议速就”。谭嗣同还直率地指出清军的战败，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但是清政府中不明事理的主战派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主战之翁同龢辈，不揆所以可战之人心风俗，与能战之饷与械，又不筹战胜何以善后，战败何以结局，懵然侥幸于一胜”。兵败之后，“向之主战者，乃始目瞠舌挢，神丧胆落，不敢出一语，偶蒙顾问，惟顿首流涕，君臣相持嚎哭而已。愚以为孟浪主战之臣，以人家国为侥幸，事败则置之不理，而逍遥事外，其罪尤加全权(李鸿章)一等矣”。上面这些话的大概意思是：那些战争爆发前不顾中国贫弱的国情而侥幸主战，打败后则又丧魂落魄，不负战败责任的人，实在是国家的罪人。众所周知，谭嗣同是个爱国主义者，但他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接连败退时主张迅速议和，指责不顾国情片面主战者失误的态度，即使到现在，也值得人们深思与记取。
既然战败了就应该迅速议和，但是就连谭嗣同都没有想到最后中国签订的《马关条约》会是如此的丧权辱国，他认为“败者未必非幸，和者尤当务之急，但不当败至如此地步，和至如此地步”。骤听到签约的消息时，谭嗣同就跟遭到了晴天霹雳一样，悲愤痛心之下，他“当馈而忘食，即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应该吃饭的时候吃不下饭，应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觉，绕着屋子转圈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能和好友唐才常两人对坐，“泣数行下”(《唐才常集》)。正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谭嗣同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甲午战争“前后判若两人”——甲午战争使他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么谭嗣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是思想上的变化。《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谭嗣同深切认识到战争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无能，更是由于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他痛心地指出：“此时西人视中国官吏比于禽兽，故有‘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之谑。又以‘秽、贿、讳’三字批评中国，一切吏治军政无不识破。”在这样严酷的事实面前，谭嗣同进行了深刻而沉痛地反思，感到自己以前所学的东西几乎是“无一当焉”，决心“毕弃之”——全部抛弃掉。(“经此创巨痛深，乃始摒弃一切”)在抛弃旧的同时，谭嗣同进而以崭新的姿态呼吁“尽变西法”，也就是全面学习西方。以前谭嗣同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但总觉得社会制度还是中国传统的好，但这时的谭嗣同已感觉到要中国改变挨打的地位就必须开议院，变科举，改官制，兴学校，立商会等。这些主张就超越了以前仅仅学习西方科技的层次，而是要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了。为了表示自己顺应时代潮流，革故鼎新的决心，他还自名“壮飞”。
为了尽变西法，谭嗣同提出了“新”的观点。“新”者，“变化”也。谭嗣同强调：“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燠发敛之迭更？”——如果天不变化更新，那它怎么可以存在？如果地不变化更新，那它怎么可以运行？如果太阳月亮不变化更新，那它们怎么会发出光明？如果四季不变化更新，那怎么会有春夏秋冬？人们可能会问：这个天地日月跟变法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谭嗣同认为，自然界要不断地变化更新，人类社会也不例外——欧美日本之所以强，就是因为“好新”；亚洲非洲之所以弱，就是因为“好古”，所以中国要强，也就必须“好新”，“好新”就要维新变法。谭嗣同还说：“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意思是天因为新才能运行，人因为新才能生存，所以，国家也必须顺应世界潮流而变革。这句话就是放到今天也是很适用的。
思想决定行动，在思想大变的前提下，谭嗣同的行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谭嗣同以前曾经参加过5次科举考试，还经常帮父亲谭继洵处理公务，走的还是一条传统的人生道路。甲午战争后随着思想的剧变，他开始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义无反顾地投入维新运动，成为变革事业的先驱者和殉道者。
谭嗣同参与维新运动是从家乡浏阳开始的。1895年夏，谭嗣同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欧阳中鹄，提出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意见，并拟订了各项开创章程。谭嗣同开办算学馆的本意是培养新式人才，凡入学者不仅都要学习西方科学知识，馆中还计划订购《申报》、《万国公报》等中外报纸杂志，所以学生们还将受到西方社会思想的熏陶。谭嗣同还打算以此为起点，进而设立更多的学馆、学会，为必将到来的变法运动作准备。虽然由于守旧人士的反对，浏阳算学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谭嗣同也很快就因事而离开湖南游历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但浏阳算学馆毕竟开湖南维新之先河，所以梁启超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是“实为湖南新学之起点焉”。
1898年初湖南维新渐入高潮，谭嗣同也特意从江苏风尘仆仆赶回家乡。不久，他就参与创办南学会。为什么要叫“南学会”？原来谭嗣同他们认为要使中国不灭亡，就要先保湖南，再保南方，最终达到保全中国的目的，所以就将这个团体取名为南学会。为了保住中国，谭嗣同他们希望借助南学会“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就是要使会员们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开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创建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所以，南学会规定每7天开一次大会，或者讨论地方事务，或者举行演讲。在南学会进行演讲的人很多，谭嗣同是主要演讲者之一，他的演讲观点清晰，语言犀利，情绪激昂，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演讲天才。南学会的演讲原本都有责任的划分，有人负责讲学术，有人负责讲政教，有人负责讲地理，谭嗣同本来是负责讲天文的，他也确实向听众们讲解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为什么太阳不动而地球围绕太阳转的道理；还讲解了人体的构造，大脑的功能，呼吸的原理，光和电灯的作用，以及如何开矿修铁路等知识，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活跃了他们的思想。但他讲得最多的，还是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有一次，谭嗣同对着听众大声说：“君主是什么？他应该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天下人办事的。君与民的关系，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除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千百年来，皇帝在中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宣扬“君权神授”，所以皇帝称“天子”。谭嗣同却居然说皇帝是老百姓推举出来的，而且老百姓还有废除他的权力。这些言论，在当时可称得上是惊世骇俗啊，但南学会的听众们往往对谭嗣同的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
为了保全中国，谭嗣同等人还在湖南设立了一个保卫局。这个保卫局表面上看起来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警察机关，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实际上谭嗣同等人是想把它办成官民合办的机构，让绅民来参与地方管理，成为“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当时，由于担心湖南也像台湾一样被他人瓜分，谭嗣同等人还提出了一个“湖南自立”的设想。这个“自立”当然不是要把湖南从中国分裂出来，而恰恰是保全中国的一种设想，拿谭嗣同的话来说，就是“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如果湖南有了一定的独立性，那么万一中国再遇到割让领土的状况，至少可以保住湖南，这样中国也就有了复兴的基地。后来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提出湖南自治，成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其实与谭嗣同他们的这种思想是有着一定关联的。
在创办南学会和保卫局的同时，谭嗣同又参与时务学堂事务，培养出了蔡锷等杰出的学生；他还参与创办《湘报》，在《湘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广泛地传布了维新变法思想。于是，湖南维新期间兴办的三件大事：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谭嗣同先后参与或发起，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湖南维新中，谭嗣同参与创办的不缠足会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会，目的是要革除在中国流传了近千年的女子缠足的习俗。所以，不缠足会规定凡是会员的女儿都不许缠足，而且在婚姻问题上，会员们和会员的子女们可以互通婚姻，也可以和不是会员但没有缠足的人结婚，但一定不能和已经缠了足的人结婚。不缠足会的十条章程是谭嗣同起草的，它在社会上一流传，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这在当时实在是个新鲜事。那么，谭嗣同怎么会提出女子不缠足的主张呢？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谭嗣同认为强迫妇女缠足穿耳，是“残毁其肢体”的“暴乱无礼之法”，是违反人性，极为残忍的行为。
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那时清政府准备修建一条从汉口到广州的粤汉铁路，方案有两种：一是从汉口出发，经过湖南到广州，二是经过江西到广州。从经济的角度看，铁路经过湖南路程要短些，但从地方民众的角度看，有人就认为“则江易湘难”，意思是江西民众容易接受铁路经过而湖南会困难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甲午战争前的湖南，一直以保守而著称。洋务运动期间，在湖南没有能办成一所新式企业、新式学堂和新式报纸。所以清政府担心湖南人士会阻挠铁路经过湖南。其实，这是他们没有了解甲午战争惨败后湖南人的心理巨变。湖南士绅在知道修建粤汉铁路的消息后，表现出的热情真是出人意料的。他们派熊希龄等人为代表赴武昌游说张之洞、盛宣怀等决策大员，并上书表示：“近者湘人请求时务，风气渐新，电线之设，毫无阻碍”，因此，“此铁路之所宜出湖南”。谭嗣同更是在《湘报》上发表了《论湘粤铁路之益》，详细论述了粤汉铁路经过湖南的理由，认为“道江西不利者六，道湖南则利铁路者九，而利湖南者十”。鉴于铁路经过湖南的重要性，谭嗣同甚至呼吁：“即无此南干陆之议，犹当自请筑造而成”，意思是假使粤汉铁路不经过湖南，湖南就应该自己筹资设计建造铁路。经过湖南的多方争取，终于使“粤汉铁路折而入湘”。这直接促进了后来湖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谭嗣同在其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就在谭嗣同全力投入湖南维新的时候，他接到了光绪皇帝一纸诏书，召他即刻进京直接参与朝廷变法。
五 进京变法
上面提到光绪皇帝要谭嗣同立即进京参与变法。其实，光绪皇帝从未和谭嗣同见过面，在这之前甚至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因为谭嗣同当时还只有一个候补知府的名衔，并没有正式任职，光绪皇帝当然不会知道他了。那么，光绪皇帝是怎么会知道谭嗣同的，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急召他进京参与变法呢？
原来，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就使年轻的光绪意识到“不变法不足以救中国”。于是，他频繁地接受康有为等人的上书，翻阅介绍世界各国变法的书籍，关注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的维新运动，并寻找着实行变法的机会。到1898年6月，光绪皇帝终于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不过，这里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到1896年颁布《明定国是诏》，其中经过了3年时间。既然光绪皇帝早就已经明白只有变法才能救中国，为什么要事隔三年才有实际行动呢？这就要谈到两个人物和一个事件：两个人物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一个事件是胶州湾事件。
为什么要提到慈禧太后？因为虽然光绪名义上是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原来，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才6岁的同治皇帝即位后，慈禧太后就联合奕发动北京政变，清除了肃顺等8位辅政大臣，从此实行垂帘听政，掌握了最高权力。1856年没有留下儿子的同治皇帝去世时，慈禧太后为了能继续把持朝政，又亲自指定自己的亲外甥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因为皇帝年幼，慈禧太后当然就名正言顺地继续执政。但按照惯例，当皇帝长大到16周岁时太后就必须归政，也就是让已经成人的皇帝实行亲政。但当光绪皇帝亲政前，慈禧太后就明确定下规矩：凡是要决定重大事项，都必须事先请示她。这样，大权就还是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皇帝要变法，首先就必须得到她的同意。
为什么又要提到另一个人恭亲王奕呢？这是因为他也影响着光绪皇帝的决策。奕的出身那慈禧太后真是不一般：他是道光皇帝的儿子，咸丰皇帝的亲弟弟，从小聪明过人，是位文武全才。1861年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他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后来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康有为理，所以权力很大，凡是他不同意的事，往往也很难得到实施。而奕一直是激进变法的反对者。如当有官员奏请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时，奕引用清朝皇帝不能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规定，说“皇上若有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皇上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康有为，可以请其他大臣传话，以此来阻碍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直接对话。当然，话又说回来，奕光绪皇帝一面起着牵制作用，另一面则又起着保护作用。这是因为虽然奕要求光绪皇帝在政务上多听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他又很维护光绪名义上的皇帝名分。由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一直不好，所以还幸亏奕从中协调，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专家认为，如果奕在世，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的处境可能就不会那么惨了。
一件大事则是指发生在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这一年，山东巨野民众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军舰侵占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州租界条约》。条约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并在山东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铁路沿线矿产等特权。见到德国又获得了利益，俄、英、法、日也纷纷接踵而至，都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势力范围虽然不是割地，但中国从此便失去了这些区域的实际控制权，所以和割地也差不多了。
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全国上下再次深受震动。康有为特意赶到北京递上了《上清帝第五书》。其中写到，若再不力图变法：“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意思是如果再不变法，那么今后恐怕皇上与大臣们想要苟且偷安，当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这话深深地刺激了光绪皇帝，让他感到不变法恐怕中国真的要亡了，自己的皇帝位置也要保不住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奕因病去世。对于奕的去世，光绪皇帝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伤心，因为奕在慈禧太后面前为他说话，使他少受了很多委屈与责骂，所以在奕病重期间，光绪皇帝几次亲自前去奕家中探望；一方面又感到了些许轻松，因为自己今后做事少了很多顾忌。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诏而胶州湾事件后的形势让慈禧太后也感“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起用维新到了局部变革的必要性，所以她对光绪人士，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改革——戊戌变法开始。以慈禧皇帝进行维新的决定表示了有限度的赞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右下)等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皇帝毅“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然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左上)、梁启超(右上)等人流亡日本，变法失败。(新华社稿)诏》，正式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光绪皇帝接连下达了许多变法上谕，大力推行新政，维新运动进入最高潮。但是，变法需要进行变法的人，但朝廷中既具有变法思想，又很有才干的人不多。怎么办呢？于是，他下旨要求群臣推荐变法人才。
很快，一名叫徐致靖的侍读学士就上折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侍读学士是在内阁负责收发上谕奏折的官员，级别并不高，不过由于职责关系和皇帝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也就显得比较重要。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如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总编纂纪晓岚也曾当过侍读学士。徐致靖在奏折中说谭嗣同是“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卓荦，是明显的意思，“天才卓荦”就是突出的天才。可见徐致靖对谭嗣同的评价相当高，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内外都可以充当大任的杰出人物。光绪皇帝见了徐致靖的奏折，当天就下诏要谭嗣同赴京预备召见。也许人们会以为，徐致靖这样推荐谭嗣同，一定和谭嗣同的关系不一般。其实，直到徐致靖向光绪皇帝上奏折推荐时，他自己还不认识谭嗣同，两人都从来没有见过面。他怎么会用这样赏识的语言评价谭嗣同呢？原来徐致靖的儿子就是当时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徐仁铸是湖南维新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对谭嗣同很了解，也很钦佩。所以，他早就写信给在朝廷中任职的父亲，要他找机会推荐谭嗣同等人，希望能使谭嗣同他们能在朝廷为维新运动发挥更大的作用。后来戊戌变法发生，慈禧太后因痛恨徐仁铸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所以把徐仁铸也投入大牢，差一点就上菜市口和谭嗣同等六君子一起殉难，这是后话了。
谭嗣同接到赴京的通知后，并没有立即动身。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一件有利于维新改革事业的大好事，因为早在积极参与湖南维新时，他和好友唐才常等人就意识到如果能在中国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也就是从朝廷、中央开始，再推行到地方，改革的效果将会更好些。所以，唐才常在得知谭嗣同等被召用进京的消息时非常高兴地说：“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中国至此时始颇有日本明治初年气象。”唐才常的意思是，谭嗣同等人受诏进入朝廷参与维新，就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全国四万万人的幸运，这当然也是谭嗣同自己的看法。但另一方面，谭嗣同当时已经从湖南的实践中体会到维新变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前面随时会有千难万险，加上谭嗣同那一阶段身体不大好，前往北京一路辛劳，也许会加重病情。于是，谭嗣同延搁了10多天，直到5月中旬，才毅然起程北上。北上前，他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临别赠言中写道：“我不病，谁当病者”——为了变法事业，如果要有牺牲，那就由我来承担吧!也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为此，谭嗣同在整理行装时，将自己不能携带的书籍和其他物件都运寄浏阳，托付妻子李闰保存。谭嗣同还给李闰写了一封信，叮嘱她今后要“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大意是：我这次赴京，前途吉凶未卜，你今后也应该勉励自己，看淡荣华富贵，看淡死亡与耻辱，不要过于欢喜与悲伤，对一切都听其自然。从这封信表示出谭嗣同为了维新变法事业，已经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完全置之度外，并要求妻子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过，即使谭嗣同预计到了此次北上的艰险，但他当时大概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家乡湖南，仅仅4个月后自己就血溅菜市口，从此和妻子生死两隔，再无相聚的可能。
6月29日，谭嗣同踏上了赴京的行程，不料刚到武汉就病了，“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寝，肝气横烈。”只能在父亲的湖北巡抚衙门休养了十几天，迟迟不能成行。但当时光绪皇帝加紧推行新政，求才心切，再次下旨催促，要谭嗣同“迅速来京，毋稍延迟”。谭嗣同很为光绪帝的态度所感动，带病离开武汉，经过南京、上海、天津等地到达北京。途经天津时，谭嗣同还巧遇了后来一起在菜市口就义的林旭。
林旭(1875—1898)是福建福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资质聪明，博览群书，不满20岁就中了进士，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职位。胶州湾事变发生后，他在北京发起成立闽学会，奔走呼吁变法救亡。戊戌变法中他和谭嗣同同时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提出了很多改革建议，光绪皇帝的许多变法诏书就是出于他的手笔。林旭与谭嗣同的相遇很有意思。这一天林旭正和一个名叫谭延闿的湖南人在酒楼喝酒。这谭延闿也是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美食家，名声很大。不过当时他还很年轻，是个少年才子。那一天，谭延闿正和林旭在酒楼上喝酒，突然听到隔壁座位上有人叹息：“有君无臣，奈何!”谭延闿偷偷一看，哎，这不是老乡谭嗣同吗。连忙把谭嗣同请过来，并介绍他和林旭认识。林旭知道，刚才谭嗣同叹息的意思是：现在皇上已经决心变法，但身边的大臣都不得力，甚至反对变法，这可怎么办呢!林旭对此也深有同感啊。所以两人是相见恨晚，一起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论起变法大事来，吸引了酒楼里所有顾客的注意力。
谭嗣同抵达北京，住进幼年时住过的浏阳会馆。会馆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是一所坐西朝东的宅院，有前后三个相连的跨院。其前院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院中有两棵长得非常茂盛的老槐树，树冠覆盖了整个小院，开花季节，香气四溢；前院中有一棵枣树，每到深秋，树上就结满了通红的枣子，给小院增添了很多景致。谭嗣同就是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这一次，他为了变法进京，再度住进这里，不免有很多的感慨。他把会馆中自己住的三间正房题名为“莽苍苍斋”。莽苍苍，是一望无际，博大宽宏的意思，这个斋名倒颇能表达谭嗣同的心胸和志向。浏阳会馆平时很安静，但因谭嗣同的到来一下子热闹了起来。门前一时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北京的官员、名流和朋友们，尤其是维新人士纷纷来和谭嗣同见面。谭嗣同也多次拜访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在这一段时间里，谭嗣同结识了后来一起在菜市口就义的杨深秀、杨锐等人。
杨深秀(1849—1898)是山西闻喜县人，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中进士后曾担任刑部主事、御史等职，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他在北京当官20多年，却与权贵们没有什么来往，生活清贫到“恶衣疏食，敝车羸马”——穿很旧的衣服，吃很差的食物，坐很瘦的马拉的破车；“家赤贫，衣食或不继，时惟佣诗文以自给”，——家里有时穷得揭不开锅，穿不上衣，要靠卖字卖文章补贴家用。御史的职责是纠察百官，类似我们现在的监察局、纪检委，作用十分重要，杨深秀实在称得上是御史的典范。维新开始后，他就奔走呼号：“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现在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关头，再不变法改革那么国家就会灭亡了。他参加保国会，发起关学会，与康有为等维新领袖关系密切。1898年6月杨深秀奏上新政条陈篇，请光绪皇帝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废弃八股，筹款译书等，许多条文成为光绪皇帝10天后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中的内容，杨深秀也因此很得光绪皇帝的赞许，成为军机四章京之一。
杨锐(1857—1898)是四川绵竹人，书香门第出身，少年时代就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受到当时的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欣赏。学政是清代负责一个省的学校和科举的官员，人们常把学政比做现今的省教育厅厅长，其实由于中国古代对科举教育极端重视，所以清代学政的地位实际上比现在的教育厅厅长要高得多。在张之洞的关照下，杨锐年轻时发展很顺利。后来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时，杨锐成为了他的重要幕僚。杨锐形貌儒雅，“性笃谨，不妄言斜视”，也就是性格谨慎，态度谦逊。因此他的变法思想和谭嗣同等人比，显得要稳健许多。百日维新开始后，杨锐由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皇帝，成为军机四章京之一。
到北京后，谭嗣同目睹百日维新期间出现的新气象，感到很兴奋。他在家信中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遐自逸。”——既然现在皇上已经决心变法改制，国家也许可以因此而兴盛，那么我自然应该奋发勤勉，不会再为自身的安逸考虑。9月，谭嗣同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君臣之间交谈融洽，光绪皇帝显得很愉快。后来光绪皇帝又几次召见了谭嗣同。据说，因为“朝臣多阘冗，鲜足与谋”——朝廷中的大臣都昏庸无能，很少有可以商量国家大事的，光绪皇帝还特地问起谭嗣同有没有可用之才可以推荐。谭嗣同便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湖南维新的积极推动者唐才常，称他通晓“中外学问经济”。光绪皇帝点头表示同意，但后来还没有来得及任用唐才常，变法就失败了。就在9月5日这天，光绪皇帝发布上谕，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加四品衔，“参与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光绪皇帝这样做又蕴涵着什么用意呢？
按清朝当时的制度，军机处是辅佐皇帝的重要政务机构，其职权是每天晋见皇帝商承军国大事，并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示，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明朝的内阁。军机处由品级很高的军机大臣和品级稍低的军机章京组成。当时军机大臣，也称大军机设6人，一般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这些最高品衔的官员中选拔，领班军机大臣必定由满族亲贵担任。军机大臣的下属称军机章京，也称小军机，共有38人，分为满、汉四班，一般从京内各部院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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